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团队”，是不经意间自然形成的，没任何宗旨或纲领。一定要找共同点，就是喜欢踢足球。有一次开晚饭，只有我与袁大钧到桌，那六位都是校队，跟农院打比赛还没回来。我也想进校队，但足球运动员所必需的生理、心理素质，一样没有，只能望洋兴叹。但我也有一技之长：玩民乐。购置二胡、高胡、低胡、秦琴、笛子、木鱼、碰铃，把他们都拉进来，组成小乐队，在晚会上显摆显摆。我这个爱好，始于小时候两个姐姐组织家庭演出，姐姐大了，我接手。中断多年后，“文革”期间，在乌蒙深山教中学，闲得无聊，旧病又发了，组织学生演出《沙家浜》，调回贵阳才兴尽收手。
我们在校的年月，政治运动虽已连续发动，劲风还没直接刮进校园来。但学生队伍中，隐隐然已有“进步”与“落后”的分野。前者“靠拢组织”，后者“不过问政治”。我们这个团队里，有团总支委员、学生会主席，也有以为政治远在天边的浑人，但这毫不影响我们成天打堆。
世雷在我们中间最为出色。文理兼优，又是团总支委员，还会写诗。这个于氏家族很优秀，他叔辈有医学教授、艺术教授，他父亲留日学园艺，回来在贵阳近郊建同生农场，住宅周围栽植梅林，号“梅花别墅”。新中国成立后交政府接管，后办为劳教农场，他父亲成为场里职工，主要指导防治病虫害工作。一九七八年谢世，还赶上亲见“文革”收场。世雷聪颖过人，也就有些孤傲。有一次他告诉我，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提醒他防止“只专（学习）不红（政治）”倾向，“红”与“专”好比鸟之双翅，缺了一只就飞不好。其实当时世雷已是团支部委员，在我们看来够“红”的了。他不以为然，写诗反驳，说是雄鹰在天上翱翔，从侧面看去，它就是用一只翅膀在飞。当然这是孩子气的强词夺理，此鹰还是用两只翅膀在飞。他的诗写在一个小本里，塞在枕头底下，一般不示人，但不时拿给我看。读诗是我和他的共同爱好，都喜欢莱蒙托夫超过普希金。后来他在重庆大学，买到查良铮译的拜伦诗，读了再寄给我。其中《致摩尔》有句曰：“爱我的，我报以叹息；憎我的，我付之一笑。不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我很喜欢，但只是神往而已；世雷却真有点这种气概。“反右”运动后期，他忽然写来一封绝交信，说是就此别过，以后不要再通信和见面了。我大感意外，去信询问详情，从此音信杳然。我大致猜到是怎么回事，但心存侥幸；后从也在重庆上学的时敏得到确证：世雷成右派了。事过多年，世雷亲说详情：反右运动中，他还是重大电机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等到运动尾声的“建设阶段”，召开团员大会（有“重新登记”的含意，表示敌我界限已划定）时，他因积存了一些不同看法，居然不去出席，于是立即补划右派分子。但处分较轻，仍许读完学业。毕业后分回贵州，在电业基层当工人。及至我们校庆重逢时，已是“文革”收场，右派平反，搞经济取代搞运动之后了。他担任清镇电厂总工程师，坐着小车来捎我们一家去花溪。这个厂是他参加创建的，后来发展得很大，我曾去参观过。我儿子女儿那时还小，但常听我们说起这位于叔叔，见了面都很喜欢他。好像连续两年的“五一”，都是坐他的车去参加母校校庆。一九九二年底，接到他姐姐世雱的电话，说是世雷走了。我们不能不信，又实在难以相信。赶去告别，才知详情。他好好地去开业务会，见一位同事揣着一瓶药酒，要接过来喝。那人说，我这酒里有雪上一枝蒿，只能喝一小口。可能这一口喝大了，当时就中毒没抢救过来。他离开学校后，到基层工作，学会喝酒，而且是海量。就在我们四人重聚这一次，在我家吃晚饭，我知道必雨嗜酒，陪他来的妹丈张方俊也有同好，却不知世雷是匹黑马。方俊要开车，浅尝辄止；世雷和必雨，却渐渐有点互不相下的意气。两人喝了将近三瓶，时敏极力劝阻才结束。下楼走在园子里，我见必雨步子有点飘，世雷还若无其事似的。
