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扩张,周瑜立功
赤壁一战,东吴大胜,周瑜也一战成名。他乘胜追击,率领几万人马攻打南郡。
周瑜到达南郡后,便令数万大军围攻江陵城。由于江陵城内粮草充足,再加上守将曹仁防守严密,周瑜一直未能取得胜利。周瑜为了分散并消耗曹仁的兵力,于是派甘宁西上攻取夷陵(今湖北宜都)。甘宁一战成功,曹仁不得已分兵,企图以五六千众夺回夷陵。周瑜采纳吕蒙的建议,只留下小部分人继续围困江陵,自己则亲率大军去援救甘宁。周瑜在行军的中途,突然发现从江陵到夷陵之间有一处险要的必经之路。于是他派出三百多人,用砍伐的树木把这条必经的险道给堵上。当周瑜赶到夷陵后,就很快与曹仁在城下激战起来,曹军抵挡不住,军队被消灭了一半以上。曹仁一看实在抵挡不住周瑜的攻势,又恐怕江陵有失,于是连夜撤往江陵。但当曹军行至那条险道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困境:
前面有树木挡路,后面周瑜更是穷追不舍。为了逃命,曹仁只好下令丢掉马匹,步行越过路障,就这样狼狈地逃回江陵。这一夜,周瑜就截获了曹军战马三百多匹。不久,周瑜在长江北岸建起营垒,准备长期围攻曹仁。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军一直在江陵对峙,多次进行较量,各有胜负。曹仁逐渐抵挡不住周瑜的优势兵力,伤亡增多,兵力开始出现严重不足,情势日渐窘迫。曹操看到这个情况后,只好下令襄阳的守军接应曹仁撤出江陵,东吴军队终于攻取了这个战略要地,把曹操势力赶出了荆州。周瑜则被任命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
曹操的势力北退之后,刘备也乘势占据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同时为了巩固同江东的联盟,刘备迎娶了孙权的妹妹,并向孙权提出借的要求。在借还是不借的问题上,江东政权内部存在分歧。周瑜不但不同意借南郡与刘备,而且主张应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不放。但孙权考虑到曹操的威胁仍然存在,江东还是需要孙、刘联盟来对抗曹操的,况且他觉得刘备也不是个送个美女就能上钩的人,所以没有听取周瑜的建议。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去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进一步提出准备夺取益州的计划。益州处于荆州的上游,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地区。这里不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沃野千里,稻香鱼肥,素有“天府之国”的称号。然而割据益州的刘璋却软弱无能,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实力比较弱小,而且占据汉中一带的张鲁又屡次与刘璋发生战争。周瑜认为,赤壁之战后曹操元气大伤,至今还没有复原,况且他又有心腹之患,不敢轻易举兵南下。益州现在局势不稳,正好乘机攻取。占领益州后再进一步消灭张鲁势力,这样就可与反曹的马超结盟,形成一个反曹的包围圈。他认为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消灭曹操,统一北方是可以办到的。孙权同意这个建议后,周瑜立即起程返回江陵,开始作攻取益州的军事准备。但是,在走到巴丘的时候,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临终前,他上书给孙权,首先便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接着就劝诫孙权除要防备北方的曹操,还要警惕占据荆州的刘备。这一年,周瑜才三十五岁。
名家回眸
中国现代史学家钱穆这样评价:周瑜对东吴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赤壁一战不仅打击了曹操企图南侵的野心,更为东吴在战后迅速扩张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三国历史分水岭——夷陵之战
刘备伐吴入主西川,横扫汉中,位登人极,万众翘首——历经大半生坎坷的刘备正处在人生和事业蒸蒸日上的黄金时段。赤壁之战后,定鼎三分的战略顺利实现,曹操赤壁、汉中两战连败,人心涣散,另一侧的孙权迟迟摆脱不开与魏军在合肥纠缠的梦魇,这正是刘备趁热打铁、北伐中原的最好时机。可上天弄人,关羽“大意失荆州”使得刘备的计划宣告破灭。
