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旧日子

    怀想自己喜欢的时代，臆选自己心仪的时空，是件美妙而伤感的事。美妙是因为世事仓皇，浮生不易，欲海腾浪，居然还有这等事情让我们挂怀。仿佛老迈之秋，依旧葆有对青春的渴慕与回忆，以及打望美女的热情。伤感是因为那个时代已邈远逝去，或者引颈企望，也不曾到来。更为残酷的是，终人类所有世代，都不可能有让你心仪的时代，这是完美主义者应付的代价。完美总是被缺陷教育，这是时代留给完美主义者的遗产。对于耽于幻想的人和完美主义者来说，没有谁对置身其中的时代感到满意，就像不少已婚者，始终感到自己缺少真正的另一半，从而让自己在幻想中成为旷男怨女。

    臆想自己生活的时代，虽是不着五六的空想，但终究不用支付额外的费用，尤可满足一时的幻觉，正有间隙疗伤的效果。投入不多，精神产出倒还不少，故乐为此种游戏者，虽不像目下网上的“普鲁斯特答卷”般流行，倒也不乏其人。对于外国的选择自己生活时代的臆想者，我曾在拙著《像唐诗一样生活》的序言里说：“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好比你做谁家的子女，由不得自己。等你知道是谁家的子女时，已经无法选择。因此选择你愿意生活的朝代，只是臆想的游戏。把戏虚妄，但也不乏臆想者。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喜欢生活在9世纪唐代的新疆北部，而写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则愿投生在900多年前的南宋临安城。汤因比的理由不明，不好妄揣；而谢和耐说他喜欢南宋临安日常生活的细节，看来他是把学问做到了热爱的程度，这也是西人，尤其是法国人的不少史学著作有趣好看的原因吧。”二位大学者喜好的时代，都与中国有关，大抵他们也有惑于“异域情调”的时候吧。这倒是人情之常，与我们俗众无二，让人生出亲切感来。我常看那些见国外友人礼节性地说几句中国的好话，就高兴得像吃春药一样叫床的人，仿佛那些说中国好的套话，是颗对他胃口的上等发情药丸。以至于产生些怀柔远来使蛮夷心悦诚服的幻想。我劝这样的人，最好是洗洗睡。

    至于中国人，我愿意举同住一院的流沙河先生为例。前年他在成都市图书馆做一个“我说成都”的讲座时，曾说他向往的时代有两个。一是他愿意活在承平20多年的后蜀时代。那时是成都人民生活得比较好的时代，三文钱一斗米（30斤）。后蜀太祖孟知祥做皇帝一年后，他儿子孟昶做皇帝，在位期间，一是刻石九经（十三经未能完成，后才完成），二是开创对联形式，三是宋朝定鼎后前来讨伐，为百姓生命计，而出城投降。被掳之日沿途哭送民众甚多，据闻哭死有五百之众。其次他最愿生活的时代是汉代，文翁因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制学校，为成都文化立下不朽功勋。流沙河先生从小处着眼，从生活本身的要求出发，从对生灵的爱惜上来立论，从对文化的护持上，来选择自己愿意生活的时代，这比较切合我观察生活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路径。但在我们国家，我实在选不出一个我愿意生活的时代。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妙人虽多，但自由实在有限得很。没有自由，实在是个极大缺陷。这个缺陷，你用多少趣味都无法弥补，尽管生活桎梏，有趣总比无趣好，但我还是认为自由真是绝顶重要。当然只有自由，没有趣味，没有文化的熏沐，我也极不乐意——其他国家的文化，虽亦喜爱，但远不如中国文化来得亲近。尽管它有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糟粕，但一想到有唐诗的慰藉、宋词的安心、元曲的体贴，我也就暂时满足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是如此贪婪。单举魏晋而言，妙人实多，虽是乱世，却大有趣味。一本《世说新语》，羡煞我多少时日，恨不得与陶潜同饮，与竹林七贤共疯，在王羲之旁边围观一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都是幸福。但想到嵇康遭戮，阮籍的穷途之哭，内心依旧疼痛得无法呼吸，岂止生兔死狐悲之叹！

    许多人不想幻拟出一个自己生活的朝代，因为这只是个人爱好，而非解普天下民众于倒悬的救世计划，于是开列许多“乌托邦偏方”成为历代幻想家们的业余爱好。当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1515~1516年用拉丁文以对话体形式发表并出版《乌托邦》一书时，“乌托邦”一词在它的思想已经诞生1000多年后，终于有了恰切的命名，并为后世喜好独自命名的大部分乌托邦设计者和研究者所认同。不少乌托邦的著作我都读过，这些乌托邦设计者，大多在显示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这样的救世计划，只是一种好玩的智力练习，可惜现实靠这个是玩不转的。20世纪的灾难之一，就是有些国家相信能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救世秘方，反而将民众带进了深渊。既然找不着自己想生活的时代，那就怀想那些逝去的旧日子和书中的旧人物吧，遥想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美妙，虽属臆想，也算一乐吧。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诗人柏桦如是说。现在我就在这兴头上，他这句诗无比打动我。

    2006年岁首于成都

    四川敢为天下先的三个偏方

    一、独特得像残疾人

    四川虽然是中国的，但它似乎历来是可怪的。史书上记载古代的四川人“纵目”，即眼睛竖起长的，文字学家也来凑趣，说甲骨文上的“蜀”字，真的就是纵目之形。如此长相，当然令人深感意外。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样子不讲道理地长，是一定要做眼科矫正手术的了。周星驰为现代恐龙和青蛙量身定做了一套固定话语：长得丑不是我的错，我的错在于长得丑还要出来到处乱走。如果我们邈远的先人从地下翻身而起，一定会与周星驰握手，向他取得仿作的话语版权：长得怪异不是我的错，我的错在于长得怪异还被人说三道四。

    不用恭维，敢长成这样，是得有一定勇气的。所以成都人扬雄说“蜀”就是“独”，“绝域殊方”，长期与外界难通音问，因此变得比较自闭保守，自娱自乐，自生自灭，因之而成就了一点自己的特色。古代的四川人，也是敢为天下先的，他们的第一个举措，便是长得天下无双，独特得像残疾人。四川人是聪明的，做出成就与否，暂且不论，先把自己长得独特一点，弄成稀缺资源再说。现在这个世界流行的漂亮者生存原则，拼命长得漂亮以吸引眼球，无非是对我们古蜀人利用长相来引起注目的发明权的盗用而已。

    据说在古代，曾经有很多外地人长途跋涉来川取经，拼着老命想长成我们祖先这样，结果当然是失望而归。你不想想，要是都长成这样，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允许外来者的眼睛都竖着长，那我们的祖先所犯错误就太大了，结果是蜀将不蜀。因为没有独特性了，哪还有什么蜀不蜀呢？蜀将不蜀与国将不国，对四川人来讲，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二、忍到极致催新芽

    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是最能忍耐的民族，四川人尤甚。林先生真是敏锐异常，大抵他还没意识到，他的故乡与我们的地属都是与虫为伍的——蜀与闽——不然他不会这么直截了当，一语中的。美国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本尼迪克特曾说：“完全依靠一个民族自己来讲清楚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习惯，这是不可能的。”诚哉斯言，我们通过林语堂先生的眼光，看到四川人又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地方，就是特能忍耐。能忍别人不能忍耐之事，且能率先忍耐，并给别地民众做出榜样。

    当然，关于四川人特能忍耐的禀性，并不是林语堂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独家发现，而是他一生敬慕的古人——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率先在《蜀论》里道出的奥妙：“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骤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苏辙不愧咱们四川人里的敏慧之士，能洞穿事实的真相。林语堂先生毕竟只是“门里面的虫”，而不是眼睛竖着长的虫，因之只知其一，未审其二。

    没错，四川人是能忍，而且特能忍，能忍天下人之不能忍。但四川人的忍，最终是要爆发的。迅翁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没有代价的死亡我们是不干的，爆发亦死，沉默亦亡，不如爆发。因之“天下未乱蜀先乱”，敢为天下先。这一乱下来，还收不住缰，“天下已治蜀后治”，乱也给你乱个够。其实乱的人也未必不知，乱是杀人三千，自损八百的双输结局。但没有办法，因为你太能忍了，才有加诸你身上的种种压迫，于是你用忍积蓄起来的能量，来了个总爆发。曾在我的家乡任过酉阳知州的赵藩有感于彼时四川总督岑春煊对四川白莲教、红灯教的残酷镇压，于是在武侯祠写了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的对联在彼时的认知不可谓不高。但更高远的认知，还是吾蜀流沙河先生。他将此联做了改动，“能富民，则反侧自消，从古安邦须饱肚；不遵宪，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当心”，便能真的化解“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千古难题。

    平日里，四川人特别是成都人很有娱乐精神，他们不理会那些大言玄玄的教导，但在国家板荡的时候，他们便会拼掉老命保家卫国。这就像承平岁月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也许察觉不到四川的好处来，因为没有受到实际的恩惠而有所忽略。宋末元初四川抵抗蒙古51年且不去说它，单是川人对抗战的贡献，是怎么夸奖都不过分的。四川人特别是成都人，平日里好像血性全无，但川军出川抗战是很卖命的，像王铭章、李家钰、饶国华这样为国捐躯的将领并不在少数。这也是爱玩贪耍、懂得生活的四川人，在非常时期的突出表现。平日里他们好像很能忍耐，好像并无心肝，但关键时刻，像沉寂的火山一样突然爆发了。

    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四川饿死的人恐怕在全国是最多的。这一看法，可以从研究人口增长和死亡的历史学家曹树基先生的研究中，以及四川省老领导廖伯康的回忆里，得到确实的印证。四川人和全国各地的人一样经受这样的大苦难，大家都拼命地忍啊忍，忍啊忍，忍到最后，四川人突然不想忍耐了。四川人趁大家还在忍的时候，突然一个鲤鱼打挺，跃身而起，占那个第一去了。于是宁江机床厂到《人民日报》发第一个广告，广汉向阳第一个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四川发行中国第一股“蜀都股份”，卿光亚的第一所民营学校，长漂等探险活动，四川人特别踊跃，都齐刷刷地走在别人的前面。

    四川人常常调侃爱出风头的、好表现的人是颤花儿、颤翎子、跳颤，其实推动四川不断进步、敢为天下先的，正是这些颤花儿，让我们向这些颤花儿致敬。

    三、自产敌人救四川

    四川往岁盛产袍哥，袍哥有个铁律就是不准反水，一旦有人反水，就要自己挖坑自己跳，活埋以示自裁。正所谓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尽管如此，拉稀摆带、内部反水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此所谓堡垒就是从内部攻破的。赞美四川最多的是四川人，批评四川最厉害的也是四川人。正是这些批评者给四川人提了个醒，使其不易沉醉酣睡，时常想到别人跑到前面去了，自己应该迎头赶上才是。

    四川人的自我陶醉、保守自闭，历来是很重的。所以从古至今，四川不乏内部反水者，告诫四川人不能过于洋洋得意，过于自欺自足。公元前135年，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受汉武帝的指令，回四川处理开发西南夷的急务。他在代汉武帝起草一篇《喻巴蜀檄》的广而告之的文章后，发觉父老乡亲并不买皇帝的账，更不买他这个出尽风头的老乡的账。因为其中有27名蜀中名宿耆老说开通西南夷实在劳民伤财，毫无必要。于是司马相如便写出他的“反水”名篇《难蜀父老》，其中最著名的几句，就是今日看来，也是警策我们四川人的金玉良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蜀不变服”，“巴不化俗”，那么巴蜀便会止步不前。事实上，正是因为西南夷道的开通，才迎来了成都及四川的第一次大发展，成都才发展为长安之外的第二大城市。1908年，自贡人雷铁崖发表了震惊全川的《警告全蜀》檄文，抨击四川人的三病：自私病、推诿病、依赖病，以期唤醒四川人的自强，于后不久便爆发了影响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以致雷铁崖在1911年写《滑头成都佬》时，也不忘成都人对保路运动的贡献。堪称“成都之子”的大作家李人先生也在诸多地方，对四川人懒惰和苟安心理提出批评，在《暴风雨前》的小说中还借青年郝达三之口，作了深切的评论。

    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曾于20世纪20年代编就一本《乡土史地讲义》，里面对四川人的仪容、器量、性情、好尚多有批评。五老七贤之一、教育家徐炯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写下《异哉所谓川人治川者》，批评四川人之排外。1936年著名科学家任鸿隽、作家陈衡哲夫妇在四川的遭遇，更是说明彼时的四川人之排外，听不进批评意见。重庆垫江人任先生到川大任校长，邀国内外的新派学者到川大教书，遭到保守的四川学者的抵抗。与此同时，陈衡哲先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川行琐记》，批评四川的诸多不是，引起四川许多褊狭者的抗议，不到两年时间只好离开四川。尽管有褊狭者的继续护短，对四川的批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继陈衡哲先生之后，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所出的《蜀道》也对四川多有批评。正是这些批评，成就了抗战时期四川对全国各地人民的包纳，让这些失去故土的流亡者，为四川各方面的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川的文化底蕴能有今天这般深厚，不得不感谢抗战时期诸多大学的内迁，学者们纷至沓来，对这块土地的文化浇灌。

    近到20世纪80年代，四川依然有一批内部反水者，对盆地意识进行了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内部反水者，至今不绝。正是这样的反水者，促使四川人时刻自我反省，同时成就了四川人敢为天下先的意识。

    2006年5月10~11日于成都

    打入巴蜀袍哥的心脏：以“黄”与“水”为例

    他们入帮严格，要求严厉，不能出卖兄弟。告密于他们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罪恶行径，否则你不仅自身不保，而且连家人也命悬一线。像这样的组织当然很多，但我只说其中主产于巴蜀而蔓延于周边省份的袍哥。袍哥们是一群有组织的特殊人物，他们像蜘蛛织网，先打大框架“地基”，再织幅，接着再织中间的圆心“休息室”，最后往外扩张，从而织成一张让各类昆虫无处逃逸的大网。事实正是如此，袍哥正是利用“与子同袍”，以及袍与胞同音所带来的兄弟之感，织就了一张笼罩巴蜀人生活的大网。1949年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大到军队国家，小到家庭父子；左至打着为穷人旗号的革命家，右至彼时国民政府中的要员；内及国人，外至洋人（希腊人巴巴达就是个在重庆“嗨”了40年的洋袍哥，在1949年前夕仓皇逃回希腊。此人最有意思者则为开巴蜀电影放映之先河，此是另题，以后再谈）；公开如军阀，暗行如土匪；通都大衢到边鄙小邑；公共场所如茶馆码头，运筹策划的密室等等，无不与袍哥有深刻的瓜葛。据1949年的统计，整个四川含重庆有职业及半职业袍哥1700万人，成渝两地的公口、分社、支社加起来1500多个，而重庆的职业袍哥多达10万之众，真可谓无处不“袍”，“袍势”无处不在。

    中国是个人与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感的国家，民众特别是政府缺乏诚信——这当然不只是个道德问题，制度建设在其中所体现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所以整个社会特别强调诚信之重要。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悖论：我们说得越多的问题，越表明我们对它缺少了解；我们强调得越多的东西，越表明它的稀缺。袍哥作为一种黑社会组织，也是我们畸形的社会现实生活的缩影与反映，无论他们怎么强调诚信，强调不准放水与反水，强调不准放黄以及不认黄，也明令禁止出卖自己的兄弟，倘有犯规者，其惩罚也可谓严厉到歹毒的程度，但这类事情总是层出不穷。这些层出不穷的违犯事件，便是不按袍哥规矩办事，便是“不依教”。不依教当然可谓不按教规办事，亦可谓不依教化，意义双关。按袍哥规矩办事谓之“落教”，也可以反过来说明，一“落”了“教”，你就得按规矩办事，不可胡来。落教与不依教，依然是我们巴蜀地区的人评价一个人可不可交的一个直接标准。

    与此同时，巴蜀长期偏安于西部，介于北方过于正统的儒家文化与江南过于软靡的士林文化之间，有文化的氤氲围绕，却不像齐鲁大地那般出所谓的圣人，从而多假正经；但文化又没深到像江南那样扼杀拥有野道的程度。所以巴蜀的人，介于文野之间，野道的身上有点文气，在文气的同时却有点野道，因之袍哥中不乏军师型的智取人物，也不乏绝不拉稀摆带的硬汉。

    陈原在《语言社会学》（我怀疑尘元《在语词的秘林里》也是他的续作）里曾非常精到地探讨了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载体，其间的演变，以及语言对我们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认为巴蜀的熟语、谚语、口头禅中都不乏与袍哥切口相关的语汇，而这些语言的意义依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用不断。这便是袍哥在巴蜀人文地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袍哥的介绍性著作如赵清的《袍哥与土匪》、王纯五的《袍哥探秘》等，可谓不少，但纯粹从社会语言学乃至巴蜀人文地理来研究袍哥的著述却不多见。但王纯五的《袍哥探秘》对袍哥的语言及切口已有一定涉及，如参加袍哥谓之“嗨”，而如今操老大者也可谓之“嗨老大”。今之“天棒”、“抽底火”、“绷劲仗”、“捡脚子”、“扎起”、“跑滩”、“打平伙”、“吃头”、“镇堂子”、“下粑蛋”、“搁得平”、“结梁子”等，都还流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为大家所熟知。总体说来，这些语言非常口语化，非常有野气，自然不是“语文体”，更不是印刷体，堪称活着的“袍哥史”。现在我以“水”与“黄”二字在袍哥语境中的意义，来做个小麻雀之解剖，以见袍哥对巴蜀地区文化影响之一斑。

    一、放水与反水

    四川人用“水”来指称人事时，便是指这人说话办事不严肃，不守信用，不值得信赖。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说话不算数，乃至物品的质量很次等等，都是四川人对“水”的理解。在这里，“水”已经脱离自然层面，进入人文社会生活层面。现在通行的《成都话方言词典》（罗韵希等编）和《四川方言词语汇释》（缪树晟编著）二书里，与“水”有关的词汇，有不少是对为人做事不守信用的道德评判，如水起、水垮垮、放水等等。看来水这种流到何处便是何处，随物赋形的至柔特点，被我们借用为对社会生活中一般人事的评说了。事实上，水是至柔至刚的混合物，它对生命可谓作用双重，既可滋润亦可毁灭。换言之，一定摸透水至柔至刚的脾性，才能造福于人类。

    放飞鸽、放黄、放筏子、放水固然不对，因为这些都违背人类生活中要讲信用的普遍原则而“自绝”于人民，“放水”固不好，是不是就要逆着来“反”它亦即“反水”呢？恐怕未必。对四川人的社会生活深有影响的袍哥组织在自己的行规中，最重的惩处就是针对“反水者”。反水便是背叛、告密、投靠仇家，这是为袍哥者的大忌，更常用的切口叫“点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要是被组织内的兄弟拿住，一定是万劫不复的，最具道德性的肉体消灭法，便是自己挖坑自己跳。如果你连死的勇气都没有，不敢挖坑活埋自己，那就是袍哥们最瞧不起的人，是拉稀摆带的草包怂人。你要是当真死了也就罢了，要是拉稀摆带后尚且苟全于世，那么你自绝于你的袍泽便是确凿无疑的了。

    现在我们明了，四川人的社会生活中对水的态度，是既不能放水，也不能反水。那么四川人对水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一个“顺”字，亦即四川俗语中说的“顺着毛毛抹”。“顺着毛毛抹”，当然是一种无为的态度。“顺”并不是说，纯任自然之力，完全放弃人为的努力。顺当然是前提，但“抹”也是很重要的。这就体现人在自然中既非奴仆亦非征服者的特殊地位。这是个讲究分寸和把握尺度的特殊位置，纵观古今中外，凡是错位者，无不终将招致天谴。

    二、放黄与不认黄

    尽管袍哥已远离我们半个世纪，但不仅从四川方言中未脱尽其间的气息，就是我们现在流行之“雄起”、“假打”、“踩扁”、“挨球”等体育运动中的词汇，与袍哥的语汇也是一脉相承的。“踩扁”有时也只是“绷劲仗”，“挨球”当然不是真挨球之打，而是“傻帽”的代名词。“假打”就类同于“放黄”，“不认黄”则有点“雄起”的意思，当然更近于“不依教”。与“黄”字组词，而又与“放黄”、“不认黄”有点关系的，即有“黄的”、“喊黄”、“黄话”、“黄帮”、“黄腔黄调”、“开黄腔”等等。著名作家李人是活用四川语言的大师，比如他在《死水微澜》里就用过“我看你们都是黄的”。

    查《现代汉语词典》里有关“黄”字及相关词语之释，非常之多，但与“放黄”、“不认黄”有点瓜葛的，也就只有两个条目，一为“黄账”，也是作方言用的，即收不回来的账，这在巴蜀地区流传也较普遍；二为“黄鱼”，其中一义为轮船水手、汽车司机为捞外快私下带的人。此即不系正规旅客，大抵也没有正规座位，故名曰“黄鱼”。“放黄”近乎“喊黄”和“放水”，都是不守信用、故意爽约之意，这就是不“落教”，也是“不依教”，不依教当然会受到相应的惩处。一为袍哥内部的惩处，二为在江湖上行走缺少信用可言，在声名可以传播的圈子内便失去相应的信用。失去信用，哪怕在江湖上有过硬的“响片”，买账的也可能不多。而“不认黄”则是变相的“雄起”，不踩事，不怕事。不认黄既是来硬的，也是“不依教”、不按规矩办的意思。四川话中的“黄”故有黄颜色之意，间亦涉及性之所谓“二黄二黄的”一说。所谓“二黄二黄的”即系少儿不宜，但与真正的毛片尚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黄得不够正宗。所以川语中的“黄”字的普遍用义，大抵是由不够正宗演化而来。由不够正宗，则变为不守规矩、不守信用。

    此“水”非常水，此“黄”非常黄。放水与放黄相对，反水与不认黄相应，都表明不守诚信，不守规矩，是袍哥组织中会被重处的恶习。其实一个社会性组织，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人群合作都存在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倘使没有规矩，大家胡来，必然乱套，增加扯皮的成本，便无法使大家获益。一个组织如果缺乏继续存在下去的获利机制，并且没有前进的动力，更没有健康良好的诚信激励机制，那么不管它使用什么样的好词丽句，大言欺世，都无法维持太久。巴蜀地区的人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便是说这个人耿直，落教，不耍花花肠子，这些都是袍哥留给我们的遗产。袍哥有浑、清之别，前者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一般无二，这当然应该鄙弃；而后者则扮演着乡绅的社会角色，扶危济困，维持乡村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乡绅相当于在小民百姓与常常疯狂暴怒、容易出错的国家机器之间，形成的一种制衡力量，不至于让小老百姓不通过臭氧层而遭太阳的直接烤晒。流沙河先生在回忆起1949年前袍哥的积极作用时曾说，袍哥监督政府，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不敢胡来。虽然用袍哥监督政府并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力量，但在没有良好的制度制衡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几得其便的权宜之计。

    2007年3月13日于成都，3月15日凌晨再改

    Lonely Planet之巴蜀小史

    说四川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省份，这话正确到近乎废话，没有多少含金量。只要你是中国的省份，历史都短不到哪儿去，因为中国历史的“胡子”太长了。但套用托尔斯泰伯爵的话来说：历史的悠久是相似的，但悠久的内容却各有各的不同。历史不是悬浮之物，它是附着在地理山川、土地物产、民俗风情、制度演化上生长出来的，一代代不乏踵武其后者，却又逐一谢幕，严酷到没有任何的例外。

    “云横秦岭家何在”，是唐代文学家韩愈遭贬时的喟叹和伤感，而对四川人来说，我们的家就在秦岭之南。四川夹在两条孕育中国文明的大河——黄河和长江之间，可谓两条大河的分水岭。地理上有北方的雄峻，又有江南的秀美，也使得四川人的心灵介于文野之间，其历史的多姿多彩必然有特出他省之处。

    一位和你们一样向往着四川的远方行者，13世纪到达成都时说：“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这个人叫马可·波罗。今天你来四川，未必能见马可·波罗之所见，但你也能见马可·波罗之未必见。历史如逝川，逝者如斯夫。