时敏是我们当中性格最平衡的一个。很少生气，什么事从不偏激。他高而瘦，手脚脖子都细长，得了个“长颈鹿”的绰号，但没怎么叫开。足球、篮球都是校队主力。大学读的是西南俄专，在重庆北温泉。一九五六年年末，我去重庆出差，到学校看他，世雷也从北碚过来见面，通宵聊天。五九年夏季，因中苏关系的需要，挑选了一批俄语学生提前毕业，到国防部报到。他和他正全力追求的女同学单劲名列其中。记得他来信中说，他们夜里抵京，乘汽车过长安街，见天安门搭满脚手架，在为十周年国庆大典做准备。他俩从此没挪过窝，一直干到退休。多年中我们一直通信。记得他在俄专时，有一次寄来他译成俄文的李白诗：“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有一次说，学校组织他们与苏联学生通信，以提高俄语水平，他的俄文名字叫“米沙”，对方女孩的名字我忘了。去北京后给我的信址是带数字的信箱，也署过设计院名称。当然我们只写些生活琐事，不涉及他的工作。我猜想总是一些国防领域的外事活动吧。他每次回贵阳省亲，我们必定见面。有一次还守在他父亲的病床边说话。老人家不愿再拖下去，一次次把输氧管扯出来扔掉。我几次去京，他也一定到宾馆来看我。有一次，他在电话中说，这回该你来我家看看了吧？我说那好。他于是详述坐哪路车，到哪儿换什么车……我一听又是长辛店，又是卢沟桥的，真吓着了，说那我肯定要迷路在中途，到不了你那儿也回不到我这儿。他说，那还是我来罢。我由是知道他每次来看我，竟要如此费时耗神。有一次我问他，住北京这么些年，马连良、裘盛戎看够了吧？他说哪能呀，除非有陪外宾的机会，平时既没工夫，又住得远。他说，还是听大报告有意思，十大元帅听过一大半。我问，都有口才吗？他说，口才不重要，随便抖露点材料，就够过瘾的了。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单位在南方设窗口，有关人员要去值一年班，于是我们又得以多见了几面。他每年还给我寄新颖精致的记事簿当贺卡，他知道我喜欢这些小玩意。每年春节零时左右，我们相互电话拜年，甚至暗中较劲，看谁抢在前面。九三年春节，我陆续几次拨号，都无人接，隐隐有不祥之感。后来总算听到单劲的声音了，她把话筒交给时敏。我听他说话无力，问道，还好吧？他说，不大好，刚从医院回家过年。随即单劲另打电话告诉实情，说是已确诊癌症。我存着侥幸之想，只望药物有灵，不忍用空洞的安慰话打扰单劲和孩子。不久，接他女儿电话，说时敏已于五月二十一日故去，因相隔太远，决定后事办完再告知亲友。后来单劲来信说，时敏曾遗憾自己工作几十年，始终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但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一切都不足与外人道，可能会被看成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单劲为这话揪心，把告别式上，单位对时敏的评价文字寄给我看。我立即转给母校校友总会，建议在校友通讯上刊出，使各地校友们有所了解。校友会研究后，考虑到母校校龄很长，不断有校友陆续辞世，如开此例，以后会难以承受；但还是编发了一条简讯，摘录了其中几句重要的话。我把校刊寄给单劲，说明编者的苦衷，她回信表示理解。这几句话是说，时敏投身航天事业四十年，为我国飞弹、导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实，纵然全文照发，我们行外人还是难以了解他几十年的劳绩。
