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储相争，胤禛称帝
塞上废太子
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帝废掉已立为储君34年的皇太子胤礽，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几位年长皇子拉帮结派，用尽了各种办法来争夺皇位。在竞争中隐蔽活动的皇四子胤禛后来居上，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君临天下，登上皇帝的宝座。
康熙初年，辅臣鳌拜专横跋扈，多次侵犯皇权，这就使康熙认识到皇权更换之际立皇子是何等重要，与其让一位不会治理朝政的皇子由上三旗大臣辅佐，不如事先亲手选择，培养接班人，以避免幼帝成年收回皇权时重走老路。且满族入关后受汉族传统制度影响较大，康熙深悉儒家经典，知道皇权的继续与巩固是头等大事。“三藩”之乱，吴三桂伪托“朱三太子”蛊惑人心，则是康熙从速立储的直接诱因。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按照汉族立嫡立长的原则，圣祖诏告天下，立其皇二子、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
建立并实施正规的皇太子制度，在清代近300年的历史中，只有康熙一朝，而真正以“储君”身份长大成人的皇子也仅有一人，这就是清圣祖玄烨的皇二子胤礽。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三胤礽出生，母亲是位居正宫的赫舍里氏皇后。虽然他比哥哥胤禔小两岁，但因为生母地位高贵而成为“嫡长子”，根据传统宗法思想的继承制度，是嗣袭父位的第一人选。在他降生尚未满20个月之际，皇父便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大典，他变成了皇太子。
自幼受到中原传统封建文化熏陶的康熙皇帝，十分重视“早定国储”，因为它关系到清王朝的稳定，所以在自己年方22岁时，便选定了身后的继承人。另外一个原因，是胤礽之母在生他的当日离世，皇帝对她情义很深，并把思念转化为对亡妻之子的钟爱，早立他为太子也算是告慰皇后的在天之灵。
储位既定，康熙皇帝便用最大精力对胤礽进行培养，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在宣布立储之后，便恢复了顺治后期裁撤的管理太子宫内事务机构詹事府，配备满汉各级官员充任府事。长到6岁，胤礽正式入学读书，康熙皇帝选择老谋深算、品学兼优的张英、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名臣硕儒担任太子师傅。他自己也常在空暇之时亲自为太子讲解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传授治国方略，给他讲前代之丰功伟绩，教导太子应怎样管理国家、怎样用兵打仗，还结合授读经史书籍对历代的得失、人心向背加以评说。为使胤礽开阔眼界，增加才干，在他年龄稍长之后，出外巡幸的康熙帝经常命其随扈同行，并随时教诲，让他了解民情吏治，各地山川风土。总之，他对胤礽满怀期望，尽全力培养他，可谓用心良苦。
少年时期的胤礽勤奋好学，天资聪慧，精通满汉文字，熟读诗文经史，并且有一身娴熟的骑射技艺，令皇父颇为满意。在他20岁以后，玄烨便开始给他创造独立处理政事的机会，以期其早日担当大任。
胤礽身为皇储，地位显赫，周围不可避免地就会有一批拥护他的势力，代表之一就是索额图。索额图是康熙朝已故辅政大臣索尼之子，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官居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受康熙重用，他势力很大，于是成了太子党的中心人物。随着众皇子的长大成人，朝中反对太子党的势力，也各拥戴一个皇子与太子党对抗，于是逐渐打破朝中平静的局面。大学士明珠，是康熙惠妃纳拉氏的哥哥，皇长子胤褆的舅父，为支持皇长子，与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联合与太子党对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明珠、余国柱私结党羽，为维护太子地位，圣祖遂将明珠、余国柱等人职务全部罢免。
皇太子的势力不断加强，使胤礽与康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圣祖亲征噶尔丹，皇帝驻跸博洛河屯（今河北隆化），直接对战事加以指挥。没想到在两军交战的时候，康熙皇帝突然患病，失眠、高烧不退。随驾王公大臣十分担心，劝他回京师调治。他也只好依从，命皇太子和皇三子前来迎驾。但胤礽至行宫见到患病的父亲竟然没有一点担心之意，使康熙心 里特别难过，感到自己多年精心抚育的太子并未表现出应有的至孝之情，于是讨厌之情油然而生，命他返回北京。这件事直至几十年后玄烨仍念念不忘，成为他转变对胤礽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后，父子矛盾逐渐加深。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礼部拟定祭祀的仪式，将皇太子的拜祷放置在奉先殿槛内，康熙命令将其移到槛外。礼部尚书沙穆哈怕将来皇太子怪罪，请求将谕旨记档，康熙十分生气，于是革掉了沙穆哈的职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皇帝率兵讨伐噶尔丹，在出发之前命令太子在京城守住国家，代行郊祀大典并处理各部院奏章；如有大事发生，留守大臣共同商议后报请皇太子决定。这实际上也是康熙帝对胤礽治国才干的一次重要考验。
然而，四个月后康熙皇帝回銮至京，看见很多政务都没处理，这样，对胤礽又增加了不满和怨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圣祖将在皇太子处行走的膳房人花喇等秘密处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又大封各位皇子。皇长子胤禔封直郡王，皇三子胤祉封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佑、皇八子胤禩分别封为贝勒，这表明康熙已觉察到太子党人的势力危及皇权，因此想削弱他们的势力。诸皇子有了爵位，分别培植自己的亲信，争夺储位。以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人为图谋胤礽早日登基，更加紧活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圣祖开始准备打击太子党人的势力，以索额图“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令宗人府将其拘禁，不久其死于幽所。因长期储位东宫，胤礽地位特殊，进而骄傲狂妄，目中无人，随康熙南巡时，他勒索地方，并因一点小事就要处死地方官员。康熙为政注重宽仁，太子如此不仁不义，导致父子意见不合，矛盾加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圣祖巡幸塞外，皇长子胤禔、皇太子胤礽及几位小皇子一同前行。返京途中，皇十八子胤祄病重，胤礽并不在意，康熙以兄友之义责备他，他却不承认过错反而怒气冲冲，且每夜在康熙住的帐篷周围活动，窥测其父行动，致使康熙昼夜戒慎不宁，觉得他有杀害自己的可能，好早日登基。
因此康熙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准备先发制人。九月初四，他于归途中召集诸王及副都统以上大臣，以皇太子不法祖德，不遵祖训，暴戾淫乱，宣布废掉太子，回到北京后即将废太子幽禁于成安宫。
太子复废，朋党猖獗
太子初废，储位空缺，争夺储位的斗争在诸皇子之中开始活跃起来。
胤禔作为皇长子，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他与胤禩相互倚重，同是反太子的核心人物。废了太子之后，胤禔马上图取储位，被康熙指责，于是他改变了办法，试探父亲是怎么想的。他甚至还毛遂自荐，奏称：“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
胤禔明显是争夺储位，康熙帝对他产生极大反感，痛斥他是“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随后胤禔令巴汉格隆“用术镇魇”胤礽的事件被康熙知道，于是胤禔被“革去王爵”，“幽禁于其府内”。
皇八子胤禩十分聪颖，善于与人交往，办事能力强，最初康熙很欣赏他，未满18岁其即已成为贝勒。他反对太子，并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实力，在皇子及满汉大臣中声望很好。
康熙帝很早即对胤禩反太子的活动表示不满，胤禔保举他为太子，更增加了其警觉和厌恶，指出胤禩“妄蓄大志”“谋害胤礽”“乃胤禔之党”，将其“锁拿”“审理”，最后“革去贝勒，（降）为闲散宗室”。
