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那些补丁不过成了装饰，那些破烂不过成了炫耀。
小青叮嘱我，离预产期两个周左右的时候，要腾出一个周末专门用来浆洗葫芦娃的衣裳。
九月十三日，天气出奇地好，高温已经远去，早晚二十多度，天蓝得让人发疯，阳光稠稠的，风凉爽得有些醉了。早上六点多，窗外响起了老人们晨练的舞曲《好日子》。平时觉得有些吵闹，如今却成了很好的背景音乐。我随着伴奏轻手轻脚地爬起床，把阳台与房间的窗户全部打开，把外边的阳光与风请进来，然后喝了一杯牛奶，准备开始清洗葫芦娃的东西。
我问小青，要洗的衣裳呢？她指了指沙发说，不太多，就这么一堆吧。我朝沙发上看去，上边摆着四个大箱子。一个绿色的，两个红色的，一个蓝色的，把葫芦娃的衣裳分门别类地装着。我吃惊地问，都是葫芦娃的吗？小青说，是呀，这才几件呀，我们同事还没有怀孕呢，准备衣裳、鞋子和围巾，早就花了几万块了，我们相比之下哪有做父母的样子？
除了小清疯狂地给葫芦娃准备的生活用品，自从小青怀孕的消息被不断地扩散，许多朋友同事亲戚都松了一口气。随着我头发不断地苍白，牙齿一颗颗地脱落，脸上皱纹不断地加深，脸上的表情日益地疲倦，他们对我的繁衍能力失去了信心。有位朋友还安慰我说，做丁克很时髦的。如今突然听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我老婆怀孕了。这种意外与冲击力，不像我射出了一枚小蝌蚪，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比我大的，已经抱了孙子，比我小的都已经为人父母，有的已经是儿女双全了。为了表示祝贺，他们一波波地快递礼物给我，开始送一些育儿手册和怀孕须知，前前后后达到了二十多本，最厚的竟然有六百多页。他们后来就会提着大包小包给我，全是孩子的衣袜鞋帽，而且全是新的。这些新东西，极少数是刚刚花钱买的，大多数是自己孩子当年剩下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样样艳丽；西装唐装旗袍裙子，款式样样奇特；绒的毛的线的皮的，面料五花八门；一月半岁三岁五岁，各个年龄都适合。
丈母娘有个一起跳广场舞的朋友，让人从新疆捎了几十斤上等棉花，撕了几丈全棉的布料。布料上印着天鹅、企鹅和北极熊，专门给葫芦娃做了两床被褥。之所以要棉花的，而不要蚕丝的，据丈母娘介绍，桑树都见不到一棵，哪里会有蚕呢？蚕怎么会吐丝呢？所以那蚕丝全是假的。选个黄道吉日，我开车把被褥拉回来的时候，用手摸了摸，哎呀，那个绵呀，那个软呀，是我这辈子感觉到的最暖和的东西了，超过了四月的阳光十月的火苗。
其中有人送了两双鞋子，都是半岁前穿的，一双米黄色的，一双黑色的，比一只肉包子还小。小青看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说竟然是真皮的，那么光亮柔滑，应该不是牛皮，而是狐狸皮，或者是兔子皮。
那两双皮鞋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拥有人生第一双皮鞋是十八岁。十八岁之前我穿着的，全是姐姐一针一线给我纳的布鞋，更小的时候没有布料纳鞋底子和鞋绑子，我穿着的是用葛条或者玉米衣子编成的草鞋。有一年，我考入城里一所学校读书，学校对面是一家皮鞋厂。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工厂，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大那么漂亮的院子。房子一排一排的，多得几乎看不到边，都用红砖砌成的，房顶不再是倾斜的，神秘得像一个童话城堡。每次放学后，从皮鞋厂经过时，我都会使劲朝里看，对两个门卫肃然起敬，觉得天下最了不起的人，不是老师，而是门卫了。我常问同学们，皮鞋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皮鞋的皮子真是从牛呀羊呀身上剥下来的吗？
