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深刻的自言自语，林译苇想。语言也是一个世界，有的世界只能独自进入，比如梦境。写作也是一种梦境。有的时候，自言自语和梦境是一回事情。
田单岭坐在一家店铺的石头台阶上，等待有人来买他的野鸡。
他把一只野鸡放在自己面前。这是一只母野鸡。它的羽毛呈灰色，眼圈是蓝色的。
田单岭用麦草把野鸡的脚拴在一起，它无法站立，只好歪着身子躺在地上。田单岭感觉冷，他把手放到野鸡的背上，手指伸到羽毛里，感受它身上略带潮湿的温暖。
野鸡的脖子上脱落了一小簇羽毛，露出淡红色的皮肤。那是田单岭布下的套子弄伤的。田单岭在抚摸这一小块皮肤的时候，有几个年轻人走到他身边。他们的头上没有裹白帕，而是梳着分头。
“野鸡。”一个年轻人说，“朱世昌，我们把它买下来，今天中午的下酒菜就有了。我们不能老是吃猪头皮、煮花生和咸鸭蛋呀。”
那个叫朱世昌的人穿着一双黑皮鞋。他听了这话，眉毛一拧，瞪着说话的年轻人。
“老是吃猪头皮、煮花生和咸鸭蛋？朱老八，你狗日的有没有良心？你没有吃过陈七老板做的红烧鸡吗？你没有吃过糟卤牛尾吗？你没有吃过清蒸岩鲤吗？你没有吃过芙蓉肝片吗？”
“这些，都吃过。”朱老八小心地说，“但也不是天天都吃啊。”
朱世昌伸手在朱老八头上打了一巴掌，“都是老子出钱，你还嫌没有天天吃大菜。”
朱老八赶紧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把头发抹平整。
“世昌，今天我身上没有带梳子，你不要把我的头发打乱了。”朱老八说。
“反正你天天都要挑大粪，头发梳得再平整，也没得用处。”朱世昌说。
“我每天都是挑粪桶以后才梳头。”朱老八说，“跟着世昌你出来混，不梳分头，咋个行呢？”
朱世昌鼻子里发出满意的哼哼声。他转身对田单岭说：“你这只野鸡，要多少钱？”
“五角钱。”田单岭说，“你用五升米来换，也行。”
“米？”朱世昌说，“哈，老子身上从来就不带米，只带钱。”
他提起地上的野鸡，捏了捏胸脯，扔在地上，然后摸出一张国币。他紧紧捏住国币，用力抖了抖。纸币发出哗哗哗的响声。
“我身上没有找的钱。”田单岭说。
“没得关系。”朱世昌说，“你跟我们走，我们换了零钱就给你。”
田单岭站起来，拎着野鸡跟着他们走。他们穿过石板砌成的街道，来到河边的街道。前面有一家酒馆，一面黄色的丝绸小旗在一根细竹竿上飘扬。上面用毛笔写着陈七酒馆几个字，但田单岭一个字都不认识。
酒馆里充溢着炒辣椒和高粱酒的香味。酒馆里的房间一个连着一个，最外面的房间摆放着四张油腻腻的八仙桌，其中一张桌子旁边坐着几个正在喝酒的男人。他们头上裹着白帕，裤脚高高挽着，露出结实的小腿肚子。他们的脚上穿着草鞋，他们把一个盛着酒的陶碗传来传去。田单岭经过他们身边，跟着朱世昌穿过一个天井。天井投射下的明亮光线让田单岭的眼睛在进入另一个房间时短暂失明。这里的房间一共有三个，田单岭跟着朱世昌走进右边那个房间。
房间里有一张干净的八仙桌，桌面摆放着四副碗筷。
“陈老板，再给我摆一副碗筷！”朱世昌大声说，“这里有一只野鸡，拿去做一个白斩鸡、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炒鸡杂。还有，把这张国币拿去换了，我要找零钱给这位兄弟。”
陈老板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他小跑着进了雅间，一手接过野鸡，一手接过国币。
“你老汉刚才来找过你。”陈老板说。
“哦，他问你啥了？”朱世昌说。
“你老汉问，你是不是又在这里喝酒了。我说，他现在没有在这里喝酒。”
“后来呢？”朱世昌问。
“你老汉没有找到你，很生气。他说你是败家子儿，你用他的钱喝酒吃肉，不干正事。他还问我看见朱老八没有，他说，朱老八一连几天早上都不去挑粪，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咋样说的？”朱世昌问。
“你老汉问我的时候，我确实没有看见你，也没有看见朱老八。”陈老板说，“所以我就说，我没有看见你们。我说的是老实话。”
“陈老板，你不光是厨艺好，人也耿直。”朱世昌说，“今天，你要把这只野鸡做好。你要让我感觉到，我以前吃过的野鸡都不是野鸡。我这位兄弟，从山里来，他专门带来了这只野鸡。兄弟，你尊名贵姓？”
“田单岭。”田单岭不知道“尊名贵姓”是啥意思，他猜想对方是在问自己的名字。
“哦。”朱世昌说，“你是咋个逮到这只野鸡的，兄弟？你如果教会我逮野鸡，这块国币就不用找零了。”
“用套子套。”田单岭说。
“用套子套，这么简单？”朱世昌说，“套子是啥东西做的？”
“头发。”田单岭说，“也可以用马尾巴。”
“好耍，”朱世昌说，“好耍，用头发就可以逮野鸡？要多长的头发才可以做套子呢？”
田单岭用手比画了一下。
“这么长？你在哪儿找到的长头发？”
“我妈的。”
“哦。”朱世昌说，“你妈的头发有这么长，我妈的头发就没有这么长。即使有这么长，她也不会扯下来给我去套野鸡。”
“他说马尾巴也可以逮野鸡。”朱老八提醒道。
“朱老八，你给我找几根马尾巴。”朱世昌说，“在镇东头朱家院子的马房里去扯。那里有几匹马。”
“你要吃野鸡，我们可以买啊，用得着自己动手？”朱老八说。
“你懂个屁。”朱世昌说，“我们为啥要吃野鸡？我们是饿了饭的人？不是。我们是没有吃过野鸡的人？也不是。我们吃野鸡，是为了好耍。吃野鸡是耍，套野鸡也是耍。”
“好嘛。”朱老八说，“明天我就去扯。但是，那马，它可能要踢人。”
“你看你这个鬼样子。”朱世昌说，“你跟着我出来混，到马房去扯几根马尾巴都不敢，你还是不是人？”
“站在马的前头，去扯马颈子上的鬃毛，可能还好办一些。”朱老八说，“站在马的屁股后面去扯它的尾巴，那就太吓人了。我还没有看见过马用前腿踢人。人用腿朝前面踢人，马用腿向后面踢人。马和人不一样。”
“你说那么多，有屁的用处。你是不是又想挑粪桶了？”朱世昌说，“如果你想每天清早起床就挑粪桶，那几根马尾巴毛，我就不要了。”
“你是老大。”朱老八说，“你要马尾巴毛，我就想办法去给你扯。”
“这才对头。”朱世昌转过身来，拍拍田单岭的手背。
“你多大了，兄弟？”
“十五岁。”
“那你可以喝酒了。”朱世昌说，“我第一次喝酒，是十四岁。今天，你就和我们一起喝酒。”
陈老板做的白斩鸡用鲜辣椒、酱油、麸醋和红糖做调料，辣子鸡丁则用酸辣椒做主要作料，炒鸡杂的作料主要是酸姜。这些菜肴都盛在浅褐色的土陶碗里。
“野鸡的野味重，我多用了一些姜、海椒和料酒。”陈老板用围裙擦着油腻腻的双手。
朱世昌伸出筷子，夹了一块鸡腿肉，放进小碗里的调料中蘸了一下。他闭上眼睛，慢慢咀嚼这块鸡肉，然后睁开眼睛。
“有味道，有味道。”朱世昌说，“有家鸡的香味，又有野鸡的野味，家鸡的香味在前，野鸡的野味在后。很好。”
陈老板的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我晓得你用哪个灶煮的这只鸡。”朱世昌说，“这只鸡是用木柴煮的，很好。白水煮鸡就应该用木柴，不应该用煤炭。用煤炭烧火，水的味道就不一样，鸡的味道也就不一样。”
陈老板脸上的笑意消退了。
“你应该去当神仙。”陈老板说。
“我已经是神仙了。”朱世昌说。
朱老八给每个人的酒杯里倒酒。他在田单岭面前的杯子里倒了半杯。清澈的酒液在酒杯里打漩。闻到刺鼻的酒味，田单岭打了一个喷嚏。
“这是镇西街刘家酒坊酿的高粱烧酒。”朱世昌说，“我喜欢喝热酒。刚从管子里流出来的热酒。你摸摸，是不是温热的？每次我来了，陈老板都叫人立马到酒坊去打酒。当然，要二锅酒，不要头锅酒。说起这个，你还不懂，兄弟。”
田单岭把酒杯凑到嘴边，小心地抿了一口酒。他把酒咽下去，喉咙里有一条细小的毒辣子虫在爬行。他曾经被这种虫子蜇了手。当时，手背立即布满了芝麻大小的红疙瘩，像被开水淋了那样火烧火燎的疼痛。
第二杯酒下肚后，毒辣子虫从喉咙里消失了。它仿佛在他的喉咙里死去，渐渐滑到肚子里不见了。又喝了几杯之后，田单岭感觉到自己不再坐在凳子上，而是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小时候，父亲经常用肩膀驮着他在院子里跑。现在，他再次坐到了父亲的肩膀上，父亲驮着他向山上的家走去。到半山腰时，一团黑雾慢慢降下来，罩住了他们。他听见了一个声音，是母亲的声音，她在喊他的名字。
田单岭睁开眼睛，母亲跪在他的身边哭泣。他躺在一条小路上，这是回家的路，只不过，还在半山腰。太阳已经西斜了，在山顶的黄桷树后面放红光。他还看得见黄桷树后面自家的房子。
母亲抱住他，泪水沾在他的脸上。他抬手想摸一摸母亲的头发，发现自己手里捏着一个温暖的纸团，是一张面值一元的国币。
叶一峰看见陶雅站在教学楼外面的梧桐树旁边。那也是几个月前他第一次看见陶雅的地方。
天快黑完了。但叶一峰还是能够清晰地辨别出陶雅的身影。黄昏的风从围墙上面漫过来，把地上的梧桐叶吹得不断翻滚。他跑到她身边时，下雨了。
雨点噼里啪啦砸在树叶上，打在他们身上。叶一峰跑到教学楼下，身子紧紧靠在砖墙上，陶雅却转身向树林深处跑去。叶一峰犹豫片刻，也跑进雨里。
他在围墙边追上了陶雅。陶雅的头发淋湿了，衣服也淋湿了。但她在微笑，洁白的牙齿在昏暗的光线里闪亮。
“你为什么要跑到雨里来？”陶雅问。
“因为你在雨里。”叶一峰说，“我就跟着来了。”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呢？”
“你为什么不躲雨呢？”
“我喜欢雨。我喜欢在雨里跑步。你喜欢吗？”陶雅问。
“我喜欢雨，但我不喜欢在雨里乱跑。”叶一峰说，“我们家乡有一个疯子，下雨的时候，他就在雨里乱跑。”
“你认为我也是疯子吗？你认为我在乱跑吗？”
“我就是这样想了，也不敢这样说。”
“你已经说了。”
“我还没有说。”
陶雅绕操场跑了一圈儿，回到教学楼。她跑进黑暗的走廊，推开一扇门。这是一个小房间，在一间教室的旁边。叶一峰跟着她进了这扇门。
“把门关上。”陶雅说。
叶一峰把门小心关上。
“只叫你关门，你就只关门。”陶雅说，“你真是一个烤红苕。你不懂得闩门吗？”
叶一峰在门框上摸索，找到一个铁制的门闩。他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发颤。他闩好门，回过头来。陶雅已经把窗帘拉上了。室内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
陶雅拉亮了一盏电灯，从一个柜子里取出铁架子。她还从柜子里取出几个盘子和玻璃瓶。她把瓶子里的药水倒进盘子里。叶一峰闻到一股淡淡的酸味。
“这是暗室。”陶雅说，“冲印照片的地方。这是上素描课的教师专用的。他们拍摄照片，研究物体的明暗关系。”
她取下身上背的照相机，打开皮套。皮套被雨水淋湿了，但里面的照相机还是干燥的。
“我来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事情。”陶雅说，“我要先冲洗胶卷，然后印放照片。这是放大机，这是显影液，这是定影液。有它们，我们就可以制作照片了。”
“谢谢你。”叶一峰说。
“为什么要谢我？”陶雅问。
“你没有挖苦我。”叶一峰说，“你没有说：‘连这个都不懂，真是一只烤红苕。’”
“哦。那是因为我忘了。”陶雅说，“我要关灯了。你不准趁黑抱我，听见了没有？”
“今天你尽说一些奇怪的话。”叶一峰说，“我从来没有抱过女人。”
“我从小说话就奇怪。今天也不会例外。”陶雅说，“总有一天，你的手会抱女人的。现在，你的手在发抖。你害怕了？”
叶一峰把双手背在身后。他闻到陶雅身上发出一股很好闻的气味，是雨水混合着汗水散发出来的味道。陶雅埋着头，向盘子里倾倒另一只瓶子里的液体。他看见陶雅那纤细的脖子与头发交界的地方散乱着一些柔软的发丝，那发丝被雨水粘在脖子的皮肤上，像几根清晰而优雅的铅笔线条。这时，陶雅伸手拉灭了电灯。
在黑暗中，陶雅双手在窸窸窣窣地摸索什么，她身上的气味和药水的淡淡酸味混在一起，充满黑暗的房间。叶一峰等待着，心里那种慌乱的感觉慢慢在减弱。过了一会儿，电灯亮了，陶雅从一个盘子里拉起一条湿淋淋的半透明带子。
“这是胶卷。”陶雅说，“照片就从这上面生长出来。”
胶卷上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像。这些影像的明暗层次像是相反的。叶一峰以前看见过照片，像一些画得很好的素描。但他不知道胶片怎样变成照片。
“胶卷要干了以后，才能印晒成照片。”陶雅说，“要不然，它会粘在放大机的玻璃片夹上。”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叶一峰说，“原来，你怕胶卷粘在玻璃夹子里。”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土的人。”陶雅说，“你土得掉渣渣。胶卷粘在玻璃夹子里，不是我怕不怕的问题。如果这样做了，印放出来的照片就会有很多水渍的痕迹。就像你画的素描，别人在上面乱涂一气，你愿意吗？”
“这要看是哪个人在上面涂。”叶一峰说，“如果是你爸爸，我愿意。”
“哟，看不出来，你还这么会说话。”陶雅说，“平时你怎么不多说一些？”
“平时都是你在说，我插不上嘴。”叶一峰说。
“那是你的荣幸。”陶雅说，“在别的人面前，我还不想说。”
陶雅把胶卷夹进玻璃片夹。她关了电灯，拉开一盏红色的小灯，室内笼罩在红光里。她从一个纸盒抽出一张白纸，把它放在放大机下面。她打开一个开关，一束红光从放大机里射出来，胶片的影像出现在白纸上。她调整了一下放大机上一个旋钮，白纸上的影像逐渐变得清晰。她把放大机上一个红色滤光片拨开，红光消失了，一束白色的灯光照射在白纸上。过了一会儿，灯光熄灭了，陶雅把白纸浸到一个盘子的液体里，再提起来，在一盆清水里透了一下，放进另一个盘子里。当陶雅拉亮电灯时，叶一峰看见自己变成一张照片，躺在盘子里的淡褐色液体中。陶雅从盘子里捞起它。
他看见自己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把画板放在膝盖上写生。他的面前是河流和那棵灰白色树干的枯树。在照片上，那棵大树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素描作品。它的明暗清晰，层次分明，亮部里面有细节，阴影里面有内容。树身那些细小的裂纹特别有质感。当时，他用铅笔画这些裂纹的时候，总觉得笔触没有力度。照片上的枯树却毫不费力地展示出了裂纹的形状，它们像一些细小的铁丝嵌在灰白色的树干上，又有力度，又有弹性。
“你看。”陶雅纤柔的手指头在照片表面的一些花纹上滑动，“我给你说过，胶片没有干，是不能够装进放大机里去的。这下你看见了吧。难道你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花纹？”
“喜欢。”叶一峰说，“你不喜欢的，我就喜欢。”
“哦哟。”陶雅说，“看不出来，你的嘴还硬呢。那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花纹，漂亮在哪里呢？”
“其实它真的很漂亮。”叶一峰说，“凡是自然的图案，都是漂亮的。”
“你胡说。”
“这是你爸爸给我们讲课时说的。”
“我爸爸有时也胡说。”陶雅说，“他还说，章远航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章远航是谁？”叶一峰问。
“一个画抽象画的人。”陶雅说，“他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留学。他喜欢康定斯基，喜欢克利。那个地方，也许你不知道，很疯狂。很多人都在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去限制任何人。没有人限制别人怎样去做，也没有人限制别人怎样去想。”
“我无所谓。”叶一峰说，“反正我也没有多少自己的想法。我只想把素描画得好一点，以后学专业课时，把雕塑做得好一点。”
“你没有想过更远一些的事情？比如，毕业以后做什么？”
“当艺术家。”
“怎样当呢？”
“没有具体想过。”
“把你的手伸出来。”陶雅说。
叶一峰迟疑地伸出右手。陶雅打了一下他的手掌。
“左手！”
叶一峰伸出左手，陶雅握住他的指尖，观察他的掌纹。她的手指又柔软又冰凉。散发出定影药水的气味。叶一峰的手第一次被异性触摸。他感到心慌。
“你这一辈子，生活得不顺。你喜欢的东西，会给你带来麻烦。”陶雅说，“很有可能，以后你画油画的时间比你做雕塑的时间更多。相信我。”
“我为什么要信你的话？”叶一峰说，“我自己的事情，我最清楚。我只喜欢雕塑。”
“有的时候，由不得自己。”陶雅说，“这个世界不是你看见的那个样子。章远航就画了他看见的世界。我不喜欢他的画。但那是他自己的画。是他自己的眼睛去看，是自己的手去画。他是艺术家。你不是，你只是一个雕塑家，或是一个画家。虽然，你的雕塑可能很出色，画得也很好。”
“每个画家都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手去画。”叶一峰说。
“有些事情，你真的不会懂。一辈子都不会懂。”陶雅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行了。这样也很好。”
“你喜欢那个章远航？”叶一峰问。
“这和你无关。”陶雅说。
“当然。”叶一峰说。
“当你年龄很大的时候，会有一个年轻女子喜欢你。”陶雅放下叶一峰的手，“相信我的话。”
“随便你怎么说。”叶一峰说，“反正你都是一个奇怪的人。”
“我爸爸说你很有天分。”陶雅说，“我爸爸说，你对线条很敏感，对体积和块面的领悟能力也很强。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雕塑家或画家，但不会是一个艺术家。”
“你已经说过了。”叶一峰说。
“这次是我爸爸说的。”陶雅说。
“哦。”叶一峰说，“原来，这个看法是你爸爸的。”
“我也这样看。”陶雅说，“在很多地方，我和爸爸的看法不同。但对你的看法，我们是一致的。”
“对章远航的看法，你和你爸爸也是一致的。”叶一峰说。
陶雅不说话了。
“我并不想晓得自己将来生活得怎样。”叶一峰说。
“其实，我也不想知道自己将来该怎样生活。”陶雅说，“现在我所知道的，就是我肯定会到国外去。以后，我不会生活在中国。”
“国外？”叶一峰说，“到哪里呢？”
“法国。”陶雅说。
“怎样去呢？你一个人去吗？”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个傻瓜。”陶雅说，“我说你是一只烤红苕，一点都没有错。”
文纹站在镜子面前，身子扭来扭去，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合不合身。今天，她穿了一套浅蓝色连衣裙。她感到满意的是，自己的身材还保持在生小娜以前的状态。从背影看，她像一个少女。她看不到自己的背影，但她清楚这一点。
她把门轻轻一带，将钥匙插进锁孔，锁上了门。停了片刻，她又把门打开。
一个小时前，在厨房里，文纹为自己和女儿小娜做了一顿晚饭。她的厨房只有六平方米，灶台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储物柜，还有一个放液体气罐的空间。丈夫在世的时候，从学校修建新教室的工地捡来废砖头砌成灶台，还在上面铺了一块黑色的大理石板。他在城里买来一个液化气灶一个燃气热水器，还买了一套细瓷碗。他们的生活立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做好一餐饭菜，可以方便地洗一次热水澡。文纹和丈夫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备课，看电视，辅导小娜的学习。这个变化花去了他们两人一个月的工资。
教师就是这样，安静地教书，平静地生活。直到有一天，意外会降临到某一个人头上，就像文纹的丈夫有一天被诊断出了肝癌。很快，他们生活就变形了。家庭失去了一个人，生活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唯一没有变的是，每天，她都要在这个灶台上给女儿做饭，一日三餐。
有时，她表现得很坚强。她不会在同事面前说自己想说的话。她不会告诉同事，甚至不会告诉朋友，她带着女儿住在学校分配的石头房子里，心里会想些什么。
这幢石头墙壁水泥地面的房子，当丈夫在的时候，它是充满活力的家。现在，它有了坟墓的气息。那气息从石头墙壁的缝隙里渗出来，一点一点融化在空气里。半夜，如果她失眠了，她就会闻到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与殡仪馆的气味很相似。从丈夫安静地躺在冰冻棺的玻璃盖下面开始，那种气味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她。
温度也助长了那种气味的漫延。房间的墙壁很厚，冬暖夏凉，因此，它保存了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声音，气息，还有回忆。每当文纹下班后，她总是不愿意一个人回到房间里。她会在办公室里待着，音乐课没有作业可以批改，她就翻看一些旧杂志。那是同事们带来后遗忘在这里的，有两年前的《读者》，三年前的《知音》，如果有去年的《意林》，那就算是新鲜的信息了。她从这些杂志中读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主题大多是怎样解决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和自己的境遇相似，文章中的人都面临各自的问题。文纹的难题是一台钢琴。
家里有一台风琴，是凤凰牌五组全双音脚踏风琴，在风琴中，品质算是不错的了。但那是风琴，和钢琴有天壤之别。文纹要给女儿小娜准备一部钢琴。施坦威，她不会去想它，它是另一个世界的乐器。但星海或是珠江牌钢琴，总可以憧憬一下。而且，只能要立式的。房间太小，不能摆放三角钢琴。一万元左右就可以让小娜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后弹一弹肖邦，弹一弹贝多芬和李斯特，让那些来自十九世纪的声音充溢这个寂静的房间。一个女孩儿在这样的声音里长大，她的世界一定会更美好一些。
最近几天，鲁兆平老是打电话来，要请文纹吃饭。上次，小娜生病住院，被诊断为白血病，结果是虚惊一场。但那两千多元医药费是鲁兆平支付的。她应该去赴约。
今天下课后，文纹给女儿做了莴笋炒肉丝，还有凉拌茄子。她和女儿一起吃了晚饭，要她一个人在家做作业。“任何人敲门你都不要开。”她对女儿说，“如果到了十点钟，妈妈没有回来，你就一个人先睡觉，不关台灯。小娜很乖，不会害怕，是不是？”
“我不害怕，妈妈。”小娜说，“但你要早点回来。”
“在十点钟以前，妈妈会回来。”文纹站在门口，在关门的时候，她这样说。
文纹离开家，走到操场上。天快黑尽了，操场上有几个老师在打篮球，充气很足的篮球碰撞在地面和木头篮板上，发出“嘭嘭”的声响。她绕过操场，走到学校围墙外面，看见一辆黑乎乎的汽车停在那里。汽车驾驶室的灯亮了，随后，车灯也打开了，鲁兆平坐在汽车前座，胖胖的脸在微笑。
文纹坐到鲁兆平的身边。汽车发动了，明亮的浅黄色灯光扫过学校的围墙，划破夜幕，照射到公路上。他们向黑暗深处驶去。
半个小时后，汽车驶进楠江城，在一条狭窄的街道停下。这条街道两边都是餐馆，空气中飘浮着白酒和啤酒的气味。文纹随鲁兆平走进一家名叫温馨豆腐庄的酒楼。在二楼一个包间里的餐桌边，已经坐了几个人。
“鲁总，你终于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说，“哦，带了一个美女来，如果我们不原谅你的迟到，就是我们的不对了。”
“原谅归原谅，酒还是要罚的。”另一个人说，“当然，美女可以代喝。”
“罚酒我认。”鲁兆平说，“美女不能喝酒。我介绍一下，美女名叫文纹，是音乐教师。这位是梁总，这位是李总，这位是周总，这位是吴总。”
文纹感到胃里一阵发凉。她以为是鲁兆平单独请自己吃晚餐。她并不愿意和他一同出现在这么多陌生人面前。她觉得自己的后背给汗水浸湿了。
“哦，美女音乐教师。”文纹听见有人说，“等会儿你要唱歌给我们听。”
“对不起。”文纹说，“我今天感冒了。”
“感冒了，声音都还这么年轻，这么好听。”梁总说，“我们坚决要听你唱歌！”
“好了，不乱开玩笑了。”鲁兆平说，“文老师都被你们吓着了。我认罚，先干一杯。”
鲁兆平端起面前的玻璃小酒杯，脖子一仰，一杯酒下肚了。然后他端起另一杯。
“三杯。”鲁兆平说，“我认罚。但只喝三杯。我要开车。”
“我们知道你要开车。”周总说，“三杯只是罚酒。今天你不能因为身边有了美女教师，就在喝酒时敷衍我们。”
鲁兆平端起另一杯酒喝了下去。
“你再这样喝，我就走路回家。”文纹说。
鲁兆平放下酒杯。
“你说得有道理。”鲁兆平说，“你提醒我了。”
“但酒还是要喝的。”吴总说，“你来晚了。我们都在等你。你应该先喝三杯，这是礼节。如果你不喝，那我们怎么喝得下去呢？”
