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战胜国内外强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法宝和科学指南,是极富历史底蕴和鲜明时代特征的战略思想体系,是进攻和防御的辩证统一。其特点是:一方面,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战略防御可以适时转化为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其精髓包括:坚持自卫、后发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斗速决相结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等。
新时期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该方针坚持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的战略指导,形成三者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前移战略指导重心,积极运用多种手段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主动防御和化解危机,遏制武装冲突和战争爆发。另一方面,合理确定作战目的,控制战争规模和进程,主导战局发展,争取有利的战争结局。
该方针着力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针对当前安全威胁复杂局面,军事战略必须树立综合安全观。尤其是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提高遂行多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通过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该方针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全民办国防,增强国防动员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迎战能力。尤其是要拓展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推进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走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路子。
第二节 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必须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不断丰富完善时代内涵,充实新内容、拓展新领域、提升新能力、完成新使命,进一步增强战略指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
一是要强化为实现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的能力。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必须牢牢抓住为党和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根本宗旨,为运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支撑,为和平发展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科学指导。首先要坚持军事斗争准备,防范和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
二是要拓展积极防御的范围和领域,突破单纯守疆卫土的思维定式,加大积极防御的战略纵深,抢占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争取未来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尤其要在信息和网电空间、海洋、太空等领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三是要立足应对最困难最复杂的局面。在涉及领土主权的原则问题上,要坚守底线。运用底线思维防范,从坏处准备,立足应对强敌干预、突发事件和不利局面,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妥善应对。
四是要坚持信息主导的理念,实施信息化联合攻防作战。信息化战争是全系统、全要素的整体对抗,制信息权是夺取战争综合控制权的核心。要贯彻体系破击、精确作战、集中歼敌的基本作战思想,精心运筹非对称、非接触、非线性作战。同时,要严密组织信息化联合防御行动。坚持战略指导的灵活、机动和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扬长击短,趋利避害。
第三节 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
要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坚持军事斗争准备,一切向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聚焦。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提高军队实战水平。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为基础,二者复合发展和有机融合。重点发展有效制敌的“撒手锏”武器装备。科学实施后勤现代化建设,深入实施人才战略工程。
把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根本着力点。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是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的基本形态。其核心是运用信息系统把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融合集成,成为整体作战能力,适应信息化战争体系对抗的基本特征。
统筹推进各战略方向、各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要确定主要战略方向,这是战略指导的核心内容。紧紧围绕主要战略方向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要统筹兼顾其他战略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加强战略预置,拓展处置危机,提升日常战备水平,保持战略全局的平衡和稳定。
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是军队中心工作,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要切实把实战化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同时,要积极创新信息化条件下训练模式,把联合训练贯穿于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次,提高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尤其要突出以复杂电磁环境下为重点的复杂战场环境训练,推动训练向纵深发展。
科学组织非战争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和平时期提升战斗力的重要途径。要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纳入军队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全局中筹划和实施。
第四节 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战略艺术
人民战争一直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坚持积极防御,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信息化时代,人民战争仍然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仍然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正义的战争必然有广大人民群众站在我们一边。兵民仍然是现代战争的胜利之本,人还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我国仍具有深厚的人民战争潜力和持久作战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基础。
创新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必须着眼新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整体性、综合性突出:信息化局部战争呈现军民一体、前后方一体趋势,必须增强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运用各种直接与间接作战力量、武装与非武装力量、军事斗争与非军事斗争手段,综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信息化、精确化明显:信息化局部战争中,技术密集的精兵对抗占据突出地位,必须从粗放型动员和作战转变为精确化动员和作战。时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信息化局部战争是空间融合、时间增值的战争,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战略、战役、战术行动界限趋于模糊。
开展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必须创新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积极探索人民战争的新内容新方式。培育壮大人民战争的力量之基,是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发挥整体优势的根本依托。信息化战争的显著特点就是平战一体、长备短战。要依托国家的综合国力,把人民战争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国防实力和坚强的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上,全面增强国家应对危机和战争的战略能力。
思考题解答及拓展
1.为什么要坚持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答:积极防御就是在防御过程中争取主动、争取有利态势。我国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为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我国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这一方针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注重遏制战争的爆发。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灵活运用各种军事手段,同政治、经济、外交等斗争密切配合,改善我国的战略环境,减少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努力遏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爆发,使国家建设免遭战争的冲击。我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对发展核武器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我国从不参加核军备竞赛,也从不在国外部署核武器。我国保持有限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
