赵瑜
最初，长治十四所中学和一所大学的红卫兵造反，包括中专、师范的运动同盟军，少年人并不觉得可怕，只觉得风光好玩。及至我慈眉善目的富农奶奶和市内七百多名同类老人，被勒令驱逐返乡，紧接着，成年人亮相造反组织，红卫兵概念迅猛外延，开始批斗老干部。我老爸虽然官儿小，却常常出现在台上“陪斗”，这时，我才从直觉上感到了不满，觉得他们分不清好坏人，对带头闹事儿的头目生出了反感。
批斗先从宣传部和文教界开始。地委宣传部长杨俊峰等人罪名大得吓人。我老爸名头不大不小，是个“黑干将”。
真正感到运动的惊心，应是1966年的寒冬。那天上午，我和一群小伙伴们游荡到地委大楼门前，见乱哄哄一大圈人在那里看什么热闹。我从人缝里挤到前头去看，赫然发现几十个成年男子，一律不穿上衣，光着膀子坐在地上挨冻，看上去肉乎乎一片。说是强烈要求地委出面，解决某项切身问题，或是“六二压”（指1962年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编者注），或是“四清”，或是受工作组打击，或是两派争端。天空阴霾无光，过了一会儿飘起雪花来。开始时，这伙儿人还在相互交谈，雪一下来，渐渐无人说话。他们的脸色渐渐趋于紫青色，周围也不再嘈杂。他们静静地冻着，人们静静地看着，雪静静地下着。后来四周变成白色，中间一圈肉色人团，牙关紧咬着，也变成了灰青色的石样雕塑。说是有代表正在楼里谈判……
猛然间，传来了地委第一书记王尚志死在南郊深井的冰水中、潞安中学书记王如保死在厕所粪坑中的可怕消息。更使少年人不敢联想的死法，是长治市市长王一浩从办公楼纵身跳下，自杀身亡。
长治地面一下子死了王尚志、王一浩、王如保三位要人，我们由此知道了运动的厉害。怎么都姓王？好像一个什么集团似的。
我妈对我说：这几天，你不要去东招待所那里玩，千万别去。我问为什么，她吞吞吐吐不告诉我。这使我很好奇。小孩儿都这样，你越不让他上哪儿，他越是心向往之，要去看个究竟。
地委东招待所是一座排房大院。运动之初，著名作家赵树理暂住此地苦写检讨，他把招待所叫作“交待所”。趁左右无人，我溜了进去。
天色将晚。我往里边走，院子里几个人，正交谈着往外走。院内安静下来。看过一排又一排，处处败落荒疏，啥也没发现。到了后一排，见有不少纸扎的花圈落地堆在墙边。
我感到了异常，有些害怕，脚步却还在向前挪动，鬼拉着我。立在了花圈旁，看上面写着王尚志的名字。左右看时，见一间房门大开着。站定门口向里探望，我倒抽一口凉气，地委书记王尚志的尸体，平展展停放在大房间正中央。离地面半米高，两条板凳摆开，支着一个单人床板，他脸朝上平躺在床板中央。
我猛吃一惊，已被吓得魂飞魄散。
想拔腿跑时，腿拔不动。我定在门口，大个子尸体躺在里头。我意识到这是同学王权他爸，住在天主堂前院排房，平时见了我们小孩儿很和蔼。王权平时和他爸也不拘束。王权养一条长毛宽嘴壮硕黑狗，特别吃逗，你扑它，它就善意地扑你。同学高民宪，总是戴着棉手套没完没了地逗它，我还曾经跨在它宽阔的脊背上头……
现在，王权他爸躺在房间里头一架干床板上，死了。我至今不明白他的大面庞为什么红彤彤的，像戏院里高唱上党梆子的大红脸那样红。
恐惧袭击了我的全身。我觉得那个片刻极其漫长。如梦如幻中，吵嚷嚷的那几个人又回来了。并无一人理睬我。他们进进出出，搬来几坨大冰块，屋里屋外洒药水。看样子是要长期摆放、展览尸体。
这是我生来第一次见到死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地委书记。
不久我知道了，这些同情老干部、反感造反派的人们要为王尚志喊冤，人们不相信他会自杀，而认定一准是被坏人害死的。
这个谜团很快成为晋东南分裂成两大派的斗争焦点。我后来写了一篇《王尚志之死》，详以专章揭秘。
那天回家后，我没敢告诉我妈这件事儿。草草吃点东西，上床躺着。就是不敢闭眼睛，一闭眼就看见了王权他爸的大红脸。一连多日，夜夜如此。弟弟妹妹年龄尚小，自打屈从勒令送走奶奶后，家里冷冷清清，三间大平房显得寂寥空荡。父亲挨批斗总不在家，更添加了夜晚的恐怖。
我老爸平时很爱逗乐，极少抽烟，这阵子完全变了。偶尔回家来，衣衫不整，闷头抽烟中，简略地问一下我妈所在单位的情况。或在火口旁慢慢地烧掉一些纸片材料。那时的干部家庭，很少过细关心你的学习和生活，他们顾不上。过一阵子，约你很正式地谈一次话，简问简答，教育你要听党的话，不要贪图享乐怕吃苦，长大了一心干革命，倒也好对付。当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于家庭亲情时，便只能是这个样子。单有一样好处，就是家里存有不少书籍画册时时可看，并且从不限制你找哪类书来看，什么毒草不毒草的，能读书爱看报就是好孩子。他们是古老传统里成长的干部，因而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一个年轻人，首先要有知识。所以不管啥书都是可以读的。
眼下的干部们，夜夜抽烟，沉思，怅叹，苦苦分析局势，都想在尽量减少伤及别人情况下，设法自己过关。过不了关时，只好煎熬着，等待着。所有干部都在思考，任何情况下首先要保存自己不被灭掉。省里边，卫恒这班老领导们不服气，甚至反抗，被整死了，王尚志、王一浩、王如保也被整死了，死亡的消息不断传来。
我一发小，叫常二毛，以胆大妄为著称。我们在少年运动队练游泳，夜半饥饿难耐时，他胆敢与我相跟上，到大灶攀窗而入，端上一脸盆炒好的肉块，大嚼一顿。当时体委无冰箱，炒好的肉块要保存，必多放盐。当时我和二毛正长身体，练得又苦，动不动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而跳入漳泽水库搞表演，半夜准会饥饿。这时见到熟肉，已是饿虎扑食。饱餐之后，攀窗而出，悄然回到铺位，先是满足中睡死过去，天快亮时，两人皆因焦干口渴而猛醒。我俩心照不宣，光着膀子跑到院中，对着自来水笼头轮番抢喝一气，解去梦中焦渴，复回寝室栽倒而眠。刚睡着，哨笛号声乱响，起身跑操。但见队友们少气无力，而我和二毛则格外精神。二毛曾获山西少年自由泳冠军，创造过全省新纪录。我的强项是蛙泳，也战胜过省队冠军邓敏山。说时迟那时快，我夺取了100米蛙泳这块金牌，陶正国教练把个少年邓敏山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吃饱了白练了。我和二毛偷笑，认为小邓其实没有吃饱。
常二毛小时候住在和平医院，爸妈全是名医。“文革”爆发时，医专、医院、卫校乱哄哄的，人无宁日。晋东南人家，秋菜冬藏，家家户户有一菜窖。房前屋后，向下深挖取土成坑，然后搭上椽木，将原土覆盖其上，留一小口呈洞状，内储白菜萝卜土豆大葱，三两日攀洞而下，取食鲜菜。这一日，我去二毛家叫他出街玩耍，二毛姥姥拦住，逼他，说不取出菜来不准去。二毛便让我稍等，要下趟菜窖去。几分钟后，但听菜窖那厢二毛嘶声凄厉惨叫，万分惊人。急急跑去看时，见二毛横躺在菜窖口上，面如土色，语不成句，头上身上已是大汗淋漓。这是咋啦？二毛手指窖口，带着哆嗦。万不能想到，二毛匆匆奔菜窖取菜，揭开盖子，从洞口纵身跳下。洞口到洞底将近两米，洞内黑乎乎一片，气味发霉。二毛蹲下来慢慢喘息，让眼睛逐渐适应暗中光线。待他眼睛管用时，看清了。洞里竟有一男性吊死者，面对面半坐于二毛眼前，那厮瞪着大眼，吐着血舌！——天啊，二毛条件反射厉声惨叫，两腿陡发原地弹跳力，“噌”的一下蹿上两米洞口来，兀自横躺在那里喘气。这一吓，比我乍见王尚志尸体的情节严重多了。
情况是这样：附近卫生学校一位老师，平时举止儒雅，连日来惨遭红卫兵苦打。他受挨不过，盲目中恍惚间，游走到医院家属院内，急于寻死，再不留恋人间。晃到了二毛家菜窖，他径自钻下去，掏出一条医用绷带，拴在窖盖椽子上，往颈间一套，半坐在窖中就吊死了。待二毛发现时，人已经死去一日一夜，面对面冲着二毛吐舌龇牙，是不到一尺的近距离。
二毛倒在姥姥怀中，吓得不停哆嗦，数日难平。姥姥泪水涟涟。
二毛家的菜窖倒了霉，被一伙造反派揭去了土盖子露出横木椽子来，阳日泄入窖内，那位半坐尸身兀自吊着，造反派从上头往下拍照之后，随意定为反革命畏罪自杀。
当时我磨磨蹭蹭到跟前观望，混充胆大。其实什么也没看到，返回来跟二毛说，我看见了，也没啥可怕的，借此安慰老弟宽心放松。其实我是想知道一下，看二毛是否往窖内藏了什么私货没有，如军鞋军帽香烟铜器之类。铜器可以到废品站换钱用。二毛说，藏过是藏过，但那次没货。他和董老大常拧医院里的铜水龙头卖钱，都是神偷高手。
常二毛后从北京体大毕业，又在北京队做了十几年教练，现在转到国家队任教，成绩亦好。我们时常在京饮酒，二毛一喝多，扯着个地包天嘴，动不动就向人提起：人能坐着吊死，你信不信？朋友们浑然不知他要说什么。我不敢接话茬，赶紧扯别的。我知道，他小时候受过刺激，比我遭遇王尚志尸体更刺激得深刻。
从那以后，太行山上两大派，武斗战火熊熊燃烧，见到的尸体就越来越多了。
选自《南方周末》2014年8月22日
营救常医生
赵瑜
1968年元月15日上午，红字号大举攻进医专，先打医院，护院队的医生们急忙钻了食堂菜窖。红字号将士暂时没顾上收拾这些人。到天黑，红字号重兵攻打医专未陷，受命从医院向南部大本营撤退，还顺手牵羊抢了不少医疗财物。队伍中忽有人问，那帮联字号医生都有枪呢，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说话间，一哨人马正好到了大菜窖跟前，便听有人嚷嚷，狗日的会不会藏在这下头？十几位医生们在菜窖里听得真切，黑咕隆咚，谁也不敢吭气，躲没法儿躲，跑没法儿跑，大伙儿惊出了一身冷汗。但听上头红字号头头说，不管里头有人没人，炸狗日的，调个炸药包扔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咕咚一声，即有一个方箱式炸药包扔了下来。导火线“咝咝”地冒着火星。天啊，今日完了。灭顶之灾啊。——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炸药包落在医生们脚边，偏偏熄火了，没有爆炸！上头的红字号感到奇怪：咋不响？不行再点一箱？
万分紧急关头，远处有红字号头头呼叫这拨人，“快些跟上走！到急诊室那边搜一搜。”这拨人答应着，没有继续实施爆破，小跑步离去了。
菜窖里头，十几位医生躲过了劫难。其中，就有张中庆他爸，也不知前世修了什么大德，在必死无疑时刻，捡回了一条命。那种以反坦克雷改造的炸药包，威力巨大，是可以炸塌半座楼的。
急诊室那边，我的发小常二毛他爸，却倒了大霉。武斗开始后，二毛他爸妈——两位坚定的联字号，把二毛送回河南林县老家避难。老爸常医生身瘦力单，也斗志昂扬地参加了护院队，积极为联字号将士救死扶伤。这天红字号攻过来，本是内科大夫的常医生正在急诊室那边忙乱，未及躲到菜窖中去。天黑后，医专总部枪炮声渐稀，常医生放松了警惕，备感困倦，一头倒在值班室床上，抱着一支精美小手枪，蒙头睡去。不多时，红字号兵马恰恰搜查到了这里。见室内有人大睡，厉声命其起身。倒霉之处在于：常医生熟睡中被吵醒，脑子失去了判断，以为是联字号战友要召唤他去战斗，便猛然拔出手枪来，脱口而出，“狗日的红字号打到哪儿啦”！红字号将士闻言大怒：“老子们打到这儿啦！”
常医生立即被缴械，让人家捆了。一通大耳光上去，常医生这才清醒过来，始知是红字号人马窜进了此地。他还举着一把精美手枪，分明是个头目嘛！可怜常医生做了俘虏，让人家扔上撤往淮海兵工厂的卡车，径直押回了红字号大本营。接下来他要受多么大的罪？
现在二毛成了国家游泳队教头，和我提起他爸梦中被抓情景，一再模仿“狗日的红字号打到哪儿啦”这句话，我们仍会大笑不止，仿佛在讥笑同伙儿中一位倒霉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笑谈。
常医生被抓到红字号大本营，让人打得皮开肉绽，活不得死不得。地窖中幸存的医生们悲愤交加，心急如焚，纷纷向军分区首长呼吁营救常医生。特别是二毛他妈妈，妇科专家路华阿姨，本来就是位急性子，现在更急出一团烈火来。而红字号淮海厂大本营是一个具有强大武装力量的钢铁堡垒，说营救，怎么营救法儿？
真是一个大难题。
路华阿姨，后来接生过我的女儿。她简略地告诉我说，是军分区首长让联字号头头王法书的队伍，把人救出来的，详细情节她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常医生被救出时，已经给打得命若游丝，一动也不能动了，基本上是个死人。
常二毛更不会知道，他老爸是如何被救出来的。问医院许多人，都说不清楚。早已年迈的常医生自己也弄不清他是怎么出来的。
路华阿姨如今已经去世。2004年我采访王法书，忽然间想起了常医生被救事，便慢慢咨询王法书先生：淮海厂壁垒森严，你们驻守医专据点，是怎样救出常医生的？王法书却想不起来什么常医生，不明白我要了解哪件事。我提醒他，常医生就是路华医生的丈夫。王法书一拍脑门，想起来了。
营救常医生，故事一波三折。如果王法书不讲底细，那情节今人无论如何想象不来。
王法书开始了回忆：
“你一提路华医生，我想起来了。那天炮声很紧，我们在军分区开完会，首长把我留下来，专门交代了这个任务。说和平医院的医生们，强烈要求营救一个被抓到淮海厂的医生，好像是姓常，首长指示说你们抓紧研究一下，看有什么好办法。开头儿我们没有重视，那时候双方抓走一个人太平常了。据我们侦察，淮海厂红字号大牢，在一座楼里的地下室，里头关的全是联字号骨干，驻着重兵把守，你有特种兵也救不出人来。不料，首长又派人来医专总部催，这才引起我们重视。我向作战部门讲了，看看有什么好点子救人。打进淮海厂救人显然不现实，可首长逼住我们完成任务，这一逼，真逼出了办法。
“咋办呢？我们决定，潜伏到淮海厂布防的前沿阵地附近，也去抓他们一个重要人物，再拿他交换常医生。
“这个办法说着容易，但实行起来难度很大。淮海厂四周地雷密布，壕沟纵横，还有电网、铁丝网。因此，只能在他们出入通道外，埋伏等候，才能抓到人。风险比较大，弄不好就连你也赔进去了。头一回派人，夜里出发去了，冻到后半夜，抓回来一个，他妈的一审，是个红字号普通战士，不是官，恐怕换不回常医生。我一想，这个人也有用处，就把他先关起来。第二天晚上又去抓。到天快亮时，终于抓回来一个值钱骨干，是正在巡查外围防线的复转军人。咱的人一大早向我报告，说把那个红字号头头拴在医专礼堂门口篮球架子上了。我说不要打他，给他弄些吃的。因为打坏了他，就不能亲笔写信了。说完我去看了看，那人蒙着眼倒在地上，冻得面色发青，看上去块头也不小。我怕红字号打炮，把他炸死怎么办？院子里很危险的。把他冻死也不行。就指示把他弄进楼里来，暖和暖和，让人跟他谈话。那人当时奇怪，为什么不往死里打他。向他说明情况后，他表示愿意给他们总部写信，说明自己当作人质被抓，联字号并没有打他，只是要求与常医生来个交换俘虏。信写好后我看了，继续审讯淮海厂布防情况。然后，把头一天抓的那个红字号战士押出来，告他说要放他回去，让他带信去找首脑，如果同意交换，就赶紧回信，抓紧通知我们时间地点，否则那个复转军人性命不保。交代完了，给他蒙上眼，把他送出去了。
“大概隔了一天，有部下向我报告，说淮海红字号放出一个我们联字号俘虏，带来信了，同意拿常医生与那个复转军人交换。反正他们扣着常医生也没（尸求）甚用。信中约好，交换地点在南郊护城河桥头。那是淮海厂据点最靠北部的一个哨口。
“交换时我没有去。按常规，应该是武装小分队把人带到桥头，然后给俘虏解开眼罩，双方同时放人，俘虏各自走过桥去。交换完毕，双方都不打枪，迅速撤回。这件事挺麻烦，前后用了好几天时间，总算为分区和大夫们完成了任务。后来咱和路华医生熟悉了，才知道救的是她丈夫。也没向她细说过程。确实有过这么回事呢。”
我说总算清楚了。不过王大司令你最后不在现场，常医生不是走过桥头的，他已经被打坏了，不能动，双方交换俘虏时，是陪同前去的医生们，用手术车推回来的，回来一顿抢救，人才活过来。这一点我听医院的人和路华阿姨说过。王法书平静地说：“是吗？”
这位常医生，名字叫常谦，后来在太原退休。
选自《南方周末》2014年9月19日
评鉴与感悟
说赵瑜先生的报告文学单单只是记录时代要点，显然有不恭之嫌。他用力的地方到底是在怎么做文章。中国文章，自古文史不分，或者说，文章最初，担当的是记录的功能，但就是这记录，却也饱含了创作者的苦心。赵先生的《惊心》《营救常医生》，是他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中的两节，单独摘选出来，足以见出他的视野，他的立场。关于那段历史，是选择绕过，还是假装遗忘？赵瑜先生没有回避。他有时跳离，加入听来的对话，惊心的小简介，甚至穿插更宏阔的背景，使一个小城的故事带上了民族苦难的色彩。如果仅靠这些搅拌，而没有敏锐的观察，充沛的想象，出来的，恐怕也只是简单的罗列和堆砌，但他却用大量细节，精心考证，最终呈现出了这个民族惨烈的一段切面。