“鲁总来晚了，是因为他在等我。是我耽搁了你们的时间。是我让你们久等了，对不起。”文纹说，“剩下的酒，我帮鲁总喝。”她端起一杯酒，皱着眉头，一口就喝完了。
“你刚才说文老师被我们吓着了，我看，是文老师把我们吓着了。”一个人说，“为了这句话，你还应该喝一杯罚酒。”
“如果今天晚上你们一定要鲁总喝酒，那就由我来代喝。”文纹说，“我答应了女儿，在十点钟以前一定要回去。鲁总要送我回家，请大家理解。”
“我们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李总说，“今天，有文化的文老师和我们这些粗人一起喝酒，我们感到很荣幸。但是，喝酒就有喝酒的规矩。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大家都要敬你一杯酒，你也要敬大家一杯酒。”
“这就是你说的规矩吗？”文纹说，“我们就按照这个规矩办。我先敬你一杯。”
文纹仰脖又喝下一杯。她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酒宴。她接受他们的敬酒，自己也敬他们的酒。她手中的玻璃酒杯和他们的杯子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叮当声。桌上摆满了菜肴，卤水鹅掌、蒜泥黄瓜、羊肉煲、干烧明虾、酱爆牛蛙、韭黄虾肉水饺、酱烧 鱼块、水煮牛肉、老姜炖老鸭。但大家都很少伸筷子。他们喝完一瓶泸州老窖特曲，又打开一瓶。她一杯接一杯地喝，只想快点回到女儿身边。她答应了，在十点钟以前要回家。“几点钟了？”她问鲁兆平。鲁兆平摸出手机。
“九点二十分了。”鲁兆平说。
他们已经喝了三瓶泸州老窖特曲了，而桌上的菜还没有动多少。文纹说：“我可以走了吗？”
几个老总一齐注视文纹。他们的眼睛里浸润着醉意。文纹转身走出充溢着酒味的包间，鲁兆平跟了出来。他走在文纹身后，看不清楚文纹的表情。他打开车门，让文纹先上车。
文纹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醉态。她坐在副驾驶座上，等待鲁兆平发动汽车，驶上大街。很快，汽车里充满酒精味。
“我没有想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文纹说。
“文老师，你把他们都灌醉了。你让我开了眼界。”鲁兆平说，“你平时喜欢喝酒吗？”
“我从来不喝酒。”文纹说，“今天是例外。因为今天我要准时回家。”
“文老师，下次我单独请你喝酒。”鲁兆平说。
“我不会再喝酒了。”文纹说，“请你不要再让我喝酒。今天，我喝得太多。你为什么要让我喝这么多酒？万一我喝不过他们呢？可能你没有想到，我到现在还这么清醒吧？”
鲁兆平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他瞟了一眼文纹。文纹端正地坐着，上身挺得笔直。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也许，她现在只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尽快回家。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文纹绝不是他所想的那样柔弱无助。
“文老师，你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混蛋。”鲁兆平说，“我真的是一个混蛋。”
有时候，林译苇会闭上眼睛，探索自己内心的黑暗。黑暗其实是一种通道，可以到达许多地方。她在黑暗中发现声音和图像，在黑暗中寻找生存的理由。
所以，她经常坐在某个地方，闭上眼睛。她会看见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当办公室的窗外阳光明媚时，她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过去的影像就会在她黑暗的视野里缓慢飘浮。
有时，她会坐在家里，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倾听外面的声音。她会听见丈夫回家时开门和关门的声音，会听见他换了鞋子以后，穿着拖鞋在室内走动的声音。从地面发出的嚓嚓声，她能够判断出，他走到房间里的哪一个位置。他会走到自己的房门面前，听一听。他也在倾听。他也在判断她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正在做什么事情。
林译苇知道，外面的天色在变暗，一天又会过去，她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黑暗里。这是她自己制造的黑暗，又深沉，又温暖，还有点陈旧的气息。它像一个洞穴，把她的身体和思绪一起关了进去。
“黑暗是探索真相的必要条件。”
林译苇在便笺本上写道。
陶蕴玄一边说，一边走进教室，他身穿一套灰色的西装，手里捏着烟斗。在他的身后，一个勤杂工提着一个大包袱。他把包袱放在讲台上。
“我们经过睡眠，迎来了黎明的光线。”陶蕴玄说，“就像我们经过了生命，才看见死亡。”他把手中的烟斗一扬，勤杂工把包袱解开，露出一大堆干净的骨头。这是人的骸骨。灰白色中略带浅黄色。
“我们身上所有的骨骼，都在这里。”陶蕴玄说，“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终点，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要研究死亡。艺术尤其要这样。我们研究死亡，我们研究骨骼，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把握死亡的形状，更成熟地表达它。表达死亡，其实就是表达生命。前一段时间的课程，我们学习了自身的骨骼，我们知道每一块骨头的形状和名字，但这还不够。除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还要用手去认识它。我们现在不需要光线，是为了更好地获得光线。到时候，你们就会看见，经过你们的手做出的雕塑，落在上面的光线，都会有真实的形状。东方的雕塑和西方的雕塑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东方雕塑忽略光线，西方雕塑重视光线。这直接导致了它们的结构不同。一座雕塑的结构是靠光线来检验的，一座雕塑的真实感也是靠光线来检验的。你们现在从黑暗出发，那时，你们的眼睛和现在的眼睛就会不一样了，那是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了。你们看见的不再是平凡的物体，你们看见的，已经是艺术品本身了。你们要牢记尼采的话：‘伟大的风景是给平凡的艺术家准备的，平凡的风景是给伟大的艺术家准备的。’骨骼就是我们自身的风景，它到底是平凡，还是伟大，这就要看你们怎样从黑暗中去探索它了。”
陶蕴玄把颅骨拿出来，放在一边。
“我们的骨头，由颅骨、躯干骨和四肢骨三部分组成。颅骨不用辨别，它的构成太复杂，太具有特征，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认出它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块简单的骨头。”陶蕴玄说，“关键是要区分相似的骨头，如躯干骨和四肢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思绪，要在细微的差别之间准确判断它，这样做，难度更大。它们表面更简单，但它们之间差别小，所以它们更复杂。人体一共有二百零六块骨头。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人群中存在着差异。我国大多数人只有二百零四块骨头，这是因为我们的第五趾骨只有两节，而欧美人却有三节，所以中国人的骨头比欧美人少两块。这一点，对我们研究艺术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些骨头，要用手来识别这些骨头。现在我们要做到，以后我们也要做到。”
勤杂工把包袱放到讲台下面，然后取出一块骨头，用布蒙住，放在讲台上。
“蒋勤学。”陶蕴玄翻开点名册，叫了一位同学的名字。
蒋勤学走到讲台边。他把手伸到蒙布下面，摸索了一阵。
“肋骨。”他大声说出答案。
陶蕴玄把蒙布拉开。一根弯曲的细长骨头躺在桌面上。
“正确。”陶蕴玄说。当勤杂工把另一块用布蒙着的骨头放在讲台上时，陶蕴玄用烟斗轻轻敲击它，然后把布拉开。
“这一块又是什么骨头？”陶蕴玄问，“谁来回答？”
大家都举起了手。陶蕴玄用烟斗指向一位同学。
“是锁骨。”那位同学站起来说。
“好，答案正确。”陶蕴玄说，“但这是用眼睛来识别的。要用手来识别，你们才能及格。叶一峰，你来。”
叶一峰走到讲台前，把手伸进布匹下面，抚摸勤杂工拿出来的骨头。这一次，里面有三根骨头。
“肱骨。”
“尺骨。”
他闭上眼睛，用手指抚摸罩布下面的骨头。他的指尖在骨头的表面游移，轻轻触摸骨头的边缘。边缘的形状决定了骨头的特质。边缘就是骨头的名字。他准确地说出骨头的名称。他的手就是他的眼睛。他在黑暗中行走，他的判断力在黑暗中游刃有余。
叶一峰抚摸着罩布下面的骨头，想起了自己所经历的素描课。素描是一种干净的艺术形式，又简捷又复杂。通过素描课，他已经学会了用线条构成块面和体积，学会了用线条去构成一个世界。那时，光线还是平面的。
现在，他用手指触摸骨头，触摸真实的块面和体积。他用素描要达到的目的，现在直接展示在他面前的黑暗中。他用手指访问它，想象着光线铺在它上面时的模样。他想起了前几天在暗室里发生的事情。他看见一张照片在红色的灯光下显形，看见块面和体积以精确的形式显现在一张光滑的纸上。他当时就感觉到手工与机械的区别。一个人的写实技巧无论再高超，也赶不上一台普通的照相机。问题并不在这里。他想。如果一件艺术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它的价值就是把对象复制下来，那么，谁也无法超越摄影。艺术作品的意义肯定不只是复制对象。但到底有什么意义，他想不清楚。
叶一峰手里握着布匹下面的第三块骨头，正准备说出它的名称，眼珠向右一转，瞥见陶雅坐在座位上。她皱着眉头，对他做了一个旁人无法觉察的鬼脸。他的手指变得迟钝了。
“腰骨。”
勤杂工把布揭开。一块颈椎骨躺在桌面上。一些同学发出嘻嘻的笑声。
“好了，你下去。”陶蕴玄挥了挥手，让叶一峰回到座位上。他从桌面上捡起一截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两个大字：“大门”。
“大门和骨头有什么关系呢？”陶蕴玄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大门’是什么呢？很简单，‘大门’就是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个门进去，发现里面的世界。”陶蕴玄扬了扬手中的烟斗，“我们这一阶段学习的课程，目的是了解人类的骨头。为什么要了解人类的骨头？是为了了解人类的肉体。为什么要了解人类的肉体？如果造型艺术真的有一个法则，那么，这个法则就是——掌握了人体的结构，你就进入了通向世界上所有物质结构的大门。因为，人体是最复杂的形体，你能够掌握人体的每一块骨头，每一块肌肉，你就会掌握人体在每一种光线下面的形状。你能够掌握人体在每一种光线下面的形状，你就会掌握世间每一种物质在任何光线下面的形状。这样，你才有资格从事造型艺术。但是，这还仅是第一步。你们到贵都美术专科学校来学习，目的是什么？你们会说，很简单，学习艺术。这没有错。问题是，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学不来的。它存在于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能够学到的，仅是一些有关艺术的技巧和一些普遍的法则。有了这些，并不等于你拥有了艺术。你们现在努力要做的，是把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而真正的艺术，永远是把熟悉变成陌生。明白吗，同学们？”
叶一峰努力想理解陶老师所说的每一个字。
他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在家乡用陶土捏人像的事情。家乡的陶土是紫灰色的，人们从山坡上把它挖回来，放在一个坑里，浸在从田里引来的水中，再把一条水牛牵到坑里，让它在泥土上反复踩踏。
被水牛蹄子踩得又软又绒的泥巴适合捏成各种形状，但人们只用它来做陶缸。工匠穿着一件硝过的牛皮围裙，用一张弓将泥巴切下来敷在一个坯子上。他用一只脚使劲踩坯子下面的转轮踏板，坯子飞快地旋转，多余的软泥从他的手指缝里溢出来，陶缸就在他双手的抚摩下逐渐成型。
让叶一峰着迷的是泥巴本身。被牛蹄踩踏过的软泥变成了另外一种物质。叶一峰拿起一块泥巴，轻轻捏住。他感觉到泥巴在手心变形。他用双手把泥巴团成一团，摊开手掌，看见泥巴变成了一个人头。他用指尖捏了捏，人头的鼻尖出现了，他又用指甲画出了眼睛和嘴唇。一张人脸生动地躺在他的手掌里。
那一天，叶一峰采下路边荷塘里的一片荷叶，包了一团软泥回家。他用这块软泥捏出一只鸡，捏出一只鸭。然后，他捏出父亲的头像，捏出母亲的头像。当泥巴用完之后，他从屋后的山坡上挖回新的泥土，浇上井水浸透，放进木盆里用脚踩。他有了自己的泥巴，他每天都用泥巴捏他周围的动物——鸡，兔子，小狗，蛤蟆。他还跑到镇东头的一个小庙里，用泥巴捏菩萨。这些菩萨已经在小庙里待了许多年，他们坐在破损的莲台上，构成他们身体的泥巴在漫长的时间里缓慢剥落，但脸上的微笑还没有掉下来。叶一峰从菩萨的脸上学会了塑造眼睛和鼻子的方法。他用指甲刻画出眼睛和嘴唇，用指尖捏出鼻子和耳朵。他是家里的老三，永远没有新衣服穿，只能捡哥哥的衣服。哥哥的衣服太大，穿在身上，袖子长了一截，他就在袖子里捏人像。有一次，舅舅到家里来和父亲喝酒，他站在桌子旁边，一只手给舅舅斟酒，一只手在袖子里捏出了舅舅的头像，尤其立在脸上的酒糟鼻子活灵活现。当他把泥巴头像从袖子里拿出来的时候，舅舅的嘴巴张得老大，手里的酒杯掉在地上，“啪嚓”一声，摔成碎片。
叶一峰成了镇上的名人。
许多人都知道，酱园老板叶成椹的三儿子会用泥巴捏小人。十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镇上的改良私塾——乾心堂读书。这是叶家祠堂的族人捐资办的宗塾，在学堂的正门，有一尊孔子的石雕像。塑像的表面曾经被人涂过色彩，现在已经剥落，露出灰色的石质部分。
孔子是一个慈祥的胖老头，他眯着一双笑眼，穿一身长袍，左手抚着右手，站在石头底座上。私塾先生也是一个老头，与孔子相比，他显得很瘦。他穿一身蓝灰色旧长袍，叫孩子们排成一排，对着孔子作揖。
“作为学生，你们现在很自在，现在的规矩少多了。”先生说，“现在不磕头，只作揖。便宜你们了。我先教你们作揖。”
先生双手抱成拳。
“首先说作揖的姿势。先是双手抱拳，向前举。这抱拳可不能乱抱，是男人，就应该用左手抱右手。在抱拳时，两个拇指要平伸，不能左拇指压右拇指，也不能右拇指压左拇指。大家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了就学着我做。”
先生把抱着的拳头举到眉毛的位置，向孔圣人的塑像弯下腰。孩子们纷纷抱起自己的拳头，跟着做了一遍。
“现在，你们该向老师行礼了。”先生说，“不用我再教了吧？”
孩子们在弯腰行礼的时候，先生发现一个孩子的双手笼在袖子里。
“你叫啥名字？”先生问。
“叶一峰。”孩子回答。
“你把手拿出来。”
叶一峰站着不动。
“我叫你把手拿出来。”先生说。
叶一峰慢慢从袖子里抽出手。他的手里捏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把手摊开。”先生说。
叶一峰慢慢摊开手掌。一个小泥塑躺在他的手心。这是一尊先生的头像。
“哦。我晓得了。”先生说，“你就是叶成椹的儿子，会捏泥巴小人的那个小孩儿。”
先生把小泥像拿在手中。他取下老花眼镜，眯缝着眼睛打量小泥像的时候，鼻尖快凑近小泥像的脸了。他仔细观察泥像的脸，观察它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他从鼻孔发出满意的哼哼声，又戴上眼镜看看叶一峰。
“我有这么胖吗？”先生问，“你把我捏得胖了一点。我也想自己胖一点，但我一个月才吃两次肉，怎么胖得起来？”
先生在裤腰里掏了一阵，摸出一根黑色的尺子，在左手的手心里轻轻拍打了几下。他对叶一峰说：“把手伸出来。”
叶一峰伸出右手，先生的尺子重重打在他的手心。
“今天打你两下。第一下，是因为你行礼不认真。”先生说，“第二下，是因为你把我捏成了一个胖子。”
叶一峰想到这里，一种遥远的疼痛感从当年的岁月里传送到手心。他不知不觉捏紧了拳头。当初，他把先生的人像捏得胖了一些，是因为不懂人体结构。所以，他只能复制先生脸部的外形，他只能模仿对象的表面。现在，他是一个了解人体结构的大学生了，看世界的眼光与以前不一样了。依照陶老师的说法，自己已经进入了一扇大门。一扇通向艺术天地的大门。但是，进入了这扇大门，他却感到迷茫。他还没有看清楚里面的世界，陶老师就告诫他，这里并不适合进来的每一个人。
站在这个大门口，叶一峰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再一次考虑一下关于艺术的问题。
林译苇写道。
一个人在一生中，有许多超越自己的时刻，但叶一峰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一个人在一生中，命运会多次向他打开大门，但他不一定懂得如何进入。一个人走进了这扇门，他看见的依然是过去的景物，但他还从这些景物中看见了与过去不同的东西。他应该看见现实，他更应该看见虚无。而那虚无，则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自己的时候，是不可能清楚地看见自己内心的。
叶一峰的艺术理念还停留在模仿对象这个层面上。林译苇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物质和文化都十分贫乏的乡镇，一个想把艺术道路作为人生道路的青年，叶一峰极有天分，却又营养不良。他从原始的起点出发，要走很长的路。但是，这条道路对他而言，太陌生也太遥远。
内心与艺术的关系是叶一峰面临的全新课题。
他现在所看见的，只是事物的外形。他正在努力去做的，是尽可能完美地复制这些外形。他住在学校简陋的宿舍里，夜晚睡在床上，还和同寝室的同学讨论人体的结构，就是为了更好地用泥土复制人体，从而复制更多的东西。比如，一头牛，一只山羊。
用手中柔软的泥土去复制人，去复制牛，去复制山羊，去复制自己所看见的一切事物，又怎么样？这就是艺术家吗？一想到这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坐在教室座位上的叶一峰就感到屁股下的凳子上有一些沙粒。如果这些想法就像黑暗中的骨头，仅仅用手就可以摸索出它的形状，那么，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
初夏的楠江经常起风。初夏的气温变化大，水温变化也大。当河水的温度与空气的温度形成一定的反差后，空气就开始急速流动。风贴着水面，掠过河岸两边的建筑物，从城市的一端刮到另一端。林译苇在河堤旁边一家冷饮摊点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来，注视流动的河水。
在河对岸，一幢五星级的酒店矗立在一座山坡的后面。它实在太庞大，五十层楼，一百六十米高，与四周的景物极不协调，显得十分突兀。它那灰白色墙体在夕阳光线映射下，变成了橘红色，黑暗的山坡和鳞次栉比的楼房蹲伏在它的脚下，强烈的反差构成了一幅奇异的画面。在这幢大楼的下面，是古老的侏罗纪系和白垩纪系红色地层。一些古老的生物遗骸正在地层里继续变成化石。
风里饱含水腥味，从河面吹拂过来。林译苇要了一瓶矿泉水。她拧开瓶盖，闻了闻水的味道。瓶里的水有一种淡淡的清爽味，只有她才能辨识出来。林译苇喜欢这样的味道，她呷了一口，让矿泉水在唇齿间停留，那种清爽味顺着喉咙慢慢下滑，把清新的感觉带到全身。
人类文明的起源都与河流有关。林译苇想。人类的生存形态也与河流密不可分。教科书早就告诉了大家一个常识——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是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地，文明只能在水边发育。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类繁衍开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群居体，定居在河边。在河流拐弯的地方，往往会有一座小镇，或是一座城市，像一根绳索上的疙瘩，林译苇想。在几十年前，楠江河和其他河流一样，沿途散布着一些房屋。在拐弯的地方，往往会有一座小镇。红土镇就坐落在楠江河旁边一座斜坡上。
在田单岭所处的时代，红土镇的河边停泊着无数木船。林译苇想。河流，木船，小镇，酒馆，石板铺成的街道，这些陌生的生活符号对田单岭而言，特别有吸引力。那一次，他下山卖野鸡，结识了朱世昌。那天他喝醉了，在母亲的怀抱中沉睡了一夜。母亲流了一夜的眼泪，她感觉到，儿子正在离开自己。这是无法阻挡的事情。
从此田单岭经常下山，带着野鸡或是野兔。他用野鸡和野兔换钱，用这些钱和朱世昌喝酒。他们最爱去河边的陈七酒馆。那是田单岭第一次和朱世昌喝酒的地方。
但他们不能老是在这家酒馆喝酒。
朱世昌的爸爸朱代普时常到镇上的酒馆检查儿子躲在哪一家酒馆的哪一张桌子旁边喝酒。朱代普是镇上最有钱的人，在红土镇周边，平坝的水田和山坡上的土地，有许多都是他的。他还经营全镇的粪肥生意。他家的长工和短工也是粪工，每逢一、三、五、七、九的早晨，他们就挑着粪桶在街上挨家挨户敲门，把居民家粪罐里的粪便倒进粪桶里。他们把粪便挑到河边的蓄粪池里存放起来，每隔几天，就会有运粪船从河流的上游和下游驶来，将这些农家肥运走。
朱代普把红土镇的粪肥作为商品，出售给河流沿岸的农民。他是地主，又是商人。
他还把生意做到了方圆几十里地的小镇，他家的长工还用牛车把那些小镇的粪肥拉到红土镇。这些粪肥经过加工，分为不同的种类——有干涸的大粪，有掺了草木灰的大粪做成的粪饼，还有大粪和人尿和在一起的粪浆。
在那个年代，粪肥是农村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
几千年来，人畜的粪便就是最好的肥料，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化肥时代的来临。在朱代普生活的时代，粪肥的收集与销售是一种产业，许多人以此为生。而田单岭从山上一座孤独的土墙房子走到山下的红土镇，融入陌生的人群里，融入陌生人的生活里，他依托野鸡和大粪，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田单岭每次从山上来到红土镇，总是能够找到朱世昌。他带来野鸡和野兔，他们经常在酒馆里喝酒。他们带着醉意在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行走，脚步踉踉跄跄。坚硬的房屋和街道在田单岭的眼前变得柔软了，行走在街上的人也变了形。田单岭走在石板路上时，想起了自己有一天在山上追赶一只受伤的野兔跑进一片森林沼泽的情景。当时，他四周的空气充满水腥味儿，他脚下的土地有弹性，踩在上面一颤一颤的。
他们刚走上一座拱桥，田单岭就觉得身边少了什么。一转脸，朱世昌不见了。他环顾四周，看见朱世昌的背影刚刚消失在拱桥下面一家杂货铺的门口。这时，一个人拉着一辆胶皮轮子车往桥上走。车上横躺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看样子很沉重。拱桥的坡度比较大，拉车的人弓着身子使劲儿往前挣，车子慢慢向前移。
空气中飘来一股臭烘烘的气味。田单岭知道，这是一辆运送大粪的车。粪车的后面，跟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他穿一身蓝灰色的土布长衫，一手托着一个水烟袋，一手捏着一把纸扇。拉车人小腿上的青筋鼓胀，穿草鞋的脚使劲蹬着石板路面的缝隙，奋力把车子向前拉。这时，田单岭听见一声轻微的脆响，这声音让他联想到野鸡的翅膀骨头在自己手中被折断的感觉。拉车人的草鞋带断了，他向后退了一步，车子也随之向后滑了一下。田单岭赶紧跑过桥面，托住车子的后部。他的手掌撑在滑溜溜的车身，憋足了劲儿向前推。胶皮车轮慢慢向前滚动，车子终于驶上了石桥的拱顶。石桥下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河边。
