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人1876年的巴蜀观察

    日本人是何时进入四川的，现已难详考。蜀道难不只是难着大批的中国人，也难着许多外国人。他们要想进入四川，除了像诗人陆游、范成大以及1908年67岁的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一样利用峡江水道入蜀与出蜀，像地理学家王士性与诗人俞陛云利用古蜀川陕大道入蜀外，很少有另外的选择。像184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一样，由北京而内蒙古、西藏，经过川藏茶马古道而进入四川的人，可说是比较少的特例。

    日本人之大批来到中国，与19世纪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建交有关。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胜利过后，日本的扩张野心，以及中国为强盛自己而大量聘请日本教习有深刻的瓜葛。来华的人中，若粗加分类，大抵有间谍（含常规情况刺探物产、军事分布等）、政治家、外交官（竹添进一郎等）、旅游者、僧侣、军人、浪人、学者（如内藤湖南、仓石武四郎、青木正儿等）、作家（芥川龙之介）、工程师（如铁路与矿产等）、商人、藏书家（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等）、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日清贸易研究所等）所组织的人员等。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中国的日本人逐年增加，及至抗日战争达至高潮。日本人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各个角落，而且偏僻难行如在下的家乡酉阳，也有他们勘察之记录。冯天瑜先生主编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版，系“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丛书），就有日本人勘探至吾乡酉阳的记载，一方面日本人求真吃苦的精神为我所深佩，另一方面为他们窥伺中国的祸心不寒而栗。

    进入巴蜀的日本人虽然逐年有所增加，如1906年日本重庆领事馆记载在四川的日本人就多达71人，其中以教习与商人为多（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但并非每一个日本人对其行止都有记录。据巴蜀史地研究专家蓝勇统计，日本游记里对四川有记载的计有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1876年）、安东不二雄《中国漫游实记》（1892年）、山川早水《巴蜀旧影》（1905年）、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10年）、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蜀游杂俎》（1913年）、上冢司《以扬子江为中心》（1925年）、高山庆一《长江漫游日记》（1926年）、神田正雄《从上海到巴蜀》（1935年）、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1936年）等十几部书籍。而竹添进一郎1876年进入四川所记的日记，可能是最早的日本人对彼时巴蜀情形之记载。

    一

    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标志着中日两国正式建交之始，1873年正式交换生效，从此两国人士的交往便有所依凭，这便是1876年竹添进一郎从北京游历巴蜀的时代背景。竹添自幼习中国古代经典，四岁诵《孝经》、五岁学《论语》、七岁读《资治通鉴》，及长更是遍读中国古代典籍，博览群书，了然于胸。作为中国人，我们看他每到一地，熟练地参引古代典籍，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书，便会感到一点惭愧。他刊行《栈云峡雨日记》时能请到著名学者俞樾、彼时重臣李鸿章作序，非只是浪得虚名之借重。

    竹添进一郎虽然是名学者，但其职业却曾是驻朝鲜与中国的外交官，与各类名流颇有往还。1874年竹添进一郎随日本驻中国公使至中国，1876年1月抵北京，甫一到任，就因使馆精简工作人员而失去工作，他便趁机与另一位日人津田君亮相约同游巴蜀。对于巴蜀，虽然他熟读陆游的《入蜀记》与范成大的《吴船录》，也终究是纸面得来，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很巧的是，他在北京日本使馆数月期间，常常听人说起巴蜀之雄奇壮丽，引发了作为壮年的他之游兴。“余从森公使航清国，驻北京公馆者数月。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遂请于公使，与津田君亮以九年（明治九年，1876年）五月二日治装启行，即清光绪二年四月九日也。”（见张明杰整理、竹添进一郎著《栈云峡雨日记》、股野琢著《苇杭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引如不说明，均引自本书）从这个自序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游历四川的兴趣，除了在书本上的了解外，主要是对游历者神采飞扬的描绘。而这些壮巴蜀之雄奇的人，恐怕不会全是中国人，里面或许也有日本人。只是竹添进一郎并无特别的说明，而这些游历者亦无书籍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不敢断定竹添进一郎入蜀前必有日本人进入过巴蜀。

    外国人入巴蜀，日本人是比较晚的，究其原因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还并不是个开放的、眼光向外的国家。虽然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但巴蜀地区从来不是儒学中心，不像齐鲁大地那样受到他们虔诚的朝拜，不像北京那样作为清朝首都因政治、经济的优势受到瞩目，亦不像江南那样人文荟萃，颇得地利，出入随意且方便。外国人进入中国广大内陆腹地有诸种动力，如跋涉探险、猎奇旅行、采集动植物标本等，但没有一种动力可超过宗教传布的力量。因此当我们看到英、美、法、德诸国传教士因信仰问题频繁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引发不少事端时，日本并没有进入这些事件的中心。因为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不像西方传教士那般执着，尽管中日建交后曾有日本僧侣到中国来建佛寺，但其影响较小，远不足以与西人在中国传教引起的冲突之影响相比。日本人对西人传教之认识，也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哪怕像竹添进一郎这样博学之人也不例外，“府中（指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冉注）天主堂且二十八宇。盖二京十八省，皆建教场，法郎西国人来驻，教诱妖教，共用心可谓毒矣”（5月12日）。复次，这个时候，日本对中国尚有一定的崇敬之心，其自信及野心，还不足以远及中国内陆腹地，无论是从探险、旅行还是一定意义上的科考，都尚属鞭长莫及。故以我们的推断，竹添进一郎之入巴蜀，应该算是有记载之首次旅行。

    当1846年1月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到达西藏，在西藏待了不到三个月后便被驻藏大臣琦善匆匆请出西藏，由西藏入川（见古伯察所著之《中华帝国纪行》）；同年9月西班牙传教士陆怀仁私入湖北，被捕遣回时，中国与日本内部则还是另一番情形。同年7月，清朝命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海防练兵。同年正月至2月，日本仁孝天皇死而孝明天皇践祚，法国船只自流球来、美国船只自浦贺来，皆请通商，不许，幕府与中国的海防边疆大臣一样奏陈外国事。中国与日本处于同样不可理喻的内耗之中，视那些带来货殖利益的商船为不祥之物，将虚骄其表、怯弱其里的民族情绪发挥到极致。1846年，我们故事的主角，将是第一位进入巴蜀的竹添进一郎才4岁，还在鸿蒙之中，但早慧的他已在诵读《孝经》。当他于1876年游历巴蜀的时候，瞬忽已过30年。1876年中国四川南充等县发生教案，英国怡和洋行建淞沪铁路，旋由中国收购拆毁。而日本同年遣使与中国交涉朝鲜事，不久迫使朝鲜签订修好条约，国内则制定有华族惩戒法，命元老院起草宪法，设立幼稚园。两国的情势，已大有不同。

    二

    1876年5月2日，竹添进一郎、津田君亮，雇北京人侯志信为向导，从北京出发，历河北、河南、陕西而入四川。沿途经历的名胜古迹、风土民情、气候物产，皆能征引文献，详明古今。经过50天的行走，于6月21日由川陕古道进入四川境内之筹笔驿亦即神宣驿，费时11日，经剑阁道，抵达成都，其所花费的时间与明朝地理学家王士性所走之苍溪、阆中、盐亭、潼川、绵阳、德阳、新都大略相同。虽然两位系相隔200多年后在同一道路上旅行，但在道路没有质的改善的情况下，正如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雷里所说：“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恺撒同样缓慢。”

    古蜀道危险之情状，素来为人所乐道，竹添进一郎也不例外。他在用浅白文言道出此中辛苦外，不时征引古人诗文来支持此一印象，如过神宣驿之葱岭，引杜甫的“途危石滑”来加强其闻见。观千佛岩时，他在描述佛像各异之形态后，像他一贯所斥之庙宇遍地的现实一样，“愚氓喜怪，犹可恕焉；官而诱之，何与？”（6月22日）四川人“俗素信佛，挽近骎骎入于祆教，全省盖教会数十万云”（7月3日），“余初在成都，闻重庆有祆教之变，至则已平矣”（7月21日）。竹添进一郎不愧深浸儒家思想的人，不语怪力乱神，很得韩愈“谏迎佛骨表”的真谛，其对佛教乃至任何宗教没有好感，可谓一脉相承。除了对宗教的排拒有些偏执外，他认为当官的如唐代利州刺史韦杭镌佛像就是不该的行为，因为这是民脂民膏，而且不符竹添进一郎比较崇尚科学的信念。竹添对中国世风颓败、沿途见生民吸食鸦片之风，多有讥评。过上亭铺亦即琅珰驿，到七曲山，见文昌庙，他对立庙以求考学，就像今日高考去烧香进佛，颇不以为然，“正学之不讲，人心之卑污，可胜叹哉！”（6月28日）他在成都见着支矶石时，竟失望而生气，“黝然淡黑，不过一顽石也。乃相传以为天上物，立祠奉之。人情喜诞，往往乃尔”（7月57日）。但他遇着高兴之事，也是不惜表扬之词的，如从绵阳到罗江，“适有驱犊至者，放歌一声，响震林表，顾余而笑，岂沮溺之流欤？”（6月30日）一个放牧人无忧无虑的歌声，让他想起长沮、桀溺两位曾经规劝过孔子的隐士。

    6月23日宿昭化，竹添进一郎看见昭化正在修筑道路，而且发生了一路上没有发生过的“夜有盗夺衣物去”的事，可见彼时川北民贫盗滋的情形。本来前日可以从距昭化135里的朝天镇坐船而下一日即至昭化，但竹添说“然大险矣”（6月21日），清末嘉陵江的水势之大及航道之险，由此不难想见。在昭化因雨受阻一日，想必于城内曾见龙门书院、费公祠等遗迹，至于祀丁建业、丁宝桢父子之丁公祠——丁建业曾任昭化县令，而丁宝桢则诞生于昭化——则在其路过的三年后的1879年才建，自是未及见。而丁宝桢之督四川亦是在1876年的下半年，故竹添一行与丁家竟不曾发生一点关系。从昭化下来，剑门之奇，让竹添大呼过瘾，“余自得剑山，步步呼奇叫快，不觉轿中倾轧之苦也”（6月25日）。而对剑阁县城的评价则是，“山左右合，而城适当其洼，狭而卑，其势宜攻而不宜守”（6月26日），真可谓简洁而准确。如今新县城因官模官样的政绩工程，展迁至绵广高速公路旁，而老县城则依旧“狭而卑”地破旧不堪，好在鹤鸣山上的承隋唐佛像尚存，差堪告慰。

    我们见怪不怪的事，外人倒觉新鲜，这也是异地情调的吸引作用。许多第一次从陕西入四川的人，都有特别惊叹的感受，古之杜甫等人固不免，今之贾平凹、余秋雨亦如是，对于竹添进一郎这样的域外人士，就更是如此。他到了梓潼后说，“顾望来路，惟见群山万岳翔于云际，恍然疑从九天飞下吧”（6月28日）。过魏城驿，他写道：“湿云低处一鸠鸣，十日曾无两日晴。满地桑阴深又浅，吹为绿雨到绵城”（《过魏城驿抵绵州》），令人想起唐代诗人罗隐过魏城驿所写的“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到罗江，“夹路秧田，方经新雨，苍翠染衣。山回溪转，松竹深窈，茅舍八九，乍见乍隐，随风摇曳”（6月30日），好一派惬意的田园风光。抵德阳时更进一步，“自此西南广袤千里，土厚水深，真天府也”（7月1日）。南北两地人物风光之别，在秦岭的横阻之下，显得非常的特别而突兀，因之特别容易引起外来者的感慨。这感慨里面，当然有着实的成分，但也不无讶异之处。竹添说，初到西安，获稻米不易，加之蜀道虎豹出没，道途狭险，想到一路上不容易吃到大米。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入四川，山地之间无不种植稻米与小麦，到处是鸡犬相闻，牛羊载路。“路之险者，凿而辟之，栈之危者，磴而栏之，宛为康庄，两骑联走矣。都邑则繁盛，客店则闳壮，肩舆络绎，昼夜不绝。小站亦皆炊膏粱以待客。吁！天下之事，每出意料所不及，非深于阅历者印字机可与语之哉？”（6月28日）在糟糕的专制制度之下，四川虽亦久撄贫病之苦，但因地利之馈赠，土壤之肥沃，风雨之调顺，物产之饶富，人民之勤劳，竟亦使日人乍见之下，而大兴意外之叹。

    三

    晚清的成都，随着近代周边场镇的兴起，货物之流通，人口之云集，而各方面都得到相应之发展，呈现出自明末清初之衰颓以来，难得的复兴景象。虽然这复兴的景象远不及唐宋时成都之繁盛，然地利并不因朝代的变迁而有大的变化，要的只是岁月静好、人物平安，统治者稍忍盘剥之巨手，那么现实的繁盛则可期而至。我认为成都从明末清初的隳败之局走出来，其复兴的标志便是，从乾隆中后期，江西旧书商到成都贩书开始。因为有口饭吃，是人生存之基本，但这不是一切。然没有这基本，就不可能衍生出对文化的热爱，命将不保，指望到处都是“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是不现实的。

