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工人们必须团结起来，必须合伙，必须用100个合伙者互相帮助，在他们中间进行公正地分配互助实现的利润的工厂代替100个人被一个人剥削的工厂。
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工厂，必须按照团结互助的原则保证它们的对等交换、无息信贷。
总之，工人们必须补足他们的知识，补足他们的教育，以便完全代替企业主、学者和资本家阶级，必须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样他们就摆脱了利用他们的贫困和无知进行投机者的控制。
每个人都懂得，在我们应该努力达到的这种社会状态中，罢工将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要设法习惯于把罢工看成是唯一消灭我们苦难的方法。
相反地，我们要尽量指出其所有不良的、与权利和自由相悖的方面，如果有时必要性迫使我们利用罢工，我们起码要知道，我们只能慎重地、深思熟虑地、从总体上衡量罢工将产生的后果，然后再利用罢工。
然而，既然我们自己看出罢工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既然我们看到必然性的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只是说罢工不好，而满怀信心盼望着更美好的未来。
如果人们知道霍乱有朝一日必将消失，那么我们现在就不更加努力地抑制它，减轻它造成的可悲后果吗？
谁这样认为谁就是失去理智的！
我们现在的责任是竭力缩小罢工造成的会带来不幸的后果，确定人们必须下决心利用罢工的时机。
另外，罢工是混乱的组成部分，起初由于混乱本身引起的没有理由的罢工，在某些情况下又有迫切需要，即暂时使罢工成为一种理应反对过多剥削的权利。
如果企业主要干涉工人的私人生活，禁止他们发表某种意见，进行某种联合，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罢工就可以提高工人的尊严。
巴黎青铜器工人的罢工足以证明这种情况。
企业主互相进行疯狂的竞争，使竞争仅仅影响到工人，他们通过逐步降低工资，能够以低于产品实际价格的价格出售任何一种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罢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供需法则中的公正性。
总之，企业主以实际价格出售产品，从这些产品的售价中提取过高的利润，而过高的利润重新使工资成为虚假的工资，在这个时候，罢工具有明显的正义性。
在很多情况下，与剥削者更大的非正义方面相比，罢工又有其一定程度的正义方面，不应轻视这个方面，可以用罢工作为一种暂时斗争的手段。
然而，为此，必须组织好罢工，以便为不得不利用罢工者提供所有成功的可能性。
而罢工是多种多样的。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行业到类似的行业，在目的和形式方面都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不可能提出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处处都同样灵验的完整准则。
国际就在这时候开始发挥作用。
国际利用其重大的影响及其拥有的资金，就可以单独使工人具备以有利的方式同企业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手段。
国际可以通过其在各个地方的分支机构阻止某国的工人来同另一个国家加入国际的工人进行竞争。
国际通过对每个地方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调查，为拥挤在某个地方、因劳动力过多而互相进行灾难性竞争的工人提供信息和他们迁移所必需的贷款，往往可以避免罢工。
这样，工资不再被太多的工人争夺，将恢复正常的工资率，无产者将懂得谅解和互利对他们的处境产生的有益影响要比争斗和个人主义大得多。
总而言之，国际内包括各个行业的工人，因此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承担起捍卫工人利益的责任。
例如，往往会有一个行业团体罢工，从而引起在其行业依赖于这一团体的工人的迫不得已的罢工。
我们再也不会盲目地进行某些人以牺牲其他许多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罢工了，因为所有行业团体都必须表态，每个团体都将讨论自己的利益，当然是总体利益占优势。
简而言之：
罢工必须经过组织；
罢工必须能有可依靠的资金，使罢工斗争能进行到必要的时间；必须保证罢工不会因为有外来人进行灾难性的竞争而失败；
罢工必须是一致同意的，必须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总之，罢工必须由所有国家、所有行业团体的成员组成的、承认并且实践公正和团结一致原则的仲裁委员会决定。