    一、四川的胎记

    未到四川之先，我们先来做道问答题：四川之名何来？你如果答：巴蜀有四条大江大河，故谓四川嘛。恭喜你，答错了。尽管四川有众多的江河湖泊，但四川之名的来历，与江河湖泊没有任何关系。

    公元1001年（宋真宗咸平四年），宋朝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次调整——在唐代的剑南道分东川道、西川道的基础上，宋将西川、峡川二路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治所分别为今之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总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这便是“四川”得名之始。1286年（元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合并四路为“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按元朝的政制，中央行政机构称为中书省，而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而简称“行省”。“四川行省”便简称为“四川省”，四川之名虽然在1109年（宋徽宗大观三年）的诏书中就曾正式出现过，但真正水到渠成还是此时。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四川之名外，四川还有一块像历史胎记一样的美名——“天府之国”。从历史上看，“天府之国”原先主要是指以成都平原为主体的四川盆地，像川西高原和所有的高山地带，并没有如此美妙的表扬。但随着四川行政区划和地域文化的稳固，这一名称扩张成为对全四川的指称。“天府”在《周礼》一书中是专门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一种官吏，后来用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之地。但《战国策》、《史记》中的“天府”，主要指关中平原地区。

    第一次把“天府”之美名冠诸四川的，便是在历史上以贤智著称而几近于妖（鲁迅语）的诸葛亮，其《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而蜀产史学家常璩在其所著《华阳国志》中也说：“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上面两则垂诸久远的“广告”使四川美名大噪。

    二、蜀人有眼疾吗？

    自有四川之称呼以来，全川奄有巴蜀之地，巴蜀常作为四川别名的一种对举性称呼出现。但事实上四川也简称为“蜀”，因此弄清楚“蜀”的称呼和字义来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

    四川历来交通不便，尤其在古代与中原相较，别有绝域殊方之感。李白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就是此种实况的诗意佐证。汉代四川学者扬雄就曾说“蜀”就是“独”，“独”就是“不与外方同”。“不与外方同”就是在地理、文化上有其与外面不相同的独特性。

    但“蜀”人是不是独特到他们的相貌都与中原地区的人有所不同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甲骨文的“蜀”字确像纵目之形，这与今天三星堆、金沙地区所出土的许多面具有一脉相通之处：眼球凸出，眼睛是竖着长的。眼睛竖着长或许过于夸张，独特得像残疾人或许亦未符事实，但和蜀人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古代羌族的一支——“氐族”不无关系。这一队人马，从今天甘（肃）、青（海）、川走廊，顺着岷江河谷，从汶川雁门关东岸安山乡急流而下的一条小溪旁前行，翻过九顶山，他们就看到了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泽湖泊。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一边进入今天的绵竹和什邡一带，另一边则进入湔水河谷，到达成都平原的北界，即今天彭州和都江堰交界的海窝子。他们循着湔水平原的北端罗元坝——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以到达今日的都江堰。

    住在海窝子的这支古羌人就是史称的蚕丛氏，因此有学者认为“蜀”就是蚕，古蜀王蚕丛教民栽养桑蚕，使四川成为中国最早养蚕的地方。到了宋初成都人黄休复还在《茅亭客话》里说：“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所以唐宋两代成都蚕市异常发达。当然，也有人认为甲骨文中出现的“蜀”字是商朝统治者对蜀人的蔑称，因为在他们看来，“蜀”是一种像蚕但又能蜇人的毒虫，仿佛可以此骂蜀人为残疾人。其实更可能的答案是：这是古蜀人对蚕的图腾崇拜亦未可知。

    三、一位农民引出的重大发现

    1929年，广汉中兴乡真武村农民燕道诚在自己住宅旁的淘水沟，发现一坑玉器，有三四百件之多，由此引起考古学家和古董贩子的关注，以致当时成都有不少“汉州玉器”的假古董充斥市场，拉开了“三星堆”被发掘的序幕。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家、美国人葛维汉和学者林名钧发掘了部分石壁、石斧等器物，彼时尚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后，认为三星堆是古蜀曾经与中原地区有直接接触的证明。

    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文管会和川大历史系在三星堆做了进一步的发掘，但天不遂人愿，没有更多惊人的东西出土。考古发掘的偶然性使三星堆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要到燕道诚最初发现半个世纪以后的80年代初，砖厂的工人在三星堆取土时，又一次发现了许多古玉器等。四川省从1981~1986年先后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特别是1986年7月至9月出土了迄今为止中国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古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青铜神树”等一大批珍贵文物。特别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头像皆耳垂穿孔，算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戴耳饰的实物例证。

    突然的重大发现，给考古界、史学界带来了许多难解之谜。正当大家莫衷一是，连创造三星堆文明的古国是如何消亡的都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2004年因房地产开发而掘及的金沙出土文物被发现了。考古学家发现金沙许多文物与三星堆高度相似，金沙一个20厘米的青铜小立人就是三星堆那个2米的青铜大立人的微缩版；而祭祀坑里都有大量象牙、青铜堆积在一起，且有火烧过的痕迹，透露出明显的文化递进及宗教承祧关系。

    三星堆出土的铜人面像、跪坐小铜人像、铜眼托兽面相、金面笄发铜人像以及金沙金人面相，似乎都在支持甲骨文“蜀”字的解释：凸出支棱的眼睛、诡异古怪的面具、夸张恣意的神态，无不暗合《说文》里所说的“蜀，葵（桑）中蚕”，从而证明三星堆、金沙遗址都是蚕丛氏后代的杰作。至于金沙遗址把一个背景和含义都还甚为模糊的四鸟绕日，匆忙定为太阳神鸟，还申请为全国文化遗产标志，在我看来大有可商榷的余地。其实这四鸟绕日，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四凤朝阳，与埃及的太阳神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用说把埃及十座金字塔所在地吉萨的谐音“金沙”定为遗址名称了。为什么要定名为“太阳神鸟”而故意显示其神秘呢？那当然是因为旅游的商业因素在作怪。其实金沙遗址无须此牵强也能大大地吸引游客的观览，何必多此一举呢？

    如果用数字来表明一下我对古蜀历史的一个鉴定的话，那么我基本上同意目前一个比较公认的说法：公元前3000多年的蚕丛氏对应宝墩文化遗址；而柏灌氏则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之间，其文化对应物为广汉的三星堆遗址；鱼凫氏则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其文化对应物为成都十二桥早期文化；杜宇氏则在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前，其文化对应物为成都十二桥晚期文化；开明氏以及秦朝则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00年，使得巴蜀文化有了更多的融合。

    四、“李白-瓦雷里难题”

    古代铺设道路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被大山大河阻隔的蜀道尤其是古代四川无法破解的难题。这样的难题，直到如今高速公路的兴起、高铁热及民航业的发达，蜀道难的问题才逐渐得到改善。感叹蜀道难的人可谓夥也，但真能把蜀道难形容入骨的却只有李白，“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本身已够令人生畏，再来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彻底把蜀道难的困境，一下子描写到无以复加的顶峰。

    欧洲的道路自然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倾向于交流，而在道路修筑上倾心尤多。但是交通依然是个制约民众交流和社会发展的大瓶颈。对道路的使用中最需要讲究时间和效率的，无疑是战争时期。当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雷里说“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恺撒同样缓慢”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相隔1800多年的两位战争狂人，是如何受困于交通之制约，而无法大展拳脚的。

    公元前130年，中郎将唐蒙奉汉武帝之命打通夜郎不果，引起巴蜀人反对。于是汉武帝果断派遣成都人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紧急回川救难。在代汉武帝写了一篇《喻巴蜀檄》后，又作了一篇名重一时、意义深远的《难蜀父老》。他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不可辩驳的口吻说道：“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倘若“蜀不变服”、“巴不化俗”，那么巴蜀的发展与进步从何而来？

    出入四川固然有很多条道路，但最重要的是旱道川陕道、水道峡川路，征伐四川割据政权从川陕道得手的有五次，而由夔门水道得手的有四次，可见两地的重要性斤两悉称。从历史上看由水道路过的名人计有李白、杜甫、岑参、张祜、陈子昂、张说、孟郊、白居易、刘禹锡、杨炯、苏洵、苏轼、苏辙、范成大、陆游等人。而由旱道川陕道入蜀者则有张载、柳宗元、王勃、卢照邻、岑参、唐玄宗、杜甫、王维、李白、唐僖宗、李德裕、戎显、李商隐、陆游、王士性、俞陛云等人，至于近现代就更是数不胜数。水道上固然少不了诗酒流连，但在旱道出入，更能留下不少旅痕足迹——兵旅征伐、商贾转输、公文传递、皇帝下诏、官吏往返等多取此道——间有题壁吟诗，颇有几分意趣。

    从唐代大诗人杜甫到清末来四川监考的学者俞陛云，中间有旅行家马可·波罗、地理学家王士性留下比较详细的行程记录，但其行进速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再一次证明在工业化社会以前，“李白-瓦雷里难题”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四川著名作家李人先生说“秦朝时代最为考究的是能走四匹马并排拉车的‘驰道’”，而这些古迹还能在川陕古道如剑阁的翠云廊等找到其踪迹，可供大家观察古代的“高速公路”是一番什么模样。

    五、暗藏在帝国边缘

    四川的地势走向、地形结构，在整个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处于巨山大川的四面围堵封锁之中，被屏蔽在远离海洋的内陆之地。其地形主要由高原区和盆地区两部分组成，西部是高原区，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盆地西部为邛崃山，东部为巫山，南部为云贵高原的延续部分，北部为大巴山，这就促成了四川在很多方面的“躲进盆地成一统”。丰饶富庶的物产，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之以闭塞之交通，配以天险大山之屏蔽，使得割据政权能够自给自足，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不乏“吃螃蟹”者。

    第一位在四川称帝的是蜀郡太守公孙述，接下便是蜀汉的偏安，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中，最先便是公元303年李特正式在成都建立割据政权“成汉”，终于在347年2月被桓温灭掉。从桓温灭成汉至隋朝建立，其间230余年中，成都历经东晋（其间尚有公元348年范贲称帝于成都，简直是对桓温的迅速讽刺）、前秦、谯纵（东晋末年杀掉益州刺史自称成都王），南朝的宋、齐、梁（武陵王萧纪亦曾称帝于成都），北朝的西魏、北周八个政权的统治，其政权更换频率之高，唯有中国的五代十国堪与媲美。

    对于一些人说蜀人乐祸贪乱，宋代蜀人张唐英说：“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唯蜀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不下于蜀者。”南宋蜀人李更将外来入蜀割据者的“黑名单”罗列出来，竟然只有谯周一名是四川渠县人。其他分别是扶风卒正公孙述、竟陵州牧刘焉、颍川降将钟会、略阳流人李特、抱罕人程养道、彭城人刘连季、太原人王谦、作乱于留复的刘辟、舞阳人王建、邢州人孟知祥等。就是后来在蜀地割据的张献忠、明玉珍政权亦非蜀人无疑。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偏安一隅而称帝呢，自然是因为此中有许多好处的缘故。诗人王尔德一语中的：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

    六、一项伟大的发明

    唐宋时期的四川，其繁庶是有目共睹的。宋代四川的交通虽有所改善，但远未到畅达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铁钱，加重了商贾携带之不便——例如四川铸造的小平铁钱，每10贯重65斤，小铁钱10当铜钱1，因此买一匹罗要花铁钱2万，重达130斤——从而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了商品的竞争力相应地下降。古代国定货币名目论——货币名目论是指货币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是国家赋予的名目价值——的长期存在给予人们的启迪，为纸币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到了宋初即公元10世纪末叶至11世纪初，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交子。

    交子的发行，是16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但是由于其信用制度不严，过不了多久，有的交子户便不能偿其所负，于是争讼数起，一些人就主张废除交子。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披露说，在16世纪，货币都是只有少数人弄得懂的鬼名堂。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货币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后操纵、让人瞠目结舌的例证：175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曾建议取消纸币在英国的流通。

    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对西夏和金的战争，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地区税收苛酷，加之官僚奢靡，用度甚大，必须靠大量发行交子，以增加货币投入量，这无疑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后来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的十分之一。作为信用货币，其没有信用必然是致命的。

    对交子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交子只是宋代一定范围内通行的货币而已，其影响有限；有的干脆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剥夺和榨取民众财富的工具。但这两点都不足以否定交子的发行给后世产生的影响及相应的意义。一定范围内通行，只表明其他地区比如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及水平，没有达到相应的商业高度，不能因此用“早产儿”来否定先行者。至于说统治者用其来榨取民众财富，其罪在它的政治制度所影响的经济政策，纸币本身不应承担这种罪过。交子的一些发行及管理原则，仍算是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驱，如最高限额和发行准备金等。我认为交子的发明，是四川人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所做出的世界性贡献。

    七、四川抗击蒙古

    在蒙古入侵四川之前，四川虽然也有少量的战乱，但其毁坏程度远不能跟蒙古的侵凌掠杀相比。如果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宝墩文化遗址、三星堆、金沙来看，在13世纪以前，四川少说也有近4000年的发展史。在近4000年的发展中，巴蜀民众创造了不少优秀的文化，如都江堰、蜀锦、雕版印刷、蜀石经、唐宋佛寺壁画、交子等，还贡献了扬雄、司马相如、李白、三苏等高质量的文化人。不夸张地说，在宋朝，四川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到了顶峰，其在全国的地位非常显赫。被蒙古侵凌后，即便是800年后的今天，四川远没有达到它当时在全国的辉煌地位。

    蒙古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在12、13世纪横扫整个欧亚大陆，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1228~1279年，四川在南宋军民的支持下抵抗蒙古达51年之久，这在蒙古的侵略战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蒙古灭金耗时22年，灭西夏用了21年，至于征服其他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可以说，没有四川军民扼住长江上游，阻挡蒙古军队长驱直入——四川还向国库提供了占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赋，此点和700年后的抗日战争相似——南宋的倾覆将会快速得多。蒙古统治者纠缠于长江上游巴蜀地区的战略失误、灭绝人性的大规模烧杀掳掠所激起的惊人反抗，以及南宋理宗前期正确的应对方略，是蒙古与南宋之战陷入泥淖的原因。

    四川对蒙古的长期反抗，使得蒙古统治者终于在谋臣的劝诫下，放弃了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杀掠。蒙古平定江南、攻占南宋首都临安时屠城较少，就是四川民众长期坚忍不屈的反抗带给他们的教训，使他们有所收敛，这从客观上保全了中国南方许多富庶的文明之地，使中国文明在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下得以保存不坠之血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1259年蒙军统帅蒙哥汗病死于重庆的消息，传到正准备在大马士革与埃及军队决一死战的旭烈兀军中，他意识到其兄之死必然会带来统治者内部的权力之争，于是为保存实力，抽走精锐之师，为自己在中亚一带称帝建国做准备，由此使得埃及文明免于蒙古铁骑的蹂躏。

    长期的战乱，使得四川许多阀阅望族、文化世家迁居东南一带，与快速发展的江南经济同步，在元、明、清三朝创造了其他任何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宋朝四川状元多达13位、进士880名——杨慎对四川的衰落痛心疾首：“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杨升庵遗集》）四川的隳败于斯可见一斑。

    八、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

    四川遭遇蒙古的烧杀掠夺，但浩劫并未结束，到明末清初又来了一场明军、清军、流寇长达51年（1630~1681）的拉锯战式的蹂躏。神仙打战，凡人遭殃，是小民百姓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何况有张献忠这样丧心病狂的屠城者，四川的惨状不难想见。成都这样在宋代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清初竟是人烟荒芜之地，连老虎也大摇大摆地从青羊宫到浣花溪喝水，十室九空都不能形容其所遭受破坏的万分之一。

    同是异族入侵，清朝统治者比元朝统治者更有长久发展的眼光，元朝没有对四川做出相应的恢复性贡献，而清朝则大规模鼓励人口密集和紧邻四川的省份的民众前往四川去开创自己的未来。四川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七次：秦灭巴蜀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以便控制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导因于战乱；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亦因战乱；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为战乱；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抗日战争爆发，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1949年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这七次入川的移民潮，对四川影响最大的就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此次入川移民的主动性和冒险精神是其他几次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次不是政府强迫的无奈和战乱的被动。

    这一次移民潮中，有一批数量并不多的移民对四川影响巨大，这批人便是有“移民之子”之称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人中至今最能保持自己语言及习俗的一支，他们热爱和平，对付战争和迫害的方式就是迁徙。由于迁徙甚多，所以他们迁徙的习俗迥异于他族。如带着死去亲人的尸骨第二次埋葬，带着榕树苗（四川称为黄桷树），在哪里定居便把树栽在哪里，表明自己客家人的身份。晚清时期，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里多次记载他从万县到成都的路途中，见到聚黄桷树而居的情形，一问便是客家人。与此同时，王氏提及蓬溪一带的民众以红苕为主要食物，“土民乏粮，多恃薯蓣芦菔为食。”也与今日被称之为苕国的川北一带（蓬溪、盐亭、西充等地）的作物种植相符。

    查家谱、方志，四川的红苕种植系客家人1733年左右带入，为繁殖因明末清初地广人稀的所缺之人口，缓解后来人口增长的压力，度过不测之灾荒年成——尤以道光十八年（1838年）川中大灾后红苕的栽种面积大幅度增长——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为清末四川人口跃居全国首位打下了基础。红苕对四川民众相关生活，比如食物结构与贮藏、川菜菜系、酿酒、气候、森林、水量及航运诸方面的影响，像扇动翅膀的蝴蝶一样起着一系列不可估量的连锁反应。

    九、抗日战争中的四川

    1911年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四川真正对近现代中国乃至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还是它以其物产之丰饶、人民之众多，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基地，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国家承平之日，四川不显山不露水，国家板荡之时，四川的作用是其他省份所不可替代的。

    民国先天不足，加上各种外忧内患，使得蒋介石在1949年退据台湾之前，从来没有完成过中国的统一，这就使得四川军阀从1918~1935年的470场混战持续了17年之久，横征暴敛，有的地方提前预支了几十年的苛捐杂税，给四川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就是如此菲薄的底子，四川在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给予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支持。不特接纳了大量的流亡人口、高校教职员及学生、工厂工人、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文化人，还解决了他们吃、穿、行、住之需，而且负担了整个战时国家所需税收的三分之一。虽然四川人遭遇了战争之痛、生存危机，但外来人并没有感到过四川人如《诗经·小雅·黄鸟》所体现出的排外情绪，而是洋溢着一种共同渡过难关的袍泽情怀。

    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对整个抗战军队的支持，是其他省份难以望其项背的。抗战中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共号召学生青年15万人，四川青年占4万人，其中安县曲山镇人王者成送自己儿子王建堂“死字旗”勉其保家卫国，尤其感人。1939年由征收田赋改为征收粮食，以备抗战，有农民说宁愿吃“观音土”也要先交抗战粮。据统计，1941~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828.6市石（每市石280斤），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而小麦则占总量的31.63%。从1940~1944年的捐金献钱运动，四川民众共捐献了7亿，用于前方购买飞机、坦克、武器，翻看旧报纸就可以看到乞丐捐金图，你就会知道这个国家为何不会消亡。为完成抗战所需的特种工程，四川服工役的民众达300万以上；而参加抗战的川人达350万人，战死64万多人。以上各种数据均为全国之冠，可见四川在民族危亡时的特殊贡献。

    为纪念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国民政府1946年10月31日在重庆颁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后被毁，改名为解放碑。成都立有“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文革”中被毁，于1989年抗战胜利44周年纪念日重立于成都二环路万年场。

    十、敢于“吃螃蟹”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四川和安徽在全国率先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主要的试点是广汉金鱼公社，当年全公社的粮食即比上年迅猛增长22.5％，达亩产250公斤。1980年8月，四川全省57万个生产队中，“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65.5%，全省总产粮食达3436万吨，比1976年增长26%，这都是激活民众自我奋斗、热爱生活能力所致。

    四川的步伐远不止于此。在民众几十年不知广告为何物后，1979年6月25日官方最高级别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当时全国第一则商业广告，这则广告来自于都江堰宁江机床厂，这便是激活城市企业革新之始。至1995年止，全省工业企业达69万家。1980年7月成都蜀都公司发行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张股票，至1986年底，为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到国家股980万元，法人股1421万元。迨进行金融改革，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又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后虽因诸种原因发展不顺，但其敢于试验的精神和勇气可嘉。

    1997年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成为中央直辖市，巴蜀的分分合合开启了另外一页，但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讲，二者实则永远无法分开。

    十一、巴蜀两大事

    1878年12月1日，著名湖南学者、诗人王闿运正行进在三峡间。他一面观看景色，一面对读郦道元的《水经注》，他觉得郦氏“百七十里不见天日”，根本不符事实，峡不见峻，石粗疏而不生草木，说什么不见曦月，都是“北人语耳”。古往今来，赞美三峡者可谓车载斗量，独王氏能唱点反调，也算难得。但三峡毕竟是世界上难得的美景，太白之“轻舟已过万重山”，老杜的“江间波浪兼天涌”，虽是诗歌，却也有写实的功用。但这一切雄奇壮阔的美景已不复存在，“如此佳况，忽落梦境矣”。

    从1919年孙中山发表《建国方略》起，历来不乏主张在三峡修筑大坝以资发电的人，但也不乏同样多的反对者。虽然有众多的反对者，但1992年中国政府还是通过了在三峡大坝修建水电站的议案，2006年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完工。三峡工程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与移民、贫困、泥沙淤积、地质灾害、环保灾难等诸问题相比，其间所失已招致一些官员和很多民众的批评。对库区附近重庆、湖北两地民众的生活，到底有何更深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5月12日，八级大地震突袭四川，不仅中国大部分地区有震感，甚至波及东南亚，惨死了近十万人。和较快的救援相比，人们更关心公共建筑物如学校、医院何以不坚固，而导致很多学生死难。与此同时，人们也特别关心震后民间社会如何更多参与灾区的民众自救和基层的公民建设，许多志愿者和NGO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努力，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希望。更值得庆幸的是，灾区附近的著名风景大多安好无恙，可供大家在灾难中体会大自然的双重面貌。如果你有心，多久想去灾区走走看看，观察一下民众艰难的生活和不懈的努力，都不为晚。

    2010年春于成都

    渡尽劫波兄弟在：成渝互掐小史

    从渝东南乡下奔赴成都读书求学，继而谋生社会，烹文煮字，自春徂秋，瞬忽二十有一年矣。岁月催命，时间搞我，热血销蚀，不复当年好勇斗狠的脾气。数年前，家乡终于是老大的媳妇熬成婆，自1954年后，再次成为风头前沿的中央直辖市。虽是分家而治，婆婆尚有余威，固不省油；然媳妇亦是身体正佳，傲有姿色。双方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旧仇新恨，齐聚心头，泥沙飞石，横空出世，混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虽连择日再战也懒得知会对方，但一有风吹草动，战端再启，如是循环往复，历经数千年而不休。然纵观数千年来，巴蜀之斗、成渝之争，有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争论的实质、级别、分量越来越低，以至于流于今日网络上无谓的口水战争。不学之人还以为自己快成巴蜀之争的主角了，吸引了多少人的眼球，实在可笑之至。

    一、结下国家梁子

    成都、重庆之掐，如果不搞名字上的一一对应，算上秦灭巴蜀之前，各自作为蜀国、巴国的国都，便颇有些时日了。人类战争的核心，无非是各种资源之争夺，巴蜀的争斗亦不例外。在巴国定鼎江州（重庆）之初，蜀国的强大是不容置疑的。早有常璩的《华阳国志》里说杜宇施政西川，却也泽惠巴国，正所谓“巴亦化其教”；晚有《太平广记》和《路史·国名记》的“昔蜀王栾君王巴蜀”，也就意味着蜀王统辖着巴国。但随着后来巴国的强大，逐渐蚕食蜀国的地盘，巴、蜀两国固有平衡的打破，于是就有《华阳国志》所说的“巴与蜀仇”和“巴蜀世代战争”。

    巴蜀二国的争斗要由第三方来消弭，因为它们互不服气，二者的力量都不足以收拾对方。来收拾巴、蜀这两只“鹬蚌”的，便是从北方长驱南下的“渔翁”秦国。直接负责这场收拾任务的便是张仪、司马错。还好，这“渔翁”还算有点远见，不用竭泽而渔的蠢举，而是置郡让其成为永为自己生利的领地。于是成都、重庆作为城市的雏形，无意间由他们来奠基建设，开辟草莱的光荣便记在了他们的名册上。