    1876年7月初，竹添经历跋涉到了成都，就且停留几日，休憩身子。他因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自是要到古旧书铺一观。其时，清末民初四川文化的勃兴，刚开始发芽，尊经书院因张之洞之主政四川，并延请王闿运当山长，而得以培育出许多英才。但在1876年，许多后来驰骋的人物，都还小，尚没有成蔚然之局。即令彼时正当年的人物如廖季平（24岁）、顾印愚（21岁）、杨锐（19岁）、吴之英（19岁）、宋育仁（19岁）、张森楷（18岁）、刘咸荥（18岁）等，皆锥处囊中，竹添进一郎自是无法也不想认识他们，他认识的是名重已久的俞曲园一辈人物。但与上述同龄的人中，有一位竹添进一郎应该有机会见，但可能见了，他在书界羽翼未丰，亦未必有交道。这人便是后来名重成都士林的版本学家、旧书商周达三。周达三当时20岁，后来曾为张之洞、吴棠等彼时在四川的要人刊刻书籍，晚年曾任四川商会会长。学者廖季平在其殁后曾撰有《周达三先生墓志铭》。竹添进一郎不愧深爱中国文化的人，到达成都之第二日，即“过骨（古）董铺”，但“书画玩具无足者。书肆则所在布列，卧龙桥前后最多。青编缥帙纶乎庋阁间，文学之盛可知也”（7月3日）。书是很多，但能入竹添法眼的好书不多，但“文学之盛”则是他从书籍的繁多里，已经窥出大概了。因为有读者，才有市场，这个推断是大致不差的。

    竹添来川之前，似乎也看了不少关于四川的书籍，因此日记用一定篇幅引证四川之所以为四川的诸种成因。他认为巴蜀地区的人，“民质直而剽悍，然五方杂处，匪类亦多”（7月3日）。“自入川省，每县有务政坊，每闾有节孝坊”，竹添分析说，这是因为好官太少，世风浇薄所致，“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7月19日）。但再博学，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巴蜀的专家，因之四川之来历便弄错，而此点整理者张明杰也没有什么说明，大抵他也不清楚。“所谓四川者，盖取名于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也”（7月3日），其实四川是在宋代由益州、梓州、利州、夔州为治所的“川峡四路”，简称而来。弄错了四川的来历，也不妨碍他在成都玩得尽兴。在成都时，虽然没有会到前述那些将来在四川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但刚卸任的新繁知县、江安人陈锡鬯的来访，还是让他很高兴。陈之来，没有任何交代，不知是谁人介绍予他。竹添在书中记录了一些类同小说家言的东西，如陈给竹添言其父亲在道光末年即测知天下将大乱，并说了“不出数岁国难必起，惟楚材足以靖之”的话。这个难逃事后诸葛亮之讥的说法，善于怀疑的竹添竟深信不疑，不亦怪哉？

    竹添在成都的十天里，大多为雨天，范成大谓“蜀中无梅雨”之说，他认为“未必然也”。以今日观之，其游武侯祠，无特殊可记录者，但杜甫草堂里，“祠西成渠引池，有鳖数十，浮出水面，见人无畏避之状”，今日无由得见。青羊宫里则设剧场，“商贾云集，百货山积，人雷汗雨”，说明交易之旺，气候之炎热，于竹添这样不做买卖的旅游者说，“殊为可厌”（7月5~7日）。十天之后，“议买舟东下，时水大涨，江路危险，乃取陆路”（7月11日），其时这个理由也未必成立，因为水路最险的路段也不是成都到重庆。早晨6时从成都出发，陈锡鬯送他们一行至渝，8日即达重庆。除民俗风情外，路上所记者，竹添特为加意的是，一为井盐，二为甘蔗，竹添经世致用之心可谓厚矣。竹添在详述各种管理井盐买卖的方式后，说，“余则以为赠产盐之地，计置灶若干出盐若干，以收其税，听商民就场卖买，随便转贩，不必给引，则商民均赖其利，官亦庶免乎亏盐课之忧矣”（7月16日）。他这样近乎市场经济、自由买卖的见解，高出彼时很多中国人。

    四

    竹添进一郎一行在重庆并没有停留，但他在日记里记叙重庆刚刚敉平的一场祆教与当地民众的冲突。祆教冲突在当时的四川此起彼伏，1873年有遂宁之变，1876年则有重庆江北之乱，教徒与民团之间的争斗，可谓激烈。一方面是民众焚神像，另一方面是教徒烧民居，投毒于水井。总之，扰攘不休，刚有承平之象。复次，竹添不愧有心之人，因用范成大《吴船录》来证实重庆瘴气和水井之关系，“范记云：‘盛夏无水，山水皆有瘴。’询之，曰：‘瘴气大减于昔时，但井不可食，特充洗涤之用而已’”（7月20日）。

    陈锡鬯因送他们至重庆，遂结下较深之感情，因此分手时，竹添进一郎写道：“乃告别锡鬯，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盖是邦送行常语也。嗟！余自入蜀，即纳交于锡鬯，肝胆相投，呈辄咨询，依以为西道主人，锡鬯亦自任不辞。今乃遽然分袂，真所谓‘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者。口叙常语而诚发自中，黯然久之”（7月22日）。竹添游历大半个中国，也只有遇着陈锡鬯这样的一位耿直重情之人，因之走笔不免动情。“一路平安”之口语，今犹常用，百十年间，口语无有变化，但这句话见证过多少生离死别，阅历过多少沧桑巨变，阅竹添此段感慨，不免令我等后人感慨复感慨也。

    甫到船上，竹添即看到船老大鞭笞拉纤者，“顷之创痕层层交背，旁观亦为酸鼻”。再者晚间歇船上，则臭虫叮咬，令人不耐，“后闻虫性怯油，寝藉油布则无患”，此等生活小窍门，今日读来，依旧感到亲切无比。舟行三峡，竹添记录之文字雅洁可喜，不让明清小品，其神情清俊，态度可爱。“抵皮石，即楚蜀过脉处。南岸有小聚，茆舍瓦屋相间，颇楚洁，可就而买醉也。舟行一转，忽得奇岩，曰铁棺峡，以形似得名。不知何物黠仙，藏体魄于绝壁，千年不朽，以云烟为墓田，猿鹤为吊客，使过者不觉仰首惊叹也”（7月30日）。到得楚境，他除了论述防洪和海关问题，尚有关涉四川的数处。“过东市，川省木材多聚焉。木材之出于川省者，缚作大筏，上又构屋，资生之具皆备。多者至六七户，或有作圃种菜蔬者。候水涨顺流而下，盖东坡所谓鱼蛮子类也”（8月4日）。与今日尚存之富春江上渔户生活竟有几分相似（见《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6期有文述此）。苏东坡所谓鱼蛮子者，可用此漂泊江上，逃繁重之赋税，“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鱼蛮子》）。而“武昌、汉阳一带，有川米来而价减之语，则知方今楚人皆待济于川省矣”（8月16日）之记载，在今日恐怕已是陈迹。

    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其记录可谓巨细靡遗，但我只能挑一些他人记录不详，或者他观察角度比较新鲜的地方，来加以论说。他沿途进行各地风物之比较，比如有“而后入巴蜀，饱啖荔子肉”（《南十里铺题壁》），大抵彼时荔枝产区虽不及唐宋，但可能比今日只有合江一地能产要宽广些，从中也可以看出气候变迁。到了鄂西，他记述了我们土家族的一首诗，特别感动我：“久为巴蜀客，又向楚天过。村古蚊声集，江开月色多。淫词仍陋俗，夜舫自蛮歌。搔尽星星鬓，羁愁奈汝何。”（《泊邓家沱》）虽然是百多年前的一首诗，但至今读来，仍鲜活如在目前。竹添进一郎作为一位日本人对巴蜀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加丰富细致地认识巴蜀的历史，而不是粗枝大叶地看待我们祖先过往的生活痕迹和文化历史。

    2007年4月杪于成都

    王运的四川食物

    晚清著名的学者、诗人、湖南人王闿运前后在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当了近八年的校长，留下了许多关于四川主要是成都的记录。王闿运在四川包括在成都的日记，历来为研究近代巴蜀文化者所忽略，这是不当有的一个缺失。就连研究成都比较好的著作——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都没引用此种材料。事实上王笛这本著作在材料的使用上，还可以更完善。他的书有三次提到《吴虞日记》，但对《吴虞日记》里许多一望而见的材料并没有很好地运用，说不定王笛先生也不曾认真通读过《吴虞日记》亦未可知，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不用。我无意苛求王笛先生，他的著作远胜国内这些拿民脂民膏所做的狗屁不通的巴蜀研究。但由此亦可见研究巴蜀地方文化的人，要把近现代许多能看到的东西通读过，再做研究，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尚有许多留存不易的史料有待我们去爬梳呢？我根据《湘绮楼日记》欲撰写一篇长文叫《一个湖南人在四川》，暂时大致分为九个部分：一、蜀道沿途之观察；二、王闿运的四川食物；三、王闿运的成都生活；四、晚清蜀中学风；五、几个重量级的学生（廖平、杨锐、宋育仁、严雁峰等）；六、可与周妈同论之罗妪；七、买婢置妾之记载；八、怪异与梦寐之记录；九、王闿运与丁宝桢。或许通过这九部分可以大致展示王闿运与四川的瓜葛。

    王闿运的四川食物，包括水果、饮料、饮食等，其中的四川饮食并不表明就是川菜，事实上可能那个时候尚未有川菜的概念。川菜在他来成都的时候，还处于萌芽期。对川菜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的高档餐馆正兴园，他的日记中只记载了一次。“司道来催客，乃知其早饭也。席设盐署，急舁而往，则督府已至，菜用正兴园，亦尚可吃，未正散。”（188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日期为农历，下同）这个记录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古代人一天往往只吃两顿——现在偏僻之农家尚有此俗，不才小时亦是如此粗糙地长大——早晚各一次，这早饭吃到两点钟结束。复次，这饭不是在正兴园吃的，说明那时的人们还是习惯于署中或家中喊馆子里将饭菜端来，不习惯于像今日上馆子吃饭。为什么在彼时比较有名的餐馆，王闿运很少去呢？我们不妨作两点臆测：一来他未必爱吃川人食品，二来这个餐馆主要是供清朝中上层人士食用的，老板兼主厨关正兴，便是满人后裔，所以王闿运记载不多。在官署而非饭馆请客，例证不少，如有王闿运请上面的领导来家中吃饭，准备得比较丰盛，而且餐具还是找豪奢之人借的，但王氏并不满意，看来王氏也是讲究美食必美器的。因天气太热，没有冰箱，所以有馊变之味，也只能将就了。“未刻遣约正孺来陪学督，设食甚劳，尚可吃耳，然亦有馊变，天气太热之故。唐六少爷以豪侈闻，所借器具乃甚粗俗不可用，信乎穿衣吃饭之难晓。”（1881年闰七月十四日）并不只王氏设宴家中，其他人亦是于家中设宴待客，“谭叔裕遣要晚饭，……设食甚奢，而无越味。”（1879年十月七日）彼时宦游到一定级别，一般都自备家厨，甚至有的是从原籍带厨子来，对当时各地的菜互相吸收融合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在王闿运看来，湖南的家庭应吃湖南菜，浙江人自然应做浙江菜来请客，越人请客而无越味，殊可怪异，故他笔之书。不特此也，王氏日记里更有大户人家在公馆里面招待他们的记录，“与绶廷及岳生同步穿少城，至武担山看石镜，便至芮园小酌，看墨池书院。主人芮少海招余及督府诸客夜饮，会者十一人。……督府诸客艳言瑞华班之难得，因议召至唐宅演之。”（1879年十月六日）从王氏日记里不只可知道彼时芮公馆的位置，知道武担山的石镜尚在，而且墨池书院的遗址亦尚在，但百年过后，这一切均已成为陈迹，大多数已渺不可知。就连彼时走红的瑞华班，若非专业研究川剧者，有谁人能知？人事沧桑，能不令人慨叹！

