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离开了，箕子沦为纣王的奴隶，比干因为劝谏而被处死。孔子说：“商朝末年有这三位称得上行仁的人。”

    《微子篇》这一章讲的是商末天下大乱的时候，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提到了三个受迫害的中心人物——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即微子启，为商纣王同母长兄，因母亲先为帝乙之妾，后立为妻，再生纣，所以由纣继王位。箕子与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父。

    《微子篇》的另外一些章节谈到了孔子在江湖上不期而遇的一些隐士。这些隐士多少有一点遁世的倾向，属于道家类型的人物，也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思想学派。

    在孔子过世后，徒子徒孙们开会编辑《论语》，对这一篇的安排应该是有一定考虑的。孔子对商朝末年那个黑暗时代人物的评论、感想，以及在鲁国看到的一些乱象，使他决定周游列国，在路途中，与这些遁世的道家人物不期而遇。这等于是佛经中，佛最后要交待责任的“咐嘱品”，即佛顾念诸菩萨，善附嘱诸菩萨的言论。

    “微子去之”，微子觉得纣王无道而去劝谏，结果纣王不听，他就离开了。如果说一定要再去强谏，可能就有杀身之祸。“箕子为之奴”，箕子沦为纣王的奴隶。“比干谏而死”，比干因为劝谏而被处死。

    孔子对于这三位贤人的人生态度统统都肯定：“殷有三仁焉。”他认为在商朝末年这三位称得上行仁的人。

    这一章是商朝末年的历史故事，与孔子还有些渊源，因为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而商朝微子的后代封在宋国。对于他们三位，孔子并没有做什么高下的评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气质与个性。想法不同，选择就不同，那么以后的遭遇与结果，也就不同。就像伯夷、叔齐是“求仁而得仁”，也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2.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担任典狱官时，多次被免职。别人就对他说：“您这样还不打算离开鲁国吗？”柳下惠回答说：“坚持正直的原则替人做事，到哪里不会被贬呢？放弃正直的原则替人做事，又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士师”指典狱长，是那个时代管狱政的官。“黜”是免职、贬官的意思。柳下惠担任典狱官时，多次被免职。可能柳下惠担任这个职务时得罪了长官，以致多次被罢官。这算得上是柳下惠职场上的连续挫败。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有人就对他说，您这样还不打算离开鲁国吗？别人替柳下惠鸣不平，就说你走了算了，你这样好的人，认真管理监狱有功，应该升官，却被多次免职。看来这个地方很黑暗，完全容不得你了，还不如离开。换句话说，柳下惠正直做官，不容于长官。可见，在黑暗时代，好人就不能出头。

    按理说，柳下惠多次被免职，应该是一肚子委屈。一般人在这种被人多次打压的时候，就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念头，果断出走。眼不见心不烦，何必跟你们混在一起呢？

    但柳下惠不然，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坚持正直的原则替人做事情，到哪里不会被贬呢？放弃正直原则替人做事，又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个回答真好。虽然他坚持原则，好好做事，由于政治环境很黑暗，容不得他，让他没有办法发挥抱负，但是他仍舍不得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鲁国。

    “直道而事人”，在当时，以正直的原则服公职，不拍马屁，不阿谀奉承，不同流合污，不助纣为虐，是很难在仕途上长久走下去的。要知道，那时不只有鲁国乱，整个天下都乌鸦一般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哪里有净土？假如柳下惠的“直道而事人”的态度不转变，到哪一个地方会有所发挥？到哪儿都很可能会被“三黜”，那又何必离开祖国呢？还不如留在祖国，再看机会。既然打定主意坚持“直道而事人”，出国能解决这个被贬的问题吗？

    “枉道而事人”，“枉”就是扭曲的意思。如果柳下惠为了自己升官，肯改变自己坚守正道的原则，他在鲁国就可以混到大官，何必跑到外国再去拍人家马屁？换句话说，哪里都一样。假定我决定“直道而事人”，就要做好“三黜”的准备，出国与不出国有差别吗？如果为了自己升官，肯牺牲原则，我何必离开故土呢？

