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团体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引起剥削者一定程度的恐惧，剥削者在他几乎没有把握成功之时，就很注意避免违反协议，因为知道在一意孤行的图谋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将丧失他的威信。这么说非常正确，可适用于被剥削者。事实上，一些工人们被迫重新开始他们起初因为将要降低工资而拒绝的工作之时，当需要迫使他们灰溜溜地回到这干苦工的场所之时，他们更加感觉到倨傲的剥削者左右着他们。对于勤劳的人来说，这劳动场所本来应该是幸福和满意的地方，因为生活、财富和福利就出自这里。
只要人剥削人持续着，不管无所事事者从他人的劳动成果中扣除什么，抵抗团体就有无可争辩的必要性。抵抗团体是必要的，不仅考虑到我们说过的那些情况，而且因为只有通过抵抗团体，企业主和工人才知道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来要求工作的是什么人。抵抗团体发给每个会员品德和诚实证书。企业主和工人将知道团体内只保留没有任何污点的工人。
我们还指出，劳动力价格不断下跌的原因之一，就是无工作的工人去挨门挨户地推销他们的劳动力，因此就使剥削者产生闲人非常多的想法，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工人的要求应该通过抵抗团体直接向委员会提出，委员会还可能把工人只派往人们感到需要工人的地方。
总之，维持价格协会除了对罢工、工人的安置等起作用之外，还可以通过它应该具有的补充机构起作用，我们要说的是失业保险基金会，它是严格意义上的反抗基金会必不可少的补充。因为，如果为在罢工情况下，即在与企业主发生争议之后失业的情况下为会员提供生活费用，协会集中资金是必要的，那么，由于或长或短的暂时性工业危机造成意外失业的情况下，协会有必要同样这么做，这起码是有益的。
虽然为了取得成功，罢工需要由抵抗团体进行和领导，但是只有在不仅一个行业和一个国家的各个抵抗团体联合起来，而且各个抵抗团体跨国家、跨行业地联合起来之时，才有使罢工获得成功的把握；因此，国际联合是必要的。
在这里简要地说明这个问题并非不妥。人们容易理解这样的情况，一个抵抗团体，尽管在一个地方能够使同一行业的所有工人团结起来，但只有在企业主在附近的地方、在全国、在国外都不可能找到他所需要的工人以取代出于正当理由而中止工作的工人之时，才不需要做任何稳定和安抚工作。且不说很早就已经有联合会的英国的各个工会，许多行会都已经懂得在同一个国家里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联合的必要性了，让我们来举出一个例子：在比利时与布鲁塞尔排字—印刷工人自由协会联合起来的所有印刷工人协会；再举出另一个例子，新近走上这条道路的木工们。促使同一行业的抵抗团体之间协调一致的同样原因促使它们与其他行会协调一致。这就是全部加入国际的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佩平斯特等地的木工联合会所意识到的，这就是同样全部加入国际的瑞士各个印刷工人协会早就意识到的。
但是，人们千万不要误解，企业主还有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联合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止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让人在别的地方制造在本地根本不能制造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联合起来的各个协会可以拒绝从事这项工作，因为知道这只是企业主方面的一时冲动，持续时间不会很长。我们说一时冲动，因为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产品能够同一般劳动产品进行竞争。因此，只要想到这样的办法所导致的各种费用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了。
除了我们刚刚指出的，在这种到外地去让人生产的方法中还可能有某种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在剥削者选择以极低的价格提供劳动力的地方之时，在这些地方还是联合会，只有联合会才能解决好这件坏事，使得处处迟早都以差不多的、单一的价格付给工人工资。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工资率和这同一个国家的物价达到一定的比例。
还有其他一些会促使团体加入国际协会的原因；为了证明这方面的必要性，我们仅限于举两个工人们深信不疑的事实：当巴黎的青铜器工人因老板要求他们解散协会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时，工人们在他们英国兄弟的帮助下挫败了老板的图谋。英国兄弟从伦敦送来2万法郎，迫使法国老板认输让步。
日内瓦的工人们也在反对雇主的斗争中获胜，因为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的工人都来帮助他们。国际工人协会还只是在初始阶段，各种事情还不能按照严格的有组织的团结互助规则去做；因而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组织了广泛的认捐，巴黎支部理事会在15天的时间里募集到1万法郎的捐款，单独一个工人协会，即印刷工人协会，就捐出其中的2000法郎。这笔钱肯定有助于日内瓦工人的获胜。
我们认为这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国际联合的必要性。
至于有关仲裁委员会的最后一个建议，我们想到两种方式，首先，仲裁委员会的组成当然应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的人和工人或被剥削者各占一半。因为与争端有关的就是这两个阶级的人，所以其中每个阶级都必须在争端中都有辩护人或代表。但我们要看这个方法为双方的每一方都保证不偏不倚会达到什么程度，没有这样的保证，就不可能公平合理地作出任何判决。在我们看来，这样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似乎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劳资调解委员会的对应机构。人们知道，在劳资调解委员会中是如何做作出判决的。这些委员会通常由一个企业主主持，企业主因为能说会道或由于他所占据的社会地位，即他个人不受约束，对会议施加某些重大影响。
我们要注意，我们刚刚说过的主持人的影响，除了主持会议可以使他具有的影响之外，还有他对所有他这类成员的影响；我们确信，没有人否认我们所说的主持人具有的各种身份使其在我们一大部分兄弟中享有的威望，这些兄弟一直听任那些劳动工具和资本占有者的摆布。这些先生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是，首先，当他们和工人开会时，请工人参加各种宴会，在宴会上可以喝酒；工人们用自己的微薄工资不可能使自己有这种奢侈的享受，完全像人们所想的那样，这都由资本家买单。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点事，与我们有待说的工人对企业主的依赖关系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企业主们由于各种各样不必要列举的原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工人有需要，也就是说，没有工作使他不得不到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那里乞求随便哪一种工作，这时那些企业主可能会感谢有个性的工人怀有微弱的独立愿望。同样有害的事，可能就是把对工人的评价交给车间的头头，这些头头除了差强人意的例外外，正如人们俗话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操纵者，为增加他们的薪水，竭力想降低工人的工资。