少校的荣耀
林天宏
这间昏暗狭小的房间，摆上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书桌就难以转身了；书桌上镶在镜框里妻子微笑的遗像，深情地凝视着房间的主人。屋子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偶尔从窗外传来几声邻近小学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声。
房间的主人名叫赵振英，今年已经九十三岁了。老人满头白发，尽管拐杖在手，走起路来却依旧步履蹒跚。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谨言慎行，就连看到街边戴红袖章的保安，都会感到些许恐惧。
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里，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这本该是少校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但在此之后，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出狱后，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居民楼里，并决定永远将这个“秘密”烂在肚里。
然而无意之中，一幅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圳的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闻讯而来，历时近两年，为老兵赵振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发现少校》。
“历史就像陈年的胶片，免不了尘埃和划痕，甚至断裂。”这家公司的老总邓康延说，“在时隔六十五年后，能够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一幅图片掀开一段历史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与2006年初春的那个晚上，晏欢点开那个陌生的网站有关。
这个五十岁的香港人，是建筑设计工程师，现居深圳。他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
不过，小时候，晏欢并不十分清楚这段历史。他只是隐约得知，外公曾是国民党军官，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甚至有点老态龙钟。直至外公去世，他也没觉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么区别。
一次偶然机会，晏欢看到一本介绍中国远征军的书。他吃惊地发现，外公的名字在书中被反复提起。他郑重地问母亲，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马一生。
怀着对外公的些许负疚，晏欢开始了一段寻找历史亲历者的旅程。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他一点一滴地打捞着与外公有关的历史，并渐渐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者。
200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晏欢像往常一样，在网上搜索与远征军相关的史料，无意间，他点开了一个陌生的美国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陈列着许多与远征军有关的史料。一页一页翻下去，晏欢突然间发现了两件此前自己从未见过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方有“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的字样，照片的背景是一处假山，数十名中国军官或坐或站，其间还有几名美国军官，有人端着酒杯，有人叼着雪茄，姿势各异，个个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神情。
第二件物品是一个红皮的日记本，上面写有新六军许多军官的亲笔签名，晏欢从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经的同僚或部下。
晏欢很快联系上了这个网站主人，是一名美国人，叫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他父亲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曾是新六军14师的一名美国少校联络官，于1986年去世。为了纪念父亲，2000年，尼尔建了这个网站。他把父亲从战场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一并放在上面。
征得尼尔同意，晏欢将这两件史料翻译并转发到了黄埔军校网上，并开始寻找老照片上的这些军官。他想知道，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谁？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此后数月里，陆续有数个照片上军官的后人联系上了晏欢。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这张老照片，并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但让晏欢有些失望的是，这些照片上的军官本人都已过世。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或将永远成为一个谜题。
然而，2008年4月，晏欢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接罢电话，晏欢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心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解答的人选”。
电话是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打来的。
这年的春节，赵振英的一户远房亲戚来家中拜访。这对年轻夫妻对远征军那段历史颇感兴趣，他们在网上搜索老人的名字与部队番号，无意间进入了黄埔军校网，并看到了晏欢发表的帖子。在那个小红本上，赵精一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父亲的签名依然没变。
于是，赵精一辗转打听到晏欢的电话，并在4月的这个夜晚拨通了它。
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晏欢吃惊地发现，电话那头的老者，自称是潘裕昆的老下属，对于新6军与14师的事情如数家珍。更让他吃惊的是，老人还告诉他，自己曾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工作负责人。
放下电话，晏欢“兴奋得全身发抖”。他决定，马上去北京，拜会这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2008年5月1日，晏欢走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赵振英家，也从此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见证最荣光的时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二十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八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1944年4月，二十七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五十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在签字仪式的十多分钟里，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他的任务，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更让晏欢震惊的是，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
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身着马裤，脚蹬长筒马靴，腰间别着手枪，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在赵振英的记忆中，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军威，在受降仪式前些天，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定做了一套马裤制服。
而那张照片和签名本上的故事，赵振英也记得很清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新六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随后，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中国。在走之前，约翰·葛顿南少校拿出了这个红色笔记本，让在场的中国军官在上面签名，作为对这段光荣岁月的纪念。
南京受降仪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一页。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也成为赵振英一生中最为骄傲的经历。尽管时隔六十多年，老人依旧记得当时的心情。
“略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老人的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自豪感，“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就没有打过胜仗，八年抗战，风餐露宿，终于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亲眼看见这一切，荣耀啊！”
只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少校营长不会想到，一度被他引以为傲的这份荣耀，很快变得黯淡无光。它先是被冲淡，然后被践踏，之后逐渐凋落，像落叶一样，被主人扫到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角落，一藏就是几十年。
少校变身工程师
在没有遇见晏欢之前，家人从来都不知道，赵振英有过这么荣耀的历史。
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清楚地记得，2005年9月9日晚上，《新闻联播》播放了南京受降仪式六十周年的新闻，电视机前原本沉默不语的老人突然开口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
“老爷子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赵精一和媳妇打心眼儿里不相信，在他们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亲，怎么会有如此光荣的历史？接下来，他们也没有追问父亲。
晏欢曾问过赵振英：“为什么你不告诉家里人呢？这多光荣啊？”
“我一直觉得这是臭史，是丑恶的历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欢，“你想想，要是不丑恶，后来为什么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吗？”
在南京受降仪式后，赵振英只享受了短暂的两个月的平静生活。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初，新六军奉调北上，赵振英也随部队一起进入东北战区。
不过，这个少校营长已经厌倦了战争，他只想圆自己的大学梦。1947年，他参加了“留美军官考试”，并获得了沈阳考区的第二名。在赵振英的记忆中，日后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是当年考上的幸运儿之一”。
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那么幸运——他最终落选，不得不返回部队。历史的大手，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推进了失败的深渊。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共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随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此时，已是1949年末。旧政权已被推翻，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准备考试。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报考的五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从士兵口中的“赵营长”，变成工人口中的“赵工”，赵振英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开始平静的生活。
可他错了。
从“罪人”回归常人
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从那时起，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噩梦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并把它挂在脖子上，下班后再交回去。革命群众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批斗，他弯腰九十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肆意殴打。
担心被人抄家，在一个深夜，这个工程师含泪烧掉了他的过往。那些战场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随着一阵火光，化为灰烬。
