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说:“读书人遇到危险的事,不惜牺牲生命;见到利益和好处,要想想是不是自己该得的;逢到祭祀,要想到恭敬与虔诚;参加葬礼,要有哀戚的心。能这样做就算不错了。”
我们再来看《子张篇》,这一篇没有一句是孔子讲的话,孔门大弟子几乎全部出动,他们的言论被记载下来,等于是孔门弟子及弟子诸门徒言论的专篇。
“士”,广泛意义上的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如果服公职的话,就是基层的公务员(相当于现在的科员)。以古代来说,士上面有大夫,大夫上面有诸侯,诸侯上面有国君,国君上面有天子。子张这段话所揭示的,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具备的操守、德行和责任感。
“士见危致命”,指读书人遇到应该做的事,无论生死都要去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如此。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或者说公务员的良心,遇到危急情况,绝不能先闪。“致”就如《易经》中的困卦《大象传》所讲“君子以致命遂志”的致,就是尽全力。
“见得思义”,在有利益可得的时候,要想一想这个利益是不是我应该得的。当做一件事可以得到某些利益的时候,首先要看该利益是否合法、合情、合理。像贪污受贿,这种事绝对不可以。不义之财不能接受,这是作为一个士人最起码的门槛。
“祭思敬”,每逢祭祀都要恭敬与虔诚。既然要祭拜,就要敬神如神在,有着虔诚、认真的心态。如果不是真心祭拜,仪式如同摆设、走过场,丝毫没有意义。祭天祭地祭鬼神,虔诚第一位,这样的祭祀才是正确的。
“丧思哀”,既然去吊丧,当然要有哀戚的心,尤其面对人家的家属。“其可已矣”,能够做到上述所说的,这样的读书人就算不错了。
好,我们再看“见得思义”这四个字,现在已经成为成语了。意思明了,一般人都看得懂,但是很少有人做得到。它是“士”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比“士”地位高的人就更应该如此了。两年前,我去阳明山给某政府机构上课,当时邀请我的是一位局长,比我小一岁,是台中人,名片换完,还没来得及联系,他就因为贪污被抓起来了。大家猜他贪污了多少钱?才一百多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也就二三十万,结果被判了很重的刑。可见,“见得思义”说说容易,实际上绝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2.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同‘无’)?”
子张说:“坚持道德操守,心胸却不够开阔,信奉理想又不够切实坚定,这种人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吗?”
“执德不弘”,“执”就是固守,“弘”指宽宏大量,整句指居守太狭不够开阔。“信道不笃”,指信奉理想卻不够笃实坚定。就像现在虽然各类宗教都有很多信众,但有些人的信念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坚定。其中有些人是因为人生遭遇坎坷才信教,纯粹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并不是真正用心,所以根本不可能笃行实践其中的信条。一旦遇到什么考验,他就不能保证自己“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不是真金,火一烧就出问题,随便举个例子吧。某人(暂且不写真名了)原先信奉佛教,后遭牢狱之灾,就觉得佛祖不保佑他,出狱后马上改信基督教了。这是不是“信道不笃”?完全是在跟佛祖做生意。我相信你,所以我“投资”,相当于把佛祖买过来,佛祖当然要保护我,结果佛祖不仅没保护我,还害我被判刑,那不行,我得换一个,改“投”基督教。佛像统统打碎,重立基督诸像,这完全是一种投机心理。坦白讲,很多时候宗教是“成于信众,败于信众”。信众良莠不齐,当然有很多修得确实不错,有的就离创教者的教义太远了!子张这两句话确实切中了人性中的很多弱点。
“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最后子张用反问的语气,告诉我们,这种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因为他们“执德”狭隘,“信道”不坚,对社会来讲,这些人就是有他不为多,无他不为少。正如《易经》所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致天地之间“无所容也”。
3.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说:“你们老师子夏对此怎么看?”那位学生回答:“老师说:‘交朋友,值得交往的就跟他交往,不值得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我领悟到的与这个不一样。君子尊敬亲近才德卓越者,也包容一般大众;称赞行善的人,也同情不去行善的人。我若是才德卓越,哪有什么人不能包容呢?我若是才德不够好,别人都会拒绝我的,哪轮得到我去拒绝别人?”
子夏是孔门弟子中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人物,有“帝王师”之称。子夏长于文学,学生也有很多。这一章讲到子夏跟子张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教弟子的方法不同,各有所重,彼此不服,就开始互相批评。
子夏的学生问子张交友之道,子张不回答,反问:“子夏云何?”意思是你们的老师怎么说?看情形,子张是别有用心,可能心里不服子夏。既然你的学生跑到我这里来请教,那我不妨先摆一摆谱儿,探探你的底。
“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夏的学生把老师的答案告知,意思是,子夏认为,交朋友,值得交往的就跟他交往,不值得交往的就拒绝。果然,子张不同意子夏的观点:“异乎吾所闻。”这句话反对的意味很浓,可以说是完全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也就是说,君子尊敬亲近才德卓越者,也包容一般大众;称赞行善的人,也同情不行善的人。接下来就是反问作答,以此讽刺子夏:“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如果我是才德卓越的人,哪有什么人不能包容呢?“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我若是才德不够好,别人都会拒绝我的,哪轮得到我去拒绝别人?
