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子房是个什么样子？

    准确点说是个病房，但是我不喜欢病房这个词。因为生孩子根本不是病态的，反而是天大的喜悦。原以为人生的第一站，天使落脚的地方，像春天的一个小花圃，小苗苗们从泥土中露出个头，惊疑不定地摇晃着。四处都是为他们敞开的胸怀，四处都是他们吮吸的小嘴巴，生机盎然、温情而静谧。可事实不是的，倒像个鸡飞狗跳的农贸市场。

    小青说，你确定这里不是农贸市场？

    我说，当然不是，而是一个屠宰场。

    我终于明白，月子房的反义词就是屠宰场，月子房的同义词也是屠宰场。虽然它们一个为了生，一个为了死。但是，它们的用途与过程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的生与死那只是结果，与这个空间是毫不相干的。

    我们的那间月子房是利用走廊隔出来的。它位于二楼的尽头，不到三十平方米，摆着八张月子床，一张连着一张，仅仅用帘子隔着。有个小小的窗户，还开在厕所里边。要想打开窗户透风，就得把厕所打开，屎尿味会夹带在风中，气势汹汹地灌进来。正是火热的夏天，室外已有三十多度，里边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丈母娘说，不用空调电扇，是为了保护产妇。产妇为了生孩子，已经耗尽了气血，都是最为虚弱的，不能受凉，也不能经热。受凉会落下一身的毛病，太热以后喝口热水都会牙痛，而且这些疾病是一生的。

    我想起自己读到过的一篇文章，考古专家从地下挖出一堆骨头，立即就能辨别男女。如果是女人，还能判断这个女人，有没有生育过孩子。如果她还没有生育过，那么她的骨头是黄色的，而且密度很高；如果她已经身为人母，那么她的骨头就会是苍白的，而且十分脆弱。因为经过十月怀胎，孩子已经抽干了母亲身体里的精华。

    按照原来的设想，我在月子房里，哄哄葫芦娃，陪陪小青，中间还可以写点诗，生活应该是浪漫而温馨的。前几个小时，初生儿要通胎便，是不用吃奶的，我只需喂喂白开水，给他换几回尿布；在他醒着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给他哼哼歌，当他睡着了，静静地看着他，欣赏他的眉毛，欣赏他的嘴巴，欣赏他的小手。小青刚刚做手术，麻醉很快就会失效，疼痛要重新回到她的身上，我可以给她熬碗粥，给她削一个水果，在微波炉里转一圈，一口一口地喂给她；还要扶着她去上厕所，盯着她及时吃药和喝水；在她睡着后，悄悄地躺在她身边，给她掖掖被子，帮她翻个身，甚至给她按摩一下手脚。在丈母娘照看他们的时候，我可以悄悄地溜出去，逛逛北边的马勒别墅，逛逛南面的淮海路，顺手给小青买一杯果汁，给孩子买一个气球，如果有灵感——我相信，这时候应该文思泉涌，就找一家麦当劳坐下来，写诗，甚至是写小说。万一没有灵感——人在幸福而快乐的时候，灵感这个小东西很容易溜走，我就坐在马路边的梧桐树下读书，我已经预备好了马尔克思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是，现实的一切毫无浪漫可言，都是之前的美好想象罢了，告诉我也在告诉葫芦娃，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煎熬，我们得学会忍耐和坚守。在月子房里，也可以说在屠宰场里，别说什么浪漫，别说什么温馨，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无论是产妇还是陪护人员，不管几天几夜都是没有办法睡觉的。

    首先是没有床。一张三尺宽的钢丝床，小青一个人都有些勉强。于是大家以每天三十块的价格，从外边租来一张折叠床。折叠床是帆布的，半仰半卧的形式，半条腿悬空，不能翻身，稍微动一动，就会吱咛吱咛地响。其次是没有空间。在难以招架的时候，把尿盆子屎罐子推了推，又请人家让了让，好不容易支好折叠床，头是顶着厕所的，半夜三更总有人从头上跨过去。我在月子房第一个晚上，就是葫芦娃出生后的第二个晚上，有个小伙子把尿盆子一下子扣在我身上。大家都是初为人父，也不能失了和气，只能笑着安慰别人说，好兆头，要发财了。三是吵闹声。除了磨牙声，呼噜声，产妇的尖叫声，主要是婴儿的啼哭声，一个接着一个，一片连着一片，似乎啼哭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