田单岭最后推了一下车子，松开了手。他搓了搓手上发臭的污垢，正准备离开，穿长衫的胖子用手中的纸扇敲了敲他的肩膀。
“你叫啥名字？”胖子问。
“田单岭。”
“哦。”胖子用纸扇击打了一下自己红润的脑门，“我晓得了，你就是经常和我儿子喝酒的那个山里孩子。我听朱老八说起过你。”
田单岭点点头，搓着双手。
“我儿子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胖子说，“你不要跟着他混。”
田单岭低着头，不说话。天气有点热，他头上沁出了一粒又一粒汗珠。他晓得了，眼前这位胖子就是朱世昌的爸爸朱代普。他时常到酒馆里去捉拿喝酒的儿子，刚才朱世昌才会突然不见了。
“你如果想走正道，你就给我拉粪车。”朱代普说，“我教你做大粪生意。”
田单岭抬起头，对着朱代普微笑了一下。他追了几步，推着粪车向前走。一拐过街角，河流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一阵清凉的河风掠过他的全身，他额头上的汗珠在微风中变成了一粒一粒凉凉的水滴。
叶飘坐在一张陈旧的木质躺椅上，看着牛肋骨窗出神。
他让手中的照片滑落到桌子上，然后把头部向后靠。他的身体一躺下来，房间里就弥漫着疲倦的气息。
房屋外面的黄荆丛开花了，他可以闻到黄荆花带辣味的香。昨夜的雨水浸透了黄荆丛下风化的紫色砂岩，现在，破碎的砂岩里面的水分四处漫延，渗透到屋基下面，慢慢向室内的空中蒸发，叶飘能够明显感觉到空气里的潮气。那无休止的潮气让他的衣服变软，让放在桌上的那套《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的书页粘在一起，还会让镜头的玻璃镜片长出霉斑。
重要的还不是潮气。重要的是——叶飘的黄昏变了形。是林译苇让他的黄昏变了形——一切——声音，气味，颜色，思绪。认识林译苇后，叶飘的生活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日子再也不平静，自己正在远离自己。
黄昏是叶飘曾经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候。一天的事情忙完了，叶飘就到超市买一点食品——面包，牛奶，蔬菜，大米，或是一块猪肉。认识徐婕后，他还时常买一点作料——姜，蒜，干辣椒。他回到自己的房子里，煮一点东西当晚餐。有时，徐婕来给他做饭，然后他们上床做爱，看屋顶上的亮瓦一点一点变暗，与黑暗的屋顶融为一体。夜深了，徐婕就会起身离开。
现在的黄昏不一样了——色彩、声音全部变了味。甚至连空气都更潮湿。那套《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过去一直放在屋里，有时它待在床头，有时它放置在躺椅上，书页从来没有粘在一起。
摄影一直在叶飘的生命里生长，但他对摄影的了解，不会比这个城市的摄影圈子里的任何人更多。这些摄影的人，叶飘想，他们拿着照相机，行走在城市和荒野，拍摄各式各样的照片，有的是纪实，有的是新闻，有的是艺术。在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怎样为自己拍摄呢？
摄影技术是我们进入现实世界的一扇门，叶飘想。在时间里，我们的生活由无数片断构成。平时，我们身置其中，我们看不见这些片断，我们看见的，只是连续的过程。每一个片断都是通向永恒之地的大门，但我们无法进入。
林译苇是一个读了许多书的女人。叶飘从来没有见过读了这样多书的女人。人总要通过各自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林译苇通过书籍。叶飘不喜欢读书。为了摄影，他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阅读。仅此而已。他生活在一种半飘浮的状态之中，每天被一些具体的事情侵扰。有时，林译苇会对他说一些话。她说过，过去，艺术都是怀旧的。后来，艺术发展到了一个分水岭上，有的艺术家继续怀旧，有的艺术家向前展望。他听林译苇说过，摄影的确是一门艺术。这句话的意思是，别人都认为摄影是一门艺术，但他们不一定真正懂得，它为什么是一门艺术，而她真正懂得。她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自负的女人。叶飘想。
从一张照片里，每个人读到的信息不一样。叶飘想起林译苇这样说过。一张照片是时间和空间在某个地方交汇的证据，这是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它的价值在于它的静止。一段录像展示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列火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无法进入它，因为它是移动的。而一张静止的照片就是一扇门，它表面的图像就是钥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进入自己的世界。一张照片可以通向无限的可能，一般而言，它都通往过去。它在某种光线下凝结影像的瞬间，就开始向过去前进。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时光，都变成了黑暗。而一张照片就在黑暗中前进，向永远的黑暗深处走去。在那里，住着一些死去的人，他们将在一张照片中重新看到自己。这是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理由。
叶飘久久凝视这几张照片上的人。他们来自另一个时代，一个逝去的时代。他们就是死去的人。当他们在一张照片上出现的时候，叶飘没有思想准备。当他和摄影的朋友聚会时，话题往往会扯到某一个摄影比赛，这是他们聚在一起的理由，也是他们的兴奋点。但叶飘已经对这些话题麻木了。他取出自己的照片给他们观赏。“你在哪里翻拍的？”他们会问，“翻拍得还不错，像直接在那个时代拍摄的一样。”
这一点他们基本上说对了。虽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比如，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哪一类作品会受到评委的青睐。获奖是许多摄影人存在的理由。在他们的意识里，一张照片不能获奖，那就没有价值。但在叶飘的意识里，这样的照片不一定有价值，因为，那不是自己的照片。
但什么样的照片才是自己的？为什么要为别人拍摄照片，再从别人的肯定声中找到自己？叶飘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自己一定属于某个地方，也许，要找到这个地方，才是摄影的前提。
在时间和空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体现独特的自我，这才是我的摄影。叶飘想。照片上的叶一峰和田单岭，就是我找到的自我。他们是复活的逝者。他们是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的人。
叶飘想起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林译苇的情景。当时，林译苇从正在显影的照片上浮现出来，他就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在发生变化了。有时，生活中一个细节就是一个转折点。一张照片从黑暗中滑落到他的日子里，照片上有一个名叫林译苇的女人，他的生活由此就改变了方向。
林译苇是一个从她自己生活中跌落出来的女人。叶飘想。我们都可能从原有的生活秩序里跌落出去。一件偶然的小事，就让我们偏离生活的轨道。其实，生活也并没有绝对的轨道，只不过是我们自认为该这样走，而不该那样走。
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习惯之中，但很少有人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叶飘的生活习惯是，白天在街道上东游西逛，拍摄自己感兴趣的照片，晚上待在城郊一幢土墙房子里等待那些照片显影。
一直以来，叶飘沉浸在照片显影的过程中不能自拔——一张照片，在浅褐色的透明液体里，慢慢显现出影像。仅这一点，就足够让自己着迷一辈子了。但那仅是技术层面上的事情。现在，在照片上显影的是隐没在时间深处的生动场景和细节，而并不是眼前可感知的情景。他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对沉浸在摄影世界里的人而言，日复一日地捕捉街头的影像，再让它在纸上显影，这个过程就是观察、理解和表达世界的过程。许多人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但他们都不是幸运的人。
逝去的时间还会返回来，它们用影像的语言述说自己的经历。它们是某种片断，在时间的湍流中飘飞，在某一天被一部古旧的照相机镜头捕捉到，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
当他摁下徕卡相机快门的时候，有几个人正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在喝酒，或是画油画，还有其他更多的事情。当然，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在几十年前，更多的人在打仗，在耕地，在做生意。从事艺术的人不多。在战乱年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下去。然而，还是有一个画油画的人出现在他的照片里。
带着这部能够再现逝去时光的徕卡相机，跟随在林译苇身后，让叶飘重新思考摄影的意义。这些照片的出现让他面前的光线变了颜色。他的黄昏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生活就是这样被偶然的因素改变。
《四川文物精华》楠江市编纂组成员乘坐的中巴车行驶在田野的村道上。这条村道铺着水泥路面蜿蜒在丘陵间。这条路上车辆不多，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快。汽车在转弯的时候，林译苇会感到轻微的头晕。
车子行驶到宁威县境内，在一个农家小院旁边停下，车上的人下车到厕所去方便。林译苇从她的拎包里取出一份折叠着的文件复印件。
文件经过复印，红头字变成了黑色。林译苇抚平折痕，再一次阅读它。
这是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关于编辑《四川文物精华》（暂名）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文物收藏单位选出有代表性的文物在限定的时间由报送《四川文物精华》编辑工作组。林译苇读完后，折叠好这份文件，放回拎包里。她在等下车的人走后再上车。她看见几个人从厕所里出来，站在院子里聊天。隔着车窗玻璃，她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当汽车再次开动时，车上多了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了她的身边。他个子瘦小，戴一副塑料框边的深度近视眼镜。
“你在看什么书？”他问。
林译苇低头看了一眼拎包。拉链没有拉上，一本书的一角露了出来。是《楠江市国土资源》。
“可以看看吗？”他问。
她把这本书递给他。书页有点泛黄。他翻了一下内容，又看了一下版权页。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第一版，”他说，“哦，好多年前的书了。”
“我从旧书摊上买的。”林译苇说。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直，是宁威县文化局的，刚从档案局调过来两个月。你是林译苇老师，我知道你。”
林译苇对他微笑了一下。张直翻到介绍旅游资源这一篇。
“这上面没有关于静宁寺的资料。”他说，“其实，静宁寺是一座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遗迹。这是一个错误。它不该被遗忘。”
“没有什么错误或是正确。”林译苇说，“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任何好的东西，都可能被人遗忘。”
张直愣了一下，他把一沓材料递给林译苇。
“这是静宁寺的基本情况介绍。”张直说，“静宁寺不应该被人遗忘。”
在宁威县志向镇，有一座静宁寺。由于缺乏保护和维护，此寺已经比较破败。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是全国第一所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同时，它还是张学良创办的国立东北中学的“栖息”地，为国家培育了众多的优秀人才。
“材料只是一个概念，不具体。”张直说，“你到静宁寺看了，感受了，就会有自己的体会。你会喜欢静宁寺的。”
“你这么自信？”林译苇说，“也许你是对的。”
张直的确是对的。车到目的地，林译苇一走近静宁寺，就感觉到一种安静的气氛从脚下悄然升起。她随着大家从灰白色的围墙前面走过，经过一个琉璃瓦盖的凉亭，再经过一座深灰色的塔。这座塔由古老的青砖砌成，顶部很尖，整个塔身像一柄巨大的青铜剑。
“字库塔，它是古代的碎纸机，古人在这座塔里烧带字的纸。”张直说，“过去，读书人废弃的字纸不能随意丢弃，他们担心糟蹋字纸会生疮害病。所以，凡是用过的字纸或废书，都要放到一个地方集中焚化。在有的地方，老百姓还组织有‘惜字会’，焚烧字纸也成了一种仪式。”
他们走进静宁寺。一幢又一幢灰白色的建筑物矗立在眼前。建筑风格是清朝晚期的，砖墙，黑瓦，木质窗户。在房屋与房屋之间，是铺满碎石的路面和丛生的杂草。可以看出来，过去这里是一块空地。
“学校的操场。”张直说，“中山中学的体育很有特色，凡体育不及格的学生，都要留级。别的学科要两门不及格才留级。当年，肯定有许多老师和学生在这里打篮球。”
林译苇想起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情景。叶一峰刚到贵都美术专科学校时，就遇见了在操场上打篮球的陶雅。林译苇微微眯着眼睛，凝神倾听她拍打篮球的声音。这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学校的教学楼是一幢二层楼房。当大家走到门口时，一个老太婆早就等在那里。她掏出一串钥匙，挑选了一把，打开门上那个拳头大小的铁锁。
“这里的小娃娃太多，他们调皮得很，喜欢在楼板上跳来跳去。”老太婆说，“那些楼板都腐朽了，我平时根本不敢开门。”
林译苇随编纂组的成员走进教学楼。她多次闻到的气味又出现在这里。她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陈旧的气味由两种气味混合而成——潮湿的和干燥的。潮湿的气味从长满苔藓的石板地面渗出来，干燥的气味则来自二楼的木质楼板。楼板由几根红褐色的砖柱支撑着，有一些木板已经下垂。
林译苇翻开手中的资料。
静宁寺始建于明代，重建于一九〇〇年，建筑面积二万二千一百平方米，是川南最大的庙宇之一，曾在川东、川南乃至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享有盛名。
她翻到另一页——
学校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撤离北平，南下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失陷，危及南京，学校又于次年一月五日到达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永丰镇的璜璧堂。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告急，学校随即派迁校先遣队入川寻求新校址，并于十一月十二日撤离璜璧堂，拟入川。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民国四川省教育厅就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等校借用静宁寺办学发函给民国宁威县政府。之后，该校迁校先遣队立即前往静宁寺做改建校舍、制作课桌等筹备工作。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函告民国宁威县政府称：全体学生业已启程前来，不日到县。由于战局恶化，湘蜀已难直达。学校只得先入广西，经桂林，徒步八百里至宜山怀远镇，并在此复课三个月后，化整为零至贵阳集中，再从贵阳至重庆，至泸州，至自贡，在久经战火、历尽磨难之后，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到达静宁寺。
林译苇想象着中山中学的学生在这幢楼房里跑上跑下的情景。叶一峰和陶雅也在这个年代读书，他们的笑声穿透时间，越过千山万水，回响在林译苇的耳边。
林译苇走上木质楼梯，来到二楼。二楼的结构很奇特——一个环廊圈成一个天井，环廊的后面就是一圈房间，这就是教室。她踩着富有弹性的木地板，沿着环廊察看过去的教室。教室的面积不大，只有四十平方米左右，现在空无一物，只剩下门、窗、墙壁和地板构成一个空荡荡的空间。
林译苇走进这个空间，感受地板的弹性。她无法想象几十个人坐在这里读书的情景。房间的空间小，地板的承受力差。但它毕竟容纳过众多的学生，现在想起来，她感到不可思议。
这些房间本来就不是作为教室设计的，也许它原是僧人的住房，后来才改造成的教室。林译苇想。
静宁寺的建筑风格属于中西合璧，楼房的屋顶是中国传统的硬山顶，砖墙瓦顶，但“门面”及窗户、阳台等却是希腊建筑风格，高高的柱廊，圆圆的拱券，彩色的玻璃；山墙上还有西方建筑中经常采用的山花装饰，有的呈三角形、长方形，有的呈圆孔形或曲线形，有的还有各种灰塑图案，十分精美，极富建筑艺术审美价值，是人们了解和欣赏西方建筑艺术的“橱窗”。
她手中的资料这样表述静宁寺的建筑特质。但时间已经改变了静宁寺的外观。林译苇没有看见一片彩色玻璃。所有的玻璃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骨架似的窗框，像一个又一个空洞的叹息。
当年，叶一峰和陶雅就是在类似的环境里读书，学习艺术的技艺和法则，林译苇想。贵都美术专科学校的建筑也应该像这样风格。下课的时候，学生们跑下木质楼梯，鞋底带起来的尘土在阳光里飞扬。他们在操场上争抢一个篮球，或是在操场角落的沙坑里跳来跳去。
而叶一峰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他把双手插在在裤兜里，走到一棵法国梧桐树下，微微扭过头，眼睛瞟着教学大楼的大门。
林译苇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几十年前的情景。那个时候的太阳光线从窗框照射进来，洒在木地板上。
林译苇走到窗户边，注视下面的空地。那是过去的操场，现在长满野草。
陶雅果真从大门出来了。她穿一双白色的球鞋。刚才坐在教室里，叶一峰没有注意这双鞋。这双鞋在跑动时特别显眼。她跑到叶一峰身边。由于跑得太急，她不停地喘息，嘴唇微微张开，露出整齐的牙齿。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叶一峰。片刻之后，她的脸上恢复了以往的神情。
“我明天就要走了。”陶雅说。
叶一峰没有问她到哪里去。她曾经说过，她要到法国，跟着她那个现代派艺术家男朋友。这个时刻来临了，叶一峰的胃里泛起一阵酸味。他用牙齿咬着嘴唇，越来越用力。他扬起头，对她微笑了一下。
“我喜欢你画的那棵树。”陶雅说。
“哪一棵？”叶一峰问。
“河边的那棵树。”陶雅说，“你把它送给我吧。”
“我已经交了。”叶一峰说，“它是作业，它在你爸爸手里。你可以找你爸爸要。”
“那样做，有什么意思呢？”陶雅说，“我要的是你送给我的东西。”
“不在我手里了，我怎么送？”叶一峰说。
林译苇不知道下面应该怎样写了。她听见楼梯发出“喀喀喀”的响声，那是编纂组的人上楼了。她在过道里等着，当他们走过她的身边时，她就跟随他们在旧楼房里面逛来逛去。他们穿过散发着霉味的走廊，从楼上走到楼下，再走到另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个高高的石头阶梯，一直通向修建在堡坎上的石头房子。
“这里过去是学校办公的地方。”张直向大家介绍，“后来成为人民公社办公的地方。再后来，公社变成了乡，乡又并入镇，干部都到志向镇去办公了。他们一搬走，这里就空着了。”
石头阶梯上长满了青苔。他们踩着滑溜溜的石头来到堡坎上的房屋里，察看室内的情况。依然是空着的地板和墙壁，依然是发霉的气味。被时间遗弃的物质都是这副模样。
林译苇跟随他们穿过旧办公楼，走进了一幢宽大的屋子。为了支撑宽大而沉重的屋顶，建造者在屋子里支着几根木柱。木柱的上端，还交叉着另一些木头，形成几个稳定的构架。
“这是当年学校的礼堂。”张直对大家说，“每个星期一，师生都要聚集在这里，听校训，唱校歌。学校的校训是‘以校作家’。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师生们只能以校为家，国难家仇形成了这个家极强的凝聚力。校歌开头的歌词是‘白山高，黑水长’，因为学生们是一群背井离乡的流浪儿，家乡沦陷，家园破碎，他们无限眷恋长白山和黑龙江。”
叶一峰当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林译苇想。这一点都不坏。只要心情好，在哪个时代生活，都会愉快。
她知道，小说应该怎样写下去了。
“你可以送另一幅素描给我。”陶雅说，“我走了以后，你可以到礼堂里写生，把那些木头柱子画成素描，寄给我。我喜欢物体的结构。那间屋子里的木柱结构很好看。它的形式感很强。又抽象，又具象，最适合画素描。”
“我以为你走了之后，我就不会有事情了。”叶一峰说。
“你说的‘事情’是不是指烦人的事情？”陶雅说，“我让你烦了吗？”
“不是。”叶一峰说。
“你没有说老实话。”陶雅说。
“我说老实话，你就要骂我。”叶一峰说。
“哦。”陶雅说，“我有这么凶？”
“你不凶。”叶一峰说。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陶雅说，“我们在一起，为什么你总是不说话？”
这时，上课的钟声响了。校工使劲敲打一段铁轨。那段铁轨悬挂在教学楼旁边一棵树枝上。洪亮的金属声音像波浪一样扩散到整个校园。
“好吧，我说。”他向陶雅伸出手，“再见。”
陶雅微微仰着头，看着叶一峰的眼睛。
“其实，你一点都不傻。”陶雅说。
虽然现在是上午，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的羁押室里还亮着一盏白炽灯。这里光线不好，空气又湿又闷，到达这里，还得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叶飘跟着一位警察穿过这条走廊，来到最里间的羁押室。
也许天下的羁押室都是这个样子。叶飘想。他想起自己看过的电影，里面类似羁押室或监狱的处所都是这个模样。如《沉默的羔羊》《绿里奇迹》之类。
坐在羁押室里的人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穿着一件深蓝色旧西服，袖口已经被磨损。他的手掌很宽大，手指又粗又长。他的双手镇静地放在膝盖上，脸上没有表情。
“这就是金人立。”警察对叶飘说，然后对金人立挥挥手，“这位记者要采访你，你可以走了。”
叶飘取出他的索尼牌数码相机，对着金人立拍摄了一张照片。金人立站起来，径直走出羁押室。叶飘跟在他的身后。他们走出公安局的大门，金人立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他的步子越来越快。
“金师傅，你不认识我啦？”叶飘说，“我采访过你。”
金人立回过头，看了叶飘一眼。他站住了，脸上的表情有了一丝笑意。
“想起来了？”叶飘说，“大概在三年前，我拍摄了一组你做牛角梳的照片，刊发在《楠江日报》上面，名字叫《让牛角梳发光的人》。”