子张的回答或者说反驳怎样呢?当然是对的。但是,子夏真的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未必。另外,子张真的做到这一点了吗?更未必。
子张的观点就跟《老子》讲的一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或许只有圣贤才会达到没有分别心的境界,我们一般人都是“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这也并没有错。子张有点喜欢讲大话,他的理念如果真能做到当然最好,但问题是他有没有做到?这个问题不妨留给读者慢慢体会。这一章通过对同一个问题给出的两个标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性情的差异以及各自的修为境界。
4.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说:“虽说是一般技艺,必定有它可取的地方;长期专注去做,恐怕会沉迷其中,所以君子是不会那样做的。”
“虽小道”,“小道”指的是像玩收藏、下围棋、养宠物等看起来似乎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但“必有可观者焉”,也有它可取的地方,因为它会成为一项专门的技术,值得去研究。为什么子夏这么说呢?因为以前的人总认为这些技艺类是所谓的玩物丧志。但是,在古代,像琴棋书画,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对其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不过,不能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让自己变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可以,也不能不问世事,别的事一概不管。这就是“致远恐泥”。“泥”是沉溺其中的意思。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恐怕行不通。
在《易经》第五卦需卦就有“需于泥”,想要得到,结果泥足深陷。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沉浸在所谓的奇技淫巧中,一切都不管不顾了。儒家认为,这些东西学一学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能沉迷,因为那样会耽误大事。什么是大事呢?在儒家看来,大事就是“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博施济众”的境界。假如一个人钻到“小道”里面,会做蛋糕、会品尝红酒……花很多时间在这类事情上,就跟亲民、止于至善没有什么关系了,可能这个人的发展就会有问题。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立意就在于此。“是以君子不为也”,所以作为君子来说,是不会泥于小道的。
5.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同‘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说:“每天要知道一点新东西,每个月都不要忘了已掌握的东西,这样就称得上好学了!”
明代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从这里来的。“日知其所亡”,每一天要知道一点新东西。就像《大学》所引用的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样。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学习,就在于每天都能知道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月无忘其所能”,每一个月都不忘已掌握的东西。每个月需要检讨一下,不能把已经学到的东西丢掉。这样的话,“可谓好学也已矣”,这样就称得上好学了。
这一章算是孔子的大门徒子夏很浅近的主张,不是特别高深。
6.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广泛学习,同时能够志向坚定;切中实际问题,同时能够就近思考,这就是行仁的路了。”
宋代理学有本代表性的著作,书名就出自本章,即朱熹的《近思录》。《中庸》中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与本章大意一致。
“博学而笃志”,“博学”代表广泛地学习;“笃志”即笃行实践,志向坚定;“而”是能够的意思。
“切问而近思”,“思”者,用心于田,即不要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要立足于当下这块土,也就是人生中切实的问题;“切问”是指马上就切入要点,了解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问题提得深刻,才能切中实弊。这就是实学。
“仁在其中矣”,这就是行仁的路了。这也就是人的核心创造力。仁,就是在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过程中,自然而然造就的一种能耐。
7.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说:“各种工匠要长期待在市场细细观摩,才能精益求精;君子要努力学习,才能领悟人生的大道。”
“百工”指各种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行业的总称,“肆”是市场。各种的工匠,要有一个专业的场所,以便聚集在一起切磋琢磨,这样,一门技术才能精益求精。担当家国天下抱负的君子,要尽全力学习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学以致其道”的“学”字前面应该省略了一个“居”字,就算大家都是君子,也需要有个好的道场,靠彼此切磋琢磨把学问研究得精湛透彻,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人一定要懂得塑造好的学习场所和环境。“百工”在古代社会地位不是太高,都要集中起来讨论技艺,交换经验,这样才能进步。君子要学道,也不能一个人,很多时候就要找同窗,成立各种组织和学会。
可见,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要懂得塑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耳濡目染,别人有进步,就会鞭策着你也进步,否则人就会怠惰,落后了也不知道。
8.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夏说:“小人犯了过错,一定想法掩饰。”
“小人之过也必文”,“文”就是文饰、掩饰。有的人犯了错,不承认,还怕别人发现,总想遮掩过去。《易经》里管这种情况叫“吝”,也是文过饰非的意思。小人这样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他永远失去改过的机会了。
9.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夏说:“君子有三种变化的风格:远看好像很庄重严肃;靠近接触,就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也能使人努力向上。”
