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母娘，就是葫芦娃的外婆，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原住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据说那边拆迁的时候家家都是一夜暴富。丈母娘是知青，下乡到了南通，退休后回城的时候，属于她的那份遗产早就不明白被谁继承掉了；我的岳父，也就是葫芦娃的外公，原是南通第一大户，范氏花园亭台楼阁，如今成了南通有名的古代园林。范氏家宅堪比宁荣二府，如今似乎是中山路或者人民路，解放之后就全部被收为国有了。
即使不计算这些，岳父去世之后我们去查户籍档案，发现小青的爷爷当年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住在陕西南路靠近南京路的地方，可惜岳父从小被南通的姑奶奶领养了。南通的姑奶奶，我去串门子的时候见过，老太太一头银发，行事十分优雅，一看便知是大家闺秀，门对门有两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全部归了她的亲生女儿。这些枝枝叶叶，根根蔓蔓，单从法律角度讲，都是有合法继承权的。
我有些好奇，问过几次小青，小青要么不语，要么就两个字：算了！
我在西安时，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住在城墙附近的农宅里，每天步行上班下班，都要穿过小北门。那时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小汽车，一个单程要走半个小时以上。但是那时候并不觉得烦，感觉自己不是在上班下班，而是唐朝一个文官在上朝下朝。出租屋很破，是二楼的一个阁楼，上下是要搭梯子的。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连把椅子也没有，平时写个东西看个书，只能坐在床沿上。也没有厕所，好在那时年轻，膀胱特别能憋，一晚上不上厕所一点问题也没有；更没有水龙头，冬天一月洗次澡，夏天一两个周洗次澡，都是去澡堂子，至于洗脸，已经忘记了，不清楚自己每天到底有没有洗脸，反正牙齿是几天刷一次的，也许连牙齿也不刷了吧？
这么个破房子，推开窗子，能看到城墙，如果从这里纵身一跳，就会跳到城墙上去。所以，我对这个房子特别敬仰，感觉自己像是电影里演的，直接住在城墙下的掌管城门的卫兵。房东是一对夫妻，男人老家是河南人，女人据说是我的老乡，他们是我最最崇拜的。崇拜他们，就因为他们两个外地人，凭什么弄到了这套宫殿一般的房子。
早上或者是黄昏，我上班下班的感觉非常奇妙，一直顺着城墙根子走，再从小北门拐进拐出就到了。觉得像是巡城的卫士一般。每每碰到在城墙下打太极或者是跳舞的老人，我都会笑着打个招呼。一九九九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西安城谣言四起，说是要地震了，大家疯了一样向外逃难，其实这个谣言的根源就是我。有天早上，我和一个打太极的老人打招呼，这个老人自言自语地对我说，西安要地震了。回到单位，我每遇到一个同事，都重复一遍说，听说西安要地震了。没有想到，到下午下班时，每碰到一个同事，他们都对我说，要地震了你明白吧？第二天，有些同事就不来了，有的说是去上海出差，有的说是到杭州旅游。不几天，这条消息就上了报纸，是地震局出来辟谣的。
在西安城里，我换过几套出租屋，不在城墙边上。换房子的原因是自己拿了工资，想住得宽展一点，有一室一厅的，也有两室一厅的，基本有一个可以半夜三更有事没事敲门蹭口水呀借把刀呀的女邻居。但是再没有城墙根下那个小阁楼住得自豪了。后来，重回西安，故地重游了几次，没有找到当初那栋房子，原地上已经盖起了一座大厦。一问才明白，房东已经搬迁了。大厦的保安说，那个房东呀，早就发大财了。
十几年间，我在多个城市租过房子，总共租过十二次房子，有两次租得有些豪华。二〇〇一年在广州工作，开始住在五羊新城，每个月是八百块。有一次，西安几位老同事到广州玩，大家坐着轮船一起游了一次珠江，同事们被珠江两岸的景色给镇住了。他们看着江边被打上荧光的绿树，看着江中的波光艳影，特别是两岸直入云霄的高楼大厦上，一盏盏探照灯晃来晃去，像一只只巨大的手电筒，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