必雨是我们团队中最具传奇性的一个。还是初中新生时，他就显露出一种顽童气质。他在厨房值“小采买”班，向厨工大讲“狗皮道士”的故事，此道士是一个游戏风尘的半仙人物。厨房师傅们听得有趣，看他更有趣，干脆把“狗皮道士”送给他做绰号。他极聪明，又极佩服他觉得比他聪明的人。擅画绣像人物，尤其是全身披挂的铁甲将军，摇笔即成，英姿飒爽。有一年我回安顺过暑假，家里不知怎么扔着只秦琴，就自己琢磨起来；开学带到学校，由必雨来学，我们小乐队乃有了弹拨乐。分别时这琴就送给了他。后来他成为云南大学民乐队的琵琶手。我们一伙中，必雨与我爱看小说，这在当时颇有自甘堕落之嫌，“时代需要”是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深入人心；偏文科者，别人不说，自己也有点惭愧。他父亲可达先生是军阀时代的独立旅旅长，受过伤，不良于行，自号“跛足将军”。那时候早已赋闲，居城西罗汉营，写字刻印自娱。办了个叫华浓园的酒作坊，自饮兼出售，所以全家都是海量。必雨曾讲过他家酒窖的趣事：烤酒师傅在酒将熟时，夜里用竹签把封泥刺个小孔，让酒香溢出；第二天起床，就来捡孔边酣睡的醉鼠，打整了下酒。这类故事，必雨层出不穷。如说他父亲与杨森交战无数回，回回落败；总结经验，是造饭费时过长。于是命士兵不背大米，改背面条：烧水下面，顷刻可办。不幸如此改革后，还是打不赢杨森。此杨森在抗战后期任贵州省主席，去台湾后是蒋政权的体育首脑。可达先生嗜读还珠楼主的神魔剑仙小说《蜀山剑侠传》，当时此书买不到，只能租阅。读一册换一册，都由必雨跑腿。必雨拿到新卷后，边走边读，到家已竟其半；等父亲读毕，送还时又边走边读，到书店就读完了。此书也正是我之所爱，我俩聊起来其乐无穷。他父亲用现代事物解释书中想象，如“太乙神雷”出于手榴弹，“辟魔神梭”出于潜水艇，“三次峨眉斗剑”出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等，我听了既觉得有道理，又颇扫兴。
必雨上云大中文系，正赶上彝族长诗《阿诗玛》发掘整理出版，引起轰动之后，老诗人袁勃（时任省委宣传部长）再接再厉，组织大规模民族地区采风活动。他参加了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的搜集整理，出版后寄了我一本。这部叙事长诗极其精彩，足以媲美《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按个人趣味，我爱这首又朴素又绚丽的长诗，还胜过那部雄辩滔滔的诗剧。必雨写信叙述采风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令我艳羡不已。他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八中教语文。这是一所重点学校。一九六五年底，“四清”运动期间，我所在的省广播电台下放四十名职工到县里，我从新闻编辑改行，也成了中学语文教师。但不是省城重点中学，而是大山深处的一所普通中学。在从头学步时，偶然发现必雨发表在《人民教育》上的长文《作文教学初探》，读了大为佩服。但他的方法我用不上，这些农村孩子还谈不上写作文。随即“文革”来了，天下大乱。大约是一九六八年春节期间，我回贵阳过寒假，意外地与必雨见面。他刚从北京“上访”回来。他告诉我，“文革”一开始，他几年前创作并上演过的滇剧《董小宛》被打成反动作品，他也成了反革命，而且是三个“三家村”的成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曾偷偷自杀未遂。他所在学校高干子弟多，整起人来心硬手辣，花样百出。例如用几只大火炉围着你烤，烤到舌敝唇焦，烤到汗透棉衣，烤到昏厥过去。他被撵到一间堆杂物的小屋住着，一遍又一遍写“交代”。有一个女学生由此经过，偶然发现，走进来解下特大铜扣的皮带，劈头盖脸揍一通，尽兴后扬长而去。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必雨说，这学生是一位著名将领的女儿，又聪明又秀丽，原先师生关系很好，革起命来最下得狠手。后来，革命矛头转向当权派去了，像必雨这样遭遇的人，纷纷上访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平反，当时形成热潮。必雨就是得了平反证书回来的，还从口袋里取出来给我们看。其实那时候已经用不着去平这个反，时兴“自己解放自己”了。他说，回去要改行当司机，决不再当教书匠。他妹妹必璋是载重大卡车的老师傅，现成的老师；他于是在贵阳住下来学开车，半个来月，会了，由必璋一路带着，把车开到昆明去。这时我们两家相隔不远，很聚了好几次。我们这一帮同学，家住贵阳的都是“通家之好”，彼此的弟兄姊妹都互相熟悉。我几个妹妹这次见到必雨，都吃惊惋叹，说把那样灵气的一个人，整得眼神都呆滞了。其实必雨只是动作言谈凝重了些，还略略发胖，其他都没变。只是她们多年没见必雨，记忆中还是那个非常清秀的中学生，与现在的必雨对不上号罢了。