“君子有三变”,这可不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说的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能了解一个君子的,而是在相处了解的过程中,会感觉到他不断在变化。
“望之俨然”,远看一个有学养、有修养的人,庄重严肃,好像凛然不可侵犯。
“即之也温”,“即”是靠近,靠近接触,会感觉温和可亲。当我们受到他那“望之俨然”气质的吸引,想跟他接近、交朋友或者讨教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其实不那么严肃,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拒人于千里之外,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很温和,完全是温、良、恭、俭、让。
“听其言也厉”,听他说话,能使人努力向上。“言”是指正式的言论,大家交换人生态度,讨论学问。很多人会说,“厉”在《易经》中代表危险,而平常的解释是严厉,超级严肃。“听其言也厉”岂不变成了压力?这该怎么解释呢?如果说远看的时候好像很严肃,跟他接触后,觉得这个人蛮温暖的,可是和人说话又声色俱厉,这不是性情无常吗?注意,“厉”在这里不是疾言厉色的“厉”,而是“砺”,成语“再接再厉”的“厉”就是砺,磨砺的意思,也有努力的意味。“听其言也厉”,说明君子所讲的都是叫人向上努力的话。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就如同圣徒布道,专门讲那些造就人的话。为什么写成“厉”呢?是因为“厉”字,古同“砺”。
这一章是子夏的对君子的描写,不同的距离,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检验是不是一个值得亲近的君子的标准。
10.子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说:“君子获得百姓信赖之后才去动员他们工作,否则百姓会以为自己受到虐待。获得君上信赖之后,才去进谏他,否则君上会以为自己受到毁谤。”
这一章的君子大概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社会影响力已经可以做领导。“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是指君子如果想动员百姓,一定要先不负众望,取得百姓的信赖,百姓才会服从你的领导;要是不能取信于民,老百姓为什么要帮你拼,帮你干呢?“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老百姓如果对君子没有信任感,君子再怎么发号施令,百姓也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严苛的对待。
“信而后谏”,是指先取得上司对你的信任,才能去进谏言。下级如果想给上司谏言,必须要先取得上司对你的信任,在这样的条件下,你的谏言才会被认为是对他有好处。“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就是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如果没有取得上司对你的信任,你的谏言很可能会被当成恶意诽谤,下场肯定很惨。所以,一定要懂得把握在进言的时机,要看彼此的信赖度是否到位。这个“信”包括了对上和对下,这就是《易经》里讲的“孚”字,在“信”没有建立之前,有些人和事是绝对不能动的,因为没有人会配合你。
11.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说:“在重大的做人原则上不能逾越规矩,在无足轻重的一些小事上可以有些出入。”
“大德不逾闲”,“闲”字,门中有木,是门槛。意思是说,人在大的规矩上绝对不能逾越。做事情一定要有底线,大节不可亏,这是人必须遵守的大德。“小德出入可也”,是指在处理小事的作风上难免会有出入,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见,大德、小德不是那么好把握的,像“从心所欲不逾矩”,孔老夫子也是七十岁以后才做到的。人违犯一点小规矩,这个社会还是会接受的,但是大节绝对不可以失。
12.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们,在生活洒扫以及应对进退方面,都够格了,但那只是些细枝末节而已。做人的根本没有树立起来,这怎么可以呢?”子夏听到这话后说:“唉!子游他讲错了!君子应该学习的基本道德和涵养,到底哪一样要先传授,哪一样该后去教导呢?就像大家要认识草木,也要先区分种类,从细节差异入手才行。对于君子所必须学习的道,怎么可以妄加批评呢?在教学时能够做到贯彻始终,全面兼顾的,恐怕只有圣人吧!”
子游在这里直接批评他的同学子夏,因为他们各有徒众,各有道场。
“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这是子游对子夏教学的批评,其实就是在说,你们的老师是怎么教的,只教了些洒扫、应对、进退的细枝末节?“本之则无,如之何?”做人的根本没有树立起来,这怎么可以呢?显然,子游对子夏不怎么看好。
这个师兄或者师弟的批评,一定有学生会传给子夏。“噫,言游过矣!”子夏马上回击,子游他讲的错了。“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传”就是“传习”的传,“倦”就是诲人不倦的“倦”,仍然是教学。先教什么,后教什么,有本末终始,那到底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呢?子夏用反问的方式向子游提问。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用认识草木来打比方,意思是采用什么教法要看对象,要看每个人的根器,没有一定的套路。“因材施教”就是如此。
“君子之道,焉可诬也”,“诬”,指的是乱批评。子夏并没有正面去讲,他只是很感慨,觉得师兄对自己有误解,只看到自己目前教学的成效,就马上提出批评,不见得完全了解自己的整套教学计划。
“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贯彻始终,全面兼顾,大概只有圣人才办得到吧?这里也给圣人做了一个定义,“有始有卒”,有开始,有结束,即由入门到究竟,都能够圆融贯通的,这才是圣人。
当然,在《子张篇》里,大家能看出孔子几个主要的弟子之间存在的矛盾不少,《韩非子·显学第五十》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这段文字就说,孔子死后,儒家分裂成八派,墨家就分裂成三派。可见,孔子走了之后,加上颜回死得那么早,子路也早死,余下的众弟子就谁都不服谁,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教学路数。所以,看了韩非子这一段文字,我们会明白一个道理,一代宗师的时代不可能永远存在,一旦宗师辞世,师兄弟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分裂有时不见得不好,在某种意义上,分裂也是种子的扩散,利于学术的传播。与其大家挤在一起整天吵,不如干脆一人一片天。事实上,我们也很少看到师兄弟间会互相服气的,孔门弟子中,大家唯一服气的大概就是颜回。颜回活着的时候,平常骄傲的子贡都说:“赐也何敢望回?”如果颜回没有早死,孔子死后的局面可能会继续维持。
这一章里的子游、子夏自视甚高,看对方都不顺眼。虽然在后人看来,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但是他们之间都是这样的心态:“我得到的才是老师的真传,你的才是‘野狐禅’!”
