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到机器时，必须审慎，以避免使用机器招致的重大损失。工人们必须起来反对的不是机器，而是反对使机器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中的社会组织。人们原来或许会认为，机器是为工人创造的，可以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这到了英国立法机构不得不干预的程度。
发言人后来引用了去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73]的摘要，这部著作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
库隆（布鲁塞尔）。我认为，关于机器在当前社会组织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事实上，这些强有力的生产工具将来必然作出巨大贡献，付出较少的劳动，不很吃力就能增加产品总量。由于令人憎恨的垄断，这些机器掌握在剥削者的手中，导致工人当中贫困和痛苦的增加。
这种情况应该结束了。这些绝妙的机器为所有人运转是社会的需要。这在今天是无可争辩的。
实现这一原则的障碍具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性质，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建议在委员会给我们提出的决议里加入“政治”一词。
所有的问题都是复杂的，解决吃饭问题应与智力发展同时并举，以便使公民成为全面、自由和有尊严的人。
托伦（巴黎）提出如下结论：
鉴于机器仅仅是工具，是劳动器械；
这种工具本身不能受到质疑，因为它是增加生产的手段；
各个报告证实机器今天产生的令人不快的效果只与我们协试图改变的经济状况有关；
大会宣布，不需要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签名者：托伦、安斯、封丹
托伦（巴黎）：没有必须作出的决议，由于在新的组织中建立了互助信贷，雇佣劳动趋向于日益消失，工具将被交给工人。抵抗团体在过渡期间能取得一些成果，但是首先必须做的是改变当前的制度，机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成为贫困的原因，而是将成为改善与进步的起因。
佩列林（布鲁塞尔）：机器在开始时给工人造成痛苦是必然的，但是工人不能表示反对日后将对他有用的东西。例如，完全肯定的是，与过去相比现在铁路养活的工人更多了。
因为有了机器，生产规模更大了，相比之下能消耗工业产品的人数少了。
发言人和列斯纳一样得出结论，不反对机器，而是反对社会组织。
德巴普（布鲁塞尔）：处理这个问题和处理战争问题一样，有两个方法：一个直接的，一个间接的。第一个是抵抗团体反对引入机器或是规定引入机器的条件。第二个是尽量改变社会秩序，开始消除苦难的原因本身。
对于战争，如果我们过去认为不应该接受第一种仅仅是权宜之计的办法，对机器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这方面，坐办公室的人的那种冷静的推理方式再也不能使工人满意了。和他谈论好转、对将来有好处，这是徒劳的，他看到的是机器把他赶出车间，等到他死了，机器才使他兄弟们的处境好转。
因此，工人将善于同所谓的机器法则作斗争，犹如他通过罢工与供求法则作斗争一样。
因此，我反对托伦提出的鼓吹弃权的决议，但是我高兴地看到托伦本人同意抵抗团体进行干预。
我提出如下结论：
大会宣布：第一，机器和其他所有劳动工具一样，应属于工人自己，为工人的利益运转；
第二，然而，在当前情况下，对于组成抵抗团体的工人来说，应该对车间引入机器进行干预，以便在有一些保证的、或对工人有补偿的条件下引入机器。
埃卡留斯（伦敦）：用几个实例支持如下结论：
机器虽然一方面是资本家手中强有力的用以实行专制和勒索的工具，但另一方面机器的发展为真正的社会合作制度取代当前的雇佣劳动制度创造着必要的条件。
舍佩勒（美因茨）：没有机器，人什么都不能做，不能做出任何满足其需要的东西。我信赖这个结论，说必须有机器，但是机器应该属于工人自己。
科恩（伦敦）：他对当前的不良组织使机器成了压迫工人的工具表示不满，他举出许多他天天在英国看到的实例和他在比利时的一个展览上又见到的例子。在这个展览中，孩子本身就被迫当机器使用，他赞赏发明者把他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于创造他的作品，但他首先应该看到引起工人们对立的非器质性情绪给工人们造成的悲惨境遇。
安斯（布鲁塞尔）：我不像埃卡留斯那样认为机器是专制主义的工具。机器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迫使人们接受的，上个世纪的伟大运动解放了社会，被解放的社会必须有新的生产和通讯手段。
