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贝壳，本来只是一件普通赠品，起超突然病故后，就升格为纪念物了。
起超聪颖过人，上贵阳一中时就以善制生动的小泥塑，受到省美协主席王树艺赏识，受动员辍学到美协，并立即送到昆明师从袁晓岑先生。袁先生是贵州普定人，国画大家，画孔雀尤其有名。但做动物小雕塑也极精彩，在全国都有影响。起超学得很好，袁先生一家都喜欢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学成归来，却移情于文学了。起因是他到农村参加短期劳动（这是当时的机关制度），一切感觉新鲜，写成散文发表，兴趣来了，一发而不可收，后来索性调到《山花》编辑部去了。
我与起超年龄相若，当时也是《山花》的作者，又同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就相识相熟起来。他的才气，我所不及。那时代文学的定位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小说成了政策的图解，写小说成了一种观念化的标准件生产，第一标准是政治正确。于是有点文化的作者就在标题上下功夫，力求既能点出主题思想，又不直白，还要新鲜而有余味。起超特别善于此道。他有一篇小说，写一个老农满足于现状，不求先进再先进。他苦苦想篇名，终于得了“山外青山”，文友尽都悦服。多年后，写重逢暌别多年的老师袁先生的散文，起名“又见龙门，又见龙门”也很好。
“文革”期间我在大方当中学教师，文学梦不做了，对关门打内战的文坛也敬而远之了，与起超也就多年没有接触，只知道他已娶妻生子。“文革”收场后，《山花》复刊，作协恢复活动，见面机会又多起来。他不编刊物了，写社会影响最大的报告文学。他很适合写报告文学，文思泉涌，新作不断。他根据一桩社会丑闻采写的《带血腥味的街头闹剧》，发表在《花溪》月刊上，在某县引起地震式的反响。据说当地正在大礼堂开会，有个与会者带着刚收到的《花溪》到会场里看，一读就识破机关，边读边笑，引得旁边的人凑过来一起读。后来你争我抢，抢到手的干脆跑进卫生间去。邮局进的这期刊物被一抢而空，又向编辑部紧急追加数十本。当然，很快引来盖公章的质问、义正词严的抗议、谩骂加威胁等，一时间惊动不少“有关方面”，但渐渐也就不了了之，没酿成多大风波。放到现在，可能真会诉诸法律，对簿公堂了。
我与起超曾经朝夕相处者半个多月。一九八五年五月份，省环保局受命组织一支小队伍考察梵净山，成员包括科考、摄影，文学、国画各二人。文学找到起超和我，任务是写一个电视脚本。我久闻梵净山神秘莫测，立刻同意参加。一九六五年我在省电台工作，曾到铜仁地区采访，在江口登记住店时，服务员见到我们的记者证，就怂恿我们上梵净山，说是山里的树是五颜六色、浑身披毛的，猴子蟒蛇娃娃鱼上百种。我问他是否亲眼见过。他惊异道，这是老辈人传说下来的，一般人哪里敢上去！当时我也觉得不可能有机会。现在不但机会来了，而且是十分专业的进山条件，机不可失。起超开始拒绝，经我一劝，也决定同去，并且回来后承认不虚此行。那时梵净山还是真正的自然保护区，一派蛮荒景象，十分迷人。我们从印江境入山，在管理区接待站过夜，第二天日落时分抵达金顶，眼前真是气象万千。在承恩寺废墟上撑起帐篷，住了整整一个星期，早出晚归，领略了此山独特的壮丽神奇。真见到了长毛（裹着亘古苔藓）的树，五颜六色的大杜鹃花，白鸽翩跹般的珙桐，金丝绒一样的九龙池，角怪，大鲵，云海，只差邂逅金丝猴。晚上则围在篝火边，听独臂猎人讲蛇的神话。山雾变魔术，让高达百米的金顶巨崖，在我们眼皮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下山时则取道回香坪千道石梯，下到江口县境。现在到梵净山旅游的人，都是从回香坪直上直下，金顶那一面的奇景，如剪刀峡、鲤鱼背、万卷书、蘑菇石映衬下的红云金顶等奇妙景点都看不到。入宝山而空手还，也算是玩过梵净山了。
下山后，我和起超到安顺虹山宾馆住下写脚本。我不习惯住在按日计费的地方写东西，趁印象鲜活，第二天把我那部分写出来扔给他，就先回贵阳了。他家里两个儿子吵闹，正好躲在这里安心写作。我俩合作的这个脚本，后来环保局邀请科学家座谈。专家们专业不同，见解各异，重点歧出，方案众多。我们好像置身于中心广场，一圈儿辐射出七八条路线，要求一一走到。散会后主人苦笑说，请示领导再说罢。我们只当是交了旅游费，也就不再过问，不了了之。
起超散文写得好，风格华贵，洋洋洒洒，有汉赋的味道。他有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叫“白芸豆、红芸豆、玛瑙般的花芸豆”，很能象征他的文风。我也写散文，却是很平淡。省作协把我们捆在一起开了一次讨论会，会后约社科院文学所张劲兄写了一篇《瀑声琴韵两相宜》，带点总结的性质，各给五十分。我趣味狭隘，觉得他太繁缛了些，在梵净山中，曾当面开玩笑说：花腔女高音唱咏叹调，中间有一个华彩乐段；你写文章，通篇都是华彩乐段。他哈哈大笑，不以为忤。有一次，一位文友过访，闲聊中说到起超开朗可爱，才华过人，我又开玩笑说，起超的才气不仅“过人”，而且“横溢”了，所以辞藻这么丰赡。后来看到他写起超的文章提到这事，误为我对起超其人有微词，其实那是一句善意的玩笑话。我和廖公弦、余未人二兄曾经想诱骗起超来贵阳市文联任专业作家，但当然没有成功。
后来忽然听说起超决定去南方“下海”，我不感意外。他从来是个特立独行、敢为天下先的人。在那个“蓝蚂蚁、灰蚂蚁”的五十年代，他就敢身着红白条纹的衬衫，一路引吭高歌，旁若无人地穿行于我们大院，引得坐在办公室的小公务员们相顾失色。但我内心不赞成他投身商海。起超艺术气质很浓，商场不是他的天地。他去后不久来信，说是在为一个什么企业编刊物，想举办一次散文大赛，要我也凑凑热闹。我遵命寄了一篇短文去，就再也没了音信。大约一两年以后，又才得到他的信息，说那个刊物很快就停办了，他也早就离开了。这以后就失去联系，直到三年前，余未人兄来访，说是刚与省文联同事们去医院看望了起超。当时我因骨折躺在床上，这才听说他竟患了绝症。未人说，起超不知实情，说是等病好了，还是要回过头来做点小雕塑，写点东西。我听了很难过，觉得他这些年一定忙得很寂寞。这只美丽的七星贝，被晾干在海边了。我一直为他舍弃了文学而惋惜。爬格子看上去孤独，心里是丰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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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校阅此文，记起与起超在梵净山中时，聊天谈及当时盛行的“下海”（即辞掉公职去经商）现象，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接口道：“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随即放声大笑。这两句歌词当时也广为流行。我是信口用典，他却真的去了。“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暗流涌动、潜规则多多的战场。你战胜了它，它就精彩；你被它战胜，你就无奈。起超是个艺术气质的人，那里没有他的跑道。
二〇一四年春节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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