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似乎不是行驶在地上，而是行驶在飘飘的白云生处。
我从没有这么小心地开车，也没有把车开得如此缓慢。当我慢下来，任何事儿都变得相当美妙，舞蹈便是慢下来的结果，得道成仙也是慢下来的结果。我在想，如果人世间的路，都这么好好走的话，还会有意外吗？还会有灾难吗？
我又一次想起自己坐过的第一趟车。那是十多岁的时候，随着哥哥去河南灵宝淘金，汽车在清澈的小河边飞驰，四周的玉米林在向后倒退着，两岸的柳枝不时地拂过我的脸面。看到一群喜鹊擦过头顶飞过，我正想指给哥哥的时候，突然之间，小河倾斜了，玉米林倾斜了，柳树倾斜了。在七百二十度的倾斜之中，哥哥被埋在了车轮下，再没有爬起来了。他在最后一刻把我推下了车，救了我一条小命。事故原因就是超速，加上司机注意力不集中，当时在听收音机播放的小品。
从医院出发前，我把车清洗得干干净净，去做了一次系统地保养，换了机油机滤和刹车油，换了几个灯泡子与一个水箱，连四个轮胎我也换了新的。说实话，我把接儿子回家，当成了一个仪式，生命开始的某个仪式。我一再提醒自己，必须把这条路走好。第一，小青毕竟还未痊愈，她的腹部还有一道伤口，经不起任何的折腾，儿子是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头顶天空接触大地；第二，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家，这条路也不是一般意义的路，它是儿子漫长一生的起点，起点本身都是一个预兆，都有无尽的天意夹杂在里边，我不想因为自己一不小心，让这个预兆变得不安和颠簸起来。
其实这条路我走过好多年。这是小青上下班必经之路，她在过去十年间，从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穿过这条路去上班，下午五点再穿过这条路回到家里。她对于这条路熟悉的情形，可以说是闭着眼睛，也明白哪里长着一棵银杏树，哪里长着一棵法国梧桐，哪里是长乐路，哪里是常熟路，哪里是武宁路。而且她随便瞄一眼，就明白是否到达了芸芸众生顶礼膜拜的玉佛寺，哪一扇窗户是张爱玲当年眺望过的常德公寓。
如今，这条路对我来说如此陌生。
丈母娘已经提前回家了，她要去一趟菜市场，像对待重大节日一样，神圣地准备一顿晚宴，起码得炒两荤两素，熬一锅热气腾腾的排骨汤，温一壶上海石库门老酒。按照她的意思，得让柴米油盐动起来，让锅碗瓢盆跳起来，这关系的不是一顿饭，而是人丁兴旺的家庭。她还要把门外的地毯铺上，把婴儿床上的被褥铺好，把每一盏灯都要打开。提前一天，我已经在阳台上挂起了大红灯笼，在窗户上贴上了福字，在大门上和电梯口贴好了对联，在有些地方还挂了彩带。这是一个全新的日子，我们要营造一个吉祥而火热的氛围。
父亲、小姐姐、小姐夫三个人，坐了一天一夜的大巴，带着玉米、木耳和核桃已经千里迢迢从陕西赶到了上海。父亲与小姐姐从未出过远门，他们出没的地方无非是山林、庄稼地和小河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一辈子还没有到过西安。他们不会坐公交车，不会坐电梯，甚至还没有弄清楚红绿灯是干什么的。他们一边搓着手，一边在电话里问我，要给他们找点事儿做做，比如让小姐姐洗洗尿片，让父亲挑挑水。他们以为这是陕西农村，只有农村才有尿片，乡下才要挑水。我不想说破这些，我笑了笑说，你们在家里待着，一旦我们进小区的时候，你们到门前负责放炮吧。
小姐夫长年在外边漂泊，山西的煤矿，陕西的工地，河南的金矿，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果然自己倒了两趟公交车，很快就找到了医院。
把小青扶上车之后，我再次返回月子房，把葫芦娃严严实实地包好，轻轻地放进提篮里。在过去的岁月里，提篮对我一点都不陌生。我打猪草的时候用的就是提篮，装着挂面和红糖走亲戚的时候用的就是提篮，无论是掰玉米、挖土豆的时候用的也是提篮。还有村子的大嫂子和小媳妇回娘家的时候都会挽着一个提篮。那时候的提篮与现在的提篮形状没有太大差别，不一样的是质地，过去是自己用山藤编的，如今全是塑料的。
