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来到红土镇，她都要去儿子田单岭的杂货铺里看一看。她第一次来到这个杂货铺，是儿子领她来的。那一天，儿子用开店赚的钱给她做了一件丝绸衣服，她扇了儿子一个耳光。她以为这钱是偷来的。从来没有挨过她耳光的儿子在流泪之后对她说，这钱是他赚来的，他已经在红土镇上做起了生意，从东家手里买下了红土镇的粪站，还开了一家杂货铺。那一天，儿子把她带到杂货铺，那是镇东头的一间屋子。她看见铺子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正在打算盘的老头子。他像是城里人，穿一件长衫，头上戴一顶黑色的呢子礼帽。儿子对她说，这是刘若木老大爷，是粪站和杂货铺的股东。
田莲花不喜欢这种感觉。她不知道股东是啥东西。那个刘老头子从柜台后面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把手伸到她的背后，她吓了一跳。刘老头子把她背着的背篼取下来，放在柜台上，请她进屋坐。她迟疑地迈进那间屋子，屋子里货柜放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旧瓷碗，铜香炉，狐狸皮，洋碱，盐巴，胶鞋，还有几匹洋布。这个情景让她感到不自在。儿子是一下力人，他到山下的红土镇当长工，拉着粪车在街上走，当他过一段时间回家时，会给她带一包红糖，有时是两个肉包子。田莲花觉得，这才是她的儿子。现在，儿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在他不再拉粪车，成了一个东家，坐在店子里卖东西，还给她带回一件丝绸衣裳。她不习惯。那件衣裳太轻太软。
那一天，儿子和那个刘老头子陪她在镇上一家酒馆里吃饭。在饭桌上，她很少说话。她总是很少说话。她一说话，那浓重的北方口音总会引来旁人惊讶的眼光。桌上的菜很多，多得让她心痛。她想起在家里给儿子煮野兔肉的情景。那是儿子从野外弄回来的。她还把煮兔肉的汤给儿子煮洋芋，汤里放了盐，儿子喝汤时，额头上会出汗。现在，儿子在桌子上给她摆了这么多菜，有白斩鸡，咸烧白，回锅肉，干烧鱼。他先给自己碗里夹菜，然后和刘老头子碰杯，动作非常自然，额头没有出汗。现在她才明白，儿子一直都很能干，而且，他变了。他正在离开自己。
从那以后，儿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带给她的东西越来越多，有衣服，布鞋，棉被，搪瓷盆，还有白糖，大米和腊肉。田莲花经常坐在屋外的那块石头上，看着山下的红土镇。当年，她跟着丈夫田大方第一次回到这里，就坐在那块石头上看着山下的红土镇，她还记得，那是一个黄昏，一条河流在红土镇外面闪亮，后来她知道了，那是楠江。
慢慢地，田莲花到红土镇赶场，也到儿子的杂货铺里坐一坐了。儿子总是很忙，他要守着粪站的人把粪肥挑上船，还要到城里进货，有时还要和刘老头子在那间屋子里算账。儿子不识字，刘老头子拨弄着算盘珠子，用毛笔在本子上写字，儿子就在一边看着。田莲花几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每看到一次，她就感到儿子远离了自己一步。
有一次，田莲花到红土镇，没有看到儿子。那个刘老头子坐在店铺里。他热情地把田莲花迎进屋里，对她说，田单岭到远方做大生意去了，做完生意就回来看望她。田莲花心里泛起了一丝酸楚的滋味。儿子出远门，也不对自己说一声。她转身就走，回到山上自己的家。
到了下一个场期，田莲花来到儿子的店铺。那个刘老头子不在，一个小伙子坐在柜台后面守店子。他从柜子下面拿出一个包袱，交给她。他对她说，这是田老板托人带回来，专门带给她的。
这个包袱不大，沉甸甸的，用一块旧的土蓝布包着。田莲花回到山上的家，把包裹放在桌子上，解开包袱的结，里面是一层泥土色的卡其布。在卡其布里面，还有一层红丝绸。她解开丝绸，一堆金手镯、金项链和玉石手镯叮叮当当地散开。
田莲花吓了一跳。这是一些值钱的东西。她的手从来没有摸过金子。她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河边帮别人洗衣服，她把洗好的衣服送到大户人家时，总是低着头。大户人家的女人收了衣服，伸手递给她铜钱。她们的手腕上，往往滑动着一个金手镯，或是一个玉镯子。现在，面对一堆有钱人家才有的金子，她不知道怎么办。在她的意识里，金子一直都是别人的东西。这堆金子是儿子带给她的，但她没有属于自己的感觉，也不知道把它们放在哪里。她的屋子太破烂，太黑暗，墙角那个粗糙的木柜放了几斤大米，还有两块埋在糠里的腊肉，那是家里最贵重的东西，留着过年吃的。柜子里还放着丈夫田大方卖艺时用过的大刀、双节棍和铜锣，她给儿子买的木头和竹子做成的蝴蝶也放在那里。田莲花把金子包起来，放在大刀旁边，又取出来。她觉得放在这里不合适，又不知道什么地方合适。她把这包金子塞到灶房旁边一个土洞里。这是儿子几年前掏耗子洞时挖出的一个窟窿。她用脚踢了一些泥土掩住洞口，抓了一把柴草盖在上面。
田莲花继续下山赶场。每次到儿子的店子里，都没有看见儿子。那个店子还在做生意，由两个伙计照管着。有时，刘老头子也在店子里，他经常从城里到红土镇收账，看管红土镇的粪肥生意。田莲花只想看到儿子，但每次儿子都不在店子里，也不在粪站码头。有一次，刘老头子给了她一张照片。那是儿子的照片，巴掌大小，上面是儿子的头像。他瘦了一些，脸上长出了淡淡的胡须。儿子的眼睛盯着她，脸上好像在慢慢展开笑容。田莲花的手微微发抖，她捧着照片回家，把照片嵌在一面玻璃镜子的后面。
有一天，田莲花在山上砍柴时，被一根带刺的藤条划伤了脸。回家后，她拿出小镜子查看脸上的伤口，吓了一跳。她的头上长出了许多白发，一下老了好多。她翻过镜子，儿子在镜子背面看着她，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当她下一次下山到红土镇时，儿子的杂货店关门了。那一天，街上有很多人，他们手里拿着小旗子，边走边摇晃，还大声叫喊。他们在庆祝乡村农民协会成立。田莲花知道，单岭堡也成立了乡村农民协会。有一天，有人来敲她的门，叫她到单岭堡的张家大院开会。当时，单岭堡的许多人都聚集在张家院子的院坝里。这些四川人讲话太快，田莲花大部分都没有听懂。其中有两个穿黄军装的人，他们是主持会议的人，他们用北方口音讲话，她完全听得懂。她从他们的讲话中知道，国民党政权垮台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带领大家在会上喊口号，“砸碎旧乡保制度！”“一切权力归农会！”他们还讨论怎样让地主减租退押。这北方口音让田莲花想到了过去不愉快的日子。她悄悄走出这个热闹的院子回家。现在，她又在红土镇看到这些兴高采烈的人们。她避开他们，来到儿子的店子。
店子的木板门紧闭。田莲花凑近门板，从缝隙向里面张望。里面一片漆黑，她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时，有人在她身后说话。
田莲花转过身，看见几个人站在街道上。他们手里拿着小旗子，盯着她。他们的胳膊上戴着红色的袖章，上面写了几个黄色的字。
“你在看啥子呢？”一个梳着分头，穿着皮鞋的人问。
田莲花不作声。
“我们朱主席在问你呢，你咋个不开腔呢？”另一个人说，“这个店子是黑店，是土匪头子田单岭开的，是一个销赃的店子。我们农民协会已经把它查封了。”
田莲花听不太懂他们说些啥。但她听清楚了“土匪”“田单岭”几个字。她下意识地按了按手中的小包袱，迈下街沿，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目送着她离开。
“朱老八，我感觉她像一个人。”朱世昌说。
“像哪个？”朱老八问。
“像田单岭。”朱世昌说，“田单岭像她。”
两个人一齐注视田莲花的背影。她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她一直走到单岭堡，回到家里，关上门。她扑在床上，眼泪这才流出来。
在这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屋子里，田莲花哭了一个下午。她的头很晕。她靠在床头，手里拿着小圆镜。她看着镜子背面儿子的照片。他现在盯着她，一丝微笑慢慢浮现在眼角。田莲花一直看着儿子。玻璃窗外的天慢慢黑了下来，但她还是能够在黑暗中看见儿子的脸，他像黑暗中的月亮。她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后来睡着了。
