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东方的战争使人付出那么多血的代价，难道不仅仅是为了夺取东方产品市场的角逐，是名副其实的社会、贸易方面的角逐吗？
我简而言之：工人只有通过继续他们的社会事业，通过组织劳动最终消灭贫困这个现代混乱的唯一原因，才能在战争问题上有效地发挥作用。（长时间鼓掌）
安斯（布鲁塞尔）：我对德巴普的发言几乎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我要指出，尽管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战争，实际上，很多人依然不知不觉地支持战争。你们资产阶级要有强大的政府来使劳动群众保持被动服从的状态，要有议会使你们的法令具有承认正义的假象，你们资产阶级对坏透的经济形势熟视无睹，你们表示憎恶战争，而你们却保留所有引起战争的东西。（喝彩声）
作为某些个人的心血来潮不是战争的唯一原因的证据，请想想1848年，人们虽然希望建立一个永久的、和平的共和政体，但是取消了国王，结果是仅仅引来一个皇帝。
工人本身在他们的痛苦当中有时候把战争作为消散他们苦难的事加以支持。还是在1848年，他们不是高喊：做工活或战斗死！
当涉及到和平或战争时，社会问题总是必然地摆在人们面前。去年在日内瓦和平大会上，人们开始谈论小打小闹地反对战争，德巴普反对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在工人代表大会把战争问题要从属于经济问题作为其参加和平大会的条件之后，人们才把讨论纳入其正确的范围。
今年，几天之后和平和自由大会将在伯尔尼开幕，你们都有这次大会的议程，根据其中表明的倾向，这次大会和我们的大会只有很少的区别。
还说一句。啊！如果我们与各国的工人充分协商达成一致，就足以使他们下决心拒绝服兵役，到这一天，我们就可以使他们下决心做很多其他事情，那么战争问题就再也不存在了。（长时间鼓掌）
斯佩尔（布鲁塞尔）：德巴普和安斯证实战争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我们工人认为，这就是我们关心战争的直接原因。拒绝工作是一个反对战争的手段。征兵是拿无产者去冒险，使无产者成为不平等的保证，抗议征兵是另一个反对战争的手段。然后必须把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出的抗议带回国际的所有支部，以便使这些抗议产生最大的影响，引起全体劳动人民对战争的诅咒。
佩列林（布鲁塞尔）：这个问题，尽管讨论不完，但是讨论得很好。然而，我们要注意，虽然战争的原因不完全在于专制者，但往往是他们决定战争。他们不断地发扬民族精神，而不是博爱精神。他们的支持者是还处于愚昧状态的人，这些人以为战争是非人力所及的法则造成的结果，有益于阻止人口的过度发展。我最后说，用所有可能用的手段反对战争。
鲁克拉夫特（伦敦）（这个讲话原本在斯佩尔和佩列林的讲话之间，只能在这个位置上复原。）：我也痛恨战争，战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吝啬和贪财，战争只能使富人发财，但是我认为，只有国际协会作为任务进行宣传的原则取得胜利才能最终克服战争，在此之后取消常备军。我再给大家说说孟德斯鸠的观点，他在《论法的精神》中预见到常备军给国家局势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这方面还有，根据巴黎的拉罗克博士的著作，这样的制度每年造成的损失的总金额：支出的维持经费29.75亿，从工业和农业夺走人工造成的损失33亿，这些浪费掉这两笔资金的利息8亿，也就是每年从劳动者腰包里掏出的总额70.75亿。因此，在法国，1851年高达51亿的债务现在提高到123亿。意大利也同样，只要不作出裁减常备军的决定，只要不懂得不从事生产者就无权活着，情况就将是这样。
托伦（巴黎）以巴黎几位代表的名义，递交如下（赞成和平的）决议：
大会认为正义必须是自然的团体、人民、国家之间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的准则；
战争只不过是强者有理，而不是承认权利；
战争仅仅是特权阶级或代表他们的政府使人民服从的手段；
战争巩固专制制度，窒息自由（我们提供的有关证据是前几次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
战争使许多家庭哀伤和破产，使各个军队集中的地方道德败坏，因此使无知和贫困状态得以保持并且永久延续下去；黄金和人民的鲜血过去只不过用来在人民之间使人的野蛮本能保持原始状态；
在以劳动和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军队只能被用来为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服务；甚至对于社会团体的单独一个有用的成员来说，它都只能是一种保障，而不是压制；
在欧洲目前的状况下，政府不代表劳动者的正当利益；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最强烈地反对战争。