我感觉自己提着的，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个炫耀夺目的奖杯。
穿过走廊，步入电梯，走出院子，我一直面带微笑，给每个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对于那些让道者，我一一弯腰鞠躬；对于每一个祝福者，我不停地说着“谢谢”。我走出大门时，天上又下雨了，还是一样的太阳雨，小水珠还是金黄色的，像一条条小金鱼在空气中游动。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季节喜欢下雨，喜欢下金黄色的太阳雨。我记不起来，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上天把气候安排得如此协调。
我在想，是我的眼睛不一样了吗？是大地与天空的颜色不一样了吗？颜色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反光就不一样。我不想追究下去了，我不单独喜欢下雨，也不单独喜欢太阳——在夏天单独下雨太潮湿阴暗了，单独出太阳有些炎热。反正我喜欢又下雨又出太阳的天气，反正我喜欢这种金黄色的小水珠，它是富有生气的小金鱼。
我们的车，首先要经过长乐路。这家产科医院就位于长乐路。凡是在这个城市长期生活，他本人，他的兄弟姐妹，或者他的儿女们，总会有人在这里出生。所以这条路的名字，已经融入了生命之中，成了生命地理中的重要坐标。只要提到这条路的名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这家医院。但是，并不是谁想在这里出生，他就能在这里出生，据说早在一年前，就被预订一空。在这里，关系已经不起作用，钱财宛如粪土。你必须从几年前开始，在这里调理身体，在这里检测卵泡，在这里戒烟戒酒，然后直到怀孕。
因为有这家医院的存在，长乐路天天拥挤不堪，不过这里的拥挤与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一拥挤，大家就会烦躁，容易出车祸，还会打架和动刀子。在这条路上行走，大家之间很少有摩擦，偶尔有人着急，把车停在马路中央，也没有人按喇叭或者是骂娘，倒是交警不时过来贴罚单。大家一般不太计较这里的罚单，不就是两百块罚款吗？
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里是长乐路，在这里出没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迎接小生命。尤其从这里经过的女人，别在意她们走路缓慢，也别斤斤计较她们不守规矩，无论什么情况大家都会尽量避让一下，不仅因为她们撞不起，还因为她们不是一个人，她们身体里怀着的是幸福与希望。
我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目光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瞄一眼放在后座上的儿子。车开得十分缓慢，几乎是寸步难行。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我突然有了写诗的欲望，我不能停下来写诗，不过我把这首诗静静地记在心中。
从这条街经过，尽量慢点
像穿过一朵雏菊
尽量小声说话，注意用词
不要冷冰冰，更不要带脏字
因为这里一个人长着两双耳朵
如果可能提前洗洗手，理个发
有必要擦点唇膏最好不过，因为
这条街随时都有一双新生的眼睛睁开
长乐路，这个城市的人都明白
有个巨大的卵巢在流血
有个腹部在隆起
呕吐不是病态
哭声不是悲哀而是喜悦
女人从这条街开始拐弯
变成一个个乳汁充盈的母亲
从这条街走开之后在其他任何地方
再碰到一只蚂蚁
也会把它当成一个孕妇
葫芦娃并没有静静地躺着，而是哇哇地大哭起来，整整地哭了一路。
我明白婴儿的哭，不是大人的哭，不能代表什么。我的内心十分宁静，在即将进入小区的时候，我给丈母娘打了电话，让她通知父亲与小姐，准备好鞭炮，下楼迎接我们。但是丈母娘说，他们还没有过来，应该还在另一套房子里住着。