金人立握着叶飘的手摇了几下。
“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吧。”叶飘说，“你最近还过得好吧？”
他们走进附近一家茶楼，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叶飘叫了两杯竹叶青。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金人立问。
“公安局里有朋友。”叶飘说，“有什么新闻线索，他们会告诉我。”
“哦。”金人立说，“所以你就来了。”
“警察对我说，你是一个反扒志愿者，但在反扒的过程中打伤了犯罪嫌疑人。”叶飘说，“是这样的吧？”
“是的，但他们曾经也打伤了我。”金人立说，“他们把我和被打的小偷一起关了进去。但小偷比我先放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叶飘摇了摇头。
“小偷当着大家的面，把作案的刀片吞进了肚子。警察只好先放了他。”金人立说，“对我，他们却严格执法。你那些警察朋友就是这样的人。”
“你要理解他们的难处。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真的死在羁押室了，你说他们该怎么办？”叶飘说，“他们说你把犯罪嫌疑人的右手打断了？”
“这不影响他用左手把刀片送进嘴巴里。”金人立说。
“警察应该对他进行彻底搜身。”叶飘说。
“他们搜了。”金人立说，“但是，一个小偷藏刀片的地方太多了。”
“你为什么要当反扒志愿者？”叶飘问。
他看得出来，金人立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向记者说自己的事情。
“你在里面待了好久？”叶飘问。
“几个小时。”金人立说。
“我想给你拍摄一组照片。”叶飘说，“就像上次拍摄你做牛角梳子那样。这次拍摄你抓小偷。《楠江商报》的编辑想做一期志愿者反扒的专题摄影。你看，这是刚才给你拍摄的那张照片，可以作为专题中的一张。”
金人立接过数码相机，观看LCD显示屏上的影像。他坐在窗边的一张塑料椅子上，室内的白炽灯光在他的脸上罩了一层淡淡的橘色。他的眼睛镇静地直视镜头。
“这张照片只是其中一张。”叶飘说，“你的故事一定很精彩。如果把你的故事做成专题摄影，一定很有意思。”
“我不是反扒志愿者。”金人立说，“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我不是为民除害。我拿了别人的钱，帮他做事情。我不想让你把这些事情拍成照片。”
“我理解，你现在想回家。”叶飘说，“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把你拦在茶楼里。”
“其实，现在我并不想回家。”金人立说，“我还没有想好，我应该对周黛敏说些什么。”
“周黛敏是谁？”
“我老婆。”
“哦。想起来了。”叶飘说，“我见过。上次采访你，在你家里见过她。”
“她身体不好，需要治病，我的钱不够。”金人立说，“情况就是这样。”
“哦。你这样一说，我反而糊涂了。”叶飘说，“这和你去抓小偷有什么关系呢？”
金人立端起茶杯，喝了一小口茶。他打量着手中发烫的玻璃茶杯，然后用它在桌面上轻轻叩击。茶杯发出“喀喀”的声响。
“有些话，我不愿意对老婆讲。”金人立说，“有一个人，他找过我。他是我的同学。他是一个有钱的人。”
“很好。”叶飘说，“请继续讲。”
“他要我答应他一件事情。他需要的时候，就来找我。”
“我明白了。”叶飘说，“因此，他答应借钱给你。”
“差不多吧。”金人立说。
“条件是什么？”叶飘问。
“必要的时候，去修理一个人。我需要钱。我答应他了。我答应当一个打手，去打他想打的那个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后来，你发现你要袭击的对象是一个小偷。”
“对。”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叶飘说，“我不会写它的。我答应了你。但你可以给我讲更多的事情。找你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周彬。”金人立说。
“我知道这个人。”叶飘想起徐婕给他讲的故事，“他是做电脑生意的商人。”
“就是他。”金人立说。
《四川文物精华》编纂组成员乘坐的中巴车在宁威县城的一条街道上缓缓行驶。现在正是中午，正值下班高峰。林译苇从车窗里看出去，街道上的行人很多，汽车也很多。一个个子瘦小的老头挑着两筐青绿色的莴笋在人流中行走。
中巴车停在一家宾馆门口的大理石门厅前，人们纷纷起身下车。林译苇抓起拎包，跟在他们身后。下面的程序是吃饭、敬酒，然后是休息。下午要在县政府第二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编纂组的成员被安排在宾馆里休息。林译苇的房间是805号，她拿到钥匙，快步走进房间，关上门。
终于可以安静地写字了。林译苇把便笺本摊在房间里带镜子的桌子上，从镜子里打量自己的脸。她发现自己的眼圈儿有点发黑，昨晚睡得很晚，凌晨三点过又醒了。当时她睁着眼睛看着黑暗，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些朦胧的画面。一部分是关于“田单岭”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叶一峰”的。她看见田单岭站在一艘运送粪肥的船头，从红土镇出发，沿着河流向上游驶去。她还看见叶一峰手里拿着一部徕卡照相机，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当时，她还不知道照相机是怎样落在叶一峰手里的，现在她知道了。
但她还是得一个一个地写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时候，“田单岭”和“叶一峰”还不认识，他们还得按照各自的生活轨道行走。
窗帘关闭着，室内的光线有点暗。林译苇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她的房间在八楼，透过窗玻璃，她的目光越过周围的房屋，看见了天空。
上午到静宁寺时，林译苇没有注意天空。现在，透过窗玻璃，她看见天空的颜色是灰色的，但天边却呈现一道淡黄的亮色。
这样的天空在四川盆地经常出现。林译苇想。盆地的阴天往往都是这样。大面积的鸽灰色，呈半透明，而天边的颜色是淡淡的柠檬黄。它像一个永远的背景，放置在现实和回忆之间。
田单岭十八岁了，已经跟着朱代普家做了三年的大粪生意。
每天早上，田单岭都要挑着粪桶到居民家里收集粪便。他把粪便倒到河边一个粪池里，待粪池快满了，就可以装到运粪船上，送到乡下去。
朱代普选择寒天作为送粪到乡下的日子。在乡镇，“寒天”就是不逢场的日子，农民一般都不乱走，他们待在家里种地，干农活。朱代普安排他的长工驾驶运大粪的船，停靠在一个又一个村庄旁边，把大粪卖给农民。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粪的价钱都很稳定，每一百斤粪肥值一角钱。如果是好粪，能值一角二分钱。
田单岭早就学会了划船和掌舵，学会了升帆和降帆。在水流湍急的河面，遇见不顺风的时候，他还下船拉纤。他喜欢河流，喜欢从河面上掠过的凉风抚摸他的肌肤。他还喜欢把粪肥卖给农民一手交货一手收钱的过程。
今天的风很好，一直向上游吹。用厚麻布做的帆被风吹得鼓胀起来，像馒头的背面。田单岭站在船头，风从后面吹来，把他的汗衫吹得紧贴在背上。同船的朱老八踩着船舱中央的跳板，跑到船尾去了。船尾现在是上风，臭味更淡一些。
刚才把帆拉起来时，身上出了一点汗，现在汗被吹干了，田单岭看了看天空。阴云更加浓厚了。天上的灰色云块被风吹着，缓缓移动。后来，雨点从云块里洒了下来。
雨点越落越密集，有力地击打在皮肤上。船上没有篷，无法躲雨。当帆船驶到七家岩，转过一道河湾时，田单岭看见一丛竹林后面有一个红褐色的物体，那是一座茅草屋。他们曾多次行船经过这座茅屋，却没有在这里停过一次船。这座茅屋太破旧，这样的人家，一般不会花钱买粪肥。雨水打湿了屋顶的茅草，它的颜色在雨中显得更深。
朱老八把舵向左扳，船头向岸边靠去。田单岭将篙竿的铁尖插进河底的泥里，用篙竿别住努力向前移动的船头。船稳稳地停在河岸边，他们把缆绳拴在一棵柏树上，冒雨跑向那幢茅屋。
茅屋的门开着，里面很黑暗，田单岭勉强看得清堂屋里的桌子和木凳。堂屋的两边各有一道门，里面一片漆黑。
田单岭听见轻柔的脚步声。一个梳大辫子的姑娘从右边黑暗的里屋浮现出来，站在门口，低垂着眼睛。
“家里就你一个人吗？”田单岭问。
“还有我爸爸。”姑娘说。她的眼睛还是低垂着，不安地绞着双手。她穿的衣服有点短，肩头和手肘的补丁打得很精巧。由于衣服太紧，她的胸脯高高隆起。和她瘦弱的身材相比，她的双手很粗糙。
姑娘的爸爸从另一间屋子里出来。他的个子也很瘦小，而且脸色灰白。他叫女儿烧水给客人泡茶，然后叫客人坐在堂屋里的凳子上。
“你们的衣服都湿了。”老人嘶哑着嗓音说，“妹子，你先不忙烧水，把我的烘笼拿出来给客人烤火。”
姑娘从里屋出来，穿过堂屋，拿出一个热烘烘的竹笼，里面有一个盛着木炭的砂罐。木炭在砂罐里闷燃着，散发出热气。她把烘笼放到田单岭和朱老八中间。
“你们把粪肥运到哪儿去？”老人问。
“金岩乡。”田单岭说。
“哦。”老人说，“还有十几里路。”
“你家买过粪肥没有，大爷？”
“我们没有买过粪肥。”老人说，“我们的钱只够买盐巴。”
烘笼散发出的热气让堂屋暖和了一点。老人用两根树枝当筷子，在砂罐中的木炭里刨了几下，夹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烤红苕。他把滚烫的红苕在两手之间颠来颠去，捏住焦黑的外皮掰开，一缕温暖而香甜的气味从肉红色的红苕瓤子里蹿出来，飘浮在空中。他把分成两半的红苕递到田单岭和朱老八手里。
“好香。”朱老八说。
“你们有好多这样的红苕？”田单岭问。
“红苕倒是有很多。”老人说，“我家喂了一头猪。红苕，红苕藤，它都吃。我们还喂它牛皮菜，还有米糠。”
田单岭看了一眼正在吞吃红苕的朱老八。他把滚热的红苕连皮塞进嘴里，咀嚼了几下就吞下肚，还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你瞪着我看啥？”朱老八说，“你自己手里也有啊。”
“我有一个主意。”田单岭说。
“啥主意？”朱老八问。
田单岭转身对老人说：“我们用粪肥换你的红苕，怎么样？你不用出钱，就可以得到船上的粪肥。”
老人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他站起来，领着田单岭到走进里屋。
里屋很黑。田单岭过了一会儿才朦胧地看见墙角堆了一大堆红苕。
“有两千多斤。”老人说。
“二十斤红苕可以换一百斤粪肥。”田单岭说。
老人点了点头：“哦。那我们换一点。”
田单岭出门的时候，看见屋檐下吊着一张兽皮。这是一张狐狸皮，红灰色的毛，肉灰色的皮。皮上凝结着几点风干的脂肪粒。整张皮子用竹篾条支撑着，在微风中晃来荡去。
“这张皮子也可以换粪肥。”田单岭说，“它值两百斤粪肥。”
这是田单岭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林译苇想。一个掏大粪的长工，在一幢躲雨的茅屋里产生了一个想法——用以物易物的办法卖粪肥。这种原始的商品流通形式永远不会过时。她想。
田单岭在那一天卖了一个舱的粪肥给老人，他用河水洗干净那个船舱，在舱底垫了一屋稻草，再在上面放红苕。他把那张狐狸皮挂在桅杆的钉子上，任它在风中飘荡。雨停了，他到金岩乡卖掉剩下的粪肥，回到红土镇。当朱代普看见船舱里堆着一大堆红苕，一张圆圆的胖脸立刻涨红了。
“这是啥东西？”朱代普问。
“红苕。”田单岭回答。
“我当然晓得它是红苕。”朱代普说，“我想晓得的是，它是从哪里来的。”
“用粪肥换的。”田单岭说。
朱代普正在抽水烟。他的左手端着一个白铜水烟袋，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正在冒烟的草纸捻。他把烟管从烟壶里轻轻提起，“噗”的一声吹掉滚烫的烟灰，又掀开烟壶的烟仓盖，从里面捏出一小团黄褐色烟丝填进烟管。他把草纸捻凑近嘴唇，从口中呼出一口气，与此同时，舌尖迅速堵在唇间，一股戛然而止的气流吹燃了正在阴燃的草纸捻。他用草捻的明火点燃了烟丝，双颊凹陷下去，饱饱地吸了一口烟。他陶醉地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眼角闪烁着一丝泪光。
“用粪肥换红苕，我这样教过你吗？”朱代普问，他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角。
“我没有别的意思。”田单岭说，“乡下有一个大爷没有钱，只有红苕。”
“你倒是干了一件好事情，做了一回善人。”朱代普说，“但我的粪肥从来就不换红苕。红土镇没得这个行情。”
“红苕也可以换成钱。”田单岭说。
“噢，你聪明。”朱代普说，“就你聪明。但我朱代普从来就不绕着弯子做生意。用红苕换钱，红苕换钱也要人来做，工钱咋算？”
“我把它卖掉，不要工钱。”田单岭说。
随后，田单岭把红苕搬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林译苇想，田单岭住在紧邻朱代普家厨房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有两扇门，一扇门通向厨房的过道，还有一道门通往小镇的街道。房间里有两张床，另一张是朱老八的。
轮到逢场的那一天，田单岭把大粪送到粪池里以后，就到街上卖红苕。在乡下，二十斤红苕只能卖五分钱，赶场时，这二十斤红苕可以卖一角钱。田单岭只卖了两个场期，屋角堆放的红苕就卖光了。他仔细数了一遍卖红苕的钱。这堆零散的国币总共有十元零五角钱。这些红苕是用一个舱的粪肥换来的，还不算狐狸皮。这一舱粪肥值八元钱。田单岭把头上缠着的白帕解下来，塞进一元零五角钱，又裹在头上。他把剩下的九元钱捏在手里，穿过厨房，向堂屋走去。
朱代普正在吃午饭。他坐在一张油漆剥落的方桌子的上方，他的老婆坐在桌子的左边，他的儿子朱世昌坐在桌子的右边。他们的脸上都没有表情，一个劲儿地用筷子往嘴里刨稀饭。桌子上摆了两只土陶碗，一只碗盛着煮白萝卜，一只碗盛着炒萝卜缨；还有一个小陶碟，里面盛着黄豆和盐水做的酱油。朱代普家里的酱油从来都不到酱园去买，而是自己做。他老婆每到过年前就要把黄豆炒焦，放进碓窝里舂成粉末，再添进盐水和花椒煎熬。她做的酱油，全家要吃一年。有时，她会叫给长工煮饭的伙夫拎一罐酱油到厨房去。长工们喜欢吃她做的酱油，但她的儿子朱世昌却老是嫌这酱油的味道很“短”。“只有发酵过的酱油味道才绵长。”他曾经给朱老八讲过他对酱油的见解，“我妈的酱油不行。都怪我老汉，舍不得用钱买酱油。”现在，朱世昌用筷子搛起一块煮萝卜在酱油碟子里蘸了一下，送进嘴里嚼了好一会儿。他把萝卜咽下肚，头略略一歪，对田单岭挤了一下眼睛。
田单岭把捏在手心里的钞票放在饭桌上，后退了一步。朱代普用筷柄把钞票一张一张地仔细理开。
“九块钱？”朱代普问。
“赚了一块钱。”田单岭说，“那一舱粪肥值八块钱。”
朱代普眼睛一直盯着田单岭。他的眼袋肥大，黑色的眼珠嵌在眼眶里，很久没有移动。田单岭的眼睛迎着朱代普的目光，挺起胸脯站着。
“嗯。”朱代普哼了一声，低头呼噜呼噜地把稀饭刨进嘴里。
“朱大爷，我想告一个假。”田单岭说，“我想回一次家，明天早上回来。”
朱代普的眼光又扫到田单岭脸上，微微点了点头。田单岭从厨房退出去，走到红土镇的街道上。今天是逢场的日子，但现在是中午时分，那些赶场的人们都纷纷回家了，剩下的人在饭馆里吃午饭，在茶馆里喝茶。田单岭的肚子有点饿了。但他决定现在不吃饭。
他走进一家肉铺。肉铺门口的肉架子上用铁钩挂着几块瘦猪肉。
“有肥一点的肉没有？”田单岭问。
老板从屋角一个木盆里拿出一块半肥半瘦的猪肉。
“这是给清溪甲的王甲长留的，他说好中午来取。”老板说，“但他现在都还没有来拿。”
“他是有钱人，你给他留瘦肉就可以了。”田单岭说，“我妈起码一个月没有吃猪肉了。她要吃肥一点的猪肉。这块肉你卖好多钱一斤？”
“现在都散场了，就卖你两角钱一斤吧，上午我卖给别人的是三角钱。”老板用一根麻绳把猪肉拦腰拴住，递给田单岭，“这块肉有两斤多一点，搁了一个上午，蚀了一点秤，起码还有两斤。”
田单岭解开头上缠着的白帕，从里面取出一块钱。他把老板找补的六角钱裹进白帕子，再缠在头上。他提着猪肉走出店门。
他穿过一条街道，走过红土镇的那座桥梁。三年前，他就是在这座桥上遇见了朱代普。他拐进一条小巷子，经过一个小院子。当年，他的父亲在这个院子里第一次找到他的师傅。后来，他的母亲跟随他的父亲第一次回家，也在这个小院子里休息过，但田单岭并不知道这些往事。他走出小镇，再走过一座小桥，翻过一座小山坡，路上就没有石板了。然后，他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山路。那是他回家的路。
当他走上高高的山坡时，起风了。风越来越大，红土镇旁边河流的倒影被风击变成碎片，河面变成了白色。风把路面的沙尘刮起来，撒在灌木丛中。
他在风中走回家。他踩着路面的碎石，走上高高的山坡时，天已经黑了，衣服被汗水打湿，紧紧贴在背上。他看见家里的玻璃窗亮起了灯光。当他走到家里的院坝时，母亲站在门口，用力绞着双手。她从风里听到了儿子的脚步声。
下午，在宁威县政府第二会议室开会的时候，林译苇坐在最后排的座位上。会议的主要议题围绕静宁寺的文物价值展开。专家们在发言，林译苇在自己的座位上写字。她的面前搁着一瓶矿泉水。在她附近的座位上，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两个年轻记者，一男一女。很好，他们都没有抽烟。
她上午看见的一些景象在她的意识里流动。那间光线幽暗的礼堂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上午参观那个旧礼堂时，她曾想象出陶雅和叶一峰告别的情景。他们从操场走到礼堂里，站在那里说话，光线从门和窗户射进来，在他们的脸上形成强烈的明暗反差。然后他们在礼堂里走动，再分头离开。陶雅先走出大门，身影被明亮的光线吞没。叶一峰呆呆地站在室内，侧着耳朵，倾听逐渐减弱的脚步声。
陶雅的脚步声正在离他远去，很可能一去不回。
林译苇飞快地在便笺本上写字。
叶一峰还没有和陶雅正正经经地说上几句话，她就要离开贵都美术专科学校。他们之间的谈话和艺术有关，也和疯癫有关。
叶一峰走出礼堂的大门，经过操场。平时，他喜欢在操场上散步。这是他第一次遇见陶雅的地方。有一次下雨的时候，他还跟着陶雅在这里疯跑。心情好的时候，穿越操场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在今天，叶一峰觉得操场的尘土太多，天空也太阴沉，四周树木的颜色也太暗淡。这个操场，它太宽了。
他回到宿舍里，爬到自己床底下，取出一个藤条箱子，拿开放在上面的衣物。箱子的最底层是几张图画纸。他取出一张，夹进他的帆布面画夹。
晚饭时，他在学生食堂把自己那一份饭打在一个搪瓷盆里：四两大米和苞谷粒蒸煮的饭，一勺炒茄子。他端着搪瓷盆回寝室，坐在床沿，用勺子舀着吃。菜的味道还是那么淡，那么酸。在这个年月，盐巴是紧缺的物资，厨师就在炒菜时浇一些泡菜坛子里的酸菜水。他的眼睛盯在帆布面的画夹上。那里面夹着他刚才取出的图画纸。他还有三支“长城”HB铅笔，两支“维纳斯”4B绘图铅笔。这是最高级的铅笔，每支值国币两角钱，是父亲在他今年的生日前夕寄来的。他要画的那幅素描不能用木炭条，它在邮寄的过程中会掉炭粉，即使在纸面上喷洒了用松香和酒精制作的稳定液。他要用铅笔为陶雅完成一张素描。他想象着柔软适度的4B绘图铅笔在纸上刮擦的感觉。那又滑腻又沙涩的笔触在纸面游走，能够刻画出一个人，或一棵树。素描只有黑白，却包含一切。
他吃完了搪瓷盆里的饭，用保温瓶里的热水冲了一下，当作汤喝了，顺便也洗涮了盆子。他抽出画夹里的图画纸，抖了一抖。图画纸在空气中发出哗哗的声响。
他要用掉这张纸了。他的图画纸还剩下三张，英国的橡树牌图画纸，用碎麻布做的。这是他的素描课奖品。如果在全班的素描测验中得分最高，就可以获得一张橡树牌图画纸作奖品。
他想到礼堂里的房屋结构。陶雅提醒了他，房屋的木结构本身就是绝好的素描题材。它的块面、体积十分有质感，只是等待一个人用线条去表现它。他将在冰冷的空气中描绘它，把它的形体用一支4B的铅笔复制到一张纸上。
叶一峰放下蚊帐，拍松枕头，安静地入睡了。他的同学回到寝室时，都听见了他的鼾声。
第二天上午上课时，陶雅果真不在教室里了。昨天晚饭时，陶雅肯定也不在那里。叶一峰端着饭盆离开食堂回到寝室，是为了让自己的失望不那么强烈。睡了一晚上，失望的感觉真的减轻了。
今天的课程是做雕塑的骨架，上课的老师是吴老师。他站在一个雕塑工作台旁边，用铁丝扎骨架。他把一根锈迹斑斑的铁丝固定在工作台的木板上，弯来扭去，做成一个人形，然后把黏土紧紧捏在铁丝上。这个过程只花了半个小时，那黏土让叶一峰想起了家乡柔软的陶土。他又想起了陶雅。那仅仅是因为一个“陶”字。
然后是每个同学到工作台上扭铁丝。叶一峰也扭了铁丝。冰冷的铁丝让他的手产生了疼痛感。他想起过去上人体解剖课时，自己伸手在蒙布下面摸骨骼的情景。那时候，骨头是温暖的。
铁丝在他的手中逐渐变成人体形状，一个变形的“大”字。他离开它，让另一个同学把它扳直，重新操作。他坐在教室的窗边，等待下课铃声。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是自习，他背上画夹，一个人来到礼堂。
礼堂没有门。礼堂的白色墙壁被尘土弄脏了，配上空洞的门框和窗户，像一个巨人的脸。叶一峰走进礼堂，在木地板上坐下。
光线从窗口射进来，木柱成了黑白分明的物体。叶一峰把图画纸从画夹里抽出来，铺在画夹上。
眼前的木头结构向他展示了一种力量。它向上举着，支撑着屋顶。叶一峰感觉到，它还举着其他东西——是什么，他说不上来。他感到这些木柱在呼吸，或是整个房子在呼吸，也许是房间里太安静了。
“你要记住，素描的任务就是表现物象的块面和体积。在这里，线条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人们假定的东西。当然，以后你懂得了块面和体积，能够正确地表达它们，线条又会回到你的心中，回到你的手里。那时，它就不再是危险的，而是自由的，它会把你带到天堂。”叶一峰想起了老师陶蕴玄的话。他已经懂得了块面和体积，线条已经回到他的心中，在他的手里自由奔跑，柔软，有弹性，有力度。
叶一峰在纸上画下第一根线条。然后是第二根。轻轻地，他勾勒出木柱的轮廓，线条很淡，仿佛是某种灵魂的形状。这个房间，他曾来过几次，参加典礼，听校训，听来自前线的军人演讲，那是与大家一起，他没有单独来过这里。他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这些木柱。而一个人单独待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是他与陶雅分别的地方。
木柱无声地伫立在那里，仿佛有生命，他甚至听到了它们的呼吸。他看清楚它们的大小、间距、形状，开始用线条铺排木柱的阴影。坚实的阴影，一片深灰色，里面却蕴含丰富的层次。叶一峰已经看见了这些层次。他要用铅笔把它们表现出来。
阴影像一片迷茫的雾景，需要细心辨认才能看清它隐藏的东西。叶一峰的铅笔在一片逐渐浓郁的阴影里游走，发现里面的事物。他看见了一些细小的黑暗线条在阴影里潜行，那是木头的裂纹。他还看见了一个椭圆形的区域，里面是环形的线圈，那是一个树节疤。
然后，他看见了另外的线条。那不是自然的物体。在这幽暗而安宁的环境里，它显得很粗暴。这是一个汉字，然后又是一个汉字，下面还有一个汉字。它们在木柱上组合在一起，就是“烤红苕”。它们竖着排下来，还带着一根箭头。它们全都是一个人用铅笔写下的。
叶一峰放下画夹，走近木柱。顺着箭头的指向，他看见了柱子下面的木地板，那儿有一道新鲜的裂缝。
叶一峰伸出手，扳开松动的地板。在地板下面，有一个油布包裹。它有点沉重。不用打开，叶一峰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它是收集阴影的器物，是所有阴影的终结体。它就是那部徕卡照相机。
东风坳CNG加气站拥挤着一大片汽车，出租车和私家车混在一起加气。前面一辆出租车加完气开走了，徐婕正发动汽车，一辆捷达私家车从旁边插进来，挤到徐婕的车前面。
徐婕熄了火，拉开车门，光着脚走到捷达车前，敲了敲车窗玻璃。
“老兄。”徐婕说，“你以为你开的是宝马啊？”
“老子是捷达又怎么样？”那男子的眼角余光扫到徐婕的赤脚上，“你以为你是谁啊？”他的声音低了一些。
徐婕回到汽车里，左脚踩在离合器上，右脚踏在油门上，准备发动汽车。她感觉到有沙子硌脚，就用纸巾擦拭干净脚底。她踩下离合器，把挡位杆放在一挡，点火，启动汽车。她的车慢慢前进，车头顶住男子的车尾。工作人员愣了片刻，赶紧走过来给徐婕加气。那男子没有下车。