我放过牛喂过猪，也杀过牛杀过猪，觉得牛皮与猪皮，不像肥肉那么油腻，又不像瘦肉那么干巴，嚼起来是味道最香的。我想象不出来，这么香的东西怎么会做成皮鞋，那么光亮，那么漆黑，形状那么漂亮，而且是臭兮兮的。如果真用牛皮猪皮做的，岂不是可以煮着吃了？这事儿，从几本关于万里长征的书中得到了答案，说革命前辈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太饿了，把皮鞋和皮带放在锅里煮了。
当时除了我还是布鞋之外，同学们脚上基本都是皮鞋，每天晚上他们脱掉皮鞋，成双成对地摆在架子床下边，尤其是有月光透进来洒在皮鞋上，感觉像两只停泊着的小船。我想，皮鞋穿在脚上应该很舒服吧？所以晚上起夜时，有意无意地踢踏着别人的皮鞋，试一试。来这所学校之前，我是没有看到过皮鞋的，或者说已经有皮鞋了，也许我们老师就有皮鞋，但是除了作业本与课本，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包括女同学踢毽子，穿着绣花鞋还是什么鞋，我一点都不清楚。
天天从皮鞋厂经过，看到从皮鞋厂进进出出的男女，我真是羡慕极了。那年夏天，有个穿着一双暗红色高跟鞋的女孩，每当她从我们宿舍外的小径上悠悠穿过，我的心就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我给她写过信，信中表达了爱慕之情，也表达了对她那双高跟鞋的赞美。我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用她的皮鞋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我发誓要买一双皮鞋穿穿。有一个周末，我像一个小偷似的，拐进皮鞋厂门外的门市部里，问一双皮鞋多少钱？一个女服务员说，你要多大的？我伸出手比画了一下，意思是两砟长吧？服务员说，三七的？还是三八的？要不你先试试吧？我不明白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所以又问了一句，需要多少钱？服务员说，十二块左右吧。听到“十二块”这个数字，我几乎有些崩溃了。
第一次逛鞋店，也可以说是第一次逛商店，我几乎没有敢正眼打量里边，碰到那些出售的东西眼睛就挪开了，真像一个小偷被识破了似的，一下子溜了出来。
十二块，在如今几乎算不了什么，顶多一盒档次不高的快餐，一包不上档次的红双喜香烟。但是在那个年代，尤其放在一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身上，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举个例子吧，我们村的孩子大部分因为交不起两块五毛钱的学费辍学了，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念书，全靠着自己放学后砍柴与采药。从山上砍下松树枝子，以每一百斤三毛钱卖给镇上的人，烧砖烧瓦盖房子；能采到天麻那些名贵药材，得挖遍半座山，运气不好的时候，恐怕连天麻籽也见不到几粒。常规情况下，夏天采五味子，秋天采柴胡与苍术，应该一两毛钱一斤吧？我考上的那所学校是国家供应的，每个月三十二斤饭票，女同学吃不完，会拿着去小卖部换卫生纸——那个年代还没有卫生巾。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卫生纸，擦屁股少数时候用的是作业本，多数时候用的是树叶子。
有几次回家，见到父亲吃不饱穿不暖，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有说。拥有一双皮鞋的梦想并没有就此破灭，而且越来越强烈，因为马上要恋爱了，严格意义上说是暗恋了高跟鞋。她是我的学妹，属于同县的老乡，家住贺家村，所以姓贺——如今已不知长相的一个漂亮女孩。最后我下定决心，要靠着自己挣一双皮鞋回来。
