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货希望拜会孔子，孔子不愿见他，他就送给孔子一头蒸猪。孔子趁阳货不在家时，才去拜谢，不料在路上碰到了。阳货对孔子说：“你走过来近一点，我有话给你说。”他接着说：“你身上揣着道德才学，却让一国的人民陷入迷惑，这算是行仁吗？我会说不算。喜欢做事却又屡次错失机会，这算明智吗？我会说不算。光阴似箭，岁月不会等待着我们呀。”孔子说：“好吧，我要考虑出来做官了。”
《阳货篇》讲的是孔老夫子在他那个时代所经历、所了解的官场百态，以及与几个希望进入仕途的弟子的对话。
这一章算得上是超有趣的小品。孔子与阳货两人没有一个讲真话，完全是应酬的话。人生有时候难免要讲一点假话，孔子也不能例外，但假话不是谎话。因为孔子这次碰到了一个不对头的人来找事，他也得敷衍应酬。既然是应酬，讲真话干吗呢？常言道：“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对方不真诚，你也没必要对他真诚，对方糊弄你，你也糊弄他，只要彼此都不伤和气就完了。
可是，阳货这“货”就因此而身后留名了。在当时他可说得上是很有地位的人。《史记》中称他为阳虎，是季氏家族炙手可热的家臣，很为季氏所信任。季氏家族几代都把持着鲁国的朝政，而阳货当时又掌握着季氏的权柄。阳货后来反叛，图谋铲除包括季氏在内的鲁国三桓，失败后，逃往晋国。在鲁国，阳货可算是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有权的人自己难免就感觉飘飘然，觉得自己一切都了不起，一副随处要指导人家的样子。所以，对于孔子来说，他是绝不愿意跟阳货这种人打交道。可是这一次狭路相逢，半路撞上了阳货，孔子只得硬着头皮应酬应酬。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归”即馈送。阳货希望拜会孔子，孔子不愿见他，他就送给孔子一头烧猪。阳货在当时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他自抬身价，想让孔子来见他，当然有其政治目的。他实际上是希望孔子到他那里去做官，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野心。孔子当然看破了阳货的用心，心想你想利用我，我浪费这个时间跟你扯什么？
阳货一看孔子不甩他，又不能对他来硬的，因为孔子当时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阳货就想歪招，即送礼给孔子。因为，按照古礼，大夫有赐于士，士必亲自拜谢于所赐者的家。所以，阳货故意送给孔子一头烧猪，实则给孔子出难题。目的是让孔子不得不来拜见他。孔子一看这一下糟糕了，来而不往非礼也，可是内心又真不愿意见这个人。
孔子就“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时”就是“伺”的意思，代表窥视。孔子打算趁阳货不在家的时候，才去拜谢。不料在路上碰到了。也就是说，孔子收到阳货的大礼之后，感到两难，所以他也想招如何应付这件事，于是就派学生当“间谍”，去搜集阳货的情报，派学生去看看那个王八蛋什么时候不在家，好去那边递一张名帖后，回头就走。这样就不会碰到他，以免尴尬。可见，孔子是多么想回避这个讨厌的人，连刺探这种手段都用上了。因为对方是有名的大夫，地位比自己高，又不能失礼。他根据学生所了解到的消息，趁阳货不在家，赶紧去拜谢。
真是冤家路窄，结果孔子还是在半路上撞上阳货了。这代表孔子有“间谍”，阳货说不定有“反间”。阳货是那么有权有势的人，也是个人精，他就知道孔子可能会趁他不在的时候，派人暗地里打探他的消息。于是，他放出假消息，故意让孔子的“情报员”了解到他不在。等来打探消息的人走了，他就绕一个圈又回来了，心想，我要在必经之路上堵住你孔丘。
两人不期相遇。阳货劈头就对孔子说：“来！予与尔言。”你走过来近一点，我有话给你说。可以想见，阳货当时的态度和语气多么的盛气凌人。虽然阳货心想：岂有此理！下帖子邀请你，你还不愿见我，看叫我逮住机会，怎么教训你。可是他讲出来的话还要显得很有文化的样子，孔子这下只得硬着头皮应付了。
“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宝”，比喻道德才学。“怀其宝”意思是把才学揣在身上，不去施展。阳货说“你身上揣着道德才学，却让一国的人民陷入迷惑，这可以算是行仁吗？我认为不算。”阳货的言下之意是，你孔子这样有才干却不去发挥，是“暴殄天物”！让自己的祖国鲁国找不到恰当发展的路子，算不上仁。他第一句话就给孔子扣了一个帽子。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亟”有屡次的意思。“失时”是阳货对孔子一个很严重的指控。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孔子喜欢做事却又屡次错失机会，这可以算得上明智吗？我认为算不上。“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精神的基本立场。阳货言下之意是，孔子你这样做，既非仁，也非智。这就直接质疑孔子的德行了，话里就有一些训人意思。
阳货说这段话，实际还暗含着另一层意思，假定你孔丘是人才，又想施展抱负，你应该先拜拜码头；我要见你，说不定是你的晋升之阶，也是你东山再起的好机会，你居然还不愿见我。你跟我拉近关系，对你只有好处。他这里就有一点提醒暗示的意思。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光阴似箭，岁月不等人。“岁不我与”，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时不我与”。“与”，讲浅一点就是老天爷给大家的时间都一样，它不会特别多给你一点。老了就是老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也不会给你添岁的。阳货的意思是，您老夫子就不要再矜持了，干大事要趁早啊。该做的事情不马上干，就是见义不为，这可是“无勇”呀。“不仁，不智，又不勇”，阳货把孔子所一贯倡导的智、仁、勇三达德反击给孔子。自己提问，自己回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想让孔子不容置辩。
孔子说：“诺，吾将仕矣。”孔子说：“好吧，我要考虑出来做官了。”这是孔子应酬的话，完全与阳货虚与委蛇。孔子心想，你总算说完了吧，你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讲了这么一大堆理由，我就只有简单五个字回答你。孔子暗含的意思是“谢谢指教，我还有事，要马上走了”。孔子实际上是懒得再理他，心中早自有主张：即使你阳货讲的都对，我出来做官也不可能走你的门子。你是什么角色！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看，两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在半路上碰上了，不得不应酬，这也是斗智。这就像《易经》睽卦第二爻“遇主于巷，无咎”之不期而遇，还有初爻“见恶人，无咎”，见到讨厌的人，也得应酬两句，不要同他人轻易结怨，不要给对方太大刺激。尤其是碰到这种得势的小人，何必当面得罪他呢？敷衍他两句好了：“对对对，您说得很好，我是要考虑出来做官的。”
孔子认为话说到这里，再多讲一句也没意思了，知道自己马上该“遁”。如《易经》遁卦《大象传》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君子要远离小人，又不直接冲突得罪，以谋自保，该守的分寸一定要守住，不要越雷池一步）。我们希望能够跟小人保持距离，可千万不要让他觉得我们内心憎恶他。你如果连正眼都不瞧他，那样不好，也没有必要。小人不可以得罪，得罪了君子还无所谓。
所以，君子跟小人互动时，尤其在自身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这的确是一门艺术。在这种严守分寸的时候，人家害不到你，而你也没得罪他，他也抓不到你的把柄。可见，一个真正的君子自重、自持是非常严的，有时候连鬼都怕，邪门歪道都远离己身。如果不自重，那就是自取其辱。掌握这个分寸，就不会有“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麻烦了。
2.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依天赋的人性来看，人与人是相近的；依习染对人的影响来看，人与人就相差太远了。”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三字经》中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从这一章选来的。“性”，就是天命之谓性的“性”，上天赋予每个人最根本的人性大概都差不多，譬如，人有向往行善的本性，有欲求的本性，有感觉的本性，有思考的本性。但相较于其他动物来说，向往善的本性与思考的本性才是人最根本的“性”。
这一句话中的前半句，孔子强调的是人性在人生命中所产生的力量而言，后半句所强调的是，后天的习惯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力而言。
我们知道，刚出生的小孩都很可爱，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孩子就渐渐变得不可爱了。正如屈原在《离骚》中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意思是，为什么从前的这些香草，今天全都成为荒蒿野艾！人之所以会变质，也许是家庭的环境，也许是周遭的朋友，或者学校，给他太多不良的熏陶与习染，让他本来纯真的人性越走越远。所以孟母要三迁，要重视后天的教化，这就是“苟不教，性乃迁”。