有人问我，这光从哪儿来的？他们在照什么呢？会不会是在抓坏人呀？有人羡慕地对我说，广州真漂亮，你来广州真是选择对了。坐完船，大家从江边的石板路返回。看着从附近的小区里，有人推着童车，有人牵着宠物，还有一些少男少女，手拉着手在凉爽的江风中漫步。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也住在这里，窗户朝着珠江，大门直通江堤，应该是多么浪漫啊。
这个梦很快就实现了，单位搬到了广州大桥南边，我在五羊新城的合同也到期了，于是下了血本，以每个月一千四百块钱的价格，在广州大桥西南侧租下了一套两室一厅。房子在三楼，装修得十分古朴，家具全是暗红色的。厨房与客厅之间有一个吧台，我那时候还不明白温酒或者煮咖啡，就坐在吧台上烧开水。客厅里有一个米色的沙发是布的，坐在上边很软很暖和，当时也不明白是什么材料，反正从此再买沙发的时候，我对真皮沙发就很蔑视。
朝南的一个房间直接通向一个大露台，上边种满了各种植物，有美人蕉，有月季花，也有栀子花。朝北的那间房子以及客厅，窗子外边是没有围栏的花园，花园边上是石板铺成的江堤。珠江的大堤与地面是齐平的，除了小小的栏杆与铁链子之外，与珠江之间是没有任何遮挡的。这与上海有些不同。上海无论是苏州河还是黄浦江，大堤都是高出路面很多的，人走在路上根本看不到河水。所以苏州河与黄浦江就成了旅游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坐在这间出租屋里，能清晰地看到珠江上的游船，直接面对对岸的星海音乐厅，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演出散场后的喧哗。即使躺在床上，也能透过落地玻璃窗子看到江面细碎的波浪，感觉自己就躺在珠江中间一般。这么一套房子，在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中出现的房子，当时险些就变成了我自己的房子。
房东是一个生意人，开了几十家超市，据我所知，他在广州有五套房子。他见我住得十分满意，而且又是一位诗人，所以就对我说，你喜欢的话，我把这套房子卖给你吧？我问多少钱？他说，三十万吧。我每月的工资是七千块左右，是人们普遍羡慕的天文数字，我在银行里的存款是两万多。我怎么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呢？房东却说，你可以按揭呀？在青春时代，一切都是无知的，我还不明白什么是按揭，所以从此不再过问这套房子了。
后来，单位不再为我补贴房租，自己实在心疼每月一千四百块钱，又舍不得离开这如梦如幻的房子，便又找了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与我合租。我出八百，他们出六百。再后来，我前往北京工作，就由他们独自负担。再再后来，他们是搬走了还是买下了，已经不再联系了。只从广州的老同事嘴里知道，这套房子应该值五、六百万了吧？关键是房源稀缺，有钱也买不到了。
没有想到的，上海成了我漂泊人生的最后一站。娶了上海女人，将有一个上海孩子，自己的名字已经雕刻到了上海的墓碑上——虽然是以生者的名义雕刻在岳父的墓碑上，同样是再也抹不去的，所以我必须在上海定居。
开始还是租房子，第一次租在延平路，一室户的老石库门，二十平方米左右，二〇〇三年底的时候，一月一千四百五十块。房子里有一张床，是用木头打的，被子褥子是自己带的，没有书桌，也没有书柜，有一个坏了的小电视，还有一只老式电话机。没有专门的厨房，也没有专门的厕所，厕所与洗浴间是在一起的，可以一边淋浴一边拉屎撒尿。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小隔间，放了一张钢丝床，床上堆着房东自家的破铜烂铁，散发着霉变的气味。第一天，一位朋友，也是一位老板，进来看了看，原以为能喝个茶，还没有进门呢，便捂着鼻子退了出去。
虽然简陋了点，但是地处静安区，到康定路的单位步行也就半小时，坐公交车的话也就两站。背后是静安区体育场，站在走廊里，透过一扇窗子，能看到有人踢足球，有时也有几个老外，带着孩子在扔飞碟。每到周末，清早开始就有人挥着拍子打球，不是羽毛球，也不是皮球，有点绣球的样子，是十分时髦的网球。后来才明白，这是中产阶级的运动，不是我们能打得起的。我们连羽毛球也打不起，羽毛球不贵，拍子也不贵，但是没有地方打，马路上风太大，车来车往也太危险。