那年暑假，我留在了学校。父亲左顾右盼，见我没有回家就十分担心，骑着一辆自行车翻了几座山，趟过了丹江河，来回一百八十里，撵到了学校里。晚上，父亲住在宿舍里问，你为什么不回家呢？是嫌弃家里穷吗？我说，不是的，是想挣钱呢。父亲说，城里要柴没有柴要药没有药，你一个孩子能挣什么钱？
我确实茫然极了，放假时学校已经停伙了，连开水也不供应了。我白天借了个煤油炉子，自己下一点白水面条，晚上则像兔子似的，摸入学校外边的庄稼地里，偷吃生的西红柿与卷心白。碰到有月光的晚上，认得哪些西红柿红了；如果没有月亮，只好黑灯瞎火地挑一些比较大的，不管青红枣白地坐下来啃。
父亲在学校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骑着自行车走了。临走时，父亲说，我明白你想买一双皮鞋，但是我只能给你十块钱。父子两个在学校外边推让了一阵子，我趁着给父亲绑裹脚布的时候，把十块钱悄悄塞到了他的裹脚布里。我明白，在一百八十里路上，父亲口渴了会扒到河边喝生水，肚子饿了会跑到地里啃几根玉米秆子，十块钱应该是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这样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买皮鞋呢？
父亲走后，有位老师找到我问，有个累活愿不愿意干呢？我问，什么活？老师指了指对面说，皮鞋厂里边有个烤胶厂，专门制造鞋底子的。有一大堆的橡胶渣，对他们来说是废物，对学校来说是宝物，可以用架子车拉回来，等到开学后给学校烧锅炉。我听了，两眼放光，这有什么累的呢？所以什么也没有问就答应了。
正值三伏天，气温很高，橡胶渣刚倒出来还冒着热气，所以就特别不容易。从皮鞋厂到学校又是一个斜坡，那年暑假一个月时间，我一个人在这条倾斜的道路上挣扎着。老师要给我开工钱的时候，我说，给我一双皮鞋吧。老师当时十分吃惊。不明白是工钱不值一双皮鞋，还是这个学生的要求有点怪。九月开学，我就穿着一双皮鞋，敲门撞进了高跟鞋的宿舍。我不明白从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正是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双皮鞋吧。
那双皮鞋我穿了三个学期，鞋绑子就裂开了，鞋底子磨出了洞。有一次回家，干脆扔在了家里。随后又被父亲补了补，穿在自己的脚上——同样是父亲一生中的第一双皮鞋。
除了皮鞋之外，在我身上还发生过许多有关穿戴的故事。比如在衣裳方面，一岁之前，基本是光着屁股的；十岁之前，我穿着的总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已经补丁加着补丁；十七岁之前，我只有一套衣裳，每个周末回到家，换上大人们的衣裳，把自己仅有的一套衣裳，拿到河里洗干净，晒干了再穿一个星期。缝到阴雨天，晒不干，只好连夜烧火烘干。
最让人痛苦的是裤带了。小时候没有裤带，穿的是开裆裤子；长大了比较雄壮，懂得羞耻了，就得用裤带系着。那时候整个村子，没有一个人有皮带，清一色的是麻绳子，好一点的是用旧布搓的。麻绳子好处是摔跤呀干活呀不容易断，坏处是难解开。有时候想拉屎撒尿了，一慌乱就拉成了死结，扯又扯不断，脱又脱不掉。因此尿湿裤裆是大有人在的，光我身上就有三五回吧。
我第一条皮带，是带扣环的那种，是我大姐夫送我的。在我进城上学的第三年，大姐夫去韩城煤矿挖煤，带回来两条皮腰带，把其中一条送给了我。那条皮带两指宽，一头是亮晶晶的扣环，一头打着四五个眼眼。我系着皮带上厕所的时候，一脱下裤子总是磨磨叽叽，舍不得系上，专门等着让其他人看的。晚上睡觉时，我就把皮带解下来，挂在宿舍的床头上，有几次吓得同学以为挂着一条蛇。而且在我屁股后边总要露出那么半截，像一条尾巴。有几个同学见了，都羡慕地问，是不是牛皮的？我会拉过尾巴说，当然是牛皮的，黄牛皮的。