这一方针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面对现代战争的新变化,我国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的方针,完善动员体制和机制,拓宽动员领域和范围,建立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国防动员体系;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现代条件下适合人民群众参战的新战法,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延伸阅读
我党我军不同历史时期的积极防御战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创造了以“诱敌深入”为核心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形成以游击战为主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红军从创立之日起就遭到强大敌人反复“围剿”。采取什么样的军事对策,党内存在严重分歧,多数人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主张进攻而否定防御。毛泽东、朱德在领导井冈山武装斗争的成功实践中,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随着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在1930年10月进一步提出“诱敌深入”方针,领导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红军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扩展。“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执行消极防御路线,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和投机主义,继而采取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红军损失惨重,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们党开始全面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毛泽东1936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精辟论述积极防御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上升为理论形态,标志着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开始确立,并为广大指战员所接受。在强敌进攻面前,在战略、战役上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引诱敌人进至预定地区予以歼灭的作战方法。这可使敌人增加消耗,疲劳沮丧分散兵力,发生过失,陷于不利态势;便于自己利用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中国古代军事名著《孙子兵法》就有诱歼敌人的论述。如“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军“退避三舍”,诱歼楚军公元前342年齐魏马陵之战,孙膑“退兵减灶”,诱杀庞涓。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诱歼敌人的著名战例。1812年法国拿破仑进攻俄国时,库图佐夫曾率俄军主动退却,放弃莫斯科,为俄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向本国腹地退却”的专章里,使用了“诱敌深入”这一术语。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诱敌深入作战的主要特点是:(1)诱敌深入不仅是一般的作战方法,而且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指导战争的战略决策;(2)依靠人民战争,实行诱敌深入。在强敌进攻面前,主力兵团伺机退却或机动转移,地方兵团和民兵则全面主动出击,广泛开展游击战,陷敌于不利态势,为主力兵团创造和捕捉战机,歼灭进攻之敌造成有利条件;(3)诱敌深入作战目的是打歼灭战。诱敌是手段,歼敌是目的,一切“走”都是为着打。退却阶段的全部作用和决定关键,在于转入反攻和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提出“持久战”总方针,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作战方针,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这篇气势恢宏的论著中,分析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四个基本特点,并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持久战的总方针,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形成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从根本上否定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为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党领导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充分发挥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赢得了近百年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个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开始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针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党及时作出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的战略决策,确立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开创形成实施战略进攻的新模式和一整套理论原则,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得到全面丰富和发展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基本上进行运动战,转入战略进攻后逐渐加强城市攻坚战和野战阵地攻坚战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采取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短短3年就消灭国民党军800万,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原国民党将领郑洞国率部起义之后,认真学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论著,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战略指导新境界,感叹相见恨晚。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军继承发扬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粉碎美军攻势,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场同世界头号强敌进行的现代化战争中,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取得了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强敌的宝贵经验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我军在第一阶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第二阶段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通过先反后守、守中有攻的作战行动,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军队为主、由16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迫使美国沮丧地在“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境外作战中焕发出的灿烂光彩,为新中国亮相世界举行了一个光辉的“奠基礼”!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惊叹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博大精深和战争实践的卓越辉煌,他忠告当时的军事家们:“战略指导的一条禁律就是不要同中国打仗。”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充实、调整,科学指导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为应对美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确立了“积极防御、后发制人”方针。第二次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面对美、苏、印、蒋“合围式”的军事威胁,确立“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方针。第三次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重点应对苏联可能对我“三北”地区的大规模入侵,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方针,后调整为“积极防御”方针。第四次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科学判断,提出“稳定北线,加强南线,强边固防经略海洋”的战略指导。第五次是90年代初,针对两极格局终结和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提出以“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为核心的战略指导。第六次是2世纪初,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提出了应对危机、维护和平、打赢战争的战略指导。数次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充实了新的内容,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理论依据。
摘编自:《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永放光芒 ——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0华诞》, 《学习时报》,2011年7月18日。
2.如何理解军事战略指导与国家安全威胁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答:军事战略在人类社会斗争中产生,其概念随时代演变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威胁的变化,传统军事战略概念已不再完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战略形势,必须拓展军事战略的范畴和使命。