荆州失守、孙权背约、关羽惨死,这一系列突发事件令刘备怒火中烧。恰在此时,两个重大的变故传来——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同年,继承者曹丕逼汉献帝退位,自己篡位称帝。汉朝灭亡。为了自身师出有名,确立正统,刘备以汉室继承者的身份在次年四月于成都称帝,史称蜀汉。同年,料理完登基事宜的刘备马上开始了对东吴的复仇。
后世对刘备伐吴的决定普遍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认为其颠倒了战争的主次,急于报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人近暮年而丧失了曾出生入死的兄弟,心中难免按捺不住怒火。盛怒之下,刘备调集全国兵马,水陆并进,讨伐东吴而来。
不料,就在刘备集合兵马向东开赴之时,又一个天大的噩耗传来——张飞被杀。
张飞本就脾气暴躁,关羽的死更令其复仇心切。在接到刘备的征调令后,身为车骑将军的张飞受命率领万余人马从阆中(今四川东北部,古为巴蜀要冲)出发到江州(今重庆一带)会合。张飞为人“暴而无恩”,对自己的下属非常苛刻,惯常虐待属下的毛病终于给他酿成祸事。平日里郁积了一肚子不满的两名帐下士官——张达和范强刺杀了张飞,砍下他的首级,然后乘船顺江逃往东吴,将首级献给孙权。
张飞被刺,军中的都督连忙赶往蜀汉大营奏报。奏报之人还未入帐,深知三弟脾气秉性的刘备便猜到了一切。他长叹一声:“噫!张飞死矣!”接着昏倒在地。
关羽死于东吴之手,张飞被刺传首东吴,刘备将所有的仇恨都加在了东吴身上。尽管孙权为了缓和关系,连忙将刺杀张飞的两个凶手押解给刘备,但这对局势丝毫无补。蜀汉大兵压境,承载着的是汉昭烈皇帝刘备的国仇家恨。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秋,刘备统帅蜀汉水陆军马八万余人讨伐东吴。关于夷陵一战中蜀军的具体兵力,史书中并无明确而统一的记载。根据其他文献参照,蜀军实际交兵的先锋部队人数应是四万余人,加上各地赶来的支援部队,人数达到八万左右。这些兵力与《三国演义》中所说的七十三万大军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刘备自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还要分散在各地常备防守;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西蜀地处偏远,人口不多,很难征到大量的兵员。但这先锋的四万人确是蜀汉的精锐,大部分都是跟随刘备多年的老部队,所以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刘备兴师而来,搅得孙权坐立不安。孙权几次三番遣使求和道歉,均被刘备盛怒驳回。无可奈何,孙权只得应战。此时的东吴,最早的一批开国功臣已先后辞世,几任大都督——周瑜、鲁肃、吕蒙也都过早离世。但天无绝人之路,东吴延续了“善产少帅”的传统,新一代的领军人物陆逊已崭露头角。于是,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持节统率一千东吴猛将,率五万兵马迎敌。夷陵之战就此爆发了。
东吴首先派遣小股部队试图阻止刘备前进,但均被击退。同时,刘备派遣侍中马良前往武陵等地,笼络当地少数民族出兵相助,并得到了蛮夷首领沙摩柯等人的支持。而后,刘备从巫峡、建平进军,直达夷陵,一路依山建营,连立数十座营垒。陆逊则率领吴军驻防在夷陵,遥相对峙。
两军对峙在夷陵,偶有小的交锋,蜀军气势正盛,吴军屡遭挫败。东吴大都督陆逊并不慌乱,反而沉下气来,闭营不战,做长时间的僵持。刘备的军队远道而来,粮草和补给都有困难,不宜将战事长期拖下去。于是,两军的主帅——刘备与陆逊开始了一番智斗。
刘备为引诱吴军出击,派遣吴班率千余人在离吴军不远处的平地立营,借此挑衅吴军,而在营旁的山谷中埋伏了重兵。吴军上下一致要求出击,陆逊却早看得明白,对属下说:“这其中必有诡计,我们暂且观察。”果不其然,挑衅许久的蜀军见毫无效果,便将伏兵引出,灰溜溜地回了营。吴军上下无不对陆逊的谋略深表叹服。
就这样,两军隔着夷陵道僵持了七八个月,时间进入到了次一年的盛夏,人困马乏的蜀军逐渐显露疲态。陆逊见时机已到,便谋划进行决战。属下们对此都表示反对:“当初不去攻打刘备,如今蜀军已入我国境五六百里,各处要害都已经守得很牢固,这时候攻打一定得不到好处。”陆逊则说:“刘备是狡猾的敌寇,一生经历的事情也多,经验丰富。军队刚刚集结时,他一定非常用心谨慎,所以这时我们不能去攻打他。如今鏖战已久,他没占到便宜,士兵疲惫意志沮丧,也没什么计策可用了。消灭敌人,就在今日!”
