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改革创新是我军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由之路和可靠保障。
目前,国防和军队建设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军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这“两个能力不够”、“两个差距还很大”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抓住深化改革这关键一招,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才能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
改革是应对世界军事发展挑战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就会错失良机、陷于被动。军事上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致命的。改革是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有效履行我军职能使命的战略举措。为提高我军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确保更好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努力形成与能打仗、打胜仗相适应的新型体制机制。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加强统筹谋划,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的强军目标,坚持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保障。
第二节 创新发展军事理论
军事理论创新是军事变革的先导,对军事技术发展、武器装备研制、军事组织体制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牵引作用。要拓宽战略视野、更新发展观念,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创新发展军事科学体系。
推进军事理论创新首要的是更新观念,要突破机械化战争的思维定式,确立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要突破单纯守疆卫土的思维定式,确立与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要突破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式,确立与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相适应的思想观念。
推进军事理论创新要紧贴实际,切实把军队建设的基础和现状搞清楚,把影响和制约军队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搞清楚,把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搞清楚,创造更多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和操作性强的创新成果,促进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对策咨询研究的协调发展。
推进军事理论创新要突出重点。一是要创新国家安全战略理论。提出应对危机、维护和平的战略对策,谋划空间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发展思路。围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探索遏制战争、控制战局等战略理论。二是要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研究信息战、网络战和特种作战理论。三是要创新发展信息化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加快实现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推进军事理论创新要构建我军军事科学体系。要坚持具有我军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充满发展活力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军事实践相结合,积极适应当今军事领域的发展变化,汲取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先进理论和有益经验,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我军军事科学体系。
第三节 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自主创新是实现我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上,确保了国防和科技发展的基础。与世界军事强国相比,我国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成果还未形成规模,部分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必须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把提高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点。
国防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进口武器装备是靠不住的,引进仿制的路子是走不远的。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把握科学的原则。一是搞好超前谋划,要见事早、动作快,掌握制高点和主动权。二是选准主攻方向,审时度势、抢占机遇、抢占先机,牵住牛鼻子,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薄弱环节作为推进自主创新的主攻方向。三是打牢基础研究,打基础、利长远,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持续发展增强后劲。四是服务部队实践,为部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提高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五是加强团队建设,搞好科研力量和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
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要积极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要进一步推进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中。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建立起符合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有集中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武器装备发展体制机制。
第四节 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是军事改革的重中之重。组织体制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点难点。科学的组织形态、优化的排列组合,可以使系统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世界军事强国加速调整军队组织体制,把减少数量、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效益作为改革和转型的重点,部队一体化、模块化、小型化趋势更加明显。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着力推进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形成一整套既继承我军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特征,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
第一,推进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领导管理体制决定军队组织功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决定军队作战效能,二者在军队组织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军队管理和作战的中枢神经。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要按照调整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思路。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要遵循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内在规律,按照权威、精干、灵便、高效的要求,结合我军实际,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第二,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要进一步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对现有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进行调整优化,使军队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
第三,深化军队政策制度改革。一是健全完善与军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相适应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二是健全军费及资源管理制度,重点是预算管理和审计制度改革。三是健全军事法规制度体系,探索改进部队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
思考题解答及拓展
1.当前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点难点是什么?