    按常规想法，现在好了，既然巴郡、蜀郡只是一个国家的两个郡，总该消停不扯皮了吧。不，巴蜀之间，有时真是不按牌理出牌，你让它们消停，好像它们全身骨头都发痒一样——不舒服。到了汉高祖八年亦即公元前199年，老天爷看到巴、蜀两郡中的有些人，一天到晚吃饱了撑得慌，也忍不住发怒了：“昔巴蜀争界，历岁不决，汉高八年山自为裂，如索所界，巴蜀之民惧天责罚，乃息所争。”（《太平御览》一百六十六卷）原来为国家的土地争斗不已，现在又为郡望的边界纠缠不休，弄得上天都烦它们老爱玩这种一成不变的把戏。至于“乃息所争”，只不过文字记载者的一厢情愿，后来的精彩演出还没登场呢。

    二、官员加入战斗

    晚唐陕西柳家，已登望族之境。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自不用说，就是他以藏书闻名的哥哥柳公绰一家三代（柳仲郢、柳）也是少有人匹。作为藏书家，《新唐书》说柳公绰有比别人更多的“古怪”举动，经史子集每种他皆分三类：“上者贮库”，好的庋藏邺架；“其副常所阅”，拿来自己读；最后便是“下者幼学焉”，拿给后生子弟学习。柳公绰之子柳仲郢便有苦读成器的故事。

    “惊耗破鸿蒙而东来，早岁锡熊丸，敬庐陵有母；哀思越岭南以西往，晨昏乏鸡黍，倍知颖谷可风。”这是郭沫若先生为著名学者容庚之母所写的挽联。“早岁锡熊丸”之用典，便是指晚唐柳仲郢的母亲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将黄连和熊胆等制成丸，使其吃服，达到“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效果。将学习视为苦差，我是断不认可的。但有母如此，子弟大多有成，这也是此等故事在如今看来，虽不够人性，却能够流传下来的真正因由。

    柳仲郢的确未辜负母亲的一片好意，做官为文均有可观，且能友人，如提携著名诗人李商隐，让其失意时做他的属客幕僚，优渥备至。后来他任剑南道东川节度使一职。从行政设置来看，唐代的“道”相当于宋之“路”、元代的“省”，而四川省的名称正是从元朝开始的。1997年重庆未直辖前的四川省大部分都在唐代剑南道所辖之内（其中有一段时间重庆属山西南道，属汉中管），只有少部分如广元、阆中等十一州属山西南道管。西川节度使管二十六州，治所成都，大部分为古蜀地；东川节度使管十二州，治所梓州今三台，不少为古巴地。西川节度使所辖以成都、乐山为主体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富庶程度，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而东川所辖川中及川东大部，包括渝州，相对地瘠人贫，实在无法与西川颉颃。巴、蜀本来就有所谓的“世仇”，加以贫富有别，故民间常有东、西二川之人互相讥讽挖苦。以至于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也忍不住出来自嘲几句，被五代时前蜀政权王建的宰相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一书中以“东、西川人轻薄”条记载下来（稍后黄休复的《茅亭客话》也有相同的记载，大抵本此），广为流传。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

    古代城门之制，一般有东南西北四门，每门均有柴草市，而柴草市实在寒伧得很。西川人也够拿大的，把东川节度使的治所说成是他们东门（梓州无论如何也不是在成都的东边，此处可能系笔误，或另有出处，待考。但成都北门确实有一条草市街的，那一带正是唐末北门城门之所在。成都卖柴草的还有水津街等。沙河先生说，50年代尚有成都人嘲笑外地人，你娃是从东门叉水过来的哇？类同于80年代成都人爱说乡下人是弯脚杆）的草市，哪能跟我们比？惹得东川最高领导柳仲郢也不得不出来自我解嘲：我当官当了三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有多少官职我没当过？到今天才有机会当西川草市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真不容易，荣幸之至啊。柳节度使这番话自然使所有听到过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孙光宪作为拥有东、西川大部地区的前蜀政权的宰相，自然并不提倡东、西两川人的互相轻薄，最高长官毕竟愿以稳定和睦为旨归，结语“故世言”一语暗含着对所有轻薄的东西两川人的微讽，当然也可能包括柳仲郢。

    有趣的是，过了不久，柳仲郢的儿子柳随唐僖宗逃亡到成都时，记载了当时成都书业繁荣的盛况：“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銮舆在蜀之三年，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序》）作为藏书家的柳，到了中国刻书业发源地之一的成都，尽管是在末世陪同皇帝仓皇出逃异地，到今天学道街一带寻书，也是一种慰藉。所以笔之于书，于自己家训里隆重记载，意在教导自己的后代，哪怕是非常时期也不能废书不观，正所谓诗书继世长。

    三、成渝中心之概略比较

    其实所谓成渝之争，实在只是个近代命题，因为今天的重庆不少时间未能成为四川东西两地西部治所的所在地，或者说不少时间受制于成都或他地。但任何争论都有它的历史和来龙去脉，今据蒲孝荣先生所著之《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把成渝两地作为中心——包括各种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的暂时治所——来个简单的比较，不为无益。自然治所的选择，是政府行政命令和规划的一部分，但也是政府通盘考虑和决策的结果。换言之，比较成渝两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该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要性。

    秦朝奄有天下后，将其分治为三十六郡，巴、蜀是其中的二郡。蜀郡治所成都；巴郡治所江州县（今重庆）。西汉承秦制，依旧设郡，但在郡之上设刺史部，四川有益州刺史部，为全国十三刺史部之一，下辖巴、蜀等八郡。州治及蜀郡治所于成都，巴郡治所仍江州县。东汉仍旧贯，益州下巴、蜀等十郡以及一个属国（属国与郡等，管理内迁之少数民族，与县相同等级的“道”也是管少数民族地区），巴蜀二郡治所不变。三国蜀汉仍设益州，有巴、蜀等郡十六。州及郡治，均不变，蜀汉据蜀四十九年，统治四十二年，都成都。西晋益州领八郡，蜀郡及州治不变，巴郡则属梁州，州治汉中，郡治仍旧系江州县。成汉时蜀仍属益州，州及郡治不变，成汉政权都成都四十三年，巴郡属荆州，郡治因战乱不稳定，有一段时间治江州县。东晋除巴郡改属梁州外，巴蜀二郡未有变化。刘宋仍由东晋旧制，南齐除巴郡属巴州（治所奉节）外，蜀郡及益州不变，梁益州及蜀郡不变，巴郡属楚州。蜀郡及益州仍不变，巴郡属改梁代置巴州，北周益州及蜀郡不变，巴郡复属楚州。

    到了隋朝，蜀郡及益州不变，巴郡复改楚州置，后改为渝州，此乃渝州得名的开始。唐代有四变，主要的是剑南道东、西川，西川及成都府治所成都，东川治所梓州（三台），渝州属东川，州治巴县。前后蜀时间，成都为前后蜀国都，渝州仍置，州治巴县。宋代分为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成都府路路治、府治均为成都，渝州属夔州路，路治奉节。除了将恭州升为重庆府，府治重庆，一仍北宋。元朝设四川中书行省，包括成都、重庆等府，省治成都，四川省的称呼自此始。其中明玉珍大夏国都巴县十年。明设四川布政司，司治成都，包括成都、重庆等。清朝四川省设五道，成都属绵龙茂道，治所成都，重庆属川东道，治所巴县。1914年前设五道及一个特别区，成都属西川道，治所成都，重庆为东川道，治所巴县。成都1921年建市，并于1928年定为四川省会，重庆1929年建市。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939年5月5日升重庆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定为陪都，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综观上述历史，成都、重庆可算巴蜀大地上开发得较早，且得风气之先的城市，但成渝两地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对等均衡的。在近现代以前，重庆输成都远甚，这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秦汉迄今，成都的城址、名字及治所（省、府、郡等）均没有更徙，使得成都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底蕴，是重庆不能比拟的。汉赋四大家，四川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三家，前二位都属成都。汉代，成都仅次于洛阳；唐代“扬一益二”，是中国最早的刻书发源地；宋代，第一张交子诞生于成都，且成都、眉山为当时三大刻书中心，形成了影响极大的蜀学；由于元末抵抗蒙古的战争，大批名门望族东迁江浙，成都在各方面开始委顿。特别张献忠屠蜀给成都及四川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从清顺治到咸丰220年间，文化衰败无振，“由谭正璧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搜集清代作家1500余人，而四川籍作家只有22人，占1.5%；蔡冠洛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入传的四川人只有18人，占2.5%；清人张应昌编选《清诗铎》一书，从清初迄同治收诗911人，四川人入选者只有10人，占1.1%；清代经学极盛，阮元、王先谦《皇清经解》正续编，搜集清初至嘉庆末几180年间的经学著作，共收录398部书，作者185人，一个四川人也没有”（李朝正《明清巴蜀文化论稿》）。可以想见四川文化荒芜的惨状，此前文风很盛的成都岂能幸免？

    直到晚清张之洞主政四川、王闿运执掌尊经书院、新学兴办以来，巴蜀文化才得到了真正的勃兴，尊经书院和新学堂里诞生了一大批近现代的著名学者、作家，如廖平、吴虞、张森楷、杨锐、刘光第、蒙文通、李人、郭沫若、巴金、周太玄等。其中史学家张森楷先生便是重庆的佼佼者，今得暇抽读《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唐唯目编），弥增敬重之情。不过，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与以前相比，近现代的重庆或许由于基础相对较薄，发展速度在不少方面赶上或超过了成都。且不说抗战后重庆成为陪都后的迅猛发展，成都远为不及，单举宋育仁在19世纪最后两年的选择，便可看到一些重庆得风气之先的端倪。1897年11月宋育仁于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半年后的1898年才于成都“蜀学会”创办了成都第一家近代报刊《蜀学报》。数年后，1903年5月，重庆巴县革命志士邹容的《革命军》于上海书局刊印。

    即便是百年后的今天，从文化上看，重庆依旧无法跟成都比，因为重庆一直是座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可参看游时敏先生所著《四川近代贸易史料》等书）。从1891年重庆开埠起，它一直扮演着水码头的角色，成为货物集散地和工商业活动中心，能出现像卢作孚先生这样的大实业家——非常幸运，前不久我曾重值搜得他手下职员两册60年前的日记本，记录非常完整而详细，对了解彼时的重庆及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中的贡献，均至为有用——却没出现过像李人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和出色的乡邦文献研究专家。1949年后，重庆成为四川的重工业基地。1954年成为四川省辖市后，在财政和其他政策诸方面受到制约，发展的脚步放慢，成都的发展因此受重庆之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切不能成为重庆人骂成都人的理由，这不过是拜政府政策所赐而已。可以骂政策之不公，可以骂行政者无良好计划，可以骂政府之无眼光，否则重庆人的热血真是用错了地方。

    四、观我成渝

    “观我成渝”其实就是“我观成渝”的倒置。不过这倒置不完全是文字游戏，因为“观我成渝”看得出我对成渝两地不偏不倚的双重情感。长于重庆乡下，学于锦江河畔，童年对人的影响，既深且巨。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说，童年是对人最伟大的馈赠。我的个性及情感奠基于故乡，因此从个性和情感上讲，我更接近于重庆。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或许把它的作用夸大了，但知识对一个人的改变无论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我求学谋生于成都，理智上更接受成都文化诸方面对我的熏沐。每当看到成渝两地的人无端吐口水、互相掐架、无度谩骂，便感到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在内心激荡。

    1983年9月8日与家兄路过菜园坝，餐馆一溜呈半月形环状展开，多得数不过来。正惊异间，忽见整车整车的人绑着从我们身边经过，据说是严打的成果，后来才知冤鬼无数。就在此时，一声巨吼把我跟家兄吓一大跳：“过路的，吃不吃饭！”家兄回答：“不吃饭！”“不吃饭咋个长大的呢？！”惹得我们差点与他们动起手来，这便是20年前菜园坝火车站的重庆人。说句实在话，当时我就想，虽然我们是乡下人，但这样的重庆人的确让你无法喜欢。老实说，经此一吼，市区里的重庆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佳。到了成都，一个人急于去看杜甫草堂，回来的路上，拿着地图无法找到学校。数问路人，按着他们的指引，越走越远，终至南辕北辙，最后只得找警察（老百姓怕警察，不到万不得已不找他们），才找到学校。这便是成都人给我上的第一课。经此一课，深感成都人的虚假让人齿冷，异乡的感觉特别明显。当然，要点出重庆十个优点，马上就能不费力地说出十个缺点，对于成都亦然。譬如，重庆人耿直但粗鲁，成都人虚假而温和；重庆人欺生，成都人烧熟；重庆人排外，成都人包容；重庆人容易交友，成都人常只是熟人；重庆砣子硬，成都嘴巴狡（在“文革”时便是重庆真武斗，成都武斗会宣传）；成都假打，重庆来真格；成都自嘲兼嘲他，重庆嘲他兼认死理；成都闲散，重庆急促，等等。不一而足。

    成都人历来是拿大的，视四川所有外地人为土包子。但1949年易鼎后，成都人改变了很多。因为新政权重新洗牌，拿个大铲将传统的锅里面所有东西，来个天翻地覆，不少社会精英都非本土人士（重庆洗牌的程度便没有成都充分，因为它不是省会，干部愿去的相对不多。同时依然有重庆本地人当最高领导，而成都市则极少）。虽然还有一些人存有随意视别人为“弯脚杆”（对乡下人的蔑称）的想法，但数量已大为减少。另外，成都人的虚伪也是有目共睹的，路上遇着人，说多久“口子上吃茶”（因为过去茶馆一般都在两街交叉的街口），你千万别相信，因为这只不过是客套话而已。成都务虚不务实，好玩不斗狠。“文革”时两派“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简称）与“826”争斗，曾有一派去殡仪馆借得死尸数具（用完了又还给殡仪馆），抬着上街去另一派驻地游行，名之曰：誓为战友报血仇，血债要用血来偿。拼命宣传，置对方于道德上之不义，以此战而胜之。而重庆的红卫兵派系斗争，死伤无数，其情之惨烈，不亚于一场攻坚战之大型战斗。沙坪坝著名的红卫兵公墓葬得胜派“815”死者小部分，约400具，最小的只有14岁；而失败的“反倒底”一派则死无葬身之地，因此两派死伤人数之巨，至今仍是个未知数，为全国红卫兵战斗中之少有。这便是无所畏惧、好勇斗狠、耿直粗蛮的重庆人。当然你也千万不要就此得出成都人一定胆小怕事的结论，抗战时为民族捐躯的王铭章、李家钰等英雄，都是成都人。1938年，当王铭章师长的遗体从藤县战场运抵后方，到达重庆时，重庆万人空巷，举市悼念。其情其景，让后生小子如我等，至今感念不已。

    成都的缺点，我已在诸多文章中，大加批判，不想在此重复。这里主要来指陈一下重庆，因为我这人素不怕任何所谓的挑衅。他日有暇，说不定我要专门写一本《重庆批判》亦未可知。重庆这几年直辖过后，在经济建设上确有不少改进。但有些浅薄的重庆人，专门跑到成都，拍些照片弄上网络，比谁的楼高（听说还开着大奔，带着尼康，真有暴发户的勇敢。说实在的，只有全无自信的人才会这么做）。要比高楼，你永远比不过纽约，难道你的目的就是一辈子与成都较量？何况高楼并非全是好事，影响采光，使城市变得单调，毫无个性可言，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不妙的。高楼鳞次栉比，但城市整体规划不显现以人为本（譬如交通中红绿灯的遵守和过桥费的收取，这方面重庆可改善的余地相当大），不便于民众，这样的高楼不要也罢。

    更为可笑的是，一些重庆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夜郎自大。可怪的是，重庆的传媒基本上不发自我批评的文章，何况外地的批评？几年前我曾应重庆媒体之约，撰文批评这一点，可惜最终因怕激起反对而未用，这在成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对成都的批评到痛骂的地步，但像我这样常以骂成都负面因素为乐的人，成都传媒几乎从未拒绝过。更为不堪的是，我对成渝两地以及四川各地的乡邦文献均有搜罗，而且所得不少。与成都相比，重庆人对重庆的研究几乎是一堆粗放的资料，翻一翻孟广涵主编之《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就可知我所言不虚。只有彭伯通先生著的《古城重庆》及编的《重庆题咏录》（他笺注的《沧白先生论诗绝句百首笺》也是整理重庆人物著作比较好的）是少有的用心之作。再如关于重庆作为陪都八年的历史，至今似乎只有《陪都文化论》、《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类大而无当的书籍，不仅资料不全，且无甚见地，更不用说能弄出出色的个案研究。放着好端端的东西研究不出货来，这说明重庆作为水码头，虽有商业上的冒险精神和闯劲，但在文化修习上，却是浅尝辄止、浮表不堪的。一座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要想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现代都市，在我看来是困难的。

    成渝两地各自的优长及缺陷，都不少。倘双方继续大打无谓的口水战，不只徒耗心力，且自废武功，损人不利己，殊无谓也。何如各自尽展其才，使巴蜀在分而治之以后，来一个兄弟和好的共同繁荣？如此，则祖先有灵，亦当含笑，为我们浮一大白。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005年1月5~7日病中于成都

    苦尽甘何在：1945年8月15日的成都

    安在鼎鼎大名的U2乐队头上的褒扬之辞，不胜枚举，独由传记作家艾蒙·丹佛的形容——“Unforgettable Fire”——令我铭记；赞美庐山的名句何其多，还是东坡先生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更来电。除了像宋元交接、明清易鼎等少数大屠杀外，一座长期以来承平安享、自娱自乐的城市，经历了八年的板荡多变，外敌凌侵，在普天民众弹冠相庆的时刻，它的人民会有怎样的应对？模拟一下那个难忘的时刻，是我这个做后辈的一个梦想，也使我们与前辈们一起分享这份历尽苦涩的荣光。

    我相信历来会游戏娱乐的成都人民，在灾难过后，都有相当的欢悦方式，可惜史无详载，无从细说。但无论是宋元在川长达几十年战争的结束，还是明清之际张献忠屠城后的重建，人们内心的喜悦，都从没有像1945年8月15日这般被如此放大。百年来受他国欺凌的事实，长期压抑的不快，像一直没有治好的内伤一样隐隐作痛，一不小心就会被抓扯出来，伤口重新被撒上一道盐，久治难愈。现代人才有的深固的民族国家观念，用老杜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尚不能吐尽成都人八年遭日本欺凌后内心的积郁之情，何况当时的成都还有几十万家破人亡的各方流浪人士呢？一定有不少可堪回味咀嚼的细节，除了少数被文字记载下来以外，大多随着欢快的呼喊和愉快的游行消失在空气中，无从打捞。

    带问号的好消息也跑得快

    西方有条著名的试探新闻力度的法则，那就是：坏消息跑得最快。其实积压得愈久，民众愈是期盼而不易得到的、苦尽甘来的好消息，跑起来风快。八年抗战，死伤千万人，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家不得回。更为难堪的是，那种在自己土地上备受他人欺负的凌辱，就像强盗闯进你的家耀武扬威，杀害你的至亲骨肉，还要你配合他告知自己最值钱的东西藏在哪里一样，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日本将投降的消息，当然不可能像现在电视和互联网这般普及，可在大城市里获得瞬间的爆炸性传播。换言之，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播，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因人而异。成都乃至四川第一个知道抗战胜利，日本已准备投降的，是现在还健在的85岁老人曾子光，他是唯一一个与西安保持24小时联络的电报业务收发员。他拿着这条消息，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对方告诉他，这是真的，还说“让我们庆祝十分钟吧”。这消息自然只是在小范围内流传，不是受限于流传速度，而更主要的是纪律所限，不可能大规模地告知外人。但就这样小范围的消息，也像空气一样在成都上空漫无方向地传播，我电话访问的一些老人至今仍能记得听说过“这个谣传”，但他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谣诼纷传几天后的8月10日黄昏，终于得到了证实：日本投降了。但成都得到并公布这个天大好消息的第一时间，到底是8月10日哪个时段呢？

    我手上并没有成都当时的报纸号外出版时间，但据中央日报社重庆电，是9日下午7点钟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这个消息迅速传遍整个重庆市区，手脚快的报纸所出的“号外”一时间被抢购一空［见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中华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P269~270，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年1月初版］。这种官方的说法，几十年后仍可得到民间实物的证实，我所搜得的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未曾公布的日记里，9号这天他记有两次号外，都是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只是到了10号他清楚地记道：

    “真想不到，日本人有这样快，就无条件投降了。八年一月零三日（八、一三），它这一场并吞中华大国的狂欢梦，自马关条约起至现在五十余年，才醒转来，是梦，的确是梦。

    晚上八时二十五分，举世欢腾的消息传来，陪都‘重庆’街道上的爆竹声和狂欢声，打成一片，简直听不出一个闲静的忧郁。盟军的吉普在叫，国军的欢呼在喊，老百姓们有说不出的愉快心在跳跃……

    八年的苦斗，今天才拖着出头的一天，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毅力，中流砥柱，总算把日本人拖垮台……”

    由于美军新闻处证实日本投降的消息是9号下午7点，重庆的普通市民得到这消息是10号的黄昏即8时25分，那么成都市民得到此消息的时间也大致不差，所以流沙河、黄一龙诸先生都回忆说是8月10号黄昏得到这消息。我们问过许多老先生，他们听到这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们说，这是真的吗？都没有人敢轻易相信。沙河先生在他的回忆性著作《芙蓉秋梦》里说，因为尚不知道美国已在广岛、长崎丢下了两颗威力无穷的原子弹，而迫使日本立即投降。而曾伯炎先生甚至说，1944年日本打到贵州独山时，他父亲召集全家甚至商量过，他们除了在老家中江县城外，还可以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藏，因为听说日本两天内即可攻克重庆。所以听到这样的消息，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真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一旦得到确切证实，人们压抑了多年的狂欢之情，便喷发出来了。这一点，在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据日本后来的解密文档，有反对投降的日本军人企图阻止广播宣布天皇的投降诏书——国民政府亦正式对外宣布日本投降消息后的8月15日，达到了一个举国若狂的高潮。

    天大喜讯首告谁

    听到日本投降的好消息，人们疯狂地抢购号外，报贩子趁机抬价，依旧挡不住人们的购买热情，哪怕是报贩趁机抬价，也在所不惜。成都的号外，据说在当时就有卖到500元一份的。疯狂是易于传染的，就像任何高危传染病一样，人们很少有可以抵抗的免疫力。人在某些时间的消费行为的不理智，是一种常情，何况是在胜利的大喜之日，来点有违常情的疯狂举动，又能算什么呢？哪怕是穷人，都愿意在此时有所放纵。

    “这天大的好消息，你第一个想告诉的是谁呢？”我问一些所认识的老人。他们大都答没有什么特指的人要传达，在街上的就高兴地告知街上的陌生人，在家中的也喜滋滋地告知家人，完全是一种自发的欣喜，没有觉得把这消息告知给别人是一种义务，更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伟大的行为，只是真正快乐，愿与别人一同分享。有过关乎所有百姓利益，亦即公众盛大的狂欢经验的人，都不难明白这点。但对于千百万因抗战而伤亡的家庭来说，最想告诉的便是死去的亲人，日本投降了，血仇终得报偿。因此迫不及待地准备烧纸钱，以水酒祭洒一番，寄托自己悲欣交集的心情。

    史学家陈垣先生曾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于日伪治下的北平著成史学名著《胡注通鉴表微》，着意表彰胡三省在元灭宋后，依旧不忘宋朝的民族气节。以陈垣先生这样的气节，当然推崇一生意在报国的诗人陆游，所以他曾在一副对联里说“万首诗篇爱剑南”。陈先生是学者，是史学家，爱陆游爱得多，爱得深。作为读过一点书的普通人恐怕爱陆游主要是爱他的《示儿》，以死不瞑目的期待之心，让其子带给他好消息，可惜陆游的儿子没有这样的福气，南宋终于丧于蒙古的铁蹄之下。但1945年8月15日，有一大批中国人，像《示儿》诗所说的一样，见证了这悲喜交集的时刻。如成都籍的王铭章、李家钰等抗日名将的子女，一定是流着泪想起了这首诗的。他们的英勇，证明了成都这座平日柔媚的城市里的人们，在板荡时刻异于常人的坚强壮烈，让我这个山野里蛮性十足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是在这样一个悲欣交集的时刻，有一个人从重庆出发，搭乘一辆货车，到成都看她的哥嫂。路过一小镇时，见大家乱哄哄地在街上笑啊跳啊，忙问，大家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只听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听到这话的刹那，她反复地问：这是真的吗？真的吗？她说自己突然想起陆游的《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在心中无数次喊着：“父亲！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便是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