那天，连午饭也没有吃，一家人一起清洗葫芦娃的衣物。直到太阳落下的黄昏，才把葫芦娃的生活用品全部清洗了一遍。包括婴儿床、儿童椅，还有几十个尿片、几件毛巾、浴巾。看着阳台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裳，有裙子，有褂子，有短衫，有长裤，真像一面面生活的小旗帜。我在想，这些衣裳，葫芦娃每天换一件，起码能穿半个月吧？恐怕有些衣裳还来不及穿，葫芦娃就长大了，长高了，长胖了，不合适了。有些衣裳是五六岁孩子的，等葫芦娃长到五六岁会不会褪色呢？会不会过时了呢？葫芦娃会不会又有一大堆更新更好的衣裳呢？
对比那个贫穷年代，有关衣裳真是刻骨铭心。有些是伤感的，有些是欣慰的，有些则是心酸的，让人忍不住直掉眼泪。但是这种记忆，其实与衣裳的款式、花色没有太大关系，现在能够记住的已经不是穿了什么，而是怎么穿的，冷不冷，热不热。
不管是衣裳、鞋子，还有裤带，它们之所以诞生，从树皮草叶，到布，到皮，再到披金挂银，原本是为了遮羞的，保暖的，护体的。无论发展到什么时代，衣裳的本质应该不会变的。当物质生活发展到富足甚至是过剩的年代，人们对孩子是爱得起的。但是衣裳穿在孩子们身上，对于孩子而言，除了保暖、干净之外，赏心悦目的应该不是孩子。小青看着阳台上滴着水的大大小小的衣裳，对我说，葫芦娃真是太幸福了。
孩子生活的富足，或者说是过剩，是幸福还是负担呢？谁也说不清楚了，只有等着孩子长大了，把这些衣裳都穿过了，再一件件地抛弃了，也许才会有答案的吧？
说实话，葫芦娃选择小青投胎作为他的母亲，应该前生是做了很多善事的，没有救过几只狐狸的话，应该也是救过几只兔子的。
其实，比起准备衣物，小青在没有怀上葫芦娃之时，早就在不经意间开始准备礼物了。
第一个礼物比较普通，是从狗嘴里抢回来的一只纯白色的毛茸茸的小熊。有一天小青参加一个聚会回来，是带了两样玩具的，另一个是橘黄色的布娃娃。那时候葫芦娃不明白在哪儿云游，还没有想要投胎转世的意思，更没有葫芦娃这个代号了，但是有一只进门不久的取名范二的泰迪。小青一进门，从包里兴冲冲地掏出一只玩具，说是太对不住范二了，人家原来住的大别墅，坐的奥迪，到我们这个穷家来受苦了，所以聚会的时候顺便就买了两个玩具。小青说，可怜的范二还没有一件玩具呢。于是她把一只布娃娃朝着范二扔了过去。范二迅速地跳了起来，从空中叼住了布娃娃，送回到了小青的脚边。小青坐在地板上，再远远地抛开，范二又扑上去，再次叼了回来，像一场奇怪的垒球训练。玩了几圈，范二就改变了玩法，不断地又扑又咬，像对待一只濒死的猎物似的。见布娃娃丝毫未动，它站在不远处叫上几声，然后扑上去使劲地撕着，不一会儿就把布娃娃的两只胳膊撕了下来。
小青从范二嘴中夺过了布娃娃，一下子扔进了垃圾桶。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扔掉呢？小青说，你没有看到已经烂了，范二吃下去的话是会生病的。我一直在旁边观看着，开始被她们的欢快感染了，有时候也参与其中。但是随着布娃娃被撕烂，露出了里边的棉絮，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只玩具，而是有血有肉的长期蜗居我心间的一个生命。
我从垃圾桶里捡出这只受伤的玩具，有点忧伤。范二瞬间撕掉的，不是一只玩具，而是我童年的一个愿望。连一只狗都有玩具了，而我这个四十多岁的人，至今还没有真正地拥有过一件自己的玩具。童年时，我曾经试图为自己制作一个玩具，用柳枝做成了一个弹弓耀武扬威地挂在胸口上，却因为没有一条橡皮筋，所以发不出一颗石子；用梨木做了一把手枪别在自己的腰间，却因为没有一根火柴，所以从来没有听到枪响；在放牛的时候，从一头老黄牛身上一撮撮地收集着夹带着腥味的牛毛，揉成了一个球，但是它软乎乎的，拍在地上根本没有办法弹起来。