    像很多人在1949年到台湾之后，怕这个怕那个，一辈子都在逃亡中。从内地逃到台湾，又从台湾逃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故土好也好，坏也罢，都是父母之邦，我们毕竟有感情。故土还有自己很留恋的最亲近的人际关系，或者觉得自己已经享受了一些东西，应该要回馈乡里。

    屈原在《楚辞》里一直表达自己对楚国爱得要死，也很执着。可是后来的结果，他真的不只是被“三黜”，还死得很惨。但是以他那个人的个性，他绝不可能离开父母之邦。他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别的国家再好，也不是我的故土，我一刻也不想待。加拿大风景也好，欧洲风景也好，但那里不是吾土吾民，我没有亲切感，哪里值得我多待呢？那里只是旅游观光的地方，自己与之没有感情，那就不用为落地生根而奋斗了。这就是人长久形成的乡土情怀。

    人有时候一时感到自己生活的环境不好，动不动就想换一换。不要随便换，你要想得透彻。像宗教里头也是一样，我们觉得生活在人间世，此岸太苦了，烦恼又多，真是不想待在这里，于是幻想彼岸有一个净土，有一个好得不得了的极乐世界。结果到了彼岸发现，比这边还糟。人就是这样，一天到晚走来走去，没有办法安心立命，结果很悲惨，就因为自己没想透。柳下惠倒是想得很透，很明白。

    3.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无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齐景公打算聘请孔子来辅佐自己，他说：“像鲁国国君对待季氏那样，我办不到；我可以以低于季氏而高于孟氏的待遇对待您。”后来又说：“我老了，没有办法任用了。”孔子就离开齐国了。

    这一章说的是孔子自己的遭遇，跟齐景公有关，也是不如意。记得齐景公死的时候，孔子对他的评价没好话，说他有马千驷，但是死的时候老百姓没感觉；可是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老百姓到今天都记得这样两个人。

    孔子周游列国时，齐景公曾经想聘用孔子，后来不了了之。齐景公找了很多借口，就是这一章。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碰到的差一点就成功的入仕机会。因为齐景公诚意不够，老夫子就不干了。这个故事发生在鲁昭公二十七年，孔子当时三十七岁，那时的鲁国是三卿掌权，其中季氏地位最高，是上卿，其次是是叔氏，再次是下卿孟氏。

    “齐景公待孔子”，“待”就是齐景公打算聘请孔子来辅佐自己，就要给孔子核定待遇及礼数。因为对待孔子这个邻国的大贤，礼遇不能低了。“若季氏则无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景公说，像鲁国国君对待季氏那样，我办不到，但我可以以低于季氏而高于孟氏的待遇来对待他。

    齐景公想请孔子留在齐国，拿出这样一个关于孔子待遇的提案。意思是他准备这么做，某一个时间他这么讲过，还没敲定，也就是说，还没正式签约。可是，过一段时间，齐景公有一点反悔了，又说：“吾老矣，不能用也。”可能遭到齐国一些实权派人士（譬如晏子）的反对，遭遇阻力后，齐景公自己的信心就动摇了。可见，齐景公启用孔子的诚意不够，连季、孟之间的待遇都不行了；还推托说自己老了，想用你也不能用了。

    这可能是在外面放话，然后传到孔子这边。孔子可能待在宾馆，在等候齐景公的进一步回话。很快，孔子又听到一个新的放话。说齐景公不能用自己了。孔子二话不说，就走了，再待着，那没意思了。

    在《孟子》里面也有一段讲孔子去齐，本来齐国是大国，有可能被任用的。后来齐景公变卦，孔子一知道不行，他行事非常果断，完全没有任何留恋。那时候他正在淘米准备做饭，结果，一听到这个状况，就“接淅而行”，把还没淘好的米捞起来就走，匆匆离开。可是当他要离开父母之邦鲁国的时候，就“迟迟其行”，非常的恋恋不舍。走的时候，老是回头看，回头看，希望鲁君能回心转意，马上通知他再回来，以便有机会留在自己的国家做贡献；不像离开齐国那么快，说走就走，一分钟都不待。