    王闿运对四川的吃食一上来就被先入为主地灌输了一回，在彼时已入川两年的四川总督丁宝桢给他的第一个“教导”中亦有记载，这是王闿运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丁宝桢“又言蜀土薄，米菜俱无实味，议颇入微。”（197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个丁宝桢也够“歹毒”，而王闿运的记录也似乎“别有用心”，想在关于四川的记录中可能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酷评”。蜀土薄，米菜俱无实味，这个判断显然不符事实。丁是贵州人，于山东入川，似乎没有在江南宦游之经历，那么这个判断可能过于大胆，而王闿运来“议颇入微”的评价，也嫌仓促，因为他才到成都一天，而沿途经所经蜀道之饮食，也未看到他在日记中有所抱怨。这说明王闿运和许多人记日记一样，不免有率性的一面。王闿运当然不是我们想象的趋新之徒，相反他对抱守湖南的一切，有相当深的好感。有湖南人到四川久了说四川话，他就明显地露出鄙夷之色，“瞿锡三族人来，满口蜀音，不知何等冒名也。”（188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坐谈半日，留饭，不能蔬食，蜀人习食软熟者，故不饱也”（1879年二月十六日），这是他来成都尚未及两个月时得到的观察，而这样的看法想必也影响他进一步接受四川饮食。胃总是比脑袋更顽固的东西，何况二者一起作用呢？

    王闿运的吃食中，有许多食山珍野味之记录。吃熊掌、娃娃鱼、野鸡、野鸭等山珍野味是常事。“与督府幕客会饮，食熊掌，殊不肥甘”（1880年九月十九日），熊掌虽然珍贵，但王闿运还嫌这熊掌不够“肥甘”。当然他自己请别人吃了一次，那是不错的，“午后约芸阁、见郎、罗铸卿、陈小石来吃熊掌，甚鲜美，异乎平昔所尝者。”（1884年闰五月二日）“鲁詹来食野鸭”（1879年九月二十七日）；过两天，“孙彦臣还院，送绵州野鸡及鱼”（九月二十九日）；“见郎来，留吃野鸡去。”（1884年十月十日）可见野鸭野鸡都是款待送客佳品。“人送熊豹、刺猬、四角羊来。唯四角羊似是伪作，豹则劣于泥，非真豹也。”（1881年六月十八日）真可谓无所不送，无所不吃。山珍海味食者众多，不敷应用，以假物应市的事也出来了。不过，华阳县顾县令请他吃的倒是真的，“夕过顾华阳饮，张华臣、金蓉洲、黄树人同坐，黄则昆伯之弟也。吃扬州肉圆，整蒸甲鱼，干蒸鸭，均佳。”（1880年八月二十一日）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送他或者请他吃山珍海味呢？个中情形大家都已知晓，许多人是有求于他。但我还是引一段他的日记来作注：“作书复赵生树云，彼为周生介绍，希图荐馆，而送书两部，火腿四支，是货我也。”（1880年九月十七日）王闿运不是笨人，他是明白不少人是在“货”他，四支火腿显然不够打动他，虽然那时的火腿远比今日的正宗得多，而且绝无防腐剂。山珍海味不仅不环保，而且浪费在“食物里程”（一种食物来源越远，其耗费越高便越不经济甚至颇耗能源，此种计算如今在欧美很时新）的人力成本和生命的机会成本亦不算少，这似乎不够人道。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妇人之仁，没有人吃山珍海味，那些生活在贫瘠之地的山里人怎么为生？

    王闿运收入亦较丰，因此他家中待客也曾食过鱼翅。“招王芷庭、黄曙轩饮，因及阎象雯、毛舜琴。曙轩以丧不至，芷庭早来，几两时许始得食。未上菜而鄂生来，出谈半时，家制鱼翅竟未得尝，亦异事也。厨人作菜殊未清洁。为客留城，而城门又闭，颇为惭负。”（1880年八月三日）家里面虽可办出鱼翅这样的高档菜，但并不是很满意，或许能做鱼翅的人并不很多，否则厨子有可能被开的危险。因为王闿运对厨人的要求不低，“于王处询厨人，荐一人至，重庆人也，与所言许兰伯旧厨人不雠。此人无实，不可信，已两试矣。”（1881年闰七月十一日）厨人说过给王闿运的朋友掌过勺，但查无实证，对不上号，还敢来试两次，真是胆大妄为。但是因为厨子而影响客人吃饭的心情，王闿运并不赞同。“食时未饭，至周云昆宅会饮，夏道台亦至，李、穆、黄三道府来。主人以馔具草野，大斥厨人，客皆不安，未正散。”（1884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王闿运看来，对待厨人亦应有分寸。不过学生来找校长，致使校长没能吃到鱼翅，的确应该算是奇事。今日没有哪个校长在吃鱼翅时接待学生，就算他和蔼，他也会说，有事去找秘书，没看到我正忙着接待尊贵的客人吗？尤可怪异的是，王闿运的家人和朋友，竟在他与学生谈话半小时后，风卷残云般将鱼翅吃得一点也不剩，难怪王闿运也忍不住大叹“家制鱼翅竟未得尝，亦异事也”。在美食面前难道一点节制与体面都不要了么？想想，也真是“异事”。这顿饭真是吃得不爽，城门也关了，即便不用贿赂司阍人员，对朋友们亦属不便，王闿运忍住没吃着鱼翅的“怒气”，还因为城门关闭“颇为惭负”，这对十分自负的老王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当然大部分时候，王闿运的家宴还是比较普通的，就连女儿生日，也都只是做了二百枚包子庆生而已，“女生日，为作包子二百枚。”（1880年九月六日）

    鱼翅燕窝历来被视为中国饮食中的极品，自烹鱼翅复又有友人送其一桌燕窝席，当然也是可以记录在案的。“张中丞送燕席一桌，不知何人所送，而以诒我，不可辞谢，勉强受之。方与吟梅谈宦游物候之诗，高吟欲咏，而人事相扰，有类催租也。此席拟以奠唐泽坡，盖去岁欲祭未果者，家眷既不至，故宜了些一段。梅兰香发，胧月不寒，极佳光景也。”（1884年一月十一日）有燕窝席相佐，又与朋友吟诗作对，且在正月节中春天即将来临之时，“梅兰香发，胧月不寒，极佳光景”，如此清妙，自然难免想起自己作为游宦之人，在外地思念家乡的心情。我想他们一定会率先想起杜甫祖父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很好地展示了出门在外的宦游之人的心情，诗评家胡应麟评其为初唐五律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的。王闿运很好地利用了这桌别人所送之席，不特与活着的朋友一同分享，还拿与它祭奠故去的朋友，让朋友在阴间也能感受到他的怀念。

    出无车，食无鱼，遂有弹铗之叹。王闿运与他同时代那些湖南显贵相比，物质收入上当然差了不少，但他比冯谖要强十倍不止，出有官轿兼有马骑，且常有鱼吃。“今日食炒鱼子甚美”（1879年三月二十六日）；“和合送扇、娃娃鱼，送我花，甚为我费”（1880年九月二十日）；“晡与儿女餐黄花落英，甚饱且甘”（1880年十月九日）；“夜命六云作串汤鱼片，而不知为‘串’字，曾有里语：僧与书生同游，见鱼水，问‘串’字作何写？书生云‘水旁作去’，遂至相打。方言凡谨过水者为篡，平声。字书无其害也。余忆袁枚食单，于篡（平声）肉字书作‘串肉’，姑依用之。至于鱼篡（平声）水去，则仍不知用何字矣。”（同上）而雅鱼系川中名品，能得食亦可一记，何况相当于学生所馈之束。“郭生来送雅鱼，略教以为学之意。”（1884年月一月二十九日）

    鸽子蛋价之低廉出乎王闿运的想象，“乃留子箴、崇纲食于官厅，何其好吃至此。始食新，茄一枚直八十一，豆费二千五百，与鸽卵相似。而此间鸽卵甚贱，一枚乃直七文，宾筵不用也。”（1879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于番豆，不知是今之荷兰豆呢，还是土豆，总之他“多食番豆，腹中殊不快”（1884年七月二十八日）。书中有关送蒸盆的事有几处，但我查阅了许多资料，至今未知蒸盆为何物，特录出来，以备研究川菜的人研究。“陈生友生送蒸盆”（1879年六月十三日），“两监院送蒸盆，蜀人谓之鼓子”（1880年三月十七日），“李年侄送蒸盆”（1880年七月十九日），三者联合起来考察，亦不知是什么东西？蒸盆，我想可能与吃的东西有关，故特笔记于此。

    平常的烤猪、烤鸭，王闿运亦有录入，要么是味道不错，要么是送食物或者邀食之人值得一记。“稚公送燔豚、炙凫，要廖、杨、刘、任供食。”（1879年六月四日）有时只记录了吃烧烤，连吃烧烤的内容都省了，“驻防凤茀堂普请城中见任官，设六桌，余与芸阁陪将军歧子惠，曹、李二太尊陪余，看戏吃烧烤，至子初乃散。”（1884年一月十二日）招饮有边吃烧烤边看戏剧、魔术者，也有因重九登高之会的招饮，把吃饭娱乐与民俗活动勾连在一起。“松翁招饮城南浙江义山旁，为登高之会，黄、毛、二刘同坐，皆江西人也。与刘庸夫俱不终席而还。”（1880年九月九日）成都系平原，周围乏可登之山，城南何处王氏又未细指，故义山旁不知在今何处。至于有在家中食胙肉的记录，“留见郎食胙肉，因要谢世兄同饭”（1884年八月六日），至若“煨芋食饼”（1884年八月十一日）的粗简。平凡若馒头，王闿运亦不乏记载，“晨未食稻，食馒头三枚”（1879年五月十七日），如朋友“穆芸阁送馒头”（188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不知三天过后，他所食的川北馒头是否穆氏所送？“晡食川北馒头一枚半已饱，夜亦未食。”（188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王闿运下午3点至5点之间吃的馒头，居然可以不吃夜饭，可见川北馒头分量比较足，个头比较大。四川是产盐之地，尤以自贡井盐最为著名，因此“张伯圆送年礼瓢盐，云瓢盐甚难得”（1884年一月十五日），不知其可信度有多少？

    食不果腹的人，是没有机会享受各种名贵稀有水果的。“食枇杷颇有甘者，而苦核大”（1879年三月二十二日），说明这是未经改良过的土著品种。“小睡，起，夕食蒸杏”（1879年三月二十二日），不知蒸杏是如何做的，此种食法在成都亦未听说过，难道是湘俗么？如系湘俗，彼时王氏并未带家厨来，故存疑。“毛亭送云南石榴，甘津，佳品也。”（1880年十月十二日）虽是云南之物，而王氏亦食于川中，对研究各地水果品种史未始不是一点有用之材料，故一并记载下来。云南石榴并不是王闿运吃到的唯一滇中土物，他在湖南长沙也是吃到过的，“食佛掌参，鱼肠面，滇中土物也。”（1883年二月二十三日）或者是川东枇杷不坏，或者是王氏怜惜老者之贫苦，有次路过巫山，他竟“见老叟篮枇杷，倾筐购之”（1884年四月九日）。至于喝茶，则屡有人送，“熊邛州送茶及薏苡为消暑饮子”（1881年六月八日），甚至有学生把郊天之用的贡茶送予他，“陈生柄文送蒙顶石花茶叶六片，郊天所用。每进三百六十片，闰月不加，犹或不足额。用锡合，合盛三片，开其一，已霉变一叶矣。至省易银合，乃得窃二以出，然非贡吏不能得，进督、藩者皆陪茶也。余于何叟诗中知之，今乃得见。”（1879年六月二十三）如此难得一见祭天用的贡茶，王氏都有幸一得，可见其饮食之福匪小，只有何绍基的诗才有记载，别人不一定见得着，甚至连丁宝桢这样吃陪茶的总督没见过都是可能的。至于“莲弟取薛涛井水还”（1879年一月二十日），不知作何用？取来煮饭，还是泡茶？没有明说。若是泡茶，则有可能不及河水。

    王闿运数次往返川湘之间，从湖南到四川，他是坐船经过三峡到万县，再由万县陆路到成都；而从四川回湖南，则是从成都坐船直抵长沙，沿途他记录了许多人事风物，颇有可钩稽之处。旅途的饮食因诸方面限制，必不能有多讲究，但检王氏日记里的记录，亦大是趣事。在赶往成都的途中，于万县他记有“今日食二鸡卵，一锅魁，碗半饭，尽余甘蔗”（1880年三月四日）。王氏此时48岁，饭量不坏，所食全系四川普通食物。到达南充地界，他透露“食素面未饱”（1880年三月十日），大抵是素面不合王氏口味之故。至中江则“卯初起，行卅三里过观音桥，未饭，食薯粥甘蔗”（1880年三月十三日），总之极简略。只有一次王闿运随丁宝桢到外视察，在重庆时于桂花园临江馆吃饭是旅途中比较隆重的，省部级官员到底比一个清流的校长要讲排场些。“出城至桂花园临江馆，镇、道、府公宴督府，用、舟作陪，以作为客。桂过兰香，小有幽致，房宇则未为佳。”（1883年八月十五日）刚好中秋节，故桂香扑鼻，于此吃饭，其雅致自不必多言。