从我六七岁起，家人交到我手中的永远都是放牛的鞭子和上山割草的镰刀。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了，母亲去世三十年了，两个姐姐已经远嫁他方，在他们的概念里永远就没有玩具，只有生活的工具。
小青没有发现我内心的波动，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只纯白色的小熊，朝着范二开心地抛了过去。这一次，我抢在范二的前边，一把接住了小熊，然后抱在了怀里。小青说，快点抛起来呀。我没有说话，带着这只小熊进了房间。小青说，你多大了？还和一只狗抢东西？好意思吧？我对小青说，不是我要玩的。小青问，我们家除了小狗，还有谁？我说，我要把它留给我们的孩子，等你怀孕了就有孩子了，孩子应该会喜欢这个小熊玩具的。小青听了，摸着自己的肚皮笑了，好像已经怀孕了似的。她把撵过来的范二一脚踢开，拿来一个塑料袋子把小熊封了进去。
自从葫芦娃意外地拥有第一件玩具之后，小青就接二连三地为没有任何音信的孩子准备玩具了。她有意识为孩子准备的第一个玩具是千纸鹤。她从外边买回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每天一下班就开始折叠千纸鹤。她叠得很专心，不放过每一根线条，不放过每一道工序。每迭出一只，她都会把它轻轻地放入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子里。我问她，孩子要这些千纸鹤干什么？是送人吗？还是拿到风中自己放飞？
小青问，孩子出生了，第一眼看到的是谁？我说，看到的当然是你了，你是生他养他的母亲呀。小青说，这是当然的，接下来呢？他会看到什么？我说，接下来就是我了，我是他无比丑陋的父亲呀。小青说，真笨，除了人，还有这个世界，我们家宝贝一睁开眼睛，你想让他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抓着头说，如果是春天，应该让他看到蝴蝶，如果是夏天应该让他看到蜻蜓，如果是秋天应该让他看到萤火虫，如果是冬天只能让他看到满地落叶了。小青很不满意地说，他出生是在医院里，哪里会有蝴蝶和蜻蜓呀？所以说，我叠的这些千纸鹤，到时候串起来挂在他的床边上，让他一睁眼就能看到千纸鹤在飞，赤橙黄绿青蓝紫，应该多好呀。
小青到底叠了多少，我已经不清楚了。突然有一天，她不再叠千纸鹤了，把剩下的彩纸全部扔进了垃圾桶。问她什么原因，她愤愤不平地说，你闻闻，这纸是不是有味道？电视里已经说了，这种彩纸是用化学药水染的，挥发出来的气体有致癌作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颜色欺骗了孩子。
千纸鹤本来是装在玻璃瓶子里边的，但是在小青查出怀孕之后，她竟然把自己辛辛苦苦叠出的东西全部倒掉了。我有些不解地问，在瓶子里装着，气味又不会出来，还是可以摆着看看的吧？倒掉了多可惜呀！起码留到孩子出生，让他放到小河里去。小青又愤愤不平地回答，你真是什么都不关心，我们家的孩子属什么的？我说，今年是蛇年，孩子属蛇的呀。小青问，那不就对了！小青平时爱看动物世界，明白蛇是仙鹤的美味，仙鹤是蛇的天敌。仙鹤在空中盘旋着，一旦发现了蛇的行踪，就会俯冲下来把蛇吃掉的。
在葫芦娃出生前，为了迎接这个新生命，我们把家里的花花草草，修剪和清理了一下，好多可疑的苦命的植物，比如绿萝，比如滴水观音，有几棵枝繁叶茂，都长到我们家的屋顶了。小青总害怕它们有毒，让我统统搬至门外的走廊。走廊不仅没有一丝自然光，还被野猫们当成了自己的乐园。
有一只猫来路不明，把花盆当成了它的厕所。我清理过一阵子，今天清掉了，明天又有了，怎么也弄不干净，尿骚味熏得人头晕眼花。小青说，好不容易弄走一条狗，如今又来了一只猫。况且猫是有九条命的幽灵，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对孩子是十分不利的。