《易经》坤卦第二爻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意思是，坤卦本身具有“直”的善良本性，去规规矩矩的学习乾卦所代表的“大”，不受习气的污染，当然会有最好的结果。）这里的“直”是一种自然态，指人先天的美德本性。也就是孔子说的“人之生也直”的“直”。“习”就是“习相远”的“习”，因受后天环境的影响，以致各有各的造化，即习惯与环境影响一切。坤卦是第二卦，属于广土众民刚生出来不久，人性本来是直方大的，可是到了第二十九卦坎卦的“习坎”阶段，人身上都是业障，说明天赋的人性越流越远。
《易经》中的复卦代表妈妈生小孩的象。第一爻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还没有偏离人生的正道，不会有损失，但是人生一路走来，到最后的第六爻就好惨：“迷复，凶，有灾眚。”彻底偏离了人生正道，凶险难料，以致天灾人祸并至。这就是“习相远”的结果。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人走得越远，越远离了良善之道，都是后来的习气造成的。《庄子》一书中的盗跖和柳下惠本是同胞兄弟，到后来，一个成为江洋大盗，一个成为圣人，一奶同胞都会差这么远！这都是后天个人的行为习惯以及环境使然。正如英国作家艾霍尔所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那么，“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我们就清楚了，也就是依天赋的人性来看，人与人是相近的；依习染对人的影响来看，人与人就相差很远了。人根本的性在善的方面是相近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对善都有自己的要求。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在力量表现的程度上有强有弱。譬如，有人犯小错，心就不安了；有人犯大错，心才不安。每个人都有良知良能，这都是相近的。为什么到后来，有人成佛，有人成圣、成贤、成大人，有人就乱七八糟，堕落到地狱而万劫不复呢？就是“习相远也”。一旦远离善性太远了，想“复”也复不过来了。英国哲学家休谟说：“习惯是人生最有力的向导，起初我们造成习惯，后来就是习惯造成我们。”好坏习惯的养成都适用这句话。
以中国思想来讲，性向善到底有没有根据呢？我想还是有的。我们在《系辞传》里面有近乎直接的证据。《系辞传》大部分从“子曰”来的，孔子还是偏向于认为人性是向往为善的，只是他没有明讲。因为，孔子知道给人单讲这个抽象的概念也没有用，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体会。《易经·系辞传》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个成之者的“性”是从继之者的“善”发展来的，又上推到从“一阴一阳之谓道”产生的。那不就证明性的源头是善吗？还有《文言传》有“元者，善之长也”。既然创造人的“元”是“善之长”，那人性必然是对善有所要求。
孔子这句话所强调的重点是后半句“习相远”带给人深刻的警示：人生应该努力培养好习惯。因为好的习惯愈多，则生活愈容易，我们抵抗诱惑的力量也就愈强。
3.子曰：“唯上知（同‘智’）与下愚不移。”
孔子说：“只有最睿智的人与下等蠢人是不容易改变的。”
“上知”，指“生而知之者”，天生就有大智慧，或者个人敏感度很高，他的人生很容易就选择走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康庄大道上，别人让他为恶，也办不到。真正的“潜龙”是永远不会被世俗所改变。
“下愚”，因为困而不学，才沦为愚蠢之人。而蠢人是永远不能做出明智选择的，所以，后来就习惯于为恶而不自觉了。孔子认为，愚蠢之人自己不愿改变，别人更难以改变他，而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人后天的教育，后天好习惯的培养以及学习的环境就特别重要。
孔子这章所强调的重点是，警示人们“下愚不移”的结果是要自己负责的。
4.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去访问武城，听到弹奏琴瑟，还有歌唱诗的声音。先生微笑着说：“杀鸡何必动用宰牛的大刀？”子游回答说：“我过去听老师说：‘在上位的君子学到了礼乐等，就爱护人民；在下位的一般人学到了礼乐等，就容易让他们做事。’”孔子马上说：“各位在旁的同学，偃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的。”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之”就是“往”的意思，武城是当时鲁国的一个县。孔子去访问武城，听到弹奏琴瑟，还有歌唱诗的声音。孔子一行刚莅临武城，去看望子游，一下车就听到了弹奏琴瑟以及咏唱诗歌的声音，这说明子游平时一直在倡导武城的百姓要接受礼乐教化的熏陶。
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先生微笑着说：“杀鸡何必动用宰牛的大刀？”有杀鸡的小刀就可以了嘛。当然孔子一方面也暗自欣喜，年轻的高徒子游本来只是文学科的高材生，现在已经能行使礼乐教化了，很会学以致用嘛。换句话说，老师到武城访问或游玩，子游作为一县之长，肯定是一直陪着的，也希望老师现场办公，能给自己的政事指导一二。孔子当然很赏识弦歌之声，因为他在教学中一向重视礼乐教化。夫子听了就很高兴，就以很放松的心情说，这个礼乐教化可是治国平天下的，子游只用于治理这个小城，可惜不能行教化于整个国家。
一听老师好像有点挑剔他，年轻的子游有点当真了，就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偃”是子游的字。我过去听老师说过，在上位的君子学到了礼乐等，就爱护人民，在下位的一般人学到了礼乐，就容易让他们做事。礼乐教化，就是教人懂得做人处世之道，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在位者还是不在位者，只要他肯学，在上位的人就懂得照顾人，在下位的人就愿意做个安善良民，容易听长官的差遣，不会冥顽不灵，也不会桀骜不驯。子游的意思是，因为您以前有教导我们，对此我还做过笔记，我今天有机会从政来治理武城了，就要把所学的理论付诸实践，让百姓听听弦歌之声，老师怎么还要讥笑我呢？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马上说，各位同学，偃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的。当时旁边一定有跟随陪同孔子出访的其他同门师兄弟，孔子这里对高徒子游是既有欣赏，又有可惜，并不是真的对子游有任何挑剔。
5.公山弗扰以费畔（同“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同“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占据费邑，起兵反叛季氏。他召请孔子去帮忙，孔子想要前往。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请我去的人，难道没有什么意图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
这一章和第七章都关乎孔子平生的抉择，像禅宗的公案一样，让不少传统的儒学家、理学家很尴尬。因为宋明理学对孔老夫子外王的主张了解有限，他们非常讲究明心见性，最后就钻到牛角尖里去了，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至圣先贤怎么能带头做大逆不道的事呢？
这一章是说孔子曾经想帮助叛乱者公山弗扰。这是研究孔子思想和《论语》很有名的公案，叫“夫子助叛”，他要帮助反对派来对付当权派。在谨守分寸的时代，大家一般不会思考当权派是否合理，多数人认定反对派是大逆不道，因为没有透彻研究，一般人不懂孔子。
“公山弗扰以费畔”，公山弗扰以费邑为基地，起兵反叛季氏。费是季氏管辖的一个邑，公山弗扰是鲁国的贵族，弗扰是他的名字。这是历史事实，在《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中都有记载。“以”是“据”的意思；“召”是邀请的意思。因为孔老夫子有地位、有学问、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身边还有那么多有才的学生，公山弗扰就想请孔子去帮忙，当军师。
作为一个家臣，公山氏起兵反叛自己的老板，在当时那还得了！在《学而篇》里孔子的大弟子有若就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不过，有若这种观点也有点太守分了吧？不是真正孔子的精神，不合理的当然要反对，为什么一定要接受？有若的思想立场是典型的乖乖派，他的言论特别容易被专制政权利用。专制者希望臣民越乖越好，不要犯上作乱，可是每一个朝代不都是靠犯上作乱建立的吗？武王伐纣是不是犯上作乱？当时在上位的纣王已经很不像话了，为什么不可以反对他，把他拉下来？为什么不可以革命呢？夏、商、周都是这样，开国帝王的权力大多是靠犯上作乱获得的，可是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后来就被人认为不可以，这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子欲往”，孔子动心了，想去。“子路不说”，子路不高兴了。子路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有什么想不通的、不认同的，他马上表态，绝不隐藏。“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末”是无的意思，“之”就是“往”。他说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没有地方可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子路的意思是说，老师就是要帮，起码也要选个像样的人，为什么要帮公山弗扰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呢？子路认为换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人物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既然现有的政治格局没有机会，一旦另外有机会，完全可以借势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是公山弗扰这个人太可疑了。
