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英俊爽朗、多才多艺的青年才子。我小时候崇拜他，深信他要成名成家，万没想到他的人生会结束得十分凄凉。而且不久前才知道，他的人生悲剧，正是由《风雪夜归人》拉开序幕。
安顺旧时号称“滇黔锁钥”，军事地位很重要，朝廷不吝派遣干员来此主持，其中率多学而优则仕的儒者。受他们的潜移默化，社会舆论近乎一种带道学气的实用主义。衣食住行之外，一概视为不宜纵容的闲事。读书本是“第一人品”，但科举既废，也就无实用价值。谁把琴棋书画之类当正事，算得候补败家子；要是胆敢泡戏园、交戏子，甚至粉墨登场，那直接是现行游民了。城里仅有的娱乐场所：一家破烂川戏园和两家说评书的茶馆，都是正人君子不屑一顾的去处。及至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一声炮响，把中国推入血火流光的炼狱，把大量难民从塞北江南撵进僻远小城，却就一举冲绝了数百年礼教樊篱。单说青年男女挽臂过市这一新事物，就足以令市井道学家们背过气去；更哪堪自由恋爱、新式婚姻、交际舞等不由分说，一拥而入。后来干脆红毛绿眼睛的洋人也成群结队来了。专演京剧的安顺大戏院应运而生。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高博等人的新中国剧社，把唱歌演戏从“当不得饭吃”的闲事，提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理直气壮地唱到闹市，演到广场。本土新文人也与外地迁入的军医学校、兽医学校、黔江师范的师生联手，纷纷组建音乐社、话剧团。转眼之间，一口古潭开了锅。边邑小城，自此走上近代化的不归路。
对我这个小学生，最觉新鲜的是话剧。第一次看剧宣四队演出老舍的《国家至上》，似乎眼前真在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对只知戏曲的我，是一种崭新的体验，从此听说有话剧就着大朋友罗启明去看。看过的戏，记得有《雷雨》《日出》《原野》《家》《狂欢之夜》《桃李春风》《蓝蝴蝶》《密电码》，还有忘了剧名的。《风雪夜归人》应属最晚的一部。后来到省城上中学，小小图书室几乎收齐了中国话剧剧本，我通读一过，包括前所不知的作家夏衍、于伶、宋之的、郭沫若、杨绛、李健吾。我至今喜欢读话剧剧本，演出倒可以不看。话剧演起来总有点拿腔拿调的感觉，台上的人物也难与想象中的相一致。倒是把剧本当小说读更自在些。记得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令我大为惊讶：原来光凭台词就可以把一个角色写得这样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一九四五年春节，剧宣四队在广场演出《新年大合唱》，配上锣鼓秧歌耍狮子，热闹非常，看得我兴奋不已。不到几个月，忽然人们拥上街头，喜极而泣，说是日本人投降了。紧接着，昔日涨潮一样涌来的“下江人”，又退潮一样消失无痕了。被遗弃的小城，冷清得令人无法忍受。街巷恢复了古老的宁静，人心却已“曾经沧海难为水”。于是本地人士自己动手。我们立达中学，就由酷爱话剧的秦元明校长排演过田汉的《南归》《获虎之夜》，老舍与赵清阁的《桃李春风》等七八出戏，但都是师生课余活动。后来才有何志尧先生任演出人的《风雪夜归人》公演。
我奉父命到省城进清华中学之前，在立达上初一。小学时由女先生顺带教教的唱歌课、图画课，改称音乐课、美术课，聘请专业人士任教。美术老师是国立杭州艺专毕业的刘式型先生，我喜爱篆刻即受他影响。音乐老师就是何志尧先生。