徐婕把车开出加气站，驶进城里，心情平和了一些。剩下的时间里，她跑了几条街，搭载了二十来个乘客。今天跑了十个小时，除去两次加气，花去两小时，吃午饭花去半个小时，一共跑了四百多元钱。今天就这样了。她把车交给夜班司机后，乘坐36路公交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叶飘的房子就在山坡上。在暮色中，房屋的土质墙壁被最后一缕夕阳光线照亮。她走到院坝里，看见门没有上锁。
她推开房门。堂屋里没有人，地面有些水渍。她听见左边的房间里有声响。叶飘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玻璃杯。
“我以为你不在家。”徐婕说。
“门没有锁。”叶飘说，“你就应该知道我在家。”
“上次我来，门也没有锁。”徐婕说。
“哦……”叶飘说，“你来过这里，我不在的时候？”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徐婕说，“不一定每次来，都要给你打电话。”
“当然。”叶飘说。
“你不喜欢我到你这儿来吗？”
“当然不是。”叶飘说，“我喜欢你来。”
“今天，你这样说话，有点勉强。”徐婕说，“你怕我看见什么吧。”
“看见什么呢？”
“比如，一个人，一个女人。”
“现在，这里只有你是女人。”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曾经。”
“曾经，有过的。”叶飘说，“不像你这样的。”
“当然，她比我更漂亮。”
“不是那么回事情。”叶飘说，“我是说，不像我们这样的关系。”
“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徐婕问。
“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拍摄一些照片。”叶飘说，“谈一些关于照片的事情。”
“她是你们摄影圈子的人吗？”徐婕问。
“不是。”叶飘说，“她不会摄影。但她很懂。”
“你的话有点奇怪。”徐婕说。
“是事情有点奇怪。”叶飘说，“说出来，你也不明白。”
他走进里屋，徐婕也跟着走进来。她看见屋里的绳子上夹着几张湿漉漉的照片。
她已经看过这些照片。叶飘前几天冲印过一次了，有小屋里的油画，还有几个头上缠着白帕子的人围在桌子边喝酒。这次他把照片放得更大。她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走到厨房里去了。
徐婕在做晚饭的时候，叶飘坐在窗边的木头凳子上翻看一本杂志——《中国摄影》。徐婕在厨房里做了一个鱼香茄子，炒了一个回锅肉。厨房里有一个容积为168L的海尔冰箱，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盘切开的香肠，撕开包在上面的保鲜膜，把它端到窗边的桌子上。他们靠着窗户吃晚饭。从这里可以看到坡下的景物。
叶飘把杂志放在窗台上。一缕夕阳从窗外射进来，把杂志上的一张照片镀成金色。这是一张西藏纳木错的风光照片，照片表现的主题也是黄昏。摄影的人总是一窝蜂地拍摄大家都拍摄的对象。叶飘想。他们成群结队，从彼此的装扮和行为上获得力量。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就有了对世界表达想法的权力。有无数的人去拍摄过纳木错，也有无数的人去拍摄过九寨沟。它们已经成了文化。就像三峡，它本身并不是最好的风景，但有了李白的描述，它就成了圣地。人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的，这是文化产生的理由。
窗外的光线一点一点黯淡了，坡上的黄荆丛变成了黑乎乎的团块。有一个人在小路上行走，那是一个住在郊区的农民，他背着一个背篼，正在回家。天快黑了，人们都往自己的屋子里走。
叶飘和徐婕吃完了晚饭，天黑尽了。叶飘拧开了电灯开关。他们坐在窗边，凝视外面的黑暗。
“前两天，我采访了一个人。”叶飘说，“他可能是你讲过的一个人。”
“哦。”徐婕说，“是哪一个人呢？”
“金人立。”
“是他呀。”徐婕说，“你怎么遇见他了？”
“我整天东奔西跑。什么人都可能遇得见。”
“我也东奔西跑。”她说，“我怎么没有遇见他呢？”
叶飘微微一笑。他第一次领教徐婕的幽默。
“那是因为你整天开着车，看不仔细。”叶飘说，“你只对乘坐你汽车的人感兴趣。”
徐婕把手放在叶飘手上。
“你就是乘坐我汽车的人。你到现在都没有下车。”
“我经常坐错车。”叶飘说，“我的方向感很差。”
她的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片刻之后，她移开放在叶飘手上的手，从窗台上拿下杂志。光滑的书页在她的手中哗啦啦地翻动。
“金人立是一个抓小偷的人。起初他是为了钱，后来有些变样。”叶飘说，“这不奇怪，很多人都在变。”
“我对他不感兴趣。”徐婕说。
“是你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人的。”叶飘说。
“我告诉过你很多事情。”徐婕说，“我遇见过很多事情。”
“我遇见的事情不多。”叶飘说，“但有点离奇。”
“但是你不想对我说。”徐婕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叶飘不说话了。
“你对我说的话越来越少了。”徐婕说，“我该走了。”
叶飘没有起身。他看着徐婕站起来，拎起她的包。她走到门口，打开门出去了。她没有回头，消失在黑暗中。
田单岭把自己的东西从房间里搬走的时候，朱老八坐在自己的床上，眼巴巴地看着他。前段时间，田单岭在镇东头租了一间屋子，做起了生意。现在，他要离开朱家，自立门户了。前两天，他对朱代普说了这件事情。朱代普答应了，但要他再帮自己一程，其他活就不用干了，只是每天早上带着朱老八和其他人到街上收粪肥。
“这一帮懒人，要一个勤快人来带。”朱代普说。
田单岭把被盖卷起来，用绳子绑好，然后从床下拖出一捆野兽皮。
他解开野兽皮，膻味夹杂着臭味在屋里漫延开来。裹在最里面的是一张红灰色的狐狸皮，是他在大辫子姑娘家用粪肥换的，他一直没有把它卖掉。
这段时间，田单岭用粪肥在乡下换来不少野兽皮，再在赶场时卖掉。乡下的山野里，有许多野兽。狐狸，黄鼠狼，野猪，果子狸，野兔。他不再用粪肥换红苕。野兽皮的利润比红苕更高。但田单岭感觉到，在城里，野兽的皮毛还能卖更高的价钱。他决定进城去。乘船到城里，要在水路走半天。那座城，名字叫楠江。
早上起床后，林译苇在便笺本上写下了这段文字。上班的时候，她决定绕到楠江河边去看一看。
她走过了铜匠街。今天的太阳很好，而那几个旧书店还没有开门。铜匠街的白铁皮手工作坊面前，一些银白色的镀锌铁板在阳光下闪亮，几个工匠正在敲打白铁皮，林译苇在乒乒乓乓的声音中行走，耳边却响起了一艘船在河流中行驶的声音。那个时候，河里的船没有机械动力，靠的是风——大自然的直接力量，靠的是人的肌肉——大自然的间接力量。风鼓着帆，人划着桨，让船向前行驶。那声音很微弱，但它能够穿透历史，让林译苇听见。
她穿过铜匠街，沿着长长的石头阶梯走到河边。这里，过去是一个大码头，现在还残留着一些古老生活的痕迹——钉在石阶边缘的铁桩，它经过了太多的磨难，已经忘记生锈了。还有，磨损的石头表面，一些地方凹下去，盛着昨夜的雨水。在石头阶梯的一端，矗立着一幢水泥房屋，灰色的墙面上，开着一个小洞。那是一个丑陋的现代建筑，人们修建它，是要用它来收过河票，每张票五角钱。现在，这里成了一座浮桥的码头。
当年，这里却是船码头，林译苇从《楠江市国土资源》里读到过这方面的资料。
林译苇站在旧码头的阳光里，向河对岸看去。在那里，三幢三十层的电梯公寓已经封顶，工人正在脚手架上劳作。去年，那个地方还是荒山坡。再往前，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它都是荒山坡。是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改变了它。林译苇想起铜匠街的旧房拆迁改造，半条街的老房子拆掉了，一些秘密暴露出来。一部裹在油布里的徕卡照相机，在几十年前的黑夜里砌进墙体，几十年后，它跌落在阳光里。不同的手拿起了它，不同的手摁下同一个快门，记录的却是不变的时光。
一些秘密总会随着保存秘密的场所的改变而改变。林译苇想。一些场所的改变，也会带来人的命运的改变。有的时候，是人所在的场所变了。有的时候，是人从一个场所到了另一个场所。比如，几十年前，田单岭乘一艘运粪肥的木船航行到楠江城的这个码头边。码头边有一个粪站，给方圆几十里的乡镇粪帮供货。他们把城里的粪肥运送到乡下，卖给农民。城市是聚集粪肥的地方，乡下的粪肥需求量大，每月三十天，每十天一个轮回，周边十个乡镇的粪帮轮流到码头上取粪。今天轮到红土镇了。
林译苇想到这里，仿佛看见一艘木船从河面驶过来，风把船上的白帆吹得鼓胀。在船头，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精干年轻人，他就是田单岭。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褂子，头上缠着一条白帕子。
田单岭和船工把缆绳拴在那根永不生锈的铁桩上，叫朱老八守在船上，看着城里的粪工把粪肥挑上船。他自己却把那捆皮毛甩在背上，踏上码头。
田单岭背着那捆野兽皮，顺着人流走到街上。他从来没有到过城市，第一次到楠江这么大的热闹地方。但他天生有一种感觉，能够准确地寻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在铜匠街，田单岭看见了一家山货店。漆着黑漆的木头柜台上摆着一些玻璃罐，里面装着干燥的木耳、鸡枞菌、黄花。在柜台上方，悬挂着狐狸皮、山猫皮、熊皮和野兔皮。一个戴老花眼镜的老头坐在柜台后面抽水烟。
田单岭把背上的野兽皮放到柜台上。老头略一低头，眼光从老花眼镜框的上边漫出来，先是盯在野兽皮上，再扫到田单岭的脸上。
“干啥呢，小伙子？”
“卖货。”
老头站起来，把皮子一张一张翻开。一股膻味从皮卷里冲出来。老头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啧啧，可惜了。”老头说，“可惜了，你把皮子糟蹋了。你看，你看。”
老头把一张果子狸皮翻开。一股冲鼻的膻臭味弥散开。老头用指甲刮了刮皮板，一颗腐烂的肉粒从皮板上掉下来。
“皮子还是可以，但你没有把它弄好。”老头说。
“该咋样弄呢？”田单岭问。
“你要这样弄——”老头说，“皮子剥下来，要立马把上面的肉刮干净。用刀子刮。这个力度要不轻不重，顺着毛的方向刮，不要伤到皮板。你看，这些肉不刮干净，就可能长蛆。皮子长了蛆，它就要掉价。”
“哦。”田单岭说，“原先我不懂。”
老头翻开另一张皮子。这是狐狸皮。不是大辫子姑娘家的那张。
“这张皮子好一点。”老头说，“但它皱得太厉害。你白天晾晒它，晚上就应该把它压在木板下面。你没有把肉刮干净，你没有把皮子压平，你今天就少卖了三元五角钱。”
田单岭的兽皮总共卖了二十五元钱。他解开头上的白帕，把老头递给他的钱放进去，裹好，又缠在头上。
“以后，我有皮子，还拿到你这儿来。”田单岭说。
老头点了点头，又坐到柜台后面抽水烟。他喷出的烟味和朱代普喷出的烟味不一样。田单岭想。
田单岭走到街上，他东张西望。楠江城的街道比红土镇宽得多，也是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两边的店铺比红土镇更高，田单岭开头还不明白，走到一处拐弯的地方时，他才弄清楚了——这里的店铺是楼房，有两层。木头的门柱，木头的墙壁，木头的门板卸下来靠在街沿上。和红土镇不同，楠江城里的店铺在下午也不关门。
田单岭找到一家杂货铺，看见了他想要的东西。在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摞着一沓方块块，它的颜色像去皮的洋芋。那就是洋碱，他要寻找的东西。
他拿起一块洋碱，闻了闻它的气味。是一股奇怪的香味。他要给母亲买一块。母亲洗衣服总是用村头那棵皂角树上结的皂角。她在村尾的小溪边，用石头把皂角砸碎，泡在盛水的木盆里，然后用皂角的汁液洗衣服。每年，皂角还没有成熟，就被村里的人摘光了，只剩下挂在树梢的皂角在风中晃荡。田单岭经常爬到树梢为母亲采摘那些皂角。它们往往更成熟，砸碎后，泡沫更多。但他还是想给母亲买洋碱。
田单岭买了三十块洋碱，还买了三十盒洋火、二十把牛角梳、二十面圆形玻璃小镜子。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布口袋。
刚才在船上的时候，河面刮了风。在城里，田单岭没有感觉到风。它被高大的房屋挡住了，他想，风没有吹到街道上来。
在这个没有风的下午，田单岭背着布口袋在街上行走。他的衣服沾染着兽皮的臭味，布口袋里散发出来的洋碱香味与兽皮臭味混在一起。他走进另一家店子，买了二十条手帕，还剩下一元钱。他决定去喝一碗牛肉汤。
刚才经过一个店铺，门口插着一面暗黄色的小旗。他看不懂小旗上写的字，但在字的上方，画着一只牛头，店铺的门口就是一口大铁锅，锅里沸腾着牛肉汤。走过小店几十步，田单岭突然感到肚子饿了。他把装着小百货的布口袋背在身上，踩着街道上的石板往回走。他走过飘着铁器味的铁匠铺，走过散发出染料味的鞋袜铺，来到牛肉汤店子门前。
香味更浓了，热气也从店铺里漫出来。田单岭走进去，在锅边站了一会儿。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肉在锅里翻滚。乳白色的汤又浓又香。牛肉汤店铺里坐满了人，没有空位子。他看见墙边的窗户下面有一张小桌子。他走到桌边，正要躬身坐下，堂倌就走过来。
“你不能坐这里。”堂倌说。
田单岭站直身子，望着堂倌。
“这个位子是给别人留的。”堂倌说，“你不能坐。”
“这里还有凳子。”田单岭说。
“不是这个意思。”堂倌说，“这张桌子是给别人留的。”
田单岭注意到，这张小桌子很干净，桌面没有一点油腻，好像刚用刀子刮过，露出灰白色的木质。
“你稍站一会儿，那边有个人要吃完了，你可以坐那里。”
“不用了吧。”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田单岭转过头，山货店里的那个老头站在他身旁。老头没有戴老花眼镜，田单岭差点没有认出他来。
“刘大爷，你来了！”堂倌说，“这个小伙子想坐你的位子，我对他说，不行。”
刘大爷微微点点头，向田单岭招招手。
“你可以坐。”
田单岭把布口袋放在窗台上，坐了下来。
“我要一碗牛肉汤，一碗牛杂汤，一盅米酒。你呢？”刘大爷问。
“我也要这些东西。”田单岭说。
堂倌把他们要的食物端上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碟盐巴，一碟碎辣椒，然后把一撮芫荽撒在他们的汤碗里。
“其实，这张桌子不是我的。”刘大爷说，“但我见不得桌子上有油腻，我要他们用刀子把桌子刮干净，用热水把桌子擦干净。他们怕麻烦，怕再弄脏，刮了桌子就不准别人坐。”
“哦。”田单岭说，“我没有见过这样干净的桌子。”
“在干净的桌子上喝牛肉汤，你会觉得更香。”
“的确很香。”田单岭喝了一口牛肉汤。
刘大爷从滚烫的汤里捞起一片牛肝，在辣椒末里蘸了一下，再在盐巴里蘸了一下，放进嘴里。
“你也这样蘸。”刘大爷说，“要先尝到咸味，再尝到辣味，牛杂的味道才正宗。牛肉也要这样吃才对。”
田单岭学着刘大爷的样子，把一片牛舌放进嘴里。盐粒在他的嘴里溶化时，仿佛在舌头上一粒一粒炸开。他想起在家里吃白水煮洋芋的时候，盐巴也是这样在舌头上炸开。他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了泪水。
“想起啥了？伤心事？”刘大爷问。
“辣。”田单岭说，“太辣。”
刘大爷伸向汤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他盯着田单岭的眼睛。
“我妈妈好久没有吃肉了。”田单岭说。
刘大爷点点头，“你家住在哪里？”
“单岭堡。”田单岭说，“在红土镇后面的山上。”
“我晓得那个地方。”刘大爷说，“好多年前，我在那里收过山货。你妈妈一个人在家？”
田单岭点点头。
“你不应该把它放在这里，它的气味会败坏牛肉汤的味道。”刘大爷看了看窗台上的布口袋。
“你在做生意？刚开始？”
田单岭点点头。
“看得出来，你是个机灵的孩子。”刘大爷说，“以后，你有山货尽管拿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介绍几个老板，你到他们那里去买百货，价钱便宜，赚头就更多。那时候，你就可以经常给你妈妈买肉。你在红土镇有店铺没有？”
“有一个房间，临街，把门板下了，就可以做生意，房租每个月两块钱。”田单岭说，“我正要搬到那里去。我在帮朱大爷打工。我不想帮他了。”
“朱大爷是哪一位？”
“朱代普。”
“我晓得他。”刘大爷说，“做粪肥生意，桑园镇、张家乡的粪肥都在他那里中转。但他的人脉不好，太抠门儿。我听说，他想把粪肥生意转让出去。不晓得是啥原因。”
“可能是他的儿子太会败家。”田单岭说，“他年纪大了，想歇下来了。”
“你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刘大爷说。
那天下午，田单岭就这样认识了刘大爷。林译苇想。
这时，太阳钻进一块巨大的乌云后面，绿灰色的河水在微风中缓缓流动。现在的楠江早已没有帆船了，其他船也很少，公路和铁路这样发达，航运已经衰退了。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早已不选择船作为代步工具了。现在，码头的青石还浸在河水里，没有腐烂，河面上的风停下来，过不了多久，它还要继续吹拂，但那些曾经在码头上登船的人，却再也不会回来。
在河风的吹拂下，林译苇沿石头阶梯向上面走。上班的时间早已过了，今天她要迟到了。但刘大爷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无论他叫什么名字，他都会成为田单岭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田单岭的生命很短暂，他结交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林译苇想。
林译苇走进铜匠街，店铺里叮叮当当敲打白铁皮的声音又冲进她的耳鼓。她无意间看见一家店铺的铝合金大门紧闭着，门上贴着一张十六开白纸，上面写着：
店铺转让有意者请联系刘若木电话：139××××××××
“刘若木”，这个名字从白纸上跳出来，让林译苇的眼睛一亮。这就是刘大爷的名字。她想。刘大爷就叫刘若木。
她走近这家店铺。店铺的门楣上钉着一块褐色的木头牌子，上面刻着：“楠江县铜匠街二二四号”几个楷体字。在木牌的下方，还刻了三个阿拉伯字——224。林译苇心脏狂跳起来。她意识到，这个门牌至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很可能是民国时期的，其中的“县”和“号”字是繁体“縣”和“號”。店铺虽然是铝合金的卷帘门，但从门框和墙壁看，这是一幢老式建筑——木头构架，木头门框，青砖墙壁。后来有人用现代的建筑材料把它装饰了一番，努力使它在时代的潮流里跌跌撞撞地前进。这间店铺在铜匠街的中段，正好处在拆迁段的边缘。店铺旁边的旧房子已经拆除，一个农民就是在前面不远处一堵墙壁里找到的那一部徕卡ⅢC型照相机。
几十年前，一个名叫刘若木的老头在铜匠街开了一家“四源山货店”，人们都叫他刘大爷。
想到这里，林译苇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道光芒。她知道是谁把那部徕卡ⅢC型照相机砌在青砖墙里的了。
今天斗画眉，用隔笼。韩其楼提着鸟笼走进屋子，鸟笼里面站着他的画眉。自从“四星将军”阵亡后，凌志卖给他另一只画眉。这只画眉来自越南边境的丛林，韩其楼给它取名“越南人”。
凌志说，“越南人”“下山”十一个月了，已经“教”了两场“嘴”。它是一只好鸟，第一次“教嘴”，自己右眼角受了轻伤。第二次“教嘴”，它把对方的左眼角啄伤了。
“而且是滚笼。”凌志说，“而且是十二分半钟。”
是一只顽强的鸟，它现在需要战火的考验。“下山”不到一年，斗志还没有到最旺盛的时候，但它已经能打斗到十二分钟，这个成绩了不起。
韩其楼拎着鸟笼走进爱鸟俱乐部。有一段时间没有到这里来了，他感觉到这幢房子仿佛老了一点儿。第三排靠右边的木头板凳上，他的座位还空着。
今天是楠江市爱鸟协会与邻近的贡阳市爱鸟协会进行友谊比赛。韩其楼想让“越南人”见识一下场面。
场子里坐了很多人，韩其楼刚把鸟笼挂在墙边一根横着的木杆上，走到裁判席的木头桌子前，从桌上那个小竹筐里取出一个小纸团，展开。上面用圆珠笔潦草地写着一个阿拉伯数字——1。
韩其楼左右瞟了一眼，对面墙壁的横杆上没有红色的鸟笼，吴跛子还没有来。这时，他听见头顶上传来一声轻微但很清晰的响声：“咔嚓”。
他仰着头，顺着声音看去。一团朦胧的尘土从房梁上飘下来，途经一束从亮瓦射进的明亮光线时，每粒灰尘纤毫毕现。短暂地清晰了片刻，这团尘埃完成了从朦胧到华丽再到朦胧的过程，无声地洒落在室内一些人的身上头上。大家却毫不觉察。
韩其楼的眼光越过昏暗的室内空气，看见房梁变形了，它的中间部分似乎弯曲了一点儿。他看见，房梁上有几个小孔，孔洞之间连接着一条裂缝。韩其楼看不出这裂缝是旧的，还是新的。
韩其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动。这老房子，他想，一时半会儿不会垮吧。他注意到吴跛子进来了。吴跛子把他的鸟笼挂在木杆上。他不明白，吴跛子为什么总是在临近比赛才进赛场。他尽力克制自己，不去瞟吴跛子。但他感觉到吴跛子的神情有点异样，也许是紧张吧。吴跛子坐下来之后，开始裹叶子烟。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点烟。烟味飘了过来。
王老头在裁判桌后面坐下，咳嗽了一声。他竖起右手的食指，大声宣布：“楠江市爱鸟协会和贡阳市爱鸟协会友谊比赛，现在开始。今天的比赛采用隔笼单淘汰的方式，胜出的画眉先在一边休息，再和下一轮的胜鸟进入复赛，胜者再与胜者复赛，直到决出名次。今天参赛的选手来自楠江市和贡阳市，共二十只画眉参加比赛。现在，先请双方的一号鸟上场。”
韩其楼站起身，走到墙边，从横杆上取下鸟笼。他来到赛台前，把自己的鸟笼放到赛台上那个长方形大鸟笼的一端，后退两步，站在一边。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一个深蓝色布料罩着的鸟笼走到赛台前，把它放在大鸟笼的另一端，然后站在另一边。两只一号鸟的笼子像两个小小的坟冢，无声地立在那里。韩其楼想到了这个意象。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快了。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裁判王老头把两只鸟笼放在大鸟笼两边的小门口，拉开鸟笼的闸门，两只画眉从黑暗的小鸟笼里蹿进明亮的大鸟笼。大鸟笼一片光明，却充满了危险。这两只画眉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站在明亮的鸟笼里，发现了对方。韩其楼的“越南人”左右歪了几下头部，仿佛要从各个角度把对方彻底打量清楚。它纵身扑上前，对方也扑了上来。隔着鸟笼的竹条，两只鸟的喙猛烈地啄在一起。
对方的一号鸟的体型更大一点，它正在急速地啄“越南人”头顶。这时，韩其楼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自己画眉的体形总是比对方小一些。死去的“四星将军”属于体形比较小的鸟，现在，“越南人”的体形也比较小。当然，体形大小并不是判别一只斗鸟的决定因素，体形小的鸟可能更灵活一些，但一只好斗鸟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体力，耐力，灵活性，还有性格。鸟也有性格，甚至还有意志。当两只正在争斗的画眉身上都具备这些因素时，体形小的鸟就处于劣势了。
韩其楼一直就懂这个道理。他回想自己选择画眉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射到体形小一些的鸟身上。直到现在，他才认真想这个问题。为什么？那是因为自己想给自己的斗鸟生涯增加难度。自己想惩罚自己，给自己设置一个坎，让自己艰难地爬过去，以获得象征意义上的新生。是不是这样呢？
两只画眉还在斗，看不出谁处于下风。在紧张的时候，韩其楼的思维总是很活跃。这时，他的“越南人”在对方的头上啄了最后一下，让它后退了几步，再也不上前了。王老头用他的玉石烟嘴指向“越南人”。它胜利了。
韩其楼的心脏几乎停顿了。一股热潮从他的胸中涌出来，让他一时喘不过气。这就是胜利的滋味。他闭上眼睛，让自己的视野短暂地黑暗一下，让世界离开自己片刻。他看到了自己站在无尽的黑暗里，一阵清凉的气流从脸颊上掠过，然后从赤裸的身体上掠过。他玩儿了这么久的画眉，今天第一次获胜。这胜利对他来说，太具体了，仿佛可以用手触摸到。
