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前期，国家实行粮油统购统销，规定口粮标准，开始使用粮票。但与其说是一种限制，毋宁说只是一种手续。绝大多数家庭的口粮总定量，大人扯小孩，每月吃下来，一般都有节余。节余部分可以留在家庭购粮证上，也可以换成地方粮票（限本省范围内使用）自存。出差省外，就要带着购粮证去市粮食局换全国通用粮票。各类人口的月定量，大致记得是：机关职工男廿九斤，女廿七斤。城镇居民男廿七斤，女廿五斤。儿童分年龄段，数量失记。工人根据不同工种划分，高于机关职工，劳动强度越高，定量越多。农村人口买不到这种商品粮。他们生产的粮食，首交公粮（老话叫“皇粮”），再卖余粮（视年景和当年产量浮动），余下就是自己的口粮。如遇青黄不接、天灾等等原因，口粮不够吃，又由国仓返销一部分给农村，农民称为“吃回销粮”。这套制度，应该说相当周密完善，但执行制度的是人，而人是最大的变数。特别在“余粮”数额上，往往诛求过度，造成大小问题。我到过很多农村，没见过一处常年吃得上饱饭的。
我第一次意识到身边有“粮食问题”，是一九五九年秋天。首先觉得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称“十年大庆”）庆典远不如想象的那样隆重热烈。几天后到郊区参加秋收（机关职工每年要参加一个月生产劳动），一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传统，我们自立食堂。每次开饭，总有不少老人孩子围着看我们吃饭。我非常不自在，私下请教省音协的杨大姐，她在经办伙食。她悄悄说：他们吃不饱。我愕然不解，这怎么可能？她迟疑了一下说：总是青黄不接罢。回城后，又发现我家外面的大江苏面馆早餐卖白粥，正餐卖光面，原有品牌如大排面、白汤馄饨、烧卖、肉饼等都消失了。不久，有肉票无肉卖了。接下来连口粮也减了。说是因天灾歉收，全民每人每月节约定量两斤。一时之间，许多家庭按各人定量分饭。有位朋友出差去成都，回来说，那边似乎更严重，他到饭馆吃饭，满满一大厅客人，坐候一个半小时，才吃上一碗现熬的白粥。舍妹明缘所在的省级剧团，有一位遵义小伙子小刘，曾来过我家，活泼开朗，大家对他印象很好。此时获得假期，回乡探亲；回来后神情异常，像是变了一个人。不久竟然完全崩溃，送精神病院了。全团上下，惊诧莫名。他一位最贴心的朋友，忍不住把谜底告诉给另一个贴心朋友，很快就私下传开了：小刘回去后，才知道家乡饿死人，他家族亲友中就有许多。他大受惊骇，回来一点不敢表露，只私下说给那位好友，终于把自己憋疯了。我听了不能不信，又不敢相信身边真发生了这种古书上才有的严重事件。这位小刘一年多后病愈出院，回到剧团，寡言少语，并且害怕电灯，别人一开灯，他就惊跳开去，更不敢摸开关，据说是受电疗吓的。小刘回团后，又活了七八年。
快到年底，农村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了。从中央到地方组织庞大的农村工作团队，到基层“整风整社”。我们单位抽调王鼎名和我参加。恰在这时候，我发觉走路有点头重脚轻，脚颈处按下去起个小凹，要恢复原状很慢。这是营养不足引起的浮肿，当时很常见，还有个专门名称叫“八号病”。那时候人们见面，常常自己或互相按按脚颈。这样下乡，甚是可虑。妻子到黑市（地下市场），十元钱买了十个鸡蛋，恰是我四分之一的月工资。每天吃一个，到工作团出发时，还好症状消失了。我和鼎名参加的省宣传文化系统分团，分在黔西北地区。第一期先后进驻毕节燕子口公社和撒拉溪公社；第二期驻大方县坡脚公社。总共在农村第一线待了十来个月。首次入村，发现实情远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我们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在中苏交恶时已名存实亡。我们经常参加省委宣传部布置的基层调查研究工作，对“三农”状况并不陌生。特别是对马不停蹄地改变农业所有制的过程，我基本算得上亲见亲历。先是把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办初级合作社；紧接着办农具耕牛都集中的高级社；立即又改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民吃喝拉撒睡都被管起来。而且都是前一种体制尚未成形，就被后一种体制挤掉，一个套着一个来，农村干部步伐踉跄，农民从吃不饱到没饭吃。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我在土高炉边熬过夜，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我吃过，最后是在整风整社中亲聆农民（当时叫社员）和村干（当时叫队干）的揭露和诉说。因此，我确知“三年困难时期”的来龙去脉。概言之，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五八年秋熟时，农村劳动力全部集中去“土法炼钢”，任凭粮食烂在田里。在整风整社会上，有个老农说他见庄稼熟了不收割，把人都调去“喂土高炉”，心里着急，找队长反映：庄稼烂在田头，明年不吃饭了？队长回答：你只要把钢炼出来，包你三年吃饱饭。