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大一点，能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溜进戏院时，影响我们的就是那一部部日本电影的主题曲了。每首歌都会很快被翻译成闽南语，或采用原曲编新词。听多了，也弄不清哪一首原来是日本歌或本土歌。
四叔、五叔自组的爵士乐队倒是比较有异国情调，周末秘密舞会上演奏的乐曲，总让我有神游西方的解放感。两位叔叔陆续搬出老家后，我将多出来的空间改造成书房，他们留下的那套二声道音响也成了我的梦想催化剂。矮木柜的拉门一开，收音机、唱盘、喇叭一应俱全，还有个叠放黑胶唱片的小空间。
说是黑胶，我接收的那批唱片却大多是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有的还半透明。当时的流行乐唱片都是彩色的，代表俏皮时髦，黑色的全为古典音乐或平剧[1]，一看就让人觉得严肃落伍。
我也常听收音机，最爱美军电台。主持人的话虽听不懂，但播的西洋流行歌特别吸引人，而且和美国完全同步，能知道每周的排行榜升降，让我这头城的乡下小孩，满脑袋都是美国通俗音乐。
上初二那年，由于旷课太多，又经常跟老师顶嘴，终于被头城中学开除，只好留在家里跟父亲学木工。一连几个月，每天骑在木马上推刨刀，看着同学从门口经过去上学，难过得不得了，心想这辈子大概只能当木匠了！当时的我，脑中装不下任何音乐，张眼一片空白，闭眼一片黑暗。
有一天，在冬山乡任职的六叔回来，看见我劈头就责问：“怎么不去上学？男孩起码也得把初中念完再做事！”接着立刻表示，可安排我到冬山初中就读。
于是，我开始了通学[2]生涯，每天来回搭三小时的火车。这所田中央的小学校只有一排教室，上体育课还得在一垄垄的地瓜田间跳来跳去。没人认识我，我也有如脱胎换骨，认真读书。成绩好不说，绘画还被一位杭州美专毕业，随国民党来到当地的美术老师大为肯定。
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带我进入古典音乐世界的廖弘悌。他父亲是罗东有名的耳鼻喉科医师，诊间后面有座桌球台。这玩意儿可是时髦又昂贵，我们去不起计时收费的弹子房，放学后却可到他家大玩特玩！
有天没赶上回头城的末班车，我便跟廖弘悌去他家新买的别墅过夜。两人什么都聊，三更半夜还无睡意。“来点音乐吧，你想听什么？”我说自己挑，谁知在那豪华音响设备旁的柜子里，竟都是陌生的“黑”胶，找不到一张我熟悉的唱片专辑。
见我皱眉头，廖弘悌忙说：“古典音乐其实一点都不枯燥，音乐课本里有很多歌都是改编自莫扎特、德沃夏克的曲子，我从小在家就听这些。”他顺口哼了两段，果然都是熟悉的，可我还是半信半疑。
“不信？那我放一张你听听看！”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响起，我就呆了！每个音符都重击着我懵懂的心灵，敲开我混沌封闭的层层脑门。情绪还未平复，唱片另一面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又将我卷进激情的波涛，一阵又一阵……
我开始将存下的每一分零用钱都拿去买古典音乐唱片——盗版的，非常便宜。高中毕业后，我带着收藏的几百张唱片到台北工作，服兵役时来不及运回老家，只有将他们寄放在朋友家中。
服完兵役后，廖弘悌劝我置套好音响，协助我挑选了这辈子的第一套高保真设备。开始收藏原版黑胶后，我弃所有的盗版唱片不顾，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悔，因为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反映了我在年少阶段的际遇与情怀。
三十多年来，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听CD，却始终珍藏着一张唱片。那是1982年7月廖弘悌送我的生日礼物：美艺三重奏（Beaux Arts Trio）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版，演奏的贝多芬《大公》三重奏。
一段旋律瞬间能把人带回过往的一个瞬间；走笔至此，廖弘悌的笑容浮现眼前。回忆起来，从年少到壮年，他似乎从没真正开怀过，纵使在“哈哈”笑声收住时，也让人感到有种苦涩。从不跟人诉苦的他，后来在广告公司当主管时得了胃癌。我到医院探望，他也只肯跟我谈最近听到的好音乐。几个月后，他便往生了。
注释
[1]即京剧。——编者注
[2]意为“走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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