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王先生，记得是在一九六三年前后。我回了一次安顺，住在一位朋友处。老宅借给地方机关使用多年了。晚上与族叔走过东街，见县人民医院的招牌大字写得很好。二叔说作者叫王松年，画比字还好，是熟朋友，以后可以为我求张画。回到朋友宿舍，提起此事，他说那是一位农民画家，原先在文化馆搞美术辅导工作，“三年困难时期”精简机构，就解聘回乡了。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提倡全民搞文艺，涌现出许多新民歌之乡、农民画之乡，各地文化部门大量选拔民间文艺人才到专业部门。不久，大饥馑紧跟“大跃进”来了，又把这些人大量退回原地，以减少吃皇粮的人口。我以为他也属这种情况，加上当时未见其画，就只记住了王松年这个名字。不久，虽然农民刚发还了自留地，城里人刚恢复“被节约”了很长时间的粮食定量，“四清”运动和“文革”又接踵而至，开始新一轮的、更凶猛的折腾。此时我意外地因祸得福，去到了一个远离政治漩涡的乡村中学。小舢板泊在了避风港里。一九七二年，副统帅摔死，局势略见松动，走亲访友自动恢复，这时才从老乡口中听说了王松年先生遭遇奇祸的详情。
一九六四年春节期间，旧州中学教导主任胡石波在家中“请春客”。约的既是几位画友，少不了即席挥毫一番。王松年先生画了一只站在岩石上的公鸡。众人合作了一幅梅石，主人胡先生用篆书题《报春图》，行书作跋：“公元一九六四年，岁次甲辰，春正月，久雨放晴，聚众友于一室，能画则画，能书则书，合作此帧，以为纪念云尔。”“文革”闹腾起来后，学校造反派师生抄胡先生的家，发现了这两张画，用它们做出了匪夷所思的大文章。这些人挖空心思、发挥想象，把普通常见的《报春图》分析出了“反革命”的含义：公鸡头向西方昂，是“向美帝国主义求援”；公鸡尾巴向东飘，是“暗指西风压倒东风，与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唱反调”；公鸡精神抖擞，是“配合帝修反污蔑中国为‘好斗公鸡’的反动叫嚣”。作者不署原名“松年”而用谐音字“嵩严”，则“更说明作者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胡先生的跋文，也被解释为：“久雨放晴”是影射政治气候，意在污蔑“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聚众友于一室”是“纠集一伙对社会主义不满的牛鬼蛇神”；“能画则画，能书则书”则是“牛鬼蛇神要以各自的书画为刀枪，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这种荒谬的罗织诬陷，只应引起正常人发笑，像听侯宝林说“关公战秦琼”相声段子。然而在那年月，却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后果：作为国家专政机构的“公检法”，就按这种分析，逮捕了王、胡二位。胡先生在关押中不断写申诉书，绝无反响，足足等了四年多，才等来两纸文书：一张是逮捕证（迟到了四年多）；一张是宣判书（从未审讯过一次的判决），以“恶毒攻击”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逼着他签名盖手印。王松年先生的“罪行”更严重，足足判了十年！但其间具体情况，松年先生从来不讲，想必大致相同。
我见到松年先生，已是国人亲历小沧桑的一九八六年。时过境迁，他不仅已是自由之身，而且刚从南京举办个展，载誉归来。他在六朝古都办展，起因于南京艺术学院一位教授到黄果树旅游，路过安顺，偶然见到松年先生的画，大为惊叹，热心地一手操办了这件事。展览在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艺术成熟到只剩技巧的名都大邑，久已没见过这样生气勃勃的绘画了。他画的鸡和牛尤其大受赞赏。擅画公鸡的陈大羽先生握着王先生的手说：你画得比我好！后来松年先生谢世，南京画界的唁函誉为大师。展品从南京撤回后，在贵阳黔灵山展出，我才真见到了松年先生和他的画。人是温蔼谦和的儒雅君子，气度高华；画是地道的传统笔墨，神清韵永；与“农民画家”的概念全不沾边，他是地道的文士，只是居住在农村而已。耕读传家是中国的传统，陶潜、陆游、王冕都住在农村。按是否吃商品粮来概括人，有时会很搞笑。这么说并无重文轻农之意，只因须弄清楚这点，才能理解其人其画。