代表大会要求协会的全体支部，在各自的国家支持大会的决议，要求协会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工人协会，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工人团体）最积极、最有力地行动起来，通过公众舆论的压力来阻止人民对人民的战争，这样的战争现在只能被看成内战，因为，它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只会是兄弟之间和公民之间的对抗。
封丹要求结束这个问题，根据是议程上的每一点都只有一个晚上的讨论时间。
佩龙感到遗憾的是，各位发言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本应引起各位发言人之间的交锋，似乎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被放弃了。
塔尔塔雷支持封丹公民的建议。
托伦建议指定一个委员会听取人们本来可以在这次会上详细陈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理由，经过研究从中得出结论，呈报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项建议除3票反对被一致通过。
11点散会。
第五次会议
（于天鹅旅馆）
大会决定将不公开上午的会议情况。
第六次会议
（于国家马戏团剧场）
会议于晚上7点30分开始。
宣读并通过了会议记录。
杜邦主席：我把罢工问题[54]交给大家讨论。
德巴普（布鲁塞尔）：委员会决定宣读由日内瓦、列日、布鲁塞尔三个支部起草的报告。
格拉利亚（日内瓦）宣读如下报告：
日内瓦各支部的报告
关于罢工和仲裁机构问题的答复
公民们：
我们虽然承认罢工与经济原则相悖，但是我们认为，只要社会有其当前这样的组织，只要唯独资本家才在与他自己利害相关的纠纷中充当仲裁，只要工人对剥削他的人百依百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阻止劳动力持续跌价就是有害的。
我们认为，当国际协会通过一个使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都联系起来的组织来宣传团结一致的原则之时，我们就为我们大家一心想坚决捍卫的原则作出有效的贡献。
我们如果注意研究过去，就不难认识到，竭尽全力的生产者的处境有多么困难，多么难以忍受。
因此，如果我们想在将来避免每个工人由于曾经不同程度感到孤立而造成的有害影响，首先必须做的是，国际协会的每个行业公会组成几个组，以便通过建立一些中心互助基金会形成真正的、唯一有效的、富有成果的互助。
建立中心互助基金既简单又方便，在日内瓦已经存在近15年的、只由3个有约400会员的协会组成的工人中心基金会已经给我们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首饰工人协会、雕刻工人协会和制套工人协会。
用每月每人45生丁的会费，互助基金曾经需要支持4次大罢工：为1856年首饰工人罢工，支出4800法郎；为1858年和1867年制套工人的两次罢工，支出4580法郎；最后一次为雕刻工人罢工，支出5600法郎。
尽管所有这些连续的斗争，互助基金会始终控制着局面。由于会员之间有团结互助的原则，在我们最近一次使建筑工人协会受到重大考验的罢工中，互助基金会把3000法郎交给他们支配，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然而，中心互助基金会还有3000法郎存款。
你们不难理解，在国际协会的所有支部当中发展这样的组织会有多大好处。可能会有人向我们提出异议说，类似的办法可能有利，也可能鼓励罢工；对于我们来说，不难证明情况与此相反。现在，几乎都是没有控制、多半不适当地宣布罢工，但有了中心互助基金会，你就有了控制，你就有了仲裁争端的各个支部的委员会，仅仅因为如此，他们就成为仲裁者，他们最后作出决定。
当向你发出号召时，你就有信心了。因为你有这样的把握，为了避免向来都是令人遗憾的冲突，人家做得非常周到。不，我们不喜欢罢工；但因为这是工人拥有的唯一武器，让我们找出一个办法来尽可能好地利用这个武器。至于我们，我们对将来充满信心，对我们伟大的国际协会充满信心；但是我们坦率地说，一个总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希望国际协会兴旺发达，就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的仇敌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才对我们发动进攻。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反抗那些想摘走我们劳动果实的人，我们就必须事先有准备。
是的，公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在我们这个“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55]的口号当中，再加上一句新口号。让我们加上：“唇齿相依！”
