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南蛮子我见过——他是个南方人，我们北方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老许生得又矮又胖，两条细腿撑着个那年代罕见的大肚子，像只老母鸡，又像只饱餐后的麻雀，说活办事黏黏糊糊的，像喝粥喝昏了头，据说南蛮子的细肠子消化不了北方的粗粮，解不出大便，所以公社让村里专门安排妇女为他做白米饭吃，吃得他更白更胖了，挨饿的孩子看见他，就会流口水，想起白面大馒头。
以前来姥娘家，常见老许倒背着手，矫情地穿着双草鞋，挺着大肚子在街上晃来晃去，看见个抱孩子的小媳妇就停步跟人家搭讪，一口娘娘腔，胖手暧昧地摸着孩子的嫩脸蛋儿，两只眼却直往人家小媳妇的怀里瞄，恨不得生出两只钩子来。我啥时候见了他，都要冲他后背吐一口唾沫。
老许作为吃国家粮的干部，住在象征着村里最高权力的大队部。大队部周围的院墙是青砖垒的，残破不堪。那些青砖本来是坟砖，听说是破四旧的时候从坟里扒出来的，带着一股尸骨的腥臭味儿。这样的砖都用泥巴垒成大队部的院墙了，还会有人在深更半夜来偷，用铁锹挖下来，然后用小推车推回家去，垒猪圈鸡屋牛栏，或者垒灶台。有的地方被拆得只有我一半高了。
我跑到院墙边，头顶的火呼呼烧得正旺，我一手抄起一块青砖，躲在矮墙后往院里瞄。
望得见老许住的宿舍了！他住在大队部一侧的一间收拾得比较高级的小屋里，据说那里面糊满崭新的报纸，还有穿着花裙子的电影明星照——露膀子的都有，真流氓！半拉子大傻曾进去用他那灵敏的鼻子嗅过，说老许屋里飘着一股大姑娘小媳妇身上的香味儿。老许房间的一边，是女赤脚医生红媛的卫生室。姥娘村里的女人说，到了晚上的时候，两间屋里的人经常并到了一间去，不知鼓捣啥？瞅着那些女人们背后嘀嘀咕咕撇嘴嗤鼻的样儿，断定也不是啥好事，俺那时虽然岁数小，却也不是啥都不懂的傻小子了。
看见那个老许了，他脖子上搭条白毛巾，正端着花脸盆出来倒洗头水呢，嘴里哼着“大姑娘上轿哭啼啼”的民间小调儿，酸溜溜的。不知从哪间屋子里传来红媛哧哧的笑声。我眼睛里的火呼地烧过去，几乎要将四周的青砖都点燃了。
该当老许吃个狠的，正当他泼了水准备往屋里迈时，我从墙后跑出来，照准了他那肥大的脑袋一砖头砸过去，就将他那葫芦给开了瓢，血顺着他那湿淋淋的头发流下来，这家伙还瞪着那对儿肉里眼迷茫地东张西望，不知洗头水怎么变成红的了，又怎么溅到脚上了？
趁他迷惘的工夫，我赶紧扔了另一块青砖，撒腿就跑。我的背影他恍惚间肯定看见了，因为我听他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小孩！”
等支书、村长、民兵连长、贫管会主任等村里大大小小的官儿们闻讯赶来时，老许已经卷着铺盖跨出了大队部的门口，头顶用那条白毛巾捂着，血水在上面已经开出红花来了。红媛在后面一手推着老许的自行车，一手用镊子夹块棉球，大呼小叫着，急急忙忙追过来，老许低着头跨过村干部身边，一言不发地走远了。
就这么着，莲洼屯里权力最大的“钦差大臣”被我一砖头打跑了。他用自行车带着铺盖卷骑出村的时候，我骑在我姥姥家的墙头上，瞪着我那对儿小眼睛嘴皮子翻飞地乱骂，我说：滚吧，滚了好。你斗牛鬼蛇神，说我姥娘是黄鼠狼附体，咋不去抓只黄鼠狼来斗？再说，她也是被黄鼠狼附体利用啊，也是受害者，你们不是救人民于水火吗，怎么不去将她从黄鼠狼压迫下解救出来？
当然，我的骂声，他听不见，我离他远着呢，我也只能和我想象的仇人对骂，不能真让他听见，他官儿比贫管会主任要大，甚至凌驾于村支书之上，我惹不起他，但我不怕事，谁惹我我打谁，但我身子骨还单薄，决不能让人打。我那深明大义的奶奶曾教导我说：孩子啊，自古英雄出少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都记在心里呢。
那个老许，后来申请调到离我们那儿很远的一个村去了。他走得有点儿让人不可理喻。也许他也知道村里的法则，怕与一个孩子较劲让人耻笑吧？但也有人说，他其实早就想调走了，因为上边已经听说了他跟红媛的事儿，他怕再待下去怕出事，所以那一砖头恰好给了他调离的借口。
后来，老许回忆在莲洼屯工作的经历时，心有余悸地感叹说：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穷山恶水出刁民啊！他知道做这事的是个孩子，却不知道这事儿其实不是莲洼村的人干的，而是一个神婆子的外孙跑了七八里地赶过来做的案！当我朝他抛砖头时，因为跑得麻溜，他没看见我的脸，单凭背影也认不出是哪个孩子。所以，虽然派出所后来也来调查过，但莲洼屯的父老乡亲们不肯吐露半点儿蛛丝马迹。派出所的人也无奈，或许压根儿也不想跟个孩子过不去，拉拉大盖帽，上了三轮摩托车就突突突开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就这两件事，奠定了我在村里的位置，也在方圆几十里塑造了我少年英豪的形象。我这人，就这个脾性，任何时候不屈服，不服输，宁做鸡头不做豹尾，我若是留在村里，现在肯定是村支书，让我干大队会计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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