田莲花梦见了自己的儿子。在梦见儿子之前，她梦见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她家门外那条路。她沿着这条路走到红土镇，从码头旁边拐上一条石板路。她走上这条石板路。石板路爬上一座山坡，又折向一条小溪。小溪上有一座石桥，桥头有一家茅草屋，屋外拴着几匹驮着煤炭的马。它们摇着尾巴，把嘴巴伸进套在颈子下面的饲料袋里吃草料。在茅草屋宽宽的屋檐下，摆放了两张小方桌，几个缠着白头帕的人围坐在方桌边，手里端着饭碗，正在用筷子往嘴里刨碗里的帽儿头（在碗里盛得冒尖的白米饭），头上冒出热腾腾的汗气。一个穿围裙的妇女走出来，红通通的双手在围裙上擦着，对她说：“大娘，歇歇脚，吃碗帽儿头再走嘛，五分钱一碗，咸菜不要钱。”
田莲花不搭腔，低着头赶紧走过去。她走上山坡，感到脚下有点痛。她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抬起脚。鞋底磨出了一个小洞，她抽出脚，发现脚掌上有一个水泡。还没有走多远，脚上就起了水泡。她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想找一根针穿在头发上，刺破水泡的皮，把里面的水引出来。她在身上左找右找，没有找到针。她从身边一棵酸枣树上掰下一根刺，轻轻扎进水泡。一阵刺痛从脚掌上传来，田莲花痛醒了。她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
她闭上眼睛，又睡过去，继续做梦。她梦见自己还是在那条石板路上走。她走到一条河边，走过一座浮桥，来到一座城市。她从来没有到过这座城市。城市的街面很宽，却没有一个人。两边的屋子的门开着，里面也不见一个人。田莲花顺着冷清的街道向前走，她走到一个广场上。她看见儿子了。他穿一身黄军装，手里拿着一支步枪，正在广场上走来走去。他一转身，也看见她了，便向她走来，越得走近，脸上就越笑。这时，一声枪响传来。田莲花眼前闪过一道白光。她再次醒了过来，天亮了。
田莲花发现，捏在手中的小圆镜滚落到地上摔裂了。她把镜子揣在怀里，把一个瓦罐里的麦粉全部倒在瓦盆里，和上红糖水，揉成面团，在案板上擀成一个又一个面饼。她烧了一锅水，把面饼塞进灶膛里的柴灰里。她把锅里的热水舀进一个木桶里，掺上冷水，洗了一把澡，灶膛里的面饼也烤熟了。她用火钳把结了硬壳的面饼夹出来，拍掉上面的柴灰，装进一个布袋，从针线奁里找出一根针，别在衣襟上。然后，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只木头和竹子做成的蝴蝶。
这只蝴蝶是几年前她给儿子在红土镇买的。蝴蝶的翅膀是薄薄的竹片，尾巴拖着一根长长的细木棍，肚子下面有两只木头做的小轮子。如果捏着木棍在地上推，蝴蝶就会使劲扇翅膀。当年，她给儿子买下这只蝴蝶，儿子一次也没有在地上推过。他说他已经是大人了，不耍这种东西。田莲花把这只蝴蝶放在柜子里，一直没有拿出来过。她拿着这只蝴蝶站着发愣。儿子小的时候，她经常捏着儿子的两只小手，玩一种古老的游戏——她把他的两个食指尖碰在一起，又突然分开，嘴里念道：“虫虫——飞！虫虫——飞！”儿子总是被逗得哈哈大笑，但她却感到心酸。当时，她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儿子长大了，会像一只虫子变成蝴蝶，飞走，离开她。现在，儿子真的像一只蝴蝶飞走了，停留在梦中的一座城市里。
田莲花把一件换洗衣服和装烤麦饼的布袋打进一个包袱里，用家里的旧铜锁锁上门。她用镜子照了一下自己。在有裂纹的镜子里，她看见自己脸上的皱纹更多了，头发也白了一大半。她把镜子揣在衣兜里，上路了。她走过院子，沿着小路向山下的红土镇走去。
她在白天走的路，与梦中走的路是一样的。她走到红土镇的码头，看见了那条石板路。平时她赶场时，没有注意到这条路。她走上这条石板路。石板路爬上一座山坡，又折向一条小溪，和她在梦中走过的路一样。小溪上的石桥头，真的有一家茅草屋，屋外拴着几匹驮着煤炭的马。它们摇着尾巴，把嘴巴伸进套在颈子下面的饲料袋里吃草料。在茅草屋宽宽的屋檐下，摆放了两张小方桌，几个缠着白头帕的人围坐在一张方桌边，用筷子往嘴里刨手中碗里的帽儿头，头上冒出热腾腾的汗气。一个穿围裙的妇女走出来，红通通的双手在围裙上擦着，对她说，“大娘，歇歇脚，吃碗帽儿头再走嘛，五分钱一碗，咸菜不要钱。”
田莲花感到饿了。她迟疑了一下，摸了摸衣兜。里面的小布袋里有两块七角钱。她坐在一张方桌边，要了一碗帽儿头。穿围裙的妇女把饭端给她，还端来一碟咸酸萝卜，一碗白开水。田莲花就酸萝卜吃完了饭，喝了那碗开水。她摸出小布袋付钱的时候，手指触到了衣兜里的小圆镜。她发现，镜面碎裂得更厉害。在这面布满蜘蛛网一样裂纹的镜子里，她看见自己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头发也全白了。她翻过镜子，儿子的脸有了变化，变得模糊了，好像正向一团雾里消失。
田莲花向坡顶走上去的时候，那种疼痛感来了，它在脚底隐隐作痛。到了坡顶，她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抬起脚。鞋底果然磨出了一个小洞，脚掌上有一个水泡。从衣襟上取下那根针，拔下一根头发穿在针眼儿里。她用针尖刺破水泡的皮，把里面的水引出来。她想起多年前自己跟随田大方到单岭堡时，脚上也打了水泡，是田大方用这个方法给她减轻疼痛。她试着把脚踩在地上，真的不那么痛了。
田莲花从这座山坡走下去，石板路拐过一片竹林，前面是一块又宽又长的平坝。平坝两边都是山坡，山坡下有一些农舍。平坝上有许多水田，石板路就从水田穿过。田莲花在梦里没有见过这个地方，她明白，自己在梦里用酸枣刺破水泡时痛醒了，梦被中断了一截。她沿着石板路向前走，走向梦中没有见过的地方。她走过了陌生的平坝，石板路又爬上前面一座山坡。这时，天快黑了。
田莲花看见路边有一处洼岩腔，岩腔上面突出着一块屋檐一样的宽大岩石，岩腔壁供奉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塑像，一个陶香炉里燃着几支线香。岩腔的地面上有一个石桌，几个石凳。天黑尽了，田莲花坐在一个石凳上等待天亮。
天亮后，田莲花吃了一个烤饼。她把其余的烤饼检查了一遍，还好，烤饼没有碎裂。这是她带给儿子的。儿子喜欢吃北方食物。烤饼是他最喜欢的。没有红糖的时候，她就在山上拔思茅草根，把它放在两块石头中间压榨出奶白色的汁液，调在麦粉里做成饼子烤熟。这是儿子最喜欢吃的东西。
田莲花翻过这座山坡，就看见了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浮桥。浮桥那一边就有城市的房子了。这一段路，她能从梦中回忆起来。她走过这座浮桥，进入城市。她在梦中到过这座城市，所以沿着一条宽阔的街道向前走。和梦中情景不同的是，街道上有许多人，他们向一个方向走去。田莲花知道，他们正在走向那个广场。她跟着他们走到广场，广场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她没有看见儿子。她只看见了一个高大的物体。被一块红布蒙着。在这个东西前面，站着几个穿军装的人。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个铁皮做的喇叭筒，大声喊话。这种喇叭筒她在红土镇见过，那些游行的人里面，就有人拿着这种喇叭筒领头喊口号。那个拿喇叭筒的人大声说话，他说的是北方话，田莲花听得明白。他说，今天是楠江县城解放两周年的日子，也是无名烈士雕像揭幕的日子，全县人民都来参加这个集会，很有意义。参加今天揭幕仪式的有楠江专区、楠江市的领导同志，楠江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有全市各区的领导同志，还有各界人士代表。应邀出席揭幕仪式的还有无名烈士雕像制作单位楠江县立师范学校的领导同志。
那个人拿着喇叭筒，说了很多话。田莲花站在人群里，不知道怎么办。她的周围挤满了兴奋的人群，她把手放在衣兜里，紧紧握着小圆镜。这时，那个人讲完话了，他和站在红布物体前的人一起转过身去，各自拉住一根绳子。他们把绳子往下拉，红布慢慢滑落下来，露出一个黑色的人头。田莲花突然发出一声叫喊，但很快就淹没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她的手一下就把镜子捏碎了，玻璃扎在她的手心里，她没有感觉到疼痛。红布完全滑落在地上，一尊雕像站立在那里。
田莲花迈动脚步向前走，但她走不动。人群有点乱了，他们在飞快地说四川话，田莲花听得懂其中的几句，他们在说自己儿子的名字。他们在说，田单岭，土匪。有些人在笑。刚才把红布拉下来的几个人不见了，田莲花努力向前挤，她终于挤到儿子面前了。