军事战略作为筹划和指导国家战争全局方略,有着自己特定的指导对象和范畴。军事战略是以实现政治目的的要求为其基本使命的。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面临外敌入侵的战争危险大大减缓,但面临威胁的多样性特点日趋突出。尤其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崛起进程中,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呈现外部安全威胁与内部安全隐患、现实安全挑战与潜在安全风险、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并存、相互影响的显著特征。国家安全威胁发生的时代性变化,既为军事战略注入了新活力,也赋予其新使命。因此,新形势下必须把维护国家综合安全作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军事战略的基本使命,在战略筹划指导上,既要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又要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环境,还要维护国家在网络、电磁、太空等新兴领域的安全利益以及应有的国际地位。
应依据指导对象和基本使命,赋予军事战略要素新内涵。军事战略是由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手段等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军事战略指导对象和基本使命的拓展,必然要求为其三个基本构成要素赋予新内涵。战略目标应成为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既定政治目的而开展军事斗争的基本指向,战略方针应成为国家军事领域的基本遵循,战略手段应成为实现战略目标的物质力量及其作用方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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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
强国争霸,连绵不绝,既是永恒的历史主题,又是难解的历史之谜。其中,霸权问题首当其冲,矛盾复杂,争夺惨烈。核心问题是重大利益冲突,包括动荡的利益格局变化、激烈的利益争夺和不同的争夺方式,有关的思想理论也随之产生。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迅速崛起,与斯巴达发生争霸战争。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道:“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后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专指新兴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国,霸主国必然应战,战争不可避免,这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也是西方第一个揭示战争因果关系和经济因素的史学家。他注意到商业贸易和利润争夺,还提出:“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特别是在一个陆地强国和一个海上强国作战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他还分析出新兴雅典败于内部斗争、政策紊乱、对外扩张、外敌入侵、同盟者背叛等原因,迄今使人深省。不过,修昔底德虽批评战争的惨烈,但难见对争霸战争的批判性认识与和平思想,可能由于其书未完成之故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互相征伐,形成长期的争霸战争,实为夺取更多的财产、土地和人口的利益之争,反映了周室衰微后的利益格局大变革和社会动荡。对此,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这是以复古形式要求在天下大变中保持稳定和秩序。孟子疾呼“春秋无义战”,谴责争霸战争。儒家将“仁”作为政治伦理和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境界。“仁”原指人人相亲爱,儒家将其提炼升华,赋予其丰富内涵,期望把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调整到中庸和谐的良好境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修昔底德的思想中难见“春秋无义战”那样有思想高度的历史批判与和平境界。“修昔底德陷阱”和“春秋无义战”显示出,自古以来中国和西方对争霸战争有不同的主流观念,也预示了二者国际关系、外交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崇尚实利、变革、武力,中国重视义理、稳定和谐。这一差异对当代中国复兴形象的塑造,可以作出历史文化说明。
中世纪以来,“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打出来的”,其封建制度“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1]。近现代欧洲争霸战争有英法“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奥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大国莫不为利而争,为霸而战,也出现众多战争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在二战后兴起,它质疑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实力接近才是引起大国权力关系变化和战争的最重要原因简言之,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是大国发展的必然逻辑。该理论不仅用于解释美苏冷战,也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思想基础之一近些年又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认为中国也将依此必然逻辑扩张。实际上,该理论可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翻版。随后,霸权转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罗伯特·吉尔平注重国际政治的稳定、变革,以及霸权兴衰周期。他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化,即争夺财富和权力;兴衰周期有两个要素:新兴大国要求改变国际体系,财富和权力分配结构发生变化。他认为霸主防止霸权转移有三种选择:发动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大国,绥靖退让,更多扩张;还认为帝国衰落原因是过度扩张和成本太高、入不敷出及腐败等。1996年出版的《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年》一书提出,国家有从幼年、青年到老年的生命周期,必有兴衰的变化。
摘编自吴长康:《“春秋无义战”,抑或“修清底德陷阱”? 》, 《人民论坛》,2014年4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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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的两极对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最大变化是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形成。世界分为两极: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这一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这个格局中,一切矛盾和分歧都受制于美苏矛盾。一切决定都要服从于美、苏战略利益的大局;二是在两极格局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对立双方的盟主,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主要作用;三是冷战是双方斗争和对抗的主要方式。由此表现为政治上的对抗军事上的对峙,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经济上的割据。两极格局在战ᡕ后ᡕ持ᡕᡕ续ᡕ了ᡕ很ᡕ长ᡕ的ᡕ时ᡕᡕ间ᡕ,ᡕ直ᡕ到ᡕ8ᡕ0ᡕ年ᡕ代ᡕ末ᡕᡕ90ᡕ年ᡕ代ᡕᡕ初ᡕ才ᡕ被ᡕ打ᡕ破ᡕᡕ。ᡕ它ᡕ对战后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两极对抗格局是以美苏为中心,在欧洲形成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在全球形成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格局。两极对抗格局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势不两立;军事上两大集团强烈对抗(全面冷战和局部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两种类型经济并行发展;交往很少(封锁与反封锁)。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斗争,这种对峙与斗争贯穿于整个50年代,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在政治上,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他们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以防止共产主义为幌子,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到处支持反动独裁政权,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民主运动,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对亚、非、拉加紧争夺和控制,使这些地区的各种矛盾激化,对新建立的欧亚人民民主国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进行颠覆和破坏,他们勾结这些国家的反动势力制造危机,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针对这种情况,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各国相继把亲西方势力从政府、议会和各级国家机关清除出去,使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保持联合政府的局面转变为共产党单独执政,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高举和平、民主的大旗,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倡导发动了席卷世界的和平运动,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摘编自吴必康:《“春秋无义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 》, 《人民论坛》,2014年4月23日。
3.如何理解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现实意义?