他睁开眼睛，鸟笼里的战斗又开始了。这是贡阳市的二号鸟。它的体形比上一只更大，蓬松着红棕色的羽毛，在笼子里跳来跳去，“越南人”想啄它，急切地把头伸过笼子的竹隔条，想让自己的喙够着对方。但对方显然更沉着，它看准了一个机会，狠狠地啄了“越南人”一下。一小撮羽毛在“越南人”的头顶飞起来，韩其楼在这瞬间看见了一丝血迹像火苗一样，从“越南人”的头顶闪到自己的胸腔，灼伤了自己的心脏。他的眼前又是一阵黑暗，这一次，他没有在黑暗中看见自己的身影，更没有清凉的气流萦绕自己，但他能够感觉到焦灼，好像黑暗里充满了看不见的火焰。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王老头的玉石烟嘴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向了对方的二号鸟。
“越南人”跳回自己的笼子。韩其楼把笼门压下来，提走鸟笼，向屋外走去。在门口，他回头看了一下。吴跛子的“上等兵”正冲进大笼子，和那只二号鸟斗上了。“上等兵”的两只爪子牢牢抓住笼底的竹条，不慌不忙地啄对方，每一下都沉着有力。从这个架势看，“上等兵”多半不会输。但韩其楼不想再看下去。他走出门，来到街道上，才发现天空下雨了。
韩其楼没有带伞，他提着鸟笼沿着街道边行走，这样能够躲避一些雨水。他走到公交车站，挤上一辆黄色车身的公交车。到站后，他小跑着回家，打开门，门口的鞋垫上没有鞋，妻子还没有回来。他把鸟笼挂到阳台上，回到卧室换衣服。
这时，他听见阳台上有画眉的叫声，叫声里掺杂着一丝焦虑。是“越南人”在叫。他奔到阳台，发现“越南人”卧在阳台栏杆上面。他一时想不明白，“越南人”怎么会从笼子里跑出来。他轻轻地拿住“越南人”，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对。这不是“越南人”，而是另一只画眉。它的体形更小，更瘦弱。他仔细打量它，发现它的左脚骨折了，脚杆形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冰凉的脚爪无力地悬着。韩其楼不知它是从哪里飞来的。这时，笼子里的“越南人”又叫了一声。
“你不要再叫了，它是你兄弟。”韩其楼对笼子里的“越南人”说。然后，他看了看手中的画眉。画眉的羽毛被雨水淋湿了，眼珠像两粒黑色的宝石。它温顺地待在他的拳头里，没有挣扎。
“你这个家伙，是从哪里摔到这里来的？你看看，把自己弄成伤兵了。”韩其楼对它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家，‘伤兵’。”
林译苇回到家里，雨还没有停。她打开门的时候，一股潮湿的空气随着她涌进客厅。她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那是碘酒混合着鸟粪的气味。她看见丈夫正在客厅里为一只小鸟包扎脚爪。那是一只画眉。丈夫用碘酒涂在画眉的脚杆上，然后用折断的牙签固定伤口，再用创可贴裹上。
“你的‘越南人’受伤了？”林译苇问。
“它不是‘越南人。’”韩其楼说，“它是另一只鸟。它飞到了我们家的阳台上。这是刚才发生的事情。”
“那你忙，我来做饭。”林译苇走进厨房，淘米下锅。她打开冰箱，取出几个鸡蛋，再拿出两个西红柿。韩其楼也走进厨房，把西红柿放进水槽。
“你最好别碰它。”林译苇说，“你手上一股鸟膻味。你去照顾你的那只野鸟吧，这儿你就别插手了。”
“我把它放在笼子里了。它叫‘伤兵’。”韩其楼说，“我刚给它起的名字。”
“有诗意。”林译苇说，“现在‘越南人’有伴了。它们不会打架吗？”
“它们不在一个笼子里。”韩其楼说，“在一个笼子里，它们肯定要打架。”
当他们坐在饭厅里吃晚饭时，雨停了，雨点不再敲打窗台上的遮雨板。世界一下子就少了一点节奏感。
有雨水的世界是一个世界，没有下雨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林译苇想。
她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描写过叶一峰单独在雨天的情景。在他的生活里，会遇到许多泪水。在他的生命里，会遇到许多雨水。许多年以后，在他死去的那一天，天空正在下雨，有一个女人陪着他一起去死，她肯定不是陶雅。那么，她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从阳台上传来画眉的叫声。是两只画眉在叫。一只是“越南人”，另一只是“伤兵”。那个陪着叶一峰死去的女人应该有一个像鸟一样的名字。她应该像一只鸟那样，突然飞到叶一峰身边，从此与他形影不离。就像今天的“伤兵”，突然飞到我家的阳台上，飞进丈夫的笼子里。林译苇想。但她的名字不能叫画眉，用另外的鸟吧。她在脑海里搜寻了一遍，一个名字跳了出来——杜鹃。
当然，作为一个人的名字，还不完整，还需要优化。林译苇想。可以把她的名字定为“杜小鹃”。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名字，带着农业文明的气息，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林译苇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曾在城里一家自行车商店里看见一位姑娘，她正在装配一辆飞鸽牌女式自行车，那是自己很想拥有的车，但她买不起。那位装配自行车的姑娘却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梳着齐腰的长辫子，劳作的时候，辫子经常滑到胸前。因为手掌沾满机油，她便用手背把辫子甩到背上。这个动作让林译苇一直忘不了。
就是她，林译苇想。她的名字就叫杜小鹃，她从一个自行车商店里走到乡下，走进叶一峰的屋子，走进叶一峰的生活，从他的日常生活进入他的生命，最终与他的生命合二而一。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叶一峰还在贵都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雕塑时，杜小鹃还没有出生。
在一个下雨的中午，叶一峰到陶蕴玄的寝室去。
林译苇把自己关进房间，在便笺本上写道。关于叶一峰和田单岭的故事，她已经写满了五本便笺本。他们的命运在林译苇的想象里，越来越清晰。命运会使许多人来到某个空间，并且使各自的生活呈现各种形态。
陶蕴玄的寝室在一幢砖砌楼房的二楼，地板是木头做的，踩在上面富有弹性。透过木格玻璃窗户，可以看见风挟着雨水吹打院子里的树叶。陶蕴玄坐在一张木椅子上抽烟斗，他示意叶一峰坐在他对面一张木凳上。
叶一峰看见窗边的写字台上有一尊深褐色木雕像。是陶雅的胸像，只有一尺高，精致的五官透露出调皮的神情。叶一峰的心脏猛然沉了一下。
“这是乌木。”陶蕴玄说，“上次在河边写生，你们挖出来的那一块木头，就是这块乌木。很好的雕塑材料。它在河里浸泡了几千年，像石头一样硬，比水还重。雕刻时，手感很好。”
陶蕴玄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封信。
“这是陶雅写给我的信。她在信中提到了你。”陶蕴玄说，“你看看。”
这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与平常的棕色信封不同，上面的字不是竖着写，而是横着写。除了中文，还有弯弯曲曲的外文字。
叶一峰抽出信纸。上面用铅笔写着粗犷的字体。是陶雅的字，那张牙舞爪的感觉，一点不像女子的手写出来的。爸爸：
到巴黎半年了。法语有起色。章远航的课程很多，我们只能周末去卢浮宫临摹作品。章远航临摹古典油画，我临摹印象派作品。章远航花了几个周末临摹了安格尔的《大宫女》。他说，他要从极端的具象迈向极端的抽象，这是他一生的艺术轨迹。我在卢浮宫里发现了莫迪里阿尼。他的作品，怎么说呢，在现代的外表下，是深刻的传统。我在他变形的人脸上看见了十五世纪意大利人像作品的神韵。
巴黎就是这样，古典和现代融为一体。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人人都在谈论艺术。上次我和章远航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去看他的同学。他正在做作业，给一个来自上海的留学生画素描。这位留学生双手插在西装背心的衣袋里，两眼看着窗外，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而章远航的同学画的素描却没有表现出他的气质，线条没有力度，甚至外形都不准确。我突然想到了叶一峰。叶一峰的素描除了造型准确之外，还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他爱用重复的线条，仿佛在寻找最准确的那一根线条，像刀在一个平面上刻画形体。这些线条好像是活的。它有生命，纷纷挤向一个深邃的空间，它有力度，却显出一种孤单的韵味。一些细节在不经意间被刻画出来，所营造的肌理虬曲，嶙峋，给人饱经沧桑的感觉。我知道，他属于您心目中理想的学生。他天生是一个画素描的人，是一个搞雕塑的人，也许还是一个画油画的人。他有幸进入贵都美术专科学校，有幸遇见了爸爸您，有幸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艺术道路。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我在想，一个人学了艺术，有什么用处。最大的用处，其实就是表现他所看见、所理解、所领悟的世界，以此感动自己，感染别人，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世界。这一切，能够达到吗？叶一峰能够达到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环境，艺术有安身立命之地吗？毕业后，叶一峰会做什么，能够用艺术谋生吗？我在贵都城里看见一些画炭精像的手艺人，一张炭精像值一元钱，但在城里的照相馆里，一张照片却值一元五角钱。而拍照片所花的时间比一张炭精像少得多。叶一峰毕业后，也许他会以雕塑谋生，也许他会以绘画谋生。我想，如果他以雕塑谋生，他只会给寺庙做菩萨，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只有寺庙里才需要雕塑。如果他以绘画谋生，那他只有去画炭精像。但他肯定不屑画炭精像。还有一种可能，也许他会以摄影谋生，用照相机给别人照相。他会从一个学雕塑的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变成一个背着照相机在乡镇和村舍之间行走的人。如果他还爱造型艺术，如果在今后生活的磨难中，他还放不下造型艺术，他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我在巴黎看到了一些靠艺术谋生的人，但在贵都，我却没有看到。没有人靠雕塑生活，也没有人靠油画、靠素描生活。
爸爸，我写了这么多关于叶一峰的话，是因为艺术太重要、太敏感、太尖锐、太华贵，又太脆弱。我们的时代不需要艺术。真的。女儿陶雅叶一峰放下信纸，脸有点烫。陶雅老是在信里提到他，他有点不习惯。陶蕴玄把信纸折叠起来，拿起信封，吹了一口气。信封膨胀起来，他把信纸塞进去，递给叶一峰。
“你可以给陶雅回信。”陶蕴玄说，“她会告诉你一些关于艺术的消息。你需要了解一些外界的东西。”
叶一峰迟疑地接过这封信。
“我可以走了吗？”
陶蕴玄点点头。叶一峰出了门，走下楼梯。这时，雨停了，潮湿的风吹着他的脸和脖子。他紧紧捂着衣袋里的信，经过操场，回到寝室。他从床下拖出一个藤条箱子，拿开放在上面的衣物。箱子的最底层是几张图画纸，上面放着一个油布包裹。他把包裹揣在怀里，走过操场，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路，走到坡下的河边。
这是一条在乱石堆中乱钻的小河，浅浅的河水发出淙淙的声音。小河流到一处悬崖边，一头跌下去，在下面形成一个半亩大的水潭。这里是学校师生游泳的地方。在夏天的傍晚，水潭里漂满了老师和学生。在全校师生中，只有陶雅有一件新潮的游泳衣。那是一件白底红花的泳装，她穿上它，在浅褐色的石壁和深绿色的灌木丛以及浅蓝色的潭水映衬下，十分显眼。她会跳水，站在一块石头上，在大家的惊呼声中，身子一纵，轻巧地跃入水里，溅起一片水花。这片水花溅进叶一峰的记忆里。
叶一峰解开油布包裹，取出冰凉的照相机。他取下镜头盖，试着旋转卷片钮。他把卷片钮旋到位，眼睛凑近取景框。透过淡灰色的玻璃，他看见了湿漉漉的崖壁，看见了波光粼粼的潭水。他听见了陶雅跳入水中时发出的尖声喊叫，立即摁下了相机快门。
轻微的快门闭合声清晰地响起。他的眼前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仿佛看见陶雅的身影在取景框里闪现了一下。她正在纵身跳进水潭，但水面并没有水花，潭水平静如镜。
叶一峰用油布把照相机裹起来。他拿出那封信，信封上那男子一样的笔迹让他想起了学校礼堂柱子上的几个字——烤红苕。那天，在礼堂里，陶雅曾对他说：“我走了以后，你可以到礼堂里写生，把那些木头柱子画成素描，寄给我。我喜欢物体的结构。那间屋子里的木柱结构很好看。它的形式感很强，又抽象，又具象，最适合画素描。”
叶一峰已经画了那间屋子里的木柱。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了陶雅藏在地板下的徕卡照相机。他不仅画了木柱的素描，还捕捉到了陶雅的语言的形状，并把它融入进素描的线条里。她说过的话还在礼堂里飘浮，并且，随风飘到山野里。叶一峰能够感觉到。现在，素描早已画完，他应该把它寄给陶雅了，这个信封上有她的地址。他看着这白色的信封，上面除了用汉字写下了寄信人的地址，还附了一排弯弯曲曲的外国文字——叶一峰估计是法语。
他抽出信纸，阅读上面的文字。刚才他已经读过了，现在他要重新读一遍。
半夜，吴国柱又从床上醒来。他经常在半夜醒来，一点一点理清缠绕在他脑海里的往事。刚才，他又梦见了那个小媳妇。还有那口炖着鱼汤的小铁锅，那两根放在石头上的茭白。他在想，那个小媳妇到底死了没有。
吴国柱在床头摸索了一阵，摸到了火柴和装叶子烟的塑料袋。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烟卷。室内立刻弥漫着烟叶燃烧后的气味。
吴国柱喜欢这样的气味。它像硝烟，也像炊烟。在硝烟里，他打光了几箩筐机枪子弹，也吃了许多顿饱饭。在吴国柱的意识里，硝烟与火柴联系在一起的，也会和炊烟联系在一起。
那时候，一仗打完，活下来的人特别饥饿。每一个士兵，都不会忘记他们打第一枪的地方，也不会忘记他们吃了一顿饱饭的地方。
集训了一年，日本人投降了。吴国柱连日本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和共产党的军队交上了火。
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地点在河北省容城县的野外。
在吴国柱的记忆里，容城大部分地方是洼地，有好几条河流。他还记得，有一个洼地，人们叫它“大碱厂”。当时，他们在这个洼地旁边隆起的缓岗上构筑机枪阵地。
这道缓岗很长，缓岗下面的洼地里生长着一些茭白和一些开着紫色花的野草。当地人说，这种野草名叫千屈菜，不能吃。茭白可以吃，但它早已被当地百姓剥走了，只剩下残败的叶子垂在潮湿的泥地上。
吴大壮是机枪手，吴国柱是机枪副手。机枪阵地是一块凸出的坡地，射界开阔。
“最好的机枪阵地构筑在凸出地带。”他想起自己在军事训练时教官的话。
“最好的机枪火力是构成了网的火力。这样，子弹击中目标的概率会提高一倍以上。而要构成火力网，机枪阵地就不能构筑在一条线上，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构筑在阵地的侧翼。阵地的侧翼往往是凸出地带。当然，凸出地带也是最危险的地带。”
减少危险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阵地构筑得更牢固，把坑挖得深一些，把草袋码得更高一些。但这几天被共军包围，部队的给养耗光了，每天每人只有两个烧饼充饥。那种熟悉的饥饿感觉又回到了身上。在挖工事的时候，吴国柱的头突然发晕，心跳得很慌乱。当他直起身子休息的时候，看见远处的山坡在缓缓飘浮。他瞥见稀稀拉拉的草丛中长着几片枯干的野烟叶子。他把它摘下来捻成碎片，裹在一张废纸里。
这废纸是他前几天在容城里一家酒馆外的墙上取下来的，当时，它还是一张彩色画片，上面画了一个穿旗袍的青年女子。她梳着波浪形的头发，长长的刘海遮着半个额头，涂了胭脂的脸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笑。吴国柱看得心里发烫，左看右看没有人，一伸手就把它扯了下来，折叠成方块放进上衣口袋。一有空闲，他就偷偷把它拿出来看。最让他想不通的是，画片上女子的眼睛总是盯着他笑，无论他把画片移到左边还是右边，她的眼睛都能够转向他。由于他们互相看得太多，几天下来，画片已经揉得像一块碎布片。
吴国柱用火柴点燃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片上的女子被揉皱的脸庞随着滚烫的火焰化为灰烬，变成一股熏人的气流直冲进五脏六腑，把他的泪水从眼眶里逼了出来。你的眼睛再也不能盯着我看了。吴国柱想，你这个小娘们儿，我把你吃到肚子里去了，你的眼睛就再也不能勾引我了。现在你感觉怎样？他的下流想法把自己吓了一跳。他泪眼婆娑地向左右一望，只见一些草黄色的身影在晃动。那是他的战友，他们都在挖工事。吴大壮也在挖工事，他已经挖好了自己的坑，把一挺捷克式机枪架在坑边，然后躺在旁边休息。
“真他妈的饿。老子要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吴大壮说，“你还不动手？他们都挖好了。”
吞下烟雾后，肺和胃被短暂地麻痹，吴国柱感觉不那么饿了。他站起身来，用铲子飞快地刨了一个坑，再把几个草袋装满泥土码在坑边，将几袋机枪子弹和两根用来替换的枪管放在草袋下面，就跑下缓坡，来到洼地里。
他在草丛中蹚来蹚去，因为身体虚弱，浑身冒虚汗。茭白稀稀拉拉地长在潮湿的泥土里，残存的叶子无力地耷拉着，茎秆里的茭白早已被人剥走了。他走了好远，发现一丛矮小的茭白长在一块覆盖着青苔的石头旁边，叶子精神地挺立着。这里已是洼地的边缘，靠近缓岗的山坡了。他用双手撕开叶子，在叶芯里找到一根浅黄色的茭白。他把它剥出来，塞进嘴里咬嚼。一股久违的清香味在口腔里乱窜。他把茭白吞下肚子，感到更饿。这时，他听见右边有响动。
他转过头一看，在草坡边儿有几块长满青苔的岩石，岩石后面有一个洞穴，洞穴口挂着几块用茭白叶子编的帘子。一双眼睛正在帘子后面看他。他吓了一跳。这双眼睛刚才已经跑到他的肚子里面去了，怎么又出现在这里？
那双眼睛不见了。吴国柱走过去，掀开帘子。洞穴里有一张用树枝搭成的床铺，一个老太婆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油腻的烂棉絮。一个小媳妇站在床边。小媳妇很瘦，穿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衣服，脸庞却出奇地像画片上那位青年女子。吴国柱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在想自己是不是遇见了鬼。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这家人还待在火线下面。
小媳妇弯腰在一个土陶缸子里掏摸了一阵，手中多了两个白生生的东西。是茭白。她把茭白放在吴国柱面前一块石头上，又退了回去。
吴国柱猜想，这块石头是这家人的凳子，已经被摩擦得光光滑滑。茭白并排躺在上面，他没有伸手去拿。
“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吴国柱说，“你们赶紧走。”
“你说啥？”小媳妇听不懂吴国柱的南方口音。
“你们马上走。”吴国柱说，“这里要打仗了。”
“我们走不了。”小媳妇说，“婆婆瘫痪了，我等男人回来。”
“你男人到哪里去了？”
“到城里卖鱼去了。”小媳妇说，“他打渔。”
这时，吴国柱才闻到一股鱼香味。鱼香味夹杂在炊烟里，有点刺鼻。他看见洞壁的一角用三块石头架着一口小铁锅，火苗舔着锅底，一缕淡淡的蒸汽缓缓上升，消失在洞穴的幽暗光线里。
天空响起一阵熟悉的尖啸声。那是高速飞行的炮弹划破空气时发出的声音。吴国柱本能地趴在地上。
“快趴下！”他对小媳妇挥挥手，“炮弹！”
洞穴被什么东西猛烈地震动了，一些沙土从洞顶哗哗地洒下来。沉闷的爆炸声从洞外传来，吴国柱这才意识到，洞穴里很安全。小媳妇扑下身子，蜷缩在她婆婆的床前，身子不停地颤抖。吴国柱跑出洞外，看见缓岗上硝烟弥漫，敌方正在用炮火攻击自己的阵地。他向阵地跑去，途中被草丛绊了一跤。他爬起身，头顶再次响起尖啸声。接着，他看见一团灰褐色烟雾在前面的洼地里升腾起来，烟雾中闪现出一团橘红色的火光，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从烟雾中飞溅出的泥块纷纷从天空掉下来。炮火向后延伸了，说明共军要进攻了。又是几发炮弹飞来，吴国柱趴在草丛中，扭头看去——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发炮弹在小媳妇居住的洞穴口爆炸，他想喊，却发不出声音。
这时，尖啸声又一次在他头顶响起。炮弹在他前面不远处爆炸的瞬间，他失去了知觉。
当他醒来时，已经是黄昏了。天空一片灰暗，几个穿土黄军装的人正站他的面前。一个士兵端起手中的七九式步枪，用刺刀拨弄了一下吴国柱的肩膀。
“这个家伙没有死。”士兵操着北方口音说。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家伙没有死”的北方口音经常回响在吴国柱耳边。
由于没有死，吴国柱才可以在今后的岁月里回想往事。他经常想起那个洞穴里那口煮鱼的锅，放在石头上的茭白，还有那个小媳妇，当那一发炮弹在洞口爆炸后，她和那口小铁锅那两根茭白，与他在机枪阵地前连同野烟叶子一同燃烧了的画片中的那张女子的脸，变成了一个噩梦，经常侵入他的睡眠。
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国柱经常吃茭白，有煎素茭白，有茭白炒羊肉丝，还有茭白红烧五花猪肉。但是，他都没有吃出在洼地里找到的那根茭白的滋味。有一次，养老院组织老人到郊区一个农家乐搞活动，他在厨房的磨刀石上发现了两根刚洗过的茭白，不知是谁搁在那里的，与几十年前小媳妇放在石头上的茭白简直一模一样。吴国柱左右看看，没有人注意他。他迅速拿起茭白，藏在袖子里，走到屋子的拐角处，塞进嘴里咀嚼。他要再次尝尝几十年前洼地里那根茭白的味道。那清香味儿在口腔里乱窜的感觉又回来了。但还是有区别，现在的清香多了一分青草味，嚼起来，口感也更粗糙。他想象着，小媳妇放在石头上的那两根茭白，味道一定更好。他闭上眼睛，想象着这两根茭白就是小媳妇放在石头上的那两根。但是，感觉还是不对，味道还是不如洼地里的那一根茭白。他把这两根茭白吃进肚子，整整一个下午，他的嘴里都有一股青草味。
“你的嘴巴里有青草味。”养老院的郭老头用缺少一根食指的右手指着吴国柱，脸上挂着一丝奇怪的笑容。他说，“现在，你像一头驴。”
“这个家伙没有死。”
“现在，你像一头驴。”
一个北方口音，一个南方口音。吴国柱听起来，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自己还活着，最重要的是，自己还能吃东西。朦朦胧胧，炊烟味硝烟味青草味伴随他再次陷入深深的睡梦。那支没有抽完的叶子烟从他手里滑落到床下的地板上，孤独地燃烧了好一阵子。
田单岭每天清早起床，带着朱老八和另外几个长工到各家各户倒粪便。
根据小镇居民的分布情况，粪便的价格也不同。红土镇的东头是全镇的高地，住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因为这里永远不会被河流的洪水淹没。西边是红土镇的低洼地带，有几条街道临河而建，每隔十来年，这几条街道就会被洪水淹一次。但这里是交通要道，来往的客船和货船都会在街道外面的码头上停留，上下客人，上下货物。所以，街面上有一间间空房子，一些需要周转的货物就放在里面，有麻线、盐巴、烟叶，还有大米、面粉和菜油。闲时就空着，地面长出薄薄的霉菌，老鼠在墙角跑来跑去。