除去胤禔、胤禩急于图谋储位之外，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十三子胤祥也曾一度受审查，但不久即“开释”。皇十四子胤禵因为力保胤禩并无“妄蓄大志”、“谋害胤礽”之心，令康熙十分生气，想要杀他，随即他与皇九子胤禟一起被逐出乾清宫。以上这些散乱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很多皇子在争夺储位。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令康熙帝最为震惊的是，当他已暗示有可能重新立胤礽为太子，并令群臣保举皇太子时，在大学士马齐及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人的带动下，大家竟然“独保（已被革爵的）胤禩”，而没有一个人举荐胤礽，这显示出当时清朝统治机构中大多数人在储位人选上的向背，也充分表明胤禩的声望和实力，这对皇权不能说不是个威胁。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康熙下决心重立胤礽。他在二废太子后回忆道：“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 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可见，重立胤礽的背景应该是在当时人心不稳、政局明显有些混乱的情况下，康熙帝只有在胤礽、胤禩两人中选择一人为储君，才能有效地稳定局势，二者之中，他选中了已大失人心的胤礽。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九，胤礽被重新立为皇太子。次日，又分封诸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晋封亲王，七子胤佑、十子胤晋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俱封为贝子，皇八子胤禩在此之前复封为贝勒。
可见，康熙为不让其他皇子心中不平，冲突再起，对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等7个儿子也分别晋封和新封爵位，皇八子胤禩也复为贝勒。当时各皇子的情况为：皇长子胤禔因罪行严重仍被软禁，皇八子胤禩虽仍觊觎储位，但皇帝对他戒备森严，使他不敢有过分之举，其他个别皇子即使有争宠谋位之心，也只处于积蓄力量、窥伺时机的阶段，所以皇太子胤礽没有强大的对手，处境比较平稳。
加之康熙皇帝对他重新寄托希望，不仅经常关心垂问，而且对其提出的建议基本上都予以采纳，使父子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
但是，胤礽并没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进一步博得皇父的信任，处理好兄弟之情，把太子的地位巩固好。
太子复立，其党人也复聚。初废太子之前，朝廷内外许多人已感到皇太子有跃跃欲试、希践大位之意。胤礽本人在背后常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表现出想马上登皇位的心情。胤礽复为太子后，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和迓图、副都统悟礼等依附太子，重新结党营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储矛盾又开始激化。九月三十日，康熙晓谕诸子，指斥胤礽复位以来，狂疾未除，丧失人心，着将胤礽拘执看守。十月初一，向诸王、贝勒、大臣宣告将胤礽再一次禁锢起来，复立三年的皇太子胤礽再次被废。康熙非常失望，于五十二年（1713年）确定“不立储贰”的方针。
太子复废，储位虚悬，诸皇子营求太子之争更加激烈。胤礽并不甘心于这种困境。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清廷将出兵讨伐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他感到自己要抓住这个机会东山再起，于是委托为其妻治病的医生贺孟雄带出一封用白矾水写的亲笔密信，托正红旗满洲都统普齐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为大将军率兵出征。但是此事被胤禩一伙得知告发，结果贺孟雄被杀，普齐被拘禁，胤礽的希望落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大学士王掞疏请再立胤礽为储，康熙置之不理。次年一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也奏请复立胤礽为太子，并警告康熙不要弄出汉武帝杀戾太子那样的事件，康熙皇帝十分生气，责备他希图侥幸，应处死。康熙六十年（1721年），大学士王掞、御史陶彝两人再次奏请立太子，康熙认为其结成朋党，会越来越猖獗，于是严厉惩罚，胤礽复位已无可能。
皇储相争，胤禛称帝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礽复废，诸皇子争夺太子之位又日趋激烈。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胤禩亲向康熙试探，请示以后应该怎么处理，希望自己被举荐，康熙看明他的心思，告诉他不要有非分之想，因此父子之间矛盾加深。
同年冬，康熙出塞狩猎，胤禩因其母两周年忌辰，没有随行，及至康熙回程，胤禩自身并不迎驾，却把两只要死的鹰送给康熙，康熙十分气愤，大骂他不孝不义。因胤禩党羽众多，在朝中势力较大，康熙怕其政变篡权，故加紧打击胤禩集团。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康熙帝以胤禩行为卑污，凡应行走时俱懒惰不赴为由，停发他及属下护卫官员俸银俸米。同年十一月，革除胤禩门客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举人之名，罪名之一是他把当今文章与万历末年的文字相比较，侮辱圣朝，并以此作为胤禩的罪证。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父子感情更加恶化，胤禩得了伤寒病，有离开人世之状，而康熙也置之不理。
胤禩受挫，皇十四子胤禵开始谋求皇位。胤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生，母孝恭仁皇后，与皇四子胤禛同母，但一向依附胤禩。初废太子时，康熙下令锁拿胤禩，胤禵为胤禩说情，激怒了康熙，拔刀要杀胤禵，被皇五子劝止，后来胤禵被康熙逐出宫。太子复立之后，胤禵晋为贝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战事吃紧，康熙年迈多病，不能亲自征伐，所派大将指挥军事又毫无进展，于是想派皇子出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征伐西北，并让胤禵使用正黄旗旗纛，采用亲王规格，掌有军权。胤禵出征，被胤禩集团看成是康熙帝属意于胤禵将立其为太子的表示，因而这一皇子党又活跃起 来。胤禵把谋求储位看成十分重要之事。出征之前，胤禵一再要求胤禟报告康熙信息，如果皇父离世而去，一定马上报告。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胤禵在西宁把临洮张凯叫去算命，张说其有九五之尊，将来必定大贵。胤禵听了非常高兴，觉得说得很对。胤禵出征大有代父出征的味道，因此许多人把它看作胤禵向皇太子的过渡。但其他皇子并没因此而放弃储位角逐。皇三子胤祉在胤禵、胤礽出事后，年龄最大而且又受封王爵，在诸兄弟中有很大的优势，并倚仗其文才出众，且又与皇父感情较好，也在谋求东宫印绶。皇四子胤禛则秘密活动，不露声色，私下里作好了夺取皇位的整体计划。
胤禛，康熙十七年（1678年）生，母孝恭仁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在太子刚刚被废的时候，康熙命胤禛与胤禵共同监视胤礽，胤礽说其从没想过杀害父亲取得皇位，请胤禛、胤禵代为转奏，胤禵不应，胤禛认为此话非同一般，即使自己因此获罪，也要替他转奏。康熙听后，遂将胤礽项上锁链取下。初废太子后，康熙受到沉重的打击，身体非常不好。胤禛屡劝康熙治病，保重身体，康熙遂称其殷情恳切，可谓诚孝。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被晋封雍亲王。
再废太子后，胤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争夺皇位上。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胤禛集团成员戴铎上疏，为胤禛制订了夺取储位的全面的计划。第一，依靠诚孝博得康熙的信任和宠爱；第二，要以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把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第三，联络百官，特别是康熙的亲信重臣，以影响皇帝，使其考虑继承人时对胤禛有利；第四，大力培植雍邸旧人，为建立江山打下基础。与此同时，胤禛大规模地搜寻各种人物以形成自己的集团，其中有皇十三子胤祥、康熙近臣贵戚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川陕总督年羹尧等。隆科多为佟国维之子，康熙孝懿仁皇后之弟，胤禛的舅父，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手中握有兵权，对胤禛争储非常有利。他负责京师九门、畅春园及宫禁警卫，地位至关重要。年羹尧，多年效力于胤禛，其妹为胤禛侧福晋。年羹尧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出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升任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晋升川陕总督，是胤禛在外的重要军事力量。这一派力量虽十分强大，但表面看来却不像胤禩一派气势那么大，而是谨小慎微地活动，不露锋芒， 所以康熙对此没有过怀疑和指责。