于是,吴军率先打破僵局。陆逊领兵攻向蜀军的一处营寨,但并未攻克。
属下将领都对陆逊的决策产生了怀疑,而陆逊却高兴地说:“我已知晓破敌之术了!”他命令兵士每人拿一把茅草,用火攻的办法将营寨攻下。一营既拔,陆逊便率领吴军一鼓作气,展开了对蜀军营寨的全面进攻。疲乏的蜀军被突然的火攻打得方寸大乱,一时溃不成军,相连的数十座营寨陷入一片火海,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火烧连营”。
混乱中,蜀军前部将军张南、大督冯习以及蛮夷首领沙摩柯等主要将领皆被吴军斩杀,刘备的将领杜路、刘宁等被逼投降。刘备集合部队退上马鞍山,依山势防守。陆逊则督促士兵从四面齐攻,蜀军顿时土崩瓦解,死伤过万。刘备趁夜狼狈出逃,为防吴军追击,他下令随军士兵烧毁铠甲淤堵道路,这样才侥幸逃回白帝城。东吴诸将主张追击,要在白帝城生擒刘备,陆逊则认为吴蜀交战必为曹魏所乘,如果进一步出兵,有被曹魏偷袭的危险。果然没过多久,曹魏大军即至,吴军险些陷入被夹击的困境。
夷陵之战,最终以东吴击溃来犯的蜀汉而结束。东吴经历此战,巩固了夺取的荆州地盘,并由此成就一位新的领军人物——陆逊,他成为吴国中后期的顶梁柱。而蜀汉则遭遇了彻底的失败,除了荆州再无望收回外,这一战几乎打掉了刘备积蓄半生的实力,蜀国草创的成果付之一炬,一举沦为三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刘备报仇不成,又大折元气,老迈的身体再经不起这一辱一气,不久就在白帝城撒手人寰。而诸葛亮托孤受命,面前留下的却是一个战败后的破烂摊子,虽然他履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但蜀国的国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名家回眸
着名史学家顾炎武说:夷陵之战是三国历史的一座分水岭:吴国击败蜀国后,稳固了自己的实力;而正在蒸蒸日上的蜀汉却一战不起,转入了战略防御;刚刚经历政权变故的曹魏则利用宝贵的时间稳定了局势。从此,三国进入了惊涛骇浪过后的平缓时期。
孙权称帝
三国的历史有时候可以说是一部外交史,军事上的行动反而是为了辅助外交。孙权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外交优势,在曹魏和蜀汉间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而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东吴的立国方针是立足江东,面向全国,等有机会了再想着怎么进取,这成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赤壁之战时期,孙权为了自保,联合抗曹,火烧赤壁,把曹操的势力赶回了北方。但在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时期,东吴由于处于长江下游,孙权为了取得荆州,解除上游对自己的军事威胁,就与曹魏联合起来夺取荆州。尤其是在夷陵之战中,面对蜀汉倾国的兵力报复,孙权为了对抗蜀汉,不惜向曹魏称臣纳贡,以取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后来,蜀汉的势力收缩到益州,对吴已经不再构成威胁,曹魏反而成为吴的唯一大敌。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又转过头来与蜀汉开始长期联盟,甚至当东吴的大臣都谣传蜀想背弃盟约时,孙权还一直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并说:“我为各位担保,不会使大家家庭破落,也就是不会有战争。”
可见在后期,孙权与蜀联合的态度是很坚决并且积极的。孙权通过再一次的与蜀联合,不仅顺利地当上了皇帝,而且也有效地抵抗了曹魏的军事进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孙权每次都能审时度势,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外交方向,于是他从联蜀抗魏或联魏抗蜀中得到了很多实际利益。在魏、蜀、吴三国中,由于魏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从长远来看,吴、蜀联合抗魏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虽然在个别时期吴、蜀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但孙权在这个问题上看得较透彻,处理得比较好,这也是孙权能在江南建立一个稳固政权的很重要的因素。
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建国号为魏。第二年也就是221年,刘备也在群臣的劝说下登基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而此时在江东的孙权虽然也具备了做皇帝的实力和野心,但却没有这样做,仍然称吴王,而直到229年才登基称帝,在身份上与曹魏、西蜀相平。在当时,曹魏、西蜀纷纷称帝,孙权为何无动于衷?
他手下的臣子们肯定也劝过他了,但孙权依旧没有称帝,正是因为他能审时度势,知道自己当时不适合称帝,反正也就是个名号问题,对自己的权力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首先他考虑到自己在大义上是站不住脚的。曹操和曹丕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干什么都是打着汉献帝的招牌,名正言顺,当曹丕具备称帝的条件后,只要对外导演一场禅让的戏就可以了。刘备是“帝室贵胄”,虽然到他这儿血缘上已经比较淡了,但也是有称帝资格的,所以在当曹丕废了汉献帝以后,刘备就可以立即宣布自己是汉室的合法继承人,从而登上皇帝的宝座。这种政治凭借在当时是重要的,但东吴却没有,孙权如果也乘这股风称帝的话,不仅会招来世人的谩骂,而且有可能让魏和西蜀有了借口对自己发难。更重要的是当时吴、蜀两国同盟关系已经破裂,而且正处于战争关系,为了争取曹魏不在自己背后来一刀,孙权立马来个献书进表、纳贡称臣,根本就不提要称帝的事。等到东吴又与蜀汉恢复联盟关系后,孙权就不再惧怕曹魏的军事威胁了。于是他先向自己的盟友蜀汉表达了自己的意向,希望蜀汉能承认自己的政权。蜀国内部一片反对之声,但诸葛亮却很支持,认为现在承不承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不承认的话会妨碍两国的关系;承认的话就可以很好地维持双方目前友好的关系,关键时刻还能有所帮助。于是,孙权称帝得到了西蜀的支持,至于曹魏他根本连问的意思都没有。就这样,孙权终于在229年登基称帝,国号为吴。
名家回眸
着名历史学家马植杰是这样评价的:孙权审时度势的本领在称帝这个问题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孙权的卓越贡献
在三国以前,江南经济虽然也有进步,但还是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北方的中央政权也就对江南不够重视。而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强大的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秦以前的吴、越、楚,而且足以和北方的曹魏、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任何政权要想维持这个局势,都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技术和经济条件,因此需要加大对江南的开发。从东吴开始到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一直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作出的卓越贡献。
推行屯田
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有力措施,就是仿照曹操推行屯田制度。
