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如果工人希望用协会取代雇佣劳动制，就让他们有能力仅仅靠他们自己从事他们的职业。重要的是他们决不把职业学艺与完全从事这一职业所需要的科学教育分开。
“分开，”蒲鲁东说，“就像今天人们所做的那样，把教育与学艺分开；更可憎的是，把职业教育与实际的、有用的、重要的、日常的职业训练区分开，这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再现了三权分立和划分阶级——即政府专制和工人处于从属地位——的最有效力的两个因素。
这种情况，无产者要仔细考虑！
如果矿业学校不进行适合采矿业的学习，不从事矿业工作，学校的目的就不是培养矿工，而是培养矿工的工头：贵族。
如果工艺美术学校不从事工艺美术实际工作，学校的目的就不是培养手工艺人，而是手工艺人的管理者：贵族。
如果商业学校不是学习商店、专卖店、柜台方面的知识，学校就不能培养商人，而是培养商业巨头：贵族。
如果海军学校不是到军舰上实际服役，而这服役本身包括作为见习水手的服役，那么学校就仅仅是在海军当中划分海军士兵和军官两个等级的工具。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政治压迫和工业无秩序的制度中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学校即使不是奢侈机构或闲职的挡箭牌，也是贵族研究班。建立综合工科学校、师范学校、圣西尔军校，法律学校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维持、巩固、加大等级差别，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的分化，并使这种情况不可改变。”
（J.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我们对综合教育作出结论之后，终于可以讨论如何和由谁来创办这种教育的问题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警惕今天有人大力鼓吹的某些披着民主外衣的方法。一些真、假民主主义者断言，医治工人阶级痛苦的方法在于他们称之为由国家进行的免费义务教育，这种教育实际上不会是义务的。[77]
我们首先说：不可能是义务的。实际上，我们能采用什么样的制裁手段；不免费，我们简直说就没有教育。
针对表示愿意自己教育子女的家长，或针对需要子女劳动、不能送他们上学的家长吗？给一个人提供做成一件事的机会之后，又不强迫他做这件事，难道这样做正确吗？
我们说：不是免费的。需要证明吗？在国家提供的东西里有什么可以免费呢？国家提供的东西，国家必须付款；国家必须付款的东西，国家从捐税里索取，就是说向消费者索取，就是说向全民索取。在这样的情况下谈论免费令人产生错觉：车间主任们就是这样，他们每天从他们工人的工资里事先扣除一部分构成救济基金，在有人生病的情况下，他们发放一些药品，他们也说这些药品是免费的。
我们还补充说：不是教育。实际上，在鼓吹这种方法者的思想里这属于初级教育。现在，人们可能以为，为了教育人民，只须教他们读、写、算，甚至在需要的时候以伦理为借口增加教理和宗教的学习就够了吗？不够，既然我们要求的，不再是这种甚至不能掩饰阶级的等级和工人受奴役的徒具外表的教育；“而是真正自由的、与普选等量齐观的教育，是与互助和保障机构，与工人协会、市镇和省联合会一起有助于在各个工业公会、各种条件和财富之间保持一定水平的教育。除此之外，被送到学校的孩子将永远不仅仅是以最符合上层阶级安全利益的方式训练出来的驯服的年轻奴隶，既然我们要的是文明、自由的劳动者。”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同时包括学艺和科学的综合教育。
然而，在人们想让国家承担这个任务时，很好地考虑过吗？使国家成为所有教育的代理者，甚至像所有人建议的那样，成为各项职业的评判者？看到所有年轻人都由国家进行教育，由国家传授科学知识，由国家传授专业知识；由国家培养教育医生、瓦工师傅、细木工、耕作者；按照宪法教育出来的、根据宪法工作的、一切都按宪法规定做事的公民；人不再成为庞大社会机器各部件的人；所有人都被迫接受唯一的意志，即偶然集中在一起的大多数人的意志！这岂不是谋杀个人，即谋杀人类的本质吗？
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制度的结果也可能不令人满意。
谁没有发觉，管理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在如此复杂的领域里的中央集权，可能直接导致政府阶层的寄生现象，由于中间阶层的数量增加而造成预算的大量增加呢？