唯独国际协会能够负责组织罢工。
只由国际协会承担工人事业的权利和义务。
国际协会将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相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犹如来一次广泛的会诊。因为我们是社会疾病的医生，我们的责任就是不掩盖社会疾病的严重性。
而进行会诊之后，我们将全力以赴地进行治疗。
治疗当前病痛的方法在于考虑周全地组织罢工，但是我们要想着，最终的良药是公正与互助。
德巴普（布鲁塞尔）宣读如下报告：
关于罢工、抵抗团体、抵抗团体加入国际协会以及成立仲裁委员会
布鲁塞尔支部的报告
我们必须首先声明，在我们看来，罢工不是解决，哪怕是部分地解决消灭贫困这个重大问题的办法，而我们认为，罢工是一个斗争工具，使用这个斗争工具必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反抗那些走极端的合作者，他们除了看到一些消费、信贷和生产协会之外，看不到工人当中的任何重大运动，特别是把罢工看成是无益的，甚至损害工人利益的。我们认，在这方面不论从组织罢工的角度看还是从罢工所追求的目标这个角度看，都有必要把罢工与罢工区分开；但在做到这一步之前，我们想回答人们提出的两种笼统反对罢工的意见。
首先我们遇到的是亚当·斯密的反对意见，这是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如此经常地重复的反对意见。前者实际上是用这个反对意见使工人放弃同企业主进行任何斗争，促使工人屈从于经济规律的不可改变性；后者曾经把罢工作为反对当前社会秩序的一种武器，他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秩序当中，无产者绝对不能打碎它长长链条上的任何一环。
如下就是上述的反对意见：“在这些争夺的方式中，”亚当·斯密说，“主人可以坚持更长得多的时间。地主、佃农、工厂师傅、商人，依靠他们拥有的资金，一个工人都不雇用，一般能生活一两年。如果不工作，大多数工人可能连一周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很少有人能维持一个月，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维持一年。久而久之，主人再也不能不需要工人了，但是他对工人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
今天重复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这些话的人，似乎丝毫没有看到自从亚当·斯密写下这些话的时代以来出现的巨大经济变化；亚当·斯密生活的经济环境和我们今天生活的经济环境不再完全一样了。一方面，受雇佣者对资本家进行的个人的、孤立的反抗已经被工人协会的集体反抗所代替。另一方面，在很多工业企业里，雇主，即企业主，工厂师傅，已经或者被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或者被其他任何形式的资本家的联合体所代替，雇主这样被淘汰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经济时期的最显著、最值得注意的趋势。然而，从第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的确孤立的、仅仅依靠自己的工人不工作能待上一周的不多，能待上一个月的更少，但是考虑到事先经过长时间协商，不仅可以依靠自己的基金，而且可以依靠其他协会帮助的工人协会的情况，那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从第二个角度看，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的地主、佃农和工厂师傅在不让他的工人工作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待上一两年，在一定程度上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在考虑到如果其资本在某个时期完全不产生利息就会很快缩小的股份有限公司，那也就和以前不再一样了；此外，即使对于其个人领导一家工业企业的雇主或资本家来说，人们可以说，亚当·斯密所说的也不准确，因为这个企业主或资本家不仅要靠他可能拥有的资金生活，而且要履行他向自己的放贷人、原料供应商以及客户所作的承诺。因此，请看，在一个工业企业的利益与其他企业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在工人当中普遍协调一致和谅解的情况下，事实多么日益明显地否定了斯密的意见。虽然人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工人所提的要求的被企业主拒绝的罢工，但是人们可以数以千计地列举出工人最终战胜企业主对抗的罢工。