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的境界，老夫子的想法就和子路不一样，他就是要借公山氏的势来成就自己的理想，不想再安于现状。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就是因为鲁国不能干，要到别的国家看看有没有可能，别的国家也不行，回来了，再看鲁国还有没有可能。
“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徒”就是徒然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哪能白白地请我去呢？他是真想用我去帮他的忙。这是重大的政治邀请，公山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说说的。孔子认为他就是想利用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实践抱负的机会，不然一天到晚学，没有机会为政。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人真想用我，我难道只是为了维持东周的现状吗？“其”是虚字，与岂有此理的“岂”的语义是一样的。孔子的想法是，我有实力，有资源，在助他成功的同时，说不定可以改变鲁国的季氏专权，可以改造社会，甚至影响整个天下。我哪里是为了东周呢？
孔子没有愚忠的思想，有的是实际改造社会办法，所以他认为公山弗扰召他，对他来说是个机会。虽然最后没有真去，因为对方可能真不值得辅佐。孔子这样做，不是要恢复既定秩序，而是要新的创造了，另起炉灶了。另起炉灶不只是理论学说，要有实际机会实践我的抱负，这才是最重要的。
6.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请教行仁的做法。孔子说：“你到哪里都能做到以下五个方面的事，就是践行仁了。”子张请问是哪五件事。孔子说：“庄重、宽厚、信实、敏感、施惠。自己能庄重，就不会招来侮慢；能待人宽宏大量，就容易得众人心；能做到信实，就能得到人的信任；能临事敏感，就能取得功效；能对人施恩惠，就容易领导人。”
孔子这里给子张的回答，是针对子张个性上的弱点因材施教，总是希望他能够改一改习气。子张当时很年轻，志向又高，性格有点偏激，一直很想当官，可说是个“官迷”。他可能以前听过几个杰出的师兄，像颜回、子贡、仲弓等都向老师请教过仁的问题。他一直认为自己当官是迟早的事，所以在此向老师问仁可能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做官考虑。孔子对此很是了解，所以他下面开出的五字诀就是针对子张将来有官位的时候，他要修的功课。孔子曾经给颜渊的答案是“克己复礼为仁”，给仲弓的答案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给子贡的又是另一套。可见，行仁没有固定答案的，孔子是看对象来给学生具体指导，这就是“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而且孔子希望来发问的学生，能懂得老师讲的就是最适合他的，不要像樊迟那样，总嫌老师给的答案不是那么“高、大、上”。这就是教育家的智慧，这就是好老师。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说，你到哪里都能做到五个方面的事，就是践行仁了。孔子下面就告诉子张行仁的五字决：“恭、宽、信、敏、惠。”即庄重、宽厚、信实、敏感、施惠。
“恭则不侮”，自己能庄重，就不会招来侮慢。“恭”指对待别人的态度要庄重，即心存敬意，懂得尊重人。尤其一个有官位的人，只有自己够庄重了，下面的人才不会随便侮慢你。相反越不懂得敬重人家的人，或者散漫，或者乱讲话的人，反而有时候会招致人家看不起，对你不客气。
“宽则得众”，能够待人宽宏大量，就容易得众人心。这是一定的，一个有容人之量的人，就能厚德载物。不宽就是窄窄的心肠，不给人家路走；对人刻薄寡恩，最后一定众叛亲离。
“信则人任焉”，与人打交道能做到信实，就会得到人的信任。如果一个人做到说话算话，实实在在，值得信赖；人家就会委托你做事，有好的职务找你担任，也放心交给你做。这样你才可以担负责任，为人民服务了。
“惠则足以使人”，能施恩惠于人民，就容易领导他们。因为“小人怀惠”，实惠对老百姓最有吸引力。孔子的意思是，子张你不要竟讲空话，要懂得人性，如能经常施些恩惠给百姓，这样就使得动他们，百姓服劳役时都会愿意尽力。
“敏则有功”，临事能做到以敏感之心面对，就容易取得功效。“敏”不是敏捷、勤快的意思，快了往往会误判，会做错事。做事是为了求得最后成功，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反应敏锐，比谁心思敏感。察觉事情，判断很机灵，凡事能先知先觉，那种情形都叫“敏”。另外，“敏”其实跟“慎”也有关系，敏离不开慎。“真心”为“慎”，心真正起感应作用了，就虑深通敏，才能做到“敏”；否则就是迟钝，甚至于麻木。“敏”还是《易经》咸卦所代表的意涵，“咸”就是感应的意思。咸卦《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所以，人遇事时，心的感应首先要很强，知机就知道马上应变，踩上霜就知道冰冻的时节快到了。反应特别快，这样做事才容易成功。只有时机成熟了，才有所谓出手快不快的问题；否则，再快也是徒劳无功。哲学家柏格森说：“思考时要像行动者那样敏捷，行动时要像思考者那样稳重。”
咸卦《大象传》有“君子以虚受人”，还有《系辞传》所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都是描写“敏”感情况。人那种专注力一旦集中，感应力强的时候，针尖掉到地上都听得到的。正如庄子说“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一汪深潭的水，静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在一个感应力强的人听起来，那个细微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
以上“五字诀”，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孔子经常对子张的谆谆教导，可谓是不厌其烦，不仅提出让他容易记住的秘诀，还进一步告诉子张为什么要那样做。孔子生怕子张领悟错了，因为他当时毕竟太年轻（子张小孔子四十九岁）。
7.佛肸（bì xī）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páo）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邀请孔子，孔子想要前往。子路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是不会到本身就作恶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占据中牟，起兵反叛，您却要前往，这是怎么想的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不也说过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也磨不薄的；最洁白的东西，是怎么染都染不黑的。难道我会像一只匏瓜，怎能挂在那里不让人食用？”
这一章讲的是晋国的事，看起来外国那些权臣也非常肯定老夫子在政治方面的才干与影响力，所以晋国也有反对派出来犯上了。佛肸是晋国大夫范中行的家臣，当时任中牟县的行政长官。晋国赵简子专政时，去攻打范中行，范中行的家臣佛肸据地反叛赵简子。孔子又心动了，可见只要有机会施展抱负，孔子绝对是审慎评估，勇于行动，绝不拘泥于任何窠臼。
“子欲往”，老夫子想要前往，而拦住老师、质问老师的人又是子路。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我曾听你说过，本身作恶的人那里，君子是不会前往的。看来佛肸这个人本身的争议性很大，他很可能是为了私利在中牟反叛的。子路认为佛肸本身就是在作恶，社会形象很不好，这样的人应该尽量与他保持距离。
“子之往也，如之何？”您想要前往，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子路很有意思，直接就质问老师，孔子不承认也不行了：“然，有是言也。”没错，是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孔子还有一句潜台词没讲出来，那就是“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一直到现在，我们对很多经典的理解还是容易断章取义，往往抓到先哲在某一个时间讲的一句话，就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真理，当成定律去硬套所有的事情。其实先哲可能在另外的环境中也讲过其他的话，这就需要系统地学习和思考。很多人读《论语》就永远进不去，永远停留在误会的层次，一直是个糊涂鬼。这样的人就跟子路一样，就记得那一句，就喜欢那一句，别的一概不管。这肯定会跟实际情况有距离。