有个周末，一时兴起，翻出一套短衫短裤，想去体育场跑跑步，顺便在人造的草坪上打几个滚，但是刚进去跑了一圈，就有人过来收费。说体育场是要收费的，每人每小时十五块，这让我翻了半天的白眼，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学着小狗小猫打几个滚，也得留下买路钱。
出租屋对面是自然美大厦，是生产自然美化妆品的蔡燕萍女士盖起来的。天天在这栋几十层的大楼下边生活，仰望着一块块蓝色的玻璃窗子，仰视着金色的尖尖的楼顶，我一直十分好奇，在我们老家磨一袋子面粉，也会弄得红尘四起乌烟瘴气，心想没有一台机器，没有一个烟囱，没有穿着蓝衬衫的工人，出入的皆是花枝招展的美人，那一盒盒的胭脂红粉都是怎么生产的呢？我借机溜进去过一次，仅仅允许在大堂转了半圈，从保安那里得知，这个大厦并不是什么工厂，而是最大的美容院。保安说，进去做一次美容，要消费几百块几千块，简直吓我一大跳——顶得上十袋子面粉钱了。这是我对美容的第一个昂贵的感受，大姐用的蛤蜊油，才多少钱呢？即使这样，她只有出嫁和走亲戚才涂过几次，其余时间都是素面朝天的。
出租屋周围除了自然美，朝南拐几个弯子，穿过几个巷子，步行半个小时就到了静安寺。第一次出门，在南京西路上碰到了金碧辉煌的静安寺，同样觉得十分稀奇。在我们老家，方圆几百里寺庙很多，全部都建在山清水秀的地方，也都是在偏僻安静的地方。山越大庙就越大，山越偏香火就越旺盛。在上海这么繁华的文明的不讲迷信的不信鬼神的大街上，却有一座寺庙，寺庙对面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百乐门舞厅。
我朝北摸索了一阵子，竟然来到了苏州河。一来到苏州河畔，我的心态就乱了。原来别人问，你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延平路的自然美，人家不明白我住的是石库门，以为我住的是高楼大厦的蔡燕萍。别人再问，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我只要不言语，人家以为我住在自家房子里。有一天黄昏，也许是农历十五吧，我来到苏州河边的梦清园，这是一个开放的亲水平台，有片竹林和一只大水车，还有几座小木桥，桥边系着木舟。登上木舟，可以坐着欣赏苏州河两岸的景色。
苏州河北岸有一个小区，后来知道叫中远两湾城，有几百座高楼，有几万户人家。华灯初上之时，临河的窗户一扇扇次第打开，就把整个苏州河也点亮了。低头看波光粼粼的河水，也是万家灯火，一滴滴清明的河水，在水下复制了又一个灯火辉煌的世界。那天晚上是有月亮的，而且是一轮圆月，与人间的灯火一比，显得有些猥琐和消极。我数了数窗户，最低的有二十二层，最高的有三十二层。特别是三十二层的窗户一开，感觉直接能够抓住天上的那轮圆月，起码是可以撩到几片白云的。
中远两湾城的大门口，有一辆红色小车缓缓驶了出来，在一个亭子边与保安争论着什么。能清楚地看到，开车的是个留着长发的女孩子。我身边，有一对男女，应该是专门到梦清园约会的吧？他们相依着坐在木桥上，呆呆地仰望着对面。一个带着河南口音，一个带着安徽口音。女孩子迷离地问，你看那辆小车，是啥牌子的？男孩子说，应该是奔驰吧？女孩子说，奔驰前边是个十字，我们老板就有一个十字。男孩子说，难道是奥迪吗？女孩子说，奥迪是四个环，比奥运标志少一环。男孩子说，那应该是宝马了。女孩子点了点头。男孩子说，等我有钱了，我也买个宝马给你，你喜欢啥颜色的？女孩子说，我也喜欢红色的。两个人说着，他们似乎真拥有一辆宝马，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我在心里想，等我有钱了，第一件事情不是买辆宝马，应该是在这样的小区里买一套房子。这么个小区，这么多房子，这么多窗户，却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所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到那时候，我就不是坐在河边数窗户的人了，而是打开窗子、拉开灯的人了。我在延平路的出租屋，窗子玻璃碎了一片，心想不是自己家的，所以就没有及时补一片新玻璃。有一天晚上，小偷从这里钻进去，偷走了我的电脑和手机。手机里有无数朋友的电话，电脑里有我多年写下的诗歌与小说，没有发表，也没有备份。我痛苦万分，拥有一套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修修补补的房子的决心更大了。