答:在高技术条件下,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战争。海湾战争以来的各次战争表明,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非常激烈的。现代高技术战争形态变了,但战争的本质没有变,人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现代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使人民战争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我们在战争年代创立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提出了严峻挑战。从作战力量上看,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出表现为技术密集的精兵对抗,注重依靠人力密集的数量优势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从作战空间看,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出表现为相关空间扩大而主战场相对狭小,利用广大国土分散耗敌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从作战时间上看,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出表现为节奏紧凑的速战速决,以战略上持久作战转换战局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从作战形式上看,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出表现为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传统的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作战形式面临挑战,等等。在这些挑战面前,必须结合现代战争的具体实际,创新和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真正做到充分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创造性地发展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建设一支面向21世纪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常备军和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较高、动员快速、机制完善的强大后备力量,切实把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军力量相结合的原则贯彻好。与此同时,还要适应高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努力建立完善的国防快速动员机制,努力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理论及其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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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整个国际社会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中央权威来约束国家行为,也没有中央权威对违反规则秩序的国家采取有效惩罚。这就决定了为确保国家的生存,国家必须采取“自助”原则,一国只有将本国的生存与发展置于自己的实力之上才是最明智之举。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只有成为霸主之后,国家才会感到满足与安全。只有当一国获得霸权之后,它才会停止追求权力,那种认为大国只需要拥有适量的权力而无须支配体系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糊涂的国家才会感到它已获得了足够的生存权力,而不愿抓住机会争做体系中的霸主。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只要是大国就具备称霸的可能性,不论其是否存在称霸的意愿,潜在霸权国的崛起将对霸权国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已成为地区霸主的国家常常会采取一系列策略以试图阻止遏制其他大国也成为地区霸主。可供选择的最佳的办法就是在当地扶植另一国家使之成为责任承担者而自己则充当“离岸平衡手”。“如果其他国家无法实现这一任务,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它一定会尽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几个点,其中最核心的观点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永远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其理论起点。由于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并且大国都具备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一国无法确定他国是否怀有敌意,国家为了生存必然需要“自助”。大国认为追求权力的相对优势才能产生安全,这是一种安全困境。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家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做进攻性思考,有时则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进攻性现实主义同意经典现实主义实现权力最大化的观点,认为国家对权力拥有无法填补的胃口,并不断采取进攻姿态,企图控制其他国家。但与经典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国家追求权力的动因归结于国家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为了谋求生存和自助所必然采取的行为,而非经典现实主义认为的是来自于无法衡量的源于人性的“权力意志”和人的“权力冲动”的放大。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在面临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家的威胁时,首先采取的对策当然是尽量将遏制的责任推卸给责任承担者,而非建立均势。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主。那一国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因此成为地区霸主而非全球霸主成为大国理性逻辑思维推理下的最佳选择。
进攻性现实主义通过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将美国的霸权意图完全客观化。这是该理论最具危险性的地方。米尔斯海默将国际体系中常见的5个命题,即无政府状态、大国军事进攻力、无法预测的他国意图、生存的首要目标、理性行为体结合在一起,推出了大国必将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和追寻权力的最大化的论点。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国家追求权力这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极端化,认为国家应当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以确保安全。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霸权国。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不仅仅要追求权力,而且要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大国政治的历史是国家间不断冲突的过程。米尔斯海默认为,任何大国都希望成为全球霸主,只有成为全球霸主才能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从而保证自身安全,因而霸主国家才可能是维持现状的。但他又强调:“总之,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全球霸主,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有。”
注释
[1][英]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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