答:当前是世界军事变革的快速推进期,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三个“创新”。
推进军事思维创新,确立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现代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思维就是要正视战争形态、战争方式、战争机理所发生的时代性变革,从传统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确立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现代思维方式,从陆战思维向多维一体思维转变,从协同作战思维向联合作战思维转变,从机械化战争思维向信息化战争思维转变。
推进军事技术创新,确立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推进军事技术创新就是要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先进的军事手段和武器装备,实现军事能力质的跃升。我军军事技术创新不能走常规式的发展道路,必须大胆跨越机械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某些阶段、某些环节,集中力量研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并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完善机械化武器装备。
推进军事体制创新,深化我军结构改革,努力建设一支信息化军队。目前,我军组总体上仍然是一支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军队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在军事体制创新中,我们要以未来信息化作战需求为牵引,依据有利于提高领导指挥效能,增强信息化条件下整体作战能力的原则,优化部队内部结构,理顺各种比例关系,建立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的指挥体系、作战体系、保障体系,实现军队结构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机械化与信息化结合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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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与霸道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思想应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纯粹王道”的内涵是: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手段,而是目的。“务实王道”的内涵是: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霸道”的内涵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最大目的,仁义道德至多只是工具而已。
在中国古代史上,务实王道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纯粹王道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为次之,包括两宋与明朝,郑和下西洋就属于纯粹王道;霸道只在秦、隋、元三朝占主导位置。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图存求才若渴,诸子百家争为王者霸主所用,以求本门发扬光大,王道霸道遂应运而生。王道在中国古代以孟儒家为典型性代表,即儒家所强调的仁政,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霸道在春秋典型的代表是法家。霸道所强调的是以武力、刑法、权势等统治天下的政策,侧重武力取胜,英雄主义,以及法制精神,两者以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孟子对王道和霸道进行了多次辨析。从仁义出发,孟子反对霸道,倡导王道。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所谓王道,就是以德服人。
在西方,它们是游牧民族所形成的文化,所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强调的是武力取胜的政治文明。同时,由于个人地位的突出,形成了法制、民主、自由的思想政治。自从工业革命开始,这种思想体系逐渐成熟,形成以英国、法国、美国为代表的“霸道”主义国家。
从历史上看问题,就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差异。美国方面完全奉行霸权主义,主要走“霸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有美国的参与,比如索马里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在此美国轰炸了我国大使馆),还有最近的利比亚战争,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联合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名义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给当事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中国和美国的战略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奉行“先发制人”政策而中国奉行“积极防御”政策,其实这也是现实情况决定的。由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广发战争财,积累了大量财富,以致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军力都最为强大的国家:而我国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消耗了大量国力,另外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我国的技术经济封锁,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发展。如今虽然我国国力相对以前有很大提高,但是相对于美国,我国还是有一定差距。
