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柴达木盆地的探险成果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1872年开始，受俄国政府的资助，带领几名哥萨克，从甘肃入青海，沿大通河流域，经海北入柴达木盆地，在今希里沟地区横穿柴达木到达香日德。先后考察了柴达木盆地及黄河源头地区的广大地域，后沿巴隆、宗加、格尔木一线西行，又向此翻越阿尔金山，到达罗布泊。再北上跨新疆全境返回俄罗斯。普氏的考察分两次进行，总计行程1.2万多公里。考察的范围和地区十分广泛。涵盖了青藏高原腹地很大一部分地域。

    在普氏之前，虽有法国人古柏察、加倍及一位叫丘克的神父也到过柴达木，但只有片断的回忆文字，而无系统完整的科学考察报告。因此，普氏近50万字的游记式的考察报告，是以近代科学的眼光，系统而较完整地将青藏高原、将柴达木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是一幅十八世纪青藏高原自然状况与社会生活的历史长卷画。

    普氏观察并细致地描述了青藏高原。特别是柴达木盆地的生态系统，特有的动物种类、种群、特征、行为，各类动物之间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植物群落，生态特征，在人的食物链中的地位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氏在此行中，完成了对中国野马、中国原羚的发现和命名。对生存在柴达木和罗布泊的野骆驼也进行了细致的报道。在近代生物学上，这是一项重大的贡献。在世界地理、生物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从此，普氏野马、普氏原羚及“柴达木”这个响亮的名字，在欧美各国的学术殿堂上久久回响。

    普氏的考察报告价值颇高，影响深远，成为我们今天深入研究青藏高原，研究柴达木盆地生态系统历史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已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普氏提供的情况和数据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深刻地了解青藏高原的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它的未来。如普氏在考察报告中，对今日都兰秀沟地区时说：“尽管这个地区极为荒芜，我们真没想到，一来到这里，就看到了很多野牦牛、野驴和羚羊，简直像在童话世界中一般。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派动物与人接触时一点也不畏惧的情景。”在青海湖边，普氏观察到“数百头一群的野驴”。在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有很多野骆驼，上百峰野骆驼成群的也不稀奇。”并说在那里也有野马。而在相邻的罗布泊地区“有很多野马，柴达木的蒙古人从不猎杀野马。”今天，柴达木的野马、野骆驼已成为昨日黄花。虽然在海西州所设的阿拉尔自然保护区中，将野马也列为了保护对象，这恐怕只是一项招魂之举。“魂兮归来兮，胡不归？”为什么不归？只要看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答案就十分清楚明白。据《海西州志》第一卷载：1960年，全州组织打猎队257个、2610人，共猎取野牲肉228援19万斤，猎取野牦牛6010头，野驴71353头，盘羊985头。个头小些的藏羚、岩羊、黄羊不屑入统计之列。外州县及外省进入柴达木捕猎的人员及“战果”更无法统计。

    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不过是弹指一挥。而对自然生态做如此规模的破坏，在扼腕叹息之余，难道不值得今人和后人深思再三吗？其结果应该是激励今人和后人做出加倍的努力，以保护和重建劫后残缺的生态系统。

    普氏在其考察报告中涉及有关社会科学的部分，对我们进行西北地区及青藏高原，有关民族宗教、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如发生在同治年间的甘青回族起义，影响涉及柴达木及更远的西藏。当时的达赖喇嘛从拉萨派出的朝见同治皇帝的使团，被起义之事滞留在盆地，进退维谷；蒙藏族群众的生活用品无法运进，给当地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没有了每日不可或缺的砖茶，只能用野黄葱代之；没有了青稞，蒙古族不得不自己垦荒种植；普氏还在今巴隆哈拉湖地区，遇到数十名采金的藏族人，他们的主要工具是木掀，木掀头上镶有一片野牛角，以增强硬度，其效果可想而知。

    普氏的考察报告还涉及到青藏高原及柴达木地区的气象、水文、山川、地理、文物等多个方面。他回到彼德堡时，带去了鸟类标本238种，约1000只；哺乳动物标本42种，兽皮130张，爬行动物10种，标本70件；鱼11种，昆虫300多种；植物标本600种，近4000株。还有大量的数据、精致的照片等，这些已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分藏在俄国及欧洲各地的博物馆中。