初一音乐主要还是教唱歌。但何老师教我们唱过的歌不多，我记得起来的有一首《乌江船夫曲》：“乌江澎湃万山中，一泻千里，波浪凭天涌。年荒田难种，逆水船难动。光着身子浪里滚，日夜不分雨雪风。心挂着家中盐米空，莫向生死滩口汹……”那天何老师对大家说：今天学一首很好听的歌。他自唱一遍后，忽做介绍：这首歌的作者是共产党员。他可能立即觉得不妥吧，又补了一句：不过没关系，已经枪毙了。至今回忆这句天真的话，仍觉忍俊不禁。还有一首外国曲调填词的歌，不知歌名：“呵，维拉啊，维拉啊，思念你！这中宵夜，月如绮，云幕低……”多年后听到成方圆唱的《大海组歌》，其中一段就是这旋律，但歌词不同。何老师喜欢的是讲艺术家逸闻掌故，这也更令我们高兴。如讲小提琴之王帕格尼尼如何与人打赌，鞋底装弦同样奏出美妙乐曲，讲其技巧被称为“魔鬼的颤音”等等。有一次他用整堂课讲曹禺的《原野》，讲到铃响没讲完，同学们硬是不让他下课。后来我读到剧本，发现他几乎是在背诵原文。故事发生的场景：秋夜、密林、野塘、铁轨、巨树，汽笛长鸣，车轮飞转，“漆叉卡叉……吐兔图吐”，仇虎如何现身，白傻子如何上场，都通过声音、眼神、手势一一表现，绘声绘色。他不仅把剧本读得烂熟，更有独扮群角的本领，把整部戏再现出来。他还与众不同地请朋友来替他上课。记得有一位姓鲍，其父是住在学校附近的鲍律师。何老师向我们介绍，这位鲍老师的本领很大，唱延长音，看看气用完了，肩膀一摇，气又来了。后来这位鲍老师似乎没来成，因为一点印象没有，只记住了何老师“肩膀一摇”的神态。另一位姓倪，从贵阳请来的，身材敦笃，巨颅扁脸，嘴唇上蓄小胡子，鼻孔特别洪大。他把弟弟也带了来，成为我们的插班同学。我不喜欢这位倪老师，因为他常常嘲讽奚落同学，还用难题突袭我们。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出李白的《静夜思》，叫我们谱曲。顿时全堂哗然，哇哇乱叫，谁教过作曲了？要我们甩石头打天吗？！吵闹一通，他做了让步，允许用现成曲调填入。我就用何老师教过的孟浩然《春晓》二部合唱的曲谱来填：同为五言绝句，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换成“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行了。我避开一声部的“咪来哆呐哆”，用了二声部的“哆梯啦咪啦”，但漏标了“哆”上的高音点。倪老师接过去，照谱一哼就侧脸慝笑。我马上醒悟，抢过来补上高音符号，塞给他就扬长而去。最令我痛恨的一次，是他要举行一次歌咏比赛，开始规定合唱人人参加，独唱自愿报名。后见独唱无人响应，就悍然宣布人人必唱，否则以音乐不及格论处。我们大为愤慨，却奈何他不得，只好恨恨登台。我从小最怕当众出丑，因此耿耿至今。本来还要每人唱规定曲和自选曲各一首，后见民怨沸腾，又做了妥协，可以只唱规定曲。这首规定曲也让我非常反感：什么“四月春光多么好，柳条风中摆纤腰，黄莺儿处处啼不尽，小燕儿双双帘外飘。呵呵呵……”最后居然呵出来“有谁家郎过墙去，解一解她的烦恼”这样的句子，简直不成体统。女同学一般年龄偏大，唱到这里，只好红着脸含混哼唧过去。倪老师的弟弟却是和我们玩得很融洽。我特别羡慕他远离父母，三天两头看京戏没人管。何志尧老师让人代课，腾出手来策划雄心勃勃的活动：排练韦瀚章作词、黄自谱曲的清唱剧《长恨歌》，一部很专业的大型混声合唱组曲。他把全校同学按声部分组，邀请朋友来分部教唱。我们这组开始学的是《山在虚无缥缈间》：“香雾迷蒙，祥云掩拥，蓬莱岛上清虚洞，琼花玉树露华浓。却笑他，红尘碧海，枉作相思梦。参不透，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另一组则在学《渔阳鼙鼓动地来》。寒假过后，我去了贵阳，不知道后来继续排练没有。估计是作了罢论，太难，当时那水平唱不下来的。
回想起来，何老师有三点独到之处：其一，教音乐，着眼点不在教唱歌、讲简谱，而是要诱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开拓艺术视野。这是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其次，显然他对艺术活动的兴趣远远大于课堂教学。其三，他是个满脑袋美妙幻想的浪漫派大孩子。否则，不会让毫无训练的孩子唱《长恨歌》，更不会单枪匹马公演《风雪夜归人》，给自己造下没顶之灾。