东吴的屯田开始于建安七年,一直推行到吴灭亡时,历时七十多年。跟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大概分布在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范围十分广泛。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抗的邻近地带,有些则是在孙吴的腹地。东吴的屯田规模是很可观的,少的有几千家,多的有近万家。同时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而且还大规模引入北方的牛耕技术。早在汉代,江南就已经开始用牛耕,但到南朝时才开始普及,中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正是由于东吴的大力推行。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又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征讨山越
东汉末年,在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山越人。经过长期的发展,大部分山越人已被汉化,而且在他们的聚居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经不相同了,他们与汉族其实已经没多大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的崛起,山越在那些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政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坐落在山区,规模小点的有几千人,大点的有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相抗衡,就需要广开兵源和税源,但江南向来人口就少,所以孙权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些已经汉化的山越人,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对被征服的山越人,孙权采取“强者为兵,弱者补户”的政策。所谓“弱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妇女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经过长时间的讨伐,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到了大量的人口。据史载,仅补充进军队的就有十多万人。大量山越人离开山里,进入平原,东吴因此又设置了几个郡县。虽然这些人要受东吴的统治,不仅要纳税还要服徭役,剥削和压迫比较重,但他们居住的条件改善了,而且和汉族进一步的融合,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意义。
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
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也是引人注目的。由于东吴地处江南,河流湖泊比较多,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东吴在此地设典船都尉,把许多犯罪分子发配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这里所造的战舰,最大的能容纳士兵三千人。东吴的船队很是庞大,孙权就曾经派万人船队向北到达辽东,向南到达台湾、海南岛,为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在吴亡国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就有五千多艘。这说明吴国已经具备极强的造船能力。吴国的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着。当时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天下闻名,就连曹丕也曾派人向吴求精细的葛布,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在全国是一流水平。江南的纺织业原本是很落后的,从吴时才开始发展起来,但发展速度很快,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而被列为贡品,称“御丝”。孙权还在后宫设立织络厂,一开始在此工作的人还不满百人,等到孙皓时就已经发展到上千人,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的丝织品。
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个专门冶炼的城池,后来这里也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225年开采武昌山的铜铁,制作了数量巨大的刀和剑,可见武昌有生产能力巨大的冶铸作坊。吴的冶铁作坊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孙权还派人把岭南重新纳入了政权的统治范围,对岭南经济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名家回眸
孙权的这些贡献对我国经济格局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正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大规模开发江南经济,为江南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史学家吕思勉的评价。
南天一柱陆逊
夷陵之战,年轻的陆逊一战成名。但事实上,早在夷陵之战以前,陆逊在东吴就已初露锋芒。
陆逊,字伯言,原名陆议,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陆姓是江东的大族,陆逊的祖父陆康曾是庐江太守,父亲陆骏官至九江都尉。陆逊年少时父母双亡,陆逊由祖父抚养,因其在同辈子弟中年岁最长,他担当起总理家务的担子。
二十一岁那年,陆逊进入了孙权的幕府。他历任许多小官,政绩卓越,但一直默默无闻。孙权为了自家在江东的统治,广为结交江东大族,他见陆逊出身名门又颇有才学,便做主将兄长孙策的女儿许配了陆逊。自此,陆逊与孙权便有了亲缘关系,而他也逐渐为人所知。
关羽包围襄阳,吕蒙设计以退为进,告病离开前线以迷惑关羽。孙权询问吕蒙谁可暂时替代他统领前线,颇具慧眼的吕蒙向孙权推荐了名不见经传的陆逊:
“陆逊深谋远虑,才能堪当重任,我观其智略,终将担当大任。”孙权于是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陆逊到达前线后,利用关羽轻视自己名气小的特点,写信称赞关羽,使关羽掉以轻心,不作防备,极大地帮助了吕蒙“白衣渡江”奇谋的实施。袭取荆州后,陆逊因功提升为宜都太守、抚边将军,封华亭侯。
而后,已得信任的陆逊又接连领兵数破敌兵,累功升至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可谓锋芒初露。
东吴黄武元年(222年),刘备尽起蜀汉精兵,进攻东吴。东吴初战不利,节节败退。关键时刻,孙权启用三十七岁的陆逊为大都督,对阵当时天下敬畏的蜀汉皇帝刘备。陆逊利用蜀汉军队长途跋涉难以久持的弱点,责令全军坚守不战,消磨对手锐气,伺机寻找战机。他激励属下们说:“刘备打仗,胜少负多,不足惧怕。他违背天道,不守着自己老窝,竟敢送上门来。今日之战,我必能克之。”果不其然,刘备经不起长期的对峙,首先自乱阵脚,在布营方面出现重大纰漏。陆逊抓住机会,“火烧连营”,一举将刘备的大军击溃,取得了夷陵大捷。刘备一败涂地,侥幸逃到白帝城,他为自己输给如此一位声名不显的年轻将领感到极为羞耻,大呼道:“我竟被陆逊小儿折辱,这难道不是天意么!”