在贵阳的展览同样很轰动，省市报纸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画家晓三写道：“走进‘王松年书画展’展厅，我惊讶不已，竟然我们省有这样一位年逾古稀、艺术精湛的老画家，而我这个学画二十多年的人对他却一无所知。”那天我同晓三在一道，画界朋友们转来转去地看，碰面交谈，都发出同样的惊叹。这以后，我算是与松年先生认识了，但各居一地，见面的机会极少。他赠过我一帧墨竹。我应命为他刻过两枚小印，一为“愚山”（自述曰：“我因想凭自己一股蛮劲把心爱的绘画艺术学好，故自号‘愚山’，取愚公移山之义。”），另一方的印文忘了。后来有关方面计划为他出画集，嘱我写一篇序言。我却之不恭，要写又知之甚少，深感踌躇。后来小心翼翼地写出交卷，听说松年先生阅后不满意，希望少说人多说艺术。于是我想找一批他的作品照片，认真看了再重写。但后来画集没出成，因为王先生希望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书号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这事就搁置下来。二〇〇〇年秋，松年先生谢世，次年春，忽然收到刚出版的画集，一看用的还是我那篇应当废弃重写的短文，深感惭愧和抱憾，对不起松年先生。这本画集从装帧设计到作品编排，都难以令人满意，理应重新编印一本够分量的大画册，充分展示松年先生的艺术成就。
王松年先生的家世，我是在他身后才稍知大略。他生在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他儿时即在父亲开设的私塾念书。父亲见他喜欢看图学画，给他购置画具和画谱，表示支持，还把画得好的习作给亲友传看。后来见他越来越入迷，就不许他学画了，对他说：古来许多丹青妙手，多是穷愁潦倒或招灾惹祸，成不了大器。但他嗜之已深，常用书本做掩护，偷偷描画。中学毕业后，因系独子，父母不让出门升学，他就决心在家自修。一面遍读家中藏书，一面搜求名家画谱，悉心临摹。前人“与其师人不如师自然”之论，特别给了他很大启发和信心，乃着意观察处于自在状态中的各类家畜野禽的形神，努力体现于纸上。公鸡健硕华丽、气宇轩昂，是他常画的题材。有父执辈讨了一帧，挂在壁上，引来真鸡寻斗；此事一经传开，亲友邻里争相索求，还奉上个“王大公鸡”的称号，如白石之虾、悲鸿之马，成了他的“品牌”。抗日战争期间，大批文艺家和艺术社团流亡到贵州，王先生有机会观摩到众多的名家原迹和精印品，眼界大开，艺技精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文化馆工作。困难时期，机关精简，不仅让他回乡，连个人成分也从土改时划定的“自由职业者”变成了“漏划地主”。以后，就是画鸡惹出的十年无妄之灾，直至一九七九年才得恢复自由。哲嗣王翀回忆，他们兄妹六人从小半饥半寒，小学三年级时，隆冬仍无鞋穿，被同学呼为“赤脚大仙”。后来他连学也上不起了，与大哥为人放牛，一年给家里挣几斗谷子；王先生则陆续变卖藏书，补贴家用。有一次王翀的表姐从西安来探亲，见表弟辍学放牛，不禁大哭，临行将所带衣物留给姑母，又替两个表弟交了学费，王翀和哥哥又才得以复学。以上种种，松年先生从不提起；实在需要回答时，不论口头笔下，也是淡淡带过，点到即止。一九八六年王先生画展在南京举办，香港《文汇报》发表作品照片和评论文章，引起本省关注，省报派记者赴安顺采访王先生。陪同前去的我表弟帅学剑（时任地区群艺馆馆长）回忆，对那些不该发生而发生了的事，王先生回答得很简略，话不多，声不高，不怨天尤人，不愤世嫉俗，淡而化之，一笑而过。谈毕请他作画拍照，他画了一只展翼摩空的苍鹰，学剑领悟：这是王先生在用另一种语言，对有关人生际遇和艺术生涯的提问作答。“王先生住在安顺市郊的一个山村小寨——王家庄。一栋石墙瓦房，别致而整洁。屋后是座石山，山脚有口清泉，沿清泉而上小山半腰，有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平台，布满了先生种的菊花、芍药、佛顶珠、美人蕉……万年青顺岩攀爬，满目青葱。一股小小的泉水在花间汩汩地流着。山脚那口清泉边的一棵沙特橄榄树，枝叶繁茂地伸到‘小花园’，互相映衬着，真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引自杨宏广等《山村老画家》一文）王先生不仅是国画艺术家，而且是能使日常生活诗意化的艺术家。