    其实大多数婴儿哭起来基本是一个腔调，有几次听到哭声，以为是葫芦娃，赶紧摸过去一辨认，纯属是一场误会。婴儿的哭也比不得大人。大人是有情绪的，要么为疼痛哭，要么为悲伤哭，还会为喜悦哭。你竖耳一听，立马明白他到底为什么哭，可以上前安慰几句，也可以给他倒杯水，吃上几粒药片子，那疼痛或者悲伤便化解掉了。但是你根本不明白婴儿他到底为什么哭。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护士听到抱怨，说这能怪谁呢？这些孩子为什么睡得这么香？我四周环顾一下，不仅每个孩子睡得香，还有两位阿姨也睡得很香，几乎一觉可以睡到天亮。孩子睡得香不稀奇，恐怕他们还没有听力，或者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吵闹；两位阿姨又是为何呢？仔细一打听，她们既不是孩子的外婆，也不是孩子的奶奶，更不是什么亲戚，她们的身份是保姆，保姆是她们的职业。孩子与保姆其实一样，他们之所以适应了这样的环境，唯一的态度就是不在乎，唯一的方法就是忽视。

    而我们，刚刚新晋的父亲母亲，让我们如何不在乎？让我们如何忽视呢？每次葫芦娃哭起来的时候，我一会儿觉得他受凉了，一会儿觉得他太热了，其实冷冷热热，我是根本猜不透的。比起在小青肚子里肯定是无常多了。小青的肚子是恒温的，世界无论多冷多热，她都会为他调节成恒温的。

    而我很无奈，根本调节不了这个世界。我只能用毛巾，把他从头至尾包裹一遍；我一会儿觉得他会不会哪儿不舒服？一会儿觉得从娘胎里出来经历的就是刀光剑影，会不会把他给吓坏了？他总以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如果他哪儿不舒服，我只能给他喝白开水。喝了水还是不起作用的话，就四处缠着值班的护士。

    护士都是爱理不理的，她们习惯了在哭声中泡着，把哭声根本不当哭声。有一次，我忽然发现葫芦娃哭的时候，小手抓着婴儿床的栏杆。他用这个小小的体态语言，似乎在告诉我他不踏实。在小青肚子里，世界是有限的，是极度踏实的；如今那么柔弱，那么娇嫩，像一滴小水珠，却给了他这么一个无边无际的地方，像是给了一滴小水珠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

    我理解了他的不安，于是无论躺着还是坐着，我都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中，希望给他一点依靠和信赖。不到半个晚上，我摸索出了一些葫芦娃的脾性。民以食为天，在婴儿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不管他为什么哭，给他喂点奶水，基本就止住了。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靠什么维持生命呢？是遮羞布吗？肯定不是——不穿衣服是不会死人的；是房子吗？肯定不是——上无片瓦下无草席，照样可以生存下去；是虚荣心吗？肯定不是——没有哪一头牛哪一头猪是靠荣誉而活着的。尤其对于婴儿，本是赤条条来，还不明白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还不明白什么是房子什么是家，还不明白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羞耻。他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在乎，他唯一需要的，在乎的，只有吃，天性就是吃。生命的本质意义其实就是吃。

    除了吃，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生命的自然延续。

    在医院里，奶都是统一供应的，问是什么品牌的时候，护士告诉我是营养师根据配方专门调制的，每三个小时供应一次，每次都是固定在三十毫升。深夜两点，凌晨五点，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下午两点……就这样循环往复着。供奶点在月子房外边的走廊里，没有人提醒你，也没有人等候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大多数人是错不过的，大家会带着奶瓶子，提前半个小时站在走廊里排队。供奶后一个小时，才有片刻的安宁，像战争之后的间歇，会传出大人们的欢笑。那笑声是疲惫的，是左顾右盼的。