胤禛明白康熙的心理，嘘寒问暖，非常殷勤，得到康熙的好感。康熙称赞他“诚孝”。他对众兄弟，虽暗中对立，但在父皇面前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相反，常“为诸阿哥陈奏”，以至感动了康熙，谓之“性量过人，深知大义”，“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对康熙并非真心真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他了解父亲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因此他极力讨好父亲。他深知谁为太子，决定权全在皇父，皇父的好感就是他的资本。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给父亲看。从这一点看，他的心计超过众兄弟，手腕也很高明。到康熙死前一刻为止，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绝不只胤禛一人。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密切是胤禛最大的优势，他做事谨慎也博得了父亲对他的好感。康熙曾说过胤禛“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这本是已经过去了的小毛病，康熙偶尔提起，“无非益加勉励之意”，并没有责备的意思。但胤禛特别注意澄清，竭力扭转皇父的形象，上奏说：以前皇父曾批评喜怒不定之处，十多年来都没有提起，是因为臣在皇父教育下已经改正。“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其实康熙并没有打算把此事写进谕旨。康熙晚年，立储事不顺心，尤其需要安慰，当时只有胤禛、胤祉经常陪伴他散心。第一次废太子之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初，康熙病情加重后，胤禛奉召到皇父跟前，泪流满面地提议选医调药治疗。康熙接受了他的建议，令他同胤祉、胤祺、胤禩等几位稍知药性的皇子照顾他，很快病情好转。他恳求侍奉左右，康熙因令其恭代南郊大礼，未留身边。但胤禛每天派人请安，有时一天三次。在康熙的最后时刻胤禛给予父皇无微不至的关怀，胤禛的孝敬理所当然地深深刻在皇帝的心上。
胤禛在康熙末年日益受到重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圣祖命其参加对胤礽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判。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战事兴起，康熙召见胤禛、胤祉，征求意见，胤禛主张大力讨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有人盗窃明朝陵寝，康熙命胤禛、胤祉等皇子查处，并令他们到各陵祭奠。同年，皇太后丧，胤禛与胤祉等传达康熙的命令，让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次年，皇太后梓宫安放地宫，康熙因病不能亲往，命胤禛去陵前读文祭告。康熙六十年（1721年），圣祖登极六十年大庆，典礼中盛京三陵大祭最为重要，因年迈康熙 不能亲往，遂命胤禛、胤祹及世子弘晟前往致祭。回京后，遇三月十八日万寿节，又命胤禛祭祀太庙后殿。同年冬至节，又命胤禛祭天于圜丘。对祭祀，特别是祭天，康熙历来看作是国家大事而加以重视，只要身体好，他就亲自去祭祀。
康熙在晚年任用胤禛代替他祭祀，表明了胤禛在康熙心中已有很高的地位。
两次废皇太子和诸子争储使康熙身体衰弱，精力衰竭。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圣祖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生病，回到畅春园。初九，因冬至将临，命皇四子胤禛到天坛斋戒，以便代行祭天仪式。初十、十一日、十二日，胤禛先后派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请安，康熙均谕“朕体稍愈”。十三日丑刻，康熙病情严重，命从斋所召皇四子胤禛立即回来，接着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亲王胤佑、皇八子贝勒胤禩、皇九子贝勒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皇十二子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来到病床前，交代他的遗命，戌刻便去世了。隆科多即向胤禛宣布康熙最后的命令。今存遗诏曰：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皇帝位。”当天夜里，用銮舆载运康熙遗体，回大内乾清宫。在隆科多保护下胤禛先回大内迎驾。
第二天传出大行皇帝任命胤禛继位遗言。胤禛任命总理事务大臣，封胤禩、胤祥为亲王，把胤禵召回京城，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颁布遗诏，十九日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坛，京城开禁。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极，接受百官朝贺，正式继皇帝位，改元雍正，这就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10年未决的皇位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名家回眸
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的这段历史阎崇年在《清十二帝疑案》中说过：到了康熙晚年，储位未定，康熙预感到，他身后他的儿子之间要有一场厮杀。康熙自己说：将来我百年之后，把我放在乾清宫那儿，“尔等束甲相争耳”。
经过一场激烈的党政相争，最后以雍正继位而告终，虽然结束了皇室内部和众臣之间争夺储位的政治斗争，但他的继位却成了后世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雍正皇帝是一个很难评价的历史人物，但 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相比，他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强的责任感。
相比中国历史上不少荒唐的皇帝来说，雍正帝确实是一位勤政的好皇帝，他的勤政使得大清的国力充足，很好地弥补了康熙一朝多次动用武力而造成的国库空虚，为乾隆朝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但是令人不得不惋惜的是，他的勤政和他的责任感，导致了他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放心，于是乾纲独断，大大加强了“专制”这一中国特色和传统，使得中国社会进化的萌芽被扼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的一个遗憾。
“朝乾夕惕，宵衣旰食”的勤政之帝
——雍正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从1722年即位到1735年病逝，在位13年，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清世宗年轻时跟从顾人代、徐元梦等学习经史，又与禅僧接近，稍懂佛学。
曾随圣祖巡幸江南，朝佛五台山，秋狝热沟，并奉命往祭曲阜孔庙、盛京祖陵。
清圣祖亲征噶尔丹，从征掌正红旗大营。康熙末年，同其他皇子争为储君。圣祖死后，在十三皇子胤祥的帮助下继承帝位。
历来雍正的即位与暴死都是人们争议的问题。
暂且不谈雍正的皇位是怎么来的，他又是怎么死的，单凭他的勤政就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好皇帝。