    由此可知，中国人重视家乡的观念是很深的。在国外决定去留快得很，完全没有任何恋栈，在自己生长的地方决定要走了，绝对不会那么快走，还是眷恋、犹豫、彷徨。我们看印度的佛经，印度人没有这一套，实际的东西也很少谈，也没有谈家国天下，甚至连自然界一些风景很美，都不谈。佛经完全不谈这些，化完缘，就打坐，聊一些佛理打发时日。而中国的佛经，像《六祖坛经》就完全不一样，每一个中国和尚都说他是哪个地方人。而印度佛经不会管哪一个菩萨是印度哪一个地方的人，一点都不重要。佛教到中国之后，都融入中国社会的观念，连和尚都有了籍贯。惠能到老的时候知道自己要快走了，都想回故乡看一看。中国是一个充满故土人情的社会，跟印度完全不同，这就是文化背景不同的缘故。

    4.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齐国把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送给季桓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主持政事，孔子就离开了。

    齐、鲁是当时的两个大国，国土原本就交界。可是齐国就是对邻邦鲁国怀有有戒心，不希望鲁国太强盛，于是就使用歪招。

    “齐人归女乐”，“归”同“馈”，就是赠送的意思。“女乐”，指那些歌舞伎。齐国把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送给季桓子。这个鲁国掌权的季桓子爽死了，就接受了。

    “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主持政事。季桓子这一接受，就中了齐国人的美人计。自此以后季桓子就沉沦了。孔子一看不行，就离开鲁国。离开鲁国，他不是那么快就想走，还在一直观望，观望，看还有没有救，看鲁君还能不能回心转意。实在不行了，孔子离开的脚步也走得很慢。

    5.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一位狂放不羁的人名叫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面前。他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风格怎么变得这样衰落？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可以去追求。可以停下来了吧！可以停下来了吧！现在从事政治的人是危险的啊！”孔子下车，很想跟他正式谈谈。他赶快避开，孔子没有办法同他谈话。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楚国一位狂放不羁的人名叫接舆的，唱着歌经过孔子面前。这个接舆就是道家的一个隐者，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特有的现象。他好像借此发表心声，有一点来劝孔子的味道。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凤凰啊，凤凰啊，你的风格怎么变得这样衰落？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可以去追求。接舆把孔子比喻为凤凰，而凤凰是禽类中的圣鸟，所以接舆有一点劝谏孔子的味道。意思是，算了吧，算了吧，再跑也是白跑，还不如洁身自好，自己隐藏了算了，因为世道不可为。

    大诗人李白有一首《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诗是这样的：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这首诗的头两句就从这一章而来的，说明以前的文人至少都读过《论语》。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可以停下来了吧！可以停下来了吧！现在从事于政治的人是危险的。“已”就是止的意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接舆暗含的意思是，还不如到处玩玩，欣赏风景来得好。再不然，有兴趣的话，就著书立说。想在现实的政治生涯中振衰起敝，那不可能了。

    “孔子下，欲与之言”，孔子赶紧下车，想跟他正式谈谈。“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他赶快避开，使孔子没有办法同他说话。“趋”是快步走的意思。“言”跟“语”不同，“言”是比较正式的发言，认真而严谨。孔子想和这个人说话，还不是随便聊聊天。因为孔子说过“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就失人”，该同人谈的却没有去谈，就错过这个人了，而“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是失言”。

    6.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与桀溺并头在那边一起耕田。孔子经过那里，吩咐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就反问子路：“那个在车上拿着马缰绳的人是谁？”子路回答：“那是我老师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反问他：“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徒弟吗？”子路说：“对的。”桀溺说：“像洪水横流泛滥，到处都一样，天下大势如此，谁又能把它改变呢？而且你与其跟从逃避世人的人，还不如跟从像我们这样避世的人呢。”说完话，继续在那边耙土。子路走开后，向孔子报告这一切。孔子神情怅然地说：“鸟兽是不可以同它们在一起群居的，我不同人群相处，又同谁相处呢？假定天下太平的话，我就不会去参与改造这个社会了。”

    “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与桀溺的名字都跟水有关，也是隐士。“耦”就是两个人并立在那边耕田。长沮与桀溺并头在那边一起耕田。

