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下午6点

    一如往常，尤里叔叔按时来接我。唯有从表演艺术学校去戴尔莫尼科餐厅时，他才让司机开车来，因为在这个时候想打车简直就是疯了，而坐地铁则更是费时。

    “你好啊，明日之星。”我刚一钻进车里，他就向我招呼道。我在后排的真皮座椅上坐定，闻着空气中他古龙水的味道，微笑起来。他看上去有些疲惫，但脸上的笑意依旧，令那双他称为“布什卡亚家的眼”周围浮起了皱纹。妈妈也有一对蓝眼睛，但是颜色浅亮很多很多，几近透明。

    “话别说得太早。”我答道。他捏了捏我的肩头。

    “我相信你一定表演得很棒，况且你也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庆祝吧？”

    “什么？”

    “当然是为了你的辛勤付出和全力以赴啊！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将以你为荣。”

    我点点头。与尤里叔叔待在一起，既像是与爸爸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外貌与声音都是那么地相似——又像是在与一个总有办法逗我开心的好友相处。尤里叔叔只比爸爸小两岁，但他心无挂碍的生活态度，却是爸爸再难重回的昨日。

    他的电话响了。“你好，莫娜，在蒙大拿过得可好？有没有套牢哪个牛仔呀？”他笑着说道。莫娜与尤里叔叔以前也算是约会过，但他却不愿就此稳定下来。

    我透过车窗望着城市的街景，试演的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兴许我应该再多笑笑。不，也许是该再严肃点。也许我的足尖旋转应该做得更有力一些。也许我在完成大跳的时候，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应该再高一点，凌空飞舞。

    他轻轻地推了我一下。“我敢肯定，你跳得很棒。别再多想了。不如我跟你讲讲我公寓楼里的新鲜事吧？”

    尤里叔叔总是跟我说起他那些邻居们的故事。这次他讲述了一个约莫90岁高龄的女士；他确信她曾经是名间谍。这可能仅是他的异想天开罢了。每每观察他人，我们都爱玩这种假设分析的游戏。

    “那要是她以前真是间谍，同时又以芭蕾舞演员的身份作为掩饰呢？”我试探着问道。

    尤里叔叔歪着头。“今晚不说芭蕾舞演员的故事。你需要好好放松一下。”

    我耸耸肩，心里再清楚不过，只要我仍为试演忐忑，就无法谈论其他任何事情。车子停在了戴尔莫尼科餐厅门前。

    “来吧，我们进去，”叔叔说道。

    领班将我们带往叔叔最中意的那张偏居一隅的餐桌。为此我们得穿过整个餐厅。尤里叔叔与往日一样，在落座以前，沿途与人握了几次手，拍了几下背，还说了几句相互问候的场面话。

    我们点了常吃的几道菜；尤里叔叔要了一份戴尔莫尼科牛排配蒜苗土豆泥、一道野生蘑菇烤洋葱作为配菜，我要了一份菲力牛排配烤芦笋。

    “今年夏天你会留在城里吗？”尤里叔叔问道。他抿了一口红酒，而我也正喝着秀兰邓波儿鸡尾酒。“你知道的，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住。你宿舍里有空调吗？”

    我的双唇扯出一个微笑。他总担心学校没能为我提供足够舒适的环境。可他全然没有意识到，我根本没有时间享受这种舒适。我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练舞上。

    “我还不确定。爸爸说他想回一趟新泽西，就算外婆不在……”我哽咽着把话吞了回去。谈论外婆于我而言仍旧艰难。“我想他大概希望我能和贝卡见见面。而妈妈也可以与贝卡的妈妈聚一聚。每当我们在那边时，她看起来总是更放松一些。”

    “听上去不错。”尤里叔叔又啜了一口红酒，随后靠在了椅背上。“艾米丽娅最近怎么样？”

    我们无话不谈——他的律师工作、两周后他想带我去看的那场电影，以及我们两人对春天的翘首以待。可尽管如此，在我的脑海深处，试演和即将在爸妈家过周末的事却依旧挥之不去。

    我决定不点甜品，这着实不易，更何况我几乎能感觉到淋在经典阿拉斯加核桃蛋糕上的杏子酱和香蕉冰淇淋一起在舌尖上慢慢融化的滋味。但如果我想吃甜品，就该以沙拉为主食，而不是菲力牛排。

    尤里叔叔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清了清嗓子。“那么，你怎么了？”

    我猛地抬起头来。“什么怎么了？”我试着发出惊诧的语调，但却说得太小声了。

    “你几乎一整晚都在摆弄你的项链。”