当我们抛开成见，用客观公正的眼光去看待这位君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位被千鞭万挞的皇帝，竟然是一位少有的明君良主。就大体而言，作为皇帝的他，还是颇足称道的。他精力充沛、日理万机、孜孜不倦，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玩得少（从没有公费下过江南）；办事果敢，讲求行政效率，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虽仅治国十数年，然比起康熙、乾隆六十余年的政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全国的一把手，他自奉甚薄，虽致力于清查赋税，追讨欠债，增收关税，却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欲，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而是多把财政收入用在赈灾、浚河等项目上，如此克己奉公，堪称皇帝表率。
雍正曾经说自己是“以勤先天下，”这绝不是自夸，自古以来于他的勤勉，是任何专家学者都无法否认的。
“朝乾夕惕，宵衣旰食”这样的工作态度不要说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就是普通的人也很难做到。雍正这样的工作态度坚持了13年，在这13年之中，共处置了六部及各省题本192000余件，每年平均达14700多件。每日览题本在40件以上，光是在这些题本上的朱批就有8000余字。再加上奏折，雍正亲手批阅的奏折有23000~35000本，可见工作之繁重。
雍正不仅是一位勤勉之帝，也是一位厉行改革的皇帝。
纵观雍正的这一生，正像电视剧《雍正王朝》主题歌唱的那样，“身后骂名滚滚来”。雍正王朝在骂声中悄然而逝，然而骂出来的竟是一个乾隆盛世。毕竟，从五百万两到七千万两的国库存银，实实在在的是在递增，并不是骂声所能诋毁的。清朝人也许不喜欢雍正，但清朝绝对需要雍正。
名家回眸
雍正王朝的十三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改革时代。雍正帝不遗余力地制定和推行种种方针政策，改革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积弊，并以励精图治、雷厉风行的作风成功地推动了改革事业的进展，成为康乾盛世的有力推动者，也使其跻身中国历史杰出帝王的行列，成为一代英明有为的君王。
众皇子的下场
雍正帝胤禛刚刚即位，就集中力量对允禩集团进行打击，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开始上演。
胤禩，康熙二十年（1681年）生，是康熙第八子，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晋升为贝勒。雍正继位后将其所有兄弟名字中的“胤”都改成了“允”，所以胤禩改名为允禩。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初太子废后，其就参加争夺皇位的斗争。胤禩为人精明强干，善于拉拢人心，有很多党羽。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四子胤禵都和他亲近。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圣祖命令皇十四子胤禵远征西北，封大将军，一概物品都是亲王的排场，这使胤禩集团非常高兴，认为胤禵肯定是未来的皇太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圣祖临终时传位皇四子胤禛。允（胤）禩集团非常失望，但其势力还是很有影响，对新政权的巩固是一种威胁。雍正刚刚争夺到皇帝的位置，考虑到允禩集团势力强大，影响极大，为清灭政敌，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对允禩集团实行拉拢政策，稳住他们的情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四，还没即位的雍正就任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十五日又把被康熙斥为与允禩勾结的贝子苏努晋封为贝勒，十二月允禩被晋封为廉亲王并管理理藩院和上驷院。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又被任命改管工部。
对于其他兄弟，雍正则进行打击。允禵远在西北，手握重兵，而且他又曾对雍正继承皇位产生过极大威胁，因此雍正把他看作心腹大患，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允禵召回京城，处在自己监视的范围之中。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允禵应召回京奔丧，看见雍正时没有行兄弟间的抱见礼。为显示自己心怀大度，雍正从座位上走下来迎接允禵，允禵不予理睬，侍卫拉锡见状就拉他的衣服提醒他，允禵以此为借口开始发作，说拉锡是在侮辱主子，请求把拉锡杀掉，以向雍正示威。雍正元年 （1723年）三四月间，雍正送康熙灵柩到遵化景陵享殿，完后就让允禵留守景陵，并命副将李如柏严密监视，除大祀之外不准离开半步，实际上允禵是被囚禁了。对于允禟，雍正一直瞧不起，说他一无是处。但其母健在，地位尊贵，在皇室中又有一定威望，一旦他们母子联合，扰乱朝政，就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因此允禵被召回后，雍正即以军中需人为由，命允禟前往西宁，并且不准借故推托，马上动身。
雍正元年（1723年），允禟到达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年羹尧迁出城内居民，加派兵丁对允禟进行监视，从此，允禟处在年羹尧严密监视下。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清军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速战速决，彻底胜利，不仅从根本上控制了青海全境，掐断准噶尔部通向西藏的要道，为更好地解决准噶尔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局面，而且使雍正的威信大为提高，巩固了他的统治。这之后，雍正的态度逐渐趋于强硬，与允禩、允禟集团的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这时的方针是广造舆论，先次后主，逐个清除。
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初，雍正当着诸王的面指责允禩在康熙在世时就任意妄为，毫不谦逊，到现在还是如此，并威胁说要把康熙从前批评允禩的谕旨传给王公大臣们过目。同月，允不听奉调，在张家口擅自居住，被调回京城，革去爵位，永远拘禁起来。允禟由于派人去河州买草，踩踏牧场，被人参了一本。
允禩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也开始被打击，阿布兰、苏努先后被革去贝勒爵位，主持刑部事务的七十也被罢免。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雍正向全体大臣颁布《朋党论》，要求他们深思熟虑，识得大体，如果没有参与朋党，应加以勉励；如果有的话，就要痛改前非，上下同心。《朋党论》的颁布是要对允禩集团进行升级打击的信号。不久，裕亲王保泰被革去所有职务，阿尔松阿被革去二等公爵及刑部尚书一职。同时雍正帝对允禩大加指责，借以制造声势，为进一步处理大造舆论。正像他所说：
“允禩总是在惹朕生气，让朕治他的罪，朕怎么能掉入他的圈套，只把他任意妄为的地方公之于众就是了。”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为康熙帝服阙三年期满，雍正开始加快铲除允禩、允禟集团的进程。
允禩在朝中很有威信，雍正皇帝于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不得不承认：
“朕在王公大臣面前对允禩进行训诲，很多人都以为他受了屈枉。”为了彻底孤立允禩，雍正多次以他在总理事务和管理工部中出现的疏漏为借口，在朝臣面前对他进行诋毁。与此相呼应，同年二月，将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及阿尔松阿发配到奉天。七月，允禟被革去贝子。十二月，允禵被革去郡王，降为贝子。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布上谕，历数允禩之罪，说他大志不成，早有怨恨，又蛊惑人心，干扰政事，这是自绝于苍天和祖宗，命人将他逐出宗室，他的妻子乌雅氏被革去福晋，休回娘家，两人不准往来。二月，允禩被降为民王，交由所属旗内稽查，不得按宗室诸王的身份保留所属佐领人员。随后又把允禩圈禁在高墙里。三月，命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当时支持允禩的人也在加紧活动。蔡怀玺自称为正黄旗滦州人，前往景陵，求见允禩，被奉命监视允禩的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发现，把他投入监狱。同时，郭允进自称遇到洪觉禅师，被传授兵书战策，书写不利于雍正统治的传单；继而欧秀臣把它刊刻，广为流传。