    葫芦娃恐怕天生容易饿，每次刚刚喝完奶睡上一小会儿，就会继续参加啼哭比赛。我是挨过饿的人，排队等奶的时候，是最令人期待的时光，每次都要掐算好时间，提前一小时就跑出去。每次取奶，我都会讨好护士，有时候是笑一笑，有时候是夸奖一下，说他们服务态度真好。有护士在玩手机，我就说手机屏幕好大啊，像个小电视一样，是不是男朋友送的；有护士在抄写门诊日志，我就说字写得太漂亮了，是不是练过书法的。

    夸奖使人容易相处。每次夸奖完了，我就会说，能多给点吗？护士就问，为什么呀？我说，我儿子比较卖力，比赛得了第一名。护士说，什么比赛？我说，还能有什么比赛，哭鼻子大赛呀。护士基本都笑喷了，一边笑一边说，第一名？谁给评的。我说，他外婆。护士一高兴，小手一倾斜，会稍微给加个十毫升。

    当个勉强的奶爸，先得学会几门技术。有包孩子的技术，有抱孩子的技术，工序最为复杂的是洗奶瓶的技术。起初听了，势必会嗤之以鼻，自己五岁就会穿衣戴帽，六岁就会生火做饭刷锅洗碗，七岁就会替人家照看孩子。但是一旦做了父亲，面对脆弱的儿子，不亚于拆解一触即发的定时炸弹，没有技术那是束手无策的。我的几项技术，是从我们月子房的一位阿姨处学的。阿姨四十多岁，各科室怎么走，热水在哪里灌，医生护士叫什么，她都一清如水。我问她，是不是抱过几个孙子了？阿姨笑着说，有个闺女还在上大学。后来才明白，她就是传说中的月嫂，每月工资一万多，遇到了国定假日，还得翻上几番。

    我对阿姨说，你猜猜我是干哪行的？阿姨说，听你丈母娘说了，是个文化人呀。我说，你猜猜我这个文化人一月多少钱？阿姨说，三五万应该少不了吧？我说，不瞒阿姨笑话，我一月还没有你拿的多。阿姨说，你叫穷干什么？这次去山东领奖，是诺贝尔还是奥斯卡？诺贝尔有一千万奖金，我们这些下人侍候多少人能赚这么多啊？

    我听了，一阵羞愧，正给孩子喂水呢，手一抖，奶嘴就扔地上了。我从地上捡起奶嘴，甩了甩，在衣袖上擦了擦。这个小动作，被小青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小青气愤地说，你就是这样对待儿子的？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说多喝水有好处呀。小青说，水能这么喝吗？把你远远地叫回来，还是指望不上啊。小青说着，就哭了。她哭着说，我伤口痛，起不了身，不然就自己来。我觉得莫名其妙，一瓶开水一慌张，又洒在自己身上。

    阿姨看我一把年纪，如此笨手笨脚，便点拨我说，地上不脏吗？我才意识到，要用开水把奶嘴冲洗一下。阿姨无奈，让我带上奶瓶随她出去。阿姨把我带到小卖部，买了一个大玻璃缸，一个小锥子，一把小刷子，一只大镊子，都是抗高温的。阿姨又把我带到一楼，那里有个开水间，正热气腾腾地排着长队。第一道工序是清洗，把奶嘴取下来，用小锥子把奶嘴的小孔捅一捅，用小刷子把奶瓶边边沿沿的都刷一遍；第二道工序是消毒，把奶瓶奶嘴分开，放入大玻璃缸，用开水浸泡着，塞到微波炉里，高温转上十分钟，充分煮沸之后，再用大镊子夹出来，把奶瓶奶嘴安装好，放在玻璃缸中，干净地密封起来，就算完工了。

    我问阿姨，这个工序是谁设计的？阿姨说，书上写的呀，别以为月嫂没有文化，我们也是有教科书的。我说，每次你都这样认真吗？阿姨说，当然了，那些小不点，那么娇嫩，那么可爱，我们哪敢不仔细啊，万一染上病什么的，一辈子不就毁了？

    阿姨一番话，让我有些感动。凭着她的这个良心，一个月赚那么多钱真是应该的。世界从来就是污秽的，面对一尘不染的小生命，我们能做的，最为重要的，就是为他们把世界清洗清洗，让他们尽量少受一点污染。