已经过了约好的时间，他们的行事方式不会这么平淡。因为另一套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娱乐性的设施，他们待在那里做什么呢？何况他们从来不看电视，也无任何其他嗜好，在他们过去的眼睛里，没有什么东西的分量会超过我，如今没有什么东西的分量会超过葫芦娃。
我提醒丈母娘，父亲与小姐姐如果在楼下，可能连门铃都不会按。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门。在老家会有一对门环，根本没有什么门铃。所以我让丈母娘下楼，去找找他们。丈母娘下楼后，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他们也不会乘坐电梯，他们会爬楼梯，也许早就爬上了楼，蹲在某一层的楼道里。所以，丈母娘又在楼前楼后找了一圈，连整个楼道上上下下也找遍了。
丈母娘告诉我，他们不见了，任何踪影也不见了。
在车上不能开空调，又不好开车窗。开空调太冷，开窗后风会灌进来，吹着弱不禁风的人。葫芦娃或许是太闷热了，或许是感觉到了异样——一个婴儿，往往像一片雪地，白茫茫的干净的雪地，他们总是敏锐而神秘的，似乎可以接收任何与亲人有关的信号，甚至是上天发来的预示。葫芦娃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他竭尽全力地哭着，像最后的一团火苗，稍不注意就会立即熄灭。
太阳还在，雨不明白什么时候走了。我把车靠边停了下来，尽量停在林荫里，让梧桐树的影子把小青与葫芦娃身上的阳光挡住。
与小青相识之前，我几乎看遍了上海比较像样点的小区，不满意浦东的偏僻，不满意宝山的尾气，不满意闵行的土气。有一天，下着大雨，我的同事告诉我，可以去普陀区某某路上的某某小区看看。我赶到这个小区的时候，雨更大了，而且起雾了，几栋大楼像是握在护士手中的一支支注射器，深深地插进了肥硕的天空，显得十分气派而朦胧。尤其是合抱粗的银杏树，形成了一个金黄色的林子，林子中间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而且是五颜六色的，路边竖着形态各异的雕塑，有蟾蜍，有袋鼠，还有大象，不停地吐着水珠。大门外有个广场，中间有个池子，池子里有个喷泉，大门建成了海盗船的样子，有着十分浪漫的艺术气息。我一下子想到了法国威尼斯，其实整个小区就是按照威尼斯风情设计的。不到半小时，我就选好了房子，交了两万块的定金，把我的根扎在了这里，成了我的家，成了小青的家，也成了葫芦娃的家。
其实那都是假象，真正到了两年后，开发商把房子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又粗又大的银杏树移走了，换成了一人高的香樟苗子；雕塑被毁得所剩无几，干脆铲掉变成了停车位；石板路被挖掉了，铺上了灰色的水泥；连大门也被拆了，原来作为售楼处，如今房子卖光了，就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低矮的像是狗窝的小岗亭。
与小青认识后，我们每次约会，几分钟就见面了，才发现我们两家仅仅隔着一条马路。大家十分惊叹，说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我向小青求婚的时候，小青开始还有些犹豫，但是当我说，看在我们一路之隔的份上嫁给我吧。小青就欣然地答应了。
她嫁给我，并不是看在上天的份上，也许是实在太方便了，她仅仅需要五分钟，便可以回次娘家了。在她出嫁之后，像蚂蚁搬家似的，今天一对红木椅子，明天一只清花瓷，后天再来一套清朝的茶具，不到半年，就把丈母娘那边一些值钱的好东西，顺到我们这边了。丈母娘有点生气地说，嫁到马路对面，原来全是为了惦记她的这么几件嫁妆。
我让小姐夫下了车，去另一套房子喊叫一下父亲与小姐姐。我想他们也许睡着了，也许记错了时间。小姐夫很快折了回来，说是按了门铃，家里并没有人应声。
我猜测，他们从一个家赶往另一个家的时候迷路了。隔着一条马路，对于我与小青来说，恐怕是上天安排的缘分，但是在父亲与小姐姐的眼里，还没有见过这么宽的路，也没有走过这么宽的路，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迷宫。