    至于说对王闿运吃饭地点的探究，并非可有可无。追寻吃饭地点，可从此看出晚清亦即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成都的饮食地图，与近30年后傅崇矩在《成都通览》里的吃饭地点稍作比较，即可看出一些饮食地点与城市变迁的关系。如鲁詹等人曾在延庆寺宴请过王闿运，而且还招人来表演魔术。“竹老、元卿、鲁詹设饮于延庆寺，召幻人叶慈巴作诸杂剧。慈巴以搬运幻技，起家累千金，擅名成都，凡灯彩铺垫借办，皆取资焉。余为宾，莫、李、力田、惠庵、张玉侯皆与饮，设馔甚费，蒸豚最佳，自未至戌乃散。”（1879年二月一日）五年过后，王氏又有到延庆寺的记载。“至延庆寺，赴金知州之招，崧翁先在，金木讷无多语，设食不恶。”（1884年七月三日）“院生十六人新中式者公宴余于二仙庵。”（1879年九月三十日）有到武侯祠数次，“朝食后小睡，出城至武侯祠，稚公招同莫、李两提督陪黎漕使饯席，午集申散。”（1880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城外关祠，魏、胡、李、范四斋长设馔，借张师爷厨人，稍精于酒馆，恐城闭，忽忽散。”（1883年七月十八日）四位学校的后勤人员设宴款待学校校长，馔肴之丰，味之兼美，是可以想见的。关祠的厨人大抵是不行的，特地去请了有名的张师爷厨人来烹调一席，虽然比酒馆都还强，但因关城门，故不及细细品尝，也是很遗憾的。同是夏天，过三日后再至关祠游玩，衣着却是另一番情景，“午至关祠荷池看雨，甚凉，衣二袷一绵，戌初散”（七月二十一日），真可算比较怪异的天气。“申正至江南馆，顾家山设饮，朱小舟、幼耕、凤茀堂同集，甚热，亥散。”（1883年七月二十六日）那个时候吃饭、唱戏的公共活动空间，都在会馆之中。

    除了会馆、寺庙这种公共空间外，还有公园和今天意义上的风景区，如草堂与武侯祠，就属于招饮的常用之地。杜甫草堂宴饮有三次，“赴草堂竹斋陪孙编修饮……向暮散，驰还，未上镫也”（1881年六月二日），王闿运在成都外出的时候，骑马比坐轿的次数还多，“未上镫也”，还是比较得意于骑术的。“晨未饭，舁出南门，严生饯我杜祠，丁、戴、陈陪，向暝乃还”（1881年九月二十三日），严生即后来成都著名的藏书家严雁峰，他家是陕西大盐商，所以也是能拿得出钱来请老师吃饭的。第三次则是公宴，“霁寒，始裘。出城赴杜祠公宴，下官皆会，以余为客，巳集申散。”（1884年九月十六日）而武侯祠亦有多次之记载，今只及一次，“朱、丁、黄、张月卿继至，王莲塘最后到，设宴荷轩，午正散”（1883年七月十一日），王氏日记里屡次提荷轩，说明武侯祠那里荷轩是吃饭的雅舍所在，或许有餐馆在此亦未可知。至于从水路朋友到外地，一般都到薛涛井和皇姑院了，“晨出书院登舟，诸生步行，余骑行，至安顺桥东登来舟，更顾拨船及小坐船从行，送者络绎。芝生设饯薛涛井，马伯楷、黄翰仙、唐六少作陪，昏散，住舟中。”（1881年十月二十日）次日，“督府幕客穆芝阁、刘虚谷、黄耀庭、陈用阶饯余皇姑院。稚公、方保卿为客。”

    像王闿运这样不愁吃穿的人，吃饭更不是小道，正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何况常做奇怪梦的王氏还梦着过吃东西呢。“夜无端梦食甚甘，犹恍惚，视窗光未曙。”（1884年一月二十九日）当然王氏并不是对什么吃都持赞赏态度的，“彭乃于客座吸食洋烟，余甚怒，以其窘弱，不忍责之，遂告以将出，不复与见”（1879年二月十九日），在座中吸食鸦片烟是王氏最为痛恨的。当然，他吃饭也有一次“创了纪录”：“至章宗沄处晚饭，去其肴馔甚精，殊不甘旨。卢丽生、章师爷及其兄与房主李姓同坐，江少淹为总客。人甚驳杂，又谈烟花，颇为唐突，二更乃散。余中酒，为烟薰晕绝，坐人大骇。”（1879年九月二十八日）王氏本是不胜曲蘖的人，复以烟熏，就弄出令人大骇的晕厥——如果谈烟花也算他惊厥的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他未免太道学吧，周妈、罗妪的存在如何说来——亦算是王氏吃饭的一个“花絮”吧。

    2007年7月8~16日定稿

    王运的蜀道观察

    在近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出现之前，古代四川与外界交通艰难，唯两条主要道路出川：一条为通往北方的川陕大道，北上陕西或者北京；二条则为峡江水道，东出夔门，前往江南地区，或者北上抵京。当然，西有通滇之南丝绸之路，往南亦有从泸州至贵州到达南方的道路，但西南两方在古代均不是文化、商旅中心，故这两条道路多为研究者所忽略，这是不应该的。但人们谈蜀道的确大多只及川陕大道、峡江水道，这是为情势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势”则是川陕、峡江二道远大于其他出蜀道路之作用，“情”则是为“势”所生，“势”大则“情”之记载细密且多。关于川陕、峡江二道的沿途风物人情之记录，自古不绝，以迄于今。关于蜀道情形之记载，陆游、范成大为此中之显者，王士性、俞陛云则稍有掩忽。迨至近现代外人入蜀之记载则有竹添进一郎、山川早水、中野孤山、伊莎贝拉·伯德、古伯察，乃至公路筑通后，蜀道依旧艰于行进，抗战军兴，大批人物入川，故有黄炎培、陈衡哲、舒新城、罗常培等先生入蜀之记载，此间夹杂着一位从湖南来川执掌尊经书院的人物王闿运。他几度入蜀及返湘，进则由两湖过三峡达万县，自万县经南充、遂宁，而抵成都；出则由成都坐船过乐山、宜宾、泸州，直趋重庆，出三峡而达长沙。他几进几出四川后，对蜀道难的问题也看得比较豁达了，“往闻难而沮，今来此往过此，亦无复难，事不可惑人言，人言徒足阻气壮”（1879年十二月七日）（所言均为农历，下同）。所以他才有重过杜甫由蜀至湘的道路时，“殊笑其不能自振”的豪迈（1879年十二月十四日）。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旧日读书人沿蜀道行进之日记里，都观察到了些什么，以便丰富我们对巴蜀文化之研究。

    一

    1878年十一月九日王闿运由长沙出发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抵成都，此为第一次入蜀，费时一个半月有奇，此后数次进川费时大抵相同。古之学者，行旅之中，翻读各家地理志书，以为舟行陆进，沿途观察之资，已成常态，不似今人之带去两铜圆般的眼睛，而一无所获。王氏启程即阅《水经注》，有补充，有驳难，复以实地观察，常看出与郦道元相左之意见，特举二例。“所云百七十里不见天日者，殊非实迹矣”（1878年十二月一日），殆横舸其上，在昼犹昏的景象不复见之故；“船行四十里过巫山县峡，亦未见峻，石粗疏而不能生草木，所谓亏蔽曦月者，北人语耳。余所见川峡若此者不可数，无此长耳……又三十里至将军滩，疑郦注误新崩滩在此也”（1878年十二月二日）。王氏固有异举以鸣高的脾气，但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滥用意气，否则其所著之《湘军志》及一系列关于湖南的地方志，便不会引起众多史学研究者的关注。郦道元自是北人，不知是否到过三峡，“北人语耳”似有指陈郦氏未及亲见三峡之弊，不然“北人语耳”此句便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对郦氏的驳难中，透露王氏对三峡迥异常人的看法，值得我们推敲与重视。

    舟过三峡，古往今来之文人墨客，多所赞叹，可谓车载斗量，独王闿运不以为然。“晨过巴东，帆行三十里，入巫峡。山石粗恶，未尽所闻之美”（1878年十二月一日），“山石粗恶”是他对三峡的山石的基本看法，即偶有赞美，亦不脱此评价。“晨发三十里至夔门，望峡口颇为灵秀，滟滪石正似盆中假山，但色质不润耳”（1878年十二月五日），冬日石材色质不润当属常态，但王氏还要说出他的遗憾；用“盆中假山”来形容滟滪堆，未始不是一种赞美，但这赞美未始不包含一点批评。王氏对三峡山石之粗恶实在留有太深之印象，故记一梦来反衬其所见之属实。“夜梦舟行见一山，玲珑窟穴，其高际天，而峭薄若屏，山石质空苍，透光处如镂丝，叹为奇绝，殆瑶姬之神，故示神异，以洗粗恶之诮也。因语诸同行而记之”（1878年十二月十二日）。刚从万县出发，便得出“山行景物，胜于在峡”（1878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结论，于三峡之失望，情见乎辞。王氏此行为首次入蜀，于冬天逆行三峡，殊不见其好，是情理之中的事。到达成都后不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三峡，也颇多贬词，“别后惊于征途，未及笺报。久闻三峡奇秀，又加以香孙赞扬，及至其间，殊失所望，盛名难副，岂独论人？惟滟滪一孤石，差为不负此游耳”（1879年一月三日）。后来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出峡经验，再次入蜀后还是稍有改变，“晨起入巫峡，鸟语泉流，有助灵赏，北风送帆，平泛安闲，入蜀水途，斯为最乐”（1883年四月二十四日）。说明美景也需反复观察，才能体察入微。

    奇异景色，为王闿运所乐道。“饭于孙槽，从此至梁山皆缘谷直下，余前行殊未审，山景甚奇，作诗赏之……又见民居厨下泉流出为瀑布，感新召鲍超事，戏题一绝：‘茅屋春云袅爨烟，更无人问古松年。谁知灶下残余水，流作山头百丈泉。’”（1880年三月四日）我认为此种景致实在天下一绝，半生走过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别有洞天的厨房布局，与大自然浑然天成。要不是有这样风景殊异的美好景致，王氏一定会看到湘军干将鲍超被提拔的消息，深感自己怀才不遇，而不能以谐语出之。原以为此乃天下无二，哪知后来读黑泽明自传《蛤蟆的油》时，又遇着此种人工依托大自然的绝佳布置：“这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流水从厨房里穿过去，和村街的小河相通。据说，从前在这个厨房里抓到过鲑鱼。厨房安水闸的地方就是洗槽，鲑鱼就曾游到过这里。”（南方出版社，P90）鱼直接游到厨房之下，真让人有葛天氏之民之叹。王氏说自己“前行未审”固是事实，但时序也是大有瓜葛。前行是冬天，此时则是春天，虽是“春寒犹重”，却是“比日杜鹃声相映”（1880年三月七日），所以厨房下流泉为瀑布之景象，只有此时才能看到。在一周后的日记里，王闿运又提到气候与禽鸟之关系，亦可佐证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远非冬日凋敝可比。“今日已食樱桃，谷雨日始闻布谷，初五日闻子规，草木之知时不如禽鸟也。”（1880年三月十四日）后来再一次由万县经过梁山的时候，王闿运发现一奇景，令其赞叹不已。“道中见溪瀑悬流，黄浪奔而下，激成白气腾而上，上下相冲，几欲相敌，生平未见之奇景也，又见小无溜奔飞，涛欲啮人，吼若雷怒，不觉心胆俱壮。惜非大景，不足赋诗，口号二绝句记之。”（1882年五月三日）王氏看来真的有点激动了，竟将此景以庐山瀑布相喻。“急溜奔涛石道寒，海飞雷吼壮奇观。何须苦向源头辨，且作庐山瀑布看。”四川令王氏心折的景观似乎不多，唯此景与嘉陵江之水得其好评，亦可谓异也。“嘉陵江色蓝碧，余所见天下水此为最丽。”（1878年十二月二十日）

    二

    沿途风景固是舟行出进之人所欲关注者，但对沿途的风物民情、物产丰歉之注意，亦可从中看出彼时社会诸多风貌。盐为人类从古至今不可缺少之调味品，但古代食盐之获得较今人困难得多。王闿运虽未到过自贡，但对沿途之井盐与巴盐（俗呼盐巴）都有记载。（夔门）“稍上有盐灶，舟人云名盐矶，以前盐不可食，近岁有贫子得肉无盐，试濡之，咸香可食，因有煎灶也”（1878年十二月五日），得肉无盐，不能使肉味尽显，其苦可知，因之从地名而得录舟人之解释附于日记中，可见王氏对民俗风情之重视。峡中所记物产本不多，殆三峡地区大多为贫瘠之地。关于贩盐，王氏曾记大竹“道中多有牛驮运盐”（1878年十二月十七日）、“沿途盐贩不绝，道隘人众，殊不畅人意”（1878年十二月十九日）、“出西门循山陂陀途，皆担米豆上，买盐下者，米豆出广元、乐至，盐出蓬溪，小民以为生计”（1878年十二月二十日）。沿途说着贩盐的事，但只有在蓬溪才真正遇着井盐。“（蓬溪）始有盐井，从石上凿一洞，口不过径三寸，深可数十丈，浅者犹十丈许，皆以刚铁舂之，见盐而止。上施鹿庐转盘，紧篾于竿，竿及井底，则一竿通为一筒，筒可容水一桶也，向汲卤水上矣。篾长短视井深浅，井佳者日得水十许桶，少者一二桶，桶可得盐五六斤，井费百千，用功五六十日。取水时用二人，利未为厚也。舁夫云蓬、射盐不如富顺，又无火井，差促供民依食”（187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巴盐和井盐都为四川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能想象缺少食盐，四川的历史与文化能有曾经的这般辉煌。