马雷夏尔（列日）宣读如下报告：
列日支部关于罢工、抵抗团体之间的联合，为可能出现的罢工建立仲裁委员会的第五个问题
为了全面起见，关于罢工的著述必须从各方面研究罢工。
我们首先从它不好的、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相反的方面研究罢工；然后我们再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利用罢工，如何减轻罢工几乎经常会造成的损害。
罢工是今天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对抗的必然后果，罢工只能增加这种对抗。
罢工必然是不公正的社会组织造成的结果，罢工本身保留着不公正的萌芽。在这方面有一个恶性循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摆脱它。
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在我们谴责、但只要不能用另一种社会状态来取而代之我们就不得不忍受的社会状态下，自由竞争是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唯一保证。
然而，罢工摧毁了这个保证，因为它妨碍任何交易的自由，在本来应该有协商一致和对等的情况下引起暴力和强制。
我们知道，竞争是不充分的保证，而就是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完全改变社会组织。
罢工是一种对抗。它增加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仇恨的因素，使两个阶级越来越分开；相反，这两个阶级应该融合，应该联合。
不管是来自企业主还是来自工人的联盟，其出发点都是同样的原则：每个人都力求在损害他人的情况下扩大自己那一份；它最终的后果都一样：随心所欲地使产品的价值降低或升高，因此扭曲了供求法则，在必须有信任和互助的情况下引起怀疑和强制。
事实上，来自企业主的联盟可以产生的结果是：
1.使他们得以垄断，使他们有可能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产品。
2.制造人为的稀缺，就这样，当他们联合起来解雇一部分工人和停止生产时，提高产品的价格。
而来自工人的联盟造成同样的涨价，或者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或者他们要求减少他们的工时数，利用他们的实力提高他们的条件。
两方面都有明显的过火行为，完全破坏了自由签约。
然而，正如蒲鲁东所说的，生产者享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酬报的权利，而消费者享有只支付该产品的实际价值的权利。
今天，达到这个结果的唯一方法是交易的完全自由——而罢工妨碍了这种自由。
将来，人们将通过实行互助交换和各个团体的团结一致的工人自由协会，建立既防止生产者得到的报酬过少，又防止必须以高价购买产品的实际保证。于是罢工就没有必要了，甚至不可能了。目前，罢工通向一条难以止步的可悲道路。
在要求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数的罢工之后，工人们最终结成联盟，以阻止企业主雇用徒工，禁止他们雇用外国人或使用新工艺。因为仇恨和不公正招致不公正和仇恨，所以工人们在与他们的企业主发生冲突之后，最终在他们自己之间发生冲突。
罢工起初就是不好事，从其结果来看几乎都是有害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往往伤害使用它的人。
且不说人们为支持罢工而支出的金钱和因不干活而造成的生产损失（总是通过所有人都必须忍受的普遍涨价表现出来的生产损失），罢工的结果往往都是这样：
1.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长期进行斗争的工人屈服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企业主招来的外国工人与前者进行招致不幸的竞争。
3.关闭工厂或至少解雇一部分工人。
4.企业主破产，因此，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的工人又被迫和其他工厂的工人竞争，被迫自愿决定他们曾经起来反对的降低工资。
总而言之，罢工往往以骚乱而告终，精神上的过火行动与肉体上的过火行动加在一起；力量取代了权利，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以秩序和法制为借口的机枪扫射。
那么，人们是不是要说，如果罢工不好，就必须尽早取消罢工呢？
——当然了。
——工人经常每天从事十四五个小时的过度劳动，企业主给工人的劳动报酬只是微薄的工资，那么就应该让工人听任企业主的摆布吗？
——谁曾经说过这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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