我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低落。我不明白他们的迷路意味着什么。我精心准备的仪式就这样收场了。葫芦娃只能悄无声息地回到他的家。虽然他在这里住了十个月，对这个家并不陌生，毕竟他是第一次以独立的个体踏进这个家门。
葫芦娃也许是想回家了，也许对这个环境早已适用了，当他一回到家里，被放进那张温暖的婴儿床，很快就不哭了，安安静静地入睡了。他的入睡也可以理解成另一个意思——他想让我安安静静地出门，去寻找已经迷路的亲人。
当我打开另一个家的门，里边果然空无一人，桌子上放着一包没有开封的瓜子，还有一碗没有吃完的面条。说明父亲与小姐姐他们饿了，自己解决了午饭。我急急地下楼，左一条街，右一条巷子，仔细地寻找着，甚至把几个小区都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么大个城市，这么陌生的地方，他们自己没有电话，不知道我的电话，也没有我家的地址。
甚至他们不会普通话，听不懂上海话，上海人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
我站在路边，沮丧地看着每个从这里经过的人，向人们描述着他们的样子：一个剃着光头的老人，一个双手插在袖筒里的妇女，他们脚上穿着的是布鞋，裤腿上应该还沾着泥巴。别人说，是农民吗？我肯定地说，是的，是两个农民，刚刚还在庄稼地里。人们怀疑地摇摇头。这是城市，这是不种庄稼的上海，怎么可能会有两个农民呢？我想报警，但是报警有什么意义吗？二十四小时里，警察不会帮助我们的。
而且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我不想引起这么大的波动，以至于若干年后，让我们回忆这一天的时候，浮上脑海的是那呼啸而来的警车和腰里别着武器的警察。
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出现了，在一条下沉式的隧道边出现了。这条隧道是这条路的一部分，由于上边有火车的铁轨，才把这条路修到了地下。他们离我并不遥远，离我们的家并不遥远，只有三百米的样子，但是大家走在各自的意识里，使得他们迷路了，使得我没有与他们遇在一起。
小姐姐说，咿呀，我记得是个红色的屋顶啊，跑到这里怎么就不是了呢。
我发现她指给我的，确实是红色的屋顶，但是这片地区的房子，哪个不是红色的屋顶呢？我带着他们跨过一条马路，仅仅用了十分钟时间，就回到了他们想找的地方。我指了指面前的大门说，记住吧，这里不但有红色的屋顶，门口还有一棵枣树。在城里枣树是不多的，在乡下枣树是司空见惯的。
他们可以不认识梧桐树，不认识香樟树，不认识银杏树，一定能认识枣树。
小姐姐看了看说，就是啊，下回不会再记错了。他们眼里已经噙着泪水，因为没有完成我安排的任务，所以瞒心都是委屈与内疚。小姐姐一直抱着一串鞭炮，她把鞭炮放在地上，父亲则掏出打火机。当他们准备放炮的时候，我安慰他们说，这次就算了，留着葫芦娃满月的时候吧。
这串两万响的鞭炮果然就留到了一个月之后，只是再放这串鞭炮的时候，父亲与小姐姐已经回陕西去了，而且葫芦娃已经睁开了眼睛。当我在楼下放炮的时候，丈母娘抱着儿子跟到楼下观看。不想却把儿子给吓坏了。自此很长一段时间，一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他就往我们怀里钻，就使劲地哭，尤其是第一个春节，通宵的鞭炮声吓得他一夜都没有安宁。
如果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就放掉这串鞭炮的话，又会是什么情境呢？它还会成为他的恐惧吗？但是，这恐惧，对一个孩子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经历？会不会演化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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