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九〇〇年生于四川省綦江县石角镇一个自耕农家庭。读了五年私塾，祖父去世。祖母缠足不能干农活，又受别房欺负，就让父亲跟着叔父（我叫他三太爷）去遵义学生意。时年十四岁。到遵义要步行好几天，这位三太爷又拖着小女儿，挨到乌江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把她送给了当地人家。一九七二年，因一次偶然机缘，竟得互知音信，不久这位姑母又偕老伴子女来访。她嫁在养龙司杨家，已是儿孙满堂；她本人还继承杨氏家学，成了当地有名的土医生。分手时的两个小孩，再见时鬓发萧疏，中间横亘着六十年岁月。重逢后不及两年，先父就去世了。当然这是很后很后的后话了。
父亲在遵义盐店学徒，奉养母亲和幼妹瑞华。几年后经人介绍到安顺恒丰裕商号当店员。他因才干出众，为总经理帅灿章所倚重，很快擢升为副总经理。此商号资金曾迅增至千万银圆，但二人思变，联手另建泰丰字号，分任正副董事长和正副总经理，并联袂赴上海、广州、香港考察商业状况。视野既开，理念随之更新，乃将泰丰建为股份公司体制。总号仍设安顺，在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设分庄，因地制宜各设经营项目。泰丰自成立至一九四八年底解散，中间虽受日本侵华战争伤了元气，总体看是一个成功的近现代型企业。其间帅戴始终精诚合作、指挥默契，被时人视为“财运与才干”相辅相成的最佳搭档。帅先生拙于言辞，不喜社交，常务和外务多由我父亲出面。父亲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三年，一直主持安顺商会（新中国成立后为工商联合会）工作。其间主持进行了改革旧式账簿、规范度量衡、健全行业公会、革新会议制度、训练新型财会人才等工作，使安顺商业初具现代模式。“当时的商界生存在政客、军队、地痞的夹缝之中，处境艰难，动辄得咎，多次依靠他的折冲樽俎，化险为夷，解决了纠纷和难题。”他为了实践从港沪学来的现代经营理念，一九四三年又邀约志同道合者，集股组建“安顺新业专卖物品公司”，四年后向社会发行股票四千股，实行投资者与经营者分离的新型管理方式。他们广罗干才，分任广州、汉口、南宁、长沙、北海、成都、重庆、安龙、兴义等地分庄，收购当地土特产品，由公司统筹调动销售，实行“立足本土，以土克洋”的战略。公司于一九四九年十月退股结账解散。从公司历练出来的年轻人，不少成为地方商界的骨干。
以上情况，我都是从别人的文字记载中了解的。小时候，泰丰、新业公司、商会这些名字是知道的，但也就是个名字而已。去年，安顺黄茂岘先生参加清理旧档案的工作，偶然发现两套尘封六十多年的旧档案：一为安顺县商会档案，一为新业公司档案。“内容完整、记录详尽的新业公司账本资料，包括公司各‘庄’报来的‘流水账’，还有大量总、副经理给各‘庄’的指示、复函和电报。内容主要是总经理戴子儒的办公文稿，堪为研究安顺商史的第一手材料。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样完整的档案卷宗，要感谢戴子儒先生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谨严的工作作风。”他说：“如果不是民国档案赫然摆在眼前，谁能相信安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理念先进、组织严密、经营有方、成效卓著的民营大型企业！”他评价先父为“安顺商会领军者、近代理念播种人”，“经他改造后面貌一新的商会，为商界争取到较多的话语权，使一盘散沙逐渐凝聚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他一身多任……大小职务一二十个，在安顺，只要是关系全县的事，县长都要请他到场。”我读了他的长文，才比较具体和全面地了解了“家庭以外”的父亲。上述种种情况，就多引自他的长文。作为儿子，真该愧煞！