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刘备,陆逊一战成名。他在夷陵之战中所体现的出色的指挥能力、高超的智略以及宽宏的心胸,都足以令其跻身三国名将之列。夷陵之战后,孙权升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夷陵之战,奠定了陆逊在东吴朝中的领袖地位。孙权对陆逊无比信任,全权委托陆逊处理东吴与蜀汉的外交,甚至还将自己的大印刻制了一份交给陆逊,每次自己与刘禅、诸葛亮的通信,都要经由陆逊过目,如果陆逊觉得不妥,授予他修改书信并加盖大印的权力。如此恩宠,世所罕见。
深受信任的陆逊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承担起了东吴柱石的作用,敌人听闻陆逊威名,不敢轻易进犯。
然而陆逊为人正直,公忠体国,因此得罪了朝中一干小人,他们想尽办法在朝中诋毁陆逊。而陆逊本人心忧国家,虽在外任,却时常上书纠正时弊。久而久之,引发了晚年孙权的不满。尤其是他卷入了孙权两个儿子——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争储斗争:孙权听信谗言,有废黜太子孙和之意;陆逊则认为嫡庶有分,坚持保护并无过错的太子。这让孙权十分反感。
东吴赤乌七年(244年),孙权任命陆逊为东吴新一任丞相,但这只是孙权布置的假象。同年,孙权开始了对陆逊的“处理”:他先是以“亲附太子”为罪名将陆逊的亲族顾谭、顾承、姚信等人发配远方,将与陆逊屡有通信的太子太傅吾粲下狱处死,而后不断派使者前去责骂年迈的陆逊。陆逊因忧伤过度,于次年二月含恨而亡,终年六十三岁。
名家回眸
陈寿曰: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
东吴由衰到亡
所谓唇亡齿寒,西蜀的灭亡,对东吴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不保持内部的安定团结,奋发图强,想长期偏安江左是很困难的。
实际上,东吴的统治,在孙权称帝以后,已逐渐走下坡路。
孙权统治东吴的时间最长。他是三国时期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尤其是在前半生,他能团结重用一些有才能的人,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才智,在赤壁之战中战胜了曹操,在荆州之争中消灭了关羽,在猇亭之战中打败了刘备,保住了江东,占据了荆州。
221年,孙权接受曹丕吴王封号后,派中大夫赵咨为使臣见曹丕致谢。曹丕问道:“孙权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个聪明、仁智、雄略的君主。”曹丕说:“何以见得?”赵咨回答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据三州(荆州、扬州、交州)虎视天下,是其雄;屈身于陛下,是其略。”这个评价,并不算过誉。
229年孙权称帝后,对自己的文武官员开始不信任,越来越刚愎自用。
233年,割据辽东、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公孙渊向孙权上表称臣。孙权很高兴,立即实行大赦,并且派重要官员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率领近万人的军队,带着大批金宝珠货,乘船前往辽东,授予公孙渊燕王封号。
以丞相顾雍为首的满朝文武都认为公孙渊不可信,只派吏兵数百人,护送宿舒、孙综(公孙渊使节)回去就可以了。孙权拒不接受。东吴的元老张昭竭力规劝,反复辩论,孙权还是不听。孙权还认为张昭是在众人面前“折辱”他,要把张昭杀掉。张昭不满,便声称有病,不参加朝会。张弥、许晏到辽东之后,果然被公孙渊杀死。公孙渊还把他们的首级送往曹魏请赏。孙权为了挽回影响,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使张昭又出来参加朝会。
孙吴政权主要是在南北地主、士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张昭、周瑜、鲁肃等人出身于北方,是孙策、孙权创业时的心腹。孙权也注意笼络江南地主、士人,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大姓成了孙吴统治的重要基础,他们作郡吏的就数以千计。孙权称帝后,主要依靠南方土着,顾雍、陆逊是他们的代表。
孙权称帝后,无论是对北方南来的还是南方土着的文臣武将,都存有戒心。
对带兵守边的将领,要他们交出妻子做人质,如有叛逃,便杀戮人质,甚至灭及三族。
孙权称帝后,原来繁重的赋役状况也未减轻。顾雍、陆逊等都认为太重,建议减轻些。孙权不同意,并辩解说:“如果单守江东,现在的兵力是够了,赋役应该放宽些。不过坐守江东,未免陋小,所以仍须预先调兵,以便临时应用。百姓劳苦,我不是不知道,但事出不得已。”
在孙权的暴政面前,人们被迫举行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只是下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挖堑壕,以备“盗贼”,还是不肯减轻人民的负担。直到他病得要死时,才下了一道“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也许这时他真的感到有减轻人民负担的必要了。