三年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他们让赵振英在一份逮捕书上签了字，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里。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公判大会，在革命群众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赵振英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一张大通铺，睡着十多个人，经常吃不饱。赵振英的活儿，是在一个烧砖的窑厂里，清理烧剩下的灰尘与碎砖。每天，他都要推着三轮车，在几十个窑洞里来回走，一天下来，全身覆满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折磨。对于自己的罪名，赵振英始终“不服气”，他一边劳改，一边给法院写申诉书，经常处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洗脚，他没有脱鞋子，就把脚伸进了盆里。
寄出的十几封申诉书，如泥牛入海，一去无回，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判决书。
赵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长春驻守时认识的。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吉林铁路医院的一名牙科医生，赵振英去那儿看牙，两人由此结识、相爱，并于一年后结婚。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赵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果然，过了几天，儿子赵精一来探监，偷偷告诉父亲：“我妈让你放心，她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的。”
事后，赵振英获知，妻子为了他受了许多苦。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抬不起头的，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白天打扫卫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天气冷了，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
1975年，这场噩梦总算终结。当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的特赦令，赵振英也在这个行列中。特赦后的第二天，赵振英便让单位开了封介绍信，与妻子复婚。
在这之后的二十年中，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在赵振英的孙子赵悦眼中，“爷爷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议”。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赵悦几乎没见老两口吵过架。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让爷爷多吃一块馅饼，爷爷不愿吃，“奶奶气得好几个小时没理他。”
赵振英和妻子在阳台上养了许多花——君子兰、月季、海棠……这个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的女人，很喜欢看花，在赵振英身体尚好的那些年里，每到春天，他就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到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手挽着手，在樱花树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过，在2005年后，赵振英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
这年的12月18日，宋玉岐去世。临走的前一天，家人还听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说：“老赵，剩菜剩饭要烫烫啊，每天记得要烧两壶开水。”
妻子去世后，赵振英没有将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将骨灰盒保存在卧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着他一样。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后，家人把他和妻子两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装进罐子里，丢进大海。
直到今天，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遗像前，和她说上几句话。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将近五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着我，我也在每天怀念你，我们就快些到一起去吧。”老人哽咽着，眼角泛出隐约的泪花，“我不愿意留在这个大地上。怎么说呢？这个大地，对我实在是……太苛刻了……”
他旁边的镜框里，是妻子宋玉岐的遗像。这个慈祥的老妇人，一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
老人回归为老兵
如果说，是晏欢帮助赵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忆，那么邓康延做的事，则是把这个老人的故事留在胶片上，让更多的人知道。
从朋友晏欢那儿听完整个故事后，深圳市越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康延，决定成立一个摄制组，为赵振英拍摄一部纪录片。
几年来，这家民营纪录片公司制作了不少与远征军有关的纪录片，并屡屡在国际国内的纪录片展会上斩获各种奖项。在邓康延眼中，发生在赵振英身上的这些故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纪录片题材。
“无论是大历史还是个人命运，赵老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样本。”他这么解释自己的拍摄动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障和无限的荣光，唯有在中国，老兵要独自艰难而顽强地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如果他们就这样被湮没，我们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2009年5月，在晏欢的安排下，美国人尼尔如约来到中国，晏欢带着摄制组，与他一同去了赵振英家。
起初，面对故人之子，赵振英略显拘谨。这个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很高兴见到你。”尼尔却一下子将老人搂在怀里，哭泣起来。“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这个美国人说。
这次来中国，尼尔·葛顿南给赵振英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对父亲留下的国民党军队的少校领章。冷静下来后，他把领章亲手戴在了这位老兵的领子上。
这是时隔六十多年后，赵振英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日荣耀的证物。
随后，晏欢又与邓康延商量，让摄制组带着尼尔和赵振英，一起去一趟云南和四川。在这趟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晏欢欣喜地发现，在与那些旧日战场重逢之后，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军人英武之气，“好像慢慢地回来了”。
有一幕场景，深深刻在了晏欢的脑海里。
旅程的其中一站，是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腾冲为反攻中阵亡的远征军将士修建了这处国家公墓。从来凤山小团坡的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密密地排列着九千多块阵亡将士的石头墓碑，碑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与军衔，在山顶上，还有一块大型纪念碑。
通往山顶的台阶很长，赵振英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敬上一个军礼。晏欢劝老人，休息一会儿再往上走，赵振英却一直爬到了山顶。他告诉晏欢：“这些弟兄都是战死的英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都在山顶的大碑里。我要是停下来休息，不是让他们看笑话吗？”
那天与摄制组同去祭拜的，还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警察代表团。在墓碑前三鞠躬后，年轻的警察们合唱起了《满江红》，赵振英也加入其中。合唱结束后，人们又向纪念碑集体敬礼致敬。
按照军衔来算，在场的人里，赵振英的职务最高，于是，这个昔日的少校营长，再一次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
“向英勇献身战胜敌人保卫祖国的英雄致敬！敬礼！”老兵一声令下，“叭”的一声，众人整齐划一地举起了右手。
那一刻，晏欢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一个活的见证者见证历史
尽管纪录片拍摄得很顺利，但晏欢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愿。
无论是那张老照片，还是那个红色笔记本，都是约翰·葛顿南少校留下的遗物，作为儿子，尼尔当然想把父亲留下的这些遗物带回美国。但在晏欢看来，这些珍贵的文物应该留在中国。他多次向尼尔承诺，一定会为这些来自异乡的“宝贝”，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宿。
在考虑了几天后，晏欢决定，将它们捐给位于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这是中国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抗战博物馆。创办人樊建川，也被媒体称为“中国最有历史情怀的博物馆馆长”。
在樊建川眼中，由这张老照片和这个小红本引出的故事，“为观察那段历史提供了最为独特而富有意味的视角”。随后，在博物馆的援华美军馆里，他单独开辟了一个展厅，向观众展出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展厅的正中，树立着他为约翰·葛顿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
“请让我表达对你和你父亲的尊敬之情。”在得知约翰·葛顿南的故事之后，一个中国姑娘对尼尔说。
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个此前还半信半疑的美国人，显得无比激动。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他感动地回答道。
而在这里，赵振英也获得了许久未有的尊重。
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这个老兵的手印放大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印在了一块高三点七米、宽二点四米的钢化玻璃上。
这个手印并不孤独。与它相伴的，是其余四十多块钢化玻璃上的近四千只老兵手印。正是这些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拯救了整个中华民族。如今，这些老兵的手印，固化成了钢化玻璃上的印记，也凝固成了一段历史。
在手印广场的不远处，还有一个樊建川设计的“壮士广场”。在这个一万平方米的广场上，陈列着二百一十五尊高两米的铁合金雕像。这个钢铁铸成的战阵里，有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有卢沟桥抗敌的宋哲元，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也有蒋介石、宋美龄、陈绍宽、张灵甫、孙立人……皆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杰出代表。
晏欢带着赵振英，来到“壮士广场”。老人很快就从二百多尊雕像里发现了自己的老长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把一束鲜花放在了雕像面前。
接下来，晏欢问了赵振英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藏在心里的问题：“如果知道后来会受这么多苦，你还会选择抗日吗？”
“我不后悔。”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我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还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知足了。”
目送着老人，看着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壮士广场，晏欢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幻觉：这个拄着拐杖，背影佝偻的老人，与威武雄壮的铸铁战阵，仿佛融为了一体。
“是英雄而不自知者，才是真英雄。”晏欢感叹道。
九十三岁的老兵重逢二十八岁的少校
四川之行结束后，人们都以为，赵振英的故事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晏欢弄来了一卷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现场的纪录片。2009年4月的某个下午，摄制组的人聚在一起，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补充到即将拍摄完的片子里。
胶片无声地转动着，重现着南京受降的种种细节。人们看到，在赵老此前描述过的裹着蓝白相间布条的旗杆下，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面孔，在镜头里依次闪过。
突然间，镜头里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军官的面部特写，足足有四五秒钟，他侧对着镜头，像是在给士兵们训话。之后，他的正脸转向了镜头。
摄制组的人与赵振英已经相处了很长时间，老人年轻时候的相貌，他们看过相片，也都记在心里。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人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喊起来：“天啊！这不是赵老吗？”