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对允禩等人加紧处理。五月，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颁布允禩、允禟、允禵、允等人罪状，并将允禟改名为“塞思黑”，命人将其由西大通押到保定拘禁。同时，又怕允禟在外不好掌握，把他囚禁到京城景山寿皇殿，命他面对康熙画像，反省思过。直隶总督李绂将允禟禁闭在衙门附近的小房里，四面皆砌高墙，封闭前门，用转桶传进饮食，并派兵在外看守。房小墙高，正赶上酷夏天气，允禟身带铁锁、手梏，经常昏死。八月，李绂奏报允禟病死，雍正认为死有余辜。九月，允禩也死于囚禁地，随着允禩、允禟的死去，这个存在20多年的政治集团终于被消灭。允禵因为与雍正同母所生，不适宜严厉处治，雍正没有置他于死地。乾隆二十年（1755年），允禵病故。
允禩、允禟集团颇具实力，包括三个皇子（雍正认为还应加上允禵），其成员和支持者众多，在清朝中央机构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而且康熙后期，不仅允禵威望日渐提高，大大超出胤禛，就连允禩的威望也始终高于胤禛。他们是胤禛的主要敌人，对其取得皇位深为忌恨，对其政策总是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
在这样的局势下，胤禛为维护自己统治，扭转康熙晚期以来的弊政，澄清吏治，稳定中央财政，维持社会安定，必须先采取有力手段，将这些当前最危险的敌人铲除，集中皇权，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名家回眸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以来，在帝位的争夺上，时常发生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事情，几乎每一姓王朝都出现了较大血腥事件。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康熙的旧臣在这次清洗中有数百人相继死去。这次清洗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当然也包括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中的被清除者，不过允禩、允禟集团的成员仍是占大多数。
经过将近4年之久的激烈斗争，作为康熙后期争夺皇位产物的允禩、允禟集团终于倾覆。雍正帝取得清除朋党的最终胜利，巩固和加强了皇权。
当代着名学者金性尧在其《宫廷政变》一书中对这段历史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政治之间两方面的话，总是有偏见有怨气，最好是一句就能骂倒。岁月如流，世宗时代离开我们已经二三百年了。对这些公案的评论，我们惟有力求客观公允，接近历史的实况。
伴君如伴虎——年、隆之狱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被赐自裁。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囚禁地。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清代名将，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曾在康熙年间担任工部侍郎、湖广巡抚等职务，后因为生病告退。兄长年希尧曾担任过广东巡抚，得到康熙、雍正的宠信。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年羹尧考中进士，后改庶吉士，被任命为四川广东乡试考官，后来做到内阁学士的官职。他从小聪颖无比，刚毅决断，涉猎广泛，长于记忆，能文能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被任命为四川巡抚，后又担任四川 总督、平西将军。康熙六十年（1721年）担任川陕总督，既是封疆大吏，又是抚远大将军胤禵手下握有重兵、掌有实权的征西主将。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他早就投靠雍亲王府，把他妹妹嫁给了雍正。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其妹生下了一女，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又生下了皇子福惠，非常受雍正喜爱。年羹尧到四川、陕西担任巡抚、总督之后，曾在四川给雍亲王（当时雍正的爵位）写信说：“现在不辜负皇上，就是将来也不辜负王爷您。”这是在向雍正表示忠心。
隆科多是康熙、雍正最亲的国戚，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的生身之母孝康章皇后，是隆科多的祖父佟图赖的妻侄女，康熙的妻子、雍正生身之母孝懿仁皇后是隆科多的妹妹，佟氏成为康熙、雍正两朝的至亲。佟国维在康熙时是一等公，他被康熙称做“舅舅佟国维”。康熙晚年，佟国维因为是太后的兄弟又是皇后的父亲，位高权重。但佟国维亲近胤禩一派，常劝康熙废掉太子，使康熙很是不满。
佟氏家族中，只有隆科多亲近胤禛（雍正）。所以，在雍正登基前后，隆科多是支持雍正的皇室内部最亲近、权势也最高的大臣。
年羹尧的功劳很大。他在担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川陕总督、平西将军时，做了很多有利于稳定地方统治、平定叛乱活动的工作；还任用、提拔了许多精明能干、政绩突出的官员，如雍正、康熙年间的文官史贻直、武将岳钟琪，都受到过年羹尧的赏识推荐。康熙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后，年羹尧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重臣，是胤禵最为重要的协助者。在清军平定青海叛乱、进入西藏和新疆时，功劳都很大。在雍正正式登基前后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斗争中，无论是在争夺太子之位还是巩固皇权之时，年羹尧作为雍正的心腹重臣，手握重兵，对于稳定国内局势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替雍正密切注意允禵和允禟在西部的举动。
雍正登基之后把允禵召回京，剥夺其兵权，就命年羹尧掌管大将军印。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年羹尧加太保衔，被封为三等公，同年十月年羹尧又被提升为抚远大将军。当时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头子罗卜藏丹津反叛朝廷，扰乱西宁，雍正命令年羹尧率军平定叛乱。年羹尧初战即告胜利，随后他接受了岳钟琪的建议，让岳带领五千精锐骑兵突袭罗卜藏丹津的老巢，结果大败叛军，平定了青海。当年羹尧、岳钟琪胜利班师还朝时，雍正非常高兴，去外面亲自迎接，公卿们都在广安门外跪着，年羹尧和雍正并马而行，受到百官拜贺。年羹尧由于这次大功， 被加封为太保、一等公。除有军功之外，年羹尧对安定边疆、治理青海也作出过贡献。如青海索罗木西面郭罗克部总是出来进行劫掠，康熙曾命当时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探察敌情，以对其进行讨伐。在年羹尧的率领之下，岳钟琪领兵打败了郭罗克部，攻下40多个番塞，活捉了郭部的首领，使其部众降服，为雍正初年平定青海叛乱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定青海叛乱之后，年羹尧又向雍正上疏奏请13条善后事宜，事关在青海各处设防、设兵，各项措施周密稳妥，符合当地实际，雍正听从了他的建议。年羹尧还是一位着名的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善于发现敌情，使用计谋，出奇制胜，所以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隆科多虽然不像年羹尧有战功、军事才能突出，但他作为康熙、雍正两朝最亲的国戚，在雍正为藩王时支持雍正争夺太子之位；康熙驾崩后又是隆科多率先和许多皇子接受康熙遗诏，立雍正为帝，并且是隆科多向雍正宣读遗诏之后，雍正才得以即位，因此隆科多在受遗诏立新帝、使雍正顺利即位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雍正刚刚登上皇位，允禩、允禟、允禵等皇子表示不服，明里暗里总在抗拒，朝政一时混乱。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人就认为清廷不预先立太子，肯定会有皇子争位的情况，而康熙死后，局势不稳，也在所难免。作为掌握京师禁军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坚定按雍正的旨意行事，将京城一度封锁，这对稳定局势、巩固雍正的皇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登上皇位后，隆科多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承袭其父的一等公爵位，随后隆科多被封为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隆科多与年羹尧同时加“太保”衔，二年（1724年）六月，隆科多又兼管理藩院事务并且纂修康熙帝时的史事，他被雍正尊称为“舅舅隆科多”。自康熙晚年起，年羹尧和隆科多一个握有边疆重兵，一个掌握京师禁军，京师内外的局势也就得以控制。