儿子站在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手持一支长枪。他的脸上带一点微笑，眼睛看着前方。广场上的人群越来越乱，有的人散开了，有的人围过来，向雕像吐口水。田莲花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她又冷又乏，身子一歪，倚在雕像的石头底座前。她感到一阵暖气从石头透过背上的衣服传过来。儿子小时候，她背着他干活时，就会感觉到这样的温暖气息。
田莲花的眼睛半闭着，享受这温暖的时光。她听见有人在她旁边说：“好怪，去年在这里宣布敲田单岭的砂罐（枪决），现在他又变成木头站在这里了。”
“有鬼了。”另一个人说。
温暖的泪水从田莲花的眼角流出来。她把捏碎的镜子从衣兜里拿出来。镜子的玻璃掉光了，玻璃碴儿把她的手掌扎出了血。她从镜子后面的玻璃碎片里取出照片，举到眼前端详。在路上的时候，儿子的脸变得模糊不清，现在却很清楚。他正在微笑。她看着儿子，脸上也慢慢浮出微笑。然后，周围的声音渐渐远去，她闭上眼睛，沉向深深的黑暗。
林译苇想象着几十年前在这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广场是人们集会的地方，是城市中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的空间。在许多地方，广场也是公审犯人的场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楠江广场就公审过许多犯人，田单岭是其中之一。当年田单岭在楠江县城和刘若木做生意的时候，到这个广场闲逛过。他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从这里去另一个世界。
那一天，在楠江这条河流上发生的事情，把田单岭从河边推到了这个广场上。林译苇想。
袁桂花拿着竹耙，拉开房门，准备到后山坡的松树林里耙松针。她听见河流的上游响起了枪声。
这几天，这里经常响枪。袁桂花拿起放在屋檐下的竹背篼，背在背上，走向屋后的山坡。
山坡上有一个旧山寨，名叫“天成寨”，早已没有人居住，除了一圈寨墙，只有几间歪歪斜斜的土墙房子。山坡的小路很陡，路面长满青苔。袁桂花抓着路边的灌木丛枝条，从小路攀上天成寨的寨墙边，从一个被乱石堵塞了一半的寨门钻进去，来到寨子里面。
寨子里长满松树。现在是冬天，每当风吹过松林，一些松针就掉下来，在地上积成薄薄的一层。袁桂花把红褐色的松针耙成一堆，放进背篼里压实。她耙了满满一背篼松针，把它背在背上，来到寨墙边，正准备钻出窄小的寨门，她听到一种声音。
这是一个人走路的声音。她听见了喘息声、手指抓住灌木枝条的拉扯声和脚底踩在青苔地面的轻微咯吱声。她全身一阵发凉，身子本能地向石头寨墙靠去，没想到自己背着背篼，背篼撞击在墙上，发出一声清晰的“咔嚓”声响。
寨墙外面的声音一下停止了，袁桂花身上的冷汗也沁了出来。她用手捂住嘴巴，把一声喊叫压了回去。她呆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过了好久，外面再也没有声音，她却感到头顶上有响动，抬头一看，身后的寨墙上站着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那是田单岭。袁桂花认出了他。他可能是从寨墙爬上来的，胸前有一大片绿色的污渍。他的右肩有一片血迹。他也认出了袁桂花，把手枪插进腰间，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很累，低着头喘了几口气，抬起头来看着她。
“我想起来了，你就住在坡下的河边。”田单岭说。
“嗯。”袁桂花点点头，“有人在追你？他们打了你？”
“是八娃。”田单岭说。“他们的船好多哟，岸上也有他们的人。他们人多枪也多，我们打不赢他们。”
“八娃？”袁桂花说，“是哪家的兄弟，这么凶？”
“不是哪家的兄弟。”田单岭说，“是八路军，现在他们说自己是解放军。他们到乡下抢大户人家的粮食，用船运走。我们去打船，没有打赢。”
“你家的粮食也被抢了？”袁桂花问。
“没有哇。”
“那你为啥要去打八娃？”
“我现在是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一中队队副，我当然要打八娃。”田单岭说。
“他们把你打伤了？”
“这里挨了一火（一枪）。”田单岭扭头看了一眼右肩的伤口。刚才他听到寨门里面有响动，就从寨墙上攀爬上去，扯动了伤口，痛得更厉害了。
“我给你看看。”袁桂花说。
田单岭扭身把肩头斜过来，拉开衣领。袁桂花看见他的肩头有一道血糊糊的沟槽。血正在慢慢渗出来。
“皮肉伤，没得事。”田单岭说。
袁桂花放下背篼，用尽全身力气，在墙脚的泥土里拔出一把蕨草。蕨草粗大的根茎附着一层湿漉漉的金黄色茸毛。她把茸毛一点一点扯下来，填在田单岭的伤口上，用手指轻轻压平。
“隔一会儿，它就不流血了。”袁桂花说。
昨天，林译苇又找出了《楠江剿匪回忆录》，这是当年参加征粮剿匪的人撰写的回忆文章。晚上回家后，她读了其中几篇，把其中《楠江血战》摘抄了一部分，作为小说的背景资料：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西南军区后勤部要求楠江县调集三百吨原糖供应重庆、武汉等城市的春节市场，以及为第十八军进藏做物资准备。楠江县组织了三十六条十吨级的单桅大木船装载原糖。运糖船队将沿楠江而下，在泸州进入长江。此去水路泱泱，情况十分复杂，军分区特命侦察连派出一个加强排随船保驾护航。
加强排排长古康把船队分为前中后三组，每组间隔两百米，各配一个班和一挺机枪，每挺机枪配四箱子弹，中间一艘船配备一门六〇迫击炮，有事可以互相支援。
从楠江到重庆有二十四个码头，三十六个滩口，八十一个大弯，六百里水路，两岸多为山丘，地形复杂，匪特经常出没，随时会打埋伏。
古康派一个班带一挺机枪在岸上步行，既可提前发现情况，又可以抢占有利地形。船队拉紧拉短一点，头一艘船放一个班探路，最后一艘船放一个班掩护。
船队出发后，便碰到沿途的土匪暴乱，九天行程，竟打了十六仗，子弹几乎耗尽，战士船工伤亡七人，庆幸的是，糖没有损失一斤。
田单岭的队伍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被击溃的，林译苇想。那天，他接到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的命令，到楠江边的七家岩伏击解放军的船队。这个命令是由一个挑货郎担的人送到高峰砦来的。
当时，田单岭正在厨房里守在灶门前烤火。他在灶膛里的柴灰中埋了一个洋芋。
当他在等待洋芋烤熟的时候，在砦门前值勤的杨老四跑进来，把手里捏着的一张纸伸到田单岭面前。
“啥子事？”田单岭问。
“田老板，总队来了命令。”杨老四说。
“进门为啥子不喊报告？”田单岭乜斜着眼睛，在那张纸上扫了一下，“我们现在是军人，不是土匪。我现在是队副，不是老板。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这个，你要弄清楚。”
杨老四退出厨房，站在门口，胸脯一挺，大声喊道：“报告！”
田单岭用火钳从柴灰里刨出洋芋，在两只手里颠来颠去，一边拍去沾在上面的柴灰，一边用嘴吹气。
“进来。”田单岭边吹气边说。
杨老四将手一伸，把纸片递到田单岭面前。
“念。”田单岭说。
杨老四伸直双臂，把这张纸片绷得平平整整，一字一句地念道：“命令：
地方武装自卫总队一中队队副田单岭：
据探，楠江方面共军将组织船队于十八日经楠江到泸州至重庆，命令你部速达七家岩构筑工事伏击，务必阻断共军船队去泸州。
此令
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队长陈锡周
十二月十七日”
田单岭把洋芋的皮一点一点剥去，在盐罐里蘸了一些盐，一口一口吃下。他拍了拍双手，对杨老四说：“叫上兄弟们，集合，出发。”
田单岭的队伍就这样下山了。林译苇想象着当时的情景。这支队伍总共就十来个人，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平时只会打家劫舍，他们不会稍息、立正，不会挖掩体，不会组织火力，他们扛着步枪，揣着手枪，到河边去伏击一支船队。