“不曰坚乎，磨而不磷”，“磷”是薄的意思，孔子用了一个比喻，意思是我有很坚定的意志，百折千磨也不会变薄。这叫“金刚心”，金刚不坏，到哪里都没有问题，都能保持本色。孔子也在暗示子路，人的意志、能力不够，当然会这也怕，那也怕；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佛下地狱去救众生，不管魔怎么去缠他，佛的功力都不会削减，也不会被魔所引诱。人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就可以跟坏人、魔鬼合作，因为他有能力把魔渡成佛，而不会被拖下去变成魔。地藏王菩萨就有这个信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老夫子对自己很有信心，知道自己绝对忠于自己的理想，绝对经得起考验，佛肸之类的算什么，我这样的人怎能被他带坏？其实佛教中的“魔”，在中国先秦的经典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个字。所谓的“魔”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而是专门来消磨人的理想，消磨人的意志，耗蚀人的能力。
“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洁白的东西，是怎么染都染不黑的。因为它的本质太好了，这是真正的白。“涅”是黑色的染料，这里作动词用，“缁”是黑色。
孔子这里讲的“坚”跟“白”，是在比喻一个人本质好得过硬，人好不怕事来磨，不怕跟坏人打交道，能够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可以在世证菩提。一个人如果真正“坚”，就不怕磨；一个人如果真正白，无论到社会的染缸中怎么待，也还是白。“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才是真了不起。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我难道只是一只匏瓜吗？怎能挂在那里而不让人食用？匏瓜很苦，是不能吃的，有点像现在的葫芦，是挂在墙壁上装饰用的。孔子又用比喻了，这更有意思，完全是《易经》用象的方法。他的意思是我一辈子这么努力，哪里是一个光能摆着看不能吃、中看不中用的匏瓜呢？读那么多书，积累那么丰富的经验难道只是为了摆看，做一个神主牌吗？不是，我要发挥，要到社会上做事；尤其逢乱世，更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至于子路到底有没有被开导，我们无从得知。如果有被开导后而恍然大悟，他最后就不会死了。所以，人说要到了一定年龄能够碰到什么名师，碰到什么机缘，说能够洗心革面，说能够大彻大悟，说能够整个就改了，传说居多。老夫子是至圣先师，都不能扭转学生子路这个狭隘的观点。
8.子曰：“由也！女（同‘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同‘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说：“子路啊，你听过六言六弊这个说法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你坐下来，我来告诉你。爱好行仁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是愚蠢；爱好明智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是心思因想着高远方面却不知所止了；爱好守信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会带来伤害；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是急切而不通人情；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会酿成乱事；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会造成狂妄自大。”
孔子在这一章提出了一套“六言六弊”的观念体系，即美德与可能随之带来的弊病，比例是六比六。孔子认为“六弊”的产生跟“六言”是有很大关系的，有时候表现在一个人身上，是如影随形，相伴而来。
孔子知道，每个人都有他性格上的弱点，所以，既要追求美德的正面效果，同时又要避免流弊产生，即扬善的同时要遏恶。这套平衡的修身观到底是孔子发明的，还是说古代的贤人就有这样讲过，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看《孙子兵法》里面还有引古代兵书里的话，那些兵书有些是我们没看到过的。《老子》里面也会列举古代的名言，出自何处我们也无从得知。中国这些最后成圣、成哲的人，在他们前面还有更古老的智者立言，然后被他们所吸收。孔子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孔子这里是主动问子路，针对他的相关毛病，希望专门给他详细讲解一下：“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孔子说，子路啊，你听过六言六弊这个说法吗？这里不仅是问子路听没听过，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你懂不懂这六方面流弊相伴着美德的深意？“闻”，不仅有听到的意思，还有听懂的意思。像“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又闻”，因为子路是果敢的行动派。
“居，吾语女”，你坐下来，我来告诉你。在古代，长者问自己话，自己一定要站起来。
按照人的心理规律，一个人爱好一样东西，就比较容易对此有执念，甚至是下意识里容易标榜这样东西。长此以往，就容易成为人的某些性格特质。所以，孔子在此向子路提出警示，以免他产生缺憾。“好学”就是要爱好学习人情世故、人性等的道理，以破除自己的“无明”，好好发挥理性思考的能力。
“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爱好行仁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是愚蠢。一味好仁，却不懂得学习人情世故，不了解时机、时势与变通的道理，就容易成为我们讲的那种“烂好人”，而没办法遏恶，终至人家会骑在你头上。所以，这样做的弊病，就是让人感觉他的愚蠢行为。这种人虽然超有爱心，但是没有哪个魔会怕他，结果，反倒因此而中了别人的圈套，被人利用。
“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爱好明智却不好好学习，那种弊病就是因心思想着高远方面却不知所止了。一般期许自己爱好智慧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他若不好好学习身边实用的处事智慧，不去研究人情人性，一旦过分探究好高骛远的东西，势必让心思泛滥跑出去，回不来了。这里孔子强调好学，就是要矫正这种过分。譬如，需要学习一些礼乐，来避免过度。这都是中华文化所主张的中道理念。中国就是求中道的国家，经典中这样的观念就很多。《诗经》的教化就叫“温柔敦厚而不愚”，即把人培养成为温和柔情、品性厚实却不显得蠢笨。人太温柔敦厚了，其行为就易于变得愚蠢；可是人心险恶，那样你就不能不以刚强去应付了。在《易经》中，就叫“洁净精微而不贼”，这是《礼记》解释经书中的话。意思是学习《易经》就要教人心里干净，无私无染，知精知微，却不要形成伤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就是精微。知道了这些，你判断时，就不会感情蒙蔽了理智。洁净就能够精微，可是洁净精微了还有毛病，可能会变成一个害贼。譬如炫耀神通，欺名盗世，怪力乱神都跑来了，这就把易道用偏了。所以，既要洁净精微，又要不贼，就得把弊病给修正了。类似这样用节制去平衡的东西特别多。《诗经》不是还有“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吗？《论语·泰伯篇》中，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直而无礼则绞，勇而无礼则乱。”孔子说过，凡事过分了，就要懂得用“礼”去调节，这就是“乐节礼乐”。
“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爱好守信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会带来伤害。“贼”就是伤害、损害的意思。过分去守一些承诺，却不懂得在特殊情况下，世易时移，那个信不一定硬要坚守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太拘泥于这个原则，可能会被坏人利用。孟子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不是叫你故意不守信，有的时候，你守信反而要有不好的后果产生了，那时就宁愿不守这个信，免得造成祸害。看怎么样合适，就怎么做，不要被一些信条所绑死。
“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那种弊病就是性情急切而不通人情。这个“直”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心直口快，“绞”是急切的意思。如果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不加丝毫掩饰，往往不一定合适。那也不是直的真意。真正的直不是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要看对方受不受听，要将心比心；那你可能就会绕着弯讲，这也并不影响你的直。所以，自己不要主观认为是直，而且潜意识还标榜那个直，这就有弊病了。前面孔子说“直而无礼则绞”，不用礼加以调节，就会过分表现，这样“绞”的弊病就产生了。如果一个人经常心里想，“直”是多好的美德啊，真诚又正直；他就会因为偏执，或者因为智慧不够，而产生急切的毛病。这就扭曲了人际关系。“绞”的本意就是把很多东西弄拧了。譬如孔子不以为然的那个“其父攘羊”的故事，父亲偷了羊，积极到官府告发父亲的那个儿子，就犯了这“直而绞”的严重错误。父子关系这样一来不就扭曲了吗？还有那位微生高，别人来向他借醋，他家里没有，却到邻居家去借，然后再借给人家。微生高明明是扭曲自己，迎合别人，还想博得好名声。孔子就是要告诉子路，对“直”的正确把握是，既要保持自己做人的真诚正直，同时也要注意用“礼”去作调节，避免犯急切而不通人情的毛病。