另外，让我们和蒲鲁东一起计算全体青年的教育费用有多少，我们在法国最终得出的数额是16亿，在比利时是1.5—2亿。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政府从哪里拿出这笔钱呢？
如果我们把国家进行教育这一点概括起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国家进行教育，绝对不是免费，而是花钱更多；
从公正的角度看，人们无权把这强加于人；
从人道的角度看，由国家进行教育将扼杀个人的所有自发性。
如果必须停止国家用赋税的手段起作用，怎么能进行综合教育呢？
我们回答说：
第一，这只能通过自由的协会。
工人协会懂得对其有益的是，为现在或将来的每个会员提供尽可能大的一笔教育费，因此必须自己建立发展这样的教育所必需的机构。联合会或国际协会的作用是，在这项事业中帮助各个具体的协会。
第二，在当前情况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而在以自由的协会和互助精神为基础的制度中就变成可以实现的了。工人学校是知识中心，与此同时要使学校成为生产中心。青年人受教育，与此同时要让他们努力从事有效的劳动（这是他们学艺的一部分），这些劳动产品不难抵偿必要的费用，这样就解决问题了；过去必要的巨额费用使这种教育成为不可能的事，现在家庭、社会集体和承担教育的协会本身来都不必为此付出分文。
最后要说的肯定这些结论的话。我们在国际总章程里看到：“鉴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78]……”我们认为这些话能说明问题。我们说，对工人进行教育，这个最有力的，甚至是唯一的解放工人的手段，再也不能交给其他人了，只能留在自己手里。他们现在应该拒绝那些一心想欺骗他们，使他们继续受奴役的人们甩给他们的勉强算是教育的教育，他们现在应该到了拒绝这极其低下的初级教育、接受自由人的有效教育的时候了。如果他们各自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应该同心协力地争取受到他们所追求的平等这个目标必不可少的教育。
鲁昂小组
论工人阶级的培训与教育
如果在经济研究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肯定就是教育，特别是人民教育问题。在普选——也就是说，在欧洲大地上由所有人选举所有人的政府——趋向越来越流行的时期，需要认真考虑人民教育。在我们说人民教育之时，我们主要是谈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政治和社会机构的领导当中被看成微不足道的工人阶级的教育。可是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这个用胳膊、手和脚进行劳动的阶级，其人数可能比监督它的、如此尽情享用其艰苦劳动成果的阶级多10倍。工人虽然有如此巨大的体力，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特长，能生产所有实用的东西，生产人所必需的一切，但是处于如此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首先是由于我们从未真正考虑大多数人利益的各种教育，其次是由于这些始终在有领导权的人控制下的教育机构本身造成的流弊和高昂的费用。但是在政治网眼已经张大、使工人有可能参与政府行动的今天，这些弊端的第一个原因，最有影响的原因，任何人都看得出的原因，就是缺乏教育，就是没有知识。可是，如果没有教育和知识，就什么都没有；没有教育和知识，人们为支持工人的解放而做的一切都必将失败，或者一直停留在很不完美的初始状态。教育属于工人的解放事业，是他每天完成工作所使用的工具。他就是借助这唯一的工具可以有效地发挥他具备的才能。矿工为了在地下深处行走，得到大地隐藏的资源，需要一盏灯照着他前行；为了引导工人争取其权利和理所应有的自主，他需要智慧之光，需要教育。
在此不需要详细叙述劳动发展史就能证实，在各个时代，体力劳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曾经是被迫处于无知识状态的阶级命中注定的事；与其他工作相比，这种劳动总是构成低下的职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变成较富有阶级进行剥削的理由。为了证实这一点，只需想象一下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尽管我们感到难于开口，还有我们今天的工人。