那条河流，田单岭在儿童时代就在山上的家门口注视过它。他的童年记忆是杂乱的，童趣和穷困交织在一起，被山野的风带到四面八方。有时，他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看这条河流，他看得见河流上的黑色小点子在移动。后来，他晓得了，那是河上的船。当他多年以后，乘坐这些船运送粪肥到楠江城里去时，他还在船上回望过高山上自己的家。他看不到自家的房子。从远处看，房子太小，被山上的树林遮挡了，他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他只晓得大概位置。从河流上看去，他能够看见村头那几棵黄桷树，但树冠的形状也变了，不是他在树下看到的模样。它们和山上的其他树木混在一起，田单岭还是能够认出来。每次他乘船经过这里，都要向山上短暂一瞥，然后看着前方的河面，用手把着船舵，把粪肥运到楠江城里。他在红土镇收购了许多皮毛、木耳和金针菜，他把它们装在船上，运送到城里的“四源山货店”。他乘着帆船在楠江上往返，皮肤被太阳晒黑，个子越长越高，见识的人也多了。他的微笑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每当他笑的时候，两个嘴角一起上翘，现在，他笑的时候，只有右嘴角上翘，脸部不知不觉就扭歪了。后来，他上了高峰砦，有时也乘船到城里。在尾部的船甲板下面，有一个小船舱，平时用来养几条从河里捕捉到的岩鲤和鲶鱼，田单岭用它来存放瓷器、皮毛和古玩。这些东西，有一些是他在自己开设在红土镇的杂货店里收来的，有的是他的兄弟伙在大户人家里拿来的。他把它们运到城里换钱。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条河上会子弹横飞，硝烟漫天。
林译苇想象着几十年前在楠江边发生的一次短促的战斗。田单岭和兄弟伙扛着枪来到七家岩。这是一座临河的山崖，楠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河水长年冲刷崖壁，裸露的崖壁没有树木，只长了一些杂草。田单岭一行人稀稀拉拉地爬到这座山崖上。
田单岭站在山崖的顶端，看着下面的河流。风很猛烈，河面被吹得起皱纹。是上河风，田单岭想起自己过去在河面上行船时，最盼望上河风。楠江城在红土镇上游，每次去楠江城，假若没有上河风，帆船的帆就鼓不胀，有的时候，就要上岸拉纤。田单岭经常拉着纤绳在河岸上走。他的背脊曾经被毒太阳晒得掉皮，他的肩膀曾经被纤绳勒出一道道血红的印痕。现在，他站在高高的山崖上，看着河面，看着下面的河滩。有一次拉纤的时候，他在下面的河滩上滑了一跤，右腿被石头擦得血淋淋的。那时，他还在朱代普家里做长工，朱代普拎了半瓶麻油到田单岭的房间，放在桌子上，要他用麻油搽伤口。他第一次看见朱代普这样大方。
山崖顶长满丝茅草，有一些石头散乱在草丛中。田单岭站在山崖边，听见有人大声喘气。他扭头一看，张矮子拄着他那七九式步枪站在身边。他伸着细瘦的脖子，鼻孔一张一合。
“老板，哦，队副，我们就站在这里打他们？”张矮子问。
“站着打？”田单岭说，“你想找死？我们要趴着打。我们趴在这里，他们不容易打着我们，我们容易打着他们。”
“就是，总队命令我们要在这里筑工事。”杨老四说。
“啥子是‘工事’？”张矮子问。
“工事就是掩体。”杨老四说。
“啥子是掩体？”张矮子问。
“你问我，我问哪个？”杨老四说。
“我们把这些石头搬到崖边，就可以了。”田单岭说，“只要挡得住子弹，就行了。”
“你说子弹，我想起来了，”张矮子说，“我这根火杆杆，只有七颗子弹了。枪里装了五颗，还有两颗，我放在裤子荷包里头的。”
“上次我们在砦子里面比武，你说你的火杆杆只打过七颗子弹，现在又说，只剩下七颗了。”周老五说，“你哄我们哟。”
“龟儿子才哄你们。”张矮子说，“我的火杆杆总共才十四颗子弹，几下打完了，我就用我的马牌手弯子打。就是不晓得这把手弯子打得远不远。”
“那你就崩一火噻。”杨老四说，“那些船肯定要在河中间过，你先崩一火，看一看，够不够得着。”
张矮子撩开衣襟，从腰带上抽出他的柯尔特手枪，拉了一下套筒，把子弹上膛。他平举枪身，把枪口对准河中央，开了一枪。
清脆的枪声很快就被风刮走了。大家一齐伸着脖子，看着子弹的落点。只见河面上激起一朵小小的水花，离河对岸还有一段距离。
“手弯子打不远。”杨老四说。
“那我不管。”张矮子说，“手弯子打不了这么远，你们不要怪我。反正我是开了火的。”
“你刚才不该开火。”田单岭说，“那些八娃可能会听到枪声。”
“听到了，又咋个？”张矮子说，“他们在水里，我们在岸上，是我们打他们，不是他们打我们。何况，他们是下水船，要想缩回去，也不得行了，只有挨我们的打。”
“你们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们来了。”杨老四指着河面说。
先是一艘船从远处的水面驶过来了。然后又是一艘船，后面还有一些船。
“妈哟，这么多船。”张矮子说，“长麻吊线的，哪里打得完？”
“总队的命令没有喊我们打完。”杨老四说，“只喊我们伏击，阻断他们，不让他们向前走。”
田单岭感觉到几滴温热的水溅到自己脸上。他抹了一下，手掌上出现了一片红色。他转头一看，张矮子像一个灰色的布口袋倒在地上，天灵盖被什么东西掀开了，血和脑浆溅得到处都是。
这时，他才听见了枪声。那枪声是从船上传来的。田单岭愣了一下，明白了，船上的人先开枪了。
“趴倒，趴倒！”田单岭挥手叫大家趴在草丛中，他也趴在一块石头上面，“大家集中火力，先打第一只船！”
周老五趴在地上，撅起屁股开了一枪。
“你往哪里打？”田单岭吼了一声，“张矮子死了。”周老五带着哭腔说，“是船上的人打死了他，他们的枪打得好准哟，这么远，都打中张矮子了。”
“我晓得！”田单岭说，“你快给老子打，枪口要对准船上的人！”
田单岭捡起张矮子掉在草丛中的步枪。他把子弹推上膛，瞄准船上。船舷上堆着一些麻袋，麻袋后面露出几个戴黄帽子的人头。田单岭开了一枪，一只麻袋冒了一小股烟尘。
田单岭感觉到胳膊肘压着的地面震了一下。几块石头碎片飞溅起来，一股硝烟味儿冲进他的鼻腔。随后，一连几颗子弹钻进他身边的泥土里，草皮迸开了。出现在河里的船越来越多，离山崖越来越近。田单岭看见船上的人在向这边开枪，一团一团白烟从船舷边冒出来，子弹不断打在山崖上。田单岭没有听见身边的人开枪，他回头一看，杨老四、周老五和几个兄弟伙都从山崖边沿退后几步，撅着屁股趴在草丛中。
“我们打不赢他们，他们的火力太猛了。”杨老四说，“等会儿，水把船冲到下游，他们就过了，我们就闪了。井水不犯河水，我看他们不得靠岸，我们也就不招惹他们了。”
“哪个再敢说闪，老子就不客气了！”田单岭瞄准船上一个戴黄帽子的脑袋开了一枪。那顶帽子飞到一边，脑袋不见了。这时，他听见一阵奇怪的尖啸，像有人站在半空中吹口哨。然后，山崖上发生了猛烈的爆炸，碎石和草皮乱飞。一个东西从空中砸在田单岭面前，他认出这是一只手臂。
“是哪个的手？咋个掉到这里来了？”田单岭大声问，向右边扭过头，看见周老五仰面倒在地上，浑身是血。他的左胳膊不见了。这只手臂套着的蓝色土布和周老五身上的衣服是一样的。田单岭这才明白，周老五的左手被炸飞了。
田单岭赶紧低下头，将步枪的准星对准一只船。他看见船上腾起一团箩筐大小的白烟，随后，他又听见那种奇怪的尖啸声。他抬头一看，天空里飞来一个小黑点。它飞快地落到几丈远的地上，猛烈爆炸开，山崖的地皮都被震动了。
“哎呀，不得了，八娃在船上打炮了！”杨老四说，“兄弟伙都遭了好几个了，我们怕要闪了才得行哟！”
田单岭瞄准船上麻袋后面一个脑袋开了一枪，也不晓得打中了没有。他拉了一下枪栓，一颗子弹壳跳出枪膛。他推上枪栓，把子弹上膛，又开了一枪。然后他再拉枪栓，再开枪。当他扣动扳机，枪身发出“咔嚓”一声空响时，他晓得，枪里的子弹打完了。他爬到张矮子身边，拍拍他左边裤兜，空的。再拍一下右边裤兜，有一件硬东西。他把它掏出来，是卡在弹夹上的两颗黄澄澄的子弹。他把弹夹卡在打开的枪膛里，把子弹压进弹仓，推弹上膛。
这时，一阵枪声从左面传来。一排密集的子弹打在他身边的岩石上。他听见一声惨叫，杨老四在草丛中翻滚了几下，不动了。田单岭看见左边山崖上冒出一团一团青烟，几顶黄帽子在草丛中晃动。他们在向这边开枪。田单岭搞不清楚，这些刚才还在船上的戴黄帽子的八娃咋个会出现在岸上。他爬到一块石头后面，掉转枪口，瞄准一个晃动的人头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他感到右肩头麻了一下，闻到一股硫黄味。他低下头，看见肩头在流血。
枪声越响越密集，噼噼啪啪，子弹密集地打在山崖上。田单岭把手中打光了子弹的步枪丢在草丛里，顺着山崖的一侧滑下去。他滑到河边，这样，岸上的人就打不到他了。他在河边的马桑丛中向前跑，船上的人向他开枪，但没有准头，子弹离他很远。
田单岭沿着一条小溪跑进狭窄的山沟，再从山沟的一侧向上攀登。他抓着草丛和灌木越爬越高。他在山沟的岩壁上向上爬，爬累了，他就抓住灌木休息一下，然后再爬。后面再也没有枪声和喊叫声，只有风在身边呼呼响。他浑身冒汗，仰头一看，前面出现了一堵布满斑驳苔藓的石头墙壁。这是天成寨。
林译苇想象着当年田单岭爬到天成寨的情景。她坐在办公桌前，用钢笔在一张纸上写字，让几十年前的生活场景在文字下面显形。她在描述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生存状态。她下笔描述一个时代的状况，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就描述了自己。