“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爱好勇敢却不好好学习，那种弊病就会酿成乱事。一个人如果一味好勇，就容易形成《中庸》里所说的“祍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一类的勇敢性格，不改变的话，会出事的。尤其子路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懂得好好学习，用自己的学养与礼制去调整那个过度的勇气，结果一定是越勇越乱。甚至胡作非为，最后导致混乱与悖乱的事情发生，局面不堪收拾。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爱好刚强却不好好学习，那种弊病就造成了人的狂妄自大。好刚者虽不至于委曲求人，但一味标榜刚强，就容易形成刚愎自用的习惯，终成狂妄之人。
可见，孔子很了解他的爱徒子路，他有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刚的美德，所以劝他一定要好好学习，让自己的思考更完整，考虑得更周到，以使自己在选择与行动时把握好分寸。孔子希望子路通过自己的这次讲解之后，首先能学到的一点就是，先破除自己内心的执念。简单讲就是，爱好美德不可太任性，否则会有很大后遗症。
9.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说：“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诗》可以引发人上进的意志，可以观察各地方、各时代的风俗，可以贯通大家的情感，可以确切表达对时弊的讥讽。近可以懂得如何侍奉父母，远能够明白如何侍奉君主。此外，还可以更多知道鸟兽草木的名称。”
“小子何莫学夫《诗》”，“小子”是孔子对所有弟子的泛称。孔子以过来人身份向学生推荐《诗》，因为，他自己深知读《诗》的诸多好处，常常被诗感动。
“《诗》可以兴”，“兴”就是刺激人产生向上的力量，学《诗》可以引发人奋进的意志。因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所有诗篇都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熟读了，可以引发人的情志，使人回归真正的自我。孟子说伯夷、叔齐因为洁身自爱，不随波逐流，才会有很多人因受其风范的感召而“懦夫有立志”。这就是“兴”的作用，它总是自然而然地打动你的心，让人精神昂扬，甚至追随他的理想，这是任何强势威逼所永远不能实现的效果。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观察各地方、各时代的风俗，可以贯通大家的情感，可确切地讥讽时弊。可以观察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风俗，好好的观察研究，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群体的，“君”加上“羊”叫“群”。过去解释“君”也叫群之首。“群”这个字的造字，意思当然是说群众的领导人就是君，“君”不是“群（羣）”字的头吗？就是领羊的。这群羊要怎么带，不能让它们乱冲。孔子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们看《诗经》讲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角色，就是教我们怎么与人群相处，培养你的群德。
“兴”可以看成是《易经》中的乾卦所代表的自强不息，犹如日月星辰不停地运转，春夏秋冬不停地更替，人就振奋起来了，自强不息。接下来的“可以群”，就是坤卦所代表的厚德载物，搞好群众关系。可是在从“兴”到“群”的过程中，一定要观，先是看自己，好好研究自己，观自在；还要看别人，观察自然，观察草木鸟兽。“观”是所有经典的起始，没有观就没有这些东西。仰观俯察，要仔细看，一直看到事物的真相。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迩”是“近”的意思。“行远自迩”，即从近处开始做起，还是《大学》里所强调的观念。从近处逐渐往外扩充，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近的可以把家庭关系处理得很好，再往远处推，就可以替国君服务了。另外，多读《诗经》还有很多附加价值，如对鸟兽草木的认知，自然知识也会增长很多。
孔子毕竟在《诗经》上下了很大功夫，他自己还删订过《诗经》，对《诗经》的看法非常独到，让人有石破天惊之感，他还由此建立起了一套《诗》学研究体系，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10.子谓伯鱼曰：“女（同‘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对伯鱼说：“你仔细读过《周南》与《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曾认真读过《周南》与《召南》，就会像面朝墙壁而站着的人那样，一无所见，寸步难行！”
这一章也是孔子对儿子谈学诗的事，不过已经具体到了《诗经》的“国风”系列。“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为”是指好好用功，“为学”之意。孔子对伯鱼说：“你仔细读过《周南》与《召南》了吗？”《周南》与《召南》是《诗经·国风》的开头两篇，内容侧重于勉励人修身齐家。前面讲的是要孔鲤学诗，这里孔子问儿子的是读《诗经》能否抓住重点。
如果不把《周南》与《召南》这两篇弄懂，“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就会像面朝墙壁站着的人那样，无路可走，一无所见，在社会上寸步难行。
11.“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说：“我们常常谈起的礼，强调的难道只是玉与帛这些礼品吗？我们常常说到的乐，强调的难道只是钟与鼓那些乐器吗？”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与“帛”作为礼品，当然都很贵重，但是“礼”的根本在于要有恭敬的心意，而不是礼物本身。东西只是形式，最主要的是看你有没有一颗真正敬重别人的心，常言道“礼轻人意重”。孔子这里用反问句，目的在于提醒人们要思考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钟与鼓在古代象征着正式的音乐，既庄严又神圣，但是，乐的本质在于“和”。人类制礼作乐，本来就是为了调节生活的步调，调和心中的情感。如果没有了真诚的心意，这些形式还有什么意义？
孔子在此章的意思是，礼不只是礼物，乐也不只是乐器，不能只看重礼、乐的形式，而是忽略了其精神内涵。
12.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yú）之盗也与？”
孔子说：“表情严厉而庄重，内心却怯懦，如果以各种小人作比喻，好像是穿墙挖洞的小偷一类吧？”
“色厉而内荏”，“色厉”，是说人的脸色是严厉而庄重，“内荏”意思指人的心里没有骨气。“色厉内荏”后来变成了成语，意思是表面看起来很强悍，凶得不得了，其实他心里很软弱，有他怕得不得了的事。
因为欠缺，所以强调，这都懂了。“色厉而内荏”就是借着外表的夸张来掩饰他心中真正的害怕。这是人情常常有的毛病，所以你不要被他唬住。比大声说话，谁不会？其实内心里面软弱得很，怕得狠。说到底，“色厉”是假象，“内荏”才是真相。“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如果以各种小人作比喻，好像是穿墙挖洞的小偷一类吧！“窬”是穴，这里指墙洞。
中国人物学代表作叫《人物志》，是汉末至三国时期的刘劭写的。《人物志》里面，基本都是《四书》这些话，再加上他实际在官场中任官的经验。下面就是刘劭从《论语》这句话而引用发挥的：“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有厉而不刚者。厉而不刚则欲夺之也。”“义”指讲得头头是道，都是冠冕堂皇的道义之理。虚的对他来讲根本没有意义的，是拿来唬人的，他都做不到。所以这种人就“色厉”。这段话意思是，一涉及空口讲大道理，他就一本正经地教训人；一想到自己的切身利害与欲望，马上就软了。这就是世道人情。
13.子曰：“乡原（同‘愿’），德之贼也。”
孔子说：“不分是非的烂好人，正是败坏道德的人。”
“乡原，德之贼也”，“原”本来是善的意思，同“愿”。“乡愿”，指一乡之中人都认为他是好人的人。这种人说不定就会做一点表面功夫，不得罪任何人，不坚持任何该坚持的原则，最后人缘超好，这就是“乡愿”。我想一定是春秋末期那个时候，这样的人很多，孔子就忍不住痛骂。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对于“乡愿”大大发挥一通：
（孟子）曰：“（乡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孟子说：“乡愿这种人，要批评他，却举不出具体事来；要指责他，却又觉得没什么能指责的；和颓靡的习俗、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平时似乎忠厚老实，行为似乎很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自认为不错，却不能同他一起学习尧舜之道，所以说是‘戕害道德的人’。孔子说过：‘要憎恶似是而非的东西：憎恶莠草，是怕它淆乱禾苗；憎恶强辩的人，是怕它淆乱了义；憎恶能说会道，是怕它扰乱信实；憎恶郑国音乐，是怕它干扰雅乐；憎恶紫色，是怕它扰乱了正红色；憎恶乡愿，是怕他伤害了道德。’君子是要一切回复到正道罢了。正道的形象树立了，百姓就会奋发振作；百姓奋发振作，心中就不会有邪恶了。”