中国的“王道”一直延续至今。在新中国的政策中,无私援助落后而困难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重要内涵,甚至在我们自身经济拮据财政困难之时,毛主席、周总理仍指示,即使勒紧我们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拿出数百亿美元,去援助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王道”理念恰恰相反的是,西方国家则是崇尚“霸道”。西方史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一部争霸史。已故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英国曾霸占地跨五大洲、比本土大100多倍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17世纪时与荷兰争霸18世纪时与法国争霸,19世纪时与俄国争霸,20世纪时与德国争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衰败,美国兴起,迄今已称霸世界几十年西方的霸主变了,但“霸道”的理念未变,延续至今。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哲学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对国际格局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衍生出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真正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对中国古代及现当代的哲学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进一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在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施加有益影响。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哲学,则应坚持“存纯粹王道之理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基本原则,把中国优秀的睦邻传统发扬光大,将中国古代睦邻中“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思想与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尤其应对务实王道传统加以更新改造,做到古为今用,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摘编自邹明军,张三夕:《中国式对话》, 《光明日报》,201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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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战
联合作战作为一种古老的作战概念,在20个世纪中期就开始被广泛应用。登陆作战常常被作为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模式化场面。但是,联合作战并不仅仅只是有不同军兵种的人员或是装备参加的作战形式,它的实现也并非是海军司令向空军司令打个电话要求派出一个中队的飞机进行支援那么简单。“联合作战”一词解释为:“两个以上的军种或两个以上国家、政治集团的军队按照总的企图和统一计划,在联合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共同进行的作战。”理解这个定义至少说明三点:一是联合作战通常由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二是联合作战力量由两个以上军种的力量构成,各军种总体上处于平等并列的地位;三是联合作战行动是由一系列各军种独立作战行动或各军种共同作战行动组成,作战中的协同主要是各军种军团之间的协同。
联合作战的概念,美军提出和使用比较早,1920年在美国陆军和海军联合委员会出版的《陆军和海军的联合作战》中就提出联合作战。美国1993年版《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对“联合作战”的解释是:“使用同一国家的两个或多个以上军种的部队去完成一项指定的任务”。美军的作战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概念,但在其多种联合出版物中相继使用过“一体化战场”“一体化联合部队”“完全一体化的空中作战”等概念在美军《2020年联合构想》中出现“一体化作战”的提法,在2001年版《联合作战纲要》中提出“一体化联合战役”的概念美军的这后两种提法,与我军提出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有某些共同点。同时,我军联合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了我军未来联合作战的基本形式是一体化联合作战。
联合作战的精髓是统一、凝聚和相互信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军事技术领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一系列以前难以想象的技术手段得以实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网络技术使得信息的实时共享和交换成为可能,为联合作战的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平台。当前美军联合作战核心思想,就是强调网络中心战。
2.如何认识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答:军事理论创新是军事变革的先导,对军事技术发展、武器装备研制、军事组织体制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牵引作用。推进军事理论创新,是贯彻“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加强我军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斗力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意义。
进入新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势头更加强劲,现代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整个军事领域正在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革。面对蓬勃兴起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把发展和创新军事理论作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关键。