    “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孔子经过那里，吩咐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津”，渡口。“津”字意味深长，我们人生想要涉大川，想要渡彼岸，就要找对路，就要请教谁可以给我们指点迷津。“津”是渡口，也是人生重要的启程点。过去大宗货物想要运进帝都北京，那一定要经过天津卫，天津的名字就由此而来，在过去就是指很大的海港码头，是更大的渡口。

    “夫执舆者为谁？”长沮反问子路：“那个在车上拿着马缰绳的人是谁？”长沮实际上是明知故问。“为孔丘”，子路回答道，那是我老师孔丘。

    “是鲁孔丘与”，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长沮也不客气，直呼其名。我们看，中国传统就是人跟地往往是绑在一起的，尤其对于知名人士历来更是如此。“是也”，子路说，是的。“是知津矣”，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这里长沮用的是双关语，像禅宗公案一样。长沮的意思是，孔丘他还需要问津吗？他是有智慧的人，是众人的人生导师，他该知道人生渡口的位置，他知道怎样涉大川，难道他还需要找我们指点迷津吗？这里不是说孔子真的知道这次过河的实际渡口在哪里，而是知道这个时代的渡口在哪里，怎样去渡众人涉大川。

    子路不知有没有反应过来，有没有听懂长沮的弦外之音，“问于桀溺”，又去问桀溺看能不能问出实际的渡口在哪里。“子为谁”，桀溺反问他，你是谁？“为仲由”，子路说，我是仲由。“是鲁孔丘之徒与”，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徒弟吗？对曰：“然。”子路说：“对的。”我们看，子路一个字都没有多说，老老实实讲。老实人就是这样，接着就给人家“刮”一顿。桀溺趁机就吃子路的“豆腐”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像洪水横流泛滥，到处都一样，天下大势如此，谁又能把它改变呢？桀溺的意思是说，当时整个时局就是乱世，到处都险恶崎岖。到处都乱了，没有净土，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到处跑来跑去，问渡口在哪里？我就告诉你，哪里都是泛滥成灾，洪水滔天，没有一个好地方。谁能够拨乱反正，有力量把这个物欲横流的乱局挽狂澜于既倒？言下之意是，谁都不能改变。天下大乱的形势已经无法整顿，不用白费力气，你们还要过什么河呢？本来大家都在河里头，你们就要在滔滔乱世中决定你们的行止。“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是你的意思。“辟”是逃避的意思。意思是而且你与其跟从逃避世人的人，还不如跟从像我们这样避世的人呢！桀溺有点挖孔子的“墙脚”，想劝子路改换门庭跟他们走，说子路跟孔丘没希望的，到最后一定徒劳，还不如跟着我们自在呢。“耰而不辍”，说完话，继续在那边耙土。

    “子路行以告”，子路走开后，向孔子报告这一切。子路碰了一鼻子灰，没有问到渡口，反而被两个老人联手教训了一顿。其实，如果他们对话的声音大一点，孔子就听到了。这就是儒道两家的交锋。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孔子神情怅然地说：“鸟兽是不可以同他们在一起群居的，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同谁相处呢？”像长沮、桀溺，都是避世之人，因为他们对人失望，就果断离开人间世，所以他们回归自然，跟鸟兽生活在一起。但是，鸟兽有鸟兽的群，人有人的群，人怎么可以离开社会人群去跟鸟兽在一起结伴呢？在乱世境地，即使不能和到一块，要壁垒分明，群不能乱。因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回归自然看起来很美，但是不跟人接触怎么可能？放弃得太彻底了，老夫子不以为然。