一次乡侄王慧明来访，说起她去王家庄拜访松年先生，无意中从老夫人口里挖出一段旧闻，一段温馨的罗曼史。王先生年轻时，有一年跟随一支商队去云南玩，中途在一个叫巴铃的小地方过夜，投宿在一家小客店里。女店主有位千金叫辜慧敏，人如其名，秀外慧中，令王松年一见倾心。他以留下写生为由，不随商队去昆明了，继续住在小店里，制造接近的机会。一个多才多艺的英俊青年，自不难赢取女郎芳心，于是终成眷属，数十年相濡以沫，白首偕老。王翀在回忆文章里说：
在生活上，父亲一直很俭朴，从不置多余衣物，从不求精美饮食。每日粗茶淡饭，深居简出，从不作无聊应酬。也不喝酒，不打牌，早年抽旱烟，晚年因病戒了。他日间作画，夜里观书。每遇画作称心、家人齐聚，则喜形于色。兴致来时，唱几段戏曲（父亲爱唱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和《甘露寺》、川剧《周大爷赶冷场》和《夜归》等）。饮食起居，全赖我那饱经风霜、贤达善良的慈母服侍。多年来，母亲对父亲从来是百依百顺，操持家务历尽苦辛。特别是父亲晚年病中，母亲形影不离，日夜殷勤护理，任劳任怨。
一九九九年，松年先生作七律赠老伴，跋曰：“老妻辜慧敏自结婚以来，历经五十四个春秋矣！无论在任何人所难堪的艰苦条件下，其坚强意志始终如一。尤其是余老耄病缠，赖其伴随医护，幸得存活于今，为难能也！”诗句是：“患难相依五四年，义同甘苦世称贤。身遭屈辱情弥笃，腹饱辛酸志更坚。和睦亲邻恒友善，管教儿女免愚顽。护持病叟恩尤重，景色光明夕照天。”并嘱儿女，将来母亲百年后与他合葬。去年我去安顺，经过王翀的画店，听说老夫人恰好在里面，即进去致候。友人甫通姓名，她就连连感谢大家的关心帮助，令我汗颜。
要评论松年先生的艺术，同学老弟黎培基（晓三）画家说得很到位：
我仔细拜读王先生作品之后，试把他的画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文人画，例如墨竹，墨色干湿浓淡的变化，随意挥洒，毫无做作习气，颇有大家风度。属此类的尚有松、梅等。另一类是重彩画。它吸收了民间年画的设色特点，用色浓重艳丽，对比强烈，富于生活气息，如鸡、孔雀等。这是就表现形式而言。至于作品内容（题材），那瓜藤下的小鸡，浴牛背上的牧童，好斗的公鸡，松树上的雄鹰，风雨中的竹子，紫藤花上的孔雀等，无不体现了画家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给观众以美的享受。难怪南京行家这样评他的画：“路子宽，功力深，生活气息浓。”十分中肯。
松年先生终生不离乡土山民，十分看重老百姓的喜闻乐见，认为必须是广大群众所能理解、接受、认可的艺术，才有真正的生命力，不取孤高自命、荒寒傲世的态度。所以他既画寄托襟怀的梅竹松石，又画（更画）富于日常情趣的鸡牛牡丹，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画集中有一帧《对垒》，画二鸡对峙，一黑一白，一低一高。不仅神态生动，我尤喜王先生画这两只鸡的笔墨删繁就简，设色素净，恰于似与不似之间，味在着意刻画之上。王先生也在画上自题：“余旧作曾有此构图，今试用此法为之，颇有奇趣。”孔雀中的一幅《默语》，也以笔墨疏朗深惬我心。
王松年先生辞世于二〇〇〇年，享年八十四岁，一生从未获得过以资温饱的正式职业。直到南京和香港大力揄扬，名播海内外，又经多位热心人的多方努力，始以七十二岁高龄，得到一个群众艺术馆顾问的安排，担任了地区美协主席的社会职务。后来又评了个副研究馆员，还是“破格处理”。
松年先生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活得有尊严。大书家萧娴也给我同样的印象。人处逆境而能活得有尊严，固然不容易；处顺境不一定就能活得有尊严，往往会忘乎所以，言行失态，令旁观者替他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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