孙权晚年,东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深化。
孙权先立长子孙登为太子,孙登早死,又立孙和为太子,封孙和弟孙霸为鲁王。孙权宠爱孙霸,孙霸想夺取太子地位,孙权怕酿成大乱,只好废掉太子孙和,并命令孙霸自杀,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
252年,孙权病死。孙亮即位时才十岁,由孙权安排好的大将军诸葛恪和侍中孙峻辅政。
诸葛恪是陆逊死后东吴的主要将领,领兵驻扎在战略要地荆州,抵御曹魏。
他掌握朝政之后,撤掉监视文武官吏的校事官,免去百姓积欠政府的债务,除去关津的杂税。开始时,东吴人对他的印象很好。但是他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政上,和蜀汉的姜维差不多,诸葛恪目空一切,雄心勃勃,不切实际地想一举灭掉曹魏。在他执政的第二年,就动员了二十万军队,几乎是倾巢而出,大举进攻曹魏。
当时,朝中大臣都不赞成兴师远征,诸葛恪不接受劝阻,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申述北伐的理由。别人不敢面争,唯有卫将军滕胤争谏说:“如今正当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敌人又有准备,如果攻城不克,野略无获,不仅丧前劳,而且要招后责。不如按甲息兵,待机而动。何况出兵是个大事,应该大家齐心才好。现在大臣们都不高兴,你就安于这样!”诸葛恪听后,不但无动于衷,还斥责那些不同意北伐的人是“不见计算,怀居苟安”。
结果不出一些大臣之所料,诸葛恪这次出征损失惨重。由于发生疾疫,吴军被敌人打败,士卒死伤过半,激起了军民的怨恨。
此后,东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尖锐,互相攻杀事件经常发生,政治越来越腐败,孙氏的统治江河日下。
258年,孙亮亲政。这个年轻皇帝不满孙綝的专横跋扈,暗中与将军刘丞、全尚等谋杀孙綝。由于计谋泄露,刘丞、全尚等被杀,孙亮也被废掉。
孙綝废掉孙亮后,立孙权的另一个儿子孙休做皇帝,自己任丞相,继续独揽大权。不久,不愿受摆布的孙休与将军张布、丁奉等设计将孙綝杀掉。孙休做了六年皇帝,到264年病死。张布、濮阳兴等迎立孙权的孙子乌程侯孙皓为帝。
孙皓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暴君。他即位后,“法禁转苛,赋调益烦”,政治更加腐败不堪。他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使大臣们很失望。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后悔立他为帝,孙皓就把他俩处死。侍中韦昭,着有《国语注》等书,是东吴着名的学者,参加国史的编写工作,孙皓要为父亲孙和作本纪,韦昭认为孙和未当皇帝,应放在列传里。孙皓大怒。孙皓同群臣宴饮时,不管酒量大小,都要以七升为限,喝不下去就硬灌。韦昭的酒量不过二升,暗中以茶当酒。孙皓嫌他不多饮酒,“积前后嫌忿”,把他下狱,最后杀掉。常侍王蕃平时不“承颜顺指”,在一次酒会中,“沉醉顿伏”,孙皓说他是假醉,便在殿中把他杀死。
孙皓对于他不满意的人,还用剥面皮、凿眼睛等残酷手段加以杀害,弄得上下离心,人人自危。
孙皓的残暴统治,造成“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广大人民群众不堪奴役和搜刮,纷纷起来反抗。其中声势较大的是山民施但领导的起义。266年,施但“因民劳怨”,在吴兴郡永安县(太湖南),聚众数千人暴动。他们北上进攻建业,发展到一万多人,后来失败了。279年,孙皓下令核实广州户口,以加强统治和剥削,引起群众的不满,士兵头目郭马等“因民心不安”,发动兵民暴动,杀死广州督虞授和南海太守刘略,后来也失败了。
孙皓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使东吴的统治动摇,为西晋统一南方准备了条件。
265年司马炎称帝后,经过一番整顿,内部逐渐安定下来,便准备南伐东吴。
269年,司马炎选派“经纬文武”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南方重镇襄阳。羊祜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蔡邕的外孙。曹爽掌权时征辟他当官,他推辞不就。司马昭控制曹魏政权时,他被拜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统领宿卫兵。晋武帝即位后,以羊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掌握“枢机”,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为了灭吴,晋武帝把羊祜从中央调到荆州前线。
为了建立强大的水军,渡过长江,在羊祜的建议下,司马炎命益州刺史王溶在蜀中修造战船,训练水军。