13.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夏说:“从政之后,行有余力,就该学习;学习之后,深有心得,就该从政。”
“仕而优则学”,“仕”就是做官。先有从政的经验,从政有余力时,还需要结合从政的经验,进一步学习,否则就跟不上时代,这叫“仕而优则学”。《论语》的《学而篇》和《为政篇》放在前面,告诉大家的就是内圣外王的道理。
“学而优则仕”,学习裕如从容了,则可以从政。也就是说,不要老待在学校里头,专搞空头理论,一定要试着做做事,印证所学。
不能专门仕,也不能专门学,一定要“仕”、“学”圆融,其实这跟《先进篇》一开始讲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是一样的道理。《先进篇》一开始的“君子”指会做事又会学习的人。可见,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既不能只钻知识的象牙塔,也不能单靠一点经验去闯,最好是两者兼顾。
14.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子游说:“在丧礼上向逝者表达你的哀痛就好了。”
“丧致乎哀而止”,指居丧时,不要哭过头。这是在提醒人们行事要合乎中道。因为逝者已矣,不要“以死伤生”(《孝经·丧亲章第十八》),向逝者表达我们的哀戚就够了,不能始终陷在失去亲友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必须振作起来,面对现实生活。
15.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他真不容易,但是他没有达到仁德的境界。”
16.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曾子说:“子张这个人相貌堂堂,气焰嚣张,我们很难跟他一起去行仁。”
上述两章都是同门评价子张。第一章是子游在批评子张。子张这个人,人缘大概超级不好。孔门比较标榜的是“仁”,子游觉得子张平常的行为难能可贵,学习很努力,但是人不可爱,够不上“仁”的标准。第二章则是曾参对子张的评价,认为其为人有点高傲,很难相处。
这两句话摆在这里,真的是把子张打到了十八层地狱。在《论语》中,子张的学生好像也没有申冤,估计所说属实吧。可见,一个人假如跟所有人都合不来,那么他本身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17.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人很少会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去办好一件事情,如果有,那一定是办父母亲丧事的时候吧?’”
“自致”,指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全力以赴,绝对没有任何保留。
“必也亲丧乎”,“亲丧”,指父母亲的丧事。办父母亲的丧事,当然是头等大事。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社会评价人的最可靠标准就是孝道,孝道最能体现在“亲丧”这种事情上。对于“亲丧”,因为父母亲过世,任何人当然都是真情流露,大多数人会不遗余力地好好办。
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除了“亲丧”,其他事情不要期望人们都会全心全意尽力投入。
18.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孟庄子的孝顺,所显现出来的其他的方面,为人子女的大概都能做得到;但他不去改换父亲所用的家臣与父亲所定的制度,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孟庄子,鲁国大夫孟献子(仲孙蔑)之子,名速,是当时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但他也是有权势的。一般情况下,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权贵一上台都要改用自己的人马。但孟庄子不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有“三年之丧”,对于权贵家族来说,其实就是为了保证在那三年(实际只有二十五个月,后世则更短)里不要做人事和政策上的大调整,沿用父辈的秩序和规矩,上一朝的老臣要继续留用。假如你要施什么新政,必须等服丧期之后才可以开始。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整个政治秩序能够平稳过渡。
可是,历史上有很多的少主在掌权之后,马上把父辈当政时的老臣统统开掉,换上自己的人马,几乎没有例外。像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等到秦孝公的儿子上台,商鞅就被新君联合旧贵族处以五马分尸之刑。孟庄子就不同,其为人至孝,继任父职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既不改父之臣,也不改父之政,这是很难得的行为,孔子也为之赞叹。
孔老夫子到了七十岁之后,回顾自己一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觉得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个新的变化。我们读《论语》,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呢?
