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九月，去烟台参加中国书协理事会，与西南师大徐无闻教授“久仰久仰，幸会幸会”。他是真正的学者书法家，对文字学和古典文学造诣深湛，所作行书和小印秀逸清刚，书卷气扑面而来。每逢分组讨论，他就提笔在纸片上背临古人法帖，《韭花帖》《奉桔帖》《快雪时晴帖》等，随意几行，无不形神兼具，具见所下的功夫。大家知道他耳背（所以易原名“永年”为“无闻”），对他在会上公然练字，也就视如当然，不会怀疑他在跟谁闹别扭。休息时一起散过步，一起到海滩拣过小石头。待人接物，质朴如老农，丝毫不流露一肚子的学问。与他相处虽仅几天，因为都是蛀书虫，都不善言辞，又同为中国作协会员，乃觉倾盖如故。次年我出第一本书印集，就请他作序，他也欣然命笔。他主持编政的几种书，如《甲金篆隶大字典》《东坡选集》等，都一一签名赠我。一九九三年，他派助手到贵阳，约我去参加他的研究生毕业答辩。我从来惮于这类场合，何况又是重庆大火炉的初夏时令，这任务实在有点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但徐先生的盛意，只能舍命陪君子。恰好内弟张剑是西师校友，陪了我和老伴前去。任务一完就告辞。徐先生拎了一瓶文君酒到食堂为我们饯行。那样热的中午，我们都勉力喝了两杯。他要我一定再来参加下届答辩，我硬着头皮应下来，心想再舍一回命罢。
不想回筑不久，就传来徐先生住医院的消息，随后竟是溘逝了。真不能相信！他的学生众口一词，说徐先生是累死的。系里和学校创收主要靠他，总是多项工作同时在做。而他宿舍的逼仄和简陋，也令我和老伴暗暗惊讶。他深受门生热爱。去世后，学生们邀请夫人李老师到贵州云南等地旅游，如儿女一般照应她。李老师在舍间做客时说：“我这是沾‘聋子’的光。”“聋子”是夫人对徐先生的称呼。
我们在烟台住芝罘宾馆。散会前一晚举行笔会，排开十来张桌子，陈设纸墨。书家随意挥洒，闲人围着讨字。这种场合我写不出字，专看徐先生挥毫。他用一支猪毫长锋笔，写篆隶行草都用它。他的小篆功夫非常深厚，不论写多大，行笔又快又准，结体非常端丽。到十点钟左右，人们渐渐散去。我请徐先生给喜欢篆书的女儿写几个字。他问写什么，我说，写个“学无止境”吧。他说，我听你的。便写了。
这时忽然闯进来两位气喘吁吁的中年人，说是老远赶来的，宾馆都关门了，只好越墙而入。他们向徐先生和我求字，我见两位神情诚恳，就帮忙说：“徐先生给他们写一张吧！”徐先生说：“我听你的。”立刻写了，两位很满意。我说：“我当着人写不成字，回去写了寄来。”其中一位给了我地址。回贵阳后写了两张字寄去。他回信说，没想到我真没食言，当时认为一定是推托之词。
他叫潘启渝，当时是烟台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这以后，书来信往，成了彼此信得过的朋友。从书信和电话中，感觉是一位实在而厚道的山东汉子。学国画的，酷爱傅抱石的山水。“傅皴”是傅先生在抗战时期，用贵州都匀皮纸创造的，我就收集了几种皮纸寄给他试用。他买到傅先生的大画册，不怕麻烦寄给我，因为我也喜欢傅先生的画。他还接连几个春节寄来大虾仁和海参。九四年，启渝邀我约上一位画家，再去他那儿看海。当时盛行一种以作品代偿旅游食宿费用的方式，我从来不参与。但启渝之约，欣然接受，觉得应该见见这位只靠书信和电话相交的朋友。于是约了花鸟画家平治去赴约。我们取道上海，坐海轮到青岛，尝尝航海的味道。抵烟台后，启渝听了大惊，说他坐过这班船，途中遇风浪，晕船晕得几乎死掉。我们稀里糊涂，幸亏撞上风平浪静。他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海滨宾馆，享受了清清爽爽的十天。直到临走前一天，我们才用一个下午作了些字画留给东道主，而且大多是老潘研究所的同仁。毫无“互利共赢”的嫌疑，纯乎走亲访友的氛围。离开宾馆那天，启渝送来一筐红富士苹果，是早晨刚下树的。做客期间，我们已天天大吃，从来没吃过这样好的苹果，所以欣然带回，与家人共享。几年后，启渝送孩子到北京上学，还大老远去看我女儿。女儿对潘叔叔印象也非常好。
一年多以前，忽然接到启渝电话，说查出癌症。我惊愕不已，他反过来宽解我，说他一点不紧张，积极医治，顺乎天命。后来，有几次连续拨打他家座机和手机，都打不通，十分牵挂。结果还是他打来电话，说在北京医治和休养，暂回烟台，发现未接电话，才与我联系。他说疗效很好，精神很好，不用担心。
这只马踏飞燕，是做客烟台时，启渝送我的礼物。制作很精致，与原件造型几乎丝毫不爽。后来见过好几座复制品，都很走样，远远不及这一座。我一直把它摆在冰箱上面，衬着白墙，非常醒目。
鲁迅赠友人诗曰：“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病痛无从分忧，但祷启渝平安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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