可见，对于“乡愿”此类人的毛病还不好找，因为他八面玲珑，很多行为看起来似是而非，这类人的所谓朋友好像还特别多；但是，他绝对不是那种真心行道的人。在社会上，他更在乎自己的名声，或者是“青年导师”，或者是什么“大师”，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实修的功夫特别少，这类都属于“乡愿”。孔子就直接戳破“乡愿”所包裹的假象，明确指出这类人是对道德的伤害，要毫不客气地深恶痛绝之。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引用孔子的话形容乡愿：“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意思是，经过我的教室，却不进来学习的，我不感到遗憾的，就唯有乡愿一类的人。
14.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孔子说：“在路上听到的，又在路上传说出去，这类行为，是背离德行的做法。”
“道听而涂说”，“涂”即途。成语“道听途说”就来源于此。意思是，没有任何证据，也不做考证的功夫，耳朵刚听到什么，就一张嘴两层皮，立刻冒出去。也不去想真假，不管是非，不管该不该说，就到处乱讲，随意传播。这样的人就容易人云亦云，对听到的话根本就不过过自己的头脑。孔子说如果这样子形成习惯了，对个人的德行修养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德行的修养必要经过一个由闻到思，再到修的一连串的过程。孔子说过，累积德行是需要一直秉持着“主忠信，徙义”的原则的。
15.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孔子说：“一个卑鄙的人，可以同他一起共同事奉国君吗？当他没有得到利益与官位时，只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担心失去它。假使担心失去到手的一切，他就无所不为了。”
“患得患失”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一个卑鄙的人，可以同他一起共同事奉国君吗？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同我们一起为国家服务吗？孔子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下面就是孔子申明不可以那样做的缘故：“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意思是，这种人对于利益与官位，当他没有得到时，只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担心失去它。“患”，有担心、为某事焦虑之意。像一些人在没得到他想要的某些名利之时，他天天为此担心、焦虑，生怕得不到。有一天算他走狗运，得到了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却又很害怕失掉。于是就把那个东西抱得紧紧的，绝不允许别人再把它抢走。真正困穷的人，他平常太苦了，如果他的价值观不对头，有一天好容易得到富贵了，打死都不会放手的。
“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意思是假使担心失去，那他就无所不为了。一个人一旦担心、焦虑自己得到的东西再失去，不管是权，是势，是钱，他绝对在维护的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有的人如果以前出身贫穷，有一天他终于得到了名利权位，因为害怕失去，就绝对抓得牢牢的。所以，他为了再次当选，就无所不为。在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之前，他天天千方百计想得到，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得到之后，他就把它变成自己的既得利益，自己专门的“肉”，绝不允许任何人从他那边再夺去。这种人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贪婪到了极点。
《易经》晋卦讲，一个人从初爻开始，一路上饱受打击，最后到了龙门，即第五爻的君位：“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意思是懊恼没有了，如果不患得患失，这样向前走，就吉祥，没有不利的。否则，他处在这样的高位，一旦患得患失，这一爻一改变，就是否卦，即天地不交，自己变成了“非人”，人就变成了魔鬼。人一旦堕落到这个地步，就无所不至了。
可见，“鄙夫”这样的人不能与之共事，他一天到晚只在乎自己的事情，焦虑于自己的私欲是否满足。这种人还可以让他服公职吗？他绝对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耍尽天下人，是典型的“贪夫”。一个人一旦价值观不对，他的心就由“初登于天”，堕落到“后入于地”，命运发生逆转。由日出转日落，由光明转黑暗，所以，人就不择手段，无所不至。因为他的既得利益是好不容易抢来的，就怕丢掉。总之，患得患失是人情的一个重大弱点。套用一句古人的话，这种情形就是，得之也焦虑，失之也焦虑，然在，何时而安也？
16.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无’）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孔子说：“古代的情况是，人有三类毛病，现在的人连那些毛病也无从比了。古代狂妄类型的人不拘小节，现在狂妄的人流于放荡；古代持守原则太严的人有点棱角稍显锋利，现在持守太严的人就变得意气好争了；古代愚昧的人也还算直率，现在愚昧的人却只知耍诈罢了。”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代的情况是，人有三类毛病，现在的人连那些毛病也无从比了。孔子的意思是，总是人心不古！对于上述三种性格类型的人来说，现代人的毛病更糟糕了。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代狂妄类型的人不拘小节，现在狂妄类型的人流于放荡。“肆”，不拘小节。现在号称狂妄的人不是以前那样了，变得完全放荡。换句话说，今天这个狂已经没分寸了，古之人，狂还狂得可爱。
“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代持守原则太严的人有点棱角稍显锋利，现在持守太严的人就变得意气好争了。“矜”，对原则持守太严的意思。“廉”，棱角太露。“忿戾”，发怒好争。有棱角的地方，如果不把它处理圆一点，就会伤到人。“廉”的人，人家觉得实在是很难消化，因为棱角太露。老子讲过“廉而不刿”，意思是我可以持守原则，但是我要圆融一点。另外，现在的人之所以矜持，完全是感情用事，逞意气之争。要跟人家争，完全是无厘头，没道理，也要争。这样的“矜”也变成了假的，只要利益来了，他才不会坚持。实质还是情欲作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古代愚昧的人也还算直率，现在愚昧的人却只知耍诈罢了。因为一个人耿直，他可能一天到晚得罪人，虽然得罪人，至少他还称得上直啊。现在愚蠢的人有时候就是扮猪吃老虎，一心想耍诈。如果一个时代，连蠢笨的人都爱耍诈，机灵人就更耍诈了。
老夫子不晓得过去是不是在仕途上吃过很多人的亏，所以他才观察得那么深刻，还找出三类人，做了认真对比。他所总结的三类不同性格特质的人，在古代与他那个时代，恐怕都是他在官场所见到的，即士大夫阶层，每一类型人的性格都很鲜明。他发现，以前的人虽然性格特质不是那么理想，但至少每一类型的人，其品格还有可取的地方。而到了现在，这三种类型人的品格完全呈现出反面特点：一种人不知约束，一种人完全被情绪操控，一种人被欲望所驱使。相较于古代，不仅一点没有调整与改善，还放大了古人的毛病。每种人都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人，怎么去领导别人？这实在是让孔子感到很可惜的地方。
17.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与《学而篇第一》重复）
18.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子说：“我厌恶紫色夺取了正红色，我厌恶郑地的音乐扰乱了雅乐，我厌恶靠着伶牙俐齿来颠覆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的人。”
“恶紫之夺朱也”，我厌恶紫色夺取了正红色。“朱”是正红色，很富贵的颜色。可是紫色就不正，是红稍带黑的颜色。诸侯的衣服原来以红色为主，到了春秋时代，因鲁桓公崇尚紫色，逐渐改变了风气。孔子很看不惯这种用偏颇的东西取代了正统的东西。而且似是而非最容易误导一般人。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我厌恶的是郑地的音乐扰乱了雅乐。周朝时的正乐叫雅乐，即那时的国歌。“郑声”就是郑地的音乐。
“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我厌恶靠着伶牙俐齿以颠覆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的人。“利口”，指嘴巴毒得很，搬弄是非，又锋芒伤人，严重一点会让邦家都颠覆。
金庸所写《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先后相遇两位女子，也是姐妹，一个叫阿朱，一个叫阿紫。阿朱是很可爱的女孩子，是乔峰矢志不渝的爱人，可惜早夭。至于那个阿紫，虽然漂亮，但行为乖张歹毒，她也爱乔峰，千方百计想要控制乔峰。金庸写这两个人物，他大概心里认为，阿朱是好女孩，偏偏短命，而阿紫品性极坏，却紧紧跟着乔峰。这样写，似乎受“恶紫之夺朱也”的影响。
