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咖啡岁月&黑胶年代-进入古典音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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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最常听见的曲调,除了歌仔戏,便是子弟乐团。终年干木匠活儿的父亲,经常会穿起白底金边、绣有“统兰社”字样的团服,走在“阵头”中当大鼓手。其他敲锣、打鼓、吹唢呐的团员也都是街坊上打铁、弹棉花、卖麻酱面的邻居。各大庙都有自己的团,成员每星期固定一晚在庙口练习,无论婚丧喜庆,随时可派用场。

    年纪大一点,能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溜进戏院时,影响我们的就是那一部部日本电影的主题曲了。每首歌都会很快被翻译成闽南语,或采用原曲编新词。听多了,也弄不清哪一首原来是日本歌或本土歌。

    四叔、五叔自组的爵士乐队倒是比较有异国情调,周末秘密舞会上演奏的乐曲,总让我有神游西方的解放感。两位叔叔陆续搬出老家后,我将多出来的空间改造成书房,他们留下的那套二声道音响也成了我的梦想催化剂。矮木柜的拉门一开,收音机、唱盘、喇叭一应俱全,还有个叠放黑胶唱片的小空间。

    说是黑胶,我接收的那批唱片却大多是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有的还半透明。当时的流行乐唱片都是彩色的,代表俏皮时髦,黑色的全为古典音乐或平剧[1],一看就让人觉得严肃落伍。

    我也常听收音机,最爱美军电台。主持人的话虽听不懂,但播的西洋流行歌特别吸引人,而且和美国完全同步,能知道每周的排行榜升降,让我这头城的乡下小孩,满脑袋都是美国通俗音乐。

    上初二那年,由于旷课太多,又经常跟老师顶嘴,终于被头城中学开除,只好留在家里跟父亲学木工。一连几个月,每天骑在木马上推刨刀,看着同学从门口经过去上学,难过得不得了,心想这辈子大概只能当木匠了!当时的我,脑中装不下任何音乐,张眼一片空白,闭眼一片黑暗。

    有一天,在冬山乡任职的六叔回来,看见我劈头就责问:“怎么不去上学?男孩起码也得把初中念完再做事!”接着立刻表示,可安排我到冬山初中就读。

    于是,我开始了通学[2]生涯,每天来回搭三小时的火车。这所田中央的小学校只有一排教室,上体育课还得在一垄垄的地瓜田间跳来跳去。没人认识我,我也有如脱胎换骨,认真读书。成绩好不说,绘画还被一位杭州美专毕业,随国民党来到当地的美术老师大为肯定。

    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带我进入古典音乐世界的廖弘悌。他父亲是罗东有名的耳鼻喉科医师,诊间后面有座桌球台。这玩意儿可是时髦又昂贵,我们去不起计时收费的弹子房,放学后却可到他家大玩特玩!

    有天没赶上回头城的末班车,我便跟廖弘悌去他家新买的别墅过夜。两人什么都聊,三更半夜还无睡意。“来点音乐吧,你想听什么?”我说自己挑,谁知在那豪华音响设备旁的柜子里,竟都是陌生的“黑”胶,找不到一张我熟悉的唱片专辑。

    见我皱眉头,廖弘悌忙说:“古典音乐其实一点都不枯燥,音乐课本里有很多歌都是改编自莫扎特、德沃夏克的曲子,我从小在家就听这些。”他顺口哼了两段,果然都是熟悉的,可我还是半信半疑。

    “不信?那我放一张你听听看!”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响起,我就呆了!每个音符都重击着我懵懂的心灵,敲开我混沌封闭的层层脑门。情绪还未平复,唱片另一面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又将我卷进激情的波涛,一阵又一阵……

    我开始将存下的每一分零用钱都拿去买古典音乐唱片——盗版的,非常便宜。高中毕业后,我带着收藏的几百张唱片到台北工作,服兵役时来不及运回老家,只有将他们寄放在朋友家中。

    服完兵役后,廖弘悌劝我置套好音响,协助我挑选了这辈子的第一套高保真设备。开始收藏原版黑胶后,我弃所有的盗版唱片不顾,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悔,因为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反映了我在年少阶段的际遇与情怀。

    三十多年来,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听CD,却始终珍藏着一张唱片。那是1982年7月廖弘悌送我的生日礼物:美艺三重奏(Beaux Arts Trio)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版,演奏的贝多芬《大公》三重奏。

    一段旋律瞬间能把人带回过往的一个瞬间;走笔至此,廖弘悌的笑容浮现眼前。回忆起来,从年少到壮年,他似乎从没真正开怀过,纵使在“哈哈”笑声收住时,也让人感到有种苦涩。从不跟人诉苦的他,后来在广告公司当主管时得了胃癌。我到医院探望,他也只肯跟我谈最近听到的好音乐。几个月后,他便往生了。

    注释

    [1]即京剧。——编者注

    [2]意为“走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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