我拥有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还不认识小青。当时我们单位进了一位新同事，他除了上班之外，整天都在密谋着投资。他给我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现金超过八千块，人生就是很失败的。而那一年，我银行的账户上有二十八万元的活期存款。这不是失败，简直称得上败类。我问，投资什么呢？他说，买房子呀。我说，钱不够呀。他说，按揭呀。我开始问，什么是按揭呢？他说，就是银行贷款呀。我说，银行贷款不是欠债吗？他说，欠债有什么不好？用银行的钱来买房子不是很好吗？我才知道，他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在重庆买了一套房子，当时正在考察北京的房子。
二〇〇四年五月，我们共同看准了北京东二环的一套房子。他对房子的周边环境以及房子的配套设施做了半个月的研究，而且在一个周末，专门带着老婆去北京实地进行了考察。他回上海后下决心说，值得投资。这个小区叫米罗公园，位于北京东二环，对面是龙潭湖公园，离天安门广场打车仅要十五块钱。房子是精装修，有两室一厅的，有一室一厅的，二〇〇六年交房，平均单价是五千八百元一平方米。我糊里糊涂地跟随着他，把两万块钱的定金打到了开发商的账户上。房子是通过公开摇号销售的，我也不明白什么叫摇号，反正现场气氛十分高涨，与彩票开奖时是一样的。摇到号的人高兴得直流眼泪，没有摇到号的人则痛哭流涕。我当时还没有下决心，但是很快被这个场面感染了。当我被摇到之后，选了一个十二层的九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在这个世界上即将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既非常奇妙又十分恐惧。购房手续都是售楼小姐帮着办的——首付了十二万元，从银行贷了四十多万元，每个月还银行本息两千六百块。之所以说有恐惧，是因为父亲一直都在存钱，每有五十块或者一百块钱，他都会拿到银行存起来，有时候缺个十块八块的，就千方百计卖一根木头，凑齐一个整数再存起来。我自己从小到大，也是在存钱中长大的，从来没有想过要贷款。如今，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要交给银行，并且一直要持续三十年，交到我六十岁——我一直怀疑自己能不能活到六十岁。
似乎从那年起，北京的房价开始节节上涨。两年后房子交到手中，我专门买了一套乳白色的家具，安装了乳白色的窗帘子，在里边睡了两个晚上。那种不需要花钱就能住在北京城的感觉是伟大的。晚上的夜色都是为自己而来的，早上推开窗子看到龙潭湖的景色，感觉每一根小草都是为自己而绿的。
三个月后，房子以每月三千二百元租给了一个云南女人。她做茶叶生意，也很漂亮。她说自己喜欢这种乳白色的很干净的基调。我不但不用还贷款，而且租金还有节余。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做上房东。做上房东之后，便被中介公司，特别是我爱我家给盯上了，不停地打电话问，房子卖不卖？我每次都开一个很高的价格，先是每平方米八千，后是每平方米九千，后来干脆翻一番，直接开到了一万二千元。
二〇〇七年，也就是奥运会开幕之前，我有一个计划——买两张跳水比赛的票，住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去欣赏穿着比基尼的美女运动员。可是，同事给我的说法是，北京房价之所以暴涨，是要举行奥运会的原因，奥运会结束之后，房价应该会跌下去的，投资应该转向二线城市。很快，他以九十三万元处理掉了北京的房子，我以一百三十万元也处理掉了北京的房子。
买我房子的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河南女孩，我们在中介公司会面之后，她一会儿递杯水，一会儿抛个媚眼，有种迫不及待的样子。我并非帅哥，也不是慈善家，于是感觉到了不妙，立即就反悔了。当时，她父亲陪着她。她父亲是位老干部，说闺女要结婚呢，结婚证都领了，人得讲诚信，大家以后还是朋友，我给你留个电话，说不定还能帮你一把。在中介的提议下，我加价三万元，心一软就成交了。
