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景，真比得上《红楼梦》中，小探春把宝玉拉到一边，把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交给他，絮絮叨叨嘱咐买小锅小灶那一段文字。我想象俩小孩爬在桌上弄笔墨画面，忽然从琴子联想阳河高碑湖一个叫端子的小姑娘。当时她刚及学龄，可是她同大孩子们坐一间教室，而且回答提问比他们更有把握。
第二天，儿子下班，捎来一个大信封。信封上写着省检政治部周，里面是几张光碟和一本《施秉文艺》。省检和施秉都与我从无干系，不知怎么回事。老伴发现杂志封二有我的照片，我接过一看，正是我和张端子在高碑湖边照的。说曹操曹操到，真巧了。莫非确有“心灵感应”之存在？
我于是想起，曾经在一篇《东线之旅》中写过张端子。找出一看，是这么写的：
好容易挨到高碑湖，我们就舍舟上岸，登石梯，过古树，走进高碑村。
小傅把我们带到一列新修的小砖房前面的土坪上。一对青年夫妇微笑着过来招呼。他俩是小学教师，这一列三间平房就是他们的住宅，但头一间借出来做教室，因为校舍正在修建。说着，他把第一间的房门拉开，我们惊讶地发现这间小屋里满当当挤着好几十个小学生。根本放不下课桌，条凳就成了桌子，坐则坐在巴掌大的小矮凳上。孩子们看见外国人，又惊又喜，但居然沉得住气，在张老师的指挥下为客人表演了齐诵、答问等等。最出色的是一个小女孩张端子，就是张老师的女儿。她自小就整天生活在教室里，不知不觉跟班读了上来，年纪比同班的小了好几岁。张老师提前下了课，我们就同这群快活的麻雀玩了很久，听了许多由他们介绍的情况和泄漏的秘密，直到土豆蒸熟，面条煮好。告辞时，大人小孩一大群把我们送到河边。已成了好朋友的张端子眼睛红了，噘着嘴不许我们走。
我们雇了两只打鱼船，划向诸葛峡。
那次去阳河，是陪两位奥地利朋友：摄影家德查克和汉学研究生罗曼斯基（汉名罗爝，普通话说得不在大山之下）。一九八九年元月，我与作曲家蒋冰杰奉命访问格拉茨一个月。三月份他俩来做回访。我作为地主，当然希望让他们倾倒于贵州风光，认真安排了一番。然而玩了黄果树，玩了龙宫，似乎反应都很平淡。于是寄希望于黔东南。凯里至镇远途中，顺便看飞云岩，罗爝在洞岩侧一个幽静小院云在堂，对着一角青翠峰峦如痴如醉。只说：太美了。汽车等了很久，催了几次，才依依不舍地上车。罗爝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宗教感情很浓。我想，对云在堂如此喜欢，青龙洞之行注定大成功了。谁知到了青龙洞，那儿正在拍一部武侠电视剧，人头攒动，电缆纵横，一个穿戏装的小矮人在道具里钻出钻进。德查克还看了两眼，罗爝简直是掩鼻而过。我大觉扫兴，又把希望放在阳河，那里是绝对清静无尘的。
不料又错了。我们上游船时，前面船头已被几个四川游客占据，却不看风景，只大说小笑地打扑克。我们只好坐在轰鸣震耳的机舱外面。不一会，德查克陷入沉思，罗爝干脆掏出大厚书钻研起来。我沮丧之至，赶紧与旅游公司的小傅密议，决定船到高碑湖就弃舟登岸。于是有了前引旧文所写的情景。
张子明老师与小傅相识，热情接待我们。当他宣布提前下课，去厨房为我们准备午餐后，我怕学生乱跑出事，就权充代课教师，把孩子们留在座位上，信口提些问题来引他们讲话。村小学都是“复合班”，一个教室里坐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前排的一个小女孩，明显要年幼得多，却是各种问题都难不住她。问她姓名，同学们争着说她叫张端子，张老师就是她爹。我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施秉县高碑村小学学生□□□。”让全班一起念，念到三个方框的地方就念自己的姓名，娃娃们非常兴奋，拖声曳气地唱。那三个框把精通中文的罗爝给难住了，指着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他恍然失笑。同行的侗族作家刘荣敏拍了些照片，有教室里唱名的，有土坪上告别的，好几张至今留在我的相册里。
临时决策的高碑之游，获得意外的成功。德查克摄影的兴趣在人群不在风景，乡村小学令他手脚不停，不知拍了多少卷胶片。罗爝则在石碑鳞鳞的墓地徘徊，一脸的虔敬和庄严。简单的煮洋芋和汤面条也吃得很香甜。十里归舟，坐的是两条打鱼小船，无机声之聒耳，有鸟影之怡目，手伸进起伏轻荡的绿波里，有点凉凉的，有点腻腻的。舞阳河我游过几次，也是这一段最难忘记。
转眼近二十年过去。我早已倦于旅游，满足于从电视中以眼代身。两位老外，罗爝如期归国；德查克游兴未尽，又独自在贵州待了一个多月，满街吃小摊小店，到处拍照，邀了我再访黔东南。张子明老师与我通过一些信。他曾有往省城调动的想法，以便端子能有更好一些的前途。我理解他的心情，也希望这样出色的小孩能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但人事调动何等复杂，岂是我辈草民所能置喙。后来他来信告诉已调施秉三中，我回信祝贺，以后就各忙各的了。这段偶然的因缘际遇，只下留几张静的照片和动的记忆，作为尚可追忆的萍踪鸿爪。
这次看了《施秉文艺》，才知道四岁上学的端子，从贵州民族学院音乐系毕业后，就瞒着父母跑厦门打工去了。在那里先后考进了联通、湖里区、厦门市的合唱团，还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优秀歌手等多种奖项，已是厦门有知名度的青年歌手，且在演唱生涯中与汉族歌手谢春相爱，经常联袂演出。封面上的张端子，是一个清秀飒爽的大姑娘，要是街头擦肩而过，我肯定不会联想起高碑湖那个表情严肃的小孩。
端子的命运令人欣慰和感慨。“文革”时期，我在乌蒙山区教过几年中学。教学环境比高碑小学要好得多，山民学生中也不乏聪颖的孩子，然而他们要想改变处境非常艰难，几乎是无望的。男孩只有参军、招工两座独木桥，女孩除了出嫁，别无他途。
万幸，国家选择了改革开放，把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还给了老百姓。高碑湖小姑娘的故事，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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