的确，人们会使机器反过来对工人不利，对于任何劳动工具来说，难道不是历来都发生这种情况吗？农奴不是比今天的工人更悲惨吗？
我甚至说，这些现代战争的手段曾经有益于人类的博爱。今天的战争没有比过去造成更大量的伤亡，因为今天的战争持续的时间短得多。
我与德巴普相反，认为我们应该摒弃第一个权宜之计，人们之所以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机器，因为这只是一个与罢工有关的细节问题。在这里和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必须重复同样的结论，即应该归咎于社会问题本身。
斯滕斯（布鲁塞尔）[74]：我们同意：劳动工具应属于工人；我们的意见分歧仅仅在于达到这个结果的行为准则。
战争在人得到他的全部劳动的价值之日就消失了，但是在现在的形势下，提出的解决办法不可能充分，我们信赖的是推翻政府的这些专制制度。我们信赖的是社会斗争。
只能由革命来彻底解决问题，到那时之前，我们的努力是完全消极的。
托伦反驳说，他从未像人们似乎认为的那样，想放弃这方面的斗争，而只是肯定说，问题只有通过彻底改变劳资关系才能得到解决。他指望抵抗团体通过消除贫困的原因来为变革劳资关系做准备。机器一般被看成是进步的起因，有人诽谤我们的决议具有反对机器的特点，因此，他建议不要给必然出现的这些诽谤提供把柄。
布里斯梅（布鲁塞尔）为证明各抵抗团体反对新发明，举出实际上从未被采用的排版机为例。
德巴普（布鲁塞尔）肯定并解释前面论述的思想观点。
缪拉支持德巴普的结论，举出由于引进新机器而出现的鲁贝罢工的实例。他说，这次罢工变成了骚乱、放火，如果有组织得好的抵抗团体就不会发生这次罢工了。
在托伦、德巴普、塔尔塔雷之间作了一些新的解释之后，秘书泰斯重读所有的结论，对这些结论的表决推迟到明天上午的行政会。
主席：请安斯发言汇报综合教育小组[75]的工作。
安斯（布鲁塞尔）：有两点需要研究。什么是教育？谁来进行教育？
发言人在这里作了详细说明，也就是对如下报告加以解释，然后补充说：
赞成和反对由国家进行教育者，当他们在“国家”这个词的定义应该是家长的集体这一点上意见达成一致时，都同意由国家进行教育。
在前几次大会上已经探讨过的“义务”问题上存在分歧。
假定减少工时已经得到解决，就应该力求重点普及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公共学习班和讲座。
研究教育问题的委员会提交如下结论：
鉴于现在不可能组织合理的教育，大会要求各个支部开办公共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尽可能弥补当前工人所受教育的不足。
大会认为减少工时是必不可少的准备措施。
布鲁塞尔支部提交的关于综合教育的报告
今天社会有两类人：一类是不同程度地巧妙动用其大脑的人，另一类是只过多从事体力劳动、几乎完全不动脑的人。
人们把前者看成是世界上幸福的人，把后者看成是不幸的人。但是如果把非常少数的有特权者置于一旁，人们发现在脑力劳动者当中和在体力劳动者当中有同样的缺憾，可能相对而言，前者的缺憾更多。
这种文化修养的不同应该长久下去，还是应该把这两类人看做是不完全的人，寻求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培养能设计的头脑和能制作的手呢？
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从孤立的人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他各方面的能力协调发展。从集体的角度看，重要的是教育对所有人来说有同样的合理的和科学的基础：第一，不要再使采纳的重大原则都相同的人们在一些激烈争论的不怎么重要的、不会产生后果的细节问题上分裂，因为这些争论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阻碍人类的进步；第二，为了出身、财富、外部环境的侥幸不再对产品的分配产生有害的影响，产品分配是为了发挥个人的全部才能。
一
孩子不是突然地，而是逐渐地长大成人的。因此重要的是，不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实行突然不同的制度。科学、公正、自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基础。它们也必须取代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旧的强制原则。
人既是孤立的人、完整的人，又是集体的一个部件。从第一个角度看，他是消费者，他有权利；从第二个角度看，他是生产者，他有义务。