讲述愚昧无知给世界招致的、主要伤害工人阶级的各种苦难、灾祸，也可能是多余的事。恐怖的历史篇章就证明了盲信、迷信、政治专制主义、宗教专制主义造成的可怕后果。盲信、迷信、政治专制主义、宗教专制主义有时互相斗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互相提供帮助，阻止人们表达思想观点，在光线似乎要穿透的地方周围制造黑暗：即在愚昧无知的情况下，所有祸患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在进步的道路上，根本没有最高贵血统出身的人留下印记的稍有重要性的知识成果。
在过去的时代，自始至终都不可能看出人民教育的痕迹；人民教育通常与其政治和社会情况有联系：一直到我们1789年的革命，根本没有人民教育，或几乎没有人民教育。
直到当时被抑制的各种力量以如此巨大的威力爆炸了，运动扩展到所有人；在这个社会革新的时代，本来就应该讨论劳动人民的教育，劳动人民由于其人数多，可以在公议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民公会（把这事说成是它做的）曾经要建立基础更加广泛的人民教育；可惜在它之后继承政权的人没有遵循这些计划。他们不肯为人民的教育、为劳动者的教育多花钱，因为不管怎么样，在这方面问题就在于他们。在新的制度里，他们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们曾认为可以把工人置于天生的愚昧状态；这甚至似乎是必要的。
一般来说，教育就像第一帝国所组织的那样，就像一直维持原状到目前的这样，基本上是贵族性质的。我这里想说的主要是法国所谓的中等教育。这是为自由职业——即只有在出示高中文科或理科毕业证书之后才能被允许从事的职业——提供方便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费用相当高，只有已经相当富有的人才能受到的教育。为了在中等教育机构培养一个年轻人，至少需要1万法郎，尤其是家长不住在学校所在地，被迫把子女送到寄宿学校的情况下。现在，如果有好几个子女，请估计一下要花费多少。很显然，工人子弟与此无缘。在与1789年之前的贵族阶级相比，他绝对处在中世纪的平民、庶民的等级。
在第二帝国之前，曾有过不富裕的家庭可以让子女分享中等教育利益的时代，当时市镇的中学数目还相当大，足以使青年人就地受到教育，不必走出他们的居住地。今天每个省才有一所大的中等教育机构。当然各地还有一些规模小的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一般来说既没有必要的人员，也没有必要的设备可以帮助学生通过考试获得证书。
正如人们看到的，总是给有特权者保留一份财产；这或许还是一件人们不会感到痛苦的坏事，如果这个特权阶级不是因为有受教育的优势，通过其拥有的财富最终找到工作，谋到高级职位，没有促使工人与那些以领导他，甚至来帮助他为借口从他那里提取他们最容易得来的、最有利的收入的人之间那种对立永久延续下去。
至于初级教育，应该承认，30年来稍有发展，但是远远满足不了劳动阶级的全部需要。
首先，这种初级教育很有限，随着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变化。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时期，初级教育大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一定的广度。今天初级教育部分地从属于教士，灌输教士本身具有的思想。在本堂神父专横的监视之下，可怜的市镇小学教师工资菲薄，违心地只教授一点点东西；在中等教育的老爷们看来，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老爷们看来，他们扮演着相当可悲的角色。这就是在法国的人民教育工作者，就是他们负责或者向工业工人，或者向农业劳动者传授他一生中要尽公民义务所必需的知识。
在城市里，是公教要理会的教友帮助小学教师完成这项任务。
女孩子，工人的女儿，我们不想说到专门机构——寄宿学校——去获得教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女儿，我们说的是工人的女儿接受修女的教育，这些修女往往有简单的传教许可证书，即允许其传教的省长的书面许可证。无需说，这些首先在那里灌输宗教思想的修女们一般都非常无学识，甚至最没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出这一点。工人女儿的小学教师们应该是这样的，要负责把她们变成家庭主妇，准备使她们摆脱宗教的监视，使她们最终过上优越的生活，为了适当引导孩子——即未来的公民——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最初几步，妇女们需要这种优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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