    许多大人物的做派，我并不满意，因为这里面掺杂着作秀造假的成分。但这个时候我愿意放宽尺度。据《新新新闻》报老报人魏道尊先生所说，当冯玉祥将军8月16日凌晨7点45分，在青城山天师洞得到陈孔昭所转达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忍不住落下泪来，冯玉祥说：“这是四五千万条人命、几百万条腿、几百万条胳膊，一条大河似的鲜血换了来的啊，怎不令人落泪！”赓即提议为八年抗战以来的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在这样的时刻，再刻薄挑剔的人，亦将噤声闭嘴，并乐而从众。

    两条见证疯狂时刻的街道

    公众有一种民意表达的孔道和方式，便是聚集于一定的场所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像1945年8月15日这种不世出的开心日子，自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会有许多场狂欢娱乐，纵情表演。爱吃喝玩乐的成都人，自然不会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大好狂欢机会。他们的狂欢肯定不需谁的组织，且就地取材，各条街道都有式样繁多的娱乐，但喜欢扎堆看热闹，作为成都人的保留节目，他们岂能错过市中心的看稀奇。

    取自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的春熙路，是成都市区第一条现代意义的公路，历来是商家繁聚之地，因此成都市民把到此地去活动看得很平常，但也有看洋盘、耍稀奇的意思，所以人来人往，如潮涌动。得闻日本投降的消息，惯于搞出些娱乐动静的成都人，纷纷使出各种花样：放鞭炮、舞龙灯、跳狮灯、踩高跷、撑旱船、敲锣打鼓、挥舞国旗、跳到汽车上帮司机鸣喇叭、爬上树撒报纸、演出川剧、放电影等，无所不为。更有大批市民自发抬着花篮前往春熙路孙中山铜像下面敬献，以告慰国父的在天之灵。从下午到晚间乃至深夜，各种集会、游行层出不穷，人越集越多，绵延几里。“成都千万市民，齐向春熙路，国父铜像献花，一时花圈花篮堆积如山，鞭炮之声，震耳欲聋。各社团并纷电蒋主席致敬。晚间游行队伍长达数里，卡车一辆前导，车前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满座人群。有二女郎全身白绸，发束金星，装扮成自由神，亭亭当车而立，最惹人注目。”［见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中华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P271］而此种情形，在半个多世纪后流沙河先生追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言其经历过数次群众狂欢，但自发聚集欢呼，未有如此次这般规模，以至爱扎堆看热闹的成都人，脚力再好，膂力再大，也无法挤进狂欢中心——“真同志”身旁（成都人诙谐，言孙中山铜像是真铜制的，故曰“真同志”，余皆假打之革命同志）。

    除春熙路外，另一条狂欢的街道便是提督街。清朝以前之提督街是军事首脑机关重地，状甚严肃，戒备森严，未曾想几十年后这里见证了一次民众因民族之大胜利而举行的彻夜狂欢。此处狂欢之徒与正经八百到“真同志”旁献花篮的民族爱国人士稍有区别，这不是此地狂欢的人便不爱国，而是他们爱国也不忘真正的娱乐。何况此处以美国人之狂欢跳舞为多，美国人开车大按喇叭，从车上跳到车下，手势乱舞，狂比“狗听牌”（美国一老号唱片公司物克多Victor，1949年前之发烧友呼为狗听牌，Victor意为胜利者，赢家，与“胜利”［Victory］有词源及词性之关联）亦即胜利者的手势。成都人也不踩事（不怕事），见美国人也拼命比“狗听牌”，虽然他未必知道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即上前一阵狂抱，更有职业舞女穿插其间，与之同舞，国也爱了，玩也玩了，真是一箭多雕。到了夜晚，电灯昏暗不明，商家便免费将各种大煤气灯悬挂各大街口，以给狂欢都照明，卖糕的（My God），我的成都先人板板！（令我欣赏的成都前辈们！）此时此刻，抗战胜利了，妓女也罢工来娱乐了！舞女不要钱来陪舞了（见流沙河《芙蓉秋梦》）。这当然不独是成都的“特产”，重庆也有这等景观：“摩登妇女们的曲线，美的装束，在向青年的男子们朝笑（大概是朝着青年男子们笑——冉注）。满街都是红男绿女，拥挤不通，好像日本投降了，她们在向他们招展。”（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1945年8月10日日记摘录）

    “小道”的庆贺方式

    抗战胜利了，漫长的加害结束了，一颗时常悬吊吊的心终于放下了。人们庆贺的方式肯定千姿百态，不求一统。有赤膊上街的跳跃，有不知所之的乱挤，有不知所云的狂呼，有见面就抱的亲热，有穿晚礼服穿梭于达官贵人之间的应酬，有恋人当街之热吻，有喜极而泣、呜咽狂嚎之发泄，有泥醉三日而不醒之牛饮。彼时的《成都晚报》以“胜利来临夜，成都狂欢时”为题作报道，可谓得体。

    有点文化的人，只要他通脱的话，必有一种游戏态度。而游戏项目之一，便是较量捷才，比赛化典，娱乐身心，而这个长盛不衰的项目便是撰写对子。在举国同欢、普天同庆的时刻，文人们便把自己平日饮酒作诗的惯技拿将出来，作为狂欢打趣之资。天大喜讯，盛大的题材，有人便想以气势取胜，如“万里雄师归国土，一杯春酒洗胡尘”；有人欲用如椽巨笔，以一联而为众家法、百姓诵：“三岛君臣，原子弹前齐屈服；八年血债，投降书里可追还。”但让我最为心仪的，无如在光复之日，成都人所写的一副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此联之佳，在其既有游戏的态度，全用国名和地名，易记好读；复次，在于中国之战胜日本，再次欢呼南京重新成为首都。我常说川人尤其是成都人，擅以不正经的方式做些正经事的游戏态度，不仅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而且影响文人的文章，自嘲与他嘲，在如此盛大的时刻，不忘玩文字游戏而搞笑，大事可小。在其他时刻，则小事可大，真乃吾蜀之特产！

    喜极而来的副产品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人民群众对药物的副作用，虽然眼睛并不是雪亮的，但他们深知这一切。事实上，在举国欢庆、大家同乐之时，就已经有明智之人，在当日便看出狂欢背后的日常生活的玄机。道理也正是如此，再大的欢愉，正常生活也得维持，何况小老百姓一日为三餐奔忙，无暇他顾。光复了，百姓只是快乐一时，至于大员们之“劫收”，真是肉食者谋，小民百姓何能间焉？

    随着光复的欢快渐近尾声，那些背着老杜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外地人，立即撤退，好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以便尽快与家人团聚，或者凭吊为战争而死的家人。总之，长安虽安，不是久留之地。掌管着峡江水道运输主线的民生公司的员工，更是因职业敏感而及早地预知了这点：“今天以后，我们的复员工作，应该要赶快组织起来。不过，在这个时候，也许政府早有准备了。”（何现伦1945年8月10日日记）“战争已经结束了，回乡的心实在很迫切。可是交通工具有限得很，政府机关及军事机关，必须先下去的。依这样看来，这些有限的交通工具怎样能够输送呢？恐怕还要在重庆过一次年吧！……如交通部，在十二日礼拜日都是整天在办公，个个都仓皇似的，为了复员问题，准备不及。……胜利真是太快了，真是料想不到。”（何现伦1945年8月15日日记）

    外乡人极欲返乡，是人之常情，没有责备的道理，但船只不够，复员问题难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本地商业的凋敝，商业的不稳，因战时经济结构不佳，立刻就显现出了它的大问题。重庆及成都的商业和金融市场在8月10日及15日日本正式投降后，出现巨大的波动，金价、美钞大跌，百货价格亦猛跌40％~50％，如颜料、布匹、香烟等均是如此，只有少量可外运之货物如桐油价格有回升（见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P271）。成都和重庆一样，都是各类人才、各种工厂、各种学校因抗战进川，才逐步发展成为大都市规模的。别说商业上的动荡，就是文化上于吾川的损失，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自然当以国为重，但作为地方的短期显性损失，自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流沙河先生在《芙蓉秋梦》里所说，抗战胜利，外省人走了20万，物价虽然回落，但百业萧条，却是不争的事实。

    2005年8月10~11日抗战胜利一周甲于成都

    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

    一个大图书馆就好比是一本人类的日记。

    ——（加）道森

    似乎因集体的自卑，不够自信，加以不少研究者秉承官方意识形态的旨意，全身虚火的民族主义发炎，我们总是患有“文明独有症”。一旦别人说到某事物的时候，总是说我们古已有之，实则二者格凿枘，少有相通之处，却强加比附，以逞老子先前阔过的优越感。说到大学，就提到汉朝的太学，其实太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谓牛头不对马嘴；提到图书馆，自然也免不了老子也当过图书馆馆长的陈词滥调，且视东汉白虎观、唐之集贤院、宋之崇文馆、清之文渊文澜诸阁等为现代图书馆先驱之类“长我志气”的无稽之谈。我无意抹杀中国历代官方为保存书籍所做的努力，但保存书籍的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流通，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知识的传播，以利愚民之需。中国官方的图书保存所，只是皇亲国戚、一些高官或者少部分大学者的“自留地”，而非民众求知的图书馆，其特征无非是高扃深锁，禁止一般人借阅。再者从隋唐启韧，而至明清极盛的书院，其所藏书也多是应举业之考试的书籍而已，所藏有限，非该书院的学生也没有阅读之机会。正是因为如此，一般有点钱的读书人，都千方百计要搜求和转抄书籍，以便自己或者少数亲朋好友读书研求之用，从而形成中国私家藏书之风比较盛行的内在动力。换言之，中国私家藏书之发达，是建立在官方对图籍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基础上的，很多人以此为文化发达之征，其实应该反向思考，这正是文化专制未能捂死所有生存环境之残留结果。这就像岩缝里拼了老命长出的几棵小草，在一无所有的荒凉土地上，看上去格外美丽，但却是令人心痛的无奈结果，并不值得我们多么骄傲，除非我们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满目青山。

    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理念，正是从西方传布而来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因为真正的图书馆，保存图籍只是其功能中的一项，而非全部。1897年北京通艺学堂最早用图书馆之名并制定章程，图书馆的称呼在中国至今刚好110周年，而四川省第一个图书馆便是191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当然，由于僻处西南，和任何其他文化项目的情形一样，民国时期四川省的图书馆并不发达，与全国相比尚有差距。但就是这样的差距，也可见出难得的欣欣向荣之势。现在我们从几方面来看，民国时期四川图书馆界在许多方面的努力，来对比一下今天四川的图书馆为什么在许多方面让我们纳税人不满意。

    一、图书馆管理者构成

    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其管理理念、管理之人选，都可以显示出该机构何以如此而非如彼的实质。因为许多机构，事在人为。进而言之，管理之理念，是由管理制度及人选之确定而决定的。图书馆管理制度太多，我们只说两项，窥一斑而见全豹。一是图书馆的董事会管理制度，二是馆长的任命。

    民国时期四川图书馆的管理设置，不论国立、公立还是私立，和全国其他图书馆一样，都是由著名的学者、社会贤达、军政要人等联合组成管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由管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任命馆长。如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重庆通过成立罗斯福图书馆，以纪念罗斯福二战时业绩的决议。1946年7月成立的筹备委员会由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兼任主任委员，由部聘之张群、朱家骅、翁文灏、王世杰、陈立夫、蒋梦麟、蒋廷黻、胡适、傅斯年、吴有训、袁同礼、蒋复璁为委员，严文郁为秘书，负责直接的筹备工作。为了显示其四川本身的力量，吸纳四川本地人参与管理，10月并增聘张笃伦、朱叔痴、朱必谦、向传义、龙文治、胡子昂、张洪沅、卢作孚、晏阳初、严文郁为委员，无论从全国的委员还是四川的委员，都可谓彼时文化及军政界的一时之选，非滥伍尸位之辈可比。馆长之产生需得他们中大多数之推荐和选举认可，方能上任，不能搞独裁专断，更不可能变成一党一派之私产。

    1927年根据《四川图书馆委员会简章》之规定，四川图书馆委员会由3~5人组成，馆长为委员，其他委员由市政公所指派和聘请富于图书馆学识者担任，每周开会一次，讨论馆内应该兴革之事件，馆长不得一人独断。1928年四川图书馆更名为成都市立图书馆。1938年四川省教育厅成立以蒋复璁、沈祖荣、刘国钧等15人为省立图书馆筹设委员会常务委员。蒋、沈、刘尤其后二位，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而卢作孚所办的私立北碚图书馆，自从1928年开馆（开始名之曰峡区图书馆），取得不俗的成绩。1945年卢作孚将北碚管理局民众图书馆、西部科学院图书馆、民生公司图书馆这几个他一手创办的图书馆合起来成立“北碚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理事会选出晏阳初、卢作孚、卢子英、袁守和、杨家骆、何北衡、郑璧成、何仁、陈可忠、卫挺生、熊明甫、李庚扬等15人为理事，晏阳初为理事长，聘请张从吾为馆长，这些人一为社会名流贤达，二为专门家如教育家晏阳初、图书馆专家杨家骆，三为民生公司关心文化发展之高级领导。到如今为止北碚图书馆已发展为上百万册的著名图书馆，卢作孚先生开辟草莱并使其发展壮大，居功至伟，让我们永世不忘。当然，民国时期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尤其值得纪念，只有这样良好的有制约的管理方式，才可能避免购书之乱吃回扣，买书质量之受学者名流的监督，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购书之自由，并不因为任何党派的不同而干扰购书之自由。与此同时，可以有效地保证所进之人员，不因党派与思想的差异而有所歧视，只要热爱图书馆工作，勤于职守，钻研业务，便可得到相当之重用。

    没有好的制度之选择，不可能有好的馆长，没有真正热爱图书馆建设之馆长，就不可能有好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因此才有可能出现一些图书馆的书籍随便流落到市场上——有一些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人员与旧书商之间勾兑倒腾出来的——三年前我曾收到两册20世纪著名的图书馆专家杜定友先生所写的书《图书馆通论》（1928年7月再版）、《图书馆学概论》（1935年6月二版），上面盖有“四川省立图书馆藏”的印章，大抵是现在的四川省图书馆因为好书过剩，剔旧注销（但没有注销章），清扫出门被我捡回来的吧。

    二、民国图书馆馆长

    民国时期的许多图书馆馆长，乃至省立图书馆，都不一定是官方任命的。但即便是官方任命的，也不一定具有官方背景，更不可能一定是国民党党员，许多图书馆馆长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图书馆馆长的任命有几种：一是董事会任命，二是委员会任命，三是教育部或者教育厅任命。但无论任命谁，有一定的学问声名及社会威望，是一人担任图书馆馆长所必需的，否则会被认为滥竽充数，而遭传媒及社会各界的抨击。如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其馆长分别有缪荃孙、江翰、夏曾佑、梁启超、李四光（副馆长）、马叙伦、丁文江（未到任）、袁同礼、蔡元培、周作人、王重民等，无一不是著名的学者及与文化建设深有瓜葛的专家，绝无苟且之人入选。至于馆务委员包括委员长陈垣、傅增湘、胡适、任鸿隽、马裕藻、傅斯年、赵万里等也是当仁不让的一时之选。地方图书馆如浙江任馆长者有俞陛云、钱恂；安徽图书馆馆长有邓以蛰、陈东原、李辛白、蒋元卿等，真可谓一时俊彦硕学，指不胜屈。

    民国时于四川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名家学者有祝彦和（著名学者赵少咸之师）、蒙文通，著名社会教育家、实业家卢作孚。1924年，卢作孚先生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下设博物、体育、图书等部，其中图书又分成人图书馆和儿童阅览室。1941年蒙文通先生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但这里我主要讲第一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林山腴（思进）的事。林山腴这个图书馆馆长是自封自认的，他自认馆长，得到大家的认可，当然有他自己的本领。一来他本是四川近现代有名的学者与诗人，与川中乃至全国文化界诸位硕学耆老都有往还，酬诗唱和，如陈衍、廖平、李拔可、傅增湘、赵熙、刘师培、庞石帚、胡先、陈寅恪、邓镕、吴虞、赵少咸、张大千、黄宾虹、李思纯、曾孝谷、杨沧白、蒲殿俊、向楚、唐迪风（唐君毅之父）、向宗鲁、刘咸、谢稚柳、龙榆生、商衍鎏、闻在宥、董寿平、李源澄等，本身可以从侧面证明他的地位；二是他热心乡邦文献之搜罗编纂与公益事业。他修纂之《华阳县志》在有关华阳与成都的修志史上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三则他一生都在教育文化事业上奋斗，在四川大学等学校教书，门生故旧不少，因此他当图书馆馆长有相当之资历与文化资源之储备。林思进从1912年上任到1918年结束七年间，筚路蓝缕，连图书馆的80株松树，都是他亲率手下人所植，故号八十松馆。林思进对四川省图书馆之倾尽心力，不可胜数，《吴虞日记》里有数次于图书馆过访林山腴的记载，可见其公务之勤勉。

    主馆两年后，1914年林山腴便在《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序》里说：“而此图书馆，则仅于两年前拓地建楼，草创经始，坊刻石印，略具椎轮，而经费亦复有限。及予继事承乏，凡力之所能及者，无不多方采购，一年之间，始渐得海内官本私家精刻，都凡有书若干卷。虽未能如江南京师之备，严氏唐氏之精，然亦可以备一特之寻绎。使以岁月，更肆搜求，安见吾蜀之书，不骎骎日臻备哉。至于外国图书，将俟购备略多，别为部居，以便观览。”七年间，四川省图书馆“聚书累二十万余卷，都为目十五卷”（《清寂堂集》之《贲园书库记》，以下林诗文出处同），可谓洋洋大观，为吾蜀近现代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惜后任者未能将这15卷的书目印出来，不知此目录尚存天壤间否？若是散佚，真是对四川省图书馆早期藏书研究的一个损失。对1949年后归入四川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的贲园书库，1923年林山腴也曾作文以记之。一来贲园书库的主人严雁峰是他老师，二来其子严谷孙也是大藏书家，与文化界各种人士多所往还。林山腴在文章中批评了那种只知藏而不知读的鄙陋之人，“孤本蠹编，贻讥康瓠，不能读书者，并依托自壮，侈然竞号藏书，流俗无识，一概相量，此某所为太息痛恨。”（《贲园书库记》）我认为他这个批评，不仅对那些不读书而妄称藏书家的人，可谓一语中的，就是面对众多书籍却不读书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未始不是一种非常到位的讽刺。

    由于对四川省图书馆倾注了不少的心力，在离去之后，每次路过图书馆时，林山腴都不胜依恋之情。而且在图书馆的园丁送来松枝梅花的时候，总是记起那些开辟草莱的岁月。“编校曾劳汗简青，谁从虚馆问图经。忽看梅蕊争蛾绿，更喜松枝长凤翎。点缀岁华成故事，殷勤剪送谢园丁。十年种溉知何意，犹及新春对画屏。”（《图书馆旧时园丁，腊日遣送梅花松枝，皆昔年手植也》）“绿芜遮径砌封苔，旧迹重寻七载来，手种松树真偃盖，眼看万卷欲成灰。评茶词社归星散，倚槛危楼坐雨开。惟有隔墙金碧影，重重闲馆映珍台。”（《过图书馆感旧偶题》）1924年川内军阀争斗不已，内乱方殷，林山腴路过自己亲手将其发展壮大的图书馆，树木扶疏，“眼看万卷欲成灰”，内心的伤痛，岂是言语所能形容？何况1917年他与宋育仁、赵熙等所组成的丁巳词社，于此同赋《黛黛花词》，瞬忽七载，人物星散，岂能无感？

    三、私立图书馆

    一个社会没有私人空间是很恐怖的事，那就意味着我们会是玻璃人，容易被抓住把柄并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同理，我们的社会生活如果没有个人作为自然人与法人的参与，没有私营资本在其间运作，没有私有财产的保证，也是很可怕的事。我们用了半个世纪来做活体实验，许多人成了其中的祭品，证明了人没有私有财产，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更无生活的安全感，而且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理性预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预期，面对未来的不可控性，就像动物不知下一餐去哪里找一样，那是个令人心力交瘁的慢性自杀过程。

    根据《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之记载，民国时四川私立图书馆有19所，加上多为私人办的阅报处（早期的私人图书馆）10处，应该可称之为有29所（处）。无论从数量与质量上来看，四川省的29所（处）私立图书馆，都无法与江南诸省、京畿地区相比，其差距是明显的。但上述统计数字中却不包括与卢作孚先生深有瓜葛的许多图书馆事业。1932年夏天民生轮船公司创建书报阅览室，1934年扩建民生公司图书馆，在所有民生公司轮船上——民意、民生、民主、民宪等13条船——都辟图书阅览处，购置小说、图画、游记、地图等书籍供旅客查阅。但一个国家有没有私立图书馆，究竟是大不相同的。有私立图书馆不仅可以给公立图书馆一定的竞争压力，也给民众多一种选择，更可以让民众为传播与学习知识自我做主。对于获取信息，进购什么书来作为留藏，并使之传诸久远，都是民众私人自己的事，从而可以免除思想上受公立图书馆约束的弊端，对培养民间思想的勃郁发展，是有相当之好处的。我们习得知识，传播文化，切不可小看此种获得及传播知识与思想之自由，这样的自由弥足珍视，只有这样的自由获得你才可不被意识形态的主流说法所阉割。民国时期连辟处营山和南川都有私立图书馆，前者为军人邓锡侯1926年捐办的晋康图书馆，后者为南川县旅京、津、沪学生发起成立的南川仁社图书馆，对当时当地的文化建设与人才之兴起，起到了其他传播媒介不可替代之作用。

    至于卢作孚先生的努力所建成之北碚图书馆，可以看作是民国时期私立图书馆的典范之一。卢作孚先生早年投身教育，关注民生，着意社会改良。应杨森之请，卢作孚于1924年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加意于图书馆及儿童图书室的建设。同年他在《四川的新生命》一文中提出改良四川公务员的数条意见，分成三大部分：机关生活、政治设施、人员训练，其中机关生活之第二条便是“读书”，读书之下，他探讨了“图书室和所需设备”、“读书会”、“演讲会”。读书会与演讲会，我们先搁置勿论，单说“图书室和所须设备一项”，在他看来对改良四川公务员之作用，便是不可小视。其内容如次：“1、必须参考的图书：关于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身心修养的和其他问题的；2、须有可容全体职员列席读书之席次。”（《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31）在公务员制度的改良中，也包括要建立能让公务员阅读之图书馆室及相关设备，这样的理念，即使放在当今，也既合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国际理念，亦切中社会教育之弊。

    对教育、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与热爱，贯穿着大实业家卢作孚的一生。像这样的一代伟人，整个中国数不出十个，但可惜的是，如今许多人不知晓卢先生终身不懈之努力。卢作孚成立民生轮船公司以后，他成立民生公司各船上的阅览室，同时成立民生公司图书馆。1928年5月27日卢作孚先生在北碚关庙用几间小屋办起了“峡区图书馆”，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北碚图书馆——中间几度易名易地——的肇始。1930年10月卢作孚邀集重庆的科学、学术机关的一批学者、名流等在创建一个民办的科学研究单位——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在该院附设一个图书馆。在各项事业非常忙碌的过程中，卢作孚依旧对图书馆的建设萦系于心。他不仅于1931年7月16日在《嘉陵江日报》上发表《峡区图书馆夏令读书会征求会员》一文，以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和使用峡区图书馆，而且于两年后的1933年4月6日在有关图书馆问题上的一份批示，极为真切地展示了卢作孚先生一贯对图书馆的重视：“图书馆唐明镜报告为了垦殖计划供给若干图书，这是图书馆必须有的活动，图书馆应时时刻刻寻求各种事业的问题，而供给以参考必需的图书。”卢先生办图书馆的理念，是为着实用，为着下层人士之获得知识与启蒙，学会实用之目的，不仅为高深学问。故为了垦殖计划需书若干，他特地批示一番，以显其图书馆理念，在不废高深之学问的同时（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肯定有许多书籍是为研究高深学问而配备的），更倾向于向实用与底层倾斜。