可见，孔子厌恶似是而非的东西混淆了人们的视听，给人的分辨制造了障碍。偏偏就有些人一天到晚搞似是而非的事情，看着都是伟大的胸襟，其实都是自私自利；但是一般人不能分辨，就麻烦了。因为一般老百姓不容易分辨清楚，看着超像，但是实质上是个假货。社会上这样以假乱真的东西特别多，一般人怎不能辨识？
19.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我想不再讲了。”子贡说：“老师您如果不讲了，那我们这些学生还遵行什么呢？”孔子说：“上天讲了什么呢？四季一直在运行，万物生长得好好的，上天讲了什么呢？”
“予欲无言”，孔子说，我想不再讲了。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老夫子对教学可能感到失望了，所教出的“不良品”太高了，三千个弟子只有七十二个成材的。换言之，成材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四，他认为教书太没意思了，多讲了也没用。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贡说，老师您如果不讲了，那我们这些学生还遵行什么呢？“述”是循、遵行的意思，因为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源头”。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上天讲了什么呢？四季一直在运行，万物生长得好好的，上天讲了什么呢？孔子的意思是大家都崇奉天道，老天哪里讲过什么呢？它就是自然而然的表现着。
“天何言哉”就是不言之教，《老子》一直标榜不言之教，他说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用讲就不落言诠。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禅宗也是这个境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言之象”，没说出来的东西就是读中国经典最难懂的地方，虽没有说出，可是有丰富的言外之意。
《易经》也是这样，《春秋经》也是这样，少一个字，没有刻意提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易经》那么精简的文字可以传达无量的意思，道理就在这里。有时候为什么不明白说出？一定有它不说的考量，可能是避讳，可能是一说出，就落入下乘，就耽误了你自己去推想。为什么一定要说呢？言多必失。留白反而给人丰富的想象，一切尽在不言中。
20.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想求见孔子，孔子推辞有病，不想见他。代孔子传命的人一走出房间，孔子就取出瑟弹唱起来，以使孺悲可以听到。
孺悲，鲁国人，曾向孔子学习过“士丧礼”，算是孔门弟子吧。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孺悲想求见孔子，孔子推辞有病，不想见他。孔子不想见这个学生，可能对他有意见。
“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代孔子传命的人一走出房间，孔子就取出瑟弹唱起来，以使孺悲可以听到。
孔子拒绝见孺悲，可是还是要教育他，让孺悲自己知道，我其实不是真的生病，就是告诉你，我不想见你。我为什么不愿见你？自己回家好好反省反省，看自己是不是能够改过。这就是不教而教的典型范例。
刺激对方去反省，这都是孔子教化的方式。而以后这位学生改过之后的表现，还是可以传到老师的耳中，说明老师一直是关心他的。包括冉求，那时候也是被孔子要求学生们“鸣鼓而攻之”，结果冉求被赶出了门墙。赶出门墙也是对冉求的一种教化。这里孔子把孺悲挡在门外，可能老师认为那时你还过不了我的“门槛”。
21.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同‘汝’）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请教说：“为父母守丧三年，时间未免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一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散乱。旧谷吃完，新谷也已收成，打火的燧木轮用了一次，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未满三年，就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在守丧时，吃美食不辨滋味，听音乐不感快乐，住家里不觉舒适，所以不这么做。现在你既然心安，就去做吧！”宰我退出房间后，孔子说：“予没有真诚的情感啊！一个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丧三年，天下人都是这么做的。予有回馈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吗？”
这也是跟孝有关的篇章，这一章很长，很人性，涉及的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宰我质疑孔子提倡的三年之丧。大家都知道，他的口才很好，很有自己的想法，不完全听老师的。这一次他问的是“三年之丧”，宰我对此有质疑，在春秋末年，他觉得这么长的丧假太耽误事，所以就对老夫子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期”本来就是周期的意思，这里是指一年。宰我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认为三年之丧没道理，人死了，怎么要耽误那么长时间呢？这有点像现在的企业，劳工假太多了，企业主就会有意见。宰我觉得三年之丧太影响国家的GDP了，他认为一年就已经够长的了。宰我胆子真够大的，因为“三年之丧”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这么深入人心的礼俗，在春秋时期宰我就提出质疑了，而且，他的理由真是冠冕堂皇。他没有说三年不发展国民经济会怎样，而是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意思是一个有德之人如果“三年不为礼”，“为”是做、实践的意思，“礼必坏”，“坏”字在以前念“怪”，礼坏乐崩，习惯念作“礼怪乐崩”。“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所有的礼乐制度、文化教养都荒废了。“礼坏乐崩”，后来变成一个成语。
接下来才讲农业生产：“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没”，用尽；“升”，收获；“钻燧”，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改火”是指以前钻木取火的木柴四季不同，春天用榆、柳，夏天用枣、杏，夏天的最后一个月用桑、柘；秋天用柞、楢；冬天用槐、檀。四季所用的木头都换完了。这里之所以提谷与火，实际上是以此比一年中天道的周而复始，人情亦应依天道，守丧一年足矣。因为三年真的耽误很多事情，像现在的老板经营企业，每年都有年度计划，其间要开会、要讨论，要督促，可是，因为守丧不能做事，企业就会乱成一团，或者干脆就停摆了。宰我认为这太奢侈了，如果他当时有权提建议的话，他可能会建议把三年减为一年。
可是，老夫子不喜欢，他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出自他对宰予的观察：“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食”和“衣”都是动词，即吃稻米，穿锦绣。“于女安乎”，“女”就是汝，你会觉得心安吗？也就是说，孔老夫子问学生的时候，从最基本的层面切入：服丧期间，你的饮食起居一如既往，完全没有哀戚之情，你的心安不安？这是个核心问题。但是宰我回答：“安。”
“女安，则为之！”遇到这样的顽固分子，孔子没办法，只能说：“如果你觉得心安，就那么做吧！”但是孔子忍不住要讲几句：“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夫”是发语词，君子在守丧的时候，“居”是“守”，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一窝三年，“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再好吃的肉也食之无味，因为心情很糟。“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乐”就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听到了好听的音乐，也不会真的快乐，因为丧失了宝贵的父母，每天都感觉空空荡荡的。“故不为也”，所以在居丧期间这些统统不要了。“今女安，则为之”，宰我你小子竟然能够安，自己舒服，那你去做吧！孔子再次说这句话，真的是很生气。
“宰我出”，面对老师的指责，宰我也没有表示自己要收回意见，就出去了。这个人确实是特立独行。等他走后，孔子就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开始骂宰我了：“予之不仁也！”宰予真是没有仁心的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小孩子生下来大约要三年以后，才可以脱离父母的怀抱，因为孩子生下来之后站立不是很稳当，七坐八爬，父母抱着的时候居多。这就是为什么要服三年之丧的原因。“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通”就是没有例外，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一样。春秋战国时期，君王对于这个丧礼大多是实行得很彻底的，丧礼期间，国政一般委托大臣，然后这三年（一般指二十五个月）之间暂时不要有任何新的大动作，等国君服丧期满再说。这是通丧，没有例外。在当时社会，大家都不怀疑，觉得就应该这么做。可有些人嫌烦，像宰我就不愿意遵守，这小子就觉得一年时间都长，耽误太多事情。