雍正即位之后，十分亲信隆科多和年羹尧。在雍正给他们的谕旨和他们给雍正的奏折中，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没有了君臣的界限。年羹尧总是向雍正表示忠心，在恳请陛见折中说：“我受皇上的恩宠最深，而我对皇上一直忠心。皇上天性至孝，是古往今来其他帝王所不能比的，这一点我平日里就清楚得很。”当时年羹尧瞧不起隆科多，曾对雍正说隆科多是非常平庸的人，两人的关系很不融洽。雍正力图和解他们，就对年羹尧介绍隆科多说：“舅舅隆科多，我和你以前不太了解他，真是大错特错了！他忠于先帝，又是朕的功臣，是现在少有的出类拔萃的大臣。”雍正和隆科多是亲戚，和年羹尧也是亲戚，就让年羹尧和隆科多结亲，要年羹尧把自己的大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做儿子。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而年羹尧和雍正辈分相同，比雍正年龄还小，把年的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儿子实际上是不合辈分的，雍正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年羹尧于雍正二年（1724年）元月十五日写了请赐诗扇折，雍正在上面朱批，告诉年羹尧自己做主把年熙过继给隆科多，语句亲切胜过兄弟，其程度常人是想不到的，这和其与亲兄弟允禩、允禟谈话时的言论相比，不知道要差多少。得知雍正谕令把年熙过继给自己，隆科多十分高兴，向雍正表示自己一定要和年羹尧抛去嫌隙，共同为皇上效忠：“我们两个人如果还是与先前一样当做两人看，那就是有负皇上了。”经过雍正的协调，年、隆二人作为雍正初年的功臣、权臣，成为雍正初年雍正巩固皇位最得力的助手。对于他们，雍正给过无数封赏，进行过高度评价，给他们以极重的威权。如有一次雍正赏给年羹尧鲜荔枝，由京城到西安的驿站传递只用了6天，以便保持荔枝的新鲜，防止变坏。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雍正命礼部准备迎接大将军，年到达京城时，郊迎的王公以下的官员都是跪着迎接，年羹尧很是傲气，一眼都不看，只有他的同年史贻直作长辑没有跪拜，年看见后下马把自己座下的马让史贻直坐，自己又换了一匹马和他一起入城；王公们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微微一笑，点点头罢了。在京师短暂的时间里，雍正让年羹尧与马齐、隆科多等总理事务大臣一起宣布上谕。雍正向大臣们说，年羹尧是我原来的老朋友，记忆力好，文笔又好，能很好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才让他传达旨意，宣布上谕。雍正又宣谕各王公大臣，说自己之所以那么看重年羹尧，就是因为年羹尧为国出力报效，劳苦功高，不但自己敬重他，就连自己的后代子孙和天下臣民也应该敬重他。这样，在雍正的恩宠下，年羹尧和隆科多逐渐变得恃宠妄为。
年羹尧之死
随着年羹尧、隆科多的权势愈来愈大，任权恣行的事愈来愈多。雍正即位之 后，年羹尧在平定西部时任命私人，只要向吏部通报，不用向皇帝请示，称为年选。实际上，他那欺上压下、擅权横行的不法行为早就滋生起来了，任四川巡抚时，由于他本性贪婪，任权独断，加上军费开支很多，经常在四川加派赋税，使当地人民很是不满。当时江津县知县余田生对他额外急征的命令予以断然拒绝，年羹尧派使者拿了他盖印的文书去催征，使者到达县衙后，从早晨到中午，余田生不接见他。使者在堂上大闹，余田生命人把他捆起来，实行杖责。这时，江津几千百姓聚集在堂外，让几十位老人进堂，对余田生恳求道：“您敢得罪年羹尧，最多辞官不做；可您走了之后，我们没了依靠，日子就苦了。还是饶了使者吧！”由此可见，四川百姓对年羹尧加派赋税无可奈何。雍正登基后，年羹尧越来越放肆，很多大臣都向雍正弹劾年羹尧，揭发他种种罪名，结果反倒遭到雍正的训斥。雍正之所以这样对年羹尧和隆科多恩宠有加，除了因为年羹尧平定青海、隆科多传康熙遗诏之外，主要是年、隆二人作为雍正的长期心腹之臣，在支持自己即位、稳定即位后的局势、压制反对派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必须凭借他们，拉拢多数官员，使自己政权的核心力量得以建立。雍正这样做是颇为必要的，但是雍正对他们的恩宠肯定会使年、隆认为有这样亲近的皇帝为自己撑腰，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擅权专断，从而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权力中心，使皇帝主宰一切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局面遭到破坏。当雍正发现年、隆的势力已经开始威胁自己的权威、破坏国家统一，甚至危及自己的统治时，他对年、隆二人的态度马上转变，抛弃自己对他们说过的所有亲切的言语，到处搜集他们的罪证，鼓励大臣们揭发。此时，雍正已下决心将他们二人置于死地，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年、隆二人，特别是年羹尧，的确罪无可赦，不处死不足以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封建统治也不能得以巩固，对他们绳之以法极为必要，可雍正对这种局势的形成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年、隆的感情由十分热烈到极其冷酷，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和康熙过去批评他喜怒无常大概也有一定的关系。
雍正对年羹尧态度的变化，从雍正二年（1724年）冬，即年羹尧第二次进京时开始。当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示说：“近来年羹尧上奏言事，朕怀疑他居心叵测，很是有擅政专权的意思。”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在年羹尧折上进行批示，说身为臣子的，有为国立功之心，容易立功，但要持守功劳是不易的，而君王也很难持守对臣子的恩宠。如果臣子有恃功妄为的，必会失去君主恩宠而受到惩罚。在这里就显示出雍正要对年羹尧下手了。从雍正三年（1725年）春开始，雍正对年羹尧的错误和罪行，不断进行指责，对年属下的川陕两省官员进行大批调整，鼓励臣下揭发检举年羹尧，对年羹尧连连罢官。当年一月，曾由年羹尧提拔、深得其赏识的甘肃巡抚胡期恒向雍正上奏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反而指责年、胡搞朋党，没有批准。年羹尧曾上奏弹劾蔡珽将属下官员逼死，刑部奏请斩首蔡珽，雍正反而接见蔡珽，蔡上奏弹劾年羹尧贪暴，雍正不但不问蔡珽之罪，还任命他为左都御史。二月，因为出现的天象怪异，雍正和很多非常迷信的人认为这是祥兆，大臣们纷纷上表祝贺，而年羹尧在三月所写的贺表上将“朝乾夕惕”这个称赞雍正的字眼写得颠倒了，而且字迹不清楚。雍正认为这是大不敬，下诏指责年羹尧并不是因为粗心，而是擅权之心显露无遗。不久，雍正又对年羹尧虐待青海残部、重罪逃入准噶尔之人表示斥责。据传说在雍正改变态度开始斥责年羹尧时，曾有人劝年羹尧谋反，赶走雍正自己称帝。当时年羹尧有个叫孙剑才的门客，投靠年羹尧很长时间了。年羹尧扩建住宅，术士们都说百年之内都可兴旺，而孙剑才却说一会儿就要完了。年羹尧勃然大怒，要杀了他。孙剑才对年羹尧说：“大将军就要大祸临头了，我也不怕死。”年羹尧马上细问为什么。孙剑才说：“您劳苦功高，声名远扬，圣上怀疑您，而其他人陷害您，这并不是好事，而且张广泗、岳钟琪领兵西征，是在牵制您。如果派人刺杀张、岳二人，您自己亲率大军谋取中原，进攻京师，何愁大事不成呢！”年羹尧说：“成败未卜，再说我手中也有重兵。”孙剑才被放，后来改名换姓逃走了。后年羹尧果然大祸临头。可以说，即使年羹尧当初真的听信孙剑才的话谋反，他也不会成功。
在雍正的不断恩宠之下，年羹尧得意忘形，擅权存私，任意对地方文武官员进行举荐，形成前面所说的“年选”局面。这样，在年羹尧周围聚集起来一批人，形成了新的宗派。此外，他还仿效胤禵，经常向将军、督抚擅自发布命令；对于皇帝派往军中的御前侍卫像奴隶一样使唤；甚至在进京时还让额驸扎萨克郡王阿宝在他面前下跪，令人难以容忍。还要提一下的是，年羹尧贪赃枉法的情况也十分严重。
年羹尧的行为自然会使雍正无法再容忍下去，不过他还是有充分把握，随时可以将年羹尧绳之以法。所以在年羹尧第二次陛见后，有人提出不要让他回到陕西时，雍正很是不在乎，以为这是非常可笑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年羹尧之所以不叛乱，不是不愿意，而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朕不提防他，是没有这个必要。”