    抗战时期，百事忙碌，战祸蔓延，民生凋敝，即使在如此艰辛之境况下，卢作孚先生对图书馆的建设，也未尝稍怠。此时，卢先生将峡区图书馆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等合成“北碚民众图书馆”，联合北碚各机关、学校等机关共同协作，共同编成《联合目录》，以实现资源共享。到了战后1945年11月13日，卢作孚先生将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北碚管理局民众图书馆、民生公司图书馆完全合在一起，最终形成北碚图书馆，在众多理事推举下，聘请张从吾为馆长，使得图书馆形成办公、书库、图书阅览（包括期刊、杂志）、儿童阅览室等规模，到1949年1月接纳北泉公园图书馆全部的藏书和业务，年末统计北碚图书馆共有藏书24万多册，其中包含不少珍稀文史资料（参见江鸿、郭昭华《卢作孚先生与北碚图书馆》）。在民国像卢作孚这样建有图书馆的著名实业家尚有张謇、范旭东（赠建静生生物研究所），这三人是对中国近现代商业、工业做出杰出贡献且又用深重教育、文化建设的卓越人物，放眼当今大陆，有谁能臻此种垂诸万世而不朽的境界？

    四、购书与阅读之自由

    馆务中购书之自由与阅读之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涉及图书馆馆务之不受政治之干涉，后者涉及读者借书与阅读权利的保障。没有购书之自由，读者的选择就受到限制，便没有真正的阅读自由。当然，这不是说购书之自由不受一般之约束，而是说不受意识形态之钳制。民国图书馆经费使用的规划，使得书籍采购很难像今日一般作为吃回扣之具，因为有许多过硬之规章制约，人们比较难钻空子。

    郭锡龙主编的《图书馆暨有关书刊管理法规汇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是目前国内与图书馆有关的法规资料大全，遍览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法规，没有在国民党领导下，学习三民主义以助图书馆管理之说。各种图书馆的管理章程可谓大同小异，但在馆长任命、馆员的招聘、图书采购方面都有相当之自由，均由图书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决定。此处单说图籍之采购，由于四川省内图书馆的图籍采购，其采用之章程与北京的图书馆并无不同，因此用北京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审查作为观察四川省内图书馆采购之方法。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组织大纲》中第三条，本委员会之职权中有“推荐馆长及副馆长之人选于教育部及董事会”、“审核图书馆之预算决算”、“审查馆长推荐之职员”。不仅限定馆长之聘任，同时制约了馆长在财权与人事权上滥用职权之可能。而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下设购书委员会和建筑委员会。购书委员会委员有任叔永、陈援庵、陈寅恪、丁在君、傅孟真、胡步曾、叶企孙七人。这七人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杰出人物，由这样的人对购书提出参考意见并且审查其购书事宜，其质量之保障，当无可置疑。但这些人大多是身具英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一般之购书并不会干涉太多，但保证质量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保险系数，即每一学科的最高最新研究成果，必能在图书馆里得到比较好的反映，避免遗珠之恨。

    民国时的馆长及购书委员会之成员，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党员，所以他们购书没有意识形态之藩篱，更没有限制反动书籍一说。193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接见周恩来派来的人，吸收中共出版书籍，从无什么人干涉（见杨宝华、韩德昌编《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这就说明民国时的图书馆购书自由是得到相当的保障的，这和北大1948年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庆的时候，还展览千多册“赤匪”文献，以供师生研究，开阔眼界之用，是同一道理。没有购书之意识形态限制，便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选择，使他们在真正的知识海洋里自我学习、吸收、采择、批判、接受，而不是由他人代劳，先行骟掉所谓可疑的思想，嚼别人吃过的馍馍，使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预设的所谓正确思想的跑马场。凡是从民国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是图书馆里可以读到异端书籍，二是不少书店都在出售与当局主流意见相左的著作，大家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以至于1945年9月，抗战刚胜利，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温和的叶圣陶先生发起了“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的活动，“九月七日，重庆《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等八种杂志抗议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决定不再送稿审查，成都得讯后，各报馆、通讯社、杂志社纷纷响应，叶圣陶代表17个文化团体起草《成都十七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9日，叶圣陶为成都言论界起草宣言《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商金林主编《叶圣陶年谱》）

    有了买书之自由，还应有所有读者平等获取知识的自由。除了珍本、善本有一定的借阅限制外，公共图书馆理应将所有书籍，不分任何条件地公平借阅，让所有读者有阅读这些书籍的权利。即你不能因为他是农民就不借给他，同样地，你不能因为他借阅的是与当局相抵牾的书籍而拒绝借予他。众所周知，没有不设阅读门槛的图书馆，根本就不可能有毛泽东的自学生涯。要是遇到现在，他到湖南省图书馆去阅读异端乃至反动书籍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甚至有可能被举报而遭逮捕。没有图书馆也不可能有列宁，列宁一生足迹遍及50多所国内外图书馆，即便1895年在监狱里，也能天天去借阅自己想要的书籍。如果没有免费的大英博物馆，贫穷的马克思根本就不可能写出大部头的《资本论》，孙中山在英国被清廷追查，清廷派密探查他的行止，密探赖特说，他每天几乎都有规律地到大英博物馆待七八个小时，可见大英博物馆对任何人都是免费的。图书馆是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学校。对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毛泽东如何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们能获得不受歧视地寻求人类知识的权利，这才是最重要的。凡是从民国求学过来的人，无不对过去的图书馆抱有好感。李怀宇《访问历史》一书中记载了何兆武、资中筠、陈乐民、何满子所经历的中外图书馆，尤其是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借阅经历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正好可以作为今日门难进、脸难看、服务差、滥收费、限制读的图书馆，作一药石针砭。

    2007年11月12~13日于成都

    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

    一周甲前的旧事，早已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有些事并不随时间的迁移而湮没不彰，如卢作孚先生领导的民生公司所创造的非凡业绩，尤其是他的精神和思想的长远影响，更是如此。民生公司在中国近现代航运及相关商业事业里的影响，现在逐步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研究。虽然研究得不能说是多么深入，但总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是从大而无当的议论中抽身出来，做些历史细节的打捞工作的时候了，以期在历史的细部里无限接近卢作孚先生一生伟大努力之一斑。

    20年来，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到成都旧书市场搜旧书及相关杂件，收获颇丰。2004年12月26日在成都古玩市场五楼旧书摊，从一重庆书贩手中购得二册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的日记——何的同事送其笔记本时署名为何宪伦，但通观日记，因其兄弟、朋友与其通信和打电报，均用的是何现伦，故疑以此名为确——因其有一册写于1945年而作为抗战日记卖，故喊价千元，而不能再降，我即购下。因家中所收的各种日记、家谱等甚夥，加以手中要写的东西亦相当的多，所以还没读它的念头和时间。但近来频接赵晓铃大姐所寄之《卢作孚研究》杂志，阅后深感卢作孚先生的伟大，后学当思为其思想之传播，让更多的人知晓他不凡的业绩，略尽绵薄。故终于下定决心，抽出一周时间，专门读毕此二册日记。现将与民生公司有关的内容条列如次，供诸位对卢作孚先生的名山事业有兴趣者酌参。

    一、日记及其作者

    日记作者何现伦，生于1916年（据1945年2月20日的日记推算出）农历九月二十五日（据1945年10月30日的日记），成都邛崃乡下人（离邛崃走路一个多钟头，咫尺之遥有一座名刹叫高唐寺）。如至今还健在的话，应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他高中毕业，因家贫未能晋学，1937年进入民生轮船公司。他日记中记载1937年曾有三个月在北碚培训学习（1945年7月7日的日记里说：“今天是抗战的第八周年纪念了。我记得二十六年的今天，我还在北碚受训”），因我手中只有1945年和1947年两册日记，不知他开始进民生公司在哪个部门。但此二册日记里表明他在民生公司电讯课（1945年9月7日有其弟何现邦从贵州清镇县炮十二团二营七年发来的电报内容为证），是译电员（最早记载是1945年1月14日的日记：“是日值班，工作都还很少，只有二十多份平常电报，没有其他的急报，因此我也没有抄出去”）。1945年5月14日，他在四十天病愈后归来，言及他所在课与他课的不同性质时，他说道：“初初摸倒，一定一点都不懂的。不管任何初调来时，起马（码）要作半年，或者三个月以内，方能晓得一点门径。因为此项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也很简单，不过横竖要用脑筋岩记（川语，意为”死记“——冉注），把它变换得过，也就对了的。”

    战时他住在施家河宿舍，每天过河到朝天门来上班。“昨夜回宿舍去，见门上悬的牌：‘近来天气炎热，水夫有限，同仁增加，用水每日有不敷之感，现时从（重——冉注，以下错别字径改、脱衍字径添于括弧内，不再另行说明）规定每日沐浴时间上午六时至八时，午后七时至十时，每人配热水两桶，先在门口登记，然后依次（秩）序入室’等语。我见到这样的牌告，真是奇怪。自从在施家河宿舍以来，已经将届三年，没发生这样的现象，惟今年才有这样的情形，大约是职员增加很多，挑水夫没有增加，却（确）实是真的。依我看来，去年，只有五个宿舍，今年添了两个，另外还有游艺室也作为寝室，当然是人数大增。”（1945年5月20日）

    尽管他与本课的同事关系都不错，但他的好朋友大多是与他同宿舍其他课的，如轮机课的李震寰（他常叫平安，大约是表字，双流人）、田村若（1947年已拿到二管轮执照，何现伦1947年11月19日的日记说，“不到四十岁，可以升轮机长”）以及其他课的楚萍（战后调南京，赤水人）、张大麟（双流人）等。何现伦那时已近30岁，但尚未有意中人，交往的姑娘有双流人程雪儒（南温泉西南学院读书）、隆昌人李咏絮（南坪镇中川国民学校教书）、李嘉柳（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教书）姐妹等，但都只是寻常之交。他家贫，且挑剔，故三十上下尚未婚配，常惹得父母有所责备。但何现伦重友谊、尚亲情，对父母颇有孝心，且其弟何现邦（包括他弟弟私自参军，即将退役而生病的一大笔药费）、侄子何光洲二位读书费用的绝大部分都是他所出，因此他常东拉西借，有时对公司稍有拖欠薪水，常怀埋怨之辞。

    这两册日记均系硬面抄，1945年为“新生日记”，每页均有蒋介石的语录，他在当年的卷头语上说这本日记花费了1500元。1947年的日记为他好友李平安赠送，上毛笔题署为：“宪伦惠存生活精华平安敬赠卅六年元旦”。两册日记均钢笔书写，字迹细小娟秀，颇有练家子的味道。日记内容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每天字数有六七百字左右——除了因日记的页数不够未记的几日外，从不断期——内容驳杂丰富，其中许多涉及彼时时政、社会风气及习俗、物价气候、航运及公路运输、商业百物、公园及影院、街道河流、大中小学教育、音乐及合唱团（如聚兴诚银行组织的聚星合唱团）等，两册有近40万字，非一篇文章所能面面俱到。何现伦极爱看电影，如《八千里路云和月》、《出水芙蓉》、《复活》、《遥远的爱》、《歌舞天堂》等，他均看过，同时每天读报不辍，且爱看书。这些虽是私事，但事涉民生公司的读书风气，所以会设专题来论及。

    二、读书及《观察》杂志

    对于求知，何现伦的兴趣广泛，业余常看电影看戏看画展。有一次他到励志社去参观画展，也是第一次看西洋油画。“这次的展览，完全属于西洋式，绘得真好。”他看见一幅关于嘉陵江的油画，“见那些船夫用他们的劲，推着那笨重的船。两岸洗衣的女子，手拿着杵捣衣。从峡里出来的汽划子，跑得很快似的，浪子浪得很高，好像还比天然的人还要好些，由（尤）其远景最好。”（1945年1月9日）至于看电影看戏就更是多到不烦枚举的地步。单说他在1945年1月21日去看美国电影《歌舞天堂》的感受，他说美国的片子场面伟大，色彩艳丽，在影戏方面，美国应该算世界第一。“苏联的片子，我也看到过，与美国制造的东西，是差得太远。我们由他们制的所谓五彩，那苏联的五彩，简直太不成话，而场面差得太远了。苏联的片子，差不多都是抗战宣传品。去年我记得国泰也演过几次苏联的影片，纯属抗战宣传品，他们也要作为（电影）卖钱，简直太成笑柄。”

    何现伦每天读的报纸是《大公报》，这也与当时《大公报》的影响力、它对官方和民间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以及受民众欢迎的程度相匹配。1945年3月12日《大公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批评“植树节”的形式主义，何现伦深表赞同。“将（系川语，意为”刚“）把午饭吃过后，……这时我在看着今天的《大公报》。每天我都借这个空闲的时候，下办公室这一点钟的时间来看它，差不多每天我都不荒废的。”（1945年3月19日）读《大公报》多了以后，何现伦便发现还可以将自己的意见投书于该报，以抒己见。1945年5月10日他在菜市场里看到一位蛮横地以低价买一位老大娘菜的警察，大娘不允，最后他竟然唤同伴来将卖菜的大娘拖进警局。何现伦在该天日记里评论道：“中国今天闹民主，明天闹民主，就是这些盲目的东西胡闹，在外估吃霸赊，简直不成话”，“上午把笔记写起，还写了一篇我所看不过的事情给《大公报》馆，请它登露（载）出来，以张社会人士的评论那些横行无耻、恶吃霸赊的东西。而文章的措辞虽不十分妙，可是对他们那种不要脸的形容，是写够的。我想《大公报》馆定能登出吧。”（1945年5月11日）何现伦的正义之心，似乎并没有得到《大公报》的热烈回应，或许是这事的典型性不足以打动《大公报》吧，总之在他的日记未见后续记载。但从中可以看出像何现伦这样热爱看书报的风气，在民生公司之蔚成风气。

    何现伦由于收入不多，常逛旧书摊，常逛的就有米亭子旧书摊。“我昨天去到米亭子去问那些旧书店里，只有那一部《中国医学词典》，其价值要一万二千元，上下册，有八成新。”（1945年3月9日）“一个人没有事，在米亭子书摊上转玩，其意是想购一部残书，看了好几个旧摊子都没有采购到。残书本很多，不适用多，鬼打架的小说就多得很，那是适宜于低级看书人的。”这说明何现伦虽是个一般的职员，但对自己的读书趣味是颇自负的。同时他看到一位中学教师在旧推子上想将以前用过的教科书卖给摊主，“我看他表面，上面穿了一件稍干净的外长衫，里内的衣服就不可形容。同时有些旧书摊子的老板娘还要讥笑他。我在侧面（指旁边——冉注）看到，真同情他，这就是读书人，打滥仗（指生活穷酸、不如意——冉注）。”（1947年1月12日）寇氛刚息，内战方殷，百物腾贵，像这样“打滥仗”的读书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在书店里去看看，这些看白书的人，特别的多，好像每家书店里都拥挤得很……这些看书的，是不买书的”，但“他们并不是起心要看白书，我想他们的心里，是非常的难过！这一批人员，不是一些穷公务人员，便是一些教书匠，他们何以买不起书呢？这都是内战把他们拖穷了！”（1947年1月29日）

    不只是“内战把他们拖穷了”，就是何现伦这种薪金与普通公务员和教师相比较高的名企职工，也因物价飞涨，只有到书店白看揩油书了。“在各书店里，东顾西顾地看了一阵揩油书，各书所订之价很高，购买力很薄，所以像我看揩油书的也不少”，“最近出版的新书，很不少，许多值得看，可是，只有对它叹息！它的定价高了吗？并不高，像这样的物价，很合宜它的价值。只怪经济崩溃的前夕，物价稳不住……而书店里所购买书的，又大多是公教人员，因此每个书店里，只看到看揩油书的。”（1947年9月21日）当然何现伦毕竟比许多人的收入稍好一些，并不只看“揩油书”。“我的打算，每天只要没有事，就多多的看一点书和报纸关于新的智识，是宜应该多懂得一点。因此我每个月的预算，不管怎样紧火（意谓紧张——冉注），都得抽出五万元来作为购书及杂志报章这一类的东西，等于在零食上少吃一点就在其中去了”，“……本来五万元，也买不到一个所以然的东西，除付了报费三万外，其余只剩二万元，现在书本非常的贵……起码一本书都要值几千元”（1947年9月15日）。这样的价格在非常时期，的确只能让人望书兴叹。

    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在中国新闻言论史上的地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在彼时也是极受读者欢迎的。何现伦写道：“‘观察’这个杂志，我非常兴（欣）赏它，因为它的言论很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实在直爽，敢说敢写，这才是掘（促）成民主的现实，真是人民的喉舌。它的执笔者，都是知名的学者，与社会名流，大学教授，主编是复旦大学教授储安平先生，他的言论更爽直，开口大骂，恰恰说到现政府的痛处！这一本每期不到七八页（原文如此，疑有误——冉注）的小册子，现在都四千多元一本，真吓人！”（1947年9月15日）尽管《观察》杂志也很昂贵，但何现伦对它的热爱，未有丝毫稍减。有时宿舍停电，他还要点起蜡烛看一看它，才再睡觉。“静静地躺在床上，手拿‘观察’三卷第八期，看一篇‘西安一片漆黑’，不禁使（我）想到，这些人真的不讲理乱干起来了，实在不成一个世界了。他们这些人民，手无寸铁，都是真心真意的为着一群可怜的国人，无天日可见，所以才站起来说两句话，然而都不允许，给他们致命的打击，未免太狠毒了。”（1947年10月24日）但好景不长，让何现伦可意的《观察》杂志也终于要走到了它的尽头，“最近也没有看什么书，只是看着一种杂志‘观察’，一期一期的正看得非常有劲，乍然在报纸上看到要‘停刊’了，很使我失望，给读者一大损失！不免惹起我内心的抗议，出版的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还天天在高唱‘宪政’，我看快到了，寿命快终了。”（1947年11月14日）何现伦的愤怒是有理由的，预言也是准确的，但这个“寿命快终了”的政权后，是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他和他的同胞们，哪怕他再怎么大胆地想象和“观察”，或许此时尚不能看个明白吧。

    三、民生公司及青年馆的演讲

    “我想，每个人，不管穷与富，都同样地受合理的教育，任他们的脑筋自由发展，那么世界不知要变成怎样的伟大的世界。”（1947年9月30日）何现伦这样一位小职员的话语，恐怕会让1949年后那些自称是或者被封为教育家的人汗颜。演讲当然算不得正规的教育，但这教育未必不“合理”。民生公司常请全国各地著名的人物来公司做演讲，而这些演讲词大抵刊登在《新世界》杂志和《民生公司简讯》上——如张守广编之《卢作孚年谱》就系有1945年杨森的演讲和民生公司顾问孙恩三的一次演讲——如果有人将其中的精粹择选出来出版，那一定是本不错的书，我相信至今仍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不仅是演讲讲得有水平，有前瞻性，同时也可照鉴出民生公司对职员的教育培训和文化建设之一斑。

    我手上这两册日记，记录各种演讲的几乎是1945年这一册，而1947年则很少有演讲。这不是说民生公司的文化建设和职工教育就停止了，而是因为演讲者大多东归到了南京、上海或者北上回返京、津二地——许多文化机构如大学、出版社、研究所纷纷复原，迁回南京、北京等地，其中那些著名的文化人当然也就随之迁走——不会像居住在重庆那样方便。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战爆发，百物腾贵，民生公司的收入也左支右绌，因此比较难得从外面聘请人来做演讲。这两个原因，当然是我的臆揣，不过或许虽不中，亦不远。民生公司的演讲一般都是固定在周三，因为每周三是民生公司的周会日，颇类学校里每周一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周之设置。但也有因演讲人临时到来或者变更而临时有所调整的，如杨森的演讲就在周四。其他非周三而在周日的演讲，均是作者与好朋友到青年馆所听之演讲，演讲者计有梁寒操等人。下面按日期先后排列（如无特别说明，演讲年份均指1945年）——作者2月因春节回邛崃探亲，3月底至5月中旬前因病住仁济医院，故这期间的演讲他未有记录——将各次演讲在日记里的记录略述一二。

    1月11日杨森演讲。杨森与卢作孚及民生公司的关系渊源很深。“他今天首先讲的，于民生公司的关系，然后才讲他在前线的经过。他讲到民生公司的起因。他在泸县时，卢作孚在那儿教书，就给他上一条呈，说现在的教育要如何改革。他看，此人还不错，传来见面，果然谈得条条有理，因此也就重用他。随后也就依随他东奔西跑（比如杨主政成都，卢也就到成都，在今人民公园办通俗教育馆等——冉注）。卢也就见他运气差点，就自告职，多去建设事业，也就创造了民生公司。在受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帮了些忙，而造成今天的民生公司。”这个记录是比较能传声口、比较有现场感的，“卢也就见他运气差点”，杨森说这话时一定是笑着讲的，现场也一定有笑声，让我们能够模拟演讲场景。这与1945年1月15日《民生公司简讯》上所刊登的杨森的演讲内容是差不多的。

    作为第九战区副令官的杨森，刚从前方转来，就被民生公司请来作临时的特别演讲，这本身就说明民生公司在军政各界多方的人脉——你看《卢作孚书信集》往还的多是各行各业的一时之选，你也就可以看到民生公司在国内的影响以及卢作孚在社会上转圜的功夫。何现伦继续说道：“他的精神，他的体魄，我们都应仿效，他虽五十多岁，然而他的面容像三十多岁的人”，“他不但是一位军人，而且还是一位建设家，他过去在川里时，任随驻在哪个地方，都讲求建设。他所驻过的，如像万县、泸县、成都等地，无一没有他的功绩。可见他对于建设方面很讲求的。自从战争一起，他首先领导川军出川杀敌，后来屡战屡转而达湘北（湖南之北），他的战绩很不错，已得到政府的重用”。何现伦的评价，与1949年后大陆对杨森的评价很不相同。我们不能说何现伦的评价就一定公允，但这是民国一位普通职员的看法，我们需要多种说法，才能得到更近于事实的可能。

    1月17日胡焕庸演讲。胡焕庸是地理学家，彼时是中央大学教授，他到民生公司的演讲题目是“世界的经济与战后的中国”。胡先生讲了18世纪商业时代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最为强劲；19世纪工业时代，英法两国最为强劲；现今的国家要天然的物资作基础，如美国。将来在这个世界能够竞争的就是中、美、苏三国，因为这三国地大物博。“中国在这次大战后，只要大家一心一志去实干，将来把那些未成的工业建设起来，如长江中的所谓三峡水电厂。如这个水电厂成立，东可以供给南京，南可以供给桂林，西可以达成都，北可以达太原。有这么大的电厂，面积有好大！完全实行工业化，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不会弱于哪一国。”看来在三峡上修水电站，从孙中山开始，一直是精英阶层的心结。三峡水电站已然修好，是否那么可爱和有用，恐怕胡先生在天有灵，也未必那么乐观吧。至于单只有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过上美好幸福、自尊体面的生活，其作用都是有限的。

    1月24日崔伯敬演讲。崔伯敬系川东税务局局长，没记录演讲题目，演讲内容亦不清楚。何现伦说他说广东口音的北方话，偶尔还夹杂着英文，根本就听不明白。“我想假如他说话的声气好懂的话，他既然是一位留洋生，在官位来说，是一位局长，当然还是会说话的人之一。今天他本来讲很多的话，费了很多神，但懂得的人很少，所以吃力不讨好。”

    1月31日魏时珍演讲。魏时珍系李人、周太玄、郭沫若的同学，时任川康农工学院院长，由公司总务处副经理刘子园先生介绍，他演讲的题目是“男女就业问题”。魏时珍主张男女平等，但不是工作上的平等，而是机会均等。如一件事情男的干起来胜过女性则由男性干，反之由女性干。当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许多工作需要男女搭配，才干活不累。魏时珍在演讲中说到成都参议会，有女议员七八人，主张所有的女子学校都应由女性来充任，有个男参议员李某起来反对，说古代那些写女性的都是男性，舞台出名的旦角都是男性来演的，所以女校也未必只有女性才能做。何现伦最后说：“我不过是记他讲的一个大概而已。”