    接下来，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半年一年，每次给儿子喂完奶，吃完饭，无论是他吃进肚子里的，还是他用的餐具和衣裳，我们都是这样给他消毒的。开始都是纯手工的，用刷子刷，用水冲，用微波炉煮，我、小青和丈母娘三个，都有被开水烫伤、蜕过几层皮的经历。小青后来干脆花了血本，专门给他置办了一套餐具，玻璃碗，银筷子，铁勺子，尤其是买了一台消毒碗柜，一台专门的高温消毒器，一台专门的小冰箱，一台专门的可以杀菌的洗衣机。就连儿子吃饭，都是单独做的，不和我们混在一个锅里。

    不是我们太过小心了，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真是太恐惧了。

    阿姨照顾的那个孩子，第二天下午就吃上了母乳，而小青一点迹象都没有。临离开之前，她过来帮忙揉了揉，发现无济于事，就笑着告诉小青，吸一吸就出来了。小青问，是孩子吗？他这么小。阿姨说，最好让大人吸呀。小青说，我自己够不着啊。阿姨又笑了说，孩子他爸怎么样？让他用点力，保准见效。

    我与小青相视一笑，这么小个空间，这么多人，当众之下自然是不方便的。当小青拉上帘子，躺了半天，发现我并没有什么动静，便瞪着眼睛问我，你什么意思？我说，哪有什么意思呀。我在想，万一我吸了，会不会有问题啊。小青说，都是为了孩子，你以为干什么？以为是那个啊。我说，我怕你。小青说，你怕我什么？怕我忍不住了？你脑子能不能单纯一点？我说，我不是怕你，是怕我万一有什么病，这不是污染吗？小青听了，一时没有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小青笑着说，这倒是有点道理，你老在外边混，万一有不三不四的病，不就害了咱们儿子了吗？

    直到我们出院时，小青依然没有一点奶水。阿姨就说，你们是不是害羞啊？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们怎么办的，现在就怎么办呗。我开玩笑说，我们做了啊，好像没有效果。阿姨说，你使的气力不够吧？我说，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

    最后，阿姨给了我一个开奶师的电话。几天之后，我打过这个电话，竟然是一个还没有开过怀的姑娘，上门给小青按摩了半小时，收了五百块钱就走人了。发现什么效果都没有，再打电话过去，人家说，这不是家电维修，还有个保修期的，如果再上门，得再收五百块。此都是后话了。

    月子房是没有秘密的，家长里短的比较多，仅仅隔着个帘子，多数时间为了透气，都是敞开式的，之间说个什么话呀，基本是清清楚楚的。

    我陪护的第一个晚上，半夜住进来了一个产妇，闹腾了整整一个通宵，天空泛白了还不得消停。产妇自己介绍说，怀孕前只有一百来斤，腰围也就两尺，如今已经两百多斤，翻个身呀什么的，把床压得要散架了似的，一家人担心难产。但是子夜一点推出去，几个小时就回来了，抱回来一个大胖小子，九斤八两。她逢人就嘻嘻哈哈地亮出个小鸡鸡让人看。

    丈母娘听了，似乎有点不高兴，之前我们葫芦娃是这里的唯一。

    在这个繁殖也按计划进行的年代，生个小鸡鸡是光荣的，生个小辫子是焦心的。葫芦娃还没有出生时，我们一家讨论过生儿生女之事。我的意见是希望有个女儿，如果是女儿的话，可以给她穿上小裙子，梳着一个马尾巴，让她漂漂亮亮地跟在我的屁股后边。有一次，丈母娘或许是开玩笑的，说如果生个丫头，哪有养她的劲头呀，与朋友跳舞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带着了。

    我以为丈母娘不高兴，是关于婴儿体重的，人家一出生，比我们凭空多了两斤多的肉，于是安慰丈母娘说，郭晶晶刚给霍启刚生了个儿子，和我们一样是七斤二两，肥大儿其实是不健康的，爱得心脏病与糖尿病。丈母娘听了，情绪还是不高，说她已经尽力了，坐月子的时候，鲫鱼汤肉丸子地侍候着，母子两个吃了，就是胖不起来，不能怪她了。

