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兵役之前，有一度我几乎把天琴咖啡屋当成了我的办公室。位于西门町西宁南路巷子里的这家咖啡屋，也是一群文艺界人士最爱泡的地方。原因很简单，不但宽宽的桌子能写稿、画画，厚厚的沙发可坐可躺，最低消费额还特别低，只要十块钱茶资就可打发一天。

    咖啡屋当然卖咖啡，可价钱是茶的两倍，而且喝完就没了。茶就不同了，无论点乌龙或香片，店家除了一杯浓茶，还会奉上一支热水壶，水没了再加。茶淡了，大伙儿就从包包里取出自己带的茶叶添上。老板是个大好人，没有顾客不夸他，年纪大了，还把咖啡屋留给当时念医学院的儿子继续经营。父子俩不可能赚到什么钱，只是特别支持文艺界的朋友。小老板直到念完书、服完兵役，才把咖啡屋生意结束，在原址开起了诊所。

    天琴咖啡屋每天早上十点开张，可九点半就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也不是急着喝茶，而是专门来占位子的。大家洽公办私都约在这里，坐倦了，想去附近那八九家戏院看场电影，只要桌上还有茶杯和书，沙发上还有包包，就没人动你的位子。咖啡屋位于地下室，没什么特殊设计，但座位摆法特别有意思。一面墙边安置着整排带桌的双人高背沙发，就像火车厢那样全部面朝前方，人人各有一片小天地，不会互相干扰。另一面墙的沙发则都是面对面，中间摆个茶几，适合聊天。视心情、工作内容而定，要静要热闹都有适当角落。爱来的人愈来愈多，座位却有限，共座就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两个并肩而坐的人，之前从未谋面，之后却可能变成死党。

    大家一早就来天琴咖啡屋，仿佛赶上班打卡，其实却个个是闲人，尤其是画家们。那个年头，作家多少还有点稿费可拿，画家却是心血乏人问津，连展览机会都少。天琴的老板特别够意思，不但把墙壁免费供他们挂画，后来还渐渐形成固定展览，每个月一档，展出画家的当月消费全免。当时，就连画家自己也不会相信，十多年后，靠画画就能过起阔绰的日子。

    这家咖啡屋不卖吃的，就连瓜子、花生米也没，幸好对面就是一排川菜馆，全由退伍老兵掌厨。道道地地的家乡味，一份客饭十元，菜一盘、饭免费。在天琴喝茶的人经常在各家馆子碰到，大家挺有默契，无论先来后到，都尽量在同张大圆桌上用餐，每个人点不一样的菜，同样十块钱，有时竟可吃到七八道菜！那可是打牙祭啊，被苦哈哈的我们视为乐事。

    在天琴经常碰面的，有两个人我印象最深，一位是家道殷实的马姓画家，一位是暂时落脚台湾的美国人林海利。马君的父母留给他几间房子，让他靠租金就可悠哉度日。我从没看过他在这儿画画，甚至没见过他身边有速写簿，可大家都知道，他的写实功力一等一。在新写实主义还未风行时，他那有如照相般犀利的画风，就已让不少人对他有所期待。喜高谈阔论的他，有一度时常与我唇枪舌剑，彼此惺惺相惜，可后来他却迷上了围棋，改跑棋社，慢慢从天琴消失。台北文化界如今已少有人提到他，但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的才子。

    中文流利的林海利几乎天天来，简直是以天琴为家了。也不知他到底从事什么行业，居然会看手相，还对我特别感兴趣，有次硬要帮我算命，捧起我的手掌端详之后，说我是少见的奇才，将来一定会令人刮目相看。他送过我两张用原子笔画的速写，画风敏感、纤细，将古老传说及科幻世界结为一体，相当有意思。天琴咖啡屋结束营业后，我们失去了联络，也不知他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继续漂泊。

    在台北工作的短短一年间，我在天琴咖啡屋埋首画了不少插图，其中包括爱乐书店出版的那套《交响乐欣赏解说全集》，里面有一百多首曲子。我为每首都配了一幅抽象线条画。退役后，我跟这家咖啡屋的因缘依旧深。由于在海军舰艇当讯号士官，我整天跟信号旗为伍，对那些熟悉的旗子特别有感情，总觉得它们是很好的设计。一面旗代表一个英文字母，不同字母连起来就能在汪洋大海里传递讯息，对进港、出港作业尤其重要。我一直认为这些旗子可以用在室内设计，退役后，便试着以此创业。

    23岁的我跟父亲借了一笔钱，向专门做解体船生意的商家买了一堆各国国旗、讯号旗，以及其他零星用具。把东西弄回台北后，我却不知如何展开宣传。好心的天琴小老板便建议我在咖啡屋里开个旗展。我兴致勃勃地把一大面一大面五彩缤纷的麻布旗洗过、烫过，包扎、铺设、悬挂在咖啡厅的每个角落，甚至把天花板都变成了一道道旗海波浪。旗展轰动一时，却叫好不叫座，因为定价太高，一幅都没卖掉。现在回想起来，我却格外庆幸，因为若是一举成功，说不定我就变成生意人了。

    好多人冲着展览来消费，一个月的展期结束后，小老板希望我再延一个月。我不但足足喝了两个月的免费茶，还喝了很多杯平时舍不得点的咖啡。匆匆已近四十年，天琴咖啡屋的咖啡到底是什么味道，好不好喝，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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