如今回想起来，这个老干部简直就是个感情骗子。房子成交后，他一个电话也不接了，有一次想办北京暂住证，打过几次电话都被他按掉了。其实真正要怪的话，只怪自己天生太善良，把这套房子弄丢了。
关于我的第二套房子是发生在成为房东之后，其实这才是葫芦娃可以实实在在继承的第一套房子。当成为房东之后，我在上海世纪公园旁边又考察到了一套房子，一百四十平方米，三室两厅，精装修，总价一百万元。北京的房子还没有出手，我还没有那么多的资本，希望与另一位同事合资的时候，他却遭到了鼠目寸光的老婆的反对。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计划，很快就中环与外环之间相中了一套，房子位于上海西边，一百多个平方米，随后成了我们的家，也是葫芦娃的家。葫芦娃将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或者还会一直到老。
在五套房子中，最不值钱的是位于陕西丹凤县塔尔坪村的三间平房，祖先遗留下来一间，父亲先后续接了两间，除了合抱粗的大柱子，房梁上并没有雕刻龙凤，屋顶上也没有铺盖琉璃瓦。如今里边住着父亲一个人，隔个三年五年就得翻修一次，每逢下连阴雨还会漏水，山墙裂开了一条一指宽的缝隙，父亲用一根柱子顶了起来。每次回家，父亲都要提起盖房子的事情，说是他出两万块，我出五万块，就能盖起一层的青砖大瓦房了。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姐姐们的反对，说是盖这么个房子有何用呢？父亲一走，就空了，不就成了别人的了？房子前边，原来种了两棵桑树，因为不养蚕就死掉了。房子背后，原来有一棵梨树，因为山上大树都被砍光了，已经没有什么打棺材了，就被叔叔给砍掉做了棺材。如今叔叔已经去世，睡的就是这口梨树的棺材。
第三和第四套房子，在江苏南通市港闸区塘闸镇，属于小青的出生地。这里是个古镇，因大生纱厂的张骞而有名。丈母娘是上海知青，跑到南通与岳父结婚。岳父原在南通造纸厂工作，单位分给他们两间房子，在通扬运河岸边。房子有一百多年历史，是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在这两间房子里，小青一直生活到高中毕业。我抽空去看了看，一间房子隔成了两层，是供亲戚朋友来住的，还有一间算是小青的闺房。房子的窗户外边，搭着一块木板桥，直接通到一大片屋顶，摆着很多花盆，种了许多青菜，还栽了一棵树，当时正在开花，白花散发着清淡的香味。
小青说，这是栀子花。从此我认识了栀子花，有点像白玉兰。
塘闸古镇近年开发，岳父家那栋房子，是古香古色的小楼，计划要建一个博物馆。搬迁时，小青一家回上海已经八年，两间房子空了八年，岳父也早就去世多年。在收拾东西那天，我从老房子里翻出一个大茶壶，彩绘有一幅松鹤图；一对青花瓷的棋罐，各绘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在他们上海的家里，有一对太师椅，有一只方桌子，有一个茶几子，有一个梳妆台，全都是红木的，重得像铁疙瘩，上边雕着栩栩如生的龙凤图，都是从南通搬运到上海的。
这就是大户人家，虽然经历了几度飘零，底子还在那儿摆着，你不信都由不得你。
南通两间房子搬迁，拿到了两套安置房，一套一百平方米，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是跃式的阁楼。房子是期房，办手续时只有一块荒地，还没有房子的一点影子，不久就建起了一片小区。在南通这样的小镇，住着的多是农民，更是顺民，并且十分讨厌平房，大多数人盼望着住楼房。镇上有位亲戚，家里住着一栋三层的大别墅，别墅后边是一条小河，前边是一块菜地，春天的时候金黄的油菜花把一条小路都给淹没了，关键是有一个大院子，可以养花花草草和小猫小狗。但是，他们看到我们要拆迁了，显得十分羡慕，总是念叨着问，什么时候轮到他们拆迁啊？
他们心里盼望的，是一旦拆迁了，就可以住楼房了，也就是住到空中去了。
在这里拆迁没有钉子户，也不会讨价还价，政府让什么时候搬，大家就什么时候搬。所以，我们拆迁的时候，每套房子只补偿几万块，大头必须自己掏腰包。说是动迁，与上海没有办法比，在上海动迁是发财的同义词。而这里，只给你一个买房子的资格。拆迁办的人说，这个不在限购范围，不然你就没有资格在南通买房子。