    小青贴在丈母娘耳朵边说，都长着个小鸡鸡，那是不一样的，我们家葫芦娃出生才两天，都预订了好几个小媳妇了。小青俯下身子亲了一口儿子的脸蛋蛋说，葫芦娃，你快告诉外婆，要娶个局长的千金呢，还是要个大别墅呀。丈母娘一听这话，顿时高涨地说，乡下的不要，丑八怪不要，阿拉就挑两个，一个有权的，一个有钱的，一定得是上海小囡。

    月子房里还有两个人，一个产妇很神秘，一个男人很神奇。

    神奇的男人是个新疆人，起初我以为他是陪母亲来生小弟弟的，虽然留着个小胡子，但是走路有时候还哼着歌，蹦蹦跳跳的。我感觉他就十八、九岁的样子。随后证实，他果然只有二十岁，不过人家和我一样，当爸爸来的。有天晚上，医生来给他媳妇做检查，很严肃地警告他说，这次生完了，你们要放慢一点。那个男孩顽皮地说，怎么慢啊，你教我吧。医生说，你这样下去，会要了她的命的。医生告诉丈母娘，别看这个小男孩，前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这次是生第三胎来的。我问，为什么不能生第三胎呢？是超生吗？医生说，少数民族可以放开生，但是要讲个间隔，前两个孩子间隔都不到一年，子宫还没有恢复，怀孕会有危险。小男孩凑过来得意地说，前两个，也都在这里出生的。

    另外一个产妇就住在我们的床头上，她看上去年龄也不大，不到三十的样子，人长得挺淑女挺娴静的，感觉不像刚刚生过孩子，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痛苦，也看不到一点身为人母的喜悦。说她神秘，是因为在她住院的这段时间，没有一个人陪着她，也没有一个人来看望她，期间有人打过电话，似乎是她的姐妹，她接电话的时候，也是平平淡淡的，没有一点凄凉的情绪，仅有一点点孤单。她把孩子哄睡了，就盘腿坐在帘子里玩手机，玩一会儿手机就安安静静地睡了。我们也不明白她是什么时候出院的，出院的时候是自己走的，还是被人接走的，总之我们和她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听她和其他人说过什么。

    她的安静与平淡，加上一点点孤单，让人一点也无法判断，她是以什么样的名义生出这个孩子的。是爱情？是婚姻？是交易？还是单身妈妈？什么都像，什么都不像。但她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一位母亲。对于孩子，还有什么身份比这个更重要呢？没有了！一个孩子，一个生命，唯一需要的，唯一无法舍弃的，只有母亲。

    第四天的时候，以为还得继续待在医院里，住满一周时间，但是早晨的时候医院就开始催着出院。我说，爱人的伤口还没有好，还不能动弹呢。医生说，不能动弹我们可以提供轮椅。我说，我儿子还没有睁开眼睛呢。医生说，让他睁开眼睛干什么？这里又不是公园，有什么好欣赏的吗？我说，爱人还不能经风，外边在下雨呀。医生说，哪里会没有风雨？你不能把窗子关上吗？下雨你不会给她撑把洋伞吗？

    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望那破烂的不起眼的大门，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这家充满着喜剧色彩的医院、对含着无限期待的月子房的理解，过去都是不准确的。那一间拥挤不堪的、有点野蛮意味的、嘈杂而无序的落脚地，它既不像一个生命出发时的火车站，也不像混乱的农贸市场，甚至都不如屠宰场的痛快和果断。它更像是一口熬粥的大锅，也可以说是熬药的大锅。我们都在这口锅里，被汗流浃背地熬了那么一回。

    我的思绪从医院又回到了塔尔坪，回到了塔尔坪那间房子，落在原是一个土炕如今支着一口大锅的地方。此时正是午饭时间，我的父亲如果在家的话，正是生火做饭的时辰，他会在一口锅里，翻来翻去地烙一种美味——我喜欢他也喜欢的美味，它的名字叫锅盔又叫生活。

    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想问问我的父亲他在哪里，按说他应该已经抵达了上海。

    他在几天前已经动身，要来上海看望他的孙子。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唠叨着想抱一抱孙子。

    这是他的希望所系，是他的血脉所系，也是他活着的最后一个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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