    另外，王氏每每从历史地名来考订物产之准确性，且有存疑之科学精神，值得称赞。他在巫峡至裴石后说，“‘裴’当作‘碚’，蜀中谓石入水中为碚”（1883年四月二十四日）。其所到之处，便多思考，辨证《水经注》。并于过泸州的途中，纠正徐霞客言岷江为长江正源之说，“金沙江乃真正江源正流”（1881年十一月四日）。观看山水风物，而得到关于“屈、宋”的“人文地理学”，“初月一钩，山川饶艳，初疑秭归山水陕急，何以生屈、宋，今乃知其骨秀也”（1883年四月五日）。他对物产尤多究心，“自此至云阳，汉设三橘官，今惟黄甘颇佳，未见橘也。又橘橙相类，不知其所以异”（1878年十二月六日）。提及万县物，王氏只及甘蔗，“颇饶佳蔗，紫皮，劣于广州青者”（1878年十二月十三日），看来广州甘蔗在王氏心目中具有相当之地位，但万县所产甘蔗能得王氏此评，亦属难得。但万县这地方，和许多人口多的贫瘠之地一样，山多地少，故“此间无山不被耕烧，正以山多逼人，人不能复能让之，亦失其孤高耳”（1878年十二月十四日），广种薄收，烧山伐薪，过度开垦，大自然受到不小的破坏。此种破坏，不独万县为然，中江亦乎如是。“询李眉生家，故在城郭外。中江多山童，稀垦种者”（187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年过后，他说“中江山则童秃如坟，过兴隆场，乃有赤山，余前有诗赏之”（1882年五月十六日）。这说明由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滋繁甚众，在清朝中后期，已造成四川的生存压力。

    万县一地，四月较冬天路过时，更富风致。“子规绿树，犹有春光，茹卢花残，唯见刺叶”（1883年四月十八日）。紧邻万县地界，大竹一带“旁山皆种胡豆、大麦，陂陀泥滑，舁夫彳亍，行不能速”（1878年十二月十七日）。到顺庆府城外，“土多茜草，春收红花，为大利”（1878年十二月二十日），茜草可作颜料，红花可作药用，因之得“为大利”。当然也有种烟土的，故他有题罂粟田：“玉白脂红一望妍，尽驱黄犊为耕烟。春风莫望桑麻长，更有扬州芍药田”（1880年三月六日）。种烟他还有心思咏叹，当他在丰都看到“卖鸦片者呼声甚厉，亦骇人闻”（1883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于江津则“江岸多黄甘，弥望数十万株，李衡木奴恐不及一匹绢，盖橘利三陪甘”（1881年十一月六日）。让人想不到的是，巫山所产美柚，“地多美柚，以朱沙点者为最佳品，有朱点则肉红色，与金钱圈橙同，不与凡类也。朱点者一枚十八文，凡品十二文。半山云宣化乡中示砂点者一枚六文”（1881年十一月十四日）。其美柚价如此低廉，真令人感叹。关于蜀道沿途所见之树木花草如樱桃、枇杷、榕树、紫荆、榴花、红花、罂粟、红刺等，他在1883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日记里均有详细记载。另外在1882年五月六日于梁山道中咏蔷薇，同日他还咏了一种不知名的野花，“梁山道中，有花初夏满山谷，土人不知其名，图归以示知者，先题一绝：‘粉红圆瓣细绒鬓，欲问芳名《蜀志》无。花似剑南官样锦，画归题作野茱萸’。”反而是四川的桂花不被他欣赏，如他在内江一地，“登小楼见老桂四株，花繁而香微。蜀桂不香，亦一典故也”（1882年八月二十四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闿运对榕树的记载，这里面可看出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徙的影响。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客家人有从原住之家乡带榕树苗到新聚居地的历史。我曾与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全球中心合作一个小型项目，便是搞“客家入蜀小史”之调查。我调查所出的第七题为“是否还带有原产植物入川种植”，受访者、作家曾伯炎先生回答道：“从梅州背着五棵黄葛树苗，在湖南夜宿，早晨动身赶路时，忘了带走。行了二十里才想到树苗，又回头去拾到才上路。这几棵树至今仍在中江兴隆镇文家湾，已要数人合围，常引人对前辈的追怀。”曾伯炎先生所说，在王氏日记里能找到相关的旁证，把从渠县、南充、遂宁路上两日的日记联在一起来看，便能看出此中消息。“二十五里至乾霸，小歇榕树下，树垂垂有子，土人呼为黄桷树，豫章之变种也。闽、越、蜀则变，他土则否。章，美材，榕，散材，地气入界则不同，未知其由，大要土碱如此”（1878年十二月十八日）。我不懂植物学，对土壤之使材质变异也没有研究，但王氏记录的榕树作为进入一个村庄之标记，在川东到川西的许多丘陵地带，确是事实。而且榕树作为四川村庄之标记，在明清以前的文献中似乎尚少发现，而在明清以后的文献中逐渐增多，与客家人之入蜀当有一定的关联，日本人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蜀游杂俎》里专门有一节谈及“嘉定港与黄葛树”。“三十里兴隆场，蓬州地。居民多操零陵土音，云客土各分，零陵人不改乡音也。然土民实亦多永州语，妇女操作亦如永俗，盖习渐始然”（1878年十二月十九日）。前者提及黄桷树，后面说到永州、零陵习俗，这是典型的“湖广填四川”的活历史。在梁山一带，“往湖广会馆看戏，路遇一丁姓，云常、永、宝三府公建。而自称湖北人，不知原籍何县。问其来，则雍正中”（1882年五月五日），更是湖广填四川的又一佐证。他在读《蜀志》时进一步提到榕树，“阅《蜀志》物产叙录，甚有法。吴省钦记黄葛树，以为疑即榕树。余一见即识之，以此知博览之益。凡未见而考求者，虽是而疑非也。孔子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识鸟兽草木不难，知其异名为难。《尔雅》所称今悉在目前，但不能名耳”（1879年一月二十六日）。关于此点，同为湘人的钟叔河先生也曾在《念楼集》中有申说。王氏提及蓬溪一带以红苕为主要食物之一，也与今日被称之为苕国的川北一带（蓬溪、盐亭、西充等地）作物种植相符。“土民乏粮，多恃薯蓣芦菔为食。至此始有橘，犹不及黄甘之多”（1878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四川的红苕种植，查家谱、方志系客家人从1733年左右带入，为繁殖因明末清初地广人稀的所缺之人口，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度过不测之灾荒年成——尤以道光十八年（1838年）川中大灾后红苕的栽种面积大幅度增长——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红苕对四川民众相关生活，比如食物结构、川菜菜系以及气候森林诸方面的影响，我准备从细节入手，有意做个专门的个案研究《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

    三

    旅途之行住与饮食也是过客所乐于记录的，王闿运亦不例外。关于旅途之饮食，我已在《王闿运的四川食物》里提及，此处从略。彼时外国人初入中国，对于中国旅舍不洁之印象，厕所之污秽，臭虫之多，多有记载，尤其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蜀游杂俎》里对此记录详细而深恶痛绝。外人看到旅舍窗明几净一定欢呼雀跃，但王闿运的“中国眼光”，让政治敏感度不够高的中国人都深感意外。“宿五龙场，店阁明净，为栈房四阿重屋，僭宫室之制”（1880年三月十日），离南充不远的这座旅店，如果王氏有告发之心的话，肯定能够领到忠于秩序的奖赏，好在他还没有这般下作。不过他内心里对秩序的恭顺态度，真有点害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样子，此病的源头自然要追溯到大家的老师孔子那里去。“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僭越都可以忍耐，还有什么不可以忍耐的呢？一个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对一家旅舍的态度竟可以如此不同，制度所衍生的文化观念之别之大，可不令人浩叹？

    以貌取人是察言观色之辈的常态，王闿运行到中江，也遭遇了此等尴尬。“店小二处我以侧室，犹以为不配，黄翰仙来必不至此”（1880年三月十三日）。黄翰仙是王氏当官的朋友，当然“必不至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是止不住略有感慨。其实也不怪那店小二，彼时他当然还没有建立“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经营概念，他心目中固有高低贵贱，王闿运何尝没有呢？前述旅舍“僭宫室之制”的说辞，看上去正当无比，其实在此处就被店小二的“等级制度”观念“暗算”了一回，店小二狗眼看人低，不可谓之冤枉。可惜以王氏彼时的见地，可能一辈子无法想清此一问题。

    王闿运数过兴隆场，不止一次遇着赶集。“十五里兴隆场，前过时墟集，今亦以初九日过，复逢墟集，人则少矣”（1882年五月九日），“卅里至甘草岭，有墟集，前似未见也”（1882年五月十一日），但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记录，否则于研究近现代场镇的兴起是很有用的。有次在端午节路过南充，他对此细加描述道：“渡水便到顺庆府城里，街市卑陋，人甚繁庶，云方赛城隍神。自五至十五日，老妇百里来烧香，村妆竞饰，如新年也。自渠至此境，时闻书声，民气较朴”（1882年五月十日）。数次停留重庆，没有更多之记载，只一次停下来去游涂山，亦无特别的感受，倒是在重庆见月为难得之记载，“夜视江烟，似有月光，出船望之，初月正明，所泊亦尚清净”（1881年十一月七日）。而在三峡一带，他曾见过参加袍哥组织的人，“坐茶棚，见若哥会者数人，神似何人，而不能举其名，大要蜀派多如此。吾门三四十人，庶乎其免矣。蜀派初若飒爽坦率，其诈乃不穷，吾数为所误，今乃识之耳”（1882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对袍哥组织的帮派及欺诈是着力批评的。但王闿运对四川最大胆的评价不是说蜀米无味，而是说“蜀亦外国也”。四川是外国，恐怕这是古今中国人对四川最出位的评价。王氏在长沙与家人及朋友分别时，有朋友问他，“言往俄往蜀孰利？余云蜀亦外国也。然二刘年少，当往俄以练习人事，大刘仍留乡居，打佃夫槌王匠可也。此所谓思不出位”（1880年二月三日）。将入蜀与远赴俄国同等看待，并视蜀地若外国，不亦奇哉？王闿运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2007年9月10日定稿

    重庆孤男寡女：历史上的商业双雄

    我要借用作家玫瑰水手的同名网络小说，做一个扯人眼球的标题党，来表达一下我对重庆历史上两个了不起的商人的景仰之情。重庆的商业史肯定不全是由他们书写的，但没有他们，重庆商业的历史，便会黯淡无光。“寡女”可谓实至名归，其姓已佚，单名清，又因其失夫而寡，故名之曰寡妇清。这位2000多年前杰出的女商人，在彼时所做出的成就，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重男轻女传统、等级森严的国家，实在是个异数。“孤男”是个形容词，但也可以是个事实描述，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从此再也没有了。这位“孤男”便是我所敬仰的大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先生。大家都记得毛泽东表扬过四位不能忘记的大实业家，除了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外，便是卢作孚。与他们三位相比，卢作孚虽是晚辈，但他创获的业绩，是一点也不输于他们的。但三位前辈都比卢作孚幸运，死得恰如其分，如他的一位老朋友吴虞死在1949年这道催命符上，免去了多少无妄之灾，而卢作孚死得不是时候。张之洞在清朝覆亡前两年已归道山；状元张謇大业已就、平安故去；范旭东则看到抗战胜利，可以瞑目；独独卢作孚活到了一个不该他活的时代。他事业未竟，心存侥幸，从香港北归，在观望与徘徊中小心翼翼地迈进1949年这道历史大坎儿，结果在1952年便“自绝于人民”。

    一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虽然没拿企业家的润笔费，却用他那如椽巨笔为商人们争得了不朽的荣誉，这便是他那别开生面的《货殖列传》。如果我们勇于联想且稍作变通的话，几乎可以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来衡度《货殖列传》，这并非全是虚妄穿凿的文字游戏。诚如一位名叫辽西短刀的网友所分析：“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之于今天的基尼系数与二八定律；“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类同于资本流通及循环速度；“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之于商业信誉与著名企业等等，不胜枚举。更为叫绝的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名言，不仅揭示了亚当·斯密之“人是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动物”这一伟大定律，而且还替我们“考察”了薄熙来先生当商务部部长的名分，似乎有点其来有自的“正当性”。