大朋友罗启明告诉我，你们何老师要公演话剧《风雪夜归人》，女主演是他妻子刘玉珍，安顺城四大美人之一，去不去后台看看？当时是假期，街市的冷清萧条，正令我无比怀念“下江人”在时的多彩多姿；一听喜出望外，立刻跟着走。罗哥是同德商号店员，热衷一切艺术：京戏话剧、国洋画展、大小音乐会等，每次一定带我同去看热闹。他是我少年时代最密切的朋友。几年以后，解放伊始的小城筹建店员工会，他被选中调去；不久在政审中发现加入过三青团，勒令彻底交代，大恐惧中跑到李家花园投了河。这是小城众生寻求一了百了的传统首选。每发生一次，街头巷尾就会窃窃私议：李家花园的河鬼又找到替身了。那天我跟着罗哥走进京戏园小侧门，沿短梯钻到后台，看见无数箱柜道具围困之中，何老师正从一张行军床上挣扎起来，显然刚被我们上楼惊醒。他头发蓬乱，两眼通红，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哑着嗓子向罗哥诉苦，难呀难呀，无一步不难无一事不难，几次想打退堂鼓，又一切都投进去了，骑老虎背上了。“连刘玉珍都说不干了，我说那我只有死了。”后来读夏衍、于伶、宋之的描写“剧人生涯”的《戏剧春秋》，对何老师的这番诉苦，似乎颇能体会，但还是觉得苦得有趣，乐在其中，值得一苦。何老师难归难，干归干，《风雪夜归人》终于公演。此剧开头是风雪饿殍的序幕，接着是倒叙二十年前的正戏，最后是呼应序幕的尾声。这个结构大大苦了一班布景人员，条件既差，技术又生疏，换一堂景要十来分钟，观众等得打瞌睡。透过幕布缝隙，见何老师总在那里指挥搬放，还一手捏着剧本，一手归置道具。演出很成功，街头巷尾谈论了好几天。
再次见到何老师，已隔了几年。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寒假或暑假，我跟母亲、二姐在东街小十字的县文化馆与他偶遇。听说他是副馆长，我心想这就对了，何老师有用武之地了。但他似乎并不心情舒畅。我自顾翻看满架报刊，没怎么听他与母亲交谈，忽然一句话跳进耳朵：“还要我交代与戴先生的关系，我说他是校董，我是教师，此外没有任何个人关系。人家就是不让过关。”我心想：父亲在贵阳啥事没有，怎么倒牵连了何老师？事后向母亲提说，她没吭声。及至“反右”运动，父亲也就在劫难逃了。那天母亲去文化馆，是为了看盲哑学校学生在那里的演出。此校的创办者傅牧师夫妇与我父母是老朋友，傅师母与家母尤其交好；家父又捐过一块地给此校。有这些关系，对他们展示教育成果，一定要去祝贺。不一会，许多人扛着长板凳进来布置场子，何老师也就下班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后来是与故乡暌违多年。一直到“文革”闹完，才又渐渐恢复联系，陆续结交了几位年龄虽小得多，却可深谈深交的朋友。其中一位，很久以后才知道是何志尧老师的女婿。于是问起何老师，他说：穷愁潦倒以终矣。我听了不胜惊愕，难以接受。又一想，那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后交华盖运的多如过江之鲫，大同小异，就没深究。最近与他妻子何幼联系，想问一点这篇短文需要的情况，原意只需几句，点到即可。不想小师妹的介绍，把我原先的想象整个颠覆了，把原稿的后半部分完全否定了。万想不到，我在前面轻描淡写地说“值得一苦”的那次《风雪夜归入》的公演，竟是何老师半生灾难的祸根。