必雨从小多浪漫幻想，我对他回昆明当司机的计划没怎么当真。不料从必璋处连续反馈回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骇人听闻：他效法格瓦拉，跑出去干上缅共武装了。董延禄（他妻子）闻讯大吃惊，带着孩子去探望，也被他说服留下。随即他两个弟弟也步兄后尘去了。他在那里干上出生入死的武工队长了……
一九七九年，暌违十年的必雨，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黑而胖，呼吸粗重，变化很大。他呷着酒，简略说上几句，就把我弟妹们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们事业的巅峰期，曾拥有九成以上土地，仰光几乎已成孤岛。后来缅共高层仿效中共搞“文化大革命”，而且方式极端暴烈，出现过高级将领当场拔枪自裁的场面。于是乎精英凋残殆尽，局势急转直下，最终一败涂地，他们也就回来了。必雨重上讲坛，任写作课教师；延禄也回农学本行。两个弟弟，一个几年前牺牲在那边了；另一个则比他先回来。他去国十年，多在少数民族地区转，尤其对景颇族非常熟悉。八二年写成长篇小说《野玫瑰与黑郡主》，先在《山花》月刊连载，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书里的景颇风情鲜活生动，跃然纸上，非一般采风猎奇的写家所能梦想。从此他的长篇小说创作有如井喷，总数达十余部。《苗族作家作品选集》总序称他为“滇军重镇”。他这个苗族身份，是在“文革”后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中，跟从母亲血统划定的。他母亲我也熟识，一位胸襟阔大、豪爽开朗的老太太。必雨于八五年调昆明市文联专业写作，后来担任作协、文联领导职务。二〇〇一年，他把缅共十年的经历写成长篇传记文学《亡命异邦》，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这绝对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本。他创作成果累累，身体也不停发福，嗜酒依然如命。他在缅甸忘命犯险时，水壶里装的也是酒。这是源自母系的基因，他与弟妹都无例外。八九年，我儿子神往流浪生活，诱说表弟一道出走，到昆明投奔李叔叔。到了昆明，因不知确址，辗转几个单位，早晨找到傍晚，越找越心里发慌。最后一处，他隔着房门听见喘息声渐近，顿时放心，向表弟说：“这回对了！”吃饭时见李叔叔用茶缸喝酒，大骇异。必雨谦道，比不上儿子。两个流亡者玩了几天昆明，接过李叔叔买的车票，铩羽而归。必雨归来后的这些年，我们见过几次面。一次是西南五省区作协笔会，云南做东，游大理、瑞丽一线，除了几次宴会，必雨还陪我玩石林，寻访大理古经幢，又到他家里玩了半天。其余几次，都是他因家事回贵阳，约亲友聚会。他先后动过几次手术，但还是喝酒，只是略减。去年三月，必璋来电话说哥哥走了。我赶写一副挽联，交她带到昆明去。看来肥胖和耽酒，对他造成了很大伤害。
有一种说法：性格即命运。不知我的这三位同窗好友，算不算得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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