某些反对罢工者往往是讲理论而不讲实践的人，他们提出另一种笼统反对罢工的意见。他们惋惜工人在罢工中损失的时间；他们说，这是停止生产，犹如产品匮乏！他们还补充说，在工人8天或15天不干活的情况下，他并不因此而减少消费。这话确实可笑，试想，在社会上有些人在他们整个一生中无论什么东西都不生产，也就是说他们没干过一刻钟的活。这些反对罢工者可曾有一时想到生产者每天的工时数吗？
因此，我们确信我们话不会被驳倒，我们可以承认，大多数工人没有每天都工作一天，而是每天工作一天半。让我们以矿工为例，他们早晨5点下井，晚上10点才出来。如果这些人的批评意见有根据的话，就会使人责怪工人因病卧床，躺在床上还要消费，而不生产，在此期间浪费了时间。
但是我们很想知道，尚未做的工作是不是根本不能留待以后做呢？反对罢工者可能会对这一批评进行争辩，如果他们有能力证明生产者在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情况下有时并不是不得不歇工。他们不知道在所有的行业里都有人们所谓的淡季吗？除了淡季，我们不是也经常有仅仅由于生产过剩、未售出的产品积压而造成的失业吗？但即使我们的反对者提出的批评有根据，这也不应该阻止工人罢工，原因很简单，走不好走的路比跌下悬崖好。
其实，假设在因为企业主要减少工资或增加工时，或者因为工人们要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的罢工中，生产者浪费了他的时间和金钱，当罢工成功时，他是不是又重新夺回浪费的时间和金钱了吗？他获准减少一个工时，这是不是使他每年至少得到300小时？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没有为了罢工的长期组织，没有抵抗团体的行业，处于可悲的状态之中；而在有这些组织的行业里，工人们不仅从生计的角度看更幸福，而且也遭受不到那么严厉的对待。
我们说过，无论从罢工的组织角度还是从罢工所追求的目标的角度看，都必须把罢工与罢工区分开。
如果我们站在第一个角度，即站在罢工需要组织的角度，那么在我们看来，没有组织好、没有领导好的任何罢工，或者工人之间缺乏谅解，或者没有很好地计算资金，或者季节不利，成功的机会似乎很少；然而，任何没有成功的罢工对工人来说都是极大的失败，因为这样的罢工所需要的费用及其引起的失业消耗了资金，因为这样的罢工使人以后不敢进行任何尝试，因为，总而言之，这样的罢工使人显得渺小，使工人丧失其一些自豪和尊严，而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认为，罢工不应该再是盲目的斗争、工人的格斗[56]，而应该是组织好的、事先正式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斗争。
如果我们站在第二个角度，即站在有关罢工可以确定达到的特殊目的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有要区分的东西。因为罢工的目的有：或要求增加工资，或拒不同意减少工资，或要求减少工时，或拒不同意增加工时，或废除工厂侵犯工人尊严的规章制度，或改善某些工厂或某些矿场的卫生和安全条件，或拒绝用不合格的工具或用质量差的、使用起来可能给工人造成伤亡的原材料进行工作，或有意反对违反过去与企业主签订的合同（如一年前亚眠棉布印染工的罢工出现的这种情况），或揭穿企业主反对工人协会存在的阴谋（如巴黎青铜器工人最近一次罢工和鲁贝布料印染工罢工出现情况[57]），或反对让人数过多的学徒工进入工厂。
如果罢工的目的是增加工资，我们就知道人们会提出反对罢工的所有理由。
人们通常对这几类罢工提出两种反对意见。下面是第一种：
李嘉图、麦克库洛赫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率总是由必需品的价格确定的。物价越高，工资也就越高；东西越便宜，工资也就越低。
这就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看法，这个规律支配着工资率，工人的要求和努力丝毫不能抗拒这个规律的必然性。米歇尔·舍伐利埃说：“使每公斤面包降价5生丁，由于现在的工业结构，用不了半年工资就下降几乎同样多，相差无几。”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肯定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的存在，大多数社会主义的作家，维达尔、贝魁尔、两位德波特尔、柯林斯，等等，也承认存在这个规律，但确实没有把它看成是永恒的规律（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而把它看成是当前社会秩序不可避免的后果。“今天，”维达尔说，“物价的最低点就是正常的工资率。工资不可避免地朝这个最低点移动，就像液体朝着它的水平面移动一样：这就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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