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用工人的所谓无能、工人的缺点来对抗工人要求！可是用企业主要求我们应该有的素质来衡量，有多少企业主配当工人呢？
从经济的角度看，罢工可能是可悲的，但罢工是必要的，因为罢工使工人有可能不仅维护他的工资，而且主要是维护他的尊严，为他反对使用有害原材料提供保证；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运用罢工！在法国，尽管法律禁止事先串通，但是某些工人为扩大团结互助的良好效果而作出的努力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他们甚至对删除造成企业主和工人之间不平等的拿破仑法典第1787条施加了相当显著的影响。但是为了使他们的行动具有人们所希望的安全性，必须争取做到遵纪守法，因此出现了必将代替劳资调解委员会的工会的概念。在交给劳资调解委员会处理的、保证工人享有的权利与企业主很早就享有的权利相同这样的争议中，劳资调解委员往往没有能力作出裁决。法国部长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以无可争辩的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工会概念，工会可以为工人提供最大的帮助，不仅保证维持工人的工资，而且必将对职业教育、机器等问题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为工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工作。
卡塔兰（日内瓦）：很显然，罢工对工人和其他社会成员同样不利，因为罢工中断了生产。但是也必须完全想到，这是工人让人们听到他的要求、使人满足其要求的一个仅有的，且不说是绝无仅有的手段，既然这手段是仅有的，我们就不允许人们对罢工的合法性提出异议。
我认为，问题不在这方面，问题是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罢工才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呢？
日内瓦建筑工人罢工时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可以给我们作为标准的一例。在日内瓦，我们将近3000名工人流落街头15天。我们曾举行过几次人数非常多、非常感人的民众大会，罢工的组织者甚至可以在大街上做工作，组织和坚持反抗，而与当局没有发生一次暴力冲突。最后，建筑工人获准减少一小时工作并增加工资。
尽管在我们那里公开斗争具有危险性，但我们未曾有任何令人感到悲痛的不幸，而与此相反，罢工使建筑工人的境遇得到明显的改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保证所有国内公民都有集会、发表言论和出版的权利，甚至允许在街头采取无暴力的、然而有效的行动。
而在这些政治制度不同、没有自由、不给工人平等权利的其他国家，当罢工只能作为[62]资产阶级政府杀戮的借口时，罢工是无效果的，在沙勒罗瓦刚刚发生的这种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我再次得出结论，在罢工问题上和在战争问题上一样，要求政治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还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就等于什么都没做。
托伦（巴黎）：我进一步肯定卡塔兰对洛桑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意见。至于被看成是工人犯罪的联合，难道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不存在这样的联合吗？人们不团结互助到了如此程度，所有的利益都在冲突之中，农民生活富裕，不关心城市里饿死的工人，反之亦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贫困漠不关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幸灾乐祸；我们就是应该同这种不团结互助作斗争。现在反抗给我们提供了斗争的手段，反抗就是当前的组织和未来组织之间的联系。
有人说罢工是一种联合，因此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为什么工业家不同样谴责影响到所有贸易关系的银行家、代理商、出口商之间的联合呢？罢工是斗争，除了有害的、非正义的斗争，还有为捍卫权利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神圣的斗争。
至于一位巴黎代表所支持的一些工会，他觉得这些工会没有足够的权威使它们的决断得到承认，他认为更可取的可能是在抵抗团体联合做工作，如果调查证明受到打击的工人提出的要求有意义，就让这个联合会决定各个抵抗团体应该为他们提供的支持。
格拉利亚（日内瓦）：我发言只是谈实际方法。关于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请允许我对我提出的报告加以说明。日内瓦各个支部认为，我们如果尽最大可能普及互助基金，就会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一倍；我们认为，在我们承认各个反抗基金会的自主权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不如我们联合起来容易办到。
我来说明一下：我们希望的是，在每个城市，在每个村庄，总之在所有可能有国际支部的地方，这些支部要形成集体，以便在有人想攻击一个或几个支部之时，我们始终都能有成功反抗的机会。我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这样团结起来，就不可能有罢工，因为企业主不可能互相支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而现在，如果我们依然没有组织，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就是企业主们联合起来，就像他们在日内瓦已经联合过的那样。
请允许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关于在日内瓦发生的最近一次罢工的细节：建筑工人在他们之间进行过几次会面之后，决定向他们的车间头头发出一项建议，让他们知道工人的处境实在太困难，要求他们同工人合作。工人给企业主发了4封信，企业主们没有答复。在此之后，两个支部、瓦工、石匠、木工表示要罢工。企业主们怎办呢？他们也向工人宣战，6天之后，他们决定关闭所有工厂。请看，就这样，没过很长时间他们就一致抵制工人的正当要求。
人们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受到更多的剥削，必须立即开始行动，不是一年之后，不是一个月之后，而是就在今天。让每位代表回去之后尽其所能宣传团结互助原则。
朋友们，请确信，如果我们不想联合起来，企业主们就会联合起来，就像他们已经在日内瓦已经做的那样。
请不要以为企业主那里就不存在团结互助关系。
朋友们，我讲完了。不管人们会说什么，只有团结互助才能使我们的处境好起来；如果不团结互助，我们绝对什么都做不了。日内瓦的罢工获得成功，是因为资产阶级相信我们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得到巨额资金。但是要当心，我们不可能总是获得如此圆满的成功。
肖（伦敦）：在木工和细木工混合协会1865年12月到1866年12月的第七个年度报告中，我选了一个实例以便使大家对劳动报酬有所了解：
在德雷顿市场，我们的同事每周工作61小时，他们得到20先令（25法郎）；在奥尔德姆，他们每周工作52小时，得到1英镑9先令（36.25法郎）。一些人每小时得到4个铜币（20生丁），另一些人每小时得到63/4硬币（33生丁）；一些人每天得到3先令4铜币（3.95法郎），另一些人每天得到4先令10个铜币（5.5法郎），这使得奥尔德姆给的报酬高出的差额是，每小时23/4铜币（13生丁），每天1先令6个铜币（1.85法郎），每周少工作9小时，得到的报酬是9先令（11.25法郎），或者每周工作时间少，钱却增加14先令（17.5法郎）。