19.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孟氏将要任用阳肤为监狱官,阳肤就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言行偏离正道,民心涣散已经太久了。如果查到了犯罪的实情,应该感到悲悯和可怜,而不是高兴。”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士师”,是典狱之官。孟氏是鲁国的权臣,阳肤是曾子的学生。孟氏委派阳肤去当典狱官,由此可知,当时鲁国凡是受过好的教育的人才,几乎都出自孔门。孔老夫子几乎把鲁国的精英都收入门下,所以掌权者当时要找政治人才,都要到孔门里面找,连曾子的徒弟都能去做“士师”。
“问于曾子”,阳肤拿到派遣令,还是尊重老师的意见,向曾子请教。这在当时是常见的行为,在上任前向老师请教,看看老师对自己有什么期许,让老师指点指点,这对从政是有好处的。据说,鬼谷子的门徒很多,有好几个人做了大官,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扭转时代的格局,像苏秦、张仪、孙膑、庞涓都是他的学生。学生出山前拜别老师,一般情况下,老师都会针对每个人的弱点,特别叮嘱一下。
阳肤要去掌管狱政,管理的对象是那些有罪的人。曾子就告诉他要有同情心,不要虐待他们。我们看过很多电影描述监狱里黑暗的管理,像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就有很多人被虐待致死,典狱官作威作福,残暴不仁,甚至草菅人命,犯人等于进了地狱,这是很可怕的。曾子认为,一般情况下,很多人的犯罪,有时候是冲动,有时候是生活所迫,被逼无奈。这个时候从事狱政管理的人就要怜悯他们,不能把他们当禽兽。像《水浒传》中那些被逼上梁山的人,人人都有一段伤心史,最后不得不落草为寇。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身处上位的人言行偏离正道,民心涣散太久了。这对当时的政治已有批判的意味了。因为春秋末期,鲁国等国的政治一塌糊涂,没能为老百姓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所以老百姓人心涣散,没有办法好好生活。如果生活艰难,官逼民反,老百姓就会选择铤而走险的道路,随便拿根棒子就开始造反,历代的农民或奴隶起义就是如此。所以,曾子的这句话,我们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待。一个国家如果是政治清明,礼乐教化氛围很好,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犯罪。如果在上位者只求民脂民膏,不顾百姓死活,老百姓对政府和领导人失望透顶,有时候就会自己找出路。
“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如果查出了犯罪的实情,要存悲悯和可怜之情,不能因此高兴。也就是说,如果你了解到他为什么犯罪,对他要有哀怜之心,劝他弃恶从善,不要觉得我终于把他逮到了,一定好好修理修理他,这对犯人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打击。
20.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wù)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说:“商纣的恶行,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么过度。所以君子讨厌处在下游,那样的话,天下所有的坏事就都算在他身上了。”
这一章是子贡自己的见解。对于商纣王,历代以来都是恶评,没有办法,人心就是这样,墙倒众人推。而子贡在这里,显然是替商纣王辩护,他认为这个社会最容易落井下石,一旦谁有恶行,就把所有的坏都算在他的身上,其实他并没那么坏。但是,换句话说,人千万不要走错路,一旦被定义成公认的坏人,很多与他无关的坏事就会被摊到他身上,结果就变得比实际上坏了十倍、百倍。虽然是冤枉的,但也并不冤,谁让你变坏的呢?有些人坏,因为隐藏、掩饰功夫够好,没被揭穿,人们就他做的坏事加于别人之身,他的罪责都让别人来承担,纣王估计就是如此多坏一点的。
当然,纣王是一个暴君,作为亡国之君,至少对不起祖先。子贡说纣王残暴不仁,但是没有一般传说中那么坏,这是就事论事。其实纣王刚开始的时候也很能干,是个有才干的人,《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可是一旦拥有权势久了之后,慢慢就变了,“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走上了不归路。《易经》明夷卦“上六”爻辞称:“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说的就是如此,人的堕落就是如此之快。很多政治人物刚开始都不错,到后来就让人太失望了,一旦堕落,都是加速度。一旦“后入于地”,堕入昏庸、腐败、残暴的行为,大家就把他前面那一段“初登于天”的好的作为忘掉了,因为恨,所有的坏都集于他一身。为什么《易经》那么重视谦卦?因为谦卦有善终,人能得善终最重要。同人卦“九五”说“先号啕而后笑”,笑到最后才是最好,因为那是盖棺定论。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不公正,谁叫你最后不好的?如果你前面不好,后面突然好了,人家就只记得你的好了,这就叫盖棺定论。换句话说,没有到最后,谁也不敢担保好人不会变坏人,坏人不会变好人,或者佛不会一念成魔,魔不会撂下屠刀就地成佛。所以做人就是要战战兢兢,临渊履薄,随时都有可能出状况。无论如何,最后还是要留个比较好的形象,这个太重要了,一美遮百丑,如果倒过来,就是一丑遮百美。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所以君子讨厌处在下游。“下流”,本意是指江河将入海的地方,那种地方要承担上流所有的泥沙浊物。任何东西在源头都比较清,在山泉水清,无污染,因为在上游,等到下游,出山泉水浊,沿途的泥沙统统都滚进去了,渐渐就变污浊了。
“天下之恶皆归焉”,天下所有的坏事都算在他身上了。舆论就是放大器,结果以讹传讹。既然他是坏人,这些坏事肯定都是这个坏人做的。好的,越说越好;坏的,越说越坏。
子贡这段话很理智,讲的也是实情。纣王是坏,可是并没有坏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地步。他也好过,但是他的好再也没人提了。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想办法力争上游,千万不要处于下游,到时候什么垃圾、狗屎都往你身上抹。
历史上,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尤其是如此。亡国之君,被人家取而代之,新的当权者肯定会把所有的坏事都让这个“君”来承担,亡国之君就是罪恶的渊薮。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凸显新政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还有,旧时的官差办案也常这样做。某个江洋大盗被抓到了,在处决前,就跟他商量,另外的罪也认了好不好?因为还有一些没破的案子,反正要砍头了,不妨多认一点罪,然后让他吃好喝好,对后事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死刑犯一想,反正一刀是死,十刀也是死,就统统都认了。这就叫“众恶皆归焉”。
另外,假如我们把“纣”当作一个代表词,也可以换成别的人,譬如“嬴政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对于秦始皇嬴政,后代很多人就忽略他对中华大一统的贡献,还有他的励精图治和不愉快的童年,只强调他的暴政。所以,论历史要公正,不可以感情用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要分清楚,好的不能掩盖不好,倒过来也一样。
