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一九八八年，我想在《花溪》月刊上开一个作家书简专栏，而且入选者须是名家甚至大家。一个地方刊物，何来如此雄心呢？当时仗着手边有一封沈从文先生的长信，又估计蹇老必有李健吾先生的信，石果先生必有沙汀的信，等等。当我向蹇老求助时，他给了两封鹤西先生给他的信，并附了一篇短文。书简刊出后，又直接去信求稿，这样，就开始与鹤西先生有了联系。他不嫌弃《花溪》小，络绎赐稿，都是随笔小品，思辨清明，缜密而又明快，略近兰姆的味道。他还送给我一册自印的《野花野菜集》，“野花”是诗辑，“野菜”是散文辑。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超凡脱俗的新鲜。文友王尧礼见了，爱不释手，我替他和刘学洙兄向先生各求了一册。后来他的《初冬的朝颜》出版，也寄给了我们。
鹤西先生寄稿必附信，或长或短，不限于文事，耄耋老人的睿智，给我许多启示和乐趣。后来他外甥邹思庆先生为他编文集，向我征遗简，我搜检一过，居然有十八通。书出后重览，觉得似乎尚有漏检，还有几封躲在什么地方。值得长期保存的东西很多很杂，我又缺乏及时分拣入藏的习惯，一旦要找什么，就得翻箱倒柜，大肆折腾一番，往往还废然作罢。
与鹤西先生通信往来，最鲜明的印象是：诗人的气质+科学家的态度。不论对什么，一是一，二是二，不稍假借。他最早给我的信中说：“人生知音无几而知音中更少诤友，在业务上能对我提出坦率批评的是一位日本友人（贤按：指农学业务），国人则每多客气，反增寂寞。”从文集中读到给蹇老的信里说：“来信称誉过当，而缺少鞭辟入里的评骘，这大约是初读兴至，忙于见告之故。虽然离校以后，接触不多，但到底是旧时学长，至少在通信中不妨予以棒喝的。敝帚自珍，自古以然，不能不有待旁观者斟酌指摘。”求真正的实事求是而不可得的无奈，跃然纸上。有一封信说：“寄来稿费收到，我觉得是过高了……我想贵刊也负有发现人才的义务，为我这行将就木之人提供发表园地，已不胜感慰，优厚的稿酬似应用于鼓励年轻的作者更为迫切。”其实我们是照章发付，并没有特别要优厚他。又一次，嘱我代购贵州出版的《顾准文集》，“购书之款请即由稿费内扣除，不然稍俟购到后，即行汇上”。我知道他老人家认真，寄书时力陈：戋戋之数，不劳老年人填汇单上邮局。他回信说，那就领情了，刚好新打印了一篇《折骨吟》，制作费相近，寄为回报。这是他因骨折往医院，躺床上抚时观世的一组杂诗。我于是赚大了，一本上街就能买到的书，换了一份珍贵的“内部资料”。
九六年秋，鹤西先生把他的《奥玛四行诗选译》寄给我。这是用复印件装订的袖珍开本，封面还贴了个小题花。虽是手工制作，仍然一丝不苟，看得出对这本小书的珍爱。我知道“奥玛四行诗”就是“鲁拜集”，始于五十年代读《沫若译诗集》；又从《闻一多全集》里读到过对郭译的评论。鹤西先生的译文，读来流畅浑成，韵脚自然，宛若第一手的创作。虽不懂外文，也知道是好的。我努力学习他认真求实的精神，大胆提了两处小意见。回信说：“所提意见很好。……‘冬装’二字则拟从尊意。还想听取您的其他意见。”（另一处系谈“酌斟”一词受韵脚限制，找不到更惬意的词，文长不引。）信中又说：“接信后我又把全部译诗吟诵了一遍，感到确实似出自心声，恐怕正如您所说，难邀时人的见赏。辽宁《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者虽有‘妙品’之赞，却又嫌篇幅太少，岂有妙品而车载斗量乎？”该文库的特色是小字密排，以价廉物美取胜，所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想，先在我们《花溪》上连续刊出，单行本的问题有机会再说。鹤西先生听了这个想法，很是高兴。当时我认为毫无问题的一件事，在操作时竟遇到一些分歧和干扰，最终只能选刊了一小半。虽然老人家表示完全谅解，我仍然极感惭愧。后来不死心，两次找出版界的朋友设法推荐，都没有成功。
九四年底，老作家蹇先艾先生因跌倒受伤，猝然去世，我发电报告知鹤西先生，并请他写一篇回忆文章给我们。他接信后挂电话来了解情况，我乃得“闻其声”，很柔和清婉的普通话，毫无衰老之感。文章寄来时附信说：“文中除追忆些许往事外，只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二是对他早期写贵省风土人物的小说的欣赏，这种别无用意，只是出自一个善良灵魂的同情的作品，我以为在中国文坛上是可以垂之永久的。感人之处，正由于作者之不能自也。”文中“二是”中间，“善良灵魂的同情”和“作者之不能自已”这段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不妨视为先生自己为文和判断别人为文的基本标尺。
连续多年，我都于辞旧迎新时给鹤西先生寄一张贺卡。一九九九那年，我忽收到寄自云南省科委的一封信，有不祥之感，拆阅果然是邹思庆先生告知他舅父鹤西先生谢世的消息。
先生本名程侃声，笔名鹤西，这是一开始我就知道的。当时只觉得两个名字都有印象，过了一段时间，恍然想起与鲁迅的书有关。找出全集一查原委，是一个以误会始，双方都有点意气用事造成的“事件”。鹤西先生从此远离文坛，改攻农学，以今日观之，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程先生成了一位杰出的水稻种质资源专家，吴征镒院士对他如此评价：“其成就绝不比金善宝院士之于小麦、丁颖院士之于华南籼稻小，也不逊于吴觉农先生之于茶，章文才先生之于柑橘。”而且在他心爱的文学领域，由于是一个“门外行者”（文集封面印章），免疫于各种功利的左右和干扰，只写“别无用意，只出自一个善良灵魂的同情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野花集》《野菜集》《初冬的朝颜》和《鲁拜集》译文这样纯净隽永的作品，必将“在中国文坛上是可以垂之永久的”。他比数量众多的少年时成果累累、后半生沦为鲁迅称为“空头文学家”的同辈人，幸运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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