我小时候见到的只是家里的父亲。早晨他做两件事：一是同工人一起给几个院子的花树浇水施肥，二是临帖练字。浇花我常看见，写字我看不见。想是先写字后浇花，如果抬过重物再拿笔，手就会抖了。他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出门“做事”（相当于上班吧，但时间不是很严格，大约也不打考勤）。中饭晚饭一般在家吃，但也不一定。总之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我们既不了解他在外边要做些什么事，更不懂得这许多事会带给他多大的压力；我们只觉得父亲严肃、话少、不怒而威，对他很是敬畏。记得有几次，都是星期天，他忽然宣布带我们出城去玩，让我们像是听说今天过年。印象最深的有几次，一次去东门给外婆上坟，途中鼓励我们比赛跳越高而陡的土坎，比我小一岁的堂叔（即前述那位三太爷的独子）瘦弱胆怯，跳跃的姿势引得他哈哈大笑。到了墓地，我们各据一个坟头玩“争江山”，自立国号曰中美英苏（当时打抗战的同盟国），他说中国人不要用外国名号，于是我们改称楚霸王、花木兰。一次是约了两位好友游南郊华严洞，我们沾光。约的韩云波和吴晓耕两位先生，正是我最心仪的父执，所以我特别兴奋。那时洞里藏得有故宫博物院内迁的文物，洞口站着卫兵，但外边不禁游人。玩到黄昏，还吃了丰盛的晚餐才回城。还有一次，也是与这两位，带上我们出城。记得走了不少路，走进一座山麓庙宇。庙不小，神佛们的金身彩饰还不怎么黯淡，却是香客和尚都不见，就显得荒凉。我们坐在大雄殿檐口，背对三世佛，面朝韦佗龛，中间隔着野草嵌石缝的小院。三个大人说些闲话，我和两个姐姐旁听。忽然吴先生叫我读韦佗龛的楹联：“大将军不离宝杵，真佛子何用袈裟。”我念了，他点头说，明贤知道节奏！忽然大姐怎么提起了桃花源，吴先生就用清朗的声音背诵起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歇了很久，原路回家。没玩什么，更没吃什么，我们一点不开心。不过我得了吴先生夸奖，大姐对吴先生佩服之至，也算一点补偿。还有，指我们看一个山腰上的石洞，里面有个悬棺。这棺不是常见的木棺，而是一个很大的笆笼（一种竹编的捕鱼器械），像条大鱼挂在洞壁上，又怪异又慑人。据说挂那儿多少年了，不朽坏也不断落。我一直忘不了它，想象那是个孤零的渔人，死后一无所有，邻居们就用他的谋生工具葬了他。现在回想，这种平淡郊游，大约真给父亲带来了些“一闲对百忙”的乐趣。
我常常溜进父亲屋子东看西看，里面新奇玩意很多。前后两间。前间是卧室，靠窗一张写字台，五个抽屉，一大四小。大抽屉里好看的有一面正常一面放大的手镜、象牙裁纸刀、荣宝斋信笺等等。大叠的碑帖堆在茶桌上。里间是每天临帖的地方，案子上除了笔砚，还有立在小木架上的碑帖。对开的淡黄色“官堆纸”，一叠空白、一叠写过。白铜镇纸。我最喜欢一个玉雕笔筒：淡墨色，半透明，雕饕餮纹和金文，两头空，紫檀座子。还有一只竹镇纸，温润的老黄色，袁思的小行书墨迹。桌边有个小立柜，从上到下八个抽屉，里面有父亲在上海改洋装的照片，有玻璃匣子装的小四脚蛇——蛤蚧，一只巨大的干海参等等，最可爱的是一只小巧竹根烟斗，极细的金链吊一枚雕小猴的桃核和一根翡翠坠子。这些玩意我不知看过多少次，看够了，蹑步而出。在阒寂的家长房间里，一个个抽屉拉开检索，很有点闯禁区的犯罪感，相当刺激。
蔡斯相机平时放哪儿，不记得了。但对暗室印象很清晰，就是个木岗亭加黑门帘，还有个嵌红玻璃的椭圆窗。但我见到它，已是尘封在当街店堂楼上的一个角落里。父亲的摄影作品贴在一本大相册里，经常见得到。这相册很气派，大概与相机一起买自上海某家洋行，或者就是随相机赠送的。封面是甲胄骑士跃马投枪战毒龙的浮雕画，人、马、龙的神态都很生动；封底红地黑晕，凸出一匹马站在砖墙前面。它一直保存到“文革”，被抄家的“红小兵”撕毁，封底残存下来，我至今留着。贴在里面的二十来张照片，是一次广场集会的场面：军人队列、男学生队列、女学生队列、幼稚园队列等，都打着旗帜。地点像是东校场，为啥聚会却没有问过父亲。这样盛大的群众活动，在小城是罕有的，要是这些照片没损失，多少有点史料价值。他的“摄影作品”就这么二十来张，可能后来事务日多，就难乎为继了。还有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在当时也算得件稀罕物儿，我堂叔常蹬着它亮闪闪地穿城而过，几乎成了小城的一道风景。但我亲见父亲骑它，已是若干年后在贵阳了。
那次沪港之旅，不仅使他变革了商业理念，也变革了大到造屋、小到着装和业余爱好等方面。有一张泰丰字号全体同仁的合影照片，二十多个人，只他一人穿西装，其余一律长衫。有一次，大姐请求买一台风琴，父亲说，去看看。到了那儿，他居然坐下来弹了一曲，左手还会配和声，我们诧异得目瞪口呆。我从没见过家里有风琴，他哪时候在哪儿学会的？看来早年他兴趣广泛，但从我记事以后，他因为太忙，摄影、骑车之类都搁置了，只留下了侍弄花木和临池练字两项。