    “啊？”

    “每当你有压力或者伤心的时候，你就会止不住地摆弄你的项链，”他微笑着，“要是跟人打牌，你肯定糟糕透顶。”

    “你最近打过牌吗？”我问道，试图把对话转向安全一点的话题。

    “不要转移话题。”他叹了口气。“你还在担心试演吗？娜塔，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已经全力以赴了。你投入了所有的时间，力求完美。我每一次在舞台上看见你时，你表现得仿佛一切都轻而易举，我真的很惊讶。”

    我又一次哽咽了。为什么妈妈不会对我说这些话？

    叔叔一手盖在我的手上，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背，接着又啜了一口他的浓缩咖啡。“好了，跟我说说吧，娜托希卡。”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呼出，随后又抓住了我的项链。“这周末我不想回家。我的意思是，我其实是想回去的，我想见到他们。而且我还在脑海中想象过那场景。比如说妈妈会像她保证过的那样来机场接我，也许我们还会一起做点什么，比如去海滩玩玩。”我喜欢在室外仍旧寒冷、游人稀少的时候沿着海边漫步。我松开了项链，但很快又握紧了它。“可我不想回家去当一个透明人。妈妈几乎不怎么关注我。而爸爸看上去总是很伤心。”

    “伤心？”尤里叔叔皱起了眉头。

    “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也许我没注意到，因为最近几周我都睡得不太好，但试演前我和他通过电话，他听上去……”我搜寻着准确的用词，却一无所获。最终我耸耸肩。“不对劲。他听上去就是不对劲。”

    “那你妈妈呢？”

    “妈妈没怎么和我说话。她好像在哭，但是我不确定。她说她是因为感冒才不断地吸鼻子的，但我肯定那是在哭。”我顿了顿。“也许这个周末我最好还是留在这里。”

    尤里叔叔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单手揉搓着后颈。而这就是他下意识的习惯，表明他正在忧心着什么，却又在竭尽全力掩饰。当面对一个大案子，或是在我每一场演出之前，他就会是这个样子。他总是告诉我要认真对待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也要我小心仔细，别在跳舞时受伤。人们总是意识不到芭蕾的危险性：腾空而起完成一个大跳，让每个观众都相信台上正演出的故事。若一个芭蕾舞演员中规中矩地完成她的任务，那么所有的动作都会显得轻松而完美；而那些长时间的把杆和排练不会为人所见。去年，有两个女孩因为伤病不得不休学数月：其中一个在落地时失误，伤到了跟腱；另一个因为无法应对压力，陷入了彻底的倦怠。

    叔叔仍旧没有接话，我又抓紧了项链。“你怎么想？我应该回去吗？”

    “你想见到他们吗？”

    “想见。”我小声地答道。尽管这并不容易，但我确实想念他们。说不定这个周末还能成为我们重归于好的契机。

    尤里叔叔微微笑了一下，是尚不足以令他的眼角现出褶皱的浅笑。不过，他还是不发一言。

    “我确实想见到他们，”我复又开了口，如自言自语一般对他和盘托出，“好吧，我会回去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可能是我在无中生有吧。”

    “明天什么时候的航班？”

    “早上9点，从肯尼迪国际机场出发。”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送你去。我只需要在明天晚些时候出庭。”

    “好的。”

    “那现在先送你回学校吧。”

    我们走出餐厅时，纷扬的雪花飘落在人行道上。我抬起头来，发出一声轻叹。“我喜欢雪，但它得就此打住了，这样我明天才能走。”语毕，我回身看着尤里叔叔。“我能在西72街的公园门口下车吗？”

    “为什么不直接回学校？天快黑了，我不想你一个人走在路上。”

    “我可以从那里回去。我想走一走。”

    “雪中漫步？你刚说你已经厌倦下雪了。”

    “是的，但同时，也没什么能比中央公园的雪景更美了。而且从西门走回去也不过是10分钟。我没问题的。”

    “好吧。但你一回宿舍就得立马给我发短信。”

    我们在车上都没怎么说话。尤里叔叔始终皱着眉，仿佛他有话想说，却又不确定是否合宜。外婆去世时，他就是这副模样。爸妈让他送我回家，好亲口告诉我外婆的死讯。她走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

    一想到当初我竟没能陪在她身边，我便哽咽难言。我只会偶尔给她打个电话。我曾把她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

    妈妈总说跳舞是需要牺牲的。只是我未曾想到，那也意味着要牺牲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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