《风雪夜归人》是块硬骨头，一群小县城的业余爱好者啃起来，难度之大，不言自明。剧组借民众教育馆场地排练，几个月达不到公演水准，一大堆人泡在那里，首先伙食开销就是个无底洞，还不说制影片、道具和种种杂项开支。服装靠满城借，但有特殊要求的仍需新制。于是“戏”成了吞钞票的老虎机，吞掉了妻子的首饰、母亲的箱底甚至养老田，吞掉了一笔又一笔借来的大小款项。何老师这才知道水有多深，戏为何物，但已开弓没有回头箭。到得公演结束，演出人已是债台高筑，而且永无还清之日。从来慷慨结客、挥金如土的人，转眼间陷入众多债权人的包围之中，免不了推搪躲避，拆东补西，种种的尴尬难堪。这种处境和况味，使他逐渐自暴自弃，而且越走越远，终至不能复归。何幼说，老祖母一直念叨，就是那“鬼戏”害了儿子一辈子。
“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文化馆指控他挪用公款三百万（旧制，即人民币三百元），判了个短刑。因有专长，在里面只让干些写大标语画宣传画之类的轻活，刑满又留场工作。一九五九年以后，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全国实行精简政策，留场人员一律遣往社会自谋生路。十多年里，他做过“飞机工”，俗称“打滥仗”；有机会时当过小包工头；八十年代前后在农村教民办小学数年。已然瓮牖绳枢了，仍是当年慷慨交游、财帛以共的气概，得钱就花光，但求今日醉，何虑明日饥……就这样过到一九八七年去世。这位爱戏的人，由一部别人的戏，演成一部自己的戏。这部戏撕心裂肺，毁灭了自己，葬送了家庭，摧伤了子女的身心。三个孩子小时候都做过小工，升学也受影响，但后来都很出色。何幼说，对于父亲，兄妹三人的感情非常复杂，且因年龄段的不同而有差异：她曾经恨他。二哥何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他是：“前三十年率性高蹈，不壮烈也轰烈；后三十年血盆求生，说凄惨实凄凉。”大哥何平则介乎弟妹之间。他们听我讲述的何老师，觉得是另一个人，不是他们的父亲；而他们讲述的父亲，我也很难想象是我的那位何老师。转念一想，两个何先生之间，似乎并非没有一根贯穿的线。这根线就是浪漫主义的人生态度么？这样的人趋于极端，会把虚幻的理想视为现实；一旦现实把美梦撞醒，结局往往是刚烈者玉石同焚，脆弱者自我摧残。前面提到的美术老师刘式型先生，也与何老师同命运：一九五七年在群众艺术馆馆长任上，因组织演出曹禺话剧《雷雨》而罹祸入狱。同样是留场使用，困难时期自谋生路。但他比较理性和韧性，做到了忍辱负重，心魂相守。以潘天寿大师的入门弟子，在镜器社画乡下办喜事用的玻璃镜框，拿计件工资养家糊口。活到一九九九年病故，及见拨乱反正，常识复归。
何老师的身世，也是这次才知道的。他父亲瑞书是黄埔三期，在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麾下做过上校宪兵团长。抗战中期回家乡（安顺宁谷）养病，数月后去世，葬于当地。他为幼弟安排了一条与他相反的人生之路：把他从南京经西安送往延安上抗大，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总参通讯部门，至正军级，九十年代初殁于成都总参干休所。何老师有一姊一兄一弟，都还健在。
我与何、刘两位老师接触不过一两个学期，又是不知艺术为何物的年龄，但天然的志趣相近，几十年不忘记他们。他们是我的艺术启蒙者。
《风雪夜归人》这部描写魏莲生从名伶沦为乞丐的话剧，我只看过何老师策划的这一次演出。于是只要提起《风雪夜归人》，就会想起何老师，提起何老师就会想起《风雪夜归人》。然而在知道了前因后果的今天，我似乎觉得，两者之间有一种近乎宿命的关系，仿佛是“谶”之一例。小城的这位业余艺人，与他倾家演出的那位剧中职业艺人，命运竟相似到如此程度！甚至可以加上吴祖光先生和刘式型老师。古人说“文章憎命达”，今人视文艺为不祥之物，信有是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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