他造了个园子。吴晓耕先生根据他的想法，起名“适园”，并撰文释其义，开头说：“心太平之谓适，身得安之谓适，避远利害形势之途、寄情于花石鱼鸟之谓适。”篆额和正文一起写在条石上，镌刻后嵌在牡丹台前。吴先生是书法家，那天我站在旁边看他写，非常羡慕。父亲自己在石鱼缸壁上写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适园居士自警。”这两处石刻现在还在那儿，已风化得模糊不清了。吴先生的文章说：治一园能兼得心太平、身得安、远利害等诸“适”，所以想自适者辄治园，治园者必是“自适之徒”。我父亲造了个“适园”，莳养花竹，奉母居之，确是想过一种平淡安静的生活。但他不能如愿。时势不允许。他写诸葛亮那两句话，不说“自勉”而说“自警”，透露了一个信息：他感觉自己被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热闹与利害之域，须时时警醒自己，莫失明志与致远之由。这个小园子，他拥有了不到十年。
一九四九年冬，国民党军已逃离黔中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真空时期”，小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安顺几位耆绅仿效省城办法，组织临时治安委员会，说服县警察局长参与，维持稳定，迎接解放。先父为其中主要成员。那几个紧张日夜，他们多次变换议事和住宿地点，以防不测。省城治安委员会主持人、辛亥革命老人卢焘先生，就是国民党军队在逃离前残酷杀害的。一九五二年，父亲参加昆筑工商界参观团赴北京、天津、东北等地参观学习，回到贵阳后，接受省市领导建议，留下来参加省城的经济恢复工作。除主持南明烟厂、裕康猪鬃厂等原有企业外，又受命组建投资公司。在市政府、省市民建和工商联等部门担任社会职务。我还见过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他为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一九五七年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他根据动员精神，应邀“放”了些鸡毛蒜皮的意见，随即反右开始，成为被引出洞之蛇。撤销职务，降级降薪，保留省工商联委员，即“给饭吃”。具体工作是管理职工互助储金会，就是在职工借十元钱、还十元钱的时候，收付、登记、盖上他那枚钤过无数支票的水晶姓名章。此前是创业者，忙得想长绳系日；此后是赋闲者，不知怎样遣有涯之生。反差强烈，好像煤置雪上。下班回家，更加沉默寡言。闲暇很多，情致却一点没有了。一直正常的血压越变越高，终成致命之症。其实这时他已年近花甲，索性归去来兮也不坏，但正如东坡词：“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家在万里岷峨。”适园倒是近，但早已借给当地机关使用了。他于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帽子，属第一批，但没有因此改换工作。闹“文革”时，居民委员带红小兵来抄家。弟弟养的金鱼扔地上踩，像踩气球一样爆裂。姐姐收藏的几十块小手绢，当场遭均分笑纳。一次不足，又抄二次。幸亏此时父亲已是“死老虎”，不足为革命对象，年龄又大，已及时安排到机关农场守苞谷，得免凌辱。他出身农家，喜欢体力劳动，爱吃杂粮粗菜，一时间竟得“避远利害形势之途”而亲近土地草木，虽很短暂，也算得其所哉了。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几天病逝。那已是林彪跌死沙漠、政治神话破产之后，政策稍见松动，省委统战部和省工商联各送花圈一枚，点缀家设灵堂。
蔡斯相机的主人，离去三十六年了。我与弟妹们偶尔用它一用，现在孙辈玩的是数码相机，它就一直退休箱底，无人劝发余热了。近些年，有好几位或相识不相熟或素昧平生的先生，向我讲说他们如何得到先父援救、提掖的旧事。其中一位高龄的金先生，专诚从安顺来说给我听，回去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一位蔡先生，则是前年我在小区里偶然邂逅、偶然说起的。他对我说：“我父亲死得早，十一二岁母亲又过世，哥哥在泰丰学生意，牵起我去找戴先生，他就安排我在新业公司当学徒。要不，我活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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