21.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与月食。有了过错,全社会都看得到;改过之后,别人又继续仰望你。”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这里的君子是指处在上位的管理者。君子不像小人,小人指一般老百姓,不涉及德行好不好的问题,但是在上位的通常都是公众人物,动见观瞻,故要谨言慎行。一旦有错,无法遮瞒,大家都看得到,好像日食和月食,日月失去光明,大家都看得见。不像一般小老百姓藏身基层,有时候也会有很多过错,但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没有太多的人会知道。可见,君子作为台面上的人物,一旦犯错,那就是无所遁形。这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人物,一定要小心为人处世,他们在社会上有标杆效应。
“过也,人皆见之”,太阳、月亮本来是发光的,日食、月食时,突然一下黑掉了,这就像过错一样,大家都能看得到。
“更也,人皆仰之”,一旦改过了,大家也会看得到,又继续如同仰望日月一样。日食、月食不是几分钟就过去了吗?阴暗一过,很快又恢复光明,这正是《易经》丰卦二、三、四、五爻所表达的象。凡是光明的东西,都会有乌云盖顶的时候,天体运行难免会遭遇太阳、月亮、地球运行到一条线上的时候,光亮的遮蔽是短暂的,光明很快就会恢复,就像犯过错的大人物,一旦犯错,也不要紧,只要马上改过,人们会继续敬仰。
但问题是,居高位的人在犯错的时候,第一时间往往动用其权势掩饰过错,一般人怎会知道呢?再者,一旦小错不改,铸成大错,以致东窗事发,就又自暴自弃,或者社会不给他改过的机会。有的大人物就是绝不肯承认错误,刚愎自用,古代有不少君王就是如此,这就走到《易经》乾卦最后的“亢龙有悔”之境了。
可见,改过,尤其对于那种在位期间政治声誉还不错的人来说,是最难的。自古以来,勇于认错的君王或者政治人物较少,这些人总是把过错归咎于客观主观。像明朝崇祯皇帝,于煤山自杀前就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他把明代败亡大多归因于臣属误国,这就是典型的责怪部属执行不力或者环境所致。
22.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zhì)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孔仲尼在哪里学习过?”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传下来的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留在每个人的心里。有智慧的人对活的文化道统,会把握其中的大道理,智慧比较低的人才把握小道理。没有一个地方看不到文王、武王教化的成果啊。我的老师没有任何地方不曾学习过,他哪里还需要固定的老师呢?”
“仲尼焉学”,仲尼在哪里学习过?卫国的大夫公孙朝这是在怀疑孔老夫子的学问,意思是说孔子平时东讲一句,西讲一句,他的学问到底来自哪里呢?公孙朝之所以质疑孔子,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子贡有非凡的成就。在外交上,“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商业上,他经商赚的钱,富可敌国。其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子身后的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基于此,公孙朝就找了个机会问子贡,子贡当然听得出公孙朝的言外之意,马上就从正面去开导他。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意思是说周文王、周武王传下来的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留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子贡这样说的用意在于表明,孔子就是法脉,是文化道统的集大成者。因为那时还是周朝的体制,两代贤君为周文王、周武王,文武之道就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代表。
我们都知道,文化是长期积累的产物,它会渗透到人间世每一个角落,无形无相,可能在学院,也可能散布在广大的民间,是消灭不了的。有形的东西可以打破,而深植人心的文化恒在,一时半会是消灭不了的。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始终没有革掉孔子的思想。如今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就是一个证明。在历史上,曾有皇帝利用公权力来灭掉佛教,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帝李炎、后周世宗柴荣,毁佛、毁寺庙,逼迫僧侣还俗,那又怎样呢?佛教因此灭亡了吗?没有,反而更加兴旺了,倒是这四位灭佛皇帝的结局都很凄惨。有的时候,那些压迫的人最后自己都信佛了。这就是“未坠于地”,不可能灭绝。因为“在人”,在人心里头。众生皆有佛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有良知良能,这是灭不掉的。
“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有智慧的人对活的文化道统,会领会其中大的道理,而智慧较低的人只把握细枝末节。这里的“识”念“志”,“默而识之”的“识”,意即心会神通,不只是把它记下来或者当成知识。《易经》大畜卦《大象传》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贤者”,有智慧的人,对活的文化道统,吸收精华,开拓自己的心胸;“不贤者”,根器比较低的人,也可以从文化中得利,吸收运用其中层次较低的部分。因为深奥的东西他看不懂,也领受不了,但是他可以领会小道理,也觉得快乐。譬如玩玩古董,看看字画,这都是从文化中得到滋养。贤者、不贤者,各取所需。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地方看不到文王、武王教化的成果啊!到处都是文武之道,大的也是,小的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民俗,大家都在文化中得到滋养。文化无所不在,到处都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学”,我的老师没有哪个地方不曾学习过。因为他就是文化的传人、道统的代表。“而亦何常师之有?”他哪里需要有固定的老师呢?可见,孔子就是“圣人无常师”的代表。他就是一个文化的集大成之人,所以才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学习非常广博,跟师襄学过琴,又跟老子去学礼,还访乐于苌弘。有时跟书本学,有时向大自然学,有时从自身的经验里学。所以,怎么可能有固定的老师呢?怎么能确定是哪一派的呢?他是大宗师,是道统的集大成者。
这就是佛家所谓的“自性生万法”。中国的禅宗,哪有一个固定的老师?不需要。自性里面就有无限的宝藏,自性能生万法。而且,禅宗不管怎么讲,祖辈相传,还是有一个引门人,可是孔子没有,他才是典型的“自性生万法”。
23.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在朝堂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他老师杰出。”子服景伯就把这话转告子贡。子贡说:“我就以房屋的围墙来打个比方吧,如果是从墙的高度来说,我的墙只有一般人的肩膀那么高,别人很容易看到室内的美好样貌;老师的围墙不一样,它高好几丈,如果找不到它的大门进到院子里,就看不见里面宗庙的华美和百官家中治事之府,只是能找到老师房屋之门的人太少了。叔孙先生自然也不明白老师之道,他说我贤于夫子,不是很正常吗?”
