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人看历史题材电视剧，常觉过分戏剧化，真实情况要平淡得多。但是，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却发现电视剧里的那些情节，居然真的应有尽有。
当时我在花溪上私立清华中学。最先让我们感觉巨变将至的，是公园里出现了很大的反共标语，什么“××来了，家破人亡”之类吓人的话，用斗大黑字写在刷白了的墙上。校园里窃窃私语，说是从城里来了许多特务，在贵大清中一带游荡，动不动就会抓人甚至黑杀，大家不要再去公园闲逛。说也凑巧，就在这种氛围里，我的好友魏运贤一支派克钢笔，被王姓同学借用遗失了。对一个小孩，这是很贵重的财产。他很着急，我们也帮着乱侦察，随即得了个线索：午睡时间王同学用派克笔做英文作业，教室里还有一个人，王同学把笔放进抽屉离开的时候，那个同学还留在教室里。于是商量了一个方案：午饭后约那个同学一起到公园散步，以探明情况。参加的除运贤和王同学两位当事人，还有提供线索的同学、我以及那位受怀疑的同学。我们一直爬上麟山，坐在亭子里，才开始谈那件事。运贤好言启发，王同学诉苦，那位同学矢口否认。谈了十来分钟，没有进展，却发现一个穿风衣戴鸭舌帽的中年人也爬上山来，站在亭子边，一边四顾观景，一边掩饰不住地打量我们。那位提供线索的同学小声说，从进公园起，这人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们一听，心里明白，真的是“那话儿”来了。运贤一向比我们干练，就提高声音说：这支钢笔很贵（当时值十二块大洋，在大十字亨得利眼镜行买的），我弄掉了要遭大人打，王××也不敢跟大人要钱赔我，请你再好好想想，如果在你那儿，希望还给我们，这样大家都好。说完下山回校，幸亏那人也就没有再跟着，想是见我们年纪小，不像会参加政治的高班学生。多年后读《红岩》，有两个学生散步误经中美合作所附近，被抓去终身监禁的情节，联想起麟山这一幕，还真有点后怕。
这期间，还接连发生过几件大事：一是贵大学生的“反饥饿大游行”，从花溪一直游行到省政府。那是周末，我们中饭后步行进城，一路看到大学生们写在公路上的石灰大字“我们要吃饭！”等等。一是贵大进步学生史健被暗杀。他是去安顺参加好友范永发的婚礼，被跟踪的特务下手的。还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听说特务深夜突袭我校，梁燕老师和几位大同学（真正的地下工作者）已然消失，而我们的班主任肖醒球老师被抓走了。大家惊惧莫名，又没地方打听去。十多天后，肖老师保释回到学校，全班举行欢迎会，他轻声唱了一首狱中学来的歌，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话”。此外，从家乡安顺传来消息，我所熟悉的昌明和敏觉两位大和尚，居然在汽车站被特务公然枪杀了。以上几件事的准确日期和先后顺序，记不准确了。清华中学校史室里，现在陈列着这段历史的有关图片和说明文字。
回忆起来，这次深夜抓人，与此前不久的一次文娱晚会似有直接关系。晚会上有一个叫《茶馆小唱》的歌曲联唱小品，以小茶馆为场景，墙上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陆续上场的茶客们，却各唱一首讽刺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进步歌曲，如《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薪水歌》等等，开场和收场则用《茶馆小唱》的首尾做框架。茶客们唱完了，茶馆老板出来打躬作揖，唱道：“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是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是容易发牢骚，引起了烦恼你我都糟糕！”这以后我想睡觉，就回寝室了。第二天听同学们议论，昨晚除了这个节目，后面又演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党国人士”抓共产党的节目，还学那些人行动前大喊“对表！”（即统一时间）的动作。排演这个自创节目的同学，父亲是当时省市的高官。消息灵通（接近地下组织）的同学还说，这两个政治味很浓的节目，气得训导主任大骂，说是“一群大浑蛋带着一群小浑蛋胡闹”。近年读到当年编演此节目的老学长们的回忆文字，承认是幼稚病导致的错误决策，于大局毫无意义，只起了暴露自己的作用。
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的进展，也由隐蔽的学长们悄悄传播到同学中间，都知道改天换地的一天就要到了。大约是十月中下旬吧，一个周末，我进城走到老贵惠路口（河滨公园大门附近）的小坡时，眼前的景象和心里的反应，至今清晰得像才是昨天的事。大街成了一条浊流滚滚的河床，浊流就是热锅蚂蚁般东突西钻的市民。抗战时期难民汹涌的画面又出现了。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要是能有一颗什么星球向地球撞过来，大家一起消灭，那就好了。我害怕会打巷战，觉得那会比立刻死掉还可怕。走到文化路附近，又见街边张贴着刘伯龙署名的大幅告示，开头是“查黔东并无严重匪情发生，本司令官坐镇在此，凡尔军民人等，务须……”下面文字，是安抚之后列举了种种立即处死的罪名：造谣惑众、扰乱市容、妨碍执法等一大串。刘伯龙的官衔很多，都听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这种《水浒传》式的告示，令人更加心惊胆战。