    普氏的考察成果，为他本人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欧美学术界一致认为普氏是“当代最杰出最勇敢的考察家，是深入亚洲腹地完成私人考察的第一人。”

    平心而论，普氏确实具备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探险家应有的素质。他万里迢迢，踏上一片未知而又充满危险的土地，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可想象的。其根源是他对科学的献身精神，给予了他克服高寒、缺氧、酷暑、沙暴等种种艰险的力量和勇气。诚如他自己说“九死而一生”，终于达到了前人不敢涉足的境界。而对自然的热爱和崇敬、渊博的科学知识，是他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支撑点。

    在普氏的笔下，青藏高原及柴达木有其险峻严酷的一面，但他更愿意表述雄浑迷人的另一面。他对大通河流域绚丽的自然景观的描述，充满诗情画意，读来如一篇完美的散文诗；他对昆仑山泥石流排山倒海的气势，有着传神的妙笔，使读者有着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他眼中的青海湖“景色特别美，尤其是当考察队来到此地时，正值深秋，四周是白雪皑皑的群山，就像是白色的画框，框住了一望无际的的湛蓝色的湖水。”他对青藏高原的动植物无以伦比的顽强生命力大加颂赞，并以情感化的笔触加以描绘。如“我几次自问，野牦牛和盘羊哪一个更美？却总是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各有千秋。庞大的身躯，巨大的角，如流苏一般儿可曳地的长毛，粗壮的尾巴，还有那全身黑亮的色泽，都使野牦牛显得格外出众；而盘羊英姿挺拔，头顶一对弯弯的大角，胸脯雪白。步伐矫健，毫无疑问，它们都是荒漠上最迷人的动物。”而青藏高原的清纯美丽给普氏内心以极大的慰藉。他在考察报告的结尾写道：“我急欲呼吸旷野上纯净的空气，享用荒原上那无与伦比的空气，拥怀蓊郁的丛林，倾听鸟儿啁啾的天籁之声。”

    在当今的地球村，人类对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认识程度，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处如何，将最终决定着人类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氏对大自然的探索精神，对大自然发之内心的热爱之情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普氏在1872年来青藏高原时，正值沙俄帝国殖民拓地达到巅峰之时期。因此，他的考察含有推行沙俄殖民政策的动因，普氏的思想行为上有着殖民者的明显烙印，这是不足为奇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其著作中的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殖民者的自大和傲慢。如在考察河源地区时。竟大起地名，什么莫斯科、哥伦布等，就是一例。青藏高原的地名早由先后进居此处的羌族、吐谷浑族、藏族、蒙古族起了名字，代代沿用，何劳普氏狗尾续貂？特别要加以谴责的是，他在河源地区，与果洛藏族同胞发生遭遇战，致使藏族同胞数十人伤亡，这是普氏人格上无法洗去的污点。

    从学术观点看，普氏的著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如将布尔汗布达山定为青藏界线，将青南地区称为藏北高原等。另外，他对当时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背景了解不够，却妄加评论等，都应加以修正和批判。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缺点，需加指出。普氏在前后两次的考察中，得到了沿线各族群众，特别是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各阶层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善意对待，是他们提供了普氏一行的衣食住行，充当普氏一行必不可缺的翻译、向导、驮夫等，这是普氏考察能够顺利完成的最基本的保征。这一点，普氏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过，说：“翻译在青藏高原上为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又说，他在宗加房子，廉价雇用了一名蒙古族老人做去西藏的向导，没有这位向导，去藏就会泡汤等。但是普氏对这一重要因素认识不足，大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更多的是表述自己的幸运和勇气。在他最后给沙皇政府的致词中说：“我们的盟友只有一个，那就是勇气。”而实际情况是，如果没有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就算他的“盟友”有两大筐，他也是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不过话又说回来，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位特定时代中的历史人物，应加以历史的对待。我们不能指望在那个时代，“仁慈的沙皇陛下”会给青藏高原派来一个行囊中只装着各种仪器和银锭，而决不带来福枪的科学考察队来。普氏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我就以东正教的祷词来评价他。即：“尘归尘，土归土”，如此评价这位俄国探险家就比较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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