    3月7日茅盾演讲。何现伦是这样介绍茅盾的：“这个周会，公司请当代的著名小说家沈雁冰（茅盾）先生来演讲，题目是‘如何读小说’。沈先生来得很早，他住家，本来是在童家溪，今晨六时起床，搭公司的划子（四川对小轮船的称呼——冉注）来到重庆。由这个地方来看，沈先生他还是一位很健康的人，我看他的年纪，恐怕有五十岁，然而他的精神是像一位卅岁的人，我们都很佩服他。”但从作者所记录的茅盾关于如何读小说，其见解与一般说法相比，并没有特别新颖之处，故从略而不录。

    3月11日梁寒操演讲。这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星期日在青年馆的演讲。何现伦所有去青年馆的演讲——而且所有青年馆的演讲都在星期日——完全是自发的，这次也不例外。梁寒操演讲的题目是“人生之味”。“讲本都还不错，虽然听是难听（指梁的口音——冉注），可是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听到几句。他所讲的话，不好听的原因有几项，第一因为院子大了，人又多，声音总是嘈扎（杂），第二，太去暗了（四川方言，意为”晚了“——冉注），离讲演台太远的坐（座）位，是有点难听。他讲话的姿态还可以，是一位讲话人的象征。”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演讲题目，今天看来倒还是不错的，但是不是“一位讲话人的象征”，我们就无法坐实了。

    3月21日马寅初演讲。马寅初不愧是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很有号召力。他到民生公司去演讲，“虽然昨天没有悬牌招众，今晨早（川语晨早，就是早晨之意——冉注）的人，已今（经）够多了，每一个角落里，都站得满满的。”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界的前途”。他讲道：“中国的工业，在战后，一定要与全世界的工业联合起来。中国所产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准出口到外国，外国所产的东西，要销在（与）我国。要这样，世界的安全，才稳定。”这似乎已经涉及贸易的全球化问题了。

    5月16日郭沫若演讲。郭沫若的演讲，何现伦说来听讲的人是最多的，“平时任随在（再）有名的人讲演，都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人，因为郭先生所著的书些，读过的人很多，他能够抓得着青年的心，因此人些都崇拜他，所以今天他来讲，听的人特别的多。”接着何现伦介绍了郭的经历，以及他读过郭氏所著《我的童年》，郭氏在民生公司的演讲题目是“文艺的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崇高的，奉上的；第二条线，是从下属的，所谓从低层做起。他举了很多的例子，范围太广……还有他告诉我们这点，应该注意的，就是诗与歌的分别，比如歌的分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因为他（它）其中的兮字在中间，所以为歌；兮字在尾，就是诗，如像‘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类的，就叫诗。”其实真正的文艺不会是像底层和上层这两条线一样泾渭分明的东西，伟大的作品都表达着人类共同拥有的爱恨情仇，以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经验。或许左翼作家喜欢把世界当作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的东西来看吧。

    5月23日孙恩三演讲。孙恩三系民生公司的顾问，曾系卢作孚赴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秘书。“孙系美国留学生，故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很熟习（悉）。今天他的演讲，很是不错，其中的措词（辞），很得各同事的欢心鼓掌。”由孙的演讲中得知，“卢此次在美国很受美国人欢迎，处处给他很多便利。他说：中国人在美国的，人数也算不少，各样的人都有。所谓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人，都聚齐了，可是都不如卢在国外受人欢迎。他又说，他们那些人些，在国外总是去找外国人，而卢此次在外国，总是外国人来找他。由此可见，他在国外之受人爱慕。”这与《民生公司简讯》第798期（1945年5月28日）刊载的孙的演讲，如出一辙。最后何现伦说：“他一个钟头的时间里作一简单之报告，很（可）听出美国的各种机械化，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民主，真是宛如亲见似的。”可见孙先生演讲还是生动有趣的，才有可能“宛如亲见”。

    6月3日，何现伦与楚萍到青年馆听刚从欧洲回来的邱正欧博士演讲“欧洲此次战争的情形”。何现伦说邱的内容都还不错，可惜没有一张好嘴巴，他特别记下了邱博士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这个观点很好。“他说贝当，本来是法奸，人人都知道，应该诛。不过现在只（仔）细研究起来，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其原因，他在德国打进马其骆（诺）防线冲进巴黎时，他也降德。他的心理（里）想，如果早降德，还可以保持一部实力，一部那二万万（此处恐不确，法国总人口恐怕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冉注）被德国俘虏，可以保存。二，海军还未投降，仍然存在，德国因有此之患，不致（至）于马上经地中海而到北非增援，盟军因此很快就把北非打下。有（由）以上看来，所以他就无罪，所以将来或者有功，于他（加以）赞赏。”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可以探讨、争论，但彼时可以公开演讲此种言论，也应属于学术自由的表现吧。

    6月17日与朋友楚萍一起去青年馆，听中央政治学校训导主任王某的演讲。何现伦称此人为“某”而不名，很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当天下着很大的雨，但他们风雨无阻地前去听讲，“我们一面走一面说，这就是我们的精神。”何现伦并没写听讲的内容，他只说因雨，去的人很少，临时换楼上图书室演讲，“这个地方是园（圆）形，三面透光，是阅览室。所有听讲的人，将将（川语，意谓”刚好“——冉注）把块小小的屋子坐满，听起来，声音也很清晰。”

    7月15日青年馆的演讲变成开团会。何现伦与他朋友楚萍一道去青年馆听演讲，他们走到这里看到悬有讲座的牌，但两边却是宪兵在守卫着，并且不准进去。“问其原因，是青年团开什么纪念会。”恐怕青年馆与青年团应该有什么关联，或许是隶属关系亦未可知。

    7月25日卢作孚演讲。因为此演讲涉及卢作孚先生，我把它全文照抄出来，以飨关心和研究卢作孚先生的朋友们：

    “卢作孚今天在总公司的周会上讲演他在美国的经过。在八时半，他同郑主任秘书一道而来，身着雪白哔叽西服，内衣也是白府绸，鼻烟色的领带，头也梳得光光的，大约都擦有发油。如其没有发油的话，它哪里会亮而发光呢！手上还带（戴）有手表，大约都是美国的东西。他未到美国前，在国内时，随时都身着粗布麻制服装，很朴素的样儿，头也未能梳，很实行新生活似的。可是他此次出国去过一趟，也合国外的潮流，回国来，随时与那些外国人一道东玩西玩的。这就是一个人，随周围的环境而变换。不管他随时说些人要怎样朴素的调子。

    他说，他离开公司九个多月，离国有七个多月，回国来已有两个多月了，每天都有很多公司的事分不开。虽然没有空时（闲）随时到公司办公，亦没有把公司的事情丢开，随时都在处理公事。

    谈及美国那些国家，是如何的办得好，全国看到的青年，总是戎装，不然即是不合格的。要不就是女青年，很少看到一位男青年在街面上狂（逛）游。可见他们那些国家在战时，是如何鼓励青年服役。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相当的强，可以说全世界都有他们生产的物资。”

    何现伦的记述很有意思。是不是美国的青年总是一身戎装，或者没有一个在街上游逛，恐怕不能这么绝对。或许卢先生也没有这样讲，但这些对何现伦的新鲜感比较大，很有利于选择记忆。再者，卢先生着西装、打领带，还是在美国由晏阳初先生费了些力气，才教卢学会的。因为这是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穿着之需要。并不能说明卢先生一方面“蜕化变质”，而一方面唱要大家朴素的高调。

    7月29日何现伦与楚萍一起去青年馆听中央政治学校不知姓甚名谁的教授演讲，其演讲题目是“国父的大学时代”。何现伦说他虽然不知名，但“讲得还不错，可是听之者较少”。至于内容怎么个好法，则并无记录。

    8月5日李济欧博士在青年馆演讲。李济欧博士大约是个医学博士，他演讲的题目是“性病问题与民族的健康”。“这个问题，本来我是去年在中法餐所就听他讲过的了，今天因为没有事情，只有又去听他讲演。”至于讲演的内容，何现伦并没有记载。

    10月24日左舜生演讲。左舜生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青年党的党魁。他来民生公司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这个题目的产生，是在今年，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们六位去到延安迎接中共的代表们，结果中共的代表未能来，因他们六人（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冷桥、王云五……）也就在延与中共商议这一个会议，带到重庆来给蒋主席”，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之由来。“开此会的意思，就是讨论和平民主建国，还有就是讨论国民大会的开法，要怎样才使政治走上民主。”“左先生还强调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每天都在报纸上一定发表，决不秘密，各位都可以看到，都可以认为哪些地方不对，尽量的发言词，否决。”最后左舜生还给他们透露了一个与原来的人员及名单分配稍有出入、当时还比较秘密的决定：“原来规定的人数，现在大约有点改变，在四五日之后，在报纸上就可以看到的。今天我先说给各位听，各位保守秘密。变换的方式，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五人，加上其他各党派共三十八人。这个会议，不到二十日之内定开的。”

    10月31日王道之演讲。王道之先生曾就职于当时的交通部，于1944年去职，而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这两国的航运管理以及航政的情况，这是他第二次到民生公司演讲，他这次的演讲题目是“外国之航业”。据何现伦介绍，王道之从1937~1944年任交通部航管局局长之职。所讲内容均是说美国的航运业，如何在战前居于英国、日本、德国之后，在战争开始后即跃居第一的情形，美国的造船业也是世界首位。我想民生公司请王先生来作演讲，一是有隶属关系，二来他是真懂航空及船运的人，所以对于民生公司的人来说，也相当于“业务报告”。

    11月7日黄炎培演讲。黄先生是民生公司的董事，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及社会贤达，请其来演讲“战争以后怎样做新国民”，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黄先生“从大世界里讲起出来，随后讲新国民的本身，要合群众收题”，“黄先生分析的清楚，不过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记下来”。无法详细记下来，何现伦干脆剑走偏锋，来八卦一回，即他所说的“现在我来记点他的趣味”。黄先生虽然彼时60多岁，于三年前还接了一位30多岁的太太。“接（结）婚后不到一年，就生一位孩子。他还在报纸上发表，告青年人要努力，仿效他”，“他同他的太太在恋爱最热的时候，每天两封情书，天天如是，决不间断，可见他人老心不老”。虽只是黄先生的一点趣事，还是可见出彼时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之所及。

    12月26日王世君讲话。查相关资料，得知何现伦所记载之王世君即王世均（1913~1970）之笔误。曾任民生公司秘书室秘书、财务处襄理兼出纳课主任、物产部主任、港澳办事处襄理。作这个演讲时，其职位可能是物产部主任。因为王世均刚从美国归来，于是特地请他报告“美国的航运事业”。王当时刚好32岁，只比何现伦大三岁，却已是身居公司中层比较重要的职位了。大抵由于年龄相仿，压不住堂，“在未开会前，许多同事，看到是他讲话，都不愿意听他的话，完全通通（统统）离去。”整则日记全是对王世均的负面评价。

    四、郑璧成与能海法师讲经

    我研究近现代四川文化的渊源、流变与崛起，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以郡望而形成的文化影响而论，双流是成都文化的中心。因为近现代文化中双流的刘家（刘沅、刘咸、刘咸荥、刘东父等）、乔家（乔茂楠、乔大壮等）、郑家等，都是真正的文化大家、书香门第。郑家是藏书世家，我估计郑璧成先生也属于这一脉，他也曾在与书报极有瓜葛之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工作过。郑璧成（1889~1958），四川双流人，曾任民生公司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董事。业余爱好极多，喜收藏、爱照相、理园艺。因一次较大的海难信仰佛教，遂与佛教界多有往还，成为能海法师的在家弟子，倾家礼佛，晚年于北京入空门。郑璧成与能海法师交往匪浅，郑璧成先生的儿子、作家郑义先生1947年出生于重庆，便是能海法师赐名郑光召。而在1958年的风浪中，郑璧成去世时，能海法师从五台山赶至北京，亲理后事。

    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大德高僧，在佛教界素负盛名。1947年郑璧成捐一别墅给能海法师，于重庆做金刚道场，可见是年能海法师的活动中心主要在重庆。参以何现伦日记中的记载，可证此说不虚。

    何现伦日记中第一次出现能海法师讲经之事，是1947年2月7日在沧白纪念堂。为了听能海法师讲经，何现伦与他朋友李平安4点过就起床，5时到河边。“还有比我早的，已经在河边等了一阵，其中有女的两位，一位是郑璧成的第三夫人，另一位不认识”，“郑太太一面在讲经说法，津津有味，她的年龄不到三十岁。郑璧成，已经五十余岁，相差悬殊，她也不知道怎样将那老头儿看上了”。何这些看法，未必公允，但毫无掩饰。他与郑太太是同龄人，所以难免说出“她也不知道怎样将那老头儿看上了”的话。能海法师讲经说法果然盛况空前，“上了朝天门的江岸，东方才漫漫（慢慢）的发白，走到沧白纪念堂，已经来了很多人，更比我们早，女的尤多，尤以中老年妇女占最多数”，“还有一位老头子，来得最远。平安对我讲，他来（自）成都，因为他听说重庆在讲经，在成都赶车下来，由此可见他们之诚心！”

    能海法师之讲经，因为请其讲经的地方很多，当然是很频密的。但何现伦他们并不是每场都去听，一来他们没有时间，二来正如何现伦自己所说，他去听讲经只是“为要得一点经验而已”（1947年2月7日）。2月21日能海法师应民生公司之请至民生机器厂讲经，这里面的促成之功可能与郑璧成有关。当何现伦与他朋友李平安24日去听讲的时候，“已经讲了四天了，大约在（再）讲四天之后，就要（在）大城这面再讲，约在（再）讲半月之后，就在嘉陵新村去讲。”何现伦说嘉陵新村可不是一般听众可以去的，得是对佛学有研究的人才能去听，估计是郑璧成先生捐献的别墅里所开之讲座吧。此次能海法师所讲的是“人生之苦”，何现伦觉得他把苦讲得很透彻，只是能海法师面容较此前憔悴了些、消瘦些。“到底人已年高，尤其在城里面讲的时候，在早晨三时就起床，是受一些风霜。同时，说道讲经，是颇费神气的，所以在健康上是有点比不上平常的。”这说明讲经之频密，对能海法师的肉身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看来能海法师是在重庆轮流讲经，3月16日他又在沧白堂讲经。虽然下着很大的雨，但“到达沧白堂，外面停满了小包车、人力车，内里仍然是塞满的听讲的善男信女，很诚心诚意的两目注视法师，我在那儿听了一点多钟”。至于是什么内容，可能何现伦也不甚了了，于此并没有记录。能海法师在重庆讲经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但自此以后，何现伦的日记里便没有记载了，但也可以窥看一下彼时能海法师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之一斑。

    五、民生公司生活举隅

    抗战时固然百物腾贵，人民辛苦，国家苦痛，但也有许多在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企事业部门，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抗战时的四川固然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但各高校、研究所及相关文化部门的内迁，给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文化建设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使这些地方拥有一些难得的文化孑遗。而工商百业的内迁，对建设四川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自己的努力以及对抗战的不懈支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长足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到抗战结束时，公司的职员有7000多人。而这样多的人员，必然在职工的社区生活、业余生活，以及他们的各方面加以措意，才可能形成公司职员的向心力。最著名的莫过于抗战时期于重庆南岸建立的“民生新村”，那里有小学、托儿所、卫生室、印刷厂、防空洞，还有消费合作社，因此“民生新村”被誉为“新的集团生活的组织和所在”（赵晓铃语）。关于“民生新村”的诸多情况，请参见赵晓铃所写的《战时世外桃源——“民生新村”》一文。我这里只是罗列出何现伦日记里，关于民生公司职员诸多生活情景中的点滴记录，以见彼时公司职员在工作之余生活状况之一斑。

    抗战时的物价真是腾贵无比，但民生公司可以通过自办的消费合作社，让自己公司的职工在其间便宜采购，以补贴家用。因为百物紧俏，而价格昂贵，所以民生公司消费合作社的东西也是限购的。比如有一次消费合作社卖乌花布，很多职员购了，尚有剩余，再买时便多了些手续。“为购此段乌花布，都费了一些手续。本来前几日各职员都是购过的，不能再购。此事本来消费社是有困难的，布又余者不多，如果每位人员都要购的话，不足，如不售，余来作何用？不得已，才决议，凡是要购此布，同时又购过此布的人，现在可向李经理凭条子核准，消费合作社就依此条核布……此布那天在起初卖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元一尺，现在因各物高涨，因此消费社的布，也就为了子金的关系，他们因儿（而）也涨了价。现在每尺售一百六十元。”（1945年3月13日）消费社为了平价卖给职工一些物资，殚精竭虑，因子金而不得不在几天之内涨价，可见民生公司在维持职工福利的艰难。

    因为民生公司的消费合作社名声在外，所以民生公司职员的亲戚朋友难免找他们拿职员消费合作社手册去购物，以便省钱。但到了1947年11月已处于名存实亡的边缘。何现伦的朋友程雪儒想找他拿手册去买点东西，何现伦“就对他们讲，没有什么东西可购，合作社所卖之东西，与外面差不多，有时还比外面贵些”，“在前一年里，我是有手册的，因为那时候的合作（社）还不像这样组织，负担没有这样多，所有员工，都是由公司负担，所以来的货物，稍虽（许）便宜一些，于是我就领得有一本手册”。为什么会出现公司职员不再需要消费合作社手册的情形呢？“本来这个（指消费合作社——冉注）生意，是本公司全体职工的福利事业，照说是比外面低一层，可是现在办得来一塌糊涂，以赚钱为目的，因为内面有几十位员工。这些员工们，他们的开支，在这合作社里面，所有的薪膳，每月还是有两千多万。这一大笔款项，公司不付一文，所以为要开支这一大笔款子，因此不得（不）在货物上多加一些卖。它的本来得低，运费名有而实际没有，所有的运费，都是算的一笔账，根本就没有付钱。这样来，除去运费，当然赚钱。可是，都是赚我们职工的钱。”（1947年11月20日）因此许多职工也就不再在消费合作社里购买物品了。

    除了消费合作社以外，公司约有50多人组织了一个航友合作社。何现伦的日记未透露航友合作社的实际用途是什么，但至少是一个交友及交流的同仁社团。“今晚在状元楼与许昌益兄接风……他负责宜昌厂的责任——厂长，此次他来，是述职”，“我们给他接风的理由，因为他是我们航友合作社的社员。为了是要表达我们弟兄的亲热，不能不聚集一堂，犹如自己之弟兄”。在说了他们为什么要给许昌益接风以后，何现伦在日记中简略地叙述了一下航友合作社的情形，以实际之航运人员居多，而以岸上服务人员为少：“航友合作会（社），约五十余人，各自东西，大都散播于船上居多。这一批朋友，大都在公司，各人有各人的固定工作，所以彼此都很合得来。”（1947年9月19日）至于说何现伦还参加了“沪渝社”（1947年7月5日）的，因其记录不详，就不知其为什么目的而入会了。

    何现伦住在施家河宿舍，他们宿舍的条件想来应该不错。平素有专人挑水，在夏天洗澡时亦是如此，已详见他节，此处不再表。平时不觉得茶房（服务员乃至包括门卫的通称）的重要——民生公司对茶房的训练是很用心的，专门有非常细致的茶房手册——何现伦生病后，有一段时间尚未住进医院，频繁见着请茶房熬药的情形。兹随录一段，以见其梗概：“我又吩咐茶房给我熬，快快……这样对茶房说。茶房见我的病，那样的重，同时平素间对他们又很客气，因此我叫他要怎样，他老实就怎样与我做，很快就与熬过来了。”（1945年4月6日）可见茶房对民生公司职员生活之重要。

    事涉公司伙食团的事，我将在下一节“对民生公司之批评”中着力展现，故在此略过。衣食住之外还有行。关于行，何现伦与他的朋友许多星期日都会自费出去游玩，北碚、南岸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民生公司亦偶有组织职工出行之举。“三月二十九日，是黄花岗先烈革民（命）纪念日，在抗战期间改名青年节。今年今日，适逢礼拜六日，因此连玩两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公司组织一个旅行团，游览北碚和温泉二地。凡是参加者，缴纳份金一万元，福利委员会津贴一万元。二十九日去，三十一日回来，在那儿差不多玩两个整天，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1945年3月29日）。但何现伦是个喜欢单干的人，就与他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了。

    民生公司除了每周三有固定的周会及演讲外，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公司职工自编自演戏剧是常事，有时还用他们自编自演的戏娱乐众位客人和公司其他来重庆开会的员工。“公司在今晚公演平剧，依我个人想，大约是因为开各主干会议结束，特别欢送他们，因此也就在此礼拜六日公演平剧。节目有《拾黄金》、《乌龙院》、《探阴山》、《四郎探母》（及）其他节目等。”在四川一家民营公司演这样多的平剧，说明民生公司的职工构成，四面八方都有，北方人恐怕也不在少数。何现伦对这样的演出，还是比较欣赏的，“不过有些演员是公司的职员，他们是初初才学的。在唱调方面，都还可以，说道在台步方面都差一点。因为他（们）平素间都只有唱，没有演，所以在台步上，也就不熟。假如多加演习，将来一定很好。”这样比较好的公司娱乐活动，自然盛况空前，但由于公司演出地点，不像那些专业戏院，自然就有些美中不足。“不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恐怕还比正式剧院还要多些，场面又窄小，又加以中间很多的许多柱头遮倒（遮倒，系川语，意谓遮蔽着——冉注），只有一小场面，怎样能容纳那么多人呢？”这一夜上演的平剧，一定使民生公司职工在战时艰苦的生活里，有一种美好的记忆。“演完之后，已经深夜十二点钟，轮渡已经收班了一点多钟了。公司为了顾全各职工起见，特包有三只船，木船的。我在未完之先，也就先走了，就怕人愈多了，船只有三只，装不完。”（1945年1月13日）

    像上面这样的演出，在民生公司来说并非绝无仅有。但并非每一场演出，都能得到何现伦的认可，比如他对一场名为《渔樵耕读》的戏之上演就大加批评。何现伦本在值班，但他值完班后尚未开演，他非常痛恨这种不守时的生活方式。“本来昨晚该我值班的，把班值过之后，都未能开演，差不多快要打八点了才开幕，真是慢得要命。所谓中国（人）之不守时间，任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演员有些，尽是一些公司同事，外面有少许的参加。他们与她们演起来，在我们看过外面的那些堂皇的（戏剧），这些真不够劲，举动声音，一切都差得很。”（1945年3月11日）何现伦记述他在生活中如何注意人际关系，但在日记里还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的感受。

    六、民生公司沉触船之记录

    近几年，民生公司的研究逐渐引起中外研究者的重视，但民生公司对中国抗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我还没有读到详尽的相关著作。我认为做一个从抗战始至抗战结束时止，民生公司的各方面运输成就——特殊货物运输、一般货物运输、人物运输等——之总体研究，甚至可以以年月为纲目，以事件为线索，一定可以做出非常详尽深入、有趣鲜活的研究来。单是卢作孚先生为了抢在宜昌沦陷之前，对各军需及民用工厂机器与物资之大运输，就被晏阳初先生称为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而罗家伦先生主政的中央大学之内迁一系列物资乃至实验所需之动物的运输、傅斯年主政的中央史语所书籍之运输等，如果有人能做一些个案研究，一定是对那段历史比较好的记录。

    对民生公司于抗战之贡献，固可以从以上之角度切入，亦可以从当时长江海事事故里，看出民生公司在战时运输上的不凡成就。因为负担着大量与抗战有关之人和物的运输，民生公司的轮船特别成为日寇的轰炸对象，抗战最紧张的1940~1943年民生公司被日寇炸沉的轮船多达12艘之多。而据《川江海事前鉴》载，1937~1945年川江船舶共翻沉、爆炸23艘，而民生公司就占15起之多，约占川江事故之65.6%。而据民生公司战时统计，公司重大海损事故多达19起（见凌耀伦主编之《民生公司史》P289~290）。当然其间亦有同盟军误伤而炸沉的，如1945年6月于三斗坪被美空军所误伤之船只，在何现伦的日记里都有记载。而运输的繁忙，运力不足之造成人与物严重超载，哪怕严格管理仍不能完全避免，因而造成不少的海损事故。民生公司董事、曾任总经理的郑璧成先生则因一次重大海损事故，而倾心礼佛，希求公司运输之平安。