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事实践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军事理论创新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要力求在国家安全战略、国家统一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和战略指导理论、战争规划理论,以及国际战略形势、未来战争形态、战略威慑理论、军兵种战略等战略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在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军队战略转型理论、信息化建设理论、跨越式发展理论、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特点规律等军队建设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在联合作战思想及战役决策理论、战役力量理论、战役战法理论等作战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在领导管理体制、作战指挥体制和作战力量结构等军制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此外,还要高度重视军事训练理论、国防动员理论、军事外交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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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一体战”理论
“空海一体战”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敌对状态爆发,包括4项作战方案:抵挡首波进攻,降低美军及其盟军和基地的受损程度;对解放军的战斗网络发起“致盲”战役;对解放军的远程情报、监视、侦察及打击系统实施压制性进攻;夺取和保持制空、制海、制太空和制网络空间的优势。这些作战方案及其重要组成要素,均有不同的实施时间。尽管某些要素的实施是同步的,但多数要素的实施依赖于其他前提要素的完成。多种作战方案可能同时急需相同的作战力量或能力,这要求我们就如何调遣这些部队及能力作出艰难抉择。第二阶段的各项行动旨在支持美国打赢长期的常规战争。这些行动包括:遂行持久战,包括保持和利用在各个战场的主动权;实施“远程封锁”作战;保持作战后勤能力;扩大工业生产(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上述两阶段不一定要有明确的区分。一些后续行动可作为先期行动的延续。
实践“空海一体战”理论,还要求强化指挥中心、通信枢纽机库、船厂以及其他可能遭到导弹袭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得不到保护的停机坪,美国工程师将住在附近,以便能及时出现维修受损区域。“空海一体战”甚至要求研制新型维修材料,相比常用的混凝土,这类材料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变硬,从而令遭到破坏的跑道再次投入使用。
“空海一体战”强调,美空军的战机和导弹应与海军的航母舰载机以及舰艇发射的导弹协同作战。同时,它将融入“主动防御”概念,即采取各种措施摧毁敌方飞机和导弹,或减轻此类攻击的破坏主动防御依赖飞机、防空武器、反导系统、电子战和网络战。
尽管“空海一体战”并非一种战略,但它却是国防部战略任务(在和平或危机时期投送力量并维持在全球公域的行动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空海一体战”概念在“空海一体战”办公室的协调下实施,目的长期建设部队,并继续促使各军种在未来几年里出现机制上的、观念上的和纲领性的变化。“空海一体战”概念谋求为决策者提供多种多样的选择来应对敌对行为体的进攻。在低级别冲突中,“空海一体战”概念使决策者能够保持行动自由展示武力或实施有限规模的打击。在低级别冲突中,“空海一体战”概念使决策者能够与伙伴合作以确保介入、保持行动自由展示武力或实施有限规模的打击。在高级别冲突中,“空海一体战”概念能够使我方克服先进武器系统带来的挑战,保持挫败敌方进攻的能力并逐步扩大我方优势。
3.谈谈怎样增强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答: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本质上要求打破军民界限、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各种优质创新资源。科技创新其源头本是不分军民的原始性创新,而在发展的全过程中,尽管有最终应用上的军民之分,却也始终贯穿着军民两用性或军民转换互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已远远超越了国防部门本身,它客观上要求打破军民界限,充分利用全社会优质创新资源,开展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从而抢占世界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因此,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实质上是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上的自主,是代表国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主。
统筹设计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国防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军民体制分割的问题。通过体制重构,打破军民分割,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军民两大领域的双向流动和深度融合,推动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转换,建立基于国家竞争力导向的军民共用技术基础,使国防科技在更深的层次上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一致,使我军军事装备的发展逐步建立在国民经济和科技的整体基础之上。打破体制坚冰,促进军民科技资源的双向流动和集成融合。
消除机制障碍,构建军民融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充分依托国家创新体系,发挥民用高科技资源对国防科研的支撑作用,国防尖端技术对民用科技的牵引作用,提高国防科研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
瞄准科技前沿,形成军民协同攻关、良性互动的创新模式。应密切关注民用高科技的发展前沿,以便充分利用这个前沿来形成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高端能力和先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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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动国防科技创新的思路与举措