这时我父母家人都在安顺。大姐明端和我来省城上学，落脚处是中华南路中段的科学路跟与市场路之间的表姨家。这幢三进老屋是我父亲的产业，原驻新业公司，公司结束后，除了姨母家和明端的住屋外，其余空房租给几户人家居住。我进城就与表兄刘诗一在门脸房三楼上打地铺。两个铺面，靠北一间租给一家电器店，靠南一间由姨父与人合伙开了个香烟店。我这次回来，大姐说什么也不放我回花溪，担心打起仗来失散了，无法向父母交代。我们学校多为省内各地来的学生，时局乱成这样，自动辍学回家也不算个问题。我于是夜夜同表兄打地铺，白天则听姨父和表哥他们成年人谈时局。表兄从贵州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一两年了，一直失业在家。没人谈时，我就看《东周列国志》。有一位金老先生，上海人，三天两头来找姨父聊天。他似乎渊博得很，国共两党、三民马列、政治经济，无所不通，一切胸有成竹，侃侃而谈。我们也都很愿意听一些眼看即将来临的新奇事物，对他佩服得不得了。但表哥私下对我说，他请教什么是“辩证法”，金先生说：就是问答式。根本不对。可见老金也不那么有学问。我听了怅然若有所失。我姑父的侄子霍霖，长期失业，三十多岁还打光棍，寄食在同样拮据的姑父家里。霍表哥有几天忽然阔起来了似的。刘诗一表哥对我说，霍霖是当了特务组织招募的临时工，领了钱收集民间动向，并且当着我面点醒他：这种钱拿不得。霍表哥默然不语，也不否认，也不承认。另有一位不速之客，姓郑，是姨父的堂妹夫、安徽老乡。黑瘦矮小，很和气。接连来过四五天。表哥悄悄告诉我，郑叔是工兵，此行是奉命去黄平炸毁重安江索桥，这几天就是在贵阳待命。但郑叔突然不来了。表哥说，计划取消了，桥不炸了。从近些年陆续发表的回忆文字看，当时的贵州当局确实奉有破坏多项重要设施的命令，但一方面执政者都是黔人，不愿“背儿孙债”；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主持的大规模保卫活动，结果除了刘伯龙对贵阳的一些局部破坏，其余都没有实行。
接着到了所谓“真空时期”，即国民党军政机构撤离一空，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那几天。当地成立了由耆宿士绅出面组织的市民自保团体，叫临时治安委员会。四条大街上的店铺，每家都要牵出一盏电灯来照明，并有一人轮流坐守。那时中华路和中山西路的店铺，都有很宽的过街楼。深夜我和表哥坐在宽宽的街廊下，看着空旷无人而灯光逶迤的街道，感觉非常奇特。一天早晨，听说临时治安委员会的主持人，著名的辛亥革命老人卢焘先生被刘伯龙杀害了。我和表哥挤在成群结队的人流中，到卢家“慈母园”去看现场。地址好像就是后来的妇幼保健院。我们当时看到的只是有名的“慈母园”。这是卢老太君（卢焘之母）的坟茔，大石墓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那样，每块墓石都刻着赠献者的姓名和官衔，当时已被挖得东倒西歪了。卢老先生从这里被劫持，在二桥附近被杀害，现在立有纪念碑亭。当晚就传闻解放军已到南郊驻扎。第二天，准确的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傍晚，听说解放军要进城，商铺都把空空的货架尽可能装满，店门大开。大约九点钟以后，大军列队进城。在灿然的灯光中，见得军容非常整齐严肃，口令声不时起伏。街两边挤满了市民，肃然瞻仰，一点私语声咳嗽声都没有。我只见到队伍从大南门方向往北行进，不知道进城式的总体线路。
贵阳的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这一页之前和这一页之后的差异太大了！真正的改天换地，一个社会的整体转型。如要说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之前离芸芸众生远天遥地的政治，之后成为同食衣住行一样，甚至更加切身的人生要素。
二〇〇九年九月廿三日草
※※
补记：那位号称杀人不眨眼的刘伯龙军长，在贵州党政军领导班子向云南方向逃跑途中，被省主席谷正伦诱杀于晴隆县城。当时传闻是：谷宣布年老体衰，无能任职，要把几个职务正式移交给刘。刘去赴会，就在会场外被狙击身亡。此案一直令人百思不解：已经全线溃逃了，这几个职务还有争夺的价值么？直至三十余年后，我才亲闻此事真相于当事人之一的张法乾老先生。当时掌握贵州省军政大权的谷正伦、韩文焕，以及任剿匪司令部参谋长的张老，都是安顺人。当时为了执行撤出贵州的命令，张老为刘伯龙部征集了一百辆公、商汽车在马场坪，几次发电报催促，刘总以各种借口推诿，迟迟不动。因刘是蒋介石嫡系爱将，谷韩张商量对策，决定向蒋如实汇报，请示处理办法。蒋回电称：伯龙不从调遣，兄等可自行处理。于是策划上演了民间称为“晴隆（擒龙）杀龙（刘伯龙）”的活剧。张老说，当时我们也猜不透刘伯龙一再拖延的道理，直到两岸通航，赴台亲友带去一些文史资料，从一篇文章引用的解密电报中，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当时刘伯龙已与进军西南的解放军首脑机关秘密联系，表示愿意起义，条件是保留他的部队关系。有关回电称：欢迎起义，可享受湖南陈明义部起义同等待遇。张老说：原来他是想取代谷正伦的职务以后，增加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本钱。张法乾老先生是中将军衔，在二战中指挥收复桂林，为此获得美国一种专门颁发给二战中收复城市的将领的勋章（名称我不记得了）。晚年从台湾回贵阳定居，年余后病逝。我们两家是世交，所以有过几次见面的机会。有一次听他回忆在日本上军校时，偶入麻将馆，技压群雄；有一次叙说谷正纲先生有讲演癖，晚年在家庭年夜饭桌上发表长篇讲话，都很有趣。可惜他遽尔谢世，没能多听到一些重要掌故的第一手资料。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