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译文》月刊登载了一篇俄罗斯小说《左撇子》。说的是法国国王送给俄国沙皇一件国礼：一只钢跳蚤。体内装有发条，上了弦就能一蹦多高，跟真跳蚤一样。这当然是在炫耀他们的科技和工艺水平。沙皇就召集御前大臣们商议，要回赠一件什么礼物，不仅不丢脸，还要盖过人家。大臣们想来想去，想出一条妙策：让著名的图拉铁匠给这只跳蚤的脚穿上铁鞋。怎么样？你巧我更巧！沙皇龙心大悦，准旨。于是图拉省的铁匠之王左撇子奉旨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只穿了许多双铁鞋的跳蚤，又被当成国礼送给法国皇帝。法国老外看了，惊叹不已。沙皇大乐，重赏左撇子。铁匠王用奖金猛喝伏特加，醉死了。

    那只穿了铁鞋的跳蚤呢，上足发条也蹦不动了。

    提笔写此短文时，对作家的姓名记不准确了，好像叫列什么夫。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作家姓列斯科夫，书中对这篇《图拉的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的评语是：“把统治阶级的愚昧专横和左撇子的聪明善良作了鲜明的对照。”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一直没有忘记。一九八九年春节前在莫斯科机场候机回国，逛免税商店消磨时间，就一眼看中了这只钢刺猬。它没有发条，不会跳，但肯定比钢跳蚤长得乖，憨稚之态可掬。

    那年岁首，我与作曲家蒋冰杰奉派组成“艺术家小组”，访问贵阳的友好城市格拉茨。格市是仅次于维也纳的奥地利第二大城市，实际只如我们一个地州小城，非常精致，古色古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主人按我们的要求，安排了看大歌剧，听交响音乐会、爵士乐、摇滚乐，参观音乐学院、幼儿园、残疾学校、农家、名胜等活动。然后在维也纳踏上归程。搭汉斯公司飞机到罗马，换苏联飞机到莫斯科，再转中国民航到北京。

    这是我唯一一次出国。实话实说，还是不情不愿地服从命令。我满足于几十年间从外国小说、电影、电视里得来的零碎知识，不耐烦万里奔波去做实地印证。但刘姥姥既已进了大观园，也就恣意看新鲜。回来后，《花溪》余未人女士挤对我：公费出国得到的印象即为公器，不准私吞，我只好写了一组《奥国游踪》交差，后来收在散文集里。

    出发之前，从市外办领来些“出访须知”的小册子。有一条说，法兰克福机场的超市最为繁华。在那里候机时，就去逛了一圈。那时没见过这种无数小店组合而成的超市，从来只知道大一统的宏伟百货公司。一时之间，只觉目迷五色，应接不暇，知道了用得烂熟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是啥景象。有两家中国古董店，极小，陈列的扇面、手卷、玉器、鼻烟壶等，比国内许多文物商店还地道。因此，当归途中滞留莫斯科机场，见那庞然大物的候机大楼里，灯光暗淡，空空荡荡，望向哪里都影影绰绰的，说话都不由自主低五度，确实感到了“两个世界”的存在。

    译员小徐事先打好如意算盘，要以护照和机票为质，出去逛逛莫斯科，至少得看看红场。我知道绝不可能，但他年轻英勇，执意要试上一试。他带着我们走到大楼门廊，走向持枪立正的大兵，用德语呱呱呱说了一通。申请辞里有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等名词，以期引为同调。那位年轻的苏联兵士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而是毫无反应，眼睫毛也没动一下，跟一尊军人雕塑毫无区别。小徐又恳陈一遍，两遍，就像对着泥塑木雕的菩萨许愿。终于绝望而归，咕噜了一声“×××！”

    从罗马飞莫斯科途中，我眯了一会儿。机体下降的感觉令我醒过来，从舷窗望出去，很吃了一惊：又平又宽又黑的一片大地向我逼过来，上面点缀着一簇一簇的白雪和小树林。我想：真的亲眼见到俄罗斯黑土地了。这无边无际的黑与白，是此行最强烈的印象之一。

    与这只刺猬同属钢花制品的，还有一款镂花大盒子，繁复精致，美轮美奂，定价很高。幸亏我更喜欢小刺猬些，并非“不得已而求其次”。小刺猬也不便宜，标价十个新卢布。当时新卢布与美元的比价是一比十点二几，按人民币就是一百多元。但我是读俄苏文学长大的，这是真正的俄罗斯民间工艺品，不会再有机会了，于是毫不犹豫买了。另外还买了一只木钵，两只木盒，也是手工艺品，标价要低得多。回来木钵自留，木盒给了儿子和外甥。

    这只钢刺猬不大，放哪儿都怕弄丢了，一直收着。后来海岳石馆主人陈辉娅女士送我一块“七彩石”，带小玻璃橱的，正好让钢刺猬趴在石下。看见它就会想起那只得了鞋而失去跳跃能力的钢跳蚤。“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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