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编内刊。未久中苏交恶，单位名存实亡，就做些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布置的工作。有一次参加采写工业战线先进人物事迹，我分到两篇：一位工人发明家，我去贵州汽车厂住了两天；另一位是贵州省轮胎厂工程师，他进城开会住在小客店里，我去问答了半天。写出交卷，任务完成。忽一晚，我在办公室灯下读书，单位领导（一位很和善的北方老干部）从宣传部开会回来，径直走到我身边，说道：“戴啊，文章要怎样才写得好？”这无异乎问鸡怎么下的蛋，不知从何说起。想出些老生常谈说了，他颔首而去，留下我独自纳闷。接着，连宣传处的写手们也不耻下问了。这才知道，原来是汪小川部长看了书稿不满意，写得太呆板，只肯定了我那两篇。汪部长是有大学问的红军老干部，威望非常高，一言九鼎，无不心悦诚服。其实我那两篇短文浅薄之至，只不过喜爱文学的人，笔调活泛一点而已。而那些同志一年到头读文件、写报告，颇不以文艺为然：诗是小资，小说是瞎编。有一次到红枫湖工地调查研究，住了几天。这支水电工程队，是建了重庆狮子滩水电工程后转移来的。我写了一首献给他们的歪诗，开头说：“狮子滩一片清泉，浇灌出金花万朵。”宣传处老徐看了这两句就问我：你去过狮子滩吗？我说没有，他就笑起来。连这样理所当然的两句话，都非亲眼看过不能写，忽然叫他们写带生活味、文学味的文字，岂不是撵鸭子上架？后来，宣传处李处长到省电台当台长，大约把汪部长的谬奖当了真，硬把我要了去。我对新闻工作一点兴趣没有，当时想去剧团乐队拉二胡，业余弄我的文学。但组织安排是只能服从的，于是去了。广播是时间传媒，以秒为单位，数着字编新闻，枯燥之至。过了一年左右，搞“四清”运动，我这个硬拔来的萝卜，又认为不宜在所谓“要害部门”，要拔出去了。于是下放到大方县百纳中学当教师。同命运者四十人，各去一县。“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我妻子决定与我一起下去。那是六五年十月。到县城那天，百纳班车正好早晨开了，在小旅馆困了整整一个星期。举目无亲，城小如斗，加之雨雾蒙蒙，真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我去县文化馆消磨时间，见藏书颇不少，管理也正规，就以调动函做抵押，借了两本书回旅馆看。一本里德写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本法朗士写法国大革命的《诸神渴了》。一读，满纸血雨腥风，更感觉天地悠悠，前路茫茫，此生可虑。熬到下一个班期，所谓“代客车”实际就是敞篷货车，我们行李很多，一一搬上车，很引人注目。当时我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连木床、书架都带了去。车离县城，越走越见荒凉，直向万山深处驶去。快抵百纳镇时，同车一位穿褪色军服的老人，问了我的情况，说他是区委的干部，让我们下车后就地等着，他会打电话通知学校来人接待。几分钟后，果然跑来一群农村少年，小包大件扛了就走。有个孩子接过二胡与箫笛口袋，惊喜道：以后我们学校要热闹了！后面气喘吁吁跟来一位胖胖的中年人，后来知道是教导主任朱老师。
学校就在区委后面，相隔一片鱼塘。高高土坎上一溜教室，土坎下一个小运动场，教室前面两片花圃，花树扶疏，居然还有没谢的花。许多穿得非常单薄的农家少年，围拢来看新老师。瞬息之间，我忽然卸下了心里那块石头，信任了这一角我将安身立命的方寸之地。王继明副校长与唯一的女教师彭世淑，陪我俩在办公室吃第一顿饭，大略介绍校情，说是党支书兼校长许明荣在县里开会，回来再见面。
长话短说。我学着当“人之师”才一个学期，史无前例也无后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排山倒海而来。第一个暑假回贵阳，已是天下大乱。电台那些没有下放的同事，一半成了“反革命”，另一半成了打倒“反革命”的“革命派”，相煎不遗余力。舍间邻近邮电大楼广场，造反派斗争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大会上的阵阵“打倒”之声，听得一清二楚。那么受人敬重的汪小川部长，颈子上挂着大牌子陪斗。寒假再回贵阳，舍间已被“红小兵”抄了两次家。小学生戴个红袖套就是“红小兵”，奉旨造反，可以打家劫舍，为所欲为。我下乡前卖掉崭新的飞鸽自行车，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美多”半导体小收音机，每天听听新闻，听听京戏和音乐。暑假回校后，从收音机里听到文艺界造反派批斗省文联主席、老作家蹇先艾的报道，列举的“罪状”中有一条，说他“鼓动牛鬼蛇神出笼”，证据是他在一篇评论中，对一个写儿童题材的青年作者说：现实生活之外，牛马虫豸、花草树木都可以成为角色。