“异国影像上保存的这张面孔，正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事后，邓康延感慨道，“在宏大的历史面前，个体是那么渺小无力，但人性中的勇气与坚韧，将穿越浩渺的时空，永远被后代铭记。”
2010年9月7日，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赵振英煮了一碗馄饨当晚饭。吃过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不到九时，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六十五年前的1945年9月8日，二十八岁的少校营长赵振英终夜未眠，他与团长王启瑞在团部开了一夜的会，商量第二天的会场警戒工作。散会后，他不放心，又到礼堂内外巡视了一番。举目望去，在头顶晴朗的天幕中，无数的星星在闪耀。
几个小时后，等到太阳升起，这个少校和他的士兵们，就要精神抖擞地踏入会场，见证他们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荣耀。
选自《故国身影沉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评鉴与感悟
林天宏有话要说，这点毫无疑问。他想提醒人们，我们为什么总是会对有些记忆视而不见。他当过记者，写过特稿，有几篇文章，当年还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之特稿写作奖。说这个背景，要暗示的，并不是他得过什么奖项，因为职业出身，写起文章来，笔调冷静，细节形象。他有悲悯情怀，却又没有预设立场，字句有法，逻辑清晰。最后呈现的，有抓人的人物形象，也有富有痛感的历史质地。
我的“大批判组”生涯
张鸣
“文革”岁月，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父亲又有“历史问题”的标准狗崽子，当然日子好过不了。不过，托尔斯泰说过，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则有各自的不幸。我的日子不好过，也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家从当时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在的佳木斯搬到5811农场之后，不知怎么一来，我交了狗屎运，跳级了。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小学跳级后，摊上一个出身不错，一脑门子阶级斗争的男性班主任。在一个已经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年月，他对学校搞“唯成绩论”，让我这样的人跳级，感到不满意，当然天然合理。“文革”尚未开始，我跟班主任的关系已经有点紧张，他看不上我，当然我也投桃报李地看不上他，私下里跟朋友嘀咕，认为他就喜欢女生，偏心而且花心。“文革”一开始，像他这样出身贫农的教师，是稀缺紧俏物质，很得意。总是热衷指挥批斗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图画老师，不顾人家七八个月的身孕，最后活活把人逼死，两条人命。别的不说，单就这一点，这让我跟他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父母还没有被揪出来，他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但彼此的敌意却正在积累。他曾经打上门去，到我家里告状。但我父母却没有像别的学生家长那样，只要老师上门，就不分青红皂白给孩子一顿胖揍，这也让他更是恨恨。
1968年，全国大混乱的局面逐渐安定了下来，被利用完的造反派遭到无情地抛弃，草根冲击当权派的日子结束了。随后，不仅刚刚大联合之后的造反派遭到全面整肃，过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们，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也再次被过了N道筛子，剥了几层皮。过去因在北大荒，地老天荒而得以幸免的我的父母，全部落网。当然，也就给了我的班主任，一个绝佳的整我的机会，那些日子，他几乎可以天天消遣我。此时，他已经因整人有功，升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掌控学校的大权。
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上着上着课，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我的批斗会，要我交代父母的罪行，表态划清界限，让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全班上台表演节目，就我不能上，一人向隅。玩篮球乒乓球，也没我的份儿，下了课，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挨几个贫下中农子弟欺负，人家打了我白打，如果我敢还手，就一定是阶级报复。可惜，当时的我没有学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就是不服，挨批斗时还会还嘴。就算阶级报复，挨揍的时候，也一定要还手，哪怕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眼睛都睁不开。当然，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在父母相继被关牛棚之后，我给他们送东西的时候，由于执意不肯按他们的要求臭骂一顿自己的父母，消息反馈到学校，大家一致说我反动透顶。于是，我的班主任大笔一挥，布告贴出来，我就被开除了。那一年，我九岁。自己回家待着，爹娘都关在牛棚，就我和我的小哥哥在家，我做饭给他吃。
当我在家晃了差不多一学期还是一年的时候，学校再次发生变化，不知怎么回事，有年龄大一点的学生查了我那班主任的档案，发现这么革命的人，居然当年是中右——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准右派。这样，这位红极一时的人物，从此不能再做革委会副主任，连教师都免了，给发到后勤去了。接管学校的复员兵中，有一个就住在我家不远，对我印象尚可，然后就通知我复学，降了一级，回到我跳级前待的那个班。没了直接的对头，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可也就是一点而已，一个狗崽子，依旧得担惊受怕，处处小心，稍不留神，就会遭来无妄之灾，挨上一顿奏，还顺带被老师批一顿。
真正的转机，是学校成立了大批判组，要写大批判文章，还要出板报，墙报。管事的人，搜遍了全校上下，发现就我还能凑合着写写画画。于是，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大批判组。当然，按领导的说法，大批判组的主要成员还都是根正苗红的，但这些主力其实什么也不做，活儿都我一个人干，连写稿带画报头，再把稿子抄到板报或者墙报上去。有的时候，学校开大批判会，批判无论什么人，领导的发言稿，也得我来写。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的笔杆子。最大的变化，就是至少有一部分的同学和老师对我客气多了。虽然经常熬夜出板报有点辛苦，但有时候还能到食堂弄点剩饭吃，只要领导要稿子，这边上着课也可以昂然出来，穿过教室的时候，让同学们感到很羡慕。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最基层的所谓大批判组，要干的事相当简单，无非是跟着两报一刊鹦鹉学舌，再联系一下本校本地的实际，随便扯就可以，没有人会深究的。每篇文章的开头，最常见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飘，彩旗猎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所谓的报头，也无非是根据现成的报头图案，照猫画虎描上去就行，无非是些表情严肃，夸张地伸着拳头的工农兵。但是，就这样的活儿，就是没有人能胜任。他们用我，其实也是不得已。
当然，这样的不得已，还是有人心有不甘。记得当年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记得好像是学农学的），阶级观念就非常强，总是惦记着找成分好的学生把我替下来。实在找不到，就找两人跟我学，意思学会了就取我而代之。可惜，这俩宝贝无论如何都学不会，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抄完了黑板报，字实在太难看，我帮着修了修，回头让那位老师看见，连声夸好。但第二次他自己写，我不再修了，依旧一塌糊涂。这个状况，让那位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老师十分丧气。不过，老师就是老师，他不久就想出了新的办法，硬找一个成分好的跟我一起出板报，并吩咐我以后只准干活，不能声张。每次板报出完，他都对外说是那个成分好的学生干的，至少是以他为主干的。时间一长，我成了人家的替身，隐在别人的影子里面。还好，替身始终得存在，不仅要替他出版报，还要帮助他做功课，不可或缺，所以我的日子还能将就着过。晚上出板报，大批判组的男男女女，最欢乐的事情是彼此开玩笑。那个时候，禁欲的禁锢多少开始放松，男女生之间，白天上课不好说话，但晚上“工作”，却可以聊天。那种聊天，虽然没有什么带颜色的话儿，但分明就是打情骂俏。那个时候，女生跟男生说话，动辄就说缺德，讨厌说缺德，兴奋了也说缺德，喜欢对方也说缺德，缺德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口头禅。男女生打情骂俏，当然注定要泡在一片的缺德声中。女生时不时地还会用小拳头打一下对方，当然不一定只打一个固定的人，约定成俗，只能女生打男生，不许男生还手。当年的我，也没少挨女生的小拳头，女生的拳头打在身上，还配着缺德的娇嗔声，心里一阵莫名的兴奋。不过当时的我，不仅不敢还手，连斗嘴都不敢，只是笑笑，低头干活。不过，明明是打情骂俏，但好像没有人敢真的恋爱，这种事，在那个年头，还属于流氓行为，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
不过，“文革”日子的紧绷，是越来越放松了。在北大荒这样的人少地荒的所在，放松的就更厉害。革命时被严格限制的男女关系，也大幅度松弛。大人们群里，拉帮套（即丈夫之外的副夫）的重新上位，搞破鞋的也冒头了，而且大有泛滥之势。电影不仅是八个样板戏和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都能看见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几部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偶尔也会有几个男女调情恋爱的镜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操场露天看电影，自带板凳，好处是不花钱，不好的是如果摊上下雨，就只能落荒而逃。记得《列宁在1918》上映的时候，我晚了一步，前面的位置都没有了，只能坐在中间，恰好落在学校一个胖胖的女炊事员的后面。这部电影很有意思，一上来就是芭蕾舞天鹅湖的场面，舞台上一群光着大腿的女演员在跳天鹅舞，男女主角还时不时地kiss一下，然后那些红色水兵一阵欢呼。当时，这样的场面，在中国还是相当刺激。画面出来，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前面的胖炊事员一个劲儿地说，缺德，缺德，缺德！我分明听出胖炊事员的声音里，带着兴奋和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很有感染力。不久，就传出还算有几分姿色的胖炊事员跟我们书记之间的绯闻。其实，这位胖炊事员人挺好的，我们晚上出板报忙晚了，到食堂找东西吃，只要她在，每次都能吃到好的。绯闻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不久，我转到了另一所中学，五七中学。
五七中学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虽然说，在原来的中学也经常劳动，不仅农忙时节要下连队停课劳动，平时学生也要帮助种学校的地。但是硬性规定要半天劳动，还是让家长们感觉有点多。不过，当时我们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特别卖力。自己养猪，自己吃肉，自己种菜自己吃，在菜和猪都没有收获的时候，我们成天就喝菜汤，吃咸菜。不过，在这里，阶级斗争的弦却进一步放松，似乎没有人在意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校的板报，就全交给我了。内容逐渐从大批判，变成我们学生的抒情园地，充斥了我们自己写的乱七八糟的诗，看上去虽然还很正面，相当革命，歌颂领袖的陈词滥调不少，但已经没有多少火药味了。而且，学校歌咏比赛的串词，对口词，后来连相声，小话剧也由我来写了。大批判组的名义也没有了，但凡有这样的事，学校就来找我，我堂而皇之地做了主角儿，用不着再给人家做替身。这样的得意，让我从夹着尾巴做人，变成少年轻狂。这样的好事，直到我因为林彪事件，进而怀疑“文革”，再一次犯了政治错误，才算结束。
我的大批判组的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说实在的，做过这样的事，直到今天，我也说不上后悔。因为当时的我打死也没有后来的觉悟，能意识到大批判是错的。被踩在泥里的人，能少被人踩几脚，都是好的。进大批判组，就切实地能让我被少踩了不止几脚。当年，这样的大批判组，全国不知有多少，有一万个，就是一万种一模一样的鹦鹉学舌，无非学梁效，学石一歌，学两报一刊。现在看来，是既做了无用功，又毒化了社会空气。在当年，我相信所有进去的人，都干得挺欢，相信自己是在做对革命有益的事。事情都过去了，毕竟那时我还小，没有打人抄家，也没有鼓动别人打人抄家。我生不幸，赶上“文革”，做点今天看来的荒唐事，在所难免，即使再使劲，也抹不白那段岁月。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那时候成分好，是不是也会参与打人抄家（虽然年纪小，跟着大人屁股后面也是可以的）？真是很难说。虽然把人活活打死也许办不到，但充满革命义愤打人，整人，估计也是会做的。现在看来，只是说是万幸，我那时是那样一种地位，只配被人打被人整被人抄家，从而免去了我后来的良心负疚。我的大批判组生涯，本质上虽说不过是跟着人喊万岁，喊打倒，但也属于站在一群人前面在喊。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如果算有的），贡献给这样的一种无聊事，还做得津津有味，干劲十足，想来真是荒唐，但也没法不荒唐。
选自《名作欣赏》2014年第4期
评鉴与感悟
实话并不一定人人爱听，但张鸣先生爱说实话，而且还说成了一种风格，说得痛快，也说得机智。忘了哪一年开始追他的文章，但凡找得到的，差不多都看了。他说历史，也批判歪风，感觉他就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这么比喻，并没有取笑的意思。我是说，他总有那么一种正气在。看了那么多，对他个人的生活轨迹却并不清楚。也是读了这篇文章，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时政会那么用力。从那样一段艰难岁月中走过来的人，清醒的人，恐怕都会珍惜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只不过，有的选择了独自享受，而他，却生怕别人忘记。他好像早就看透了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善于遗忘，还喜欢自欺欺人。他恨不能耳提面命，让人时刻警醒。这么形容，仍是言不及义。事实上，张先生的文章写得情趣十足，偶有闲言，也像是听到了金石之音，让人心境澄明。