    《货殖列传》全文约4800字，出现了52个历史人物，著名的如吕不韦、白圭等大商人，在这众多人物，只有一位著名的女商人，那就是重庆长寿的寡妇清。中国历史著名的女商人，本来就不多，尤其这位女商人还是位寡妇。虽然秦汉之际的寡妇不像宋代以后的寡妇那般倒霉，但立足于世终究少了丈夫的奥援。寡妇清在那个商业很不发达的时代，为何能博得如此大的名声，并且为司马迁写进《货殖列传》里垂诸不朽的呢？要知道，司马迁对史料和人物的裁择，在史学家中举世罕有，如果寡妇清没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那么司马迁便不会将其纳入庞大的写作计划之中。

    由于年湮代远，寡妇清生卒年已不详，但她所做的事业却斑斑可考。据司马迁的记载，寡妇清生活在今天的长寿、涪陵一带，其祖先因累世经营，取得了开采丹砂矿的垄断地位，在她这一代将其发扬光大，累积了无数的财富，其影响所及，遍布当时的大秦帝国。丹砂的化学名称叫硫化汞（HgS），古时产地主要在今天渝东南、鄂西、湘西、黔东、桂东北为主的武陵山脉一带，围绕着长江流域、乌江流域、清江流域、酉水流域、沅江流域分布——“巴蜀沃野，地饶栀、姜、丹砂、铜、铁、竹、木之器”（所引如不注明，皆出自《货殖列传》，下同）——是古代巴山和今天土家族的聚居地。这一带山高地险，交通不便，水陆两路都比较险恶，但至今仍是硫化汞的产地之一，地方志、族谱里都不乏此种记载。从史书上记载巴人寡妇清开矿致富始，不少史书都有巴人开采丹砂矿的历史，故东汉时期有将今之秀山、黔江、酉阳数县置丹兴县之事——《后汉书·地理志》所言，丹兴者，刘璋析涪陵所置——因丹砂矿而兴旺，故取此县名以广为招徕，且便于统一管辖。但丹砂矿中，以湖南辰州所产尤为著名，故名辰砂。丹砂出产中心清江流域、酉水流域、沅江流域，最后都通过沅江通往洞庭湖而销往广大的江南地区、华北地带、南方地区。因为是通过辰州统一转运的，要想获得统一的品牌效应，这一带所产便统一冠名如此，其实好的丹砂并非全系辰州所产，其产地应该属于今天渝、黔、湘、鄂四地交界地带亦即今之大武陵地区。

    丹砂矿的用途十分广泛，可作油画颜料、印泥及朱红雕刻漆器，可用于船舶、建筑物的髹漆之用。而且从药理上看，一是有镇静、催眠和抗惊厥作用，二是具抑制生育作用，三是外用能杀灭皮肤细菌及寄生虫。换言之，丹砂在冶炼技术远不甚发达、生产落后的古代，不仅是人们生活所必需，而且是相当稀缺而紧俏的战略物资。寡妇清的丹砂不仅通过辰州远销江南及南方地区，通过长江远销江淮地区，而且还通过汉水、嘉陵江远销北方尤其是陕西省，满足首善之区人民特别是秦始皇一干人等的需要。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大兴土木，“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秦始皇本纪》），这样一来，众多建筑对丹砂的使用量就急剧增加。当然这还不是秦始皇对寡妇清比较重用，将其当作上宾，在其死后“筑怀清台”加以表彰，兹以宣传的理由。秦始皇和任何独裁者一样，想让自己长生不老，于是炼丹以保生命长久，成了他比治理国家更为痴迷的爱好。

    炼丹术在中国起源甚早，在秦始皇时代由于丹砂的大量生产与运用，使得他想通过炼丹而寻求长生不老的愿望愈加强烈。替秦始皇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之方的徐福，有去无回，就更加深了他对炼丹术的依恋。丹砂亦即红色硫化汞经过火法（煅、炼、炙、熔、抽、飞、伏等），分离出水银，水银跟硫黄化合以后便成黑色硫化汞，一加热又可以恢复红色硫化汞的原态。古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造成可以延年益寿的“还丹”，而这样的“还丹”和不老术受到秦始皇的追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对于炼丹术的神功，东晋葛洪曾说道：“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以作黄金”（《抱朴子·金丹》），于是跟风影从者甚众，因此寡妇清受到相当的礼遇和重视，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寡妇清的厉害之处，在于她并不满足于自己丹砂矿的商业优势，她也知道讨好秦始皇的妙处，如为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捐巨款，以成就秦始皇的英名伟绩。这一招官商勾结的古老方式，早在2000多年前的大秦帝国就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以至后世在专制制度下为商者，无不效仿。

    更为叫绝的是，巴人寡妇清凭着自己的炼丹术，甚至有人揣测她是另一位巫山神女，有炼丹及长生不老的独家秘技，法术惊人，才可能让秦始皇这样的暴君如痴如醉，同时又不能将其完全制伏。事实是不是如此，我们当然不能妄下断论。但秉笔直书的司马迁为何专门记载她，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表彰一个女商人那么简单。我们不要忘记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秦始皇陵墓时曾说过的几句话：“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相机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据2003年的考古探测，经过现代科技验证，司马迁所写完全属实，秦始皇陵地下水银保守估计有100吨左右，用水银的目的一是为防盗墓，二是他至死相信水银及丹砂的伟大力量。这么多水银哪里来的呢？所有史料都指向寡妇清这里，这便是司马迁一定要记载寡妇清的一个明显理由。

    一个乡间寡妇，能够礼抗万乘，养兵万千，势逼君主，名显天下，其原因何在？司马迁一言以蔽之：不就是因为她太有钱了吗？有钱是一个原因，也许她所致富的丹砂在那个时代的神秘力量，才是帮助她成就不朽商业奇迹的一个根本而隐秘的原因。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女商人，在中国历史上，截至目前，其成就可谓空前绝后。

    二

    2000多年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来两江交汇、比较繁荣的重庆，也伴随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走上了被迫打开国门、寻找现代化的道路。打开国门，对重庆来说，就是繁忙的重庆水上运输迎来了它的外国船只。此前的水上运输虽有竞争，但竞争的强度与力度，都不能跟现代化的外国船只相比。在我们20世纪上半叶重庆水上运输的主角卢作孚先生尚未出世的前两年，亦即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正式成立（关于重庆海关成立起的资料，请见周勇等译《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城市的近代化进程由此拉开序幕。十年过后的1901年，重庆拥有了12个同业公会、9个会馆与各式商会行帮组织，特别是1904年10月18日重庆总商会成为中国较早成立的总商会之一，南帮票号的巨头、云南人李耀庭任第一任商会会长，与此同时，以生产和经营桐君阁起家的本地商人许建安也随之崛起。但这些风光的篇章，很快便会被一个叫卢作孚的人翻过。他的光芒不仅盖过所有重庆商人，而且即便是20世纪的中国也罕有其匹。其事迹举其大端，亦可以令人叹为观止。他对乡村自治及其建设的实验、北碚图书馆的建设、西部科学院和地质调查所的建立、办兼善亦即今之合川中学、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电影院、运动场、游泳池等，与各个领域堪称一时之选的人物多有往还，处理周全，他对整个战时运输、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战略性贡献，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谓居功至伟。其中关于民生公司职工培训及管理，包括其公司每周三的周会，请马寅初、郭沫若、茅盾、黄炎培、胡焕庸、左舜生、杨森、魏时珍、梁寒操、王道之等人的演讲，都是极好的企业文化建设之范例（详见拙文《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

    卢作孚先生的商业贡献，已为世所公认。以1947年民生公司的鼎盛时期为例，拥有各种轮船120艘（此中尚不包括未交货的7艘“门字号”轮船），驳船33艘，总吨位58000余吨，职工89000余人，航线遍及长江各大口岸、香港、澳门、台湾、日本及东南亚，并相继在有些地方设立了办事处，于是我们不难想见民生公司在运输行业实力之一斑。其于社会诸方面之努力，文化建设、乡村自治等，已昭然于世。中国不缺乏能挣钱的人，今天亦夫如是。然像卢作孚以黎民苍生为念，以社会进步为己任，以文化传承赓续为重心，以教育发展为依归，以医治“五鬼闹中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为职志的企业家，在中国可谓并不多见。单以目前所公布的《卢作孚书信》1226封为例（据主编者黄立人所言，已发现卢作孚书信2000多封，希望将来能做卢作孚书信续集，凡是能找到手便收入进来，以备研究卢作孚及民国相关人事者参考。编注者辛苦，但注亦有不少疏漏，例如民国川大代校长张颐错成张灏，即属不当。另外书名应《卢作孚往来书信集》才准确，因为这里面别人写给他的信亦是不少的，受者和写者的身份都应该得到突出与尊敬），与其有通信之联络者，举其重要者来言说。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有不少人的文集或者全集里漏缺的书信于此所在多有：

    文化教育界人士：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胡庶华、张颐、晏阳初、顾毓琇、陶亢德、邓少琴、王星拱、张君劢、邹韬奋、梁漱溟、黄炎培、邓季惺；

    科技界人士：秉志、胡先、任鸿隽、王琎、竺可桢、周太玄、黄汲清、侯德榜；

    商业金融界人士：康心如、康心之、刘航琛、张嘉璈、范旭东；

    军政界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森、刘湘、贺国光、翁文灏、钱昌照、何北衡、张澜、康泽、刘文辉、张群、白崇禧、蓝文彬、吕超、罗泽洲、李家钰、何应钦、孔祥熙、王瓒绪、何廉、陈立夫、周佛海、邹琳、孙越崎、沈宗瀚、谷正纲、胡子昂、冯玉祥、朱家骅、宋子文、孙震、汤恩伯、吴铁城。

    我们都知道1938年10月，沦陷区工厂内迁的各种机器部件约10万吨，群集在宜昌两岸，等待迁至重庆，避免日寇的毁灭性轰炸，以给抗战留下能够抵抗的生活与发展之资，急需赶在枯水季节和日寇轰炸前迁到安全地带。但由于所涉单位过多，利益纷争，人员混杂，致使搬迁无法理出头绪。蒋介石命卢作孚以交通部次长的身份来指挥这次大拆迁，终于在12月枯水期来临的时候完成整体搬迁的壮举，这便是被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称之为“中国的敦刻尔克”的大拆迁。如果没有这次成功的大转移，那么中国的抗战能够坚持多久，最后胜利仍需多长时间，都是个未知数。作为以运输为主业的民生轮船公司，在国家危急时刻，当然不只是搬迁机器，运输人员，其中学校图书、文物仪器等的搬迁，尤为感人至深。涉及诸种搬迁的故事非常多，兹以《卢作孚书信集》里涉及武汉大学搬迁的事，他与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1938年7月往来信函，略去一些前后的客套语及称呼，以从中窥探一斑。

    王星拱致卢作孚：“作孚先生次长勋鉴：……刻下战局紧张，运输尤为重要，先生靖恭劳尽，倍蓰逾常，敬惟恢复健康起居安迪，至为颂祝。兹敬启者。敝校迁移嘉定，运转繁难，辱承先生厚爱，嘱托民生公司照护敝校，嘉惠实多，师生同人均深感荷。今尚有工农学院仪器、机器约二百五十箱未曾运毕，按嘉定敝校开课业已多时，亟需上项仪器以供实验，而刻下吨位拥挤，不易寻觅，敬祈先生特予荫拂，电致宜昌民生公司早日设法惠运，使敝校学业不至损伤，则高惠所及，更深且远。临颖不胜企祷之至。专此奉恳。”

    当时战局逼近武汉，各方面要运输的东西可谓至为繁难，但有涉及学校及国家教育的事，卢作孚无不马上办理。他回复道：“星拱先生大鉴：日前枉驾，失迎，歉甚。贵校滞宜工农学院仪器机器约二百五十箱，嘱为电宜民生公司设法运输。顷已由弟电宜民生公司李经理肇基兄相助设法运出。附上原电一件，敬希察阅为幸。”其所附致李肇基的信为：“肇基兄：武汉大学滞宜农工学院仪器、机器约二百五十箱，请设法分批由宜转出为盼。”要知道，以商业起家的人，素以利益为第一要务，大多会视此种费力不讨好、利润不厚之运输为鸡肋。何况彼时货多船少，运送能挣钱的紧俏物资是许多轮船公司求之不得的事，而卢作孚却以战时的国家利益和文化传承赓续为重，他这不全是大公无私，但这样的境界远非普通商人能比。