林译苇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家乡的汉川河边生活的情景。父亲在河滩上砸鹅卵石，她就待在父亲搭建的小棚子里。有时，她会跑出小棚子，到附近的溪沟里玩耍。她在那里遇到一个采药人。他是一个穿着蓝布衣服的中年男人，脸上留着浓密的络腮胡须。他背着一个稀眼竹背篼，里面盛着一些草药。他在崖壁上攀爬着，用镰刀剜下长在岩缝里和泥土中的草药，反手一丢，把草药扔进背篼里。林译苇站在下面看他，然后跟着他向上面攀爬。
“小妹子，你不要上来。你要摔下去的。”那个中年男人说。
林译苇一声不吭，抓住灌木枝条向上爬。她第一次体会向高处攀登的感觉。被太阳晒得温热的植物扎着她的手心，刺痒刺痒的。她的脚踩着岩石的泥土，有时往下滑一下，但她很快就稳住了身体。她爬到采药人的后面，停了一下，继续向上爬。她爬到崖壁的顶端，跑到崖壁的边沿，从这里往下面看。汉川在她的脚下流淌，她看见了父亲在河边劳作的身影。父亲坐在一堆鹅卵石中间，挥动铁锤，把圈在橡皮条里的鹅卵石使劲砸碎。她看得见他背脊上的汗水在太阳下面反射光线。
那一天，林译苇第一次站在高处看河流。这是全新的体验。她站在风里，看见河流在她眼前舒展开。河流在远方流过来，拐了一个弯，流经她脚下的悬崖，向远方流去。她的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奇异的感觉。她好像看见了平时看不见的东西。这种感觉一直留在她的心间，伴随她长大。后来有一天，她明白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看见了历史。
她站在高高的悬崖上，看着河流在眼前流逝，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的性质。时间像风一样，裹挟着一些事物的微粒飘向四面八方，其中包括人的思绪。当时，她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她只看到一些东西在她眼前移动和变幻——河流，风，父亲背脊上的汗，从远处飘来的各种细微的声音。这些东西像一些细小的颗粒，飘荡在时间里，凝结成另外的物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历史成分不会显示在书籍里，也不会呈现在大众记忆里，只会在某个人的意识里显形。后来，它们在林译苇的意识里显形了。带着这个意识，带着文字，林译苇在一个新的空间里穿行。
林译苇看见田单岭正在爬天成寨的寨墙。在某个历史片断里，一个右肩流血的青年爬上了一堵长满苔藓的石头围墙。他是一个俊朗的农村青年，背负着几个社会身份——商人、土匪和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一中队队副，这些身份就像汗水干了形成的盐渍沾在他身上，然后像盐溶于水那样，自然地融入历史的洪流，被冲刷到时间的深处。
田单岭爬上了天成寨的寨墙，遇见了大辫子姑娘袁桂花。
“现在，你到哪里去呢？”袁桂花问。
“我也不晓得。”田单岭说。
“你到我家去。”袁桂花说，“他们肯定在逮你，我把你藏起来。你就躲在灶房里，我在那里堆了很多松针，你可以在上面睡觉。”
历史实际是由无数细小的事物碎片组成的，林译苇想，但是，那些整理历史的人，那些试图再现历史的人，往往看不见这些柔软的、感性的、鲜活的碎片。林译苇曾看过一部名叫《意志的胜利》的纪录片。她还在百度里查找过介绍这部影片的资料：
电影开始时，浓云密布的天空衬托出德国的动乱景象，显示一个正等待创世主开天辟地的混沌世界。然后天空逐渐开朗，第三帝国的形象逐渐清楚起来。一架飞机穿云破雾时隐时现。陆地上的群众在仰望和等待。飞机终于着陆，舱门打开，希特勒从天而降，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纽伦堡，这座具有中世纪情调的都市，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国旗随风飘扬，汽车在人群中慢慢地向前驶进，最后是阅兵场的情景，大批装甲战车整齐地隆隆驶过。接着，银幕上出现字幕——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二十年，德国的苦难开始后十六年；新生的德国起步之后十九个月，阿道夫·希特勒再来纽伦堡，检阅忠实的追随者的队伍。
让林译苇震动的是那些欢迎的人群。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眯着眼，对着他们的领袖欢呼。现在，希特勒已经成为历史，那些欢呼的人们，他们早已以各种方式死去，历史书籍却很少提及他们的状况。他们是迷漫在历史里的尘埃，但他们曾在某种时间里鲜活过，用自己的人生组成了一些故事。在楠江的土地上，也是一样的情景。一些历史事件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字，印刷成书籍。那些黑白分明的文字犹如一张网，漏掉了太多的东西。那些东西在文字以外游荡，随风飘向任何地方。林译苇看见了其中的一些微粒，其中就有田单岭和袁桂花。他们就是由过去的生活片断构成的历史微粒，林译苇当年爬上汉川边一道溪沟的山崖时，就看见了这些微粒。现在，他们所经历的时光，在林译苇的眼里重现，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在林译苇眼里复原。他们站在一九五〇年的天成寨里面说了一阵子话，然后，田单岭就跟随袁桂花，回到她居住的房子里。这些情景，林译苇看得清清楚楚。
林译苇看到田单岭跟在袁桂花的身后，走下天成寨，来到袁桂花的房子面前。
田单岭在袁桂花的屋子里待了两天。他住在灶房里，睡在软和的松针上。松针散发出略带腐朽气息的香味。当他在黑暗中熟睡的时候，他受伤的肩膀陷在松针里，伤口不再流血，也没有发炎。早上，袁桂花进屋做饭时，他就坐在松针堆里，看着她把放在灶前的松针一把一把填进灶孔。她在锅里掺了一瓢水，烧开后，放了两坨红糖，打了四个鸡蛋在里面。她把煮好的荷包蛋盛在一只碗里，端到田单岭面前。在这一瞬间，田单岭打翻了她手中的碗，从腰间抽出手枪，对准门口。
从灶房的门，可以看见堂屋的门。堂屋的门外面有轻微的响动，好像有人在门外走动。门猛然被踢开了，一个影子闪进屋子里。田单岭开了一枪，那仅是一只箩筐。扔箩筐的人没有进屋，他在外面喊：“田单岭在屋子里！他有枪！”
刹那间，一阵猛烈的枪声响起，几颗子弹从灶房的窗子射进来，打在土墙上。田单岭左手一把揽过吓呆了的袁桂花，把她压在身下。他的右臂一阵疼痛。
“田单岭，田队副，我们已经把你包围了，你就乖乖地出来吧。”外面另一个人在喊，“你先把枪甩出来，再走出来，我们就好说。要不然，就不好说了。”
田单岭愣了一下。这是朱世昌的声音。他低头看了看袁桂花。她的脸色灰白，嘴唇直哆嗦。她看见田单岭盯着自己，轻轻摇了摇头。
“田单岭，你娃子也有今天！”朱世昌又在外面喊，“你给老子快出来。今天，你是跑不脱的了。我晓得，里面还有一个群众，她是袁桂花。是男子汉，你就把袁桂花先放出来。”
袁桂花在田单岭身子下面仰望他的眼睛，摇了摇头。
田单岭抱紧袁桂花，翻身一滚，滚到墙角。他双手抱着袁桂花腋下，把她提起来，让她靠墙边站好。
“你现在出去。”田单岭说。
“我不。”袁桂花说，“我不出去。”
田单岭把袁桂花推到门边，对着外面大声喊：“有人要出来了，不要开枪！”
田单岭把袁桂花猛地一推，将她推出屋外。袁桂花跌跌撞撞冲到外面，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她摔在地上，一阵枪声响起，子弹从她的头上飞过，射进屋子里。她大声哭起来。
“快过来，妹子，快过来！”有人在前面的田坎下面向她挥手。她认出来了，是红土镇的农协主席朱世昌，“你快跑到我这里来，不要被子弹打了。”
袁桂花趴在地上不动。她哭出了声。
“妹子，你快过来，我要丢手榴弹了，老子要炸死狗日的田单岭！”朱世昌说。
“不准乱扔手榴弹。”朱世昌旁边一个操北方口音的人说，“那房子一炸就塌，我们不能损坏群众财物！”
“要得，要得，丁连长，这颗手榴弹，我就不丢出去了。”朱世昌说，“那我们咋个把田单岭吆（赶）出来呢？”
“只要老百姓出来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丁连长说，“这个田单岭，他现在是被我们装在笼子里的野兽了，除非他插翅膀飞出去。”
朱世昌爬到丁连长身边，两只手肘支在地上，他的眼睛透过面前的野草向那幢茅屋看去。袁桂花还趴在屋前的地上哭。朱世昌对她招了招手，“妹子，你不要哭了，你慢慢爬过来，爬到我这里来。田单岭他不敢开枪打你。”