陆抗字幼节,是陆逊的儿子,孙策的外孙。陆逊死时,他才二十岁,被拜为建武校尉,后迁为立节中郎将,同威北将军诸葛恪换防。陆抗临走时,将屯防处的城围、房屋都加以修缮,居庐附近的桑果,也都保持完好。诸葛恪一入屯防,“俨然若新”,而他原来屯防处一些毁坏的地方却没加修缮,于是感到很惭愧。
这件小事表明了一个年轻将领的与众不同。孙亮即位后,拜陆抗为奋威将军,后又迁为征北将军。孙休时陆抗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孙皓即位后,加封陆抗为镇军大将军,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镇守乐乡(今湖北松兹东),和羊祜对峙。
在军事上,陆抗注意加强荆州的防务。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比较灵活地采取应敌对策,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平定步阐反叛。
272年,东吴的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当陆抗督军征讨步阐时,司马炎派荆州刺史杨肇去西陵接应步阐,并派羊祜领步兵进击江陵,徐胤(时为巴东监军)督水军进击建平,东西线配合行动。
根据这一形势,陆抗没有马上夺取西陵,他命令军队先抢修一道坚固的围城,内以包围步阐,外以抵御晋兵。士兵们昼夜拼命赶筑,很苦累。诸将有些不解,说:“现在应该乘三军锐气正盛,急速攻打西陵,等晋兵到时,城一定可以攻下。何必筑围城,使士民疲弊呢?”陆抗解释说:“西陵城很坚固,粮谷又充足,且多防御工具。攻打它不能马上拿下来,晋兵一到,我们势必内外受敌,怎能抵御得了呢?”诸将还想攻打,陆抗为了“服众心”,就让他们去试攻,果然失利。等到筑围完成,羊祜的军队已逼近江陵,杨肇的军队也快到西陵了。
原来陆抗在江陵北部一带筑有大堰拦水,以防敌人进攻。羊祜想利用大堰以船运粮,怕吴军掘堤放水,因此扬言要破坏大堰以通步兵。陆抗听说之后,明白了羊祜的用意,忙命部下破堰放水。羊祜无奈,只好以车运粮,大费功力。
陆抗命公安督孙遵在东部防止羊祜过江,派水军督留虑在西部阻挡徐胤顺流东下,自己督大军在西陵依靠所筑长围抵御杨肇。这时陆抗部下有一个叫俞赞的投降晋军。陆抗因为俞赞了解吴军虚实,知道一支“夷兵”(少数民族部队)把守的地段是个薄弱环节,估计晋军会根据他提供的情况,集中向这里进攻,便连夜用最精锐的部队将那支“夷兵”换下来。杨肇果然进攻该处,被吴兵打败,遭受重大伤亡。当杨肇无计可施,准备逃跑时,陆抗想去追击,但考虑到如果分派大量军队,步阐就会乘机出城夹击,于是命令全军击鼓,做出全线追击的样子,杨肇部众恐惧,解甲奔逃,丧失了作战能力。陆抗便派一支军队跟踪追击,获得大胜。不久羊祜等见无隙可乘,只好退兵。陆抗得以集中兵力,将西陵攻下,把步阐及其同谋处死,并请求将胁从的数万人全部赦免。当陆抗凯旋东还乐乡时,“貌无矜色,谦冲如常”,并不居功自傲。
羊祜从江陵退兵之后,觉得要战胜东吴,单从军事上考虑问题是不够的,还要争取人心。因此,他在荆州“务修德信,以怀吴人”。他宣布投降过来的吴人,如果愿意回去,不加限制。有一次,他领兵行军到东吴边境,粮食缺乏,便收了东吴的庄稼。回来之后,按照粮食所值,送绢作为抵偿。他领兵在边境打猎,如果猎物先为吴人所伤,而被晋兵获得,要送还给吴人。羊祜这些做法,使东吴边境军民“悦服”。
羊祜对陆抗也抱着友好的态度。陆抗对羊祜也很敬重,二人经常有往来,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赖。陆抗给羊祜送酒,羊祜饮之不疑;陆抗有病,羊祜送来药品,陆抗也毫无顾虑地服用。陆抗对部下说:“彼(指晋)专为德,我(指吴)专为暴,这是不战而自服。我们要维持和好,各保分界。”孙皓听说双方很友好,责问陆抗。陆抗解释说:“一邑一乡都不可以无信义,何况一个大国呢?我不这样做,就是显露对方之德,对羊祜毫无伤害。”
273年,陆抗任大司马、荆州牧,次年病重。临死前,陆抗又上书孙皓,劝他加强西陵、建平地区的防务,防止敌人“泛舟顺流”而下。不久,陆抗抱着不能挽救孙吴的遗憾心情与世长辞了。
276年,晋武帝司马炎以羊祜为征南大将军。羊祜认为时机已成熟,上书请求伐吴。他提出理由说:
“凡是靠险阻得以保全的,是由于双方势力差不多。如果强弱悬殊,虽有险阻,也是保不住的。蜀汉地势不是不险要,我军一进攻,藩篱并没起多大作用,很快拿下成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足以相抗的力量。现在,东吴江淮险阻不如剑阁,孙皓残暴过于刘禅,吴人困苦甚于巴蜀。我们晋军的力量则盛过往时,应该趁这个时候平定东吴,统一海内。如果我们各路大军齐下,东吴防不胜防,突破一处,上下就要震动,即使有智能之士,也很难找出对付我们的办法。孙皓任情多忌,将领疑惧于朝廷,士兵困苦于原野,平时都想离去,大兵一到,必然有响应我们的。他们不能齐心合力,拼死抵挡我们,这是可想而知的。不用多久,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羊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司马炎很赞同。但由于朝臣意见不一致,杜预、张华等赞成羊祜意见,贾充、荀勖等以为伐吴不可。另外,鲜卑树机能又在凉州反晋,而且声势较大,司马炎暂时没有发兵攻吴。羊祜叹息说:“天下不如人意的事,十件之中,常有七八。上天赏赐的东西,拒不接受,岂不为后世之人留下遗恨!”