布里斯梅（布鲁塞尔）：工人仅仅是谋生不够的，还要像塔尔塔雷所希望的那样，能有些空闲时间学习。他甚至需要像企业主那样，必须能够积蓄一小笔钱，以便在他不能谋生之时能够吃饭。
我也希望人们不要混淆集权和联合这两个词。前者是专制主义的武器；后者是自由人之间缔结的契约。通过联合，人们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
我希望抵抗团体的会员们不要把他们资金的4%或5%存在给他们带来10%或12%收益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基金里，而是用这些钱来为消费和生产协会的发展提供便利。我也说到消费协会，因为在我看来，摆脱店主的剥削和摆脱企业主的剥削同样是有益的。
杜邦（伦敦）宣读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
6.工会。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63]
(a)它们的过去。
资本是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能支配的力量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契约永远不可能订得公平合理，甚至从一个把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置于相互对立地位的社会的眼光看来订得公平合理，也是不可能的。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长期存在，是由于他们自己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
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契约中有可能争取到起码高于纯粹奴隶的地位。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限于日常的需要，设法阻止资本的不断侵权，一句话，仅限于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现在的生产制度还存在，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恰恰相反，这种活动必须通过所有各国工会的建立与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自治市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b)它们的现在。
工会过多地局限于与资本进行地方性的直接斗争，它们对自己所具有的与雇佣奴隶制本身作斗争的力量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它们总是过分地脱离一般的社会政治运动。然而最近看来它们似乎有些认识到它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了，例如，在英国，工会参加了最近的政治运动[64]，在美国，它们认识到了自己应该起更大的作用[65]，还有，不久以前在设菲尔德举行的盛大的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本次代表会议非常赞赏国际协会为把各国工人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兄弟联盟所作的努力，因此郑重建议与会各团体参加该协会，深信这对全体劳动者的进步和昌盛至关重要。”[66]
(c)它们的未来。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自觉地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它们对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须给予支援。它们既然把自己看做是并且以行动表明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斗士和代表，因而就不可不把工会以外的工人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必须特别关心那些报酬最少的行业中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劳动者，特殊的处境使得他们软弱无力[67]。工会必须让全世界[68]都相信，它们的奋斗决不是出于狭隘的私利，而是为了使千百万被压迫者获得解放。
杜邦补充说：
当前的社会由两个阶级组成：资本家和生产者。资本家因为拥有社会势力，不断剥削工人。这种敌对状态导致社会冲突。在这情况下，工人只有通过反抗保护自己免受资本家的侵害。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罢工；罢工的确是很厉害的武器，但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双刃剑，因为出手就指向资本家。我们不仅把罢工看成是一种武器，而且把它看成是组织工人阶级力量的最好手段。因为工人们除了建立普遍团结互助的关系，还正在准备行使他们的社会政治权利，在他们充分地联合起来、足以从剥削者手里夺过社会权利的那一天，他们将采取最简单的行政管理形式。
罢工还对合作制起了辅助作用，伦敦的编筐工人的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老板们曾花大钱找来弗拉芒工人；但是由于有我们国际协会，弗拉芒工人们明白了这是同他们工人自己斗，于是带着工人协会付给的补贴回比利时了。在这期间，编筐工人组成合作社，因为在老板那里不能交付定货，订单都汇集到合作社来了。这个胜利无可争辩地是因为罢工得到的，是因为工人们组织了工人协会。
布里斯梅宣读委员会提出的下列决议：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起草的报告当中提出的理由，在上午的行政会上为研究罢工和抵抗团体问题而任命的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如下决议[69]：
大会宣布：
1.罢工不是彻底解放工人的手段，但在当前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斗争的情况下，罢工往往是必要的；
2.有必要使罢工服从一定的规则，服从组织、时机与合法的条件；
3.从罢工的组织角度看，在尚无抵抗团体、互助会、失业保险基金等的行业，需要建立这些机构，然后使各个行业抵抗团体之间、各国抵抗团体之间团结一致，同时在每个当地的反抗联合会内建立用于支持罢工的基金；总而言之，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继续国际从事的事业，努力使无产者全部加入国际；
4.从时机和合法的角度看，在每个地方的反抗团体联合会里，必须指定一个由各个团体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建立仲裁委员会（以判断可能发生的罢工的时机与合法性）；此外，必须根据风俗、习惯和特殊的立法给各个支部一定的自由，以选择这个仲裁委员会的组成方式。
（格拉利亚提出增加：）
5.每个小组或支部每年都给代表大会提供一份关于反抗基金会的报告，以便人们了解其进展情况。
11点散会。
第八次会议[70]
（于国家马戏团剧场）
会议于7点15分开始。
宣读并通过了第六次会议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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