这个作者正是我。我担心那句判词被谁再转一个弯，我岂不就是“牛鬼蛇神”了？于是我把发表过的习作剪贴本交给许校长，请他审查，争取坦白从宽。不几天，他把我叫到他小房间，还给我那本剪贴，郑重说：我随便翻了翻，不用看了。中央的“文革十六条”说得很清楚，就是有错误的言论和文字，也要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严格区分开，你写的这些东西，我看连错误也谈不上。我听了如释重负。这位许校长原是区委书记，在农民称为“过粮食关”的大饥馑中，毅然开放公仓救命，因此“犯了错误”，调到教育系统。当时犯这种人人感佩的“错误”的区县干部非止一人，改革开放后有一篇轰动一时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这样一位区委书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文革”之火当然要烧到区镇一级。但我们学校可算只走了个“过场”。两位校长少不得挨些批斗会，但从未演变成武斗。教师们也未拉帮结派打内战。而别区的兄弟学校，却是很有闹得热火的。究其原因，一是农家孩子和家长都极其纯朴，对老师尊敬得不得了；文件又规定农村不搞“文革”，他们没有受到城市造反派的教唆煽动。二是十来位教师来自各地，朝夕相处如家人，业务各自为战，既少矛盾结怨，更无浑水摸鱼的野心。许王二位历经运动，经验丰富，处变不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一进机关就赶上“肃反”，一路走来，对运动一贯持敬而远之的消极态度，从未当过左派。一有“革命师生大串连”机会，就自命革命，当仁不让，昆明看滇池，成都看杜甫草堂、都江堰去了。县里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有“革命教师”列席，承学生领袖不弃，堵着房门邀请我。这事我可不敢自命“革命”，敬谢不敏，最后以身患慢性阑尾炎不能长途步行的充分理由推掉。当时学校停课，冷冷清清，操场长荒草。我过不来这种虽生犹死的日子，区里请我组织文艺宣传队，欣然接受。自编自导，训练乐队，只不当演员。心里有根底线：远离派仗，不要被人当枪使。只图个热闹好玩，过把草根剧团瘾。所以我只选少数民族歌颂共产党毛泽东、赞美人民军队的歌曲来编节目，还与龙万钺、程大有老师在学校排演过《沙家浜》。有一次回贵阳过了假期，在县城搭车返校，同车几个百纳姑娘小伙，见到我和妻子很高兴，还是那句话：戴老师回来，我们百纳街上又要热闹了！宣传队在区礼堂关闭大门排《收租院》时，区委书记的夫人跟着好奇者们钻窗子先睹为快。
但我也遭过点小灾星：一是刚开始“革”的阶段，一位校工看中我“大资本出身”（他的原话），又从省里机关调到区里中学，正是他闹革命的首选；而他是农民出身工人成分，正是我的天敌。于是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三条罪证，一是两口子同出同进，上街赶场都是并肩而行。二是地板都用水洗。三是把贫下中农子女（指他女儿）跟地主子女（指区小金校长的儿子）编在一起唱忆苦思甜歌曲，搞阶级调和论。我“串连”回来见到了这张大字报。妻子说不见有人响应，也没有引出全校性的大字报热。不久颁布了一份叫“公安六条”的文件，规定六类人不准参加“文革”运动。其中一类曰宪兵，恰好符合这位老大哥曾经有过的身份。于是马上急流勇退，退出已加入的多个群众组织，笑脸迎人，见我老远就招呼，连“师”字也省了，叫我“戴老”。我们两家楼上楼下住着，他妻子办教师伙食，人很善良，一直相处不错。我也就付之一笑，后来有了儿子，还交给他家带过。另外是我教语文的一个学生，初进校没看出本领，对老师很恭敬。后来时势造英雄，自立司令部，设女秘书，拷讯敌对派成员，能力很强。后来组建“三结合”政权，当上校革委副主任（主任为武装部长，另一位副主任是王校长）。享受革命干部待遇的第一件事，是到区卫生院开了三支葡萄糖注射液，当场敲开喝下。他也选中我为晋身之阶。据说有一次在区里开会时说：“老戴（我也）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要送去接受贫下中农改造。”不几天，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农村学生返乡运动开始，他壮志未酬，饮恨而去。后来听说坐牢了。后来听说出来了。后来听说又发达了。前年有一天，老同事蔡老师打来电话，说是这位前副主任途经本市，要请现居贵阳的几位老师吃顿饭。我害怕他还惦记着我，连忙谢却了。
