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们的一切都已逝去，各自的人生将迈入不同岔道，不会再有交集。但在工作第二年的夏天，他毫无预兆地出现了。他就那么晃进了我的宿舍，看上去像饭后散步随意晃进来的，又高又瘦，微耸着肩膀，穿件黑T恤、灰便裤，趿一双人字拖。我对象正在房间里替我整理书柜，他在机关工作，是个非常老实的人，他扶扶眼镜问万小东找谁。万小东说：“找我老婆。”我对象一下楞住了，看看他，又看看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接口。我站起来给他倒水，但手抖得厉害，差点把玻璃杯砸了。万小东接过水，一饮而尽。我对象试图再搭搭话，清清嗓子说：“请问你……”万小东摆摆手说：“你们聊，我先睡会儿。”他坐到我的单人床上，甩掉两只拖鞋，倒头就睡，不一会儿，鼾声就响起来。对象停下手头的事，看着我，用目光提醒我做个解释，但我不知该怎么解释。正是初夏，天气还有点凉，我从柜子里取出一条薄毯给万小东盖在身上。躺下来，愈显得他的鼻子很高隆，两颊瘦削，睫毛又浓又密；跟少年时比，他瘦了许多，脸看上去有些疲惫，腮上的胡茬抚上去刷子似地戳人。我不知道自己注视了他多久，抬起眼时，只见我对象两手哆嗦，惊痛地望着我。他勉强说：“要不，我送你朋友去宾馆？”我说：“不用。”他问：“那，我先走？”我说：“好。”他放下手头的两本书，拎起一把雨伞（一定是昏了头，因为外面根本没下雨），夺门而出。
我关上门，把身上的衣服脱干净，掀起毯子，躺在他的身边。已经十年，我们没有这样睡在一起。他很快就醒了（可能先前一直在装睡），向我侧过身，手指从锁骨间的胸窝开始往下摸索，经过乳沟、微隆的腹、耻骨，熟稔地滑入十年前的通道，那儿一下子漾满了湖水。他把我整个人端起来，像莲花一样坐在他身上，一边动着，一边问我：“跟别的男人做了吗？”“做了。”我说。“做了几个？”“两三个。”“太少了，”他笑着说，“差我太远。”其实，我除他之外，没有跟任何男人做过，就连处了两年的对象，也坚持着没有做，我对象一直以为我还是处女，认为我是要留到新婚之夜的那类古董女孩。或许十年的时间太久，动作太激烈，那儿又被蹭出了些红色液体。当然不像当年那样汹涌。万小东用手指沾起那点淡淡的粉色，呼吸急促起来，说：“以后只准跟我一个人做，因为你要嫁给我了。明白？”我点点头，面容平静。但心底的那个我，已经放声大哭，哭得全世界都跟着我一起伤心，一起快乐。
那年十月，万小东与我完婚。酒店迎宾处挤满了冲我们拍照的路人，我俩站在那里就像一幅完美的图画。我感觉一切如梦似幻，人生完好无缺。不久，我生下女儿田田。一年后，检查出甲减（甲状腺机能减退），连带着心脏有点儿不好。拿诊断单那天，医生对万小东说：“病人不能生气。”万小东对我说，这病好，没人敢惹你了。我一病六年，一直服用激素，身体里就像有个人在吹气球，迅速膨胀起来，体重直飚到六十多公斤。那段时间万小东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照顾我，无论多晚都到医院里陪夜，睡在平行于病床摆放的80cm宽的陪护床上，翻个身都困难。有一晚，已是凌晨一点，接班护士过来查床，问要不要把陪护床撤了，家属应该不会来了。我正迟疑，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每一步都从地上擦过去，像张砂纸磨着地面，自然是万小东了。他一进门就甩掉外衣蜷卧下来，两条长臂揽住棉被，一小会儿就睡着了。我俯看着他（陪护床比病床低一些），他的面容安静满足，微带笑意，像个做梦的小孩。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像只鸟儿，一只收拢翅膀归巢的漂亮鸟儿。
就像凡人没法了解鸟儿的飞翔一样，我觉得自己并不了解他。我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娶我。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说：“因为你舒服吧。”我说：“不是因为最爱我？”他说：“也许是。”我说：“以后还会爱上别人吗？”他说：“可能啊，值得爱的人那么多。”我说：“可是我只爱你。”他说：“这是一种偏见。只要有机会结识，你有可能爱上一万个男人。”
那几年，万小东把精力投入到了新开的酒吧上。他的合作伙伴乔乔是名健美先生，高大、满身肌肉，看上去没心没肺，被他外表所蒙蔽的人们，很快就发现生意场上已被狠赚了一笔。在开清吧与慢摇吧方面，两人起了争执，万小东想做静吧，乔乔认为从赢利的角度考虑，必须有DJ师、摇滚元素，这样才能刺激消费。万小东明智地让了步。果不其然，蓝荷慢摇开业后，吧厅日日爆满，万小东建议隔出来的小玻璃房里却几乎没什么人。那些年轻人都爱待在热闹的吧厅里。但我挺喜欢那间玻璃房，房里栽满绿色植物，剧烈轰响的音乐经隔音玻璃过滤后，轻柔了许多。乔乔的妻子阿菲也常去那儿，她是小学体育教师，凤眼、大嘴，笑起来眼角扇似的一排鱼尾。我们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阿菲爱喝酒吧的试管酒，五颜六色一支支插在冰盘里，看上去非常漂亮，老让人忘了那是酒，一不小心就喝过头。喝多了的阿菲就摇摇晃晃站起来，将手指戳向玻璃墙外的吧台，嘴里骂骂咧咧。我知道她在咒谁，风传乔乔与女调酒师交好已有一段时日。阿菲来时，乔乔一般都搬万小东和我救场。但有一天，他既没有联系到万小东，也没找到我，于是意外发生了。阿菲摔了两排酒瓶，一片飞溅的玻璃碴落入了女调酒师的左眼，据说虹膜当时就裂了。当晚女调酒师就进了医院，她提出平息事端的交换是乔乔。她要求乔乔陪她去法国留学，她考了法国的调酒专业研究生，苦于没有学费。后来调酒师的左眼并没有盲，眼翳上留下一块红斑，不细看看不出来。
从此阿菲一个人生活在国内，不知为何，她与乔乔一直没有离婚。乔乔在世界各地转悠，后来停留在了澳门。放学时，阿菲帮我把田田从学校里带出来，我们就会一个车内一个车外地聊上几句。我问她：“过得好吗？”她说：“都五年没有男人了，能好得了？”我说：“让他回来啊。”她摇头说：“不可能了，”她眯眼望向校体馆上方的瓦蓝天空，“回不去了。”我们短暂的对话总是被刺耳的喇叭声打断，只能匆匆挥手告别。其实多年来我一直想问她一个问题，如果回到五年前，她还会不会那么冲动地举起酒瓶就砸。这个故事还有个部分就是，酒瓶飞过去的瞬间，乔乔冲上前挡了一挡，要不是乔乔挡了一挡的话，后果更难设想。当然，乔乔的肩膀因此缝了十几针，镊子一片片往外夹玻璃碴时，乔乔咬着牙一声不吭，倒是阿菲，在一边哭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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