    为什么战时船运紧张，运输与需求之矛盾特别严重呢？当然是中国大部分的人力、物力需要通过川江这条主动脉来进行运输的原因所致。人与物既多，但有时也不能保证天天都能航行，因为运输是需要燃料作动力的，而燃料在战时也是紧俏物资。本来运力就相当紧张，加之燃料不足，就使运输供需矛盾更见突出，更容易发生海损事故。“近来煤荒，成了一个危险状况。昨天公司已经宣布，重庆到叙府的船，因待煤故停开。”因为“分配煤之时，我也在船舶课”，所以知道“煤荒本来是事实，因为公司不愿购黑市，如果购黑市，还是可以维持下去。而最大的原因，就是轮船票价与水脚太低了，每次请求加价，都未能核准，每月收入与敷出差得太远”（1945年1月22日）。一旦停开，而积压的人与物又不可能不运输，故造成超负荷运输，便容易造成海损事故。

    有如上的情形，加之战时诸种情况，我们就更好理解战时民生公司海损情况发生之背景了。轮船出事，一般是在航行中，离公司相对较远，所以用电报与公司总部进行诸多联络就在所不免。而何现伦刚好在电报课，这就为他日记中记载与海损有关的事情，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如关于1945年6月盟军飞机误炸民生公司船只的事，便是很生动的第一手记录。“十点钟时候，电话铃子不断地在响，由千厮门电台打来的，就说有两架以上的敌机在三斗坪投弹，并低空扫射，又在茅坪炸了的……整个公司都惊动了。”后于“午后五时左右来了电报，是巴东电台来的”，实情并非如此。来电内容如下：“上午11：30时，有敌机三架在三斗坪盘旋30分钟之久，并用机枪扫射，又在茅坪投弹，炸木船一只，三斗坪大火，随后才得悉，是恩施起飞之盟机三架误炸等语。”但后来误炸之事，是怎么解决的，因为何现伦的日记中没有记载，又没有看到相关的其他资料，不好妄揣，故付诸阙如。

    1945年民生公司所发生的沉触事件，在何现伦的日记里就有三件之多，而这三件均被凌耀伦主编的《民生公司史》列入民生公司历年来的31件重大海损事故中，现在分而述之。“来了两张‘守叫’电，我拿来一译出来，出于意料之外，民政发生海损。我当时都以为不甚重要，殊不（料）随后到中午来了一张电报，‘民政在柳林碛触礁，在午夜倒沉（查相关史料，应为”倾沉“——冉注），现只现出水面四分之一在外面’。”因为“倾沉”是比较重大的事故，来电不快速译出，是玩忽职守的，但由于“民政在触礁时，有来电报。可是这张电报，没有注明白，是如何的重要，一点也没有使人注意的地方。因此，今天得倒（到）这个消息之后，‘倒（倾）沉’就来追就（究）这个责任。”这说明民政轮倾沉之事本可以在昨日（1945年8月19日——冉注）译出的，但却因了这层原因而延迟了。但因为民政轮来电是“在十八时几分，送在这面的时间，（是）十九时三十五分。查其原因，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当然不是值班的时间了”（1945年8月20日）。

    抗战胜利后的下半年，民生公司在民政轮倾沉后，又相继发生了民淳轮和民康轮的沉触事件。“今晨七时许，民淳轮由千厮门码头开出来，客是上满了的，唯有舱内没装有货”，准备“在象鼻子来装货，然后才开涪陵。殊不知船行到象鼻子之后，那儿的水很浅，不能靠拢，船头也搁在了沙坝上。因船舱内没有货，客是装满了的，船头将将（川语，意谓刚刚——冉注）一搁起，客人也就慌忙，因此船也就慢慢地倾斜，乘势也就翻了”。关于此次船翻，公司最后所公布的损失是捞获尸体110人，何现伦说：“在上舱的客人，都跑出来的，在下舱的客人，大约都失踪，在公司登记生还的还有二百多人。依民淳轮的乘客定额，是三百八十人，清票根，只售三百五十人，还差三十名才满额，当然不会说超出定额。”接着他描写了公司怎么处理生还者，如何买了许多干碳来让他们烤火，见票每人发五千元；而对死者则是派能入水数分钟者打捞“三十多名”，“由公司收殓，由意外保险公司赔命价，大约每一位死者，可以领到四五万元”（1945年10月5日）。真是祸不单行，“十月后半月，民本轮在洛碛触礁”，“昨日民康轮又打烂（在巫山保子滩——冉注），发最后一张电报称，二楼已没了。由此看来，还是想（相）当的厉害。在这胜利期间，复员期中重要的交通工具，同时在这枯水期间，这一只船，是唯一的一支劲军，今天被打破了，民生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也乎？”（1945年11月16日）据相关资料显示，二楼沉没，3000余件货物沉入水中，后船被救起。

    七、对民生公司之批评

    民生公司在中国近现代内河航运业里执牛耳之事，已是众所周知，无劳赘述。同时，民生公司的许多业绩，由于诸多史料尚存，如《民生公司简讯》和《新世界》等杂志，包括民生公司一系列的档案，以及各大报章杂志之论述，都不难查找到。但真正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会感到任何资料就是再充分也不足以恢复原貌之万分之一。民生公司公开的资料可谓不少，但当时民生公司的职员私下之记录，可谓少之又少，所以日记里的记录便弥足珍贵。在何现伦私密的记载里，民生公司的面貌虽有他个人的偏好，但不失为一种较为真实的史料。何现伦对民生公司的批评，一涉工作，二涉生活。

    先说他对公司工作之批评。一个公司既有资方，又有劳方，当然不会一团和气到天天唱赞美诗。何现伦的日记对公司的批评是不少的，大抵是无所顾忌的原因，比我们公开看到的对民生公司的批评既多且猛。由于他觉得自己薪水低，做的事又在他这一课里偏多，所以他气愤地说：“……那（哪）怕你今天就埋头苦干死了，还是没人说句好话，说你是活该。假如我在前线，尽力去干，就死了，得到好死，至低（底）也要得个好名。在民生公司苦干死了，谁来怜悯。这些都是民生公司政策不对的地方，所以公司办事办不起来，效率上的不够，这就是一个大毛病，太不民主化……现在的民生公司，成了第三期肺病，将要断气的样儿，还不在待遇上改良，一定要断送的。”

    哪怕是到了抗战最为紧张时，独立电台的私营公司并不多，民生公司在1945年增加一个电台，有时他们还代航政局、航舶管理处发电报，当然工作量也就有所增加。不过有些工作量，在何现伦看来，完全是工作欠函洽造成的重复发报（1945年7月26日）。由于前两日停电，加之是端午节，致使电报积压，加起来有八九十通，特急、守叫特别多，所以何现伦与他同事做了半天才弄毕。积压虽然使他感到工作的压力，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对民生公司一些人乱用电报的看法。“说起民生公司的电报，每天的来去电报，不知频繁几多，恐怕一个小小县份，也没有这样多吧！本来公司一再通令不要紧之事，不要打电报。可是他们在外埠的，不管你再通令如何的说得津津有味（应该是”措辞严厉“——冉注），总不听，不但不遵守规令，反儿（而）连私电也发来了。一方面也不是别人不遵守规定，换一句话说，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这个道理。他们高级职员都不遵守自己说的话，自己吐出来的口水，自己也会吃进去。”（1945年6月15日）这说明民生公司的管理也并不是毫无漏洞。但何现伦觉得这种损公肥私、有令不行的行为，不只是民生公司的问题，是“民族性的遗传”，是中国人的沉疴痼疾。

    是人都得吃饭，民生公司的福利似乎是管职工的中饭和值班饭的。但这样大伙食团的饭，自然因为人多，有时质量不够稳定。“尤其是大伙食团煮的稀饭，不是煮焦了，便是清了，简直没有煮好过一次，怎样能说有营养呢！我随时不客气地说：如果在我们川西的话，这些米煮的饭，拿来喂猪，或者有时我们那些地方喂猪的米也比现时吃的好吧。”（1945年1月23日）“近来伙食团购的米，尽是一些霉烂的米，完全不能吃。如果在川西坝子里的话，拿来喂猪。我们家里喂猪的米，都比这些米好得多，吃在肚子里怎能营养得起来。”（1945年6月8日）在我看来，这当然是过于情绪化的说法，川东川西的米是没有这么大的分别的，战时困难也可能促成此种事情之发生。“说到值班饭，我又不免在此恕（怒）骂那些不要脸的东西。本来公司规定每课一人，以船务处来说，只有五个人，然而实际满桌都是人，吃野饭的人太多。有他们这一批不要脸的东西，而真正君子，没有地位，几乎让他们（胡来）。”吃野饭，占公司的便宜，当然不是好现象，“不过这话须说转来，在这物价涨一次又涨一次……到现在不知涨到若干倍，这一批吃着困穷的人员，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多么的可怜，想起这些无脸的东西，以（已）不忍（骂）他们。”（1945年6月23日）

    不仅是饭难吃，有吃野饭的，在何现伦看来，还有借此贪污的。“说起伙食问题，我要骂那些贫（贪）污的家伙，朝天（门）办公室有这样多的人，每天公出的不知有好多。只要每顿食饭时，也就可以看得倒（到）。每桌缺席的人数，没有一桌坐了八位的，他们没有吃，余剩的，每天积下来，积了一个月，只是米，都可观了。那些东西，总不拿出来吃。我记得那时伙食团选人出来办时，不但每顿饭吃得好，就是每月尾，都要打一次大牙祭。由此可见现在（的）狗东西，吃了好多（好）处。”（1945年6月8日）就是连端午节的会餐，在他看来，也有人趁机打劫。“农历的端午节又到了，公司今天也举行过节的表示，今年每人五百元，积起来，每桌四千元。在这米珠薪桂之时，四千元也吃不到一个所以然”，他吃了后觉得“不但四千元没拿出来吃够，连每月积起来的钱，也不拿出来吃，这些狗东西，真厌恶已极”（1945年6月13日）。

    人吃五谷，没有不生病的。何现伦在1945年4月住了近20天的院。住院预交款项及出院结账时，民生公司的信誉及口碑在医院方面尽显无遗。4月12日何现伦的朋友李平安给他办理入院手续，“先缴一万元，住头等病房。若果其他的人住的话，起码要缴三万六千元。因为民生公司的人，与人（仁）济医院有特别的关系，所以只缴一万元。”4月30日他在仁济医院出院时：“护士长就来给我说，何先生，你是否结账。平安又去与他一道在账房里去把账结了，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元。平安开支票给他，他说，民生公司没有关系，你们走就是。”当然，公司在最后向仁济医院结余款八千三百七十元时，又有所拖延，致使他在6月2日的日记里发牢骚：“一生的精力，都牺牲在公司，今天一旦患病住院，所欠之费都不拨，这样的对待职工，何苦？当职工的，有何想头？难怪现在各员工对公司都不满……不管船上与岸上的各员工，都是如此。”民生公司虽然稍有拖沓，但最终是替他垫付了余款的。而且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元中，公司补助九千六百元（1945年6月22日），现在许多的私营企业未必能做到此点吧。

    民生公司是大公司，它的福利较其他单位优越，职员有宿舍，而不像小公司职员只有自己租赁。但随着公司职员的增多，住房就越来越拥挤，当然也会引致职员的不满。在由一个人住一小房间到六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后，何现伦发牢骚道：“公司向来不大注意职工的福利的，只徒阔（扩）充实力，剥削职工，在这个地方，就是使每个职工都不满意。不管在黄鱼私货查得怎样的厉害，亦敌不过每位人员内心之不满的各处与之消耗力，这是公司的最大损失，这一点当局是没有注意到。”据此何现伦进一步引申道：“但凡一个大团体事业，必须要把每位职工的心抓到，不使他们的倾向外，一致的拥护，这个大事才有更兴旺的一天，这样来，只有注意各职工的福利才可以有望！”（1947年3月21日）

    抗战刚结束，随着内战的逐渐升级，金融业的不稳定，物价的飞涨，民生公司的经营似乎也有些窘迫了。福利让职工不满，连拖欠职员工资的事也开始发生。何现伦说，以前只要在十几日便可领当月的薪水，后来到月底，再后来到下个月初，到了现在，“薪水总是不（按）规定，到今天七月份的薪津还不发下”，“未必公司是没有款吗？款是有的，其原因就是指数总是没有决定，在上海同业公会的指令，要公司照全数发给，不准打折扣，所以在这个月来就冻结起”。这说明物价的上涨之快，已影响到工资的按时发放。因为货币贬值太快，通货膨胀得太厉害，要算一定的比例才能保证职工的利益不受损，而拖延了时间又让职工非常不满。因为物价每天都在急剧变化，晚发一天，便又要多受损失。何现伦的意思是，工资迟早要发，拖也不是办法，为何不早发呢？“我不知公司的作风何在？这些地方，职工何能原谅！”（1947年8月16日）

    八、对民生公司领导人物之评价

    一个公司的领导人，在该公司职员中的公开评价与私下评价，或许会有所不同，这是人情之常。一个人即便是再伟大，也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所以一个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从概率上讲，也是说得通的。只是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人们说他好话的概率总是大于那些做得不好的人。以我对民生公司的粗浅了解，民生公司的领导层是具有比较好的商业经营及管理能力的。但一个公司在其顶峰时，职工多达7000人，自然不可能让每个职工都满意。同时工作中也难免有疏漏。加之劳资矛盾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当我们从职工的日记里面看到与现实生活里，对领导人物的评价可能会有所不同，权当认识人物一个比较有趣的角度吧。

    卢作孚先生在民生公司自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同时他在社会上也是深孚众望。一般说来，很少有人对他有负面评价。1945年8月20日，公司的事务人员不满全体技术人员从3月份起至8月份止，已加薪两次，而他们当中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加了薪，因而造成了事务人员要求加薪的风潮。但即便到了22日加薪风潮尚未解决，卢作孚先生的周会演讲，这些闹风潮的事务人员还是去参加了的。“卢作孚今天在周会讲演。在前一天里，我们都说不听他的讲演。随后我们又想倒（到），如果这样做下去，太使他一个难堪了。听我们还是去听，假如我们在下面听倒（到）他不客气的声音时，马上全体给他一个难堪。事前有这样的说法，今天大约他都会听倒（到）了吧。因此他今天只是诉些苦而已。不过在他的语词中，又可以听出他的讥讽的话。不管他怎样的，总要与我们加才扰（饶）得过他。”（1945年8月22日）但前述卢作孚7月25日的演讲，因为穿了西装打了领带，被何现伦这样的职工认为出了趟美国和加拿大后，不像原来那般简朴了。这当然是见树不见林的一个认识，因为卢先生参与国际活动，必入乡随俗，遵守相应的礼仪是必须的。即便回来了，卢作孚先生依旧穿西装打领带亦无可厚非，亦不缺少教导职工要朴素之资格。当然，何现伦对卢先生的成就和威望也是认可的，比如他有次到北碚图书馆去会陈卓鼎时说：“图书馆是兼善中学的旧址，在战时售与中央银行。胜利了，中央银行又捐与北碚图书馆。这些圈圈，可以说纯粹是卢作孚在挽。”（1947年3月30日）挽圈圈，是四川人对各方面人际关系都理得顺的人之赞语，由此不难想见何现伦对卢先生的尊崇。

    郑璧成先生亦是民生公司的董事和高层人员，何现伦的日记里记录他的事迹相对较多。何现伦的好朋友李平安结婚，请郑璧成先生当证婚人，郑璧成便告知李平安说：“不要过于铺张，请三四桌客就够了。”何现伦赓即在日记里评价道：“这位老头子，他是从来就很简省的，就是他嫁女儿也是自己亲自出马，也没有花多少钱。那时在北碚，还是在战时。他虽然有那么多钱，但他的身上所穿的，吃的，也不怎么样。尤其他身上穿的衣服，还有补疤的。可是他的钱，宁愿捐在佛教会，或者哪儿修庙宇，用就在这些地方。”（1947年4月17日）不特如此，郑璧成还乐意为茶房提供晋升学习的机会，有一个茶房想学习无线电报，“这是上司给部下造就的恩惠，这个茶房也就很欢喜的来接头，殊不知袁这个家伙（指袁名实——冉注）看他是茶房，就很不乐意。”（1947年7月22日）但袁终于碍于郑璧成的面子，还是给予了茶房来学习无线电报的机会。

    彭瑞成是民生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且是公司的创办人员之一，他于1947年6月20日在中央医院去世，第二天何现伦的日记中就有记载。“今晨早，公司当局为此事而发一张电报给卢作孚，因他趁（乘）民风轮明日抵渝。同时彭是公司初成立时，出有一大部分的力，所以卢作孚对他还不错。他在五年前，长（掌）公司重要部门：财务。随后，因为他是好像过于固执，在金融界颇有落伍之感，所以才将他的职务遗留到李邦典。为了这一点，他很愤气（气愤），可是他自知不如人，也只如（好）忍痛割爱。”在何现伦看来，虽然彭是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员，但他的能力渐渐跟不上这个时代，给他一个虚职，自然更让彭内心愤懑。按何现伦的日记记载，似乎彭之死，其中也有这些人际纠葛的影响。“这次公司又改组，他本来自将财务交予李邦典后，就任处务经理之职。后来供应处出了缺，只好由他真除（原文如此，按猜测大概是”担任“的意思——冉注），直到现时。可是这次改组，又将他空衔的处务经理官还原质（职）。使他的心理（里）极端不安。本来他在过去就有一点病，并不厉害。为（这件事）的关系，胸中积了一点气，稍为（微）带一点岁数，兼以平常有病，怎样能经得起双重的袭击，所以一病不起！”卢作孚先生对这位老朋友及公司合作者的去世，当然是深致悼念的。“卢作孚今天来了两通电报，为他的死，很为悲恸，因为他是民生公司开始的创造者。虽然人落了伍，然而到底还有一番的旧情，怎么不使卢伤心呢！”（1947年6月21日）。

    据相关资料显示，何乃仁1945年任民生公司顾问兼总务处经理、人事处主任等职，可谓位高权重。但对何乃仁的领导，公司的员工似乎并不买账。何现伦的日记里固然有情绪化的记载，像这样“恶狠狠”记载领导的事，的确也不多，但他对何乃仁就比较不客气。“此次同车（何现伦搭车到北碚——冉注），有何乃仁一道。他道（倒）不认识我，我道（倒）认识他。他坐在我前面一排，他的后面我的同排，有一个，是他的熟人。他们两个在谭（谈）天之中，有时透露一点关于公司的消息出来。这一个坏蛋的典型的东西（后面三字应予删去——冉注），一提起他，很多人都不安逸他。关于他的坏蛋史，昨天我在北碚时同嘉柳在那儿谈天，她都知道。因为他的孩子寄在托儿所里，所以她们大多知道他的密（秘）史。他的孩子寄在托儿所里面，还要请求公费，这是多么的不对。他在民生公司，每月薪津（金）总在二三百万元……别的贫苦儿童，又怎么办理，这就是（自私）典型的混蛋表现！一点也（不）替贫苦儿童作（着）想！”（1947年7月26日）何乃仁是不是“典型的混蛋”，我看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那所幼儿园对所有的都是免费的，那么何也应该能够享受此点。如果另外的人都要交钱，而何乃仁享受公司的职务福利——公款交费，亦无可厚非，这是公司给他的补偿。单从何现伦所记载的这条来看，我不认为何乃仁是“典型的混蛋”。至于他是否还有其他什么“秘史”，因为没有记载，只好付诸阙如，不能搞“有罪类推”。

    如果说何现伦对何乃仁的指责，还有点“道德审判”的意味的话，那么对另一位领导李剑尘的记载，好像就是言之凿凿、事实俱在了。李剑尘在公司负何责任，我未查到任何资料，但据何现伦日记中所记载之事实，至少是电报课课长或者管理电报课的更高一层的人员。“在一个礼拜前，我也就知李剑尘要倒台的趋向的消息。在那时，我都给他保留着，没有公布出去，不使大众知道。”这李剑尘到底是犯了什么事，使他要倒台呢？据何现伦说，“三个礼拜前，他也就有心要振（整）公司一笔钱，或者作为他私人事业之基津（金），或者有他途之用，也说不一定的。因为这关系，他也勾结外面一批人，找倒（到）两部收音机，和一部发报机，造了一些证明文件，来朦（蒙）蔽公司当局。价值一百多万元，报呈公司三百多万元。”这个李剑尘也真是大胆，廉价买来的旧发报机，充当全新的使用，用了两个小时就坏了。“有一天，第二机发报台的领班夏彬义，也就把他的漏洞给找出来了，呈报给公司，而公司也就请一位无线电工程（师）去检查……一检查，东西是旧东西，同时是坏了的，非修理不行。”到后来李剑尘请人说项，要求减免，僵持不下，他就请了长假。公司只要他赔200万元的修理费就了事，他因为长假而故意拖延。公司立即告他“诈财背信”，要求赔偿。“本来他这个人对人都还不错落，不过有时有点骄傲”，但像这样侵吞公司钱款的人，最终是逃不脱相应的惩罚的。

    九、日记中的物价记录

    物价事关国计民生，与人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各种事关百姓生活的寻常物资的价格，不在一个老百姓所能够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那么便会出现一种不稳定的征象。抗战后期及国共内战时的物价波动，可谓20世纪中国物价波动之经典。这一经典波动，不仅改变了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大家的政治生活。20世纪下半叶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一定的因素，就是由这令人窒息的物价波动带来的。

    何现伦是民生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完全靠工资生活，而且他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要拿来接济弟弟何现邦、侄儿何光洲读书的。虽然相对其他单位来说，民生公司的薪水不算菲薄，但何现伦也常是捉襟见肘，东挪西借，因之对物价飞腾异常敏感。所以，何现伦两厚册日记中关于物价的资料是异常丰富的，现只能择其要者来述说。

    1945年的日记刚开始未久，何现伦便从剪头发这一小事上，看出物价在一周内上涨三分之一的情形。一个礼拜前只需要60元，而现在则需要100元，若是有电吹风，则需一百二三十元，完全是翻倍。因此他说：“近来物价都波动得厉害，各物上涨，大约都有一两倍。但是一般靠薪吃饭的人，感觉得很懊恼。各物都涨价，只有薪工不涨价。就是涨一点，也不多，总赶不上物价的涨。”（1945年1月19日）同一天日记他说一个茶房生病费钱12000多元，“可是他的薪资，哪里有那么多呢，怕就在（再）作个九个月，也不够吧”，所以他说，现在生病的普通老百姓，只有等死。3月17日的日记里，何现伦又用理发来对成渝两地的物价做了个对比，“二月九日，我到了成都，就在成都去理发，而成都的生活本来比重庆高，那时的理发价目，二百五十元……报纸十五元一张，比重庆高多了”（1945年3月17日）。但他说从成都返重庆这20天里物价波动了不少，我估计也和成都的物价差不多了，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而到了1947年10月份，“到很经济的青年会去洗澡一次，都要费四千元了”（1947年10月28日），可见连洗一次澡都是不容易的。而寄一封信，“一涨就是五倍之多，这怎么得了”。至于当月之伙食费，更是令人惊骇的数目，“我们这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五万元，我听到这个数目字，不免一惊！在六月份里的伙食，才六万余元，而这个月里就涨到差不多两倍”（1947年7月2日）。

    对于老百姓来讲，衣食住行，永远与物价之升降息息相关。而民生公司的业务便事关水路运输，因此其物价之腾堕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联甚大。“这一个月起，票价已加了，长航加到百分之三百的，有加到百分之二百多的。惟有货运，与同差费（原文如此，可能系专业术语，未晓何义——冉注），还未加。不过就是客票加下来，亦不说很可观，已很可以了”（1945年3月17日）。至于公路运价，也因油价上涨之故，狂涨不已。6月份，“公路局的车票，已经涨价了，加了百分之八十，重庆到成都，十六万七千八百元”（1947年6月26日），而到了9月，“物价在这几天，又在起波动。最使人注目的公路局的车票又加了百分之五十，现在成都到重庆的车，特快车票每票二十五万余元，普通车二十万元上下”（1947年9月16日）。彼时之行路难是有目共睹的，加之汽车经常抛锚，在路上食宿，又得花许多，行走成渝两地，所费不赀，令人浩叹。