278年,羊祜病重,还念念不忘平吴之事,要求朝见司马炎。司马炎派中书令张华到羊祜家探望请教。羊祜说:“孙皓的暴虐已到极点,如在今天进击,可不战而克。如果孙皓死去,吴国出现英明的君主,我们虽有百万之众,想窥探长江都不可能,那可是后患啊!”张华完全赞同。羊祜说:“能完成我志愿的,就是你!”
不久,羊祜也离开人世,终年五十八岁。司马炎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279年,益州刺史王溶又上书说:“孙皓荒淫凶逆,应该早日征伐东吴。如果孙皓身死,更立贤主,东吴就将成为强敌了。我造船七年,有的船已经逐渐腐朽败坏;同时,我年已七十,死亡日期已经临近。这三者有一样不顺,东吴就很难图取。诚愿陛下不要失掉良机。”这时虽然晋朝内部仍有不主张伐吴的,但司马炎还是决定大举南征。
十一月间,司马炎发兵二十多万,分为六路,在东西千里的边境线上同时出击。镇东大将军司马仙进兵涂中(指涂水流域,今安徽、江苏交界处),安东将军王浑进兵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建威将军王戎进兵武昌,平南将军胡奋进兵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进兵江陵,龙骧将军王溶、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军沿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节制诸军。
战争正像羊祜所估计的那样,东吴的军队没有多大抵抗能力,晋军所向披靡。杜预、王浑的军队一路大捷。王溶军顺流而下,在江中要害处,用炬火烧断吴军设置的铁锁链,斩军杀将,屡获胜利。夏口以西的吴军很快瓦解。王溶又同胡奋、王戎一道,攻下夏口、武昌。吴军将士望风而降,晋军直逼建业。
这时,东吴坚决抗击晋军的,只有新任丞相的张悌和少数将领。张悌是有政治军事才能、忠于东吴政权的人。他自知东吴必败,只是为了尽“臣节”,而去战死沙场。他督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领兵三万,渡江迎击王浑军。到牛渚时,沈莹劝张悌先不要渡江北上与晋军决战,要积蓄力量,等待东下的晋军水军到来时再战。张悌不同意,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不是今天才清楚的。
我怕晋水军到来时,众心骇惧,不可复整。现在渡江,还可以同敌军决战一番。
若像你所说的那样,恐怕士众就要散尽了。坐等敌人到来,没有一个人死难,这岂不是个耻辱!”于是,引兵渡江,同晋军交锋。经过激烈战斗,吴军失败,张悌及部将孙震、沈莹等战死。孙皓急忙派陶溶领兵迎敌,做垂死挣扎,但当天晚上拼凑起来的两万多士兵,都逃跑了。
这时东路司马仙的军队也逼近建业。孙皓见山穷水尽,无力抵抗,只得分派使者到王浑、王溶、司马仙等处请求投降。他还致书臣下,说“张良、陈平去楚,人为汉臣,舍乱就理,非不忠也”,要他们归附晋朝,还说“大晋平治四海,正是英俊展节之秋”,要他们在归晋后作出一番事业来。不久,王溶的军队先开进石头城,孙皓向王溶投降。正像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王溶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孙皓降晋是280年的事,至此,九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结束了,三国归于统一。
孙皓投降后,被迁往洛阳,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孙皓登殿稽首,拜见晋武帝。司马炎赐坐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回答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看来,他并未甘心屈服,不像刘禅那样“乐不思蜀”。
后来,晋武帝问东吴旧臣薛莹:“孙皓灭亡的原因在哪里?”薛莹回答说:
“孙皓君临东吴,亲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所以危亡。”薛莹的话是符合实际的。
东吴后期的统治是很残暴的,在三国中,它的内部最不稳定,但它立国的时间反而最长。从客观上来讲,这是因为:
一、227年以后,曹魏的主要兵力布置在西部关中一带对付诸葛亮的进攻,无力集中南下;二、247年以后,曹魏内部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的矛盾斗争加剧,无暇南顾;三、261年以后,司马氏集中力量灭蜀,不能同时攻吴;四、265年以后,刚称帝的司马炎要用一段时间安定内部,统一认识,创造灭吴的条件。
名家回眸
柏杨曰:三国的统一,是人民的热切要求,因为只有统一,人民才能免遭战乱之苦,才能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司马氏灭掉蜀、吴,完成统一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