袁桂花还是趴在地上哭。这时，屋里发出一阵“咔嚓”声，屋顶有点塌陷的稻草鼓起一个包，那个包突然破裂了，一个人头冒出来，接着整个身子蹿出来，从屋顶跃上屋后的山崖。他在山崖上的灌木丛中奔跑，身上粘附的稻草纷纷掉落。
“是田单岭！”朱世昌大声喊，“他要逃跑了！”
“他跑不掉的。”丁连长拿过身边一位战士手中的步枪，瞄准山崖上那个在灌木丛中奔跑的身影开了一枪。那个身影弯了下来，向前冲了几步，倒在灌木丛中。
“打倒了，打倒了！”朱世昌从田坎后面爬起身，双手抱拳，对丁连长晃了晃，“丁连长，好枪法！”
袁桂花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地面的尘土被她呼出的气流搅起来，沾在她脸上，与泪水混在一起。她像一个刚从尘土里钻出来的人。
田单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受到公审。林译苇想象着当时的情景。那一次的群众大会和当时所有的群众大会一样，参会的人衣衫褴褛，瘦削的脸庞充满激情。他们站着，挥动手臂，呼着口号，眼睛盯着台上那些很快就会被枪毙的人。这一次，田单岭站在台上。那是一个砖砌的台子，有两尺来高，台面铺了一层用石灰、黏土和细砂夯成的三合土。过去，这个台子是民众集会的演讲台，平时是卖凉面凉粉的市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在楠江县发动节约献金运动，曾经在这个台子上做过动员演讲。当田单岭站在这个台子上时，已经是几年以后了。
田单岭的右手被绷带吊在胸前，左手被一根麻绳绑在身后。他与几个人站成一排，他们也是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的成员，他们都是在野外的枪声中被抓获的，其中有一中队队长童述之。他们的双臂都被一根粗麻绳紧紧缚在身后。童述之脸色灰白，两眼紧闭，田单岭站得端端正正，眼睛在人群里搜寻。他看见了袁桂花。她站在一群妇女中间，正呆呆地看着自己。那些妇女剪了短发，戴着黄布军帽，手里拿着彩色的纸做的旗子，上面写了字，但田单岭一个都不认识。不晓得上面是不是写着骂自己的话，田单岭想。袁桂花没有戴帽子，也没有拿小旗儿。他对她微笑了一下。
袁桂花还是呆呆地站着。她看见了田单岭的微笑，心里一下就轻松了不少。田单岭对自己笑了，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抓走的，但他没有怪罪自己，袁桂花的眼泪悄悄流下来。她从旁边一个女人手里扯过小旗，对着田单岭挥了挥。
一阵剧痛从田单岭的右肩传遍全身。四天前，他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伤，两天前，他从袁桂花的屋顶上冲到屋后的山崖上时，右边的肩胛骨又被一颗子弹击碎。八娃抓住了他，给他包扎了伤口，还敷了膏药，但他一直在发烧，头也很晕，站立很困难。但他站得很直。他清楚，这样站下去，自己会站不了多久。他现在想的，就是那些在台子上讲话的人早一点讲完，好送自己“上路”。他看见袁桂花在向自己挥小旗，在向自己微笑，身上的痛好像减轻了——那面旗子上的字，肯定不是骂自己的。
那天，田单岭最后的微笑一直留在袁桂花的记忆里。林译苇想象得出来，这个广场在一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年以后，袁桂花在这个广场上再次看到了田单岭的微笑。那是一尊雕像的笑容。田单岭变成了一块黑木头雕像，站在广场上。和上次一样，广场上有很多人。和上次一样，田单岭没有在广场上站多久。当红布从雕像身上拉下来，场面就开始混乱了。那个拿着铁皮话筒在台子上讲话的人开始骂人。袁桂花看见一些人拥上去，向雕像丢石头，砸它，对它吐口水。几个穿军装的人本来站在台子边上，现在，他们围住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推搡他。
那个书生模样的人，就是雕刻这尊雕像的人。刚才，袁桂花还听台子上那个拿铁皮喇叭的人说，这个人用两个月时间雕刻出了伟大的无名烈士雕像，很辛苦。现在，他们就开始打他了。袁桂花从人群中挤到台子边缘，看那几个穿军装的人把他推在地上，用脚踢他。
那一天，楠江城里的人都在谈论雕像的事情。林译苇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场面。
那几个战士把叶一峰推倒在地上，用脚踩他。
“这个土匪打死了我们的战友，你还把他当烈士！”一个战士从肩上卸下枪，用枪托向叶一峰腰间捣去。县立师范学校校长罗泰旭赶紧上前拉住那个士兵的手。
“同志，你给我住手！”罗泰旭说，“你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打人骂人。”
“老子今天偏要打他。”那个战士说。
“要说打人，你还没有资格。”罗泰旭说，“这个人是我的学校的教师，即便他犯了错误，也要由学校处理。你住手！”
叶一峰从地上爬起来，用衣袖擦鼻孔里流出来的血。
“你不要擦了，越擦会越流得多。”罗泰旭说，“你到河边去，用冷水拍拍后颈窝，再洗洗鼻子，然后回学校，听候处理。记住，要先用冷水拍后颈窝。”
叶一峰迈着僵硬的步子，向河边走去。袁桂花跟在他的身后。
叶一峰一跛一跛从广场穿过铜匠街，走到河边。他跪在河滩上，把右手浸在河水里沾湿，拍拍后颈窝，然后用双手掬起一捧冰凉的河水，吸进鼻孔，又喷出来。带血的河水洒进河里，被缓缓流淌的河水带走。叶一峰鼻子里的血不再流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
袁桂花远远地站着。然后她慢慢地走近他。她在河边的草丛中扯了一把艾叶，在水边的鹅卵石上捣烂。她把艾草浆捧在手里，站在叶一峰面前。叶一峰抬头看了看她。
“大哥，你用这个敷一下鼻子吧。”袁桂花说。
叶一峰扭过头，看着河水。那河水很清澈，河底的水草在水流中缓缓摇摆。
“大哥，我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帮啥子忙？”
“你把这草药敷在鼻子上，我就给你说。”
叶一峰接过草药，抹在鼻子上，还填了一些在鼻孔里，凉凉的，有一股药香味。
“我要请你帮我刻一块碑。”袁桂花说。
“什么碑？”叶一峰问，“哪个人的碑？”
“田单岭。”袁桂花说，“他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的朋友？”
“你在广场上，塑了他的像。”
叶一峰不说话了。他按了按鼻子上的草药，站起来。
“你要帮我刻那块碑。”袁桂花说，“我要把它安放在他的坟头。”
“你想在上面刻什么字？”叶一峰问，“他的坟在哪里？”
“他的坟在一个地方。你先不管这个，你帮我刻碑，我给他立碑。”袁桂花说，“我找了一块石头，今天晚上，我把它背到你住的地方来。你住在哪里？”
“我在学校住。”叶一峰说，“我住在师范校，楠江县立师范学校。就在上南街文昌宫。”
“我找不到那个地方。”袁桂花说。
“那，你把石头背到这里来。”叶一峰说，“半夜，我在这里把字刻在上面，明天，你把它背走。”
“那是一块白石头，很好认的。”袁桂花说，“我把它背来，就放在这里。你刻完了，就埋在沙子里，我再背走它。”
“你要背到哪里去？”叶一峰问。
“埋他的地方。”袁桂花说，“去年，他们打死了他，没有人给他收尸。是我把他埋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我晓得。”
那天晚上，叶一峰用錾子在一块平滑的石头上刻字。这块石头不大，一尺高，半尺宽，他在上面刻下了“田单岭之墓”这五个隶书体大字。林译苇想。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这天，叶一峰在深夜的河边刻石碑，河面微弱的反光给他提供了原始的照明。那时的城市灯光主要由油灯构成，一到深夜，亮灯的人家寥寥无几。那一天是农历的冬月初四，天上没有月亮，但河面把星星微弱的光线反射到河边，叶一峰借着星光，在石头上凿字。錾子敲击在坚硬的石头上，迸溅出一些火星。田单岭——这是三个抽象的字，是他朋友的名字。在雕刻无名烈士的时候，没有模特，他就把朋友的形象融入雕像里。他曾在高峰砦上给田单岭做了一个头像，头像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印在他的记忆深处。在乌木上雕刻一个人的头像时，那个头像好像早已藏在乌木里面，他要做的，就是用錾子去除包裹在他脸上的木质部分。他在雕刻无名烈士雕像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回忆田单岭的模样。田单岭的模样已经融化在他流动的意识里。因而，他不需要模特，他只想雕刻出一个有独特气质的男人，让他站在城市的广场上。就像他在贵都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艺术时，在画册上看到的欧洲广场上的雕像。他们有的骑在马上，有的站在柱子顶端。他们的身体结构准确，肌肉发达，五官精致，流露出一种难忘的气质。他在田单岭身上看到了类似的东西。与画册上的欧洲人雕像不同的是，田单岭是亚洲人，脸上的线条更柔和一些，但很俊朗。