康熙初年清朝统一全国后不久，吴三桂等人控制将近半个天下，以这样的力量发动三藩之乱，都还被康熙平定。现在清朝统一全国已80年，国家的富足稳定、皇权的巩固远胜康熙初年，如果年羹尧真的凭借川、陕两省来谋反，只能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生产，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历史决不会宽恕他。年羹尧不会谋反，因为他深知这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他又自恃有军功，而且手握重兵，雍正也会讲些情面，不会将他怎样。当时京城的确有人担心年羹尧会发动叛乱，建议雍正不要过分责备和处罚年羹尧。雍正很是坦然，说：“考察一下目前的形势，对年羹尧的实力很是了解，他不会有所作为。”雍正独揽天下大权，政权稳固，实力雄厚，不怕年羹尧谋反，故而敢于彻查年羹尧的罪行。这是雍正的高明之处。当年四月，雍正下令削夺年羹尧的军权，其权力交由岳钟琪暂时代理，命他去浙江就任杭州将军。年羹尧接旨后3天才交出大将军印，不得不离开了他管辖了十几年、指挥过十万大军、建立过重大功勋的川陕，带着少数随从赶往浙江，任由雍正控制。为了防止年羹尧在途中有什么不轨行为，雍正命令所经地方官员，密切注意他的动向。在去浙江途中，年羹尧还在幻想雍正能原谅他，竟上疏说自己不想去杭州赴任，这等于抗旨不遵，使雍正更为不满，命他即刻上任。朝廷大臣们看到雍正决心已下，纷纷上奏揭发检举年羹尧。直隶总督李维钧三次上疏，说年羹尧利用权势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排除异己，侵吞国库，滥杀无辜，残害百姓。雍正将这些奏折一一给年羹尧观看，要他回奏。随后，雍正严惩年的心腹和党羽，一一处理。同年七月，雍正免去年羹尧杭州将军职务，授以闲散章京将其安置在杭州，又令地方官员对如何处理年羹尧发表自己的意见，为处死年羹尧作舆论准备。于是广西巡抚李绂、河南巡抚田文镜等纷纷递上奏章，要求将年羹尧处死。雍正表示接受，于九月将年羹尧的官职头衔尽数革除，下令立即逮捕他。十一月，年羹尧被装进囚车送往京城。十二月，议政大臣奉雍正旨意历数了年羹尧九十二款罪行，请求处死年羹尧。这时年羹尧在狱中还希望雍正念自己有功能免一死，上书哀求雍正说：“我已经知罪了。希望主子能开天恩，可怜我，饶了我吧。我现在还不算老，还能给主 子效犬马之劳。”但雍正不为所动，决心已下，认为在年羹尧的九十二款罪行中该判极刑和斩立决的就有30多条，但表示开恩，允许年羹尧自杀。在给年羹尧最后的谕旨中，雍正说：“你也是读书人，纵观历史，像你这样不法悖逆之人还有比得上的吗？自古悖逆之臣也大有人在，可在败露前还进行掩饰，而你却毫无顾忌，任意妄为，从古以来有这样的吗？”接到自杀的命令，年羹尧不愿动手，雍正就让他的死对头蔡珽担任监刑官，年羹尧只好上吊自杀了。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兄长年希尧因为没有参与年羹尧的罪行，被免去官职而没有被刑罚，年羹尧的儿子年富被斩首，其他15岁以上的儿子被发配到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到15岁时，一个个地发配，永不赦免。但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雍正还是将年羹尧戍边的儿子赦免了。
隆科多之狱
处死年羹尧后，雍正着手消灭隆科多势力。隆科多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并主管吏部后，经他操办的铨选，人们称之为“佟选”，这样，他独揽了用人大权。
隆科多虽然是雍正的亲信，在雍正登基时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他深知雍正不能容人，担心自己的地位不能长久保持，很早就把私产分藏到各位亲友家和西山寺庙中。雍正得知后认为他不守臣子之道。隆科多又主动辞去步军统领的职务，雍正马上想让巩泰来代替他，不让隆科多再对这一重要职务有什么影响。隆科多还经常与胤禩一党的人秘密往来；年羹尧案发后，隆科多又包庇纵容年羹尧的罪行。
雍正愤怒无比，认为隆科多与年羹尧结为朋党，还想让胤禩党人加入自己的集团。这样，雍正在谴责年羹尧的谕旨中，就把隆科多跟年羹尧相提并论了。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在处理年羹尧之子年富时，雍正又免去了隆科多的二儿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务。雍正下令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隆科多主持的吏部前后提出两个不同处理意见，雍正认为前者过轻，后者过重，这是隆科多有意这样做，命令都察院严肃处理，结果隆科多被免去太保一职，到阿兰善山修城垦地。年羹尧被处死后，雍正四年（1726年）一月隆科多被削去职务，但雍正还是命令隆科多先去阿尔泰山主持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游牧地的划分疆界事宜，后来又派隆科多代表中国政府与俄国使臣举行会议划定中俄中段国界。雍正说：“这件事只有隆科多才能胜任，他要尽心竭力的话，朕会宽恕他；如果他心存叵测，不能办好定边大事，朕一定要治他的罪。”隆科多认真贯彻雍正的旨意，在执行自己的使命时尽心尽力，作出了贡献。特别要说的是，在中俄边界会谈时，隆科多坚持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强烈要求俄国归还它所侵占的中国蒙古族地区。尽管隆科多尽心竭力，雍正却违背自己诺言，不肯宽恕隆科多，他清除隆科多的决心已经确定。正当隆科多为维护国家主权与俄国使臣紧张谈判时，雍正以追查隆科多私藏玉牒底本为借口，突然召回隆科多，命策凌等人接替隆科多，策凌等在谈判中没有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却接连向俄方让步，在当年七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隆科多回京后，诸王大臣历数隆科多罪行四十一款。其中有大不敬之罪五，如私抄玉牒收藏在家，将康熙钦赐御书贴在厢房里视为玩具，“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等；欺罔之罪四，如“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带匕首，以防不测”等；紊乱朝政之罪三，如“皇上谒陵之日，妄奏诸王心变”，“妄奏调取年羹尧来京必生事端”等；奸党之罪六，如“交结阿灵阿，邀结人心”等；不法之罪七，如“任吏部尚书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纵容家人勒索财物，包揽招摇，肆行无忌”等；贪婪之罪十六，如索诈安图银38万两，收赵世显银1.2万两等。隆科多的四十一款罪行，有的和年羹尧的罪行类似，但隆科多的罪过是不能与年羹尧相比的，要轻得多，雍正处治他虽不为过，但隆科多还不像年羹尧那样肆无忌惮，还是有所收敛的。而且，在犯罪后异常艰难的情况下，还受命与俄国使臣谈判边界问题，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难能可贵。年、隆结党又结亲，本来是雍正自己促成的，想要他们两人成为巩固自己统治的主要力量。年羹尧死后，隆科多已势单力孤，其实对雍正皇权已形不成什么威胁。如果雍正全面考虑一下，对隆科多降级免官就能达到他的目的。但是，雍正五年（1727年），隆科多还是被囚禁在畅春园附近。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最后死在被囚禁地。
名家回眸
“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这是雍正曾经对年羹尧说过的话，就是这样一位备受皇上恩宠的勋臣，最后却成为罪人被处死。着名学者金性尧在《宫廷政变》一书中对这个原因作出了阐释，对于年羹尧的死，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年羹尧、隆科多都曾经为世宗夺位出过力，世宗既登大宝，他们已成为功狗，为了怕泄露当初的隐蔽，自非洗清不可。另一种认为年羹尧被诛，全由于自己骄枉专擅，使世宗不能容忍。这是立足于世宗承统，原出圣祖生前原定意图的基点上，所以年羹尧之被杀，与世宗承统无关。
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原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能容；而且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也为国家所不能容。而被雍正公开称为“舅舅”的隆科多，身居要职，在雍正皇帝即位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他重权在握的时候，拉党结派，贪赃枉法，完全是一个传统的权臣形象；但是在与俄国谈判的过程中，他能够坚持立场，维护国家的利益，也为他的一生画上了光彩的一笔。
世宗暴卒之谜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子时，统治中国十三年并做了很多贡献的雍正帝，在圆明园寝宫中永远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人世，终年五十八岁。