七二年家父病情日重，大弟在沿河当知青，小弟在盘县当工人，人手不够。寒假回贵阳，正值贯彻伟大领袖对电影《创业》批示，全国大抓新剧目创作之时。老朋友诗人廖公弦写的一个川剧剧本《阿花》，很得好评。他久已想帮助我调回来，并曾努力未果。当时提倡“十年磨一戏”，他就借机向剧团提出，需要我参加修改，剧团同意了。然而难题随之而至：从剧团方面说，没有编外借用人员的工资基金；从学校方面说，不上课又怎么发工资呢？更何况，还有一项“擅离职守”的大罪。那时正是“文革”中后期，普遍纪律松弛、规章混乱。我根据本校情况，想出一个很出格的办法，让妻子过完春节返校时，商之于杨文进老师，请他帮忙代我的课，我这边抓紧办调动。一商量，杨老师毫不迟疑应承下来。他是语文教研组长，夫人与我妻为中心小学同事，我们两家相处最为融洽密切，至今两家两代仍交好不绝。但这种“私交授受”的做法，从学校管理角度，是不能允许的。但大家都给予了同情和谅解，校长不予过问，同事不持异议，仿佛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更无人向县教育局打小报告。要想从外县调贵阳，难度很大，杨老师足足替我义务代完两学期课，我才正式调入剧团。四年后又才解决了妻子调回来的问题。公弦、文进、继明三位对我的援手，是真正的“雪中送炭”。蔡老师家在安岳农村，大学毕业分到百纳中学后，几年中陆续把母亲、妹妹、两个弟弟和妻子接到百纳，先后从农村户口转为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也得之于许王二位的鼎助。
我到剧团年余，公弦调文化局。他又约我一起写了电影剧本《毕昇》。初稿是他写的，几次修改和定稿则由我执笔，他写成的东西不喜欢改来改去；我恰好相反，以为成品是磨出来的。珠江厂接了这个本子，两位文学编辑就怂恿我们一起做江南之旅。游过向往已久的杭州和绍兴，到了上海，我们就提出打道回府了，令两位编辑深感遗憾。一九八〇年我们一起参加贵阳市文联筹建工作，宿舍也是紧邻。合作无间地共事到一九九八年一起退休。他比我小两岁，却走在前面，于二〇〇三年夏去世。公弦是一位极优秀的诗人，生前出版的几本诗集，他自选过严，遗珠甚多。去年我建议出一本廖诗全编，幸得采纳，面世当在不远。
我离开百纳前后，多位同仁陆续调回家乡，现在全都退休了。许明荣校长离开还在我之前。王继明校长后来调大方师专任书记、校长后退休。几次二老来筑，我们都对酒忆往，说不完的话题。有一次说，过了八十，就不出门了。其实二老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去年冬天，却不过小女儿的恳求，还是来了。我们几个住贵阳的老部下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挽留他俩多住了些日子，很欢聚了几次。可惜许明荣校长无子女在贵阳，多年没有见到了，但听说健旺如昔，令人欣慰。
二〇一〇年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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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汪小川老同志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职离休，二〇〇五年一月十四日去世，享年九十二岁。晚年潜心著述，已出版者：近五十万字的《中国历史故事》（广西师大出版社），极富新见创见；《汪小川诗词选》（文物出版社）；百余万字的待刊书稿《疑案》。兹摘录五古长诗《咏史》数句，以窥卓识铁骨于一斑：“历史泥巴团，形状任人捏。或如扭麻花，或如砍木橛。有如娟女笑，有如暴徒虐。也有骷髅堆，也有鳖龟穴。总属帝王谱，扬善而隐恶。成败定是非，满纸尽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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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二：当年百纳中学的那些农村少年，如今都年届或年近退休了。有一次去毕节，十一个老学生相约到住处看我，争相忆旧，十分热闹。在贵阳也有过三四次多人的聚会，自然也有个别来访者。当然都出息了：当教师的、坐机关的、建电站的、做军官的，各行各业。大小“长”字号的也有几位。留在镇上经商的，也很殷实了。与我行当较近的，有一位担任了晚报总编，他是当年学生司令之一，曾看中我的住房做司令部；我乃迁到楼下一间狭长小屋，假期无人，被小偷光顾。但他采用的是协商方式，而非革命小将最擅长的“勒令”，所以我不反感他，相见一笑，他还陪我去看望老同事龙万钺老师。当年我常为这些孩子的未来揪心。男生只有两条出路：参军和招工，但僧多粥少，还得家庭成分好。女生更是一根独木桥：出嫁。后来恢复高考，才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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