    物价飞腾，有人命将不保，有人还要勒紧裤腰带读书。何现伦支持他弟弟何现邦和侄子何光洲，可谓罄尽所有。而何现伦的好朋友李平安送他妹妹李惠玲到南温泉之南林中学读书，亦是所费不少。李平安的工资算比较可观的，有300多万元，但是读中学所需费用，就花去了他一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读南林中学“需缴费八十余万元，书籍费下来，一共一百多万元，算起来，也算相当贵的了”（1947年10月3日）。这哪里是普通老百姓所能梦见的，许多人因此只有辍学家中。一般人不能读书，能读书的，也忙着去放高利贷，生子金拿利息，好让自己生活好过一点。比如正在西南学院读书的双流人程雪儒，“她要拿一百万去放息，可以放二十七万元”，利息高达27%，但这利息的上涨未必能跟得上物价的腾跃。百物昂贵，通货膨胀到“银根奇紧、现钞奇缺，各银行乃至国家的银行——中央银行，都缺现钞”，“今日报纸上看倒（到），上海中央银行，派两架专机来运现钞到渝城，救济渝城的现钞荒”，这实在也算千古奇闻。“在这一种情况之下，行辕下令，禁止现钞带走。如其百多万以内，可以走；在二百万以上，就不准随带起走。”限制货币流通的自由已至如此，但正如何现伦所说，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弄得“好像有闹风潮的举动了”（1947年5月10日）。

    百姓受物价折腾之苦，与战争之苦难，交相压迫，形成了1947年人民生活的主要态势。物价本身不稳定，加以内战风声越来越紧，就更加令人不安。1947年2月10日何现伦日记里说：“接到上海的电报，黄金涨到680000元，美钞涨到14000元，上下午不同，每天的消息都是如此”，而“在一个月前，黄金的价格，才涨到三十万元左右”，可见一个月内，黄金的价是如何飞涨。关于内战对物价飞涨的影响，让老百姓无法安稳生活之苦，何现伦说道：“在抗战时候，我们还原谅政府的苦衷之处，现在抗战既已获到（得）胜利，我们也就不能再原谅政府。为什么不诚心诚意的，把各党各派拉拢，共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使大家来共谋国是，这就是政府不对的地方。”（1947年2月10日）国事之共谋，哪有这么简单，国民党恐怕也是骑虎难下了吧。但我觉得老百姓的抱怨和发泄，都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这百物高涨之时，政府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把这物价踏下去”，“这就是内战在作祟，如果去年一团和气起来，怎么会这样啊！”（1947年2月13日）是啊，但那些自以为爱百姓的政客和各党派人士，他们能以百姓苍生为重，一团和气起来吗？所以内战造成老百姓诸多不便，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必然的了。“在抗战七八年中，初初物价腾涨，也不如现在这样飞涨，一般人心都不惶恐。因为都知道，这次的抗战，是关系全国人民的生存。所以无怨言，不怕物价的涨，也能忍受的。而现在就不同，因为现在打的是内战，因此我们不同情现在物价的飞涨。”（1947年2月10日）

    十、关于内战之看法

    何现伦在1947年元旦的日记里，开篇辟首地指出，各复员学校无法按时上课。后方的学校“为了待遇问题，罢课、旷课，（以）至于放假早一个多月”，而光复的沦陷区的学校呢，“就以政府最注目的国立中央大学来说吧！仍然学生是学生，先生是先生，有书不得读。这也叫着复员！”这一切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都是内战的结果呢！”（1947年1月1日）更加糟糕是，“在现在的局势看来，大家都没有诚意，只是说和谭（谈）、和谭（谈），成一种空洞的名词”，“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也不管是谁执政，只知道生活过得下去，也就是我们的好领导者”。但这样的好领导，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既不可遇也不可求。接下来，何现伦忍不住愤懑地大发议论，“内战，内战！还要战到何年何月！为了它，倒了不少的工厂；为了它，冷落了许多商场；为了它，破了农村。这一切的不良现象，这真是它抹煞（杀）了。”（1947年1月1日）百姓对内战切齿之恨，跃然纸上。“一九四七年的元旦日，写这一篇俚言，希望明年今天，时局该澄清了吧！”就是这微渺的希望也不可得，60年后读到这几句话，内心犹有余痛啊。

    1947年元旦放假三天，用何现伦的说法，是“突破了以往的纪录”，是何因如此呢？“放假三日的原因：是宣布宪法完（成），庆祝这百年大法。可是，反面就是不好的现象，因为这个宪法，是好像使许多人不满意，不是政治协商会议所决议产生的，只是片面的，名义上是已制定了宪法，实际是等于零。因此，这样一来，内战，不知道还要战到何时！”（1947年1月2日）虽说有宪法公布，而且“今（天）夜晚有提灯游行庆祝”，但在稍微谙熟实际情形的人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欢悦和装饰罢了。刚过几天，重庆的学生就为北平沈崇事件举行游行，对此，何现伦的意见是，“这只不过是中国的内战打得个没有结局，因为就是外人在其中挑拨事（是）非，看把外人请走了，这个内战，看有无结局的可能。”（1947年1月6日）内战里是有外力影响的，如苏联之于中共、如美国之于国民党，都在影响着内战局势，有次何现伦从海棠溪到南温泉，看到“203师的青年军，他们的武器很不错，都是美国东西，兵些也个个都精强力壮，大都有智识……这些兵些，真可惜，武器也好，人也精干，拿去打内战！”（1947年10月8日）内战到这个时候，其实早已不是外在因素的干扰所能左右的了，而是双方蓄谋已久的事，不是小孩过家家说停就可以停的。即使双方失却各自的支持，依旧会打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因为党派私利是战争双方的最高鹄的，百姓云乎哉？民众安在哉？他们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符号罢了。

    由于内战，急需运军用物资和兵力，弄得日常运输的船力不敷应用，运力明显不足。何现伦的朋友请他设法购一张到合江的船票，这要是在平常，易如反掌。但到现在他也没办法，“在这内战不停止的今日，总是差运忙忙，上下接运，都是为内战而需要，老百姓要想趁（乘）船，那是比登天还难。这些都是被内战剥削了去。”（1947年1月8日）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另一方面是出行艰难，真是困窘万端，都与内战有深切的关联，你可以想见老百姓对内战是如何的深恶痛绝。越到后来，时局越加紧迫，甚至影响到重庆民众的日常生活了，“今夜晚遇前方军事紧急，重庆的兵必须开前方去，因此过江平民所用的轮渡，成军家之船，不容一个老百姓搭船的”，所以何现伦在送了朋友楚萍到南京后，只好包一只船回到施家河宿舍，“又给木船敲了一个够”！（1947年9月5日）不特如此，还有许多军人因需赶路，在路上强行拦车搭车，扰乱民众出行，“沿途（从海棠溪至南温泉——冉注）都在停，上客和下客，同时还有军人在途中拦路强搭。此种作风，如像川西川南的情形，地方治安机关，若不及早整秩（饬），马上就要成为乱七八糟的地方。这就是军人第一，成为军家的天下。”（1947年10月8日）由此可见，内战对民众的伤害，真可谓无孔不入。

    内战的主角军人们，怎么看待内战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有些军人也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党派利益的炮灰，因此厌战情绪时有发生。“这位军人，他在这儿大谈其时局，在他的谈话中，我们也知道他很厌战。他又说，最近政府要抽调一大批的军官到前方去，目标在徐州、郑州一带，作补充之用。有些有眷属的军官，就惨道，只有丢在这后方，可是将来的生活费又如何？”（1947年2月16日）不去卖命，生活便无着落；去卖命吧，又是去当炮灰，恐有去无回。当然，军人好战好像是他们的天性，因此有些人就是靠这“肉搏”来吃饭的，所以主张打战者亦是有的。“我曾经还听一位现役军官说过一句话，他说：‘不打内战，我们没有饭吃了，国家会把我们裁掉，我们也得失业’。由此看来，谁在制造内战，谁在争权？由一位小小的军官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想法，由此可以看看大的官僚！”是的，既然军人能发战争财，那么官僚同样可以通过战争来发财，正如何现伦所说，“在内战中，也有投机取巧发了横财的，他们的本领，不是贪污，便是利（用）兼营生意，这就是现役（任）的官僚们所主张的打内战（的原因）。”（1947年11月23日）由诸种借战争发财的人，合力起来，内战当然是必须打到分出胜负之时，中途绝没有停战的可能。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百姓既无力左右战局，就只有在艰难度日中做点不切实际的梦，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何现伦在看一出《相思恨》的抗战大戏时，“看到那胜利放炮火，也就连（联）想到：我们同敌人争生存，都有胜利的一天，现在的内战，要打到何时才有再放火炮来庆祝这一天呢？这个日子，好像没有人来作实际的估计，因为大家都知道比与敌作战还要厉害得多！”（1947年2月8日）与其说是像何现伦这样的小老百姓对内战灰心，不如说是他们对中国人内斗内行的亘古传统一种朴素的认知所致。

    十一、大学与学潮

    学生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斗争和社会实际生活中，被多种利益集团争取、拉拢的力量，尤其是共产党在这方面投注了大量的心力——你看看每一所大学的校史，都把共产党在学生中间所组织的地下斗争当成自己的光荣历史，浓墨重彩地来书写，便不难看出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苦心经营。何现伦作为民生公司的小职员，他既不亲近国民党，也不靠近共产党，所以他的日记里所记载的学潮，既无国民党操纵的记录，也无共产党其间经营的痕迹，只是平实地叙来而已。

    由于抗战之关系，重庆聚集了一大批高校，成就重庆自有史以来的文化繁荣。沙坪坝是何现伦常去的地方，从1937年到重庆大学看重庆第一届运动大会起，他去了数次。说到沙坪坝，他说：“现今的沙坪坝，已成为文化的区域，学校林立。不过这些学校，都是属于暂时性质的，只要战争结束了，都会迁走的。所以除了重大与南开中学，这两所学校外，其他的学校，都是从外面搬迁来的。”何现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抗战结束后，各大学纷纷迁走，中学多、大学少，考本地大学非常艰难的现象就出现了。“本来相辉学院，是今年才立准案，去年复员期间，因为复旦遗留下来的校址，就将就来办理的。在现时这四川，中学多了，大学少了，这一群高中毕业生，他们去投考国立大学的工作总结失败了，都来指向相辉考，僧多粥少之下，大家来挤。”（1947年9月24日）至于说到“重庆大学之生存，刘湘还是有点功。记得在二十九年重大发生风潮‘学潮’……因而发生封学校（的事）。起因是省外学生闹事，同时最高教育机关，对于四川人也好像不满，成见日深，也就不假思索，命令拿出来封闭。哪知道，理由不充分，闹事的是省外学生，学校是四川的。所以四川的富（父）老不承认（同意），不到一个月之后，又恢复起来了”（1945年5月28日）。战时外省学生大量涌入四川，当然和四川本地的学校及学生之间难免发生些摩擦，而这些摩擦竟然闹出学潮，一般说来，也只有彼时特定的环境才易产生。

    关于大学与学潮之记录，何现伦1945年整年日记里只记录了以上回忆1940年重大学潮的事，但到了1947年明显增多。究其因，一是国共内战，二是物价飞腾，三是共产党对学运的利用和领导。1947年元旦刚过不几天，何现伦就写道：“随时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倒（到）那些私立学校又在罢课罢教，什么教员又领不到款”，“在这内战不休，不管是哪一种学校，总之，教学者，因为他的起马（码）生活都维持不了，有何心来教学生呢？而读书者，因为种种的处境来搅扰他（们），也没有办法安心上进的”（1947年1月4日）。学校的风潮包括学潮，随时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这当然不是正常的现象。对“沈崇事件”引发的重庆大学生及全国各地学生的游行，何现伦说：“本来这次的游行示威，并不是为了一个女生被奸而就闹到这样的大事件……这不过是中国的内战打得个没有结局，因为就是外在其中挑拨是非，看把外人请走了，这个内战，看有无结局（束）的可能。”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当然引起共产党的极大不满，此次事件固有学生自发热情之体现，但也不乏共产党的引导和利用，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不过这次游行也有些意外的记录：“今天的游行，很精彩。可惜，我没能看完，为与申中（何现伦的朋友张申中——冉注）送鸡仔去，所以只能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游行）。听说他们是单独游行，原因是他们的意见与众不同，所以他们离开群众，一校单独游行。由这样看来，其中不少阴谋分子主使。”（1947年1月6日）从一个学校单独游行，看出有“不少阴谋分子主使”，不知这个推论是如何得出的？而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的意见与众不同在何处，何现伦也没说明，不好妄揣。

    往大了说，学潮的此起彼伏当然与内战、物价等大的时局有关，但具体说来，每次学潮的起因可能都并不完全相同。比如1947年5月31日记录的学潮原因，就与前述有不少区别。“此次学潮的起因：是在前一月里，政府宣布，今年高中毕业生，要恢复会考，这是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大学今年毕业要实行总考；第三，交通大学取消轮机系、航海系及唐山交大另改为独立学院；第四，中央大学的学生要求附（副）食费增加，于是津平一带的学生也就跟着起来一致响应，因此闹得来不可搜（收）拾。”高中会考和大学毕业总考，都是教育过度管制以及对学生奴役的开始，引起学生的反感是自然的。而物价飞涨，学生的吃饭也成了问题，自然引起大家一致的抗议。就在同一个时期，成都“省立会计专科学校的学生游行向省府请愿，将这一种学校改为独立商学院，人看倒（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就给现邦一信，问他们请愿的结果”（1947年5月31日）。私立学校向往国立化，因为国立化在经费诸方面有保证；而省立、国立的一般专科学校希望能够升独立的学院，和当下一些师范专科学校升师范学院、一些职高升成职业技术学院、一些学院升成大学的风潮倒有些相近之处。可见诸学校搞“跃进”的风气，60年前即已露出端倪。当然那时的学生能够起来游行，现今是学校领导去高层行贿、花钱运作罢了。

    虽然学潮不断，但对新学校的管理依旧是比较严的。比如1947年才在重庆南温泉成立的西南学院，在半年后就面临封闭的命运。封闭不是因为生源不够、师资不够，用何现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缘由。因为他的朋友程雪儒小姐在这个学院读书，所以对此比较了解。西南学院的创办人是周明初，“校地是过去的中央政治学校的研究所，都还很宽阔……该校的教授们，很多来自沙坪坝重庆大学，或者九龙坡的女师学院，与同城的朝阳学院。还有一批教授，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而富有学问的”（1947年10月15日）。“这个学校，是在今年春天才成立的，因为很多的关系，政府下令封闭了。本来学校还很不错，因所聘之教授很好，讲学也就很精彩。可是另外的人，也就很不满，无理由的就要封闭此学校”。“所以她们读书与否，很成问题。如果真的不能读了，这一批学生无故就将学业牺牲了，所以现在的情形，真是不讲理。办得不好之学校，封闭犹可说。办得很好之学校封了，实不成话！”（1947年9月23日）像这样的乱管理学校，学校不闹出风潮才怪。不过说关闭西南学院无由，也不完全是事实。西南学院所聘的一些教授，是“为全国各大学所不聘的，不聘的理由，并不是他们学历不够，并不是他们没有学问，而是他们有点色彩，所以教育当局下令全国各学校解聘。因此之故，这个才创办之独立学院，想要把学生的程度提高，把学校的威望顿（树）起，未加思索就将此批教授聘来，当局就很不满。一部分就在其中捣乱，一再要查封此校，名义是‘未立准案’”（1947年10月15日）。国共内战到白热化的地步，这些所谓色彩的教授，自然受到国民党的控制和注意，因为他们可能亲共或者本身就是地下共产党。但大学就是大学，大学应该有它的独立自由，不能允许干涉其自由包括聘教授的自由，但党派之争已趋白热化，此种情形自难避免。最后因周明初“在各方‘拿言语’，又准他继续办理，现在已开始注册，将来是否立准案，就看今后所聘之教授而定”（1947年10月15日）。非常时期一所独立学院的挣扎，如果没有何现伦这点记载，天壤间恐怕很难找到此种史料了吧。

    如此多事之秋，各大学的风潮及学潮频起，必然导致独裁者的反弹，终于在1947年6月1日爆发了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和记者的行为，并在有些城市实行了戒严。“晨早在报上看昨日晨一二时许，军警宪（兵）在郊外逮捕一百多（名）学生，和城内的各报馆的新闻记者，一共一百余人，说是他们都是……（这里是何现伦本人所省略——冉注）在六月二日发动大游行、大暴动，因此在六月一日的早晨，乘他们在睡之时，就出动大批的军警宪人员，将他（们）捕获起来。”（1947年6月2日）国民党在战场上要与共产党斗，在各城市要与反内战、反饥饿，以及被共产党私下组织起来的学生斗，真够他们喝一壶的。于是他们也就采取下大包围圈，先下手为强，到处抓人的策略。抓的学生中固然有地下共产党，有闹事分子，但也不无热爱学习的好学生，这种冤枉就激起了学生更强烈的反弹。这次抓捕行动，可谓规模巨大，地域广阔，“在报纸上看来，各大城市，都是一样的同时举行，并且还宣布临时戒严。晚上从十一时起，至早晨六时止为戒严期间，无论军民人等，一律不准通行”，“重庆这个地方，我到此地，有十年了，没有戒严过。现在忽然戒起严来，真有些不方便”（1947年6月2日）。到了最后，一直克制的何现伦也愤怒了，“内战到底要何时才平息！”

    何现伦一直认为学生不应该去闹学潮，应该好好学习。他对一些大学生的评价比较低，恐怕也与此不无关联。“现在的大学生出来都是一些草包，没有好多实实在在求到真正的学问，只要四年混满，学校当局照例的给你一张证书。这一张证书，就是你的护身符，你的假面具。实际上，要他们写一封很通顺的信，也是难的。”（1947年10月8日）何的批评虽然未免刻薄，但多事之秋，有不少学生不安心学习，也是实情。不安心学习，要想学到真才实学，绝对是不容易的。何现伦在其弟和侄子读书上花了不少金钱及心血，所以常写信要求他们安心学习，不要参加闹学潮。“在现时应该多多专心读书，才是上策。那些闹学潮，没有什么意思，总是荒废自己的学业。在现时不多多的读一点书，时光不容（允）许你们再混，在学校里不专心，出学校，一无所长，那时无法改就。”（1947年5月31日）

    2006年9月21日~10月10日于成都

    从一本美术创作集考察历史

    1953年7月初，一份6月29日由成都市文联美术工作者协会所发的公函，寄到了四川著名画家伍瘦梅的家中。这份上款用毛笔填写的“伍瘦梅”同志所收的公函，是专为印量只有1000册的非卖品《成都美术创作集》（成都美术工作者协会编）而发的。这本印量较少的《成都美术创作集》既系非卖品而属美术工作者协会对会员的寄赠品，比曾经“内部发行”的读物之流播范围还要狭窄，其秘不示人的程度更高，为何如此呢？

    《成都美术创作集》分为年画、招贴画、绘画、刻纸、黑板画、雕刻、连环画七大类，绘画里不仅没有一幅国画，更不要说油画了。油画不选，或许那是因为它是西方的东西，舶来的艺术。你当然说苏联也有油画，既然往苏联一边倒，应该学点苏联画派的油画嘛。且别说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绘画，就是以后能出现在中国的巡回画派的东西，也暂时没有一星半点的影子。国画虽然是国粹之一种，但在主事者看来，并无让群众喜闻乐见的魅力。于是更民间而非学院的画种在“美术创作”里得以一展“风采”，以至于“绘画”一品里也多是速写。更“民间”的画种只是形式上的“民间”还不行，更重要的是其实质也要符合政策的解读才行。因此这本《成都美术创作集》里的55幅画及3幅连环画，基本上可以视之为用艺术形式来表现的政治宣传品。不特此也，连参与者除了一些画家（其中创作《空军英雄给少年儿童讲故事》的毛均光先生还是我的同事）外，尚有十位工人，这种方式在“文革”时的工农兵结合的艺术里达到了顶峰。

    55幅画作及3幅连环画，从内容来看可以分作：热爱毛主席（2幅）、赞美苏联（9幅）、学习英雄（6幅）、反映农民（9幅）和工人（6幅）、爱国增产节约（6幅）等，而连环画中两个完整的连环画故事，基本上反映的是农村的生产互助，但重心都在对婚姻法的宣传，这与我们对50年代初期宏大的历史记忆——清匪反霸、农村土改等——稍有不同，当然像抗美援朝（准确的称呼应为“抗联合国援朝”）反映得较少，那是因为1952年此事逐渐收尾，不再是大热点，倒是1953年3月5日的斯大林之死（王萍、唐靖华创作的《卫生模范谭贤贞听到斯大林逝世后沉痛地给孩子们戴黑纱》）在1953年5月出版的书中就展现出来了，这说明因应政策之及时，某种意义上与官方的报纸等传媒无异。

    与宏大历史记忆相比，1950年4月13日颁布而同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但其历史影响却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婚姻法的颁布一改以前的事实婚姻为法律婚姻，结婚必须登记，有相当的政府强制性。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川剧的《柳荫记》和京剧的《英台抗婚》也属同类型）、《白蛇传》、《牛郎织女》、《天仙配》等都在配合新婚姻法的颁布上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才再度上演。1949年后，作家为适应新的政治需要对原来的作品进行改动是家常便饭，但与新婚姻法颁布的一个有名的修改就是孙犁先生将初刊本《荷花淀》水生的年龄“不过二十岁”，都改成了“不过二十五六岁”。本书中的两个连环画《老张和玉珍》（22小幅）、《杨六嫂与李青山》（24小幅）的女主人都是寡妇，内含目的恐怕有以下几个：一来为铲除寡妇守节的“封建”思想；二来或许暗含着战争使男性大规模减少的残酷事实；三来可能在号召离婚自由的背后，也有官方一定程度的让某些人“自绝于人民”的考量，比如《河北省志·审判志》中就记录了保定法院1950年5月至1951年10月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女方提出离婚者306起，其中有76起是因男方系旧政府军政人员”（黄桂琴、张志永《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研究》，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二期）。政治失意者变成婚姻失意者的比例高达近四分之一，至于被定性的反革命若不被枪毙，其被迫离婚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颁布之日起至1956年的六年间，一直由官方若隐若现地倡导着关于婚姻的政治运动，1950年4月30日的《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以及1953年3月开展的婚姻法宣传“运动月”，都是此中显例。《老张和玉珍》、《杨六嫂与李青山》之婚礼当然谨遵新式婚姻，不铺张不浪费，一切从简。虽然没像其他婚礼上给毛泽东致敬行礼、唱革命歌曲，但其中所反映出的新的择偶观（老张和李青山都是思想进步的贫雇农）却是很合时宜的。在土改使贫雇农相继在土地、农具、牲畜、衣物等方面得到实惠后，再次降低了结婚成本，使两性资源的稀缺者合法地取得相对的主动权而“翻身”，从而为重建社会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配合了清匪反霸等政治硬任务。

    《成都美术创作集》的编者在前言里先表扬了成都的艺术家们三年来的进步，但真正的核心用意却在“但书”里：“但在我们的创作中还有不同程度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急待于进一步地加强学习，以求克服。”同样的“但书”出现在美术家协会寄赠给会员的公函里：“同时通过它来互相学习和提高，因此它不对外发行，仅供参考。请同志们看过后对它提出宝贵的意见，彼此交流经验，使美术工作今后更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这个内部参考和交流的“非卖品”反映了主事者一种怕自己所做还不符合官方需要的不安和谨慎心态。歌颂也是要有配发给你的权利才行的，没有歌颂的权利你随便歌颂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歌颂错了同样是犯错误，百分之百的政治宣传品，也不能给你提供一种万能的保险套和安全感。

    伍瘦梅先生是很有功力的老派国画家，此时还能收到没有国画的宣传画册《成都美术创作集》，是否显示了国画家伍先生还属于“可以教育好”的统战对象呢？还是他本身就有与时俱进的热望，这就不得而知了。

    2011年12月25~26日于成都，2012年1月17日凌晨三时半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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