雪夜对酒长谈——记黄顺兴
杨渡
1
1993年的冬天，我在异乡下着雪的早晨醒来，旅馆窗上一片茫茫白雾。拭开玻璃上的雾气，触手冰凉中，只见对街上本有几间老式四合院民居，深灰瓦片都已盖上厚厚一层白雪。几株槐树枯枝被雪压得有些弯了，却反而带出一种水墨画的黑线残损，留白空寂的意趣。
我竟开始怀念起亚热带的阳光。刚刚才梦着自己还在台中老家的三合院里，帮母亲看守蒸粽子大灶的炉火，梦就醒来了。
“找一个老朋友喝酒吧！”伴着梦中的怀乡心绪，我打了电话给黄老。他来北京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却住在人大常委会的老招待所里。那招待所有一个会客间兼办公室，后头有卫浴设备和一套休息的卧房，但无论空间如何，它总是堆满了书。那书堆中的黄老，老是让我想到一张石刻版画。画中堂吉诃德瘦骨嶙峋，须发乱长，埋身书堆中，而他的头上，外在世界已经充满了妖魔鬼怪，他却自持一把长剑，仰首向天，仿佛还在呐喊着正义与公理。
“啊？怎么是你啊？我还在梦中，就被你吵醒了。”黄老嘟哝着。他带了一种半睡半醒的声音。
“怎么了？我以为八九点，你应该已经起床了。”
“没关系。我只是刚刚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正在想怎么回答，你的电话就把我叫醒了。”他依旧迷迷糊糊。
“你应该谢谢我，把你解救出来了。”我玩笑说。
“哦，可是这个问题没解决不行哪，它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反正是你把我叫醒，也帮我想想办法吧。”他把梦的问题赖给了我。
“没问题。”我感到有些可笑了。他可能还未完全清醒，我就姑妄听之。
“我在梦中，有一个台东山上的原住民青年，他跑来山下问我说：县长啊县长，我有很困难的事情，你帮帮我。你也知道，我以前当过台东的县长。他们什么事都找我。我就问他，你怎么了，山上有什么事？他说，不行啦，山上的女孩子都被带去山下卖了，我们村子里娶不到老婆，县长哪，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我就想，实在很困难，他们也娶不到山下汉人，这么穷，没人敢嫁，要怎么过日子啊？做县长的，我也要帮他们想一想办法……”
“呵呵呵，结果你要怎么办？”我想起台东山上，那种阳光高照，大地热得可以融化石头的风景，而在达仁乡、太麻里的山林中，我们的阿美人、排湾人兄弟，黑黝黝的皮肤，却兀自有一根根硬极了的男性生殖器，像一株株强硬的南方植物，天天挺举向天，对着初升的红太阳升旗。那么“硬挺的荒凉”，那么荒谬又可笑，那么温暖又悲哀。而那里的女孩子，往往是国中一毕业，还未发育好的身躯，就被山下的人口贩子骗去卖身了。
“结果，我还没想好怎么解决他的问题，你的电话就来了，幸好你把我叫醒了，不然，我也没办法对付那些青春的荷尔蒙。”
我有些悲哀地笑起来：“他们那一根，也要你伤神，你这个县长也当得够可以了！”
“唉，你不知道，他们什么事都来找我解决。好像我是父母。原住民个性很直，一根筋，从头顶通到了尾巴，很可爱。”黄老说。
“你当县长，都二十几年前的事了，还在为他们担心。”我说。
外面白茫茫一片了。大雪把四合院的屋顶都盖满了，只有几根烟囱冒着白雾，行人掩了口鼻疾走，一个卖煎饼的小摊子前，站了几个等候的人，呵着手，冒着白气。几条黑色人影在莽苍大地上，孤单渺小，愈发显得生命的卑微。
约莫二十几年前，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过台东县议员和县长，在台湾的后山，以原住民部落为主的最偏远的地方，他带着行侠仗义的豪迈，社会正义的信念，帮助过许多贫穷的农民。他的男子汉气魄，饮酒的豪爽，坐在小炭炉边聊天的真诚，赢得原住民的认同。
第二任的时候，国民党彻底买票、做票，把投给他的票，硬生生给换成了国民党提名的对手。原住民生气了，他们连夜跑下山来，跑到县政府前面，哭着说：县长啊，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把我们的票都变不见了？我们投下去的票是给你的，可是开出来，却不见了。县长啊，你把票还给我们！
县长，是纯朴的原住民能见到的最高层级的政府官员了。他们以为父母官可以决定一切，包括找回失去的票，却不知道上面还有更高层级的操控者。
县长没办法，只好安慰他们说：“这一次被他们骗了，票被拿走，下一次要很注意顾好哦。”
他伤心地离开台东，回到彰化乡下开了一间养猪场，用自己的农业知识，以及日本的关系，兼做猪肉外销日本的生意。他在“立法院”首度推出保护环境、反对污染、反对核能发电的质询。然而，他再次选举“立法委员”时，国民党再度用买票做票的手段封杀他。为了宣扬理念，他自己办了一份杂志叫《生活与环境》，专门宣扬环保生态理念。可惜在1980年代初期的台湾，经济狂飙与疯狂的发展崇拜，让他成为寂寞的先知。《生活与环境》办了一年多，宣告停刊。我当时刚大学毕业，在读研究所，一边兼着办《大地生活》报道杂志，就和他熟识，也偶尔一起喝点小酒，或去彰化的养猪农场找他，彻夜长聊。
后来对台湾政局失望了，他决定悄悄离开台湾转赴大陆。当时还在戒严时代，当局认为这是“叛乱投共”。他的名字顿时成为禁忌。在大陆，他一样秉性耿直，正气做人，毕竟他是1949年后，赴大陆的台湾人中最高层级的地方首长，所以得到礼遇，担任“人大常委”，这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待遇了。他在人大会提倡秘密投票、表决前开放讨论等，总是引起注意。1988年3月，他在人大会中举手，高喊“我反对”，那时，邓小平、杨尚昆都坐在台上，认真倾听他的意见。
1990年之后，他到处考察旅行，预知中国经济大发展后，以人口之多，环境观念之淡薄，保护法令之匮乏，国营事业权力之大，以后会有大隐忧，于是他希望成立环保民间团体，以提倡保育，形成民间的监督力量，协助政府避免污染公害。他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写文章、写内参，不断呼吁。
他的召唤，他的诉求，总是早于时代十年、二十年。在全力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政策下，他的声音，显得微弱而可笑。如今的他愈发寂寞了。
2
黄老指挥他的生活秘书把一锅卤过的猪脚，盖上大葱，灌满啤酒，再加一些酱油调味料，放在电炉子上，用细火慢慢炖煮。没多久，香味就飘满了屋子。
屋子空间本来就小，堆了到处的书和公文资料，现在也都沾了啤酒猪脚香。他并不整理客厅的沙发，反而把书桌上的资料挪开，腾一点桌面，放了杯盘酒瓶，帮我找来另一张藤椅，上头垫了毛毯，对坐，说：“坐这里喝，比较舒服。”
我们不急，冬夜天黑得早，才五点多一些就暗下来了。夜还长着，先喝下一杯黄老浸泡了三年的东北人参酒暖身，再开了我带来的威士忌，配了他准备的凉菜，我们的雪夜长谈才算刚刚开始。
那女秘书一脸秀气白净，书香气质，眼神清亮然而精明，是学了中医的护士。她看我和黄老相熟，也不直接劝阻喝酒，只微微向黄老嗔笑道：“你们这样空着肚子喝，是按了北京人的规矩，依台湾人的规矩，得先吃了再喝。等一下，猪脚熟了，先吃一些，不要空肚子喝，怕不喝坏了。”
“唉，你不了解台湾人的习惯，碰到好朋友，要先干三杯。”黄老语气轻松地说：“你不用管这么多，男人喝酒的事，女人不了解。忙完了，先回去照顾你妹妹的孩子。那小女孩，真可爱呢！”他转头对我说。
“哎呀，你心脏不好，还是少喝一点。适量就好。那起搏器还没换之前，还是得小心一点。杨先生你说是不是？”她的眼睛迅速看了我一眼。
“是啊，我会稍微控制着。”我心想，这女人果真是厉害角色，用眼神就可以支配人。
“你放心回家吧。我们老朋友会慢慢喝。我们说太多台湾话，你不懂，不会感兴趣的。”黄老说。
“那明天早上我再来帮你按摩，你们慢慢喝。”她回头对我说，“你帮忙看着，他心跳不太稳，要小心一些。”
“她呀，实在是一个中医世家出身的女孩子，‘文革’时被打击很重，失了学，不然现在就当医生了。她真是很聪明，很上进的女孩子。”仿佛怕她听见，黄老改用台语说：“她后来跟着我，很用心照顾，我这一颗心脏才能跳到今天。她不怕禁忌敢跟着我了，也是很大的勇气呢！”
这生活秘书早已成了他的情人，让他宁可把政府配给的公寓房子，丢给原配，跑到这办公室来蜗居，我原本还不太知道为什么，现在仿佛明白了。感情的事，起了头，后面就只能一路下去，这也实在不是谁能控制的。我只是不甚明白在感情世界历经多少风浪的黄老，怎会如此晕船？
秘书走后，黄老才说：“我这起搏器是以前在台湾装的，现在旧了，要换新的，可是在大陆，我不敢换，对这里的医生和技术，我不太有信心。前一段时间托人向王永庆说好，要回长庚换，可是我申请回台还有点问题，就暂时拖着。”
“也还可以让女人心跳，不错啦！”我说。
他高兴起来了。我们喝了一些酒后，他终于说：“今天找你来，我有些话想交代，就是怕万一起搏器还没换，我突然去了，就来不及说了。万一有什么事，你得帮我一个忙。你为人义气，文笔也还不错，一定要答应下来。”“什么事？”我有些惶恐起来。不是不敢承应，而是怕自己做不好。
“你要先答应了，我再说。”黄老坚持着。
“没问题，我只是担心我做不来，只要力所能及，一定做到。”
“你答应，我就放心了。那再喝一杯，你听我慢慢说。”他喝了一小口的酒，望着窗外的白雪，娓娓叙说。
3
这些时日，以前那个老妻找人写了一本书，要控诉我过去的不是。那些内容，主要是夫妻两个人一生相处的是是非非，无非就是说，我对不起她。这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她请一个大陆作家代笔，挂上她自己名字当作者，打算在台湾出版，这已经是有意地打击了。对我的指控，是我对不起她的，我全部承受，但太多不实的污蔑，我不能接受。她写的内容，真真假假。夹杂在一起，会让人一时难以分辨。我不怕她写，怕的是如果心脏起搏器来不及换就过世了，而她的书又出版，我连替自己辩驳的机会也没有。所以我要在这里向你交代，万一我过世了，她的书若出版，你要出来把事情讲清楚，还我清白，否则我会死不瞑目。
好，你既然答应了，我也放心了。我们继续说。
事实上，夫妻之间的是非，只有彼此知道，有些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悲哀，一般人还可以说一说，我们这样的公众人物，只有吞下去。她的书中必然要说到我最对不起她的，是我年轻时候和她妹妹也有关系，还生了孩子，最后她妹妹无法承受压力，自杀过世。可是谁知道呢？在二战后台湾刚刚光复的日子里，她们姐妹二人孤独无依的来寻求我的协助，我帮了她们的忙，她主动要结婚，这一切，她妹妹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后来她怀孕生孩子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妹妹来家里帮忙照顾，我们才日久生情。我虽然也浪漫漂泊，却是讲义气的男人，不会欺负弱者。如果不是她的妹妹愿意，我怎么会这么做？何况，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里，像王永庆那样，有两三个老婆也只是平常的事。
但她一生不谅解，对我，也对她妹妹。后来我宁可去台东打天下，也是希望远离西部的是非。但无论如何，她妹妹一直无法原谅自己，最后受不了自责而自尽了。我要怎么承受这些事？我的痛苦自责，只有更深，不会更少啊！但无论如何，我仍要好好带大孩子，做一个尽责的父亲。但我能怎么说，只能承担这一切罪过啊！
然而她也并非无罪过的。有一年，我想发展台东经济，请朋友介绍日本大商社的人来考察，她很感兴趣，主动去陪同，最后却变成有暧昧的关系，那日本人主动来台东找她出去玩，甚至可能有怀孕。我除了要求她切断关系，还能如何？但这些事，对男人来说，是很没面子的事，我能说出来吗？
恩恩怨怨，千疮百孔，夫妻久了，就是这样。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戒严体制下，我出来选举，不断受到干扰跟踪，但还是有人愿意默默支持。许多朋友在暗中协助募款。有一次庆黎帮我募了一些钱，带去员林养猪场给我，当时我不在，她把钱收下了，却不告诉我，直到事后我去向支持者致谢，才知道有这一段。我问起此事，她却说，已经在选举和家用中花光了。一个有志政治的人，清白是最重要的，我们得到金钱支持，是因为没有一分一毫的钱，进入自己口袋，怎么可以把家用和选举的捐献混在一起。这是不能容忍的事啊。我气，我骂，我恨，但我能出去说吗？我只能告诉朋友，以后有捐款，一定要先让我知道，不能欠着人的情义。
我气得想离婚，她却反过来威胁我说：如果你敢离婚，我就把你的所有事，去告诉警总，我敢对她无情，她就无义。
我不是怕事，多少政治的内幕，多少支持者的身家性命，多少必须保守的秘密，是不能让国民党知道的，如果她出去说，我坐牢就算了，可是不能牵累朋友。我只好忍下来。
这婚姻就这样拖着。千疮百孔，离枝散叶，却离不开，散不了。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当“立委”，也没有任何政治头衔，比较落魄，她几乎就想放弃了，理都懒得理我，已经在离婚的边缘。后来，我离开台湾，来了大陆，这里给了我较好的待遇，有房子住，她又从海外来了。我能跟这里说，我们感情不好，不要让她来吗？
我是多一些罗曼史，但像我们这样的人，总是有一些浪漫的气质，英雄的气概，难免会吸引异性的注意，尤其长年在外奔走奋斗，流浪天涯，有些红粉知己也是难免。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是我们党外的男人大多如此。如果没有一点浪漫精神，没有敢爱敢恨的气魄，你怎么敢出来反抗国民党？更何况我们在反抗和威胁下度日，哪一天会进去坐牢都不知道，难免有一种亡命天涯、不拘小节的浪漫，这种危险刺激的生活，会让女性很感动，并不奇怪。孙文不是这样吗？他年纪那么大了，还吸引朋友的女儿离家出走，跟他去搞革命，这不是浪漫的表现？
那时候，我们有时违法游行，抗议万年国会，要求解除戒严，那情势之紧张，总是让人神经紧绷，不知明天会不会送入牢房。许多夜晚，我们过度兴奋，无法入眠，只有喝酒找女人，想办法让自己平静下来。男人女人都一样。在极端的兴奋与恐惧中，总是会寻求一点慰藉，一点温暖。
夫妻之间，只有互相了解，互相容忍，如果事事都要计较，随时提防出卖，甚至还威胁要去告密，这婚姻怎么维持得下去？
现在，我已经老了，我们老兄弟，跟你坦白说没关系，离开台湾之前，其实我的性功能，已经没法用，治也治不好了。我不知道她还想要什么？跟她的恩恩怨怨，一生一世，也该了了。我只想最后跟她有个了断，好好收场。我只希望跟这个中医生活秘书，安安静静过最后的日子，通过她的照料，我还可以到处走走，为中国的老百姓，再做一点事，仅此而已。
我能做的事，也不是太多了。未来，我想成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以免有一天，经济发展起来，中国变成公害输入大国，大陆的教育还不普及，不知道保育，生态一破坏，中国的大好河山就万劫不复了。
唯一想不到的是，那个几乎想遗弃我的人回来了，要回来报复，只为了我有这个中医女秘书。她发疯了，竟写一本书来报复。人哪，真是奇怪，从来也不珍惜，有一天要失去了，才发疯似的想拥有。这是无用的。彼此的心早已不在，拥有这躯壳和婚姻的形式，有什么意义？我们都老了。好好用完这剩下的日子吧。
像我们这样的雪夜长谈，人生中，还能有几回呢？
4
我站起身，看见窗外的小院子里，雪已经积得快半尺高了。卫兵躲在哨亭里，一盏昏黄的小灯，一个晕晕的人影，天地无声，白夜虚无，一切的影像，仿佛都要被吞没了。
我忽然明白，世间爱情的极致，莫过于在革命浪潮下的爱欲。那是走在亡命边缘的最后缠绵。而黄老曾经历的，一定比我们还深刻激烈。他跨越日据、戒严时代、党外时期、流浪北京，追寻失落，人生跌宕起伏，难免影响夫妻情感。多少低语柔情，多少割裂撕扯，多少爱与死的欲望，多少恨与生的绝望，几十年时间，绝对不是我能想象的。他们要打起来，我怎么敢多说一句？