这一章很值得大家思考，尤其是最后孔子所说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在当时那个社会，宰我和老夫子的态度都很有意思，宰我是理直气壮，固执己见，而老夫子没有说要关他禁闭，非守三年丧不可，而是说觉得心安就去做，然后跟别的同学说的时候，仅仅把他当作一个负面的典型，而没有像对待冉有那样逐出师门。
22.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说：“每天吃得饱饱的，心思无处使用，这真让关心他的人犯难了！不是还有玩六博和下棋的游戏吗？这样做，总比没处用心要好些。”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有的人天天吃得饱饱的，脑筋里那个血液都去消化胃里的食物了。心思完全不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饮食宴乐一样没缺，就是不用心，天天就甘愿做个个酒囊饭袋。这样的学生把老夫子气死了。因为老夫子知道，这种人如果一直这样过日子，时间长了，这就会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难矣哉”，习性既已形成，让人调教起来就更犯难。另外，老夫子也是担心，如果一个人长此以往，保不准那一天会干出坏事，这也是让他的家人感到犯难的。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不是还有玩六博和下棋的游戏吗？这样做总比没处用心要好些。博弈虽然不是什么正事，也可以练脑筋、练练反应，还可以交上朋友，总比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要好。
23.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路说：“君子是不是很崇尚勇敢呢？”孔子说：“君子推崇的是道义，君子光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添乱；小人光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偷盗。”
子路是一个好勇好义之人，子路后来问强、问勇，都问过。因为他内心特别标榜勇敢，一天到晚困在这个“勇”里头，他想知道自己这个性格到底对他将来好不好。
“君子尚勇乎？”子路问孔子，君子是不是很崇尚勇敢呢？“君子义以为上”，孔子说：君子最看重义。“义”者，宜也，就是该怎么做最合适、最合宜，就怎么做。就孔子所倡导的“智、仁、勇”三达德来说，“勇”是排在最后的。打仗时，作为一个大将应该具备的“智信仁勇严”，那个勇是排在倒数第二位，而最重要的是智。
光有勇不一定合适，因为不一定合乎义。所以，“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君子光有勇敢却没有顾到义，就容易制造乱局。一个人如果徒有那个勇，反而是制造乱局的根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的“君子”是指在位者。君子如果有勇，因为他有官位；但他若缺少了义，他就做过头了，结果会影响到更多人的福祉。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小人徒有勇敢，却不顾道义，就会成为盗贼。小人就是不在官位者，是基层的一般老百姓。他如果好勇，当然就会为了获取自己的私欲去冒险，这就导致他作奸犯科。
有人说这段对话发生在子路第一次见到孔子，将要拜师的时候。孔子是要告诉子路，爱好勇敢虽不是缺点，但光靠勇敢不一定能成为君子，因为勇敢一定要和义相配合。所以好好学习才最重要，只有智慧才能帮你判断什么是合宜的，什么是不合宜的。如果再加上“礼”的调节，好勇就不会出格了。
24.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同‘智’）者，恶不孙（同‘逊’）以为勇者，恶讦（jié）以为直者。”
子贡说：“君子也有他所憎恶的事吗？”孔子说：“当然有。我憎恶称述别人坏处的人，憎恶在下位却毁谤自己领导的人，憎恶勇敢却不遵守礼节的人，憎恶性情果敢却不通事理的人。”孔子又说：“赐，你也有特别厌恶的事吗？”子贡说：“我厌恶专逞小聪明，却认为自己明智的人。我厌恶不懂逊让，却认为自己勇敢的人。我厌恶揭发攻击别人的隐私，却认为自己正直的人。”
“君子亦有恶乎”，子贡问孔子，君子也有他所憎恶的事吗？子贡大概认为，老师一天到晚这个也欣赏，那个也推崇，应该不会有他所憎恶的事情了。
“有恶”，孔子说，当然有。不要掩饰自己那个恶，该厌恶的就要厌恶。
“恶称人之恶者”，憎恶称述别人的坏的人。有些人偏不乐道人之善，因为他就看不得人家好，一旦发现人家有一些毛病，赶快抓到东西，大肆宣扬。是不是有这种人？一天到晚讲别人的是非。这种人绝对有问题。完全没有“人之彦圣，其心好之”这样的心胸。俗话说：“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喜欢在人面前搬弄他人是非的人，这个人就是制造是非的人。
“恶居下而讪上者”，憎恶在下位却毁谤自己领导的人。“讪”是诽谤的意思。不是要有职场伦理吗？《礼记·少仪》说：“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不能随便就出卖长官，因为下级要有对长官基本的忠敬。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忠于长官，也是忠于自己；否则，若一天到晚，制造谣言，毁谤长官，这个组织就乱套了。
“恶果敢而窒者”，“窒”就是心灵塞住、不通事理的意思。意思是，憎恶性情果敢，却不通事理的人。
“赐也，亦有恶乎”，孔子又说，赐，你也有特别厌恶的事吗？下面就是子贡的回答。
“恶徼以为知者”，子贡说，我厌恶专逞小聪明却认为自己明智的人。“徼”就是专门用放大镜去找别人毛病。意思是你看我什么都知道，各种内部消息都晓得，专门找人家短处，而且是用放大镜观察。到处去挑人毛病，这就是台湾杂志《壹周刊》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很有智慧。
“恶不孙以为勇者”，厌恶不逊让，却以为自己勇敢的人。一般桀骜不驯的人就是这一类，但他觉得自己很有勇气，什么都敢做，什么都不听。这都搞错了。
“恶讦以为直者”，厌恶揭发、攻击别人的隐私，却以为是自己正直的人。刘邵在《人物志》中，把“直”跟“讦”的概念谈得很细，“讦”从造字来看，即用言语去干犯别人，专揭发、攻击别人不光彩的隐私。他认为自己为人直率，绝对不掩饰，但是那样做，伤人伤得很深，而且不一定有证据。“讦”是似是而非的“直”。
25.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说：“只有女子与小人是难以对待的。同她们关系走得太近了，他们不谦让，远离他们一些，他们就抱怨。”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养”是对待的意思。“孙”同“逊”，谦让有礼的意思。这里的“小人”是指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官位，也没有志向，在修为上很不够的普通小老百姓。很多时候这些“小人”的心态就像没长大的小孩子一样，自私自利，情绪又不成熟。
《易经》观卦的初爻《小象传》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意思是小孩子的见解，因为很幼稚，就很难同他沟通。第二爻称“窥观，利女贞”、“亦可丑也”，讲的就是女子“窥观”，古代女人没有机会出门，只能由门缝向外观看，意指见识难免局限，有偏差。在那个时代，女性很少出门与别人交往，对人际关系、礼节、礼仪所知不多，自己的观念也没机会更新。所以，经常待在家里、没见过世面的女性，其心胸与视野狭隘，心态上就容易像上述的“小人”一样。
孔子这段话的重点实际在后半句，即“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要是对她们亲近一些，他们往往把握不好分寸，就不懂礼让；同他们保持点距离吧，他们又会抱怨了。因为她们不懂“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道理。结果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同这些人相处起来，近也不是，远也不是，左右都不讨好。如果人的情绪不能自主，男女不都是一样的表现吗？人家对我们好一点，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些了不起；别人对我们不那么好了，我们就不免抱怨。因自己的“无礼”而造成别人的疏远，不去反省自己，却反过来责怪别人，这是什么道理呢？孔子这里实际上是在批评“小人”这种人生态度，另外他对当时的女子演变成“小人”一样的心态，也感到很遗憾，很无奈。
26.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是被人厌恶，这人终身就完了。”
“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四十岁是成德之年，也是不惑之年。那时候他要是还被很多人厌恶，他的善行也就没指望了。这也是孔子的自勉勉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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