    然后，孔子又讲了一句名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同谁相处呢？意思就是要跟人群在一起奋斗，臭是一堆，烂也是一块。我不跟受苦受难的众生站在一起，打成一片，怎么可能会跟那些鸟兽一起混呢？可见，孔子的博爱心怀，即使受挫折，也永远不放弃，不舍众生。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假定天下是太平的话，我就不会去参与改造这个社会了。白浪滔滔，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世无艰难，何来豪杰？这就是儒家的精神。像伊尹也是，“治亦进，乱亦进”，就是一定要干，就是得有这个使命感，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上一章的接舆和这一章的长沮、桀溺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些人符合道家的传统。张良的老师是谁？说是黄石公，那我们能够讲出黄石公是哪里人吗？也没看到他后来的行踪，但是他确实指点了张良，培养一个好徒弟之后就完全隐遁。鬼谷子是谁？书也有，徒弟也一堆，都有成就，可是老师就超神秘。这种情况都只能说是一种文化特色。

    7.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从着孔子，却远远落在了后面，就遇到一位老先生，用杖挑着一个除草的工具。子路问道：“您见到我先生了吗？”老人家说：“像你们呀，手脚不劳动，五谷都不能分辨，谁是你的老师？”就把木杖放下来，去除草。子路拱着手站在一旁。稍后，老人家留子路到家里去过夜，于是杀鸡烧饭请子路吃。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告辞，把这一切向孔子报告。孔子说：“这是位隐居的人。”然后，孔子又让子路再回去看看他。子路到了那地方，老人家却出门了。子路向他两个儿子说：“一个人不进入仕途是不应该的呀。长幼间的礼节都没有抛弃，君臣间的道义怎能废弃呢？希望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应该做的。现在的时局不能行道，是早就知道的了。”

    又是子路，远行时永远跟着老师走，所以他有一点像是孔子的随扈兼保镖，老挨孔老夫子的骂，还乐此不疲。

    “子路从而后”，子路跟随着孔子，却远远落在了后面。这一次也不知道子路为什么会落在了后面，反正是子路随孔子的整个出国团队，落单了。

    “遇丈人，以杖荷蓧”，他遇到一位老先生，用杖挑着一个除草的工具。“蓧”指一种除草器。

    “子见夫子乎？”子路问道，您见到我先生了吗？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老人家说，像你们呀，手脚不劳动，五谷都不能分辨，谁是你的老师？“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把木杖放下来，去除草，子路拱着手站在一旁。那位杖人不再理子路，继续做自己除草的活。子路倒是很有礼貌，拱着手一旁站着，因为他知道这又是一位有道的隐士。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稍后，老人家留子路到家里去过夜，于是杀鸡烧饭请子路吃，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

    “明日，子路行以告”，第二天，子路告辞，把这一切向孔子报告。“隐者也”，孔子说，这是位隐居的人。然后孔子又安排子路一件事，说不能失之交臂，不能只是被骂了一顿住完就走了，要他再去请教请教那位老人家。

    “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就让子路再回去看看他。子路到了那地方，老人家却出门了。

    子路返回到原处，但是那位老人家却出门了。只有他的两个儿子在。子路心想既然回来了，不能白来，因为这一下他可以充老大了。“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子路向他两个儿子说，一个人不进入仕途是不应该的呀，长幼间的礼节都没有抛弃，君臣间的道义怎能废弃呢？希望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应该做的。现在的时局不能行道，是早就知道的了。

    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有德有才却不得志的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肯降低委屈自己的志向，不肯让自己受辱的就是伯夷、叔齐两个人吧？”又说：“柳下惠与少连，志向降低了，人格也受辱了，所说的话都合于伦理，所做的事都合于思虑，也不过如此。”又说：“虞仲、夷逸隐居起来，放弃言责，自己的身合乎清了，付诸行动时也合乎权变之道。我就与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

    “逸民”，指有德而不得志的一流人士。伯夷、叔齐，是圣之清者，挂头牌。后面那些，柳下惠我们知道，其他的我们可能就很少听过了，但是这里都有考证。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孔子说，不肯降低委屈自己的志向，不肯让自己受辱的就是伯夷、叔齐两个人吧？“其”就是自己的意思。“不降其志”，就是高风亮节，绝对不会妥协，不会降低标准。这样的人与现实里面就格格不入，容易成为异类了。孟子称之为“圣之清者也”。