“黄老，你哪一天回台湾换起搏器？”望着一大堆书籍数据，穿过古老而昏黄的光，望着他有些沧桑的面容，我叹口气问。
“还在安排，这里是可以放行的，就等台湾那边放行，只是公文还没下来。等天气好转，温暖一点，我就可以回去。”
“你还是快快好起来吧。”我苦笑说，“你们的婚姻故事太长，恩怨情仇太多，外人怎么说得清楚啊。何况，背叛与被背叛，那么久的历史，我还真无法替你去说。”
“呵呵，没办法的时候，只好靠你了。”他笑起来，“不许逃避哦！”
“我两肋插刀都不怕，就怕这说不清楚的……”
“所以才要找你啊。”他天真地笑了。“以前Jakie说过，这世界值得亡命的只有两样：一个革命，一个女人。当时觉得真痛快，真爽！”我微醉地说，“现在我知道了，世间最可怕的有两样：一个革命，一个女人。痛快过后，都很不好收拾。”
“像我们这种男人啊，不怕政治的打压折磨，就怕有情有义用生命来相伴的人。我们怕辜负人，却无法成全所有人。”他眼睛望着窗外，目光涣散，仿佛在远远的地方。
“你刚刚说，几年前你那个性功能，就无法运作了？”我有些犹豫地问道，“那你怎么还要为这个女人去折腾呢？”
“你这个少年人哪，太年轻，不会了解的。”他静静微笑着，“以前，我在台东当县长的时候，遇见过一个县议员，那家伙七十几岁，还娶一个小老婆。我就问他，年纪不小了，那个家什，还能用吗？他就笑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哪，不会了解的。以前我们家养了一头老牛，他的老皮很粗、很皱，可有时候，他牛皮会痒，就在乡下的土墙上，磨蹭磨蹭，挨来擦去的，这样来止痒。我们这种老皮，虽然不一定很有用，但这样止止痒，也是很舒服的。”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头老牛。他忽然顽皮地笑说：“说笑的啦！憨囝仔，你以后就会懂了！呵呵。人哪，有情有义，不是只有身体。”
那一刹那间，我忽然觉得自己看见的，依旧是那个在台东山谷里奔走的老县长，有一点原住民的玩笑爱闹，有一点乡下人的天真纯朴，有一点老牛的坚韧耐劳，有一点老农民的调皮世故，像一个老顽童。
1993年底，黄老换了心脏起搏器，那报复之书也出来了，还好他自己出面反驳，很快平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他又到处去旅行，还写了一本日文书在东京出版，探讨21世纪的中国趋势。他依旧写了许多报告，提醒中国政府，千万要注意环保生态，莫变成“国在山河破”，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但时代兀自向着拜金主义、物质膜拜狂奔而去，谁也抵挡不住了。
2002年3月，一个黄昏，他在北京的寓所看着电视，还一边嘟哝着什么话，不多久那秘书出来一看，他双眼闭上，仿佛睡着，却已经没有声息。
他的骨灰送回到台湾，我们办过纪念追思会，等他的骨灰撒入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属于党外的浪漫时代，属于反抗的风骨情义，也就慢慢地消散了。
选自《南方周末》2014年8月8日
评鉴与感悟
写人记事的文章，最怕热情理盲，杨渡先生这篇文章写得情感充沛，但却守法有度，写出了一代长者的人情义理。也许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发现重要的是过去，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是我们曾经有那么多谦逊的长者，为了这个民族所做的一切，而非现代人的急功近利，自我推销。
八十年代的严打（外一篇）
叶兆言
“严打”这词，我们这代人心中留下了很特别的印痕。和“文革”应该分不开，它首先是个运动，是运动就有声势，难免轰轰烈烈，难免虎头蛇尾。
小时候，动不动遇上运动。记得小学快毕业，搬了课桌椅到马路边，用一种纸糊的土话筒，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行人要走人行横道线”，有人这么喊，没人也这么喊。那年头汽车也不多，人行横道线也不多，多的只是这种临时放在马路边的课桌椅，多的只是小孩子的呼喊。记不清为什么会这样，闲着也闲着，每隔几十米一组同学，戴着红袖标的我们不厌其烦，有一阵没一阵地喊口号。
结果该怎么还是怎么，行人照样不走人行横道线，我们自己也不会走。上学放学过大街，直截了当过去。从小都很习惯嘴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文革”结束不久，有一天，一个知道很多内部消息的朋友从上海过来，说社会风气正变得不像话，连续出现了几次小流氓当众将女人衣服剥光的恶性案件。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当时的众目睽睽之下将女人衣服剥光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这属于非常流氓的一种行为。
在“文革”中，流氓是个奇怪字眼，男孩子都知道它不好，又都知道真正的流氓都是厉害角色。南京俗称“小纰漏”，为什么这样叫，说不清楚。我们搞不清楚“纰”怎么写，一直还以为是“屁”漏。“小纰漏”又叫活闹鬼，大家其实很羡慕他们，能打架，讨女孩子喜欢，敢调戏妇女。在孩子眼里，流氓就是那些无所顾忌的家伙，不怕死，不守规矩。那年头，快到五一和十一，要枪毙一批人。杀得最多的是现行反革命，在体育场公审，然后游街示众，印象中总会有几个陪绑的流氓。
“文革”后，这一切都结束了。被枪毙的人开始平反，体育场公审游街示众，类似场面似乎再也不会出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都是非常正面的字眼。就在这时候，社会治安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媒体还不发达，小道消息全靠口头流传，以讹传讹，三人成虎众说纷纭。
我对严打的记忆是模糊的，仿佛隔了一层纱，始终都是在听说。上海街头当众剥光女人衣服是1979年，这以后，常会听到一些九斤太太念叨，现在怎么不好，怎么不像话。社会不安定因素确实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本质上都是“文革”后遗症，大批知青回城待业，下放户回城没房子住，如何安置如何解决，所有这些都让当权者头疼。十年“文革”，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威下，老百姓多少还有些小心翼翼。后来人不了解，都以为一个可以打砸抢的时代，人们一定会活得很自由，很浪漫，事实上整个“文革”期间，就是一个完整的高压严打态势，大家活得都很压抑。“文革”一结束，锁链被打开，胆子立刻大了，有些出格难免发生，有些行为在当时非常不像话，今天看起来十分平常。
严打应该是1983年，我表姐和朱德一个孙子是大学同学，记得当时听她说过这事，说朱德的孙子也被枪毙。表姐病故多年，我写这篇文章，突然糊涂了，弄不明白是哪个孙子。反正轰轰烈烈的严打说开始就开始，民间积累了很强烈的要求，自上而下都有一种应该收拾一下的情绪。今天说起严打，恐怕谁都会觉得过分，有资料证明，1984年10月31日，严打第一战役总结，法院判处86.1万人，其中判死刑2.4万人。另一份公安部的数据显示，三年五个月的严打共判刑174万人，劳教32万人。
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跟此前的镇反和反右一样，不是当事人，都会觉得事不关己。无非听说谁被抓了，有谁，还有谁。邻居的一个小孩被抓，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说段子，我就卖弄这孩子的故事。他比我小不了几岁，读书自然不好，也不求上进，一出事，因为熟悉，立刻联想到种种理由。中国民间始终都有种正义感，或者说自以为是的道德洁癖，很容易得出有事就是真有事的结论，是报应，是罪有应得。笼而统之，只要是个运动来临，都会有些群众基础，都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暂时拥护。
我不想对严打做出评价，评价早有了。80年代中后期，我所在的出版社出过一本《中国西部大监狱》，记录了当时监狱的人满为患，这是从严从重从快的直接结果。我们喜欢眉毛胡子一把抓，喜欢搞运动。说起严打，都觉得是因为这个那个，因为“东北二王”，因为“卓长仁劫民航客机”，因为一起又一起的“恶性流氓案件”，都能理直气壮找到依据，所谓乱世要用重典，不就是抓几个人杀几个人吗？
不能说严打没一点用处，未必又有多大效果。说白了，没有法制，撞在枪口上的感觉，永远不会让人心服口服。譬如邻居的孩子，法律对他来说等于儿戏，他的一生基本上毁了，只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犯了点小错误，平时根本算不上什么，遇上了严打，真没地方说理。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在马路边上的吆喝，让大家过街要走人行横道线，光嘴上一阵阵热闹，并不太当真。结果偶尔当真一下，只能是搞个运动，重罚一次，谁遇上谁倒霉，事情过了就过了，然后一切照旧。
80年代的“开后门”
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老一辈人都有深刻记忆。记忆这玩意儿很有意思，像一张褪色老照片，无聊时打开看看，常会引起不一样感受。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说，计划经济不陌生，它与生俱来，我们刚一出生，就仿佛阴影一样紧密伴随。我们都用过粮票，用过布票，这票那票掰手指数不过来，当年有一种豆制品副票，编好号的，到日子发通知，某号可以买酱油，可以买鱼，买酒，为什么叫豆制品副票，而且全国各地统一称呼，没人能解释清楚。
习惯成为自然，成为应该，我这年龄段的城市人对计划经济谈不上太反感。一件事一旦成为习惯，即使身受其害，也会习惯性地接受，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城市人习惯了粮票，享受了粮票，粮票成了城市人的标志和骄傲。吃商品粮成为一种既得利益，如今听上去怪怪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到了80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说着说着就改革开放了。很多人都认为是粉碎了“四人帮”的缘故，好像这四个贼人不除掉，就天无宁日，国家再也不会有希望。我印象中，其实“文革”中也有过改革苗头，譬如当年的“整顿”就很像回事。改革开放说白了是这两个字的翻版，“文革”后许多东西，“文革”中已经有过。记得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动不动还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然听说要开四届人大，要抓经济了，说经济再不抓就不行了。
学校里照例要上政治课，政治课上又总是要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对付着考试，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根本弄不明白。老师自己也不明白，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说不行就不行。那年头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运动永远不会完结，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还是得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不灵我们也不知道，就知道必须得抓。
当然，所有这些都属于桌面上的冠冕堂皇，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期开后门。什么叫“开后门”呢？就是凡事都要通过关系，都要找熟人帮忙，找熟人的熟人关照。开后门成为时代特色，成为几乎公开的潜规则，应该说和“文革”有着密切关系。“文革”把经济给搞垮了，什么都要计划供应，掌握计划的人就有一种相对权力。商店里小领导，菜场上卖鱼的卖肉的，生产队队长，各级革委会主任，手里只要有点小权，都有可能成为开后门的对象。今天的年轻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知青为了回城，为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会心甘情愿地被农村干部奸污。这样的丑恶当年显然不在少数，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只要发生，只要女事主告发，一律按强奸罪论处。
20世纪80年代，不正之风的开后门得到了有效控制，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作用，年轻人游戏规则悄然改变，首先是高考恢复，可以相对公平地在考场上搏杀。其次，这票那票作用逐渐减少，只要有钞票，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但是只要还存在计划经济，就会有漏洞，开后门的风气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印象中有几件小事总是难忘，一是彩色电视，一是安装家庭电话，一是换煤气灶。
先说彩电，80年代初期，彩电还不普及，很多人家都买12英寸的黑白电视，那时候都觉得能有个黑白电视已不错了。很快，彩电成为家庭基本配置，立刻紧俏起来。一紧俏就要凭票供应，一凭票，难免开后门。当时已流行下海做生意，身边几个一起玩大的干部子弟，所谓下海就是倒腾各种批文，成天听他们吹牛，都是即将发财的样子，真正发财也没几个，下大狱倒不止一位。
有个哥们开了家贸易公司，打白条预售彩电，生意顿时火爆。因为他爹是做官的，也没人会怀疑，大家仍然延续过去开后门的思路，想办事，就要去找有门路的人。没想到出现了问题，钱收了，用了，彩电却交付不出。我始终没搞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反正这哥们从此一蹶不振，在牢里待了几年，一出来就跟我喊冤。
当时安装电话也很不容易，要级别，不是谁都能装，够了级别也要排队登记。记得我们家装电话，公家先请吃饭，为什么公家请客，因为是公款电话。终于到安装日子，泡茶递烟，临走一人送包香烟，结果电话安装好了，却迟迟不通，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得罪了小工头，按照行情应该送一条烟，一人给一包太小气。怎么办呢，再托人说好话，再请吃饭，吃完饭第二天，电话通了。
那年头的电话电力煤气，都是大爷，任何一名员工都可以牛得不行，投诉这词似乎还没出现。我们家换煤气灶，新灶具活生生高出台面一厘米，靠一根煤气管顶着，四面都悬空，锅放上去直晃荡。我提出异议，安装工人说就这样了，自己找点东西垫垫。好歹我做过几年工人，没见过这样干活的，可是也没办法，人家就这么横，只好再找后门给煤气公司熟人打电话求助，派了个人过来，很快弄妥帖了。
我女儿出生于80年代，习惯了市场经济，听到开后门这词，想象遇上点事就要找熟人，总觉得很奇怪，很荒唐，怎么跟她解释也不明白。不仅她觉得奇怪，想不明白，我们作为过来人，想起那段历史，也觉得太奇怪，太荒唐，也想不明白。
选自澎湃新闻网2014年8月25日
评鉴与感悟
关于80年代，总有很多想象。这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随着时间远去，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叶兆言先生的这篇文章，语言看似平实，实则饱含着他对生活的精细感受。在他或浓或淡的笔墨中，一个时代的场景和氛围就这样皴染出来了。