其二，实行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开流水席，不论什么人，坐下就吃，吃了就走。虽时间不长就制止，却已吃空了本就不多的家底。其三，干部争相“比干劲”“放卫星”，制定高不可攀的增产计划于前，捏造子虚乌有的增产数字于后，导致余粮任务过大，把社员口粮也赔进去，农民当然要饿肚子。有一位老队干回忆燕子口公社（相当于区委）书记薛燕飞召开管理区、大队、小队三级干部会，以“大跃进”精神修订生产计划的场面。他说：“薛书记作动员报告，要大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他敲着桌子问：人家××公社已经把计划改到多少多少（忘其数字）了，我们怎么办？大家就喊：超过他！接着就喊各人报计划。头一个就报得飞高，接话的又还要盖过他，我赶紧麻起胆子报了个捏把汗的数。再往下，一个比一个胆子大，简直要吹翻山。薛书记很满意，回转来要我们先报的另外报过。我只有再加了一点。他不满意，说我保守，是小脚女人，逼着我再加码。我说：书记，实际这个数我都完不成，实在不敢再加了！这时候会都开到半夜了，他气鼓鼓领起大家去吃消夜，丢我在会议室。吃完他去睡觉，叫我在他床面前站起。我站到挨边天亮，看他睡得吹扑打鼾，实在熬不住了，我把他推醒说：薛书记，我想通了。他跳下床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嘛！”这位小伙子，其实比他大了许多岁。当时为了创高产，想出许多匪夷所思的花点子。如有一个队，把全村的狗都杀了，熬大锅狗肉汤给稻田进大补。各地响应“深耕密植”号召，深到五六尺，密到如贮粮。到“验收”时，把几块田的稻子拔起来挤在一块田里，把桌子抬到田中间，四面用稻子围住，桌上站几个小孩，远远拍照，作为密植高产的证据。这类花头，层出不穷，自欺欺人（老百姓称为“捏起鼻子哄眼睛”），骗取荣誉，结果闯下滔天大祸，让千千万万庄稼人食其恶果。
全民大炼钢铁怎么回事，现在知道的人可能也不多了。其起因是在未加论证的情况下，轻率宣布一年内钢铁产量翻一番。一研究，不可能，想起群众运动这个百用不爽的法宝，把炼钢当政治弄。于是全民上阵，土法上马。其后果不言自明。至今有的农村荒坡上，还会偶然发现一坨黑乎乎的烧结铁（农民叫它“铁狗儿”），就是当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成果。
我们入村整社，碰上的首要问题是：既不准饿死一个人，又要坚持公社食堂。公社食堂是大饥馑的根子之一，又是当下社员反映最强烈的焦点。他们远远近近、有气无力地走到食堂，接过那二两熟苞谷饭，两口吞下去跟没吃一样。我在的那个队，有一户社员（其实就剩了他一人），住得远，又是坡上，五六天不见来打饭。队干怕他是死了，派顺路的去看。人没死，来打饭了。他把几天的饭装在油渍渍的帽子里，没走多远就吃光了。大家当成笑话说。另有一家，也是几天没来打饭，听说住得很“单吊”，路又难走。我怕出问题，叫找个人带我去看一下。没人肯去，说是“吃的还不够走的”。我只好问清方向，独自前往。这家人住在一座小松林坡上，不很高，也就五十来米，但所谓的路，是一条山洪暴发冲出来的一条沟，又深又陡。我手脚并用，先抓牢树干，再跨出一步，半筒雨靴被一次次拔脱。敲开门，一家大小紧紧围着大土灶坐着。灶火正在煮一大锅黑乎乎草叶似的东西，扑鼻子一股怪味。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打饭，回答说下不去坡。其实，社员、干部、工作队都明白，如果把生粮按定量发给社员，带回家与生菜和各种代食品煮成稀粥，就会大不一样。农民有丰富的度荒传统，食堂的一斤粮，在家里能抵五斤粮吃。人人知道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也是最容易操作的办法。但谁也不能说，因为集体食堂被称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没有红头文件，谁说谁“犯错误”。果然，不几天，我这个小组的姜组长很严肃地宣布：史副领队（省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犯了思想错误，已停职检查了。后来才听说，他的错误是在一个小会上试探着说：食堂是否可考虑暂停开伙，口粮发给社员自己安排。不久，中央文件下来了，宣布农村集体食堂“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继续或停办”，实际就是一纸解放令，又决定发还社员房前屋后的蔬菜地。有这两项措施，农村才开始复苏，才“大地微微暖气吹”。顺便说下，史副领队并未因此解除处分，一直在给其他几位领导成员做饭。
我还清楚地记得，次年一个冬夜，我躺在一间小土屋靠墙而搭的门板床上，远处传来谁家石碓舂苞谷的声音。这本是黔西北农家主妇的日课，人人熟听无闻，当时却是久违重闻，真有点动感情，仿佛听到一群“风雪夜归人”冉冉走近的脚步声。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已被说滥，久已引不起什么反应。今天捉笔写这篇短文，又重新感受到这五个字重逾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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