依我们看，只有一个我们应该向诸位提出的建立仲裁委员会的方式。
联合会，即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支部，因为在其内部建立了联合委员会（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支部必然要建立这种委员会），所以无可争辩地有益于我们即将研究的关于委员会组织问题提出的想法。因为，就像在联合会中所做的那样，在由每个行业公会出3名代表的方法建立的联合委员会里，在这群人中不难找到组成我们承认既有益处又有必要的仲裁委员会所需要的人员。
虽然联合委员会有能力，而且应该有能力仲裁由于降低工资而进行罢工的必要性和时机，但是不能仲裁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或只是工人之间出现的许多争议。
我们在这里本来可以主要就有关工人对学徒工的义务展开论述，但这可能致使我们作过长的解释。总之，在联合委员会应该躲开让位给仲裁委员会的各种情况下，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可以指定组成该委员会的每个代表团中的一名成员参加仲裁委员会；如果组成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对将要作出的决定或者对将要确定的行动的合法性根本达不成一致，他们还有最后的一招，即在他们中间增添三五位或七位人们称之为单干户的劳动者，也就是说既不是企业主也不是雇佣工人的公民，而是为自己干活的工人。这些劳动者由于他们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可以被看成是第三方仲裁者，最终解决可能会使仲裁委员会产生分歧的问题。
最后，为结束这个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之所以如此大力支持在比利时人们所说的维持价格协会（它如同在法国人们所说的抵抗团体，如同人们在英国所说的工会），不仅考虑到现在的需要，而且考虑到将来的社会秩序。让我们来解释：我们不单单是把这些协会看成是必要的权宜之计（请注意，我们没有说看成办法）；不，我们的眼光高得多。从我们焦躁不安的斗争和贫困的混乱深处，我们抬眼望着一个更和谐、更幸福的社会。于是我们把这些抵抗团体看成是这些庞大的工人公司的雏形，这些公司有朝一日将取代对大批雇佣工人发号施令的资本家的公司，起码是在所有投入使用集体力量、雇佣劳动者和协会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工业领域取代这些资本家的公司。在近几年爆发的主要罢工中，已经开始相当明显地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罢工的结果应该是成立生产协会。在根特木工协会，即根特细木工和粗木工协会罢工时，在巴黎裁缝罢工时，这都已经说过了。这必将发展，因为这符合思想逻辑和实际情况。不可回避的是，工人们还不能进行这样一种简单的推理：“在我们正罢工时，因为企业主拒不满足我们的要求，而消费者在那里大喊大叫地要求我们的工业的产品；既然我们不干活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仅仅是由于企业主的固执己见，为什么我们工人不直接为公众工作。我们的基金会为养活因为罢工而闲着的工人支出的钱可以用来购买原材料和工具。”这个想法一旦被理解，很快就会变成现实。
只是需要指出（这是重要的一点），作为这些维持价格协会的转化结果而形成的生产协会，将不属于就像现已存在的大部分协会那样平庸的协会；这后者，作为儆戒，作为经验是极好的，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但它们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任何远大的社会前途，在社会变革中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它们只是由几个人组成，只能像毕希纳博士[60]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之外建立第四等级，在这个等级之下还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贫困的第五等级。相反地，产生于工会的生产协会，将包括全部行会，蔓及大工业企业，这样就形成新的同业公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我们知道）把这些新的同业公会与老的行会混淆起来，尽管后者是按等级组织的、以垄断和特权为基础、限定在一定成员数目范围之内的（完全像我们当前的生产协会一样），而新的同业公会将是以平等的方式组织的、以互助和公正为基础、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工会真正的、实际的前途，因为，我们承认临时性的罢工有用；永久的罢工可能会使雇佣劳动制永久化，而我们要废除雇佣劳动制；永久的罢工可能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毫不停歇的、无休无止的对抗，我们想要的，绝不是人们今天称之为工人和资本家的联合体（混杂的结合，按照这种结合，资本家、出资者与工人商妥淘汰企业主，同时继续从劳动成果中扣除利润和股息），而我们想要的是通过劳动吸收资本，因为资本属于积累的劳动成果，它应该只具有与其需要付出的劳动价值相等的单纯的交换价值，因此在产品分配中不能把它考虑进去；资本作为劳动产品，只能归工人所有，只能与工人联系在一起。
那么，因为抵抗团体的这种变化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或至少在文明领先的国家发生，总之，为了斗争，各国所有联合起来的团体首先介入[61]利用这个联合，把这种变化用于以成本价对等交换产品，国际间的互助交换将代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因为这种劳动和交换、生产和流通的世界性组织与土地所有制组织中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变革，同时也与出发点是对所有人进行综合教育的知识方面的变革是完全一致的，社会振兴将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领域实现。而今后以科学和劳动为基础，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以无知和资本家统治为基础的人类将在各个艺术、科学和工业部门从进步走向进步，宁静地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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