汪曾祺在张家口
苏北
关于汪曾祺在张家口的文章不多，除汪先生自己的几篇：《葡萄月令》《随遇而安》《坝上》《寂寞与温暖》《沽源》外，几乎没有汪曾祺在张家口四年生活的研究资料。
前不久看到重庆的陈光愣写的一篇短文《昨天的故事》，虽不长，却让我大为惊奇，简直为我们复原了一段那时的生活，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立于眼前。
文中最有趣的一个细节，禁不住让你开口去笑：1959年，在农科所一次学习大会上，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提到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传达完毕，汪忽然语出惊人，怀疑地说：“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弄得四座为之失色，不知如何往下接话。幸亏在边远的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人还比较纯朴，没人出来发难。所领导愣了一会，于是岔开话题，说：“大家的思路统一到党的指示的思路上来。”敷衍了过去。
真不知道汪老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冒出这么一句奇怪的话来。也可能人在比较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面，反会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来。几天前，我见到汪朗，把上面的这个细节说给他听。汪朗笑说，老头儿政治上比较幼稚。这个细节真好，确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汪的单纯。
写这个故事的陈光愣老人，195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子岭农科所之后，与汪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后期又与汪同宿舍住，这个回忆是可靠的。这个细节也绝非是空穴来风。看看汪被打成右派的依据便可知道，这句话和他早期鸣放时的话语，是何其相似，1957年鸣放时，汪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
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
他还给人事部门提意见，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1958年鸣放，他写了小字报《惶惑》，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又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看看，这些诗意的话，都挺飘逸呢。也只有“全是诗”（黄裳语）的汪曾祺能说得出来。
打成右派后，他回家同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他凄切地向妻子转说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忍不住哭了起来。
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汪最初的劳动是掏大粪、起猪圈粪。陈光愣回忆：上面派他跟一个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老头一起赶大粪车。每天往返于沙岭子和张家口之间，在城里大街小巷招摇过市，骡子拉着大粪车在公路上得得地走，汪总是坐在车架上，头戴着护耳的深色绒帽，双手插在棉衣袖筒里，一面听着骡蹄的叩击声，一面默默地眯起眼在想，一副老实巴交的农人的样子。
最锻炼人的当然是在寒冬刨冻粪了。室外零下几十度，人畜粪冻得硬如石头，得用钢钎、铁锹才能把粪弄进粪车。这样的劳动，汪也卖力干。汪自己在《随遇而安》中说“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陈光愣在《昨天的故事》中关于汪的描述是这样的：每每干得满头大汗、浑身蒸气笼罩，背心汗渍了也不敢脱去棉袄，进入了中医所谓的“内热外寒”的状态。
在劳动之余的政治学习会上，汪畅谈劳动心得体会，说：“古人为了治病，臭粪尚可嘴尝。现在改造思想，闻一闻臭粪又何妨？”（这是陈光愣的记述）。汪自己后来则平静地说：“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在劳动锻炼的后期，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到果园上班，活则相对比较轻松了。他的《果园杂记》《关于葡萄》和《葡萄月令》就是在果园劳动的产物。他是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细活。要喷得很均匀，不多，也不少。喷多了，药水的水珠糊成一片，挂不住，流了；喷少了，不管用。树叶的正面、反面都要喷到。”他又说：“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最后汪说：“我觉得这活比较有诗意。”
还是归到诗上去。
在果园劳动之余，汪读了很多书。汪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陈光愣回忆说：“他的床头小桌上，堆满书籍，古籍为多。晚上，汪多数时间是坐在小桌前读书，读的多是《诗经》。汪有时说，如果能有那么一天的话，就去专门研究《诗经》。”汪先生在《随遇而安》中说：“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在《七里茶坊》中说：“带了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汪晚年写随笔，时有提到以上的书，我想多是在张家口读书时留下的印象。人在艰苦环境下读的书，更容易记住。
有意思的是，汪在张家口时，还到一个叫沽源的县画了一段时间马铃薯。汪说：“去时大约是深秋，待了一两个月，天冷了，才离开。”在沽源，他每天一早起来，就趟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到马铃薯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他在《随遇而安》中骄傲地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且他能分出土豆的品种名称：“男爵”最大，“紫土豆”味道最好，还有一种类似鸡蛋大小的，很甜，可当水果吃。（这个老汪，真是个好吃精！）——最近有人到沽源考察，还有一种叫“黑美人”的，是黑瓤的（土豆多为黄瓤白瓤）！这一款，汪先生并没提到！
关于汪画马铃薯图谱，黄永玉后来在回忆中这样说：他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一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汪自己在《随遇而安》里也说，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这个朋友大约是黄永玉了。
那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丢失了太可惜。汪后来提到过多次，可他毫无惋惜之意。倒是他自得地说：“薯块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
近些年，有人到张家口寻访汪曾祺的足迹。多数人不记得当年的那个黑瘦的中年人了。去到旧地，见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已物是人非，倒是有几排旧房子，门前一棵大榆树，屋后一块空地，说曾是储藏马铃薯的大窖。有一个叫赵喜珍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人瘦瘦的，性格温和。只待了几个月。冬天没有得画了，就走了。
汪先生在张家口待了四年，但这四年对汪意义非凡。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是的，汪小时候虽在高邮县城，可家里富裕，他没有真正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在昆明、上海、北京，则更不可能。其实张家口是给汪补上了这一课，虽然是不得已的。
关于张家口，汪后来写了九个短篇小说，十三篇散文，有十多万文字，可以出一本《汪曾祺文学地理之张家口》，这也是汪的收获。汪后来写文章和接受采访时说：“我三生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否则我这一生更平淡了。”虽是自嘲，但也是实情。
汪在生活中总是能看到美，不管在何种境遇下。他自己说，我认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诗的。我愿意把它写下来，让我的读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诗意。关于张家口，也是一样的。他写了《萝卜》（其中一节专门写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坝上》《果园杂记》《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等名篇，都写得很美。比如在《坝上》，他写到口蘑，写了多种口蘑的品种，并说他曾采到一个口蘑，晾干带回北京，做了一碗汤，一家人喝了，“都说鲜极了！”写到关外的百灵鸟，到北京得经过一段训练，否则有关外口音：“咦，鸟还有乡音呀！”——这就是汪曾祺。当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学名篇了。看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文学的人，到哪里都能发现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诗意。
选自《读书》2014年第4期
评鉴与感悟
汪曾祺的文章本来就写得漂亮，要复原他的生活，要写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并不容易。苏北的这篇文章，重白描，善造势，文笔洗练，平和率真，写得情真意切。他对当时当地的描绘充满怀旧色彩，刻意营造的画面和时代气息不谋而合。也许，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慢上几个节拍，反倒能感受到更丰富的世界。
木刻家轶事
苍耳
去云岭那年，正是秋深时节。在罗里村，几乎所有的陈列室都大门紧锁，什么也看不到。仅“陈氏宗祠”的门是开着的，当年它是军部大礼堂，此刻却空荡荡，三两只麻雀跟着人飞进来觅食、啁啾。后来我去岭边一处墓地，在荆棘丛生中辨认着阵亡将士的墓碑。他们埋在这儿四十余年，似乎已被淡忘了。在这片山冲平原上，我看见一条叶子河缓缓地淌着，仿佛是用秋叶缀成的素净项链，挂在古铜色的旷野和祠堂耸立的灰鸽色的村落之间。我不过一过客而已，而它们是山岭和村庄，更是一个历史客体。那年我坐在这历史客体之上，看那围屏似的云岭青葱无云的样子，看岭上巴茅像芦苇一样飘着白絮，在背阴处恍如霜白，在逆光处透出几痕嫣红。
那时候我想到一个木刻家。他是我所熟悉的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和受难者。因父亲与他相识相知，后在“文革”中成为莫逆之交。木刻家后来成了大书家、大画家，但我仍视他为木刻家——他的初衷、他的底色皆源自木刻，他对世界抱有的信念和美学也源自木刻。他刻木刻，木刻也刻着他——他确乎把一生都刻进去了。不管他晚年名头有多大、润格有多高，他在我眼里仍是那个贫寒的木刻家——一个刻木刻的在者和智者。木刻家晚年将自己的画室称作“石木斋”，以示暮年未改初衷与本色，即古人所谓“始境即尽境”。30年代，杭州有一个“木铃木刻研究会”，有人问取“木铃”何意？答曰：“木铃”即木头做的铃铛，但在杭州方言里，这是骂人话，说你是阿木铃，就是骂你是个大傻瓜。搞木刻的，就得先做傻瓜，做愚者，否则无法刻木刻，更不会耗尽一生做木刻家的。
20世纪30年代初，这位木刻家还是广州一个瘦弱的穷学生，身着一件粗布的灰蓝长袍，头发很长，面色苍白，身无分文，只揣着一把木刻刀，混迹于周期性亢奋的羊城街头那熙熙攘攘的人流。回旋在木刻家心头的问题只有两个：“我为什么要刻木刻呢？”“我是怎样刻木刻的？”当时广州木刻家们有一个自己的“家”——现代版画研究会，其会徽图案是一把被握紧的木刻刀，悬临于一片昏黑滞闷的苍黄大地。他和同仁的木刻作品刊登在会刊《现代版画》上，内容大都是失业者、黄包车夫、破产的农民、街头卖艺者、乞丐、弃妇，以及被警察抓来的小偷、妓女、流浪汉。鲁迅称他们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并非过誉之辞。然而，在专制者看来，“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鲁迅语），会刊在第十八期后被当局查抄，后来创办《木刻界》仅出了四期，当年即遭查封。那年，木刻家创作了一幅木刻《阿Q正传》，将鲁迅头像巧妙刻在其中的墨水瓶上。鲁迅先生回信说：“倘检察官不认识墨水瓶上的是我的脸，那该是可以登出的。”可是这张瘦削、冷峻的脸，检察官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1939年10月，年轻的木刻家在民族危亡之际辗转投奔云岭，加入了皖南新四军。然而，一年半后的皖南事变，在东流山，木刻家所在的五团坚守石井坑，枪管打红了，就用小便浇。在经历了六昼夜的惨烈战斗后，他不幸被俘。在押解到临溪“皖南特训处”监牢前夕，木刻家在手杖上刻下一首“绝命诗”：
来时白雪铺广野，不觉江南蝴蝶飞。既欲亡羊思补牢，子兮子兮胡不归？
胡不归兮可奈何，惟抱玉兮以沉疴！夕阳西坠误迟暮，从此江河不扬波。
不扬波兮人已去，人已去兮名不坠。名不坠兮草萋萋，草萋萋兮心欲裂！
这“诗杖”成了他生命中的另一木刻。年轻的木刻家眷恋尘世，心有不甘，但他深知此行必死无疑，故以此诗与世诀别！读者不难从诗中闻见屈子江畔诵哀郢之余韵，嵇康临刑弹《广陵散》之遗响。木刻家告诉父亲，他当时心存侥幸：倘手杖流落外人手中，此诗不定能存活并流传呢。想想看，这铁硬而干燥的世界，倘少了这点书生意气，寒士悲啸，便少了几多文化润泽和精神骨血！
木刻家被俘后，在押解途中几次想逃跑都没成功，最后被押往江西上饶集中营。后来父亲问木刻家，在上饶集中营那一段时光，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木刻家想了想，说，坐牢确实难熬，但最刺痛他的，是为自己和战友造监牢。当时，他和冯雪峰等囚犯每天抬着百多斤重的石头，用它来砌筑牢墙。雪峰大病初愈，步子稍慢一点，看守就用皮鞭抽打他。夜里雪峰的胸部像针扎一样刺痛，他的内脏化脓了。难友毛鹏仙是军医，无奈只得用木刻刀给他化脓，因狱中无法消毒，雪峰再度严重感染，结果患了肋骨结核，一度生命垂危。木刻家时常回想这幕惨景。当物非所是人非所是，当牢非所是用来囚禁异类，当木刻刀不是木刻刀而是充当手术刀，这种悲剧我们见到的还少吗？
