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酷肖一位穿和服的日本龙钟老妪，我一见就脱口命名：“阿琦婆。”在日本影片《望乡》中，阿琦婆早年不幸，被军国主义者逼迫充当军妓，成为不义战争的牺牲品；又不幸多寿则辱，晚年成为众人不齿的贱民，孤寂地过着鼹鼠般的生活。一位胆识超群的女记者对这段历史发生兴趣，深入采访，结识阿琦婆，以同情和真挚的态度相待，渐渐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遂将这段悲惨的秘闻，详尽而生动地公之于世。《望乡》是我国“文革”后最早放映的日本影片之一，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反感、谴责甚至抗议的声音一度占据上风。记得甚至惊动巴金先生也站出来表态。找出《随想录》，翻开第一篇就是《谈〈望乡〉》，写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文中说此片放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又说：“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
时过境迁，今天重读和摘引这段话，真的大为诧异。我记得有这篇文章，却忘了具体是怎么说的。没想到，为要证明放这样一部影片并无大害，居然须动用“真理”“崇高的革命理想”这些最高档次的词语。顿时觉得，中国这些年的进步真是很大的。
我们在贵阳看的《望乡》，当然也是动过剪刀的拷贝。但这样正面展示军妓生活的手法，仍然令我们看惯连爱情都“手术”掉了的样板影片的观众，有一种偷窥隐私般的尴尬。但从总体上，我完全认同这样的艺术：直面历史的胆识和同情受难者的仁心。记得当时省作协正开什么会，是集体观看的，还可能是“内部观摩”。第二天继续开会，大家就议论起这部影片来，七嘴八舌，褒贬不一。我没开口。忽然作协秘书长尹伯生兄点名问我，我说：这是部好片子。他问：好在哪里？我说：好在用最肮脏的题材，写出了最清洁的人性。他想想笑道，有点道理。巴老文章说：“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多看这部影片。”我有同感。实在太瘆人了。但永远忘不了从悲惨世界跋涉过来的阿琦婆脸上，那份无告却坦然的笑容。因此，我把这块石头命名为“阿琦婆”，放在书房里。瞥见她就会想起这部勇敢的影片，又无须回忆那些瘆人的场景。
另一块石头，首先我看是一个凹眼瘪嘴的奇丑老妇，比罗丹的《老妓》雕塑还丑。但有一位朋友首先看见的，却是一个扎翘髻的女孩。于是发现：这块石头右面是一个侧影，左面是另一个侧影。一个少女，一个老妇，正是一个人生两端的合体。我大惊喜，就为它命名为“人生相”。
黔西南玩石之风很盛，但国芳不是此中人。他喜欢的是书法。他在舍间见过我的石头，回去就找了相赠。听了我的发现，他说，你喜欢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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