有邻居装修，扔了一块三合板，两面席子那么大。我用它，把整个楼梯堵住过，不清楚这猫哪来的能耐，还是一如既往。我怀疑不是野猫，是谁家养的宠物，挨家挨户敲过门，在楼道里张贴过“告同胞书”，可是没有一位邻居承认。那阵子，我天天爬楼梯，从一楼爬到十八楼，再从十八楼走到一楼，想捣毁这只猫的老巢。每爬一次楼梯，都出一身汗，累个半死。后来，我改变了策略，凌晨三点在走廊里守着，有一天果然发现了肇事者。它是黄色的，体形较大，走路威武雄壮，像一只微缩版的老虎。我提起一根棍子便追，哪能追得过一只畜生。从一楼追到顶楼，眼看着走投无路了，但是它一个折身，便从我脚下溜掉了。我折身追至一楼时，连个影子都没有了。大门是紧闭着的，唯有电梯上上下下。我喘着粗气走进电梯，发现搞清洁的阿姨，在电梯里低头拖地。
我说，有一只猫你见过吗？阿姨说，没有啊。我说，猫会乘电梯吗？阿姨说，应该不会吧？我气急败坏地回到家，丈母娘已经起床，正准备下楼买菜。我说，猫会乘电梯吗？丈母娘说，你以为她是猫王吗？我说，它不会飞，如果不坐电梯，不可能逃走啊。
万般无奈之下，我终于下了一系列的狠招。第一招，是在花盆里埋进了油泼辣子。油泼辣子是朋友送的，我平时享用的时候都被辣得直翻白眼。我心想，它用爪子刨坑的时候，不辣它个泪流满面才怪呢。但是我埋了这个花盆，它换到那个花盆，我埋那个花盆，它换到这个花盆。最后，干脆直接方便在地上。
第二招，撒上琉璃渣。我们家阳台打碎了一块琉璃，我便把琉璃渣全撒在上边。玻璃碴十分锋利，还没有弄好呢，把左手就扎破了，流了一些血。若是猫站上去，应该能把它的屁股扎烂。但是猫似乎天生就练了轻功，是武林中的高手高手高高手。或者它不怕痛，根本挡不住它。
第三招，用粘鼠板。在上海多年，真没有见过老鼠，有阵子以为老鼠在城市活不下去，所以灭绝了。有一天，听同事大喊大叫，说有一只小动物，坐在一张椅子上模仿她。她照镜子，它便照镜子，她伸个懒腰，它便伸个懒腰。那阵子，她正追捧《精灵鼠小弟》，我以为她走火入魔。不想，第二天我上班早，走进办公室果然看到有两个小东西，躺在我平时休息的折叠床上。它们还尿床了，把我的折叠床尿湿了一片。
我终于明白，乡下老鼠会四处乱窜，而城里老鼠是养尊处优的。我跑到外边一问，杂货店与超市里均有粘鼠板出售。我买了三张，回到家，放在一条必经的通道上。第二天，粘鼠板上果然留下了一串脚印。丈母娘说，听到过猫惨烈的叫，恐怕被粘住过，不过还是让它逃掉了。我本不想置它于死地，逃掉就逃掉了，哪里明白第二天，它避开了粘鼠板，仍然痴情地来此如厕。不就撒个猫尿拉个猫屎吗？不理解它为何要冒生命危险。
第四招，老鼠药，也就是投毒。虽然据传猫有九条命，我还是纠结了好几天，犹豫要不要痛下杀手。最后，这畜生似乎在故意戏耍我，不仅仅拉屎撒尿，抱几根骨头来此享用，而且从老鼠那里偷师学艺，把几棵植物的皮也啃掉了。我恼羞成怒，便打电话向物业求救，物业经理嘿嘿一笑，在我耳朵边说，一包老鼠药不就解决了？我说，要是人家养的宠物怎么办？物业经理说，谁知道你干的？
我跑遍了外边的超市与小卖部，竟然没有老鼠药出售，因为无证销售属于违法行为。并非生活在法制社会，老鼠就是侥幸的。在小区里，碰见了居委会阿姨，她告诉我说，老鼠药可以免费提供，只要到居委会登记一下。领到两包老鼠药，我先用卫生纸和报纸，再用塑料袋，把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即使如此，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身上装着的，是两颗沉重的原子弹。
我向小青汇报了自己的投毒行动，并交代丈母娘买两条鱼，要新鲜的。丈母娘说，一个畜生要新鲜的干什么？但最终带回来的还是活蹦乱跳的。一切就绪，只等天黑。小青历来心善，开始一言不发，后来慌慌张张，端茶杯子的手不停地发抖。