木刻家说，在上饶集中营，除了囚于牢笼，还蹲过一种特别残忍的“铁刺笼”！所谓铁刺笼，是在四根木桩上围以带刺铁丝，囚犯昼夜站里面，虫叮蚊咬也不能动弹，一动即被刺得皮开肉绽。集中营“特训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绞尽脑汁给这些战俘“洗脑”，让他们叛变自首。木刻家则干了两件事与之对抗：一件是给墙报画了一幅刊头画《高飞》：一只苍鹰展翅奋飞，其背景是集中营的铁丝网以及山峦；冯雪峰为此题了《愤怒》一诗，使寓意更加显豁。墙报因此被集中营狱长取缔。另一件是写了一首《囚徒歌》，被狱友钟袁平谱曲后在狱友中传唱，令集中营头头们大为恼火。木刻家因此被视为“顽固分子”。这时，有一叛徒密告木刻家等人准备暴动，于是将木刻家关进了“铁刺笼”：最初是昼夜站在“铁刺笼”里，见他不屈服，又将他双手反绑，吊在“铁刺笼”里，欲死不能，欲活不成。狱中难友见此惨状，除了唱《八百壮士》支持他，还派女难友林莺趁天黑送来一小瓶白酒和一根木棍。木刻家的臀部被棍子托起，而不至于悬空下坠；喝下白酒后，他才缓过神来……在难友们的抗议下，集中营小头目被迫在夜里将他放下来，白天继续吊，如此“吊”了三天！
后来木刻家在“文革”中被打倒并再遭囚禁。他无法不想到上饶集中营的这段经历，但在木刻家的回忆中所激起的，却是近乎寓言般的怪诞回响了。这个世界最虐心的，莫过于被逼“洗脑”和自造囚牢。“文革”一开始，这位九死一生的木刻家就被打倒了，在万人大会上被挂牌批斗、游街。当时安徽省文联门口糊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砸烂裴多菲俱乐部”。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从省委大院、省直机关一直贴到他家大门口。因被俘和坐牢的历史，木刻家被指控为“叛徒”“特务”。在汹汹而来的大字报狂潮中，仅有一张大字报是为木刻家辩护的，那就是父亲署名写的一张大字报，公开为他辩诬。当时木刻家为省文联主要负责人，父亲在省委宣传部《虚与实》任编辑，两人曾在六安木场埠搞过“四清”，木刻家是总团文卫组组长，父亲在他手下编写《四清简报》。这张大字报像一颗子母弹爆炸，引来一片震惊、不解和指责，军代表找父亲谈话，要他转变阶级立场；朋友们私下告诫父亲，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自讨苦吃。有人干脆在父亲大字报上加批语：此人已批臭，你还在给他洒香水！父亲依然不为所动，无怨无悔。后来父亲被军代表圈入首批下放的“黑名单”。
那年深秋我离开云岭，天色陡变，罡风在天上呼啸，驱赶着云团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到东流山。车上有人指着云遮雾罩的山峦说，呶，那就是东流山，上山仍可以捡到弹壳。后来我知道木刻家两年前重游故地，一直回溯到江西上饶集中营那儿。他的感觉肯定跟我不一样——当木刻家停留于当年的监牢前，他必定被那连绵如历史的寒凉云意所围浸，并被前后两个自我所夹击、质疑。
那年双十节，木刻家利用剧团演戏画布景，与难友邵宇终于越狱成功。他无法忘记冯雪峰的舍己相助：将别人辗转送给他越狱的三十块大洋，毫无保留地交给木刻家，还有一封介绍信，以便越狱后找到联系人。然而，冯雪峰解放后的遭遇比木刻家更惨：1954年横遭批判，1957年打成“右派”，1967年打成“叛徒”。他在狱中写“交代”材料《我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及出狱经过》，既是自辩也是他辩——客观上帮助木刻家又逃过一劫。
父亲回忆说，军管会预备开“定性”会议，若木刻家被定性为“叛徒”，那就是铁定的“敌我矛盾”。木刻家的妻子与父亲在合肥工业大学同过事，是好友。她立即找父亲写材料，为丈夫鸣冤。父亲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与她约定在包河公园秘密接头，跟做地下谍报一样。秋雨凄凄，两人坐在包河边，木刻家的妻子脸上充满恓惶与焦虑。她说造反派攻击丈夫是“叛徒”，等于将他再次“吊铁笼”！她先通报她所掌握的情况，然后请求父亲写申诉材料，至少要让军管会知道还有另一种声音。父亲答应了。她提供了一份有力“反证”：在国民党皖南特训处留下的档案卷宗中，木刻家等人被列为“最顽固的死不悔改的分子”，名字下还打了着重号。她说，当时确实出了一个叛徒，叫江汉，是在临溪监狱叛变的，立即被国民党委任为少校。江汉嫌官太小，要求中校，戴笠大为光火，便派他来上饶集中营监视，写秘密报告，但这条狗很快便暴露了，某天晚上遭到难友们一顿痛打。
自那以后，父亲与木刻家的妻子在包河秘密接头好几次。她甚至建议父亲到她家中去写。父亲没同意。那时候，包公祠内住满了流民，包青天塑像早被红卫兵扔到包河里去了。最终，木刻家被幸运地划入“人民内部矛盾”，但仍被流放到敬亭山劳改场、新马桥干校，以及大蜀山等地接受“斗批改”。父亲去敬亭山劳改场看过他。木刻家每天除了“早请示，晚汇报”，主要劳动是给食堂拉水。木刻家见到父亲后很感动，叮嘱道：“以后不要来看我了，当心被连累啊。”
后来父亲问木刻家在上饶最难对付的是什么？木刻家想了想，说，虱子最难对付。狱中的臭虫、虱子特别多，难友们几个月不能换洗衣服，衣服上爬虱子，身上长满疥疮。有一种叫“回归热”的瘟疫，就是由虱子传染的，因此而病死的难友很多，有的没断气就被狱卒拖出去了。在难友的坚决要求下，狱方不得不同意一天给两小时捉虱子。三五难友在一起捉，戏称捉虱子比赛，一边赤膊上阵，一边吐唾沫指桑骂槐：“这帮吸血毛虫，总有除灭的那一天！”众人哄笑，看守恨得牙痒，也无从发作。木刻家突然机锋一转，说，“牛棚”也有虱子，但没有上饶那么多，主要是这里面的虱子多了。他指着脑袋说。
木刻家还告诉父亲，世道险恶，人心更险恶。当年日寇围攻繁昌，新四军五战五捷，国民党县长徐羊我召开祝捷大会，向新四军献锦旗。木刻家负责搞对外工作，因此与徐相识，并建立私交，他为徐还刻过一枚私章。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木刻家先被关押在国民党第四十四师一个连部里，碰巧遇见一个潮州老乡，是传令兵。那年春节，连长到泾县去拜年。他抓住机会，穿上国民党军装，套上传令兵臂章，直奔繁昌县城找徐羊我，想请他帮助渡江。徐羊我见他来了，先是吃惊，继而寒暄，表面上满口答应，暗地里却策划将木刻家活埋（连活埋坑都挖好了），以此洗刷自己，划清界限。可怕的是，这种投井下石的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那些大字报绝大多数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比如他曾送给好友辞典和古籍善本，“文革”来了，这位好友为了与他划清界限，竟将此事当作罪证，揭发他“别有用心，拉拢人”。木刻家点出一串某某的名字，让父亲不要外传。
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都曾经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最好的学校”。但木刻家不是这样，冯雪峰也不是这样，尽管他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人——打倒别人的人后来也被打倒了，被打倒的人后来也打倒了别人！
“文革”后期，木刻家被“解放”，曾五次赴京看望难友冯雪峰，最后一次是1976年。听说冯雪峰罹患肺癌，木刻家顶着漫天风雪火速赶到京城。年初的北京滴水成冰，可是冯雪峰却住在无暖气的过道，用书架隔成了里外两间。木刻家掀开布帘，透过暗淡的光线发现他蜷缩在躺椅上，脸瘦得又黑又小，眼窝深陷，睁着大而灰的眼睛。雪峰没想到木刻家又来了。与其说是悲喜交集，不如说恍然回到上饶的惨白时光——那时冯雪峰身患肺炎，奄奄一息。两人默然良久，似有一种难言之隐无以传达。
木刻家听见病危者的喉咙发出响声，他想挣扎着站起来。木刻家将他按住了。病危者指着修订完了的《鲁迅日记》，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临别时，雪峰从书架上取下一册精装《楚辞图》，沙哑地说，这是振铎同志用宣纸精印的影印本，送你作个纪念吧。木刻家意识到雪峰在与他诀别，禁不住泪水盈眶。未及一月，这位被冤屈的不屈战士便与世长辞，那天正是丙辰春节鞭炮四起之时。
面对如此诡异、悖谬的历史和现实，木刻家忽然意识到，人世间最难逃的是心狱。一旦无形之狱形成，它囚禁的岂止是一群人或者一批人？木刻家说，在狱中他们不止一次谋划越狱，然而总有一些意外的怪事发生，比如有一次，在暴动越狱的前夜，一个难友睡着后竟发出“梦啸”，以致引发七八个难友同时发出“梦啸”，将整个监狱都震动了，吓得看守们朝天鸣枪。这看似偶然的事件，不能不引起看守们的狐疑和警觉，集中营加强了防范力度，越狱的难度更大了。木刻家为此感到困惑不解。尽管他无法解释这种怪诞现象，但越狱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试想，越有形之狱尚且如此，越无形之狱又该如何难呢？
木刻家深知，冯雪峰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在上饶集中营的艰危时日，诗人与木刻家无话不谈，谈政治、谈历史，也谈文学、谈女人。雪峰说他经常梦见她，但在一片黑沉沉中看不清她的脸庞，仅看见一双明澈的大眼睛。木刻家问她是谁？诗人说：你不要问她是谁，深埋在我心底的人是无须名字的。有一年她突然失踪好几个月，我和同仁都以为她遇害了——左联五烈士就是这么悄无声息“消失”的，我以《不算情书》为题，整理出她写给我的信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以志纪念。木刻家心里似乎明白了几分。几天后，诗人给他看抱病写成的一首诗：《哦，我梦见一个女人美丽的眼睛》，并请他为这首诗画一张素描。木刻家从未见过她，担心画不好那双眼睛。诗人半晌不语，闭上眼睛，沙哑地背诵起《不算情书》里的片断：
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那些伴着鸟声来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每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来信烧去时，我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我只要想看这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下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过，这里面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当着有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
诗人的双眼湿润了。木刻家透过坚厚的牢墙，仿佛看到那双秀而不媚、清而不寒的大眼睛挂在天边。几天后，他用铅笔描出几幅他想象中的眼睛，诗人认定其中一幅正是她的眼睛。木刻家记得，雪峰抱病写成的几十首诗，是用纸捻子订成一个小本子，连同那几张插图，托难友林秋若交给来探监的设法带出集中营。十多年后，木刻家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她——那个叫“丁玲”的战士和作家，心里不禁一惊：我画的眼睛怎么完全像她的眼睛呢？
有一些回忆录和文章认为，冯雪峰这首诗所描述的“美丽的眼睛”，指的是难友林秋若。例如叶苓（上饶集中营“七君子”之一）回忆：“这位女难友对雪峰同志的健康和生活关怀备至，并经常与雪峰同志交流集中营的情况，交换对今后斗争的意见。……这位女难友的眼睛的确美，见过那双生着长睫毛、明澈而深邃的目光，人们是难以忘怀的。在石底的时候，雪峰谈过女人的眼睛，诗写成又与我谈这件事，还同赖少其谈过，并请其按照他的描述画一张这样的眼睛。赖少其不负所托，用铅笔画了三四张素描。出现在画面上的不是完整的脸，而是一双双美丽的眼睛，雪峰认为其中一张比较合乎他的理想。”事实上，冯雪峰在监禁中写的交代材料《我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及出狱经过》，对此说得比较清楚：“这二十首左右诗的题目，大部分我已忘记，只记得第一首好像题名《黎明》或《曙光》，有一首记得题目《灵山歌》，有一首说到老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肉的故事，有一首写梦中看见的一个女友的两只眼睛。赖少其画的插图，其中一张画的两只眼睛我还记得清楚……”在中国，“女友”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指的是林秋若，诗人应该用“难友”或“狱友”这个词。冯雪峰婚前交往的唯一称得上“女友”的人，便是丁玲。丁玲在延安期间曾被人问及：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后来在反右风暴中，冯雪峰和丁玲一同倒霉，在一次批判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接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静立哽咽，泪如泉涌。”（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1986年2月，在冯雪峰死去十年后，丁玲在病榻上迎来生命中的最后春节。丁玲听着窗外密如骤雨的鞭炮声，突然冒出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我不知道云岭大雪纷飞时是什么样子。但我想过，那素冽的雪团一定紧裹着两滴秋雨，那是一对静美忧伤的眼睛。夜深了，肯定有人在昏睡，有人在写绝笔，也有人在喀血。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凯尔泰斯说过：“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因此我才能活下来——或许这才是我真正的故事。”然而，当他的故事开始时，另一些故事可能永远被掩埋了，正如那雪团紧裹着两滴秋雨坠入一片苍溟……
后来木刻家在牛棚里给父亲治过一方印章，并书有题款。原来在大蜀山劳改时，一位善良的铁匠为他打造了一套木刻刀。他又偷偷干起了木刻。“文革”后期，木刻家被“解放”，父亲去他家，他总是亲自下厨，并馈赠得意的书法作品。木刻家知道父亲对书法不太懂，也疏于装裱，每次都不忘说一句：过几天，我到你家去看。有一次，他送给父亲一幅漆书，指着“星月高洁，银河在天”说：这个我不随便送人，只有你配。90年代末，父亲写信给远在广州的木刻家，表达思念老友之情，他立马寄了一幅行草：“雨暗初疑夜，风回便报晴。淡云斜照著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卯酒醒还困，仙村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苏东坡：《南歌子》）借这首词，木刻家同样传达了思念老友的情怀。父亲后来才知道，木刻家在最后时光里，受帕金森氏综合征折磨，喉部肌无力，吞咽食物十分困难，医生说只能活一年，但他每天匍匐在楼板上写字作画，竟顽强坚持了四年，那境界非至拙至简的木石所不能比拟。
在云岭，那种凉飕飕、被围浸的感觉必定是云意，尽管当时一点风也没有。它似有似无，缥缈无着——它在你不经意时忽地弥漫开来，待你定睛看时，四围的青黛依旧绵亘如环，只是缀上了一涡儿一涡儿的枫红。而上饶的绝壁像不像一个沧桑老者，他有太多的积痰梗在喉头，并在夜深时不断往上涌？有时我想，木刻家并非仅在回忆，而是在刻另一种木刻，直至他最后成为石头成为木刻！
选自《随笔》2014年第4期
评鉴与感悟
说是写木刻家轶事，其实却是在拷问个体在历史中的命运。苍耳不吝惜他的情感，情感虽浓烈，却又没有板滞，腾挪之中，反倒有一股恢宏之气。短短一篇文章，经过苍耳的摆布，连时间，好像也是刀砍斧凿般，有了立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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