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看，田单岭是一个标志性的亚洲男人。林译苇想。但他拥有农民或土匪的身份，把他放在社会之中，他就面目全非。叶一峰用錾子琢掉多余的部分，把他还原成一个人，却受到了社会的处罚。现在，他在河边刻一块碑，田单岭生动的形象变成抽象的文字，出现在这块石头上，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林译苇想，从鲜活到抽象。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无论怎样活，他都活了一辈子。然后他死了，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或留在一块墓碑上，完成社会赋予的一个人的意义。他刻完“田单岭之墓”这五个字，把它埋在沙子里，回学校去。他走在漆黑的城市街道上，感觉到手掌的疼痛正在远离自己。这样的疼痛已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它开始于自己雕刻这尊无名烈士雕像的时候，现在，这样的疼痛要离开自己了，很可能，自己是最后一次用錾子在石头或木头上凿刻出形象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手可能再也不会握着錾子或雕刻刀了。
叶一峰刻完石碑，从河边走到铜匠街。街上一片漆黑，他来到二二四号，轻轻拍木板门。他拍了好几下，刘若木在屋里大声问是哪一个，叶一峰回答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叶一峰把背在身上的徕卡相机取下来，交给刘若木。
“这部相机，你帮我保管。”叶一峰说，“假若以后我没有时间来取，你就当成你自己的东西。”
“我肯定会给你保管好。”刘若木捧着相机说，“我等你回来拿。”
叶一峰垂着双手，耸着肩头，慢慢走出铜匠街。他回到学校，刚走到寝室门口，就看见罗泰旭校长站在那里，他的身边还站着两个人，是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他们向叶一峰传达了连夜召开的学校党支部会的决议，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由于他在雕刻无名烈士雕像时用楠江县罪大恶极的土匪田单岭作模特，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停职检查，并移送楠江专署公安分处。
第二天早上，由几个持枪的战士领头，全校师生浩浩荡荡来到广场，那三头拉过乌木的黄牛也被牵了来。叶一峰跟在队伍的后面，他要亲手销毁自己雕刻的雕像。
队伍一到台子面前，就乱了。他们看见雕像的底座下面有一具尸体。那是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妇人的尸体。她僵硬地倚在雕像的底座旁，两只鞋底都被磨穿了一个洞，仿佛她在死亡之前走过了千山万水。
叶一峰走到她面前，心脏抽搐了一下——她的手里捏着一张照片，是田单岭的头像，那是他几年前在用徕卡相机在高峰砦拍摄的。他想不明白，这张照片怎么会到这个老妇人手里。他从她手里取走这张照片，对照着照片端详她的脸。那清瘦的线条与田单岭的脸庞在许多地方都重合。很有可能，她是田单岭的母亲。叶一峰想起来了，这张照片是他寄给刘若木的，以后有时间，向刘若木打听一下。但他清楚，自己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
物理教员邹志明把一根粗大的绳子打了一个活结，抛到雕像的头上，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一头黄牛脖子上的轭上。一个战士用枪托捶了一下黄牛的屁股，黄牛开始向前走。走了几步，拴在雕像和轭头上的绳子绷直了，它努力向前走，蹄子在坚硬的广场地面上打滑。它晃了一下身子，眼睛斜瞟了一下身后那个穿黄军装的人，低着头挣扎着向前走，绳子绷得咯咯响。那尊雕像慢慢倾斜，“轰”的一声倒下来，那支乌木雕成的枪断成两截。邹志明把绳子的一端结了三个绳头，系在三头黄牛的轭头上。三头黄牛拉着雕像，努力向前拽，学生们抱着一根又一根原木，轮流倒替垫在雕像下面滚动，雕像沉重而缓慢地向前移。
两个月前，楠江县立师范学校的学生把乌木从楠江里拉到广场上，现在，他们又把乌木做成的雕像拉到郊外。那是离城两里路的一座荒坡，是这座城市的刑场。荒坡上长满枯黄的芭茅草，坡上方是一座灰黄色的悬崖，这里历来是处决犯人的地方，过去是砍头，现在是枪毙。去年，田单岭就在这个地方被处决。
那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搬运队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三头黄牛。楠江县立师范的学生在雕像下面垫原木，三头黄牛伸着脖子，努力向前走，拴在轭上的绳子绷得溜直，把乌木雕像拉得一点一点往前移，一直拉到荒坡下面。这时，跟在队伍后面的人越来越多，朱世昌和朱老八也走在人群中，他们带领几个农民协会的会员，双手拢在袖子里，脖子缩在衣领里，站在队伍里看热闹。
当雕像被拉到荒坡下面时，叶一峰被两个战士推推搡搡地推到雕像面前，塞给他一个铁皮桶，里面装满了汽油。
叶一峰旋开盖子，把汽油淋在雕像身上。他一点一点均匀淋下去，从头部到足部。炊事员老赵把一盒火柴递到他的手里。
“我给你送了那么多饭，结果你雕了这么一个东西。”老赵说。
叶一峰划燃一根火柴，轻轻一抛。一小团橘黄色的火焰在空中滑出一条柔和的弧线，飘落在雕像身上，一片橘黄色的火苗覆盖了雕像全身。在阴暗的天空下，这火苗特别耀眼。它像一片橘黄色的风中丝绸，在雕像上面抖动。
火焰在乌木表面燃烧了一遍，然后侵入雕像深处。雕像内部坚硬的木质被引燃，橘黄色的火焰变成蓝绿色。
这蓝绿色的火焰在旷野里燃烧，和世界上所有的火焰一样，它有熄灭的时候。林译苇想，那尊乌木雕像带着火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四川乡野燃烧了三天三夜，成为灰烬，熄灭在人们的记忆里。那些观看这尊雕像燃烧的人，除了楠江县立师范学校的师生，还有楠江县军管会的官兵、附近几个乡镇的农民协会成员。
林译苇想象着当时乌木燃烧的情景，眼睛盯着便笺本上“蓝绿色的火焰”这几个字。为什么会写下“蓝绿色的火焰”？她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了一遍，回忆起自己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能够形成乌木的树木，主要是麻柳和金丝楠木。麻柳乌木和金丝楠乌木的区别，主要是看它们燃烧时的火焰。麻柳乌木燃烧时，火焰是橘红色的，金丝楠乌木燃烧时，火焰是蓝绿色的。林译苇想到这里，头脑里仿佛突然闪现了一道白光。她一下就明白了，这座城市为什么叫“楠江”——在古代，这一带的河岸长满金丝楠木。她在《楠江市国土资源》里读到过，古代的楠江土地上，主要的树种是麻柳和金丝楠木。后来，因为气候变迁和其他因素，金丝楠木逐渐消失，但麻柳树至今随处可见。林译苇想，一些金丝楠木消失在人们视野之前，就在风雨中倒在河床上，被泥沙掩埋，变成乌木，让几千年以后的人们再次看见。
但人们总是会怀念那些逝去的东西，林译苇想。也许，为了纪念一些消失了的木头，人们就把这座城市取名“楠江”。这是一种温馨的想象，林译苇喜欢这样的想象。
她还想象到，几十年前的一天，田单岭第一次乘船到楠江城，他踏上岸的第一步，就踩在这座粪站的码头上。他并不知道，码头的石头下面，埋藏着一根巨大的乌木，几年后，有人会用这根乌木为自己做一个雕塑。生活中有太多的意外。意外，就是一个人没有预料到的事物突然来临。林译苇想，一个人在自己生活里行走，一些意外就徘徊在生活的周边，随时可能闯进来。田单岭踩在码头上，就踩中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意外，就伴随他的脚步，悄然无声地闯进了他的命运，让他在几年后变成一座雕像，并且被火焰烧成灰烬。当他熊熊燃烧时，一些认识他的人，正在旁边观看。
作为红土镇农民协会主席，朱世昌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