美国针对国防科技创新探索性强、不定因素多、技术风险大等特点,建立了以军方为核心管理部门的管理模式。在国防科技创新管理过程中,国防部预研主管机构—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统筹规划国防科技创新活动,全力为作战部队提供打赢战争所需的革命性技术能力,确保作战部队在执行军事任务时始终拥有买得起用得起的技术优势。近年来,美国军方国防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围绕打牢基础研究、强力推动应用研究和先期技术发展的构想展开。一是打牢基础研究。2011年3月1日,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署长莱姆尼奥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表示,在国防科技创新中的基础研究方面,要着眼于长远需要,其目标主要有五个方面:发现与战争有关领域的新知识;避免技术突袭;给对手以技术突袭维持一支利用新知识寻求新作战能力的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培养在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领域工作的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
二是强力推动应用研究和先期技术发展。在应用研究和先期技术发展方面,强调以模型和实验室试验为基础进行方案验证与鉴定,注重促进技术的发展成熟,在适当情况下通过制造样机体现最新技术,加速新技术从原理演示阶段过渡到实用化阶段研究。
三是大力发展关键技术。近期,国防部还确定“网络电磁空间科学与技术、电子战/电子防护、数据决策系统、工程化弹性系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御、自主系统、人机系统”等7大国防科技优先发展技术,国防部科学与技术执行委员会还成立了“优先领域指导委员会”,为每个关键技术领域制定科学的研究与工程路线图,指导相关工作开展。
美国将包括国防在内的各领域科技发展统一纳入国家科技体系。由此颁布的各类国家科技政策法规,客观上为国防科技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2011年提出的“金字塔型”国家创新政策,有利于在创新基础、市场环境和优先领域等三个层面培育并夯实国防科技创新土壤。
一是加强对创新基础的投入,培育良好的国防科技创新环境美国政府主要围绕劳动力、科学研究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对创新基础的投入,并提出了打造世界一流劳动力、加强和拓宽美国在基础研究中的领导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基础设施等具体措施。
二是加强政府引导和扶持,创造促进创新的市场氛围。美国政府主要围绕公共部门、企业和市场三个核心领域加强创新的引导和扶持。重点是提高公共部门的创新并支持社会创新;支持创新型企业家创业;鼓励建立创新中心,培育首创精神;促进建立创新、开放和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等方面。
三是围绕关键领域推动技术进步,确保全球科技领先地位美国政府主要围绕以下关键领域推动技术进步:促进清洁能源革命;保障美国未来能源清洁、安全、独立;加速生物经济、纳米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空间技术能力提升和技术应用;实现教育技术飞跃发展。
美国不仅依靠大量的原始创新成果拉开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还通过加强军民融合力度,采取多种灵活的创新模式,及时吸收借鉴其他领域先进的科技成果,力求将其迅速转化以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军事需求。
一是环形创新模式。新世纪,美国防部提出了“环形创新模式”,强调在国防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注入创新要素,实现持续的创新:在现有产品和工艺的基础上,通过基础研究,获得新发现和新发明;通过对新发现和新发明的应用转化研究,结合用户作战方案创建样机,为新技术及其推广积累经验通过对概念证明样机的不断试验和等比缩放,持续完善性能、满足需求;在制造阶段,利用新材料来创新工艺,或提高制造工艺增加产出、降低成本。环形创新工作可以在任意阶段开始,循环往复。在创新过程中,国防科技创新主管部门作为中间人,不断强化大学、小企业、政府实验室、工业部门参与创新的力度,引导创新工作从实验室走向军事应用,并采取措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降低成果产出时间,通过竞争和激励措施的应用,促进创新团队的形成和组建。
二是快速融合模式。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迫切要求美军在短时间内能够利用最新的技术成果快速弥补军事能力的不足。在这一现实要求下,2000年以来,渐进式采办思想在美军逐步推广应用。它通过分批交付作战能力的方式,逐步将最新技术分阶段嵌入武器系统,为美军军事力量的快速提升带来巨大帮助,并由此产生快速融合创新模式其特点是紧密结合并快速转化新兴技术以提高国防科技实力,在短时间内能够有效满足美军应急作战需求。这一模式主要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方科研单位根据技术需求调查可用的最新技术。第二阶段是军方科研单位确定候选技术后向军种部提交申请军种部按照选项标准进行初审,通过后提交国防研究与工程署国防研究与工程署复审后拨付经费。第三阶段是军种和科研单位将最新的技术成果嵌入军事系统测试其性能,根据测试结果,对技术进行进一步改进,并对原有武器系统进行改造,确保系统与新技术匹配。第四阶段是当技术经演示验证符合军事需求时,将技术正式转入军事系统。第五阶段是技术推广使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军更多地利用各类信息化平台发布需求信息加强同企业界联系。同时企业也可通过信息化平台,向国防部推送产品或技术。信息化平台的广泛应用,简化了快速融合创新模式第一阶段的工作,为推动国防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
三是专业团队介入模式。为降低创新风险、加速技术转化近年来美国开始在国防科技创新中推行专业团队介入创新模式在该模式中,国防部借助商业领域风险投资专业团队的力量,迅速发现有潜质的公司和新兴技术,并凭借其经验帮助实施军事领域的技术转化。首先,专业团队根据国防部需求筛选出可能符合条件的创新公司;随后,国防部用户与被筛选出的创新公司相互沟通讨论,确定创新公司的新技术或产品能否满足国防部需求;在专业团队的协助下,军方与创新公司共同做好新技术的试验、转化、二次开发和部署等工作。该模式将新兴商业技术与国防部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层层筛选的专业团队以及上百家候选创新公司,都为其有效运作提供保障,不仅充分利用了私营部门专业团队在发现和评定新兴技术公司(国防部未曾打过交道的)价值方面的专长,也为国防部贮备了大量的潜在供应商。
ᡔᡔ摘编自魏俊峰:《新时期美国推动国防科技创新的思路与举措》, 《科技创新与品牌》,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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