    运这些费力不讨好的图书及文物，不仅得不着比较丰厚的利润，而且危险系数大，损失的概率也大为增加。1940年中央史语所的图书文物从昆明迁宜宾李庄，11月12日满载史语所140箱公物的船只在由泸洲运宜宾的装卸中倾覆，不慎落入水中，经紧急打捞，全部救起。然书籍文物，历来怕兵厄、怕虫蠹，怕火怕水，偏偏让其遇到了倾覆浸水之灾。11月13日在重庆的傅斯年闻听此不幸之消息，气急败坏，其致电李方桂、石璋如说道：“王崇武全批，晨在宜宾落水，经捞起拓本善本粘滞成饼……”，“趸船失事，弟当即速电前往迅速开翻晒开，不能揭者，徐图蒸治”。自从此事发生后，傅斯年频繁与李庄的董作宾商谈沉船事件对策及赔偿事宜。1941年3月25日他又致信董作宾：“顷与民生公司商定，双方封条之箱先打开再晒，免再受损失，将来以原签文件为凭即足，又落水照相图器及重损书原价，请即开示。”这些与民生运输图书文物有关的往来书信，在欧阳哲生所编的《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里均未载，我是从岱峻兄所写的《发现李庄》直接抄录出来的，也不难见出民生公司在战时运送图书文物困难之一斑。

    一篇《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文章写道：“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孙恩山译自美国《亚洲与美洲》）的确如此，比卢作孚能挣钱的人，在当今中国不知凡几，但像卢作孚一样有人格、通文化、有作为、识大体的企业家，而今安在哉？面对扰攘纷争、道德隳颓、制度腐败的时代，我们不得不痛心地说：中国已无卢作孚！

    2007年5月24~26日于成都

    康有为的四川学生

    作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康有为的学生遍布全国，不知凡几，盛名如梁启超者，其声名甚至盖过老师。学生一多，不可能都如梁任公一样叱咤风云，籍籍名者肯定不少。但即便多有籍籍无名者，康有为的成都学生恐怕也不多。这倒不是成都人不想跟大名鼎鼎的康南海取经问学，而是因为他足履所到之地，离成都始终有相当的距离，要想亲承謦，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自然远非易事。康有为的成都学生本来就稀有，能留下名声，并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说道一番的，就可以称之为罕有了，这罕有的人中就有成都温江人官道尊。

    官道尊今天能作为康有为的成都学生，被我们提及，并不是他多么有名。事实上，如果不是我们施展一点福尔摩斯的打捞功夫，他一样有可能消息于天壤间，而不能被发掘出土。关于官道尊的生平事迹，翻查《温江县志》等相关书籍并及网络搜索，不得要领，未见半字。倒是在网上一篇题为《钓鱼城摩岩题词及名人题记》的文章里，说《春日登钓鱼城怀古》（二首）系官道尊民国时期游钓鱼城题诗并隶书刻石。诗二首内容倒是一般，隶书想必应有几分功力，因为官道尊的文章里常提到他为寺院题诗书联之类的事情。

    经我阅读手中的线装书《西湖消夏录》，大致可以理出：官道尊（1897~1968），本名官俊，字梦兰，四川温江人，曾在军中做事，后从文，其间跟康有为问学。据《西湖消夏录》扉页广告“励志斋丛书目录”十五种，均系自撰自印书籍，其目录如次：《弱冠掷埴集》（四卷）、《励志斋随笔》（四卷）、《读汉隋书笔》（六卷）、《励志斋藏书目录解题》（四卷）、《励志斋书牍》（四卷）、《励志斋友朋书问》（六卷）、《芝兰室唱和集》（二卷）、《武经补注》（十卷）、《军学常识》（四卷）、《军队教育程序谈》（二卷）、《妙香斋诗集》（二卷）、《蜀治刍荛录》（四卷）、《政治方针》（四卷）、《诸葛心书集注》（二卷）、《西湖消夏录》（一卷）。这只是1928年前官道尊开列的自印书目，此后还有没有新书出笼，因没有找到可靠的史料，不得而知。但仅从《西湖消夏录》里就可以看出他还有其他著作，如“予注《心书》，尹硕权已序成，请亮集刻之也”。（7月4日）但作者的书留传下来的似乎并不多，也没有引起研究近现代四川文化者的注意。

    官道尊的《西湖消夏录》（1928年5月励志斋自印），是一本十六开的线装铅活字本，40叶80页，十年前花50元钱得于淘书斋。是书用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作者在1922年农历六月初二日至十一月初七日五个月内，住在西湖龙井寺读书，以及到康有为在西湖的别墅康庄里问学的情形。作者彼时是个军人——“南海师所赐予玉印一方，付镌。文云：‘戎马书生官俊’”（8月3日），但后来弃戎而从文，因为在《西湖消夏录》里他曾说“今日始悔在杀场上”——因此与四川多位军人包括尹昌衡（硕权），乃至与著名的军阀吴佩孚均有往来，也算是个在民国有点影响的人。若是后来留有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对研究民国四川史定能有所助益。

    为什么1922年的读书及问学日记，要到1928年才印出呢？作者在自序里说道：“予也何人，敢云立说？又讵敢以此居诸笔记而问于世耶？复思南中讲学，为予弃戎衣而就道之上元纪念。既得南海先生诱掖，诲以天人之智，书绅可慕，述记奚忘？爰以岁月之蹉跎，略记当时之演说。先生之政事难议矣，先生之学问文章则无论海内外识与不识，亦莫不钦服，仰企靡已也。今先生逝矣，缅怀遗范，慨痛何如，则予之此记，胡可以不曝于世，而为研究先生学问文章之一助！予虽获庸识之诮，不恤也。”出书纪念康有为并且作为对研究他之一助，这说法当然正确无比，但未始不曾藏一点生以师传之类“皮袍下面的小”吧。倒是自序里接下来的一段话更加纯粹：“惟予刊此记而有恨焉者三：论学问难逢南海其师，论读书则难逢西湖其地，论遨游则难逢清净其时。今泰山崩颓于前，而江浙兵燹之余，疮痍满目，每开斯卷，不禁今昔之感矣。”官道尊的“三恨”实在是“三美”集于一身的“盛事”，人生得此一遭，亦算不枉来世间一趟吧。

    从《西湖消夏录》中得知，官道尊善书好作楹联亦作诗，书法未曾见过，但联和诗均属一般。官道尊虽爱读书——如7月23日“南海师至寺中用早膳毕，予陪游风篁岭上，谈甚久。予请以近人谓《礼运》一篇系出于老家（《吴虞文录》）。师曰：此朱子之说也。”彼时《吴虞文录》才出，官道尊即已读过，不可谓不好学也——但读书似乎得法时不多，虽有“吾每读书注意之余，半夜思及而惧遗忘，即起识之者甚夥”（8月26日）之法，但总体来说不算得法，见解亦不太高明（如其曾说读经救国云云）。但对一位25岁的年轻军人来说，如此酷爱读书，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官道尊在西湖龙井寺里读书，除了见其师康有为外，还会过不少人，如遇到过曾宦蜀十二年的孙锵。“晤孙玉仙先生锵，先生今年六十有七，精神矍铄，潜修内典。清季曾官吾蜀十二年，其治越也，政通人和，民歌麦穗。又手纂修《越厅志》，迄今见重于蜀，称为良史。先生博极群书，富藏篇帙，手不释卷，无间寒暑。谈次始知其戊戌之际，曾助吾师南海先生变法维新。”（7月28日）研究吾蜀历史文化，像孙锵这样的人岂能忘记不提？官道尊在勤读的同时，闲时曾“作白话体文一篇，投稿于杭报，题为《越俎代庖》”（8月14日），涉及1922年浙江大水。官道尊偶作白话，这就像终身写文言文，却在1921年也学着写两首白话诗的吴虞一样，说明彼时学写白话文（诗）是一种时代潮流。而这潮流，在1922年教育部济南会议定下中小学教材改为白话文后，就更是如此。

    官道尊不仅在西湖读康有为的力作《孟子微》，也问康有为许多问题，其中康有为两次说到基督教教义来自佛经，不特此也，还说耶稣曾读过佛经。腹俭如我未曾听闻过这样的说法，但甚有趣，兹录一次。“予请师以耶苏与佛教何如？师曰：耶苏全出佛教之天道一部，予游印度时，考佛典及耶苏所出地，始知耶苏曾读佛经，多不知也。”（7月26日）我虽然对佛教和基督教都没有较深的研究，但我想这种说法恐怕于理无据，只有像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里才有这样的“创作”。问学之余，官道尊也参与了康有为的人际交往。“下午赴康庄，侍南海师游谈，值送菊花于省长公署，代拟一启云：‘菊花之隐逸者也，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敝园百花盛开，惟菊差悦目，我念君子亦同好之欤？兹特饬园丁赠八盆，以供彭泽公余之一醉，谨启’。”（9月23日）康有为这样从波峰浪谷“隐居”到康庄的“隐逸者”，用菊花这样的“隐逸者”，来作为与达官贵人往还的赠物，总免不了让人感到有一点淡淡的讽刺意味在里面。

    虽说官道尊是康有为的四川学生，但使康有为暴得大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一定程度上受四川学者廖平《辟刘篇》、《知圣篇》的启发，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启发之深，甚至聚讼成康有为抄袭廖平的说法在坊间流传——著名学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也说康抄廖——但是深入研究二人的学说，还是有不少差别，廖平亦曾亲自否认康有为的抄袭。1913年廖平《与康长素书》里对康有为极尽推崇之能事：“忆昔广雅过从，谈言微中，把臂入林。弹指之顷，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巍然大国，逼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太岁再周，学途四变。”去掉书信里免不了的客套，要是康有为真是抄袭廖说而不承认，那么廖平即便坚持“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犯不着给他戴如此空前绝后的高帽。顺言之，官道尊受惠于康有为，但也受惠于清末民初的蜀学，其源头当然是开创清末民初蜀学风气的湘中学者、诗人王闿运，他在四川的行迹，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2010年10月11~13日于成都

    民国四川“女武训”

    20多年以来，成都旧书市场几经变化迁徙，但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大多会到旧书市场搜书。搜旧书所得多少，固与书缘有关，但更与自己的识见和视野有涉。我常以能在众人废弃不取的烂书堆里，梳爬出让人惊羡的资料和变废为宝的东西自娱，从而为己所用。不夸张地说，在这方面，我是有几分才能的。

    这不，前两天在旧书摊中花两元钱买到了一个打印本。这个打印本名为《一生献给盲聋哑教育事业——罗蜀芳回忆录》（是书9章，前有“致读者的信”，16开，共104页），由罗蜀芳的学生王茂华、礼广贵整理。打印本系普通白纸本，过了20多年，纸已发旧变脆，用透明塑料夹着阅读尚可。打印本本来不多，过了20年尚能存世，因为没正式出版过——其间除少部分内容刊于1992年的成都文史资料上，大部分不为人所知晓——必定更为稀见。整理罗蜀芳回忆录的两个学生既是老革命，也是老教师，退休后还能回到成都来给自己曾经的校长和老师整理回忆录，在如今世风浇薄的年代，没有深情厚谊和价值观上的认同，是断难有如此举动的。人生一世，不管是谁，大多为生计所迫，为世情所扰，谁不愿在年老之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如是观之，正可以见出罗蜀芳非同寻常的魅力来。

    罗蜀芳是谁？虽然在下读书不少，但请恕我腹俭，此前未曾注意到过——有人会说，你既不知晓罗蜀芳是谁，却为什么拿到她的回忆录就觉得是个宝呢？那是因为在下长期关注教育，且对此薄有研究之故——虽是客居成都的外乡人，但自信于成都的历史与现状，巨细靡遗，了如指掌。但即便如此，还是有漏网之鱼，罗蜀芳的事迹，于我就是漏掉的一条“大鱼”。此“鱼”当然是相对于我这种胸无大志的人而言，对于那些动辄不想扫一屋，却时常想扫天下的人来说，这算哪门子的“大鱼”呢？不就是个校长教书匠，不就是个孩子王，而且还是个聋哑盲的孩子王吗？有何等勋劳让人觉得了不起？这对习惯于成王败寇的势利国人来说，绝对觉得不可思议。

    罗蜀芳于1906年出生于成都城守街一个木质镜匣手工作坊主家庭，家里不算富有，但罗蜀芳非常幸运，其母在父亲去世后送她进私塾和新式小学就读。其间停学后，她干脆找朋友借了10元钱，进传教士办的华英小学就读（此前她读过明德小学，亦属教会学校），后来受洗信教。而她所上的有着“中国盲聋哑之祖”之称的烟台启音学校，亦是由成都基督教浸礼会资助200元，而得以成行，故终其一生是个基督徒。她曾任过中西慈善团盲哑学校的教师（该校会计为考古学家葛维汉）、兼任过成都市基督教盲哑学校校长。她的事迹，对于研究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和贡献，是个极好的样本，恐怕对基督教于西南地区的传播有深入研究的秦和平教授也未必注意到此点。由于二哥轻信媒婆之言，罗蜀芳曾有过极短暂的不幸婚姻，后没有再婚亦没有子嗣，故她以终生奉献给盲聋哑教育为乐。她的二哥曾与人经营过成都启明电灯公司之后的第二家电灯厂，并在城守街经营过成都第一家上演有声片的新民电影院，其后还在西御街建中央电影院，正是二哥的实力——也许还有造成她不幸婚姻的内疚——给她创办盲聋哑学校不少的支持。