我说，杀只猫，又不是杀人，你怕什么呢。小青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尤其是猫，它东不去西不去，偏偏跑到我们门外，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再看看它们的眼珠子，是蓝色的，是深不见底的，谁明白会通向何方？所以当天晚上，计划并没有实施。不过，第二天十分神奇，第三天更加神奇。第四天，第五天，花盆里再没有见到屎尿了。我相信我要投毒的消息，不是物业或者居委会传出去的，那么这个消息是谁吐露出去的呢？我恍然大悟，要么是神灵，要么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家里大声议论之时，有意无意地其实是在向它传播着福音。
人猫大战，不战而和。几盆放在楼道里的植物，原以为能给他人带来一点美，由于长年不见光，如今已经残败了，放在公共空间里，只会让大家不舒服，所以被我清理掉了。恐怕也是那只猫的初衷吧？
忙完这个有趣的插曲，我们把家里的木地板、书桌饭桌、被子衣裳、窗子阳台统统擦洗了一遍。添置了一台新冰箱、一个消毒碗柜、一个水曲柳的书柜，还有一个迷你型的洗衣机。新冰箱专门给葫芦娃储存奶粉和冷冻食品，比如水果泥和稀饭。小青说，与大人的东西混在一起容易串味；消毒碗柜是改装上去的，主要用来消毒，怕有什么病菌传染；书柜放我那些杂七杂八的书刊杂志；迷你洗衣机专门洗葫芦娃一个人的衣裳。
之外，我们决定把家里认真地布置一下，尤其是光秃秃的墙上要挂一点书画作品。我们对葫芦娃未来的规划，就是让他写毛笔字，他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画点画。这种规划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不想让孩子的人生太累，二是实现梦想时的代价不要太大。一台钢琴恐怕要几万块吧？而毛笔仅仅十几块钱一支。再说了，我连钢琴有几个琴键都不明白，要学的话得请老师，据说一小时也得几百块。但是毛笔字，我写不好，起码会写，万一不行，十几块钱就能把“二王”请回家了。
我家里字画倒是非常多，有长安城的大作家书写的一副对联，有老诗人洛夫来上海时给我的题字，有在同觉寺禅修时方丈曙提法师为我写的“佛”。另有一幅是卞增年的漫画“对酒当歌”，卞先生已经失去联系近二十年了；一幅是福州画家许廷干的“秋收图”，画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因为当年我有一个网名叫南瓜；一幅是中西融汇的油画“贵妃醉酒”，是画家刘令华的代表作，市值有八千万元了吧？我这一幅当然不是原画，而是一幅乱针苏绣作品，八年前拍卖价已经五万元了，如今又值几何了呢？无论是哪幅书法，还是哪幅绘画，都可以当成我们陈氏的传家宝。
请装修工人来的时候，小青东也不行西也不行，偏偏挑了一幅来路不明的“荷塘”要挂在客厅里。我问，为什么要挂这幅呢？小青说，你傻呀，你看看画的是什么？我说，是荷叶、莲蓬和池塘呀。小青说，上边还有什么？我说，似乎是败了的荷叶。小青说，你站远点看，是不是有两只青蛙？我离开一米再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并没有看出两只青蛙，如果说真是两只动物的话，有可能是两只被撕碎的蜻蜓。为了不打击小青，我连连头头说，是青蛙又能怎么样呢？小青说，蛇爱吃青蛙呀。原来她把这幅画当成了食物，不是能吃的那种食物，而是能给人带来吉祥命运的食物。这幅不足一米的无名画，从此挂在了客厅里，有人问起来历，她说是北京一位著名画家送的。我天天看着，慢慢发现那上边确实有两只青蛙，神似而形不似的青蛙。
离葫芦娃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与往常一样趴在小青的肚子上，来感受一下葫芦娃的存在。小青问，孩子还缺什么呢？我想了想，似乎什么都缺，又什么都不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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