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这个粗壮家伙，不是殷周的青铜鼎彝，只是黔西北乌蒙山民的泥制煤灶。改革开放前，不仅农民家家必备，连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的人家，也都不能缺此一具。最近为拍这张照片，托了好几位当地朋友，都说已然淘汰殆尽了。他们费了大力，走乡串寨，好不容易才在一处偏远村寨里发现这一座，真比博物馆收藏的殷周重器还稀少了。虽然来之不易，我看了却不满意，因为太粗陋。我当时看到过许多座造型雄壮，做工精致，甚至带浮雕花纹的，简直就是艺术品。

    我在乌蒙大山深处的大方县百纳中学，度过了“文革”的前七年，也就与这种巨型土灶相伴了七个年头。城市里水深火热，我和妻子蜗居山乡，倒成了“准”桃花源中人。说“准”，是因为区镇也得闹革命，只不过山高皇帝远，闹不出多大风暴。那时候谁也不拥有真正的安全感，人人头上悬着一支达摩克利斯剑，不知几时落到头上。黔西北山区高寒，即在盛夏，早午晚的温差也很悬殊，山民又穿得单薄，必须烤火。而且家家都摆在床前，昼夜熊熊然，眠食不离。有一年夏初农忙假，教师参加劳动，我和三位同事寄宿于队长家。他收工回来，见我们屋里的土灶是冷的，连声叫妻子快生起火来。我们说天已暖和，不需生火，他说：“那咋得行，火是一家之主！”几下子，这座土灶就开始喷射热能了。这种灶下无炉桥，燃煤直接放在灶底，民间称为“神仙灶”，外地人要想冷灶起火，能累一身汗仍告失败。山民们不仅生火不在话下，还多能自己造灶。挖泥、和泥、打胚、造型、美化，独力完成。其中很有些别出心裁、奇形异趣的工艺品，令我赞叹乡井之间卧虎藏龙。

    这种灶口小腹大，俗谚说“上面去只手，下面睡个狗”。一次可容二十来斤煤，昼夜不灭，夜里可当灯光照明。区里要开三级干部会，提前号令地富家庭挖煤背煤，在会场里对角垒两座煤堆。坟头似的，一堆可达数百上千斤煤块。开幕前从中心点火，渐次向外燃烧，可支持若干日夜。直至散会，犹有不少未尽燃煤，任人捡拾。开会期间，村乡干部们围火而坐，不时流动。离火最近者受不住了，自行离开，说是“我烤（考）取了，哪个来。”取代者回道：“你才考取？早该毕业了！”特别耐热者则始终盘踞，酣然入睡。整个会场烟雾缭绕（旱烟也），笑语晏晏（各开小会也）。报告人视而不见，神情自若地自管宣讲。

    山民对煤的挥霍，令城里人瞠目结舌。然而也事出有因，首先山区寒暑不分明，一雨便成冬，山民们衣衫又单薄；二是煤不用买，都是自挖。这里一座座高树杜鹃盛开的山坡，地下都藏着优质的无烟煤。在山民眼中，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只要肯花力气，而力气在山民是视为不如一张废报纸值钱的。会议用煤，更只费干部一句话。

    乌蒙山区农民的生存状况，称为“赤贫”毫不夸张。学校安排我的宿舍，是教学楼的二楼一个小房间，大间为女生宿舍。凭窗远眺，层层叠叠绵亘无边的山，真真是“苍山如海”，近楼则是一段草坡和一口池塘。塘边有一幢孤立的土墙茅草房，没有窗户，原是烤烟房，里面住着李姓寡妇和两个女儿。小女儿后来上了我们学校，逐渐了解些她家情况。她父亲在“大跃进”运动（农民称为“过粮食关”）中饿死，生活靠她妈和姐姐挣工分。这里是广种薄收，辛苦一年下来，一个工分才几分钱，不够寄一封平信。分的粮食，一个劳动力一年分二三十斤苞谷棒子。实际只能称之为“象征性农业”，农业人口都靠救济粮维持生命。有的户向区食品站认养肥猪，可领到一头小猪和一百斤苞谷，一年后交回长大了的猪。真正目的，是用磨下来的壳壳芯芯喂猪，苞米则自己吃掉。故自嘲为“吃猪口粮的”。这样养的猪，以野菜为主食，其肉粗粝腥膻，嚼不烂。李家是外姓人、外来户，连吃猪口粮都无门路。天天只见那位壮实的妇女扛着大板锄出工、收工，身上天热一件蓝布大襟上衣，天寒一袭草绿军大衣（高寒救济物资）。头上永远裹着白包头。七年间，我没听她说过一句话。有一次从贵阳过暑假后返校，我妻想了个主意：请她来帮着洗洗衣被，让她得一点现钱。她来了，全然不会搓洗，累得一身大汗。后来她女儿告诉我们，她妈说比出几天工还累。有一次这女孩咳嗽喷嚏，说话瓮声瓮气。我妻子问她，是昨晚她妈和姐姐吵架，越吵越凶，她妈一生气，抱起被子爬到楼枕上去睡觉。两姐妹只好缩在冰凉的席子上睡了一夜，于是感冒了。其实床面前就烧着土灶的。可见山民终年烤火确有必要。有许多小孩就是赤条条在灶边床上长大。有一年冬天特别冷，走在镇街上，冷风直穿进棉衣里去。忽见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站在家门口，上身穿一件T恤，下面竟光着腿。我和妻子十分惊骇，谢老师说：那娃娃叫小发有，你说他“居然只穿一件褂褂”。我说，他居然穿件褂褂了。原来这小孩从来就是一年四季光胴胴的。

    贵州在全国是穷省，黔北是贵州的穷区。那些年来来去去，总有那句唐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袭来心上。我常为那些纯朴善良的山民孩子们发愁。那时候，男生除了征兵和招工，别无出路，女生则只有出嫁。然而多数只能嫁门当户对的人家，成了媳妇更吃苦。鱼塘李家的小女儿，后来实在熬不下去，连夜跟着转移工地的工人们出走了。

    离开百纳三十余年了。但凡有那里的人来访，我就详细打听那里的情况。听说变化很大。镇街向两端延伸很远了，每天有几班长途汽车经过，热闹起来了，挣钱的路子多了。旧日学生中有的发了财，有的做了官。中学更是大发展，鸟枪换炮了。去年办校庆，有几位当年的同事应邀去了，回来摆谈说：家住街上的几家老学生，排着队宴请，一家比一家舍得花钱，颇有点斗富比财的味道。听了很替那里的故人们欣慰。但有一个参军出来的老学生对我说，富起来的还是家在街上的、有人在城市工作的人家，真正的农民家庭，改善并不大。

    问及鱼塘边李家三个女子，竟没有谁留意过有过这么一家人。

    在乌蒙大山里度过的这段生活，让我知道了真实的农村，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历程。但毕竟知之甚浅，民谚所谓“狗咬刺猬，无处下口”。直到二〇〇五年，才避重就轻地写成一个中篇小说《走进云里去》，用一个初到乡下外婆家的男孩的眼睛，来观察和讲述生活。他的妈妈和外婆的原型，就取自鱼塘李家母女。

    二〇〇九年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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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春节将近，某晚电话铃响，老伴听了几句，忽然惊喜叫笑。原来竟是文中李家小女儿群秀打来的！她说，她和儿子一直在江苏打工。丈夫过不惯外边的生活，仍住在百纳。这次回来过年，听一个不久前来过我家的同学说，我们多次打听她家的情况，还要拍一张她家土屋的照片，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多年老师还没忘记她云云。妻子问她年龄，说是五十多岁了。照片没拍到，因为土屋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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