镇西街道上还有一些酒坊、小旅店和杂货铺，杂货铺的货物主要是红糖、草纸、土布和水烟。那都是流动的村民聚集的地方，在夜晚住下来的人很少。那些产生粪便的人，都是红土镇的永久居民。镇西的居民最少，他们白天在街道上游走，下午就纷纷回家，镇南、镇北和镇东的居民最密集，但镇东的居民最有钱。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家每隔一天就要吃肉，所以，他们的粪便呈油亮亮的黄色，价格也最贵，田单岭每个月需要给户主送一筐蔬菜。但是，每户每月可以产十担粪便，卖到乡下去，每一担可以卖一角二分钱。
镇东也是饭馆最集中的地区，三条石板铺成的街道上，一共有十二家饭馆。饭馆后面是厕所，里面的粪便更廉价，田单岭每个月只需要给饭馆老板送一筐蔬菜就行了。而镇南镇北的居民基本上每隔两个场期才吃上一次肉，在红土镇，每隔三天逢一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呈灰黄色。卖给乡下的农民，每担最多值一角钱。
粪便是农村最好的肥料。在农村的田地旁边，往往有一个粪坑。农民买来粪便，贮存在粪池里，再用清水勾兑，浇灌庄稼。有了粪水浇灌的小麦比没有粪水浇灌的小麦，每亩地要多收一百斤。每当运送粪肥的船来了，农民就把粪肥买下，囤在地头的粪坑里。没有粪坑的人家，往往会被人瞧不起。
林译苇的思绪从几十年前的红土镇回到现实中来。下班的时候到了，她收拾好便笺本，关上办公室的门，走进黄昏的阳光里。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林译苇一直想把这句闪烁着中国农业文明色彩的谚语具体化，想把它分解到已经逝去的农事里，理清粪肥在传统农耕方式中的地位。上午，她到市档案局查阅楠江市民国年间农业资料。在一篇名为《民国年间楠江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与剩余》的文章中，她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档案局有一台复印机，但她还是把所需资料抄到便笺本上。现在，除了办公室，就是家。这两个地方，今天上午她都不想去。在档案局抄写资料，正好让时间安静地流逝。而且，用手抄写资料，更有历史的质感。
这份资料由生产费用、农民家庭的剩余和楠江中等农户一年总收支及储蓄率等构成，一共有三千多字。为了抄写这些资料，林译苇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收获最大的是，她了解到了粪肥这个旧时的乡村商品在农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农作物生产费用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子费、肥料费、农具费、农舍费等项。一九三〇年，楠江中等农户平均每亩生产费用一元九角八分钱。当时楠江一亩地粮食收获价值为八元一角钱，所以，生产成本相当于其产值的四分之一。在农户实际支出的每亩生产费一元九角八分钱中，种子费用最高，占百分之三十；雇工费次之，占百分之二十九；再次为肥料费、农具费等。
这份资料没有具体列出肥料费的数据，林译苇估计，它的比重应该占百分之二十以上，即每亩的费用是四角钱左右。资料显示，楠江市的耕地面积约五百万亩，从理论上计算，所需肥料费为二百万元，这也是当时楠江的肥料市场总量。
三年来，田单岭每天早上带着朱老八和几个短工收集粪便，一直到太阳升上半空。他们把收集到的粪便倒在河边的粪池里，那里是周边几个镇的粪肥中转站，他们用粪车和小木船从邻近的乡镇把粪便运来，贮存在粪池里。朱代普每天都在这里验粪收粪。他坐在一把油纸伞下面的太师椅上，一边抽水烟，一边打算盘。他那几根像香肠一样的肥胖手指灵活地拨弄着黑色的算盘珠子，发出嘀嘀嗒嗒的声响。每当有粪车或粪船靠在码头，他就会起身查验粪便的质量，从粪便的颜色和稠度上来判断粪便的价值。在朱代普面前，没有谁能够在粪便上做手脚。
作为粪肥的粪便，有三种类型，它们分别装在不同的粪池里。一种是尿水，一种是尿水与大便混合在一起的粪便，一种是纯大粪。尿水和混合粪适宜做追肥，纯大粪适宜做底肥。纯大粪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粪饼，一种是粪干。粪饼是粪干拌和着草木灰做成的，方便运输，虽然肥力不如粪干，却是最好的底肥，因为它里面的草木灰可以保护种子，防止病虫害，每担的批发价可以达到两角钱。粪干最贵，它可以做底肥，也可以做追肥，每担的批发价能够达到三角钱。但粪干最容易做手脚。当初，田单岭跟随朱代普做粪肥生意时，亲眼看见朱代普怎样识别做了手脚的粪干。
那是一车从桑园镇运来的粪干，重量是一千斤，朱代普应该给车夫何老拽两元钱，却给了他一元五角钱。何老拽生气了，把那几张纸币甩在地上。朱代普慢吞吞地说：“你的粪肥掺了假，按照规矩，我一分钱也可以不给你。”
何老拽梗着脖子，指着粪车说：“你凭啥说我的粪干有假？若是有假，我包赔！”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样赔。”朱代普叫他把车上的粪干放到一个小粪池里，剩下的一点放在一个粪桶里，叫人挑来一挑清水。他把手中的水烟袋搁在太师椅上，把清水倒进粪桶，捋起袖子，伸手在粪桶里搅了一阵子，把粪水倒在地上，剩下一些黄乎乎的东西沉淀在桶里。
“你来看。”朱代普招呼车夫，“你自己说，这是粪干呢，还是泥沙？你打算咋个赔呢？如果你赔不起，就把它吃下去，我也认账。”
何老拽把头上的草帽使劲压了压，遮着半边脸。他捡起地上的纸币，低着头，拉着车走了。田单岭赶紧用清水给朱代普冲洗胳膊和手。
“朱大爷，你的眼睛太神了。”田单岭说，“你是咋样认出来的呢？”
“还愣起，你这个呆子，还不给老子拿块洋碱来！”朱代普对站在旁边的朱老八吼了一句，然后对田单岭说，“洒在粪车进粪口的粪肥，那颜色不对，黄得不自然。你如果细看，那里面就有泥沙。进粪口有泥沙，粪车里的粪，跑不了也有泥沙。其实，我的手伸进去一搅拌，就感觉到了泥沙。有泥沙的粪干，搅的时候更滞手。我要让他耍的把戏露出马脚，才用清水透给他看，让他心服口服。”
朱代普洗干净了手，又拿起水烟袋。田单岭用打火石打燃了草纸捻，给他点燃水烟。
“朱大爷，现在洋火这样方便，你也该换换了。”田单岭说。
朱代普乜斜着田单岭，“你成天跟着朱世昌混，说话也没有人味儿了。你洋火，几多钱一根？我纸捻，几多钱一根？都是点烟，用得着烧钱吗？”
自从自己做了生意之后，田单岭才真正明白，朱代普太精明太节俭，所以缺乏人缘。没有人缘，生意就做不大。再加上他那个败家的儿子朱世昌，朱代普这个红土镇的大户，一天一天变成“小户”。
因此，田单岭血脉中不安分的因子越来越活跃。这个身材高大、不到十八岁的年轻人站在红土镇的街道上，从人来人往中看出了人们的需要，从洋碱洋火中找到了商机。他沿着粪车的车辙，沿着运送粪肥的航道，直接从农业社会里走出了一条商品之路。
几个月前，田单岭离开朱代普，不再给他收集粪肥，不再撑着木船沿着河流把粪肥卖给农家。
田单岭在红土镇的东头租了一间房子做自己的生意。他把洋碱、洋火、牛角梳、圆形玻璃小镜子和洋布、钢针、丝线、胶鞋摆在木头架子上，赶场的农民就用狐狸皮、果子狸皮、草鹿皮、麂子皮、山羊皮来换这些洋货。如果没有野物的皮，他们还可以用天麻、当归、黄芪来换。一个下雨天的上午，一个打赤脚的农民站在店铺的门口，从一个布口袋里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黑乎乎物件，想用它来换一块洋碱。田单岭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是铜做的，像一只小碗，但边沿有两只耳朵，底部有三只小脚，还有一个方框，里面圈了几个字，田单岭一个都不认得。他把这个玩意儿在手里掂了掂，转身从货架上取了一块洋碱。
“便宜你了。”田单岭说，“你这个玩意儿，盛汤也盛不得，盛饭也盛不得，我都不晓得拿来有啥子用处。看你走得辛苦，我拿块洋碱给你，你回家后，把弄脏的衣服好好洗一洗。”
他把洋碱递给农民，将这只小铜碗放进货架的最下面，来到后院。
他在院子里拉了几根绳子，上面挂着许多野物的皮毛。在院子一个角落，他还用木头和稻草搭建了一个棚屋，按照刘若木大爷的指点，他对皮毛进行粗加工。
“皮子剥下来，要立马把上面的肉刮干净。这个力度要不轻不重，顺着毛的方向刮，不要伤到皮板。你看，这些肉不刮干净，就可能长蛆。皮子长蛆，它就要掉价。”
那一次，田单岭背到楠江城里的皮毛少卖了三元五角钱，就是因为皮子没有刮干净。从此，他收到皮毛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刀子把皮板上残存的肉粒刮得干干净净。他把刮干净的皮毛晾晒在院子里的绳索上，每当风吹来，皮毛就在院子的半空中摇摇晃晃，仿佛一些野物在跳舞。田单岭就在晃动的野物中穿行，远离粪便的臭味，却置身于野物残存的肉体散发出来的腥臭味之中。他闻着这种气味，心情很放松。
每隔十天，田单岭就乘坐朱代普家的运粪木船到城里取粪肥。他们把城里买来的粪肥沿途卖给河两岸的农民，如果卖不完，就存放在红土镇码头边的粪池里，待本镇和周边几个镇的粪肥够装一船了，就运送到下游的农村，卖给那里的农民。过去，每隔一天，田单岭就要出航一次。当他离开朱家自立门户以后，就只乘坐到城里运粪肥的船。他到城里进货，出手收购的野物皮毛。在船上，他要帮助朱老八升帆，掌舵，必要时，还可以下水拉纤。他把晒干的皮毛捆成捆，放在船舱里。每当上船时，朱代普总是站在红土镇的码头上，一边监视长工把粪肥装上船，一边抽水烟。他的手里托着水烟袋，两只混浊的黑眼珠在鼓囊囊的眼袋里溜来溜去，一会儿盯着长工挑粪桶，一会儿盯着田单岭的一举一动。
“朱大爷，我又搭你的船进城了。”田单岭恭恭敬敬地说，“我会给你撑船，我会给你拉纤。”
“你这个小子。”朱代普说，“总是算计老子。”
“朱大爷，承蒙你的关照，我才有了今天。”田单岭说，“我这一辈子，不会有算计你的那一天。”
“今天要起风。我的老腿又开始疼了。”朱代普说，“过长滩的时候，你不要朱老八这个瘟丧摸舵把子，你要给我掌好舵，不要让风把船吹歪，把粪肥泼洒出来。”
“我记住了，朱大爷。”田单岭说，“有我在，你放心好了。”
从红土镇到楠江城，有四十里水路。田单岭早已熟悉了这条河流的每一处河湾、每一处险滩。当他第一次乘船来到楠江城，认识了刘若木刘大爷后，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城里人。那些高大的房屋，那些宽阔的街道，比起自己的出生地单岭堡，比起自己迈出人生重要一步的红土镇，楠江城的陌生房屋和街道组合成的景观更有一种亲切感。很快，他熟悉了楠江城的大街小巷，熟悉了刘若木大爷的店铺，熟悉了楠江城里一些行业的规则。他从红土镇带来的皮毛再也不是那种快腐烂了的散发出腐臭味的毛蓬蓬的东西，而是平整的散发出淡淡肉腥味的上好的皮子。这与粪肥一样，在城里人的鼻孔里，它是臭烘烘的，在乡下人的鼻孔里，它是一种香味。
田单岭把皮毛交给刘若木，刘若木一一清点后，交给他一沓钞票。他会告诉田单岭，这一张小狐狸皮值多少钱，这一张麂子皮值多少钱。田单岭虽然不识字，但对钞票上的数字却很敏感。刘若木数钱的时候，往往会把田单岭带到里屋。里屋很矮，刘若木在墙壁的半中央加了一层阁楼，窗户的一半也升到了楼上。刘若木干脆把下半截窗子用木板封住，一进里屋，就需要开灯。
里屋的阁楼梁上悬着一盏电灯泡。刘若木在门口的墙壁上摸到一根线，拉了一下，室内立刻被一团温暖的光线填满。那个玻璃做的电灯亮得耀眼。
“这是洋灯？”第一次见到这闪亮的灯泡时，田单岭说。
“它不叫洋灯，它叫电灯。”刘若木说，然后揭开床铺草席，取出一沓钞票，数了几张给他。
那一次，田单岭手中第一次握着这么多钞票。他在心里盘算，除去买百货的钱，今天他还可以剩下五元钱。这就是三个场期来，他收购皮毛的赚头。当地人种一年庄稼，除去肥料、种子、赋税，一亩地还赚不了这么多。
从刘若木的店铺里出来以后，田单岭买了一大包洋碱、洋火、牛角梳、圆形玻璃小镜子和洋布、钢针、丝钱、胶鞋，还花两元钱买了一块红色的绸子，在一家做衣服的店铺里为母亲定做了一件上衣。裁缝是一个矮小的老头，手指却又细又长。他把绸子铺在案板上，轻轻地捋平，细声细气地问田单岭，要做的上衣是什么尺寸。
田单岭看见店铺对面的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对裁缝说：“她的身材和我妈的身材差不多。”
裁缝取下搭在脖子上的软尺，穿过街道，走到那位妇女面前，细声细气地说了几句，那位妇女把婴儿挪到右手，抬起左手让他用软尺量手臂。裁缝量完手臂，又量了领子、腰围和衣襟，回到店铺，对田单岭说：“行了，三天后，你来取。五角钱。”
三天以后，田单岭专门进城取衣服。这一次，他没有乘船。朱代普的粪船要每隔十天才进一趟城，他沿着一长石板铺成的驿道走进城里。早上天不见亮就起床，中午才走到。取了衣服，他顾不上吃午饭，啃着从红土镇孙锅盔的店子里买来的大锅盔，又往回赶，一直到晚上，才走到单岭堡。
自从在镇东头开了小店，自己还没有回过家。田单岭坐在一棵老黄桷树下，歇了一阵。在黑暗中，他看见家里房子黑乎乎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像两只明亮的眼睛。母亲还没有睡，也许她正在从窗子往外看。田单岭走进院坝，家里的门就打开了，母亲站在门口。
田单岭进屋后，把手中的布包袱放在桌子上，轻轻打开，小心拎起丝绸衣服。他还没有转身，就感觉到母亲身体仿佛僵硬了。随后，他的脸上挨了重重一击，一些细小的银色火花从眼睛里迸出来，一粒又一粒，纷纷消散在黑暗中。
“你这是从哪里偷来的？”母亲问。田单岭从来没有挨过母亲的耳光，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竟然有这样的嗓音，那是一种压低了的嘶哑的声音。
泪水从田单岭的脸上流下。他突然抱住母亲，直着嗓子喊：“妈，妈，这件衣服是我自己挣钱给你做的，我要让你过好日子，我要让你穿绸缎，我要让你天天吃肉！”
他很多年没有这样抱着母亲了。小时候，当他饿了的时候，母亲总是不让他先吃饭，要等着父亲回来一起吃。父亲在镇上卖艺，散场后才回家，回家要走半个时辰。母亲就抱着他，坐在院子外面一块石头上，看着山下的小路。母亲说，十几年前，她第一次跟随父亲回家，就是坐在这块石头上，看着走过的路，歇了好一阵，才进的家门。在母亲的怀抱里，田单岭不再感到饿了，而是感到困倦。慢慢地，他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睡着了，直到父亲进了家门，他才醒来。
田单岭抱着母亲，泪水浸湿了母亲的头发。他告诉母亲，他在红土镇开了一个小店，开始赚钱了。他要母亲搬到镇上去住，在那里，冬天的风不冷。
母亲一直不说话。田单岭抬起头，看见母亲脸上全是泪水。过了一会儿，母亲哽咽着说，她不会离开这个家。只有这个家，才是她的家。
“我早就晓得，你迟早要离开这个家。命中注定，你不是一个安分的孩子。”
田单岭把母亲留在单岭堡，自己回到红土镇。他的皮毛越收越多。有一次进城之前，他在整理货物时，在货架的底层发现了那个旧铜碗。到了楠江城，他把皮毛卖给刘若木以后，从布袋里掏出了旧铜碗。
刘若木抚摸着铜碗。他翻来覆去看了一阵说：“这是铜香炉。”他指着碗底的几个字，“你看，这是‘大明宣德年制’。宣德炉，几百年了，好东西，专门焚香，是寺庙和有钱人家用的，但假冒品也多。我也看不出来这是不是正宗货。就算是假冒的，也是清朝的人干的，还是比较值钱。你用什么东西换的？”
“一块洋碱。”田单岭说。
“值了，值了。”刘若木不住地点头，“你可亏了别人了。”
“我也不晓得它有多值钱。”田单岭说，“换了以后，我还在想，到底是我亏了，还是他亏了。”
“肯定是他亏了。”刘若木说，“这样吧，你把它留在我这儿，我给你五块钱。你肯定赚了，我把它转让给别人，我也可能赚，可能比你还赚得多。但也说不定。古玩这东西，谁也说不准。”
刘若木把田单岭领进里屋，拉亮电灯，打开一个木头柜子。田单岭看见里面有几个瓷瓶，还有一个瓷碗。
“我也收这些东西，你在乡下收了，也拿来给我。”刘若木说，“我会找下家。这个年头，可以赚钱的东西太多。你听说了吧，朱代普不想做粪肥生意，他想找个下家，把这个生意转给别人。”
“上次你说过这事。”田单岭说。
“这次，他真要干了。”刘若木说。
“我还没有听见风声。”田单岭说，“我只晓得，他的儿子朱世昌这段时间老是不归屋，听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交了一个朋友，是一个土匪，我们那里叫‘棒老二’。我好多天没有看见他了。”
“朱代普已经向楠江城周边十几个乡镇的粪帮发了帖子，请他们在下个月初十那天，到红土镇商议红土镇的粪站转让事宜。”刘若木说，“我倒有一个想法，你可以把红土镇的粪肥生意接过来。”
“恐怕，我不行吧。”田单岭说，“我哪来这么多钱，我想，至少要上千元。”
“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刘若木说，“我可以帮你凑钱，到手了，我们一起做这个生意。”
林译苇又来到铜匠街。这一段没有被拆掉，在街道西段，已经拆除的旧房子只剩下地基了，而北段的街道因建筑保存完好，作为旧城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在这里，还存在着一些铜匠铺、白铁铺、旧书店、杂货铺、牛角梳店。她走到铜匠街二二四号前，这里正好是保留下来的铜匠街第一间店铺。铝合金门依然关闭着，门上贴着的那张十六开白纸还在。
店铺转让有意者请联系刘若木电话139××××××××
这一个刘若木，不知是什么人，但林译苇心中的刘若木是一个精明的老头，做山货生意，也做古董生意。后来，当田单岭成了土匪以后，他还帮助田单岭销赃。当地人管土匪叫“棒老二”。在田单岭成为棒老二之前，他们成了生意上的合伙人。林译苇读着纸上的字，眼光仿佛透过这道铝合金门，看见几十年前在里面发生的情景——刘若木与田单岭在商议盘下朱代普的红土镇粪肥生意的事情。那时，田单岭刚成为一个生意人不久。
林译苇想，过了一段时间，红土镇上的粪站转让开始了。田单岭怎样拿下了这个生意呢？田单岭从一个住在山上的野孩子，变成一个年轻的生意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他感到幸福吗？如果感到幸福，这幸福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林译苇想，这个设想太书生气了。一个具体的人，不会经常想这么抽象的问题。幸福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但它的确存在。
其实，幸福是从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就像庄稼从土地上生长出来。林译苇想。庄稼要生长得更好，需要肥料，在农耕时代，农民用粪肥，在现代社会，农民用化肥。幸福要生长得更多更好，也需要一些“肥料”——金钱，爱情，亲情，友情，还要有一些意外的东西，如一次机遇，一个偶然的想法，下雨时，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突然产生的一种感觉，等等。说到底，幸福可能从生活的各种层面产生，却必须汇集到感觉上来，才能完成幸福的生长过程。然而，更多的人并没有幸福这个概念，并没有去思考它的含义，却在生活中充分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林译苇生长在与楠江城相邻的一座城市，彼此相距四十八公里，名叫汉川。那是一条河的名字，也是城市的名字。与楠江市的楠江相似，汉川穿城而过。只不过，楠江像一个S形，把城市两岸剖成一个太极图。而汉川则在城区优雅地画了一个弧形，使城市南部形成一个弧形的半岛。林译苇的家，就在半岛中央一条街道上。
那是一条名叫刘家巷的旧街道，与铜匠街相似，石板铺地，两边的房屋是木头结构，掺和篾条和黄泥、石灰筑成。但街道比铜匠街更狭窄一些。她的家在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的主人原来是一个教师，名叫刘湘枫，祖籍在湖北麻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来到汉川。新中国成立前，刘湘枫用教书挣的钱买下一座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子女多了，就卖房子渡过生存难关。林译苇的父亲在四合院里买了两间房子，林译苇在那里进入了一个宽广的世界。
在买下刘家巷四合院的房子之前，林译苇和父亲住在河边一间小黑屋子里。林译苇的父亲林浩林是一个在汉川的江边砸鹅卵石为生的苦力。一根从板车废旧轮胎上切割下来的橡皮条，一柄尖嘴锄，一把铁锤，一副箩筐，一根扁担成为他谋生的全部工具。每天一早，他就出门来到河边，用尖嘴锄在河床里挖出鹅卵石，用箩筐挑到河滩上，再用一块大鹅卵石垫底，用橡皮条圈住一块鹅卵石，用铁锤使劲捶打。鹅卵石在铁锤下碎裂成几块，就成了铺路的石子。砸一天鹅卵石，父亲能够收入一元钱。
林译苇从来没有看见妈妈的模样，她在生林译苇的时候，因难产去世。林译苇在父亲捶打鹅卵石的声音里长大。当她幼小的时候，还没有住在刘家巷里，而是住在河坝街上一间租来的小黑屋子里。河坝街就在河边，夏天涨洪水，这间小黑屋子经常被淹。屋子里没有什么家具，洪水来了，父亲就把干活用的箩筐、锄头挂在房梁上，带着席子和被盖，抱着林译苇来到城墙边，在一个城门洞里过夜。林译苇喜欢这样的夜晚，她可以在父亲的怀抱里安然入睡。如果外面还在下雨，雨水就会落在她的梦里。涨洪水的日子，也是林译苇感到幸福的日子，那段时间，父亲无法到河边捶打鹅卵石，他就与女儿住在城门洞里，白天到小馆子里吃饭。他们只能够吃最简单的食物——素面，馒头，稀饭。最好的饭菜，就是一种名叫“鸡婆头”的面食——用骨头汤和发芽的豌豆做底料，煮几块厚实的面块，把一根油条撕成几截，放在面块上。
平时，父亲在河边劳作的时候，不放心林译苇一个人待在家里，就用一个块布把她包着，放在箩筐里，挑到河边。父亲在河滩上用树枝和衣服给她搭建一个小小的凉棚，让她坐在里面。林译苇在父亲捶打鹅卵石的声音里度过每一天，中午，父女俩就用一个大口搪瓷盅吃早上做好的饭。黄昏，林译苇能够看清楚父亲捶打鹅卵石迸出的银白色火花时，父亲就收工了，带她回家。
林译苇在凉棚里长大，凉棚也跟着变大，搭在树枝上的衣服也越来越破旧。当她能够到处跑动的时候，河流在她面前展开了丰富、生动的一面。
河面上，有各种船驶过，有渔船、帆船、客船，还有运送粪肥的船。如果在阴天，粪船驶过的时候，偶尔会飘来一阵淡淡的臭味儿。她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粪便装在船里运来运去。父亲告诉她，乡下的农民需要粪便，他们把它撒在地里，庄稼就可以增产。林译苇一天天长大，河里的粪船越来越少，汽船却多了起来。汽船驶过的时候，螺旋桨搅起的波浪会一直涌到岸边，拍打着洁净的鹅卵石和沙滩。
后来，河边来了一些小渔船。渔船上的渔民就住在河边。冬天的夜晚，他们在船上睡觉，乌黑的船篷把四米长的小船遮得严严实实，阻挡凛冽的河风。夏天的夜晚，他们把船搬上岸，反扣在沙滩上，用两根树枝把船的一端支起来，像一个简陋的屋顶。他们在屋顶下的沙滩上铺一张油布，那就是床。他们捕鱼的工具是一种名叫“水猫子”的动物，林译苇长大后，才在书上读到，这“水猫子”就是水獭。平时不捕鱼的时候，渔民在沙滩上给“水猫子”搭一个小棚子，林译苇经常去观察“水猫子”的生活习性。它的脑袋扁平，浑身的毛油光水滑，两只眼睛乌溜溜的，脖子上拴一根铁链子。林译苇发现，“水猫子”的性子急躁，经常在棚子里跑来跑去，铁链子拖在沙地上哗啦啦响。渔民用“水猫子”捕鱼，它在水中追逐鲤鱼、鲶鱼和翘壳鱼，咬住它们光滑的身体，把它们从河水的深处衔出水面。它们获得的奖赏则是碎鱼块，用木瓢盛着，放在小棚子里。“水猫子”就拖着铁链，大口吞噬鱼块。林译苇看着它馋嘴的模样，看着它浑身的皮毛因激动而像波浪一样滑动。它的身体发出鱼腥味，当它歪着脖子，认真咬嚼鱼骨头的时候，两个黑眼珠就盯着林译苇，但眼神的焦点又不在林译苇身上。它在注视虚无。
虚无这个词是林译苇后来读书时才懂得的。
林译苇十岁的时候，父亲林浩林在刘家巷一个四合院里买下两间屋子。这个小四合院有北房三间，一明两暗，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两间，中间是院子大门。院坝用青石板铺成，院坝周边用青石砌成一圈阶沿，这也是通向各屋的台阶。阶沿的下面是院坝的排水沟，与上方的屋檐相对应，下雨时，雨水滴落到排水沟里。两扇大门用厚木板做成，门上有一对黄铜门钹。
四合院的主人刘湘枫是一个老教师，儿女长大后，他的工资不能够支撑全家的生活开支和儿女的读书费用，他就提起毛笔，在一张淡黄色的毛边纸上写了一张售房启事：
本院兹有东厢房两间出售有意者面谈