叔孙武叔是鲁国的大夫。叔孙武叔在朝堂上公然说“子贡贤于仲尼”,这是在同朝为官的大夫们面前大放厥词。子服景伯把此话转告给子贡。子贡义就义正词严地讲了一大段,为老师正名,也为自己正名。这一章也很有名,后世的孔庙多半都用到其中的话语。
“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子贡的意思是,我怎能和老师比?如果用宫墙来打比方的话,我的墙只有一般人的肩膀那样高,因为矮,所以就没有那么多阻碍,我的学问是什么水准,别人一下子就知道了。而“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现在的孔庙就有“万仞宫墙”的门匾,当然有些夸张了。“夫子之墙数仞”,七尺为一仞,数仞当然很高了,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孔子的学问到底有多深。而且,墙不管怎么高总有一个门可以进去,孔子的学问却是,没有入门只能在墙外看,啥也看不到。
看不到的是啥呢?“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不进门就看不见里面宗庙的华美和百官家中治事之府,但能找到这所房屋门的人太少了。尤其是古代的房子或者宗庙,有时候好几进,你没有摸到门,只是在外面的马路上,当然看不到里面。不能入门有很多原因,有时是机缘未到,有时是狂妄,有时是无知。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这里的夫子是指叔孙武叔,子贡是说他自然也不能明白孔子之道,他说我贤于夫子,不是很正常吗?无知才胆大,只知道乱讲话,叔孙武叔还没有机缘入门,当然看不见厅堂里面的华富。其实,任何专业领域的修行都是如此。普通人很难理解大人物的境界,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先要入门才行。可见,水平低的去批评水平高的或者外行去批评内行,常常就会犯这样的错误。
24.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叔孙武叔毁谤孔子。子贡说:“不要这么做。老师是没有办法毁谤的。别人的才德表现,像是山丘一般,还可以去超越;老师则像是太阳与月亮,没有可能去超越的。一个人即使想要断绝他与太阳、月亮的关系,对于太阳、月亮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显示了他不知自己的分量而已。”
这个叔孙武叔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前面还只是说学生子贡比老师孔子好,这里干脆毁谤孔子了。当朝散播这样的言论,子贡听了很无奈,明明已经解释过了,他还来这一套,而且变本加厉。
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子贡说:“不要这样说,老师是没有办法毁谤的。”言外之意是说,你这样做只能显得你很幼稚,混淆视听而已,孔子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毁谤得了的。事实不也是这样吗?五四运动、“文革”,都没能把孔子革掉,几十年的时间里,“孔家店”还没被彻底打倒,大家就又开始拿起扫把整理“孔家店”了。
“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其他人的伟大和了不起,只是一般的小丘陵,高度有限,还可以超越。《易经》的谦卦称“卑而不可逾”,意思是看着是很谦卑谦虚,实际上没有人能超越。贤者的境界,就像丘陵一样有一定的高度,但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一定会有后人可以超越他。
“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孔子就像是太阳、月亮,没有可能超越的。他一直高高在上发光,一般人望尘莫及,只能仰望。
“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一个人自己即使想要跟太阳、月亮隔绝,对太阳、月亮又有什么损伤呢?即使你放弃见贤思齐的努力,对太阳、月亮又有什么影响呢?连皮毛都伤不到。
“多见其不知量也”,只是显现了他太不知自己的分量罢了。“多”有“只”的意思,有时候批评人的人反而显出自己的无知。意思是说,你叔孙武叔诋毁了半天,其实是自不量力。
25.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同‘智’),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同‘导’)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陈子禽对子贡说:“您太谦让了吧,仲尼的才德难道比得上您吗?”子贡说:“君子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明智,也由一句话表现他的不明智,所以说话不能不谨慎。老师让我们赶不上,就像天空没有办法靠楼梯爬上去一样。老师如果能在诸侯之国或大夫之家负责执政,就会做到我们所说的:要使百姓立足于社会,百姓就会立足于社会;要引导百姓前进,百姓就会向前;要安顿各方百姓,百姓就会前来投靠;要动员百姓工作,百姓就会同心协力。当他活在世间时,人们以他为荣,当他不幸辞世时,人们为他悲戚。这怎么是我们赶得上的呢?”