对于雍正的死，如同他的继位一样，目前仍然还是个令历史学家伤透脑筋的谜案。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规律，即使是高居深宫享尽人世间荣华富贵、权高一切的皇帝，最终也难逃一死。所以，雍正的死本身并不足怪，更何况就雍正的年龄而言，在当时也还算是高寿。但是，雍正的死确系暴死，仅此一点，便是后人对这位残暴之主是否是寿终正寝产生了好奇心。而对于他的死更是有种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清朝官方文书中记载的“正常死亡说”。如最早记载雍正之死的《起居手册》记述说：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即位。”宝亲王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这是最早的记载。后来的《雍正朝实录》与《乾隆朝实录》以及《清史稿》都源此说，所记相同，即雍正帝是正常病死的。这种说法也有道理。雍正即位以后，面临着允禩等人的分裂活动和众多的改革事宜，他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政务中去，日久天长，健康必受影响。雍正四年，他自己便承认精力不足，疲劳衰弱，一下病倒，拖了一年，失于调治。雍正八年三月，他又间日时发寒热，饮食大减，夜不能寐，历时两年有余。五月间一度好转，九月再度加重，直到十月才渡过险关。这场将近一年的寒热病，几乎送了胤禛的命。一个五十三岁的人，患了这样一场大病（似为疟疾），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死在圆明园内，也在常理之中。毕竟，对于一个古人，特别是古代君主来说，五十七岁的阳寿虽不很高，却也不低。但后来许多人对此提出疑问：正当中年的雍正帝，怎么从得病到死亡，仅历时三天？怎么死得这么快速而又突然，莫非其中别有隐情？
第二种说法，是民间流传极广的“吕四娘刺杀说”。因为雍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着名的阴险毒辣皇帝，喜欢搞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杀戮株连多人。
如雍正六年制造的吕留良案，与雍正七年制造的张云如之狱，不仅株连到吕、张两个家族，而且波及成百上千人，杀的杀，关的关，充军的充军，已死的还要开棺戮尸，这些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义愤。民间流传“江南八侠”为此千方百计报仇雪恨。“八侠”中有个吕四娘，因其与吕留良同姓，便被民间误传为是吕留良的孙女，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幸免于难，后为替父祖报仇，习学武艺。还有一种说法是，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开雍正后培养了这位女徒。她在武艺练成以后，深夜潜入宫禁，刺杀雍正，还取走了雍正的首级。这就使得清廷只得打造了个黄金头颅，装到雍正的尸体上收殓，并严加保密，免得丑事张扬。这就是雍正遇刺而死的传说。
但细考史实，平心而论，此说是难以成立的。吕留良孙辈中并无吕四娘。在吕留良父子获罪时，其全家都被严密看押，后被发遣极边为奴；吕留良的孙女绝少漏网可能，更难回到北京作案。何况雍正临终前，一直住在圆明园离宫，此处戒备森严，驻兵日夜巡逻，一个女子决难潜入寝宫刺杀皇帝。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着称。
他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逃出的，他自然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并没有责备他，他心怀畏惧，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更加不可能会让主犯的子孙逃脱。
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发掘清皇陵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再次传说棺材已经被打开，雍正果真有尸身而无头。
第三种说法，是近代学者杨启樵在参阅清宫留存史料后，分析研究，认为雍正是因服食丹药中毒死亡的。当代学者杨乃济先生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等第一手资料，也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赞同此说。
雍正年轻时即好佛、崇道。做了皇帝后，他求仙访道、企求长生，更是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把道士请进宫内，待以上宾，为他炼丹服用，还希望自己住的皇宫能像有名望的佛寺、得道仙观。包括在其周边环境制成模型，以利仿建。可见，他对道家的长生成仙说，已经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因常年临幸众妃而体质日衰，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终于发病时，养在宫中的两个炼丹道士张太虚与王定乾邀功心切，向雍正进呈他们炼的丹药。没想到雍正一吃完，很快就“龙驭上宾”了。前文说过，张廷玉的私人记录也已表明，雍正宾天时正是“七孔流血”。七孔流血是严重中毒的反映。雍正长期服用道士所炼之丹，及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这些丹药中汞、铅、朱砂等矿石含量较高，又都是高温煅烧而成，热性很大。十三阿哥允祥去世后，为渴求长生不老，雍正加大剂量服用丹药，终致中毒，是情理中事。
正因为此，乾隆在雍正死后的三天内，雷厉风行地处理了三十八件要事，三分之二都与葬礼直接相关。其中一件，就是传谕给宫中的道士的。言：“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将宫中的道士统统驱逐出宫，“各回本籍”，并要他们严守宫中机密与雍正死况，否则格杀勿论。从这些异常举措中，不是可以窥视到雍正死亡原因的一些蛛丝马迹吗？
实际上，雍正生前曾谕几路总督、巡抚为其寻找道士，甚至不顾夏日炎炎，在宫内、宫外僻静之处，用万斤灰炭炼丹。年老体弱的胤禛，豢养道人为治病强身，这个目的显而易见。道士推拿炼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治疗方法，但盲目迷信却走向反面。将胤禛对道士的重视态度，与乾隆果断的驱道行动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认为胤禛之死与长期服用丹药引起重金属中毒必定有关。
第四种说法，是频繁进行男女性事，乃至乱服春药。金恒源先生认为，雍正称帝执政十三年，基本上是处在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之态势中。他在生命垂危时，请同胞兄弟出山辅助，又遭坚辞，其情其状其心态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雍正的身体状况，在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热衷房事，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
“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似乎没有必要去故意捏造、肆意攻击雍正。这条史料，当可作为雍正晚年身体亏损的一条辅证。
名家回眸
历史上对于世宗的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世宗之死之所以引起后人的猜疑，和他生前的残忍阴鸷、树敌过多也不无关系，对他不满的人借此发泄内心的宿怨，等于是一种诅咒。
着名学者金性尧在《宫廷政变》一书中指出，世宗的时代早已过去，对于我们，只有理性上的功过之分，而无感情上的恩怨牵绕，所以，我们对于封建帝王的评断，重心还在他们对历史起过什么作用。
清史学者孟森对于雍正的评价是这样的：“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又说“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可见孟森对于雍正的赞誉很高。
英国历史学者史景迂认为：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清皇朝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准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因此得以精准地分析问题并有魄力地作出应对。他的改革同时包含了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虽然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雍正未能了解与解决明清第三帝国作为内敛式王朝的根本问题，但清朝得以建立起一套继续运行百年以上仍大致有效的统治体制，而未沦为“立国百年而亡”的王朝，此当归功于雍正一朝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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