他把启事贴在院子的大门上。大门已经油漆斑驳，但这张纸贴上去，还是很显眼。许多人看见了这张纸，但对上面的文字不感兴趣。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想买房子。但林译苇的父亲有这个想法。
父亲在河边租住的房子光线太暗，林译苇害怕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那一天，父亲到城里的工头家讨工钱，从四合院的门前路过，看见了这张纸。父亲读过初小，纸上的字只有三个不认识：“兹”“厢”“售”，但他大致看明白了意思。他走进院子，找到刘湘枫。刘湘枫从头到脚把眼前这个劳动者打量了一番——这个人皮肤黝黑，打着赤脚，但态度不卑不亢，还向自己主动伸出右手。当刘湘枫与他握手的时候，感觉他的手掌皮肤像锉刀。在这一瞬间，他被感动了，报出的价格比他心中的价格少了一百元：“一间房一百元，一共两百元。”刘湘枫说。
这个价位恰好与林浩林心中的价位相符。他使劲点头，连声说：“要得，要得！”然后，刘湘枫领着他看东厢房的两间房。房间里的地面是青石板铺成的，房间进深十二尺，宽九尺，每个房间放一张床，还剩下较宽的地方。他感到满意。
更多的细节是林译苇发现的。搬进四合院以后，林译苇发现了新的天地。她喜欢新家，新家的地面是石板，窗户是木头雕琢的格子，还镶嵌了玻璃。新家的门是厚实的木头门，新家有一个宽敞的院坝。更让她着迷的是，新家的邻居有许多书。
对于书，林译苇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因为她不识字。邻居刘湘枫老爷爷发现这个小女孩儿不上学，如果不跟着爸爸到河边，就待在院子里。一天傍晚，当林浩林从河边回来时，刘湘枫对林浩林说，应该把孩子送去读书。林浩林说，他有这个想法。过去住在河坝街时，离学校比较远，他不放心孩子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去读书。现在住到刘家巷来了，准备等到新学期开学，就送孩子去学校。刘湘枫说，这个简单，他有一个学生，现在是红旗小学的校长，明天就可以入学，这孩子，先坐进课堂再说。
林译苇成了红旗小学一年级的插班生。她在这里认识字，学会了做算术。她还认识了许多同学，但她不喜欢和他们说话。下课后，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盯着墙壁出神。如果感冒了，她就坐在那里，对着墙壁咳嗽。她喜欢上课，更喜欢放学。放学后，她就可以回到四合院的新家，和从河边回来的爸爸在一起。
回家后，她还找到了另一种乐趣——刘湘枫爷爷家有一间书房，里面有许多书。当她认识的字足够多的时候，刘湘枫爷爷就借书给她看。刘湘枫爷爷经常感叹：他有三个书橱的书，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女喜欢读这些书。林译苇开始一本一本地阅读书橱里的书。她读的第一本书是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说《小布头奇遇记》。小布头这个小布娃娃从几块布和一团棉花开始，从幼儿园阿姨的手中诞生，后来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又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动物们相逢团聚了。林译苇发现了文字的奥秘——它能展现一个世界，一个她过去不知道的世界。除了汉川江边，除了这个温馨的小四合院，除了热闹的学校，还有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动物和植物可以直接与自己交流。这是一个畅通的温暖的世界，她可以在里面任何一个地方停留，观察，思考。
童年的林译苇就喜欢思考。她的思考总是从书本出发，然后与现实生活里的事物结合起来。当然，她最先出发的地方是童话，这是启发和保留一个儿童想象力的载体。然后，她在书中向前走，各种人物伴随着她——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些人物和故事与她的孤独、愿望、期待、焦虑一起形成有始有终的可视的过程，经过短暂的迷茫，最终获得某种结局。她把这些过程看作是自己生命过程的一部分。开头，进程，结局。所有悲欢离合都与自己有关。每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和每个人物所处的环境都让她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无论这些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无论这些人物身处何种环境，无论是雪峰，还是宫殿，她都会联想到父亲在河边给自己搭建的小窝棚，联想到城门洞的夜晚，联想到小四合院。她感觉自己的生活与书中的人物交织在一起。最后，故事都有结局。而在所有的结局中，最常见的就是死亡。
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先思考自由。
这句话是她上初中时，在一本《蒙田散文选》里读到的。她把它抄写在一个作业本子上。林译苇从读书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喜欢的语句和段落抄写在本子上。她有一个木匣子，专门用来存放她的摘句。她还用钢笔在一张纸条上写了“摘句箧”三个字贴在木匣盖子上。那是她上小学三年级时，第一次用钢笔。
不久，林译苇用上了画笔，不是毛笔，而是铅笔和水粉笔、油画笔。刘湘枫的大儿子刘雕叶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教师，一次暑假回家时，带了几个学生到家乡写生。那些学生住在刘家巷尽头一家小旅馆里，每天在街边的面摊上吃了早饭就跟着刘雕叶老师到郊外画画。林译苇也跟着他们一起到郊外去画河流、树木和房屋。在以后的几个暑假里，在刘雕叶叔叔的带领下，她跟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去采风，学会了用铅笔画人像素描，用水粉笔和油画笔画水粉风景和油画风景。她没有想成为一个画家，只是了解了许多造型艺术的知识，学会了用造型艺术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事物。她最喜欢的，还是阅读，从文字里了解更广阔的世界。
当林译苇上高中的时候，她把刘湘枫爷爷的三个书橱里的书基本读完了。有一部分她并不喜欢，像一些明清志怪小说和民国言情小说，但也快速地各个翻阅了一次。大学二年级时，她的父亲和刘湘枫爷爷几乎同时去世，她大病了一场。她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小四合院。她卖掉了小四合院里自家的两间屋子，每个假期都住在学校的寝室里。和许多小说中的结局一样，自己最亲爱的人离开了人世。离开人世，本质上就是离开自己最亲爱的人，对逝者和生者，是相同的。那一段时间，一种沉重的东西压在胸膛里，一切景物在她的眼睛里都涂抹了一层灰暗的色彩，而且增加了重量。当她走路的时候，脚步也莫名其妙地沉重起来。
一天，她在晚饭后去图书馆借书，看见门口贴着一张招聘图书管理助理的启事。就像多年前父亲在刘家巷看见出售房屋的启事一样，一张纸把林译苇带进图书馆，带进一个新的环境里。
即使我被关在果壳之中，也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
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这样说过，林译苇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感觉。她应聘帮助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除了微薄的报酬之外，还可以在课余时间待在图书室里。在图书室的陈旧纸张气味里，林译苇沿着一排排书架行走，用手抚摸各种书籍和杂志的脊背。一个有感觉的名字跳入她的眼帘，她就把它取下来浏览。在图书室里，她学会了修复旧图书，学会了用针线装订散落的书页，学会了用胶水修补破损的封面。她还学会了整理过刊、过报，把各类图书归档。当然，她最大的收获是阅读了大量图书。
那段时间，是学校的图书馆容纳了林译苇的身体和灵魂，容纳了她的日常生活。它像一个巨大的茧，把林译苇温暖地包裹起来。同时，它也像一个巨大的子宫，让林译苇回到生命最初的安静状态之中。林译苇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但她能够设想自己在妈妈子宫里的状态。那是最安全最宁静的世界，而且饱含营养。图书馆就是这样。她在图书馆里慢慢修复父亲和刘湘枫爷爷去世后给自己身心留下的创伤。
当她大学毕业后到文化馆工作，第一个男朋友就是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就是韩其楼，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多年以后，当她发现丈夫背叛了自己，她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爱的过程。她得到的爱不多，而且失去得很快。那些曾经容纳过她的爱的地方，汉川，小四合院，她都不想再回去看它们。她所有的爱，还有父亲，刘湘枫爷爷，都曾经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他们逝去后，她承受不了物是人非的感受，不再回去。但是，为什么自己失去了丈夫韩其楼的爱之后，还能够与他住在一个屋顶下面呢？她为自己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她失去的不是韩其楼的爱，而是韩其楼伤害了她。
只有自己生命里的东西消失了，才叫失去。林译苇想，凡是没有进入自己生命的东西消失了，那只是消失。韩其楼仅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他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林译苇想，那件事就像一块试金石。当她看见丈夫同那个叫刘雅的青年女子手拉手地行走在大街上时，她就意识到，他这是对自己的伤害，而且，这只是伤害。伤害是令人痛苦的事情，但还不会让人绝望。伤害只能触及生活层面，就像手指不小心被刀子割了一道伤口。那只是表层的伤害。它不会进入生命的层面，它不能带走生命中宝贵的东西。所以，它不能叫作失去。
在某个方面，丈夫韩其楼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但他身上的惰性磨蚀了这种优秀。丈夫能够轻而易举地深入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处，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当初他们认识，就是通过书籍。他送了一本《楠江文史资料》给她，因为这是资料，不代表审美倾向。他很聪明地没有把自己喜欢的书向她推荐，当两人交往更深入一些后，林译苇欣喜地发现，韩其楼在文学上的爱好与她很相似。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她。从恋爱到结婚那一段时间，他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文学。但他太容易受诱惑，太不专一。那个刘雅离开楠江后，他竟然玩起了画眉。把一只野生的鸟儿圈养起来，再让它与别的鸟斗得头破血流，在林译苇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看得出来，韩其楼很痛苦。他要找一个渠道，宣泄这种痛苦。林译苇认为，他是为刘雅痛苦。她相信，他同时也为她痛苦，但这种痛苦掺杂着别的女人的因素，林译苇一点都不同情他。
林译苇的生命构架早已在汉川的江边和刘家巷的小四合院里搭建好了。这个构架像一棵树，向生活的空间生长。而林译苇的阅读就像树上的枝叶和花朵，给这棵树增添了色彩。有了这些色彩就够了，生命也就精彩了。林译苇曾经这样想。而韩其楼为这棵树带来了春色，但春天总是很短暂的。
林译苇还能与伤害自己的人住在一个屋顶下，在她看来，是因为伤害比失去更能承受。失去是永远不再回来，而伤害还可以修复，更重要的是，伤害还可以抵抗。抵抗也是一种生存的动力。而失去，却是让力量消失。
正因为是抵抗，林译苇才在纸上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覆盖丈夫韩其楼玷污了的世界。就像一个艺术家所说，一切文艺作品都是怀旧的产物。只不过，林译苇在封闭的世界里生存得太久，她的记忆与书籍里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已经难以分清楚。于是，她从一条河边出发，从一个四合院出发，来到红土镇，来到贵都美术专科学校，来到单岭堡。那里是别人的世界，也是她的世界。
那一天，红土镇正是场期。
朱代普要转让他的粪站。
她回到家里，关上门，在纸上写道——
朱代普在“陈七酒馆”备了两桌酒席。这次，朱代普出人意料地大方，酒席很丰盛。所以，老板陈七专门把朱代普的酒席菜单抄写在一张红纸上，贴上酒馆的墙壁——
五乡三镇粪帮群雄大会宴席菜单
朱代普大爷五月初十订
烟熏猪耳 油炸花生 盐腌藠头 红烩金鸡 糟卤牛尾 清蒸岩鲤
芙蓉肝片 京酱肉丝 臊子蒸蛋 莲子丸子 白汁菜花 豆腐玉汤
老孙锅盔陈七酒馆 敬上
这些菜品，在红土镇，算得上是高规格了。这张红色的菜单张贴出来后，围观的人不少。那一天，太阳出来得比较早，阳光照射在红纸上，黑色的毛笔字变成了绿色，似乎从纸上剥离出来，在观众的眼前飘荡，让他们的眼睛发酸。
“你不应该用红纸写黑字。”一个当过私塾先生的老头严肃地对老板陈七说，“这样的字，在太阳底下，要伤眼睛的。”
陈七对老头抱了抱拳：“王老师，你要谅解，朱大爷从来没有在我的小店里包过席。他到我的小店来，一般都是来捉拿他的公子朱世昌。朱世昌倒是我的老主顾，这些菜品，都是他的公子平时喜欢的。我今天把它们全部做出来，是为了让他晓得，我陈七是一个讲信义的生意人，不亏待任何人。我要让他也喜欢这些菜品，这样，他对他的公子，也多一分谅解——‘这么好吃的菜，早点晓得，我也来了’。再说，红色表示喜庆嘛，大家看得眼花缭乱，也是好事情。”
老头摇了摇白发苍苍的脑袋，跟着人流，向楠江边的码头走去。从周边乡镇赶来的粪帮都聚集在那里，等待朱代普的粪站转让仪式开始。
在码头一幢房子的屋檐下，一字排开十来张竹椅子，来自周边乡镇的粪帮大爷早就到了，正坐在竹椅上吸水烟。朱代普给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竹制水烟袋，烟壶里装满了红土镇张家烟坊出产的水烟丝。张家烟坊的水烟丝远近闻名。与别的水烟坊产出的水烟不同，张家烟坊的烟叶从来不在阳光下曝晒，而是挂在房梁下阴干。在制作烟叶时，他们把红土镇山坡上的野李子摘下来去核晒干，夹在烟叶里，还放进麝香、红糖、蜂蜜，洒上镇西街刘家酒坊酿的高粱烧酒，然后用木板把烟叶压紧，用刨子刨成极细的烟丝。这样，麝香味、水果味、甜味和酒味与烟丝味混杂在一起，形成红土镇烟丝与众不同的味道。
在屋檐下，来自周边乡镇的粪帮大爷认真地吸烟，眼睛却不时瞟着彼此。好像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专门来品尝红土镇出产的水烟。他们的腮帮子塌陷下去，又鼓胀起来，此起彼伏，仿佛他们每一个人的口腔里都含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在竹椅前面的空地上，放着一个粪桶，里面装了大半桶粪。他们的眼光在彼此的身上溜来溜去，又落在粪桶上。
太阳从天空直射下来，屋檐下面铺着浓厚的阴影，午时到了。朱代普撩起长衫的下摆，走到码头上。他挥了挥手，刚想说话，田单岭扛着一张竹椅子，一溜小跑来到屋檐下。他放下椅子，大声说：“朱大爷，我也参一个。”
田单岭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由于走得急，他的脑门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屋檐下的粪帮大爷纷纷扭头看他。
那天上午，田单岭一直在自己的小店里做生意。生意还不错。他用五块洋碱、两双胶鞋、一面玻璃小圆镜和赶场的村民换了两张果子狸皮、一张麂子皮、一个麝香。刘若木一早就来到他的店子里，看他做生意。午时快到时，刘若木才叫他把木头门板上好，到码头去，他自己坐在黑暗的屋子里吸水烟。田单岭专门为他准备了二两红土镇水烟。
田单岭坐在码头上的屋檐下时，才发现他身边的粪帮大爷都穿着布鞋，自己还穿着草鞋。他有点紧张，两只脚互相搓来搓去。他想，出门时应该换双鞋。应该穿胶鞋。
朱代普看见田单岭，愣了一下。
“你跑来凑啥子热闹哟。”他说，“我们在商议大事情。”
“我要参加你们的大事情。”田单岭说，“算我一个。”
“朱大爷，我们咋个不认得这个小伙子呢？”桑园镇的粪帮大爷何文模搓着手中的草纸捻，眼睛瞟着田单岭。
朱代普双手叉腰，站在阳光下。他的脑门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何大爷，刘大爷，古大爷，各位大爷，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过去的长工，田单岭。现在，他自立门户了，好歹也是生意人。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朱代普双手抱拳，向大家拱了拱手，然后对田单岭说，“你事先没有给我讲这件事情。”
“朱大爷，你也没有给我讲这件事情。”田单岭说。
“我不晓得你要来。”朱代普说。他的语气有点像一个长辈对晚辈说话。
“是我不好。”田单岭说，“我应该事先给你讲，我要来。”
朱代普点点头。“午时到了，我们开始吧。”他对屋檐下的各位粪帮大爷说，“大家都晓得，我红土镇的粪站是一个啥样的粪站。不说它财源滚滚，至少也可以说它是财源不断。我想晓得，各位大爷心里是咋样想的，想出好多价钱来盘下我红土镇的粪站。”
大家都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吸水烟。他们的腮帮子鼓动得更厉害了。
“我想呢，五百块钱比较合适。”近南乡的粪帮大爷古立山“噗”的一声吹掉烟管里的烟灰，细声细气地说，“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红土镇的粪站在这一带乡镇粪站中，算是比较大的。”红石镇的粪帮大爷刘仕真说，“朱大爷又经营得那么好，不能亏了朱大爷。我出六百块。”
“七百。”天顶镇的粪帮大爷郭篱潘竖起一根瘦骨嶙峋的食指。食指的顶端被烟熏得蜡黄。
“八百。”田单岭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看见大家依然坐着，又坐了下去。
屋檐下所有的脑袋都转向田单岭。
“你这个小子。”桑园镇的粪帮大爷何文模眯缝着眼，眼光从田单岭的头上的白帕子溜到他穿着草鞋的脚上，“你也想当粪帮大爷？粪帮大爷，是八百块钱就能够当上的？我出九百。”
何文模低头去吹纸捻，准备再吸一管水烟。这时，他听见田单岭说：“一千。”
一股气流从何文模的口腔冲出，正要把舌头推到嘴唇边，但这股气流突然失去了劲道，舌头也在半途失去了力度，没有猛烈地堵住嘴唇，也就没有吹燃纸捻。他咂了咂嘴，放下纸捻。“你英雄。”他说，“你英雄。我也来一千。再多一点，这件事情就闹得不像话了。你说呢，朱大爷？”
“各位大爷，还有没有人喊价？”朱代普说，“两个人都喊一千，我该给哪一个呢？”
屋檐下的粪帮大爷看着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
“这样吧，我来说两句。”朱代普说，“粪肥生意，和所有生意一样，是有规矩的。我们也按规矩来办这件事情。这里有半桶粪肥，你们看。”
朱代普走到粪桶面前。他的右手指着粪桶。
“我们当粪帮的人，讲的第一个字不是‘钱’，而是‘义’。”朱代普说，“俗话说得好，‘仁义仁义，你仁我义’。也就是说，要‘仁’才有‘义’。这个‘仁’，意思就是人和人之间要相互了解，相互敬爱，相互之间要有情义。有了了解，有了敬爱，才谈得上‘义’。现在，我们在这里说‘义’，不是你我之间的情义，而是你我与它之间的情义。‘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是我们的老祖先说的，说得很好。自古以来，粪肥都是庄稼的当家人，庄稼又是我们的当家人。没得庄稼，我们大家都不会站在这里了，早就睡在坟墓里头了。今天，承蒙大家看得起我朱代普，看得起红土镇的粪站，都想来当这个粪站的家，那么，我们就要尊重庄稼的当家人。现在，我们让它来说话。何大爷，田单岭，你们都想把红土镇的粪肥生意接过去，那就要从这里面来拿。”
朱代普先用左手挽起右手的袖子，再用右手挽起左手的袖子。他把右手插进粪里，慢慢搅了两圈。
“你们两个，哪个先来。你们要给我讲，这半桶粪肥，里面有没有掺泥沙，假若有，又掺了好多呢？”
朱代普从粪桶里拔出手，挨近地面轻轻甩了甩。站在旁边的朱老八抄起一个木瓢，从一个木盆舀水给他冲洗，然后拿出一块洋碱让他抹手。
何文模伸手在粪桶里拌了两圈。他抽出手，把沾在手上的粪汁甩在地上。
“里面掺了泥沙，至少有两成。”何文模沉着地说。他向朱老八走去，双手伸在朱老八手中的木瓢下面。
“莫忙，莫忙。”朱代普对何文模说，“午时已过，何大爷一定饿了。朱老八，你去给何大爷拿一个锅盔来。”
朱老八放下木瓢，到屋里拿出一个竹篮子，掀开上面蒙着的布。篮子里面躺着几个灰白色的面饼。
“孙记锅盔夹卤肉，红土镇的特产。”朱代普说，“中午，我给大家备了一桌薄酒，这孙记锅盔，就是其中的点心。这孙记锅盔，是镇西的老孙头的手艺。他用的面粉，是正宗的‘兵船牌’，不像我们镇上磨坊磨出的粉，粗拉拉的，连麦麸子都筛不干净。他用的猪肉，是用镇上馆子里的潲水喂大的，不像我们农村里喂的猪，吃牛皮菜和红苕长大，肉也是粗拉拉的。何大爷，你尝尝？”
朱老八把篮子递到何文模面前。何文模向后退了一步。
“朱大爷，你这是，开啥子玩笑哟。”何文模的脸突然涨红了。他又退了一步。
“那好，那好。”朱代普说，“待会，手洗干净了，到陈七的酒馆里再品尝。田单岭，该你了。”
田单岭伸手在粪桶里搅拌。沉重的冰凉的粪肥在手指间滑过，之间有些粗粝的杂物微妙地摩擦着手上的皮肤。他闭上眼睛，拇指和食指捏住一点粪肥捻了捻，细心体味了一会儿，然后抽出手。
“这里面的泥沙，至少有三成。”田单岭说，“我说得对不对，朱大爷？”
朱代普的下巴对着朱老八扬了扬。朱老八把篮子端到田单岭面前。田单岭伸出沾满粪汁的右手，用拇指和食指卡住一个锅盔的边缘，送到嘴边，一口咬下去，咬出一个半圆形。他慢慢咀嚼，咽下去，再咬一口，咬出一个“山”字形。
“好锅盔。”田单岭说。他一口一口地咬锅盔，把一个圆圆的锅盔啃得只剩月牙形，牢牢地卡在沾满粪汁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
屋檐下的粪帮大爷全部愣了。他们一起停止吸水烟，默不作声地盯着田单岭的右手，阴燃的纸捻在他们的手指间袅袅冒青烟。
朱代普双手抱拳，向田单岭拱了拱手。
“你跟了我这么些年，现在能够自立门户了。”朱代普说，“你有出息了，我也放心了。”
朱代普对朱老八扬了扬下巴。朱老八赶紧用木瓢舀水给田单岭洗手。
“各位大爷。”朱代普说，“今天，大家都看到了，田单岭这个后生，和粪肥有缘。他说，这桶粪里面掺了三成泥沙。他说对了。他吃了孙记锅盔，他不嫌弃手上的粪是脏物，他做对了。锅盔是粮食，是今生的粮食。大粪也是粮食，是前世的粮食。它们都是粮食，就没得贵贱之分。这和做生意是一个道理。做生意，就是和人打交道。和人打交道，也没得贵贱之分。他懂这个道理。懂道理的人，是好打交道的人。好打交道的人，就是一个好的生意人。我愿意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想，把红土镇的粪站交到他的手里，各位大爷不会怪罪我老朱吧？”
屋檐下的粪帮大爷都在点头。他们纷纷起身，向陈七的酒馆走去。
红石镇的粪帮大爷刘仕真走在朱代普身边。
“看来，我们都是老朽了。”刘仕真说，“既然后生可畏，朱大爷你为何不把粪站留给自己的公子？”
“假若我的儿子是田单岭，我睡觉也踏实了。”朱代普说，“可惜，我的儿子是朱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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