陈子禽,名亢,字子元,一字子禽,又名原亢,小孔子四十岁,这个人前面章节出现过。据说是孔子弟子,但看此章,似乎不是孔门弟子。
“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与子乎?”这是陈亢对孔子的质疑,说子贡对老师也太恭敬、太客气了吧?仲尼的才德真比他强吗?由此一看,陈子禽还是孔子的门徒吗?他直接称呼孔子仲尼就是大不敬。
“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即“智”,君子一句话说得不错,大家就会认为他很有智慧;一句话说错了,人家就认为他无智慧,所以说话绝不可不谨慎。因为君子往往是一个社会的意见领袖,说话要谨慎。子贡认为,一个有修为的人要慎言,没把握的话千万别乱讲。孔子在《为政篇》中,就对子张说过为官之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还有,“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子路篇》)。可见,说话不能不小心。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孔夫子的道行高不可及,就像天一样,是没办法凭借阶梯攀上去的。这句话直接告诉子禽们,孔子的道行高不可测。一般凡夫俗子,诸如陈子禽、叔孙武叔之流,他们有类似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只因其境界差太远,看不到孔子思想的真正价值。
“夫子之得邦家者”,邦就是诸侯国,家就是大夫家。老师如果能够在诸侯之国或大夫之家执掌朝政的话,一定是有政绩的。孔子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圣人,是千载难逢的,他如果能得到当时的政治人物的认可,而不是变成“丧家之犬”的话,不论是当诸侯之政,还是治大夫之家,都会有很好的政绩,可以使民众获得福祉。这是子贡对孔子的肯定,也是对身为孔门弟子的自豪。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道”就是训导、教导的“导”。孔子他会用“礼”来规范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立足于社会;用教化引导百姓,让他们循道而前进。
“绥之斯来,动之斯和”,“绥”就是安抚。如果安抚百姓,百姓就会近悦而远来,前来投靠;他如果要动员百姓服役,百姓也会心悦诚服地参加。这里说明,如果教化老百姓一旦有成效,就会拥有一个实现抱负的平台。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孔子活着的时候,能够赢得大家的敬爱,荣誉显要;他死后,人人都因此感到悲哀。当时的中国,能诞生这样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绝对是人类的光荣。然而这样一个大人物的过世,也是人类的一大损失。
“如之何其可及也?”夫子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赶得上呢?陈子禽之流竟然还好意思批评他?郑玄注《论语》和《礼记·檀弓》都说他是孔子的学生,确实令人费解。幸好,《史记》没有这样的记载。
生荣、死哀,这是人们对死者的最高敬意。尤其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过世了,会有很多人来向他致敬,跟他道别,这就是所谓的“极尽哀荣”。每个人到他灵前行礼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他在世时的风范,那种悲伤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据说,尧死的时候,百姓就“如丧考妣”,就像自己的父母死了那么痛苦。这就是“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子贡的反驳有文采,也有力度,他的才华见识由此可见不一般,要言不烦,把该讲的都讲了,相信陈子禽之流也会羞惭而退。
我们在《论语》中看到某一章,难免会问:这一段孔子到底是什么时候讲的?他对一些问题怎么看?可能也有前后不大一致的现象。当然,这需要考证。其实,《论语》中的记载文字是典型的互动文本,是就当时发生的某些历史大事,有人提出问题,孔子随即作答。
如果我们要真正精确地理解《论语》,首先要通《五经》的体系。学过《易经》的都知道,《易经》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不容易学。像《大学》、《中庸》、《孟子》里都引了大量的《诗经》或《尚书》中的内容,《尚书》更是出了名的难懂。所以,《论语》绝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说你读了点书,就可以随便讲《论语》了。很多解读《论语》的书,远离经义,害人不浅!把《论语》中那些发人深省的底蕴和智慧讲错或者牵强附会,以至于很多人对传统儒学存在着很大的误解。
我在上面讲过,在孔老夫子过世以后,很多人开始批评孔老夫子,而抬高子贡。因为子贡在政商界表现一流,时人都觉得他比孔子强。但是,子贡跟了老师一辈子,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人和学问各方面,都与老师差得很远。当时的人没有接触过孔子,再说孔子也没有多少光辉业绩存世,难免也有很多的误解,所以子贡为了维护师尊的尊严,不断地替老师辩解。可见,很多时候,外行最多看看热闹,内行的才能进门看看门道,这是肯定的。一个人一辈子,不管多伟大,最终会被当代人了解多少或者了解到什么程度,根本不用介意,被误会是自然的。有的人不了解孔子还好,最可怕的是不了解的人胡说八道。不管是专制时代利用孔子,还是后来出现的“打倒孔家店”,这几千年来,孔子就没有少挨过批评。但这又何伤于日月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大可不必因此动肝火,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值得与他们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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