他看见那个瘦小的老师把汽油淋在雕像身上，点燃了火。他就是雕刻土匪像的人，现在，他点火烧它。他的身边，站着几个戴黄色大檐帽穿黄色衣服的人，人们悄悄说，他们是专署公安分处的人，等雕像烧完了，就要把那个做雕像的人捆起来抓走。
结果，雕像还没有烧完，那几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就把那个老师抓走了。他们没有捆他，只是扒下他的衣服，在他的两只手腕上套了两只亮晃晃的手铐，用扒下的衣服穿过手铐，把他拉走了。
从此，那些观看焚烧雕像的人，再也没有见过叶一峰。他们继续盯着那蓝绿色的火焰看，一些小孩子想靠近燃烧的雕像撒尿，但炽热的气浪把他们逼退了，他们把尿胡乱地撒在雕像旁边的草丛里，然后捡起地上的石块向雕像扔过去。石块在雕像身上碰出火星。
那火焰还没有燃烧完，人群已经散了一大半。他们已经晓得了焚烧土匪雕像是怎么回事，就没有耐性等它烧完。他们离开热浪翻滚的焚烧现场，十二月的寒风把他们包围了。他们缩着脖子，把双手拢在棉袄袖子里，踩着草丛中的小路向城里走去。朱世昌和朱老八没有跟着大家走。朱世昌对朱老八说：“老八，饿了没有？”
“咋个没有饿呢？”朱老八说，“不光是饿，还冷得很。妈哟，今天这个事情，算不算得上开会呢？”
“算开会又咋个，不算开会又咋个？”
“假若是开会，就应该有人管饭噻。你看，大家在这里热闹了一阵子，就散了，好没得意思哟。”
“你莫急，我今天就要在这个地方弄一些好吃的东西。”朱世昌说，“他们不给你管饭，我给你管饭。”
朱老八的头扭来扭去，向四周看了看。他看不出这个地方能够弄到啥子好吃的东西。
朱世昌掀开自己的棉袄衣襟，从裤腰带上抽出一支手枪。
“这个荒坡后面的林子密得很，我们到里面打一只野鸡，把它拿到这个火上来烤。”朱世昌说，“那个味道，肯定不摆了。”
“等你打到野鸡，这个火，它可能都烧完了。”朱老八指着燃烧的雕像说。
“你看这个火的样子，它肯定烧得久。”朱世昌说，“我把野鸡打回来，它还不得熄灭。要不然，我们两个打一个赌。”
“赌啥子呢？”
“假若我打到野鸡，这个火还没有熄，你就把鸡屁股吃下去。”朱世昌说，“假若我打到野鸡，这个火熄了，我就吃鸡屁股。”
“这个鸡屁股，你我都可能吃不成。”朱老八说，“这个野鸡，也不是你想打就打的。”
“那，我们就告（试）一下。”朱世昌拉了一下套筒，把子弹上膛，“这杆枪是田单岭的，柯尔特，真资格的美国枪，百发百中。这枪是上次逮他的时候，从他手头缴过来的。我告了一下，有一次在堰塘边打一个癞克宝，我一火就打中了。打野鸡，就更不在话下。”
“人家田单岭是神枪手，是他这个人百发百中，不是他这杆枪百发百中。”朱老八说。
“他百发百中，又有好了不起？最后还不是栽在老子的手里？”朱世昌说。
“那是你运气好。”朱老八说，“要不是你看起了那个袁桂花，经常偷偷摸摸跟在她的屁股后头打望，哪里会发现田单岭藏在她的屋里头呢？”
“不管咋个说，那是我朱世昌的运气好，他田单岭的运气孬。”朱世昌对朱老八挥了挥手枪，“不说那么多，现在我们去打野鸡。”
“你走前头，我跟在你后头。”朱老八说，“我看你拿枪的样子，爪脚爪手的，我怕你走火，野鸡没有打到，反倒把我打到了。”
朱世昌扬起手，一掌扇过去，打掉了朱老八头上的棉帽子。他把手枪平端在手里，踩着草丛向荒坡背后走去。朱老八捡起帽子摁在头上，跟在朱世昌身后。他们穿过荒坡，绕过悬崖，走进树林。这是一片杂木林，林地上长满蕨草。朱世昌轻手轻脚向前走，朱老八跟在他身后，也放轻了脚步。突然，一个黑影从朱世昌前面的草丛中腾飞起来，扑棱棱地飞向另一处草丛。
朱世昌吓得向后退了两步，撞在朱老八身上。
“野鸡！”朱老八大喊一声。
“还要你给我说，未必野鸡我都认不得了？”朱世昌说，“你莫在老子后头扯起喉咙吼，免得把它吓跑了。”
他们两人踮起脚尖向前走。刚才那只野鸡没有飞远，就在前面几丈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斜坡。他们慢慢地走过去，斜坡上的地面有一个隆起的土包，上面长着青草。在土包前面，立着一块白石头，上面刻了几个字。这块石头下面的泥土是新鲜的，看来，这块石头是有人安放不久的。
朱世昌凑拢这块石头，辨认上面的字。他又退后了两步，撞在朱老八身上。
“干啥子哟，今天你撞了我两次了。”朱老八说。
“有鬼了！”朱世昌说。
朱老八也退了两步。
“你莫吓我。”朱老八说，“你晓得我胆子小。”
“田单岭！”朱世昌喊了一声。
朱老八向后面跳了两下，蹦出一丈远。
“在哪里？”
“这里。”朱世昌指着那块石头说，“你看上面刻的字。”
“你晓得我认不得字，你莫弯涮（戏弄）我咯。”朱老八说，“上面刻的几个啥子样子的字，你就念给我听一下嘛。”
“这几个字，刻的是‘田单岭之墓’。”朱世昌说。
“我晓得了，这个地方，就是田单岭的坟。”朱老八说。
“对头，你娃子聪明。”朱世昌说，“这个坟包，下面埋的是田单岭。”
“是哪个把他埋在这里的呢？”朱老八说。
“就是，奇怪了。”朱世昌说，“去年，政府把田单岭敲了砂罐，他的尸身第二天就不见了。原来，有人把他弄到这里埋了，还给他立了一块碑。嗯，我这下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奇怪。”朱老八说，“你看这个坟包，是旧的，草都长满了。这块碑，是新的，翻出来的土都是新的。”
“有道理，有道理。”朱世昌说，“去年有人把他埋在这里，今年，还可能是这两天，这个人又来给他立了这块碑。”
“这个人，和田单岭肯定有缘分。”朱老八说。
“未必我们和田单岭没得缘分？”朱世昌说。
“我们和他有啥子缘分呢？”
“你回想一下，我们认得田单岭，是因为啥子事情？”
“我想起来了。”朱老八说，“是因为野鸡。田单岭从山上逮了一个野鸡到红土镇上来卖，就遇到了我们。”
“你看，这就是缘分。”朱世昌说，“今天，我们想吃野鸡了，我们就去追野鸡，野鸡就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你说，这是有鬼呢，还是有缘呢？”
“我咋个弄得清楚呢？”朱老八说。
“事情明摆起的，这是有缘噻。”朱世昌把手中的枪晃了晃，“这杆手弯子，是田单岭的，现在到了我的手里。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是有缘。”
“你家的粪站也和他有缘。”朱老八说，“那个时候，我和他住在一个屋子里。后来他顶了你家的粪站，当了老板，又当了土匪。这辈子，他也玩儿了格（潇洒）了。”
“他玩儿格，未必我不玩儿格？”朱世昌说，“想当年，红土镇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我哪一样没有吃过？现今，我成了红土镇的农协会主席，到区上县上去开会，我都要吃油大。他田单岭玩儿过这样的格吗？”
“要说吃的，田单岭可能比不上你。但人家玩儿的格不同。”朱老八说，“人家从拉粪车起家，顶了你家的粪站；人家凭一杆手弯子，打熄了树上的香火，当了高峰砦的舵把子。你这个格，比起他来，怕还是要差一点哟。”
“他的枪法好，我的枪法就不好？”朱世昌说，“今天，我就要和他比枪法。”
“咦，刚才你问我，是有鬼还是有缘，我说是有缘。”朱老八说，“现在我要说，是有鬼了。”
“你凭啥子说有鬼呢？”
“事情明摆起的嘛。田单岭已经是死人了，你还要和他比枪法。你真的要比，只有和鬼比了。”
“老子今天就是要和鬼比枪法。”朱世昌说。
“咋个比？”朱老八问，“未必你有本事把他从坟里头喊起来哇？”
“朱老八，你跟着我混了这么多年的社会，脑壳还是不开窍。”朱世昌说，“跟一个死人比枪法，好简单的事情嘛。不用喊他起来，也可以比的噻。老子站在三丈外，打他的名字。打得准就是赢，打不准就是输。”
“哦。”朱老八说，“也是一个办法。”
“你看好。”朱世昌说，“老子要一枪一枪地打，一枪打一个字。老子要先打‘田’，然后打‘单’，然后打‘岭’，然后打 ‘之’，然后打‘墓’。”
“哪有这么多‘然后’哟。”朱老八说，“你要打，就开枪噻。”
朱世昌举起手枪，瞄准墓碑上的“田”字。他尽力克制住微微发抖的手，将手枪瞄准器的缺口和准星与“田”字中间的“十”字形成一条直线，然后扣动了扳机。
“叭”！清脆的枪声在林间扩散开。子弹击中石碑，一块石头碎片反弹回来，打中朱老八的胸口。
朱老八大叫一声：“哎呀，我中枪了！”
朱世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脯，慢吞吞地说：“不是你中枪了，是我中枪了。”说完，他身子一歪，倒在草地上。一片鲜血从他左胸的衣服上洇散开来。原来，子弹头反弹了回来，击中了他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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