    同样是在逸民里面，还有不同的，像柳下惠与少连，他们是“圣之和者”。他们就特能“和其光，同其尘”，跟人家“和”。脾气特好，不会直接同人家起冲突，什么都能接受，绝对不会“见不善如探汤”。“降志辱身矣”，志向降低了，人格也受辱了，但是他还是有守得住的，这个叫“和而不同，和而不流”。“言中伦，行中虑”，他们所说的话都合于伦理；所做的事都合于思虑。不要看他好像不像伯夷、叔齐那么高傲，但是他的一言一行都中规中矩，发挥了他的影响力。柳下惠和少连认识到自己，只有在群众中才能奋斗，就很随和，很有弹性。有时候“降志辱身”也无所谓，只要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虞仲、夷逸隐居起来，放弃言责，自己的身合乎清了，付诸行动时也合乎权变之道。

    前面三类人，最极端的就是伯夷、叔齐，不肯降志辱身；柳下惠、少连的弹性就大得多，但是也可以发挥作用。

    最后，孔子自己表态：“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我就与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这就是《易经》中随卦的《彖传》所说：“随时之义大矣哉。”孔子完全看当时大环境的状况，随机应变，原则还是守得很紧。这个就是保留最大的弹性。这就是孟子说的“圣之时者”，超有弹性，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没有说一定不要怎么样。

    9.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太师挚到齐国去了，亚饭干到楚国去了，三饭缭到蔡国去了，四饭缺到秦国去了，负责打鼓的方叔移居黄河边了，打小鼓的武移居汉水边了，少师阳与击磬的襄迁居海边了。

    这一章记载的是在鲁哀公时代，因为礼坏乐崩，很多的乐师为了生计，都离开鲁国，到别处去了。

    10.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会专用自己的亲戚；不让大臣抱怨自己没有得到重视；过去追随自己的老下属若没有严重的过失，就不要弃之不用；不要对某一个人求全责备。”

    “周公谓鲁公曰”，周公就是姬旦，被封于鲁。可他没去过鲁，就派自己的儿子伯禽去做君主，称为“鲁公”。既是父子，也等于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临上任以前，周公就叮嘱儿子伯禽该怎么施政。

    “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君子不会专用自己的亲戚，不让大臣抱怨自己没有得到重视。“施”与“以”都有“用”的意思。

    既然鲁公是一国之主，他当然要用很多人才。他的爸爸周公就提示他，不要老用自己的亲戚，这样格局就太小了。要用能人，用贤才。《易经》师卦“上六”爻辞有“大君有命，开国成家，小人勿用”，这就告诉我们，用人要用得适当，用人要秉持以公为上，不要感情蒙昧理智。不能说只因某人是自己人，跟自己穿一条裤子，就用他，这个格局不是开国气象。换句话说，做领导的要广开言路，用人要唯贤，不要任人唯亲。如果近亲繁殖，搞小圈圈，听不进别人的话，一定会让下面的人心生怨言。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过去追随自己的老下属若没有严重的过失，就不要弃之不用。人要懂得感恩，懂得念旧，如果老部下没犯大错，就不能抛弃他。换句话说，可能故旧也会犯错，但你不要随便抛弃，人要讲情义就在这里。不弃跟积极的任用当然不是一回事。

    “无求备于一人”，不要对某一个人求全责备。做主管最怕的就是以完美的标准去苛求别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要苛求一个人没有任何瑕疵。主将如果有某些短处，可以让副将来给他弥补。

    这一章讲的完全是做领导的在从政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周公绝对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好领导，派儿子到鲁国的封地去履职，就把经验传授给他，告诉他别人最容易犯的毛病，自己不要犯。

    11.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周朝有八位著名的士人：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这是最莫名其妙的一章，不知道学生为什么记下来。

    “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仔细看，老夫子讲的这几个人，好像是一位母亲生下来的，而且生了四胎。每一次生出来的都是双胞胎，所以称伯、仲、叔、季。第一胎伯达、伯适，第二胎仲突、仲忽，第三胎叔夜、叔夏，第四胎季随、季騧，这在人类史上应该没有的。一生就是双胞胎，生了四次，全部是一个妈生的，孔子认为这是罕见的事情，说明周初的时候人才之盛。光一个女的就可以生八个人才，全部男的，然后全部是双胞胎，真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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