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是安顺小城第一批新艺术家之一，生于一九一〇年。中学毕业后想学文艺，因系长子，须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乃选择上海函授学社文艺科，在封闭小城攻读十里洋场的艺术课程。两年毕业，眼界大开。不到二十岁他就应聘担任小学音乐、劳作（手工）老师，自此长期执教于安顺多所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桃李满门墙。蒋先生对安顺的新式艺术教育，有筚路蓝缕之功，他是把全新的音乐、美术教育理念和方法带给闭塞小城的先行者。他教音乐，不仅唱歌，还学乐理，不仅学简谱，还要学正谱（五线谱），市面上买不到谱纸，他用木板刻印。美术课不仅学素描、写生、色彩，还要学美术字、图案设计、广告画、报刊装饰等实用美术。他把传统观念谓之“小技”、维新人士视为“副科”的课程，密切地融入生活、社会、文化甚至人生，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小城的近代化。他对学生亲切和蔼，循循善诱，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每年“六腊之战”（即新学期前对教师的续聘或解聘），很多教师提心吊胆，唯恐丢了饭碗；蒋先生却总能接到两校以上的聘书。
我没有受过蒋先生的课，但他的长公子世煜是我同班学友，他家住南街，又是我上下学必经之地，所以常能见到蒋先生，也去过他家。蒋先生是小城唯一“做艺术家打扮”的艺术家：西装、领结、皮鞋、银丝眼镜、卷曲长发，且带三分落拓气。太整洁周正，就像一本正经的绅士，而不像潇洒的艺术家了。据说，有守旧人士讥笑他像个“洋叫花子”，他不以为忤，还用这四个字刻成图章，主动示人。我想，如真有此印，很可能出自岭南派画家、篆刻家吴乾惠的铁笔。吴先生流亡安顺，在此结婚成家，后在省轻工厅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退休后才离开贵州，与蒋先生是交好的艺友。我曾进入过蒋先生的卧室兼画室，老式大房间，光线稍暗，散漫堆满大小美术品，风格与他的着装相一致。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国画西画、炭画漫画、商标设计、广告制作、音乐话剧，无不涉猎。他还是“研石书画社”“血花话剧团”“珠江音乐社”等艺术团体和多次艺术展览的创建者、发起者和组织者。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一些内迁院校和戏剧宣传队云集安顺，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十分活跃，经常举行广场和室内演出，上演过许多大中小型曲（剧）目，包括《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延安剧目。其中最活跃的，是共产党员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蒋先生以国民党县党部宣传委员兼抗日后援会负责人的社会职务，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离开家乡早，直到二〇〇一年，从《安顺晚报》上看到一版老照片，题为“消失的风景”，一处处儿时游憩之地扑进眼里，如梦如幻，引出许多回忆和感慨。编者介绍这些照片的作者是蒋先生，于是写了篇短文回忆他，感谢他为桑梓创造了这样一笔无比珍贵、不可再生的遗产。当时对蒋先生的情况了解不多，只是觉得，小城的第一代新文艺家，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应当给予足够的评价。历史不是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才开始的。最近为写这篇因物及人的文字，才向乡友了解到蒋先生个人遭遇的大略。一九五一年，他突然从教学岗位上被捕，关押三年后释放回家。自始至终，没有人就捕他、放他的理由作过说明。我猜测，大约先是因抗战期间（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以后）在县党部兼任过职务而抓他，后来是查无多大问题而放他；但他就此不能再回讲坛了，从此靠画广告、画布景、制牌匾、做奖旗等零活为生。一九六五年病故，得年仅五十五岁。“文革”收场后，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冤假错案大平反，蒋先生家属多次上访有关部门，但找不出任何档案资料，乘兴而捕，兴尽而释，“无反可平”，不了了之。
哲嗣世伟君回忆，蒋先生最珍爱的两件宝贝，就是他的德国照相机和小提琴，跑警报也从不离身。进了防空洞，只要天上无动静，他就出去观察，寻找拍摄素材。平常日子，更是念兹在兹，到处留心捕捉有拍摄价值的景物。据世伟估计，蒋先生十余年中拍摄的相片，总数当有三四千张。题材大致可分为风光、街景、家人几类，此外还有少量的教学资料。现在劫余残存者，仅有八十多张了。这次刊出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拍的是街头流浪儿童，手书标题“迷途的羔羊”，这样记录下珍贵历史面貌的老照片，不知遗失了多少，令人扼腕。
前不久，老同学蒋世煜兄忽然下访，令我惊喜不已。两个懵懂少年，再见已成老迈。同学时他的美术才华已远出侪辈，经过几十年的勤奋钻研，已荣膺刻纸大师称号。他出示的那些刻纸书票，细致入微，精美绝伦，简直匪夷所思。蒋先生有“跨灶之子”，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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