小青说，还是算了吧，这么贵的房子，与市价差不了多少，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呢？我说，这是你的根，没有一间房子在这里，你的根就断了。我们咬着牙，签订了两份不平等条约。至葫芦娃出生，房子盖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也没有任何消息。所以，对葫芦娃来说还是虚幻的。
第五套房子，是岳父在世时为了回上海而购置的，几乎掏干了一生的心血。他从住进新房子起就患病了。不得不说，他一辈子，开过船，跑过码头，当过造纸厂的采购，最终落下这么一套房子真是令人敬仰。虽然只有八十个平方米，却是真正的坐北朝南，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窗户。所以，阳光充足，通风透气，养过蜡梅、吊兰和绿萝，长得都十分茂盛，成了小麻雀最好的零食；还种过丝瓜、朝天椒，都得到了大丰收，丝瓜吃了好几顿，朝天椒摘下来制成了一瓶子辣椒酱，夹馒头吃真是十分爽快。尤其是小区外边，有一个宽大的绿化带，里边不但树木参天，还有几个湖泊，湖泊里长着芦苇，常常能看到三只野鸭子，一只大的，两只小的，在芦苇中间游来游去。
这套房子属于嘉定区，我自己的房子在普陀区，但是属两区交界，仅仅隔着一条马路，叫祁连山南路，来回只要十多分钟。我买房子的时候，还不认识小青。两家安得如此之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大家都说这是缘分，也是我能与这么漂亮、贤惠的上海姑娘结婚的动力之一。小青是独生子女，所以近在咫尺的这套房子，随着葫芦娃的出生便改朝换代了，成为我陈氏财产的一部分。
在衣食住行方面，食是有限度的，吃得太好会营养过剩，得高血压脂肪肝之类的疾病；穿也是有限度的，再好不过金项链银手镯，何况人们衣裳越穿越薄越少，用不了多少布料。只有房子好像是越大越好，住着更舒服，心情更开朗。房子多了，不但可以出租，还可以换着住，山里住得腻了，换到海边去住，海边腻了就换到乡下去住。比如我吧，在农村时，想进城，进城了想房子，有了房子还想别墅。别墅现在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想要别墅，其实想有一个独立的大书房，可以站着写字，卧着看书，不受外人干扰；写字看书累了倦了，到院子里种种萝卜白菜西红柿，如果可以再养一头小马驹，清晨的时候骑着在马路上遛一遛，也算过上了田园生活。
大家的房子全是葫芦娃的，但是葫芦娃的房子应该也是我的。现在年龄大了，不管好坏大小，房子有了这么多，基本花去大半生的精力。我带小青到医院产检，去时要从陕西路的马勒别墅经过，回时要从东湖路的大公馆经过。那座漂亮的童话城堡和那栋富丽堂皇的公寓，如今全是喝酒吃饭的地方，出入的有谁还是当初的主人？
不由得不想一个问题：这些房子还在，但是大亨杜月笙与犹太人马勒的后人今何在呢？
我在塔尔坪的几间土房子，父辈们为了一点地界，为了一堵院墙，为了院外一棵桑树，争来争去，你的我的，你死我活的，再过几年就不明白是谁的了。传到葫芦娃头上，父亲在世的时候，顶多每年回去一次，住一晚的可能性都很小。父亲一旦离开了，我们还会回去吗？在南通的两套房子，不仅离得远，谁明白盖好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有钱买下来吗？上海的两套房子，小青说，其中一套必须拿出来，等我们老了病了，无依无靠了，得用来吃药打针。如此算来，传给葫芦娃的，仅剩下一个安身之处——他未成年之前一家几口住着，他成家立业之后还能继承多久呢？这是商品房，合同写得明明白白，土地归国家所有，我们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也就是说，葫芦娃不到七十岁，房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前几天，与一位姓叶的同事争论，是生儿子好还是生女儿好。我说，还是生儿子比较划算，因为你生个女儿，节衣缩食买来一套房子，要还大半辈子的贷款，但是很快就不再姓叶了。说得同事一阵悲怆。
随着斗转星移，房子会破旧之外，最终又是谁的呢？还会是我陈氏的遗产吗？
面对时间，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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