起初，他不能生产，他只消费；他还只有权利，即有身体和智力发育的权利。良好的教育，即精神保健，需要人们满足精神欲望、好奇心，需要人们激发好奇心，必要时，激励好奇心，而不是需要人们随随便便把难以消化的精神食粮硬灌输给孩子。因此有个人教育的科学，其目的是最终使人最快地、尽可能好地得到有用的知识。
而稍后，人开始有了必须履行的义务，生产的可能性出现了，而且不断地加大。在这时候，集体的部件应该被使用了，以便使人尽可能早地能够在世界上履行一项确定的职责，或者更多地履行一定数量的职责。
综合教育的目的是尽可能使人在这两个方面接近完美。
二
认识重要的科学规律，了解已经揭示重要科学规律的研究方式，对工业及其现代手段进行一般了解，研究主要工具的理论和实践，培养艺术感观，通过日常交往对公正进行实践研究，这就是简要的个人教育计划。
早早地使人养成在一个或几个有限的专业中获得强大优势的习惯，这就是必须达到的目的的第二部分。
三
目的确定好了，让我们转到方法上。
让我们把偏见、一切旧式的尊重权威的思想残余、所有形而上学的观念搁到一边，让我们只相信经验；我们观察到，虽然孩子对事物的各个部分都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但是他完全不能专心于单独一个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形成总体看法；而相反，当他年龄比较大时，他有了一定数量的孤立的事实，他感到需要找出这些事实的综合关系，把次要的和主要的联系起来，这样就了解了人类知识的全貌。
在综合教育中，这样的观察要占一大部分。在第一个时期，知识的积累是自发的；一定数量的科学事实偶然地积累在孩子的头脑里。
个人观察、经验、年轻学生之间的谈话，或与指导老师，或与大同学的谈话，都激发孩子的好奇心，都是教育手段。
指导老师只要稍加指点，孩子们就将毫无困难地组织他们的游戏、报告会，在他们之间确定同学纠纷的评判者，确定保管他们器材的管理者，确定保养、修理和改进他们器材的工人，确定维持他们讨论秩序的主席，确定他们出行的向导。每个职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将有合乎要求的全部自由和职权，这不仅因为他是通过真诚的普选产生的，尤其是因为他对所有人负责，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集体对他的行动提出看法、指控，根据情况罢免或重新选举。
在这个组织中，不难看到锻炼身体、增强体力、训练技巧、锻炼敏捷、提高智力、树立意志、养成主持正义的习惯，为理解严正的道德，为走向社会生活做认真的准备。
起码在初期，指导教师仅仅就一些选定的、孩子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按合理的顺序少而精地复述已知的某些事实，使之完整，说明这些事实之间的联系，这样来为这个时期的教育做准备。
在这个时期里有系统的科学教育，孩子们对科学已经有了基本的、但是正确的概念。
奥古斯特·孔德对现象，对比较复杂和比较特殊的科学从属于比较简单和比较一般的科学的现象作过全面的论证，因此他深信这样一种必要性，即首先很好地掌握基本规律和对每一个基本规律进行研究的方法，然后着手研究另一个基本规律。如果采纳他的等级次序，那么我们和他都已公认的惯例相反，承认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科学应该依次地，而不是同时讲授。
我们不提出绝对的规则，我们和实证哲学之父一样指出，12岁到14岁的年龄是人们可以开始学习数学的时期；数学学习期限是2年，按照指定的顺序，后面的每门科学的学习期限为1年。
我们要适当地提请注意，不是面向没有理解能力者，而是面向拥有大量事实的有才智者系统讲授一门科学，这不只是把事实联系起来并加以补充了。
另外，只要未能做到系统地讲授一门确定的科学，就得通过如上指出的方法继续自然地学到这门科学知识。
四
虽然我们今天应该把优秀的专家教授的系统教育视为必不可少的，尽管他们是十分明理的，但是一切都使人倾向于认为，在孩子们自然良好的成长、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之后，共同阅读这些作品，由此而导致的在座谈会上学生自己之间的讨论，大大减少了教授的重要性，在最大多数情况下，使教授只起到提提建议的作用。
无须说，在平常情况下，集会的治安保卫，不管教授出席与否，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和成年人一样，孩子们事实上也准备服从他们自愿地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权威，反抗武断地、往往极不公正地强加给他们的权威。
五
现在让我们来谈我们这个题目的第二部分：职业教育或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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