    特殊学校教育，一直不为人所重视，政府机构亦如此。即令是非常重视普通教育的人，也未尝分助一点精力于此的亦大有人在，如著名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诸先生。这不是苛责，而是说清楚此一窘迫的事实。因为社会分工，晏阳初、陶行知等教育家用力于普通之平民教育和师范教育，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同理，着墨民国普通教育的研究者不少，但特殊教育的关注者偏少，而四川地区包括对成都特殊教育历史的关注者，就少之又少。据我有限所知，只有陈建华、潘玉虹的《民国时期四川特殊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一篇文章和谢新农的硕士论文《民国成都盲聋哑特殊教育》，这证明此种情形在今天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每忆及此，无不令人浩叹再三。

    聋人教育专家戴目在其编著的《百年沧桑话聋人》一书里，将罗蜀芳作为成都明声聋哑学校创始人，与南通狼山盲哑学校的创始人张謇、上海傅兰雅聋哑学校的创始人傅兰雅、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的创始人陈鹤琴相提并论——在搞盲聋哑教育之前，罗蜀芳本可以继续读朝阳大学而成为法官，其间亦可至日本留学，但因盲聋哑教育事业而脱不开身——但在她的故乡成都，除了少数人外，大部分人毫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这样的遗忘，也不只是针对她一个人，而是近乎一种集体遗忘。与晏阳初、陶行知一样有名于时，并先后同学于美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乡村教育学博士，出生于成都华阳傅家坝的教育家傅葆琛又有几人知晓呢？作为有历史癖的后来者，应该对前辈们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心怀感恩，揭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缅怀且学习他们的懿德风范。

    截至1949年，在开展特殊教育教学和创办特殊教育学校的17年中，罗蜀芳能坚持下来并使自己主政的盲聋哑学校有所壮大，其间自然少不了许多热心人的襄助。除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学生来盲聋哑学校实习、调查、研究外，有名的帮助者如宋霭龄、张澜、邵明叔（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及彼时成都市市长、书法家余中英的夫人等。抗战胜利前夕，生活艰窘，百物腾贵，由中国盲民福利会总干事江鸿起带罗蜀芳面见中国盲民福利会会长宋霭龄，宋霭龄接见约10分钟后，送上请批救济米的公函，并知会粮食部长徐湛，使得缺粮事情顺利解决。不甚有名者如校董明德馨、重庆护士学校校长汤其渊均每月捐20元，这在战前是笔不小的数字。更令我感慨万千的是，我的乡贤、酉阳人蔡朴的鼎力资助——1945年华阳县中本应迁回梨花街，但却看中了明声盲聋哑学校在何公巷的校址，省教育厅着令其搬迁，两家打起官司来。“我坚决顶着不迁，好在后来酉阳县的绅士蔡朴先生申明了明声聋哑学校的校址及房舍是他的私产，并把房地契及营业证正式捐赠给明声聋哑学校，这场官司才算打完。”（P49）有这样热心助学的乡贤，我亦与有荣焉。

    德国谚语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虽然经历20世纪50年代的大批判，“文革”中的掘墓游行，但武训是谁，恐怕稍微读点书的人，都曾听说过。他以乞丐之身，终生艰苦兴义学的壮举，不仅打动了当时风雨飘摇的清廷，也感动了后来许多知识分子，如教育家陶行知等人就对其赞赏备至。武训坚毅办学的精神自然激励着罗蜀芳，虽然说罗蜀芳未曾乞讨过，但其时或过着借贷的生活，到处“化缘”，仍办学不止的精神，与武训的兴学精神可谓一脉相承。她提及武训，想起自己时便说：“为了学生，也差不多是到处‘磕头作揖’，为学生的生活出路，以及深造寻找机会。对于贫寒的学生和孤儿，我竭尽可能来接济他们，对于有才华的学生，我想方设法送他们到高一级学校去深造。”（P90）单是抗战时期1937~1941年的五年间，成都明声聋哑学校“五次迁校、四次搬迁，备尝艰辛，可以说我在这期间，不断地找房子、购建材、雇工匠、修烂房……倘若我稍有怠惰或者灰心动摇，我的理想马上就会变成泡影，我的学校早就夭折了”（P34）。有这样的精神与毅力、慈悲和爱心，与武训相比，对教育的执著，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何况其所坚持的是比普通教育更加冷门、常人更难以维持的特殊教育呢？

    1949年后，罗蜀芳所为不多，其间原因，不用多说，诸位亦会明白。但即便只有17年创办盲聋哑学校的艰苦经历和不凡业绩，亦可令她不朽于人世。1994年，她以米寿之龄在故乡回归天堂，让我们记住并赞美她带给人世间的慈爱。

    2010年11月9~15日，成都至酉阳，再从酉阳至成都，开母校酉阳二中百周年校庆的间隙和路途中断续写就

    物理学家撰写的文学史

    物理学家而写文学史，在中国目下这种非常工具主义的应试教育之下，你会视为不可能的“天方夜谭”。可这在民国乃至清末，却并不鲜见，如物理学家丁西林写有不少戏剧、地质学家丁文江写不错的政论和游记等。大名鼎鼎的军事专家蒋百里与学者梁启超一同赴欧洲考察，蒋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后，请梁为其序，梁的序最终写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以应。这说明社会分工并没有让大家各自抱残守缺，而株守知识的一隅，而是在知识的海洋里联动遨游。更有进者，民国有名的法学家吴经熊先生，别说在法学上的贡献有目共睹，单是他一小册《唐诗四季》，其对唐代诗歌的细部理解和整体把握，可以让许多专门吃文学研究这碗饭的人歇菜。王维诗中的韵味和灵魂，阐释者何止万千，但均没有吴经熊先生说王维“有一颗天蓝色的心”来得更加令人震撼，正点而到位。

    这位撰写文学史的物理学家名叫郑宾于，是中国固体物理的先驱、天线理论方面的专家。他出生在浙江乐清一个贫困的家庭，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同学于浙江艺文中学，并于16岁时考取官费留日生，留日12年取得东京帝国大学物理学硕士。本来应著名物理学家施士元（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博士）之请准备到中央大学物理系教书的，后来携妻一行入川旅游，被时任成都大学的校长张澜强留下来，遂成为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对物理学教授郑宾于在专业方面的具体成就，我不甚了然，也没有相应的知识能够了然，但对于他的“旁门左道”却算是略知一二。大抵郑宾于在日本学习物理学的同时，也热爱中国传统学问，以我有限所见，曾于1926年《北大国学月刊》见到他两篇关于《诗经》的探讨文章，其一为《论三百篇后的风诗问题》，其二为《诗问题之后》。此间他还曾向史学大家陈垣先生请教谚语“赵老送灯台”的问题，陈垣在1925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专门作文“答郑宾于”。对于郑宾于的学问与成就，其浙江前辈蔡元培也不吝鼓励，曾集欧阳修句赠送他：“高文落笔妙天下，清论挥犀服坐中。”

    查诸种资料，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北新书局1930年至1933年陆续出版了署名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三卷（是书曾于1938年重版），在20世纪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我没有读过《中国文学流变史》一书，无法完全证实其书中有多少创获，但从间接所知其为薛涛翻案来看，也算自成一说。别的且不说，单从写作和出版时间来看，其引领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的新潮是可以想见的。就我粗略所知，在郑著前面出版的，也就曾毅《中国文学史》（泰东图书局1915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等少数几种，而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1932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年）等诸种享有大名的文学史，则在时间上瞠乎其后。

    有人会说，你既然没看到过这部《中国文学流变史》，却又来说他写的一部文学史，那不是无中生有么？我多年搜旧书的经历中，有许多意外的收获，8年前我于旧书摊以10元之价得一册石印线装《中国文学史大纲》，13叶26页（成都中南大街复兴公司代印），署名郑宾于著。此书是为浦澄中学所编的讲义——浦澄中学即为军阀刘湘所办，如建国中学为邓锡侯所办一样，彼时四川军阀在辟公园、修公路、办教育三件事上还是颇热心的——大学老师兼中学的课在民国时非常普遍，彼时成都石室中学的师资就比如今许多大学都还要强。《中国文学史大纲》内容只有第一编《叙论》，内容由“引言”“文学史是否科学？”“何谓文学？”“文学之起源”“文学史之定义”“本书之作意”六部分组成。此书开篇辟首第一句即出人意表：“四千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学术上共同努力之总成绩，除了‘七乱八糟的一团’而外，再也别无其他长物，可以值得表彰者！”对科学的信仰加上激进主义风气传染，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吃惊。

    我手中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作者的一个自留校改本——即书出后作者自行修订，以便下次重版时拿出来订正的作者自留本——满本是作者红笔的校正和添加，连“叙论”写竟的日子1933年3月29日都是红笔添加上去的。如果北新书局所出的《中国文学流变史》系同一个郑宾于所为的话，那么这个《叙论》或许是从该书省编而成。郑宾于对日本用“支那学”来称呼中国学深致不满，留日多年的他对日本文化充满一些不冷静的态度，甚至不惜逸出正文来一段“爱国教育”：“且夫既为中华国民，要必自尽其天职！秉笔之士，既不克执干戈以卫社稷，如能举其固有之文化，以求发扬光大于世界，不亦尽其爱国之责欤？”（P11~12）不是说这段话不好，不是说它无意义，这在寇氛日深的年月非常让人理解。从另一个侧面亦可以看出，郑宾于虽然是一位科学家，但其情感之喷发于一般文士也不遑多让。

    《中国文学史大纲》虽然只有薄薄26页，但内容却并不单薄。他非常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撰写文学史，对历来的经史子集分类法极尽痛诋之能事。“夫经史子集，原非科学之专名，仅止著述之例类，国人安于所习，蔽所希闻，未尝睹科学之条贯，妄谓其研求为已足。怀‘抱残守缺’之志，存‘狭恐见破’之心，遂自以为可以振兴学术，发扬文化，多见其不自量也！”（P2）郑宾于用培根和冯特对于科学的分类及阐释，来做“科学分类表”和“东西方文学之质量表”，这在彼时所撰的文学史中可算是别出心裁的。并说“各种科学之特殊性质虽不同，然皆有其共通之目的。一切科学，皆系将多数人之‘经验’与‘事实’，凭借知识的构造用极‘精准’‘简单’与切实之文字记述者也。而此精确之记述，皆以表明各种事物互相关联之法则为归宿，故必对于种种事物，加以精密之观察与深刻研究，然后乃可发现其自然之法则，而为最有效力之思想者焉”。（P11）此种对科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精准论述，恐非他这样的科学家不能道出。

    他在探讨文学史、文学的定义时，从章太炎、胡适、谢无量、梁启超、圣伯夫，到《古史辨》，旁征博引，联袂演出。但在阐述本书主旨时，却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矧以本书之作，原为讲习之应用，尤非专门之著述，故于渊源流别之外，尤应注意其材料之征引也。谨悬此旨，以为之鹄。倘若不幸而获世之诟厉，则犹庶几可存作者一家之言也。”（P13）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于文学能有这样较深的研究已属难得，但这样的成就却非幸致。抗战时郑宾于家住华西坝，其往来密切者均系出名的艺术家，如庞薰、吴作人、叶浅予、戴爱莲、李有行、沈福文、马思聪等，此前老同事吴虞在日记里亦记述过与郑宾于同赏京剧的雅事：“闻郑宾于与女生陈俊修来访，即往宾于处，听留声梅兰芳《祭塔》、程砚秋《玉堂春》、徐碧云《女起解》三折。”（《吴虞日记》1931年2月24日）物理学家而风雅若此，大概只有善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著有《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的汤川秀树可以媲美了。

    2010年12月23日刚出院三日，于病痛恢复中草就于成都

    史学家周一良的岳父

    周一良先生在史学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上，比较有成就。这些成就多是在1949年以前和1979年以后取得的。明眼人一看就有疑惑，那么他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在干什么呢？自然他也没闲着。举其大者，比如奉命批判老师辈的胡适先生，在“文革”后期参加“梁效（两校）写作组”等。这30年间所做的事，虽然说不上有什么成就，但名声并没有减少，特别是参加“梁效写作组”影响深远，这些事在周一良所著的《毕竟是书生》和《钻石婚杂忆》里都有记载，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周先生的史学成就和其中所蕴含的奥义，自然有许多人愿意去发覆。本着“不贤识其小”的古训，今天我来八卦一下周先生的岳父。之所以名之曰八卦，不是说我关于周先生岳父的事，充斥着风花雪月，史料没有来历，而是说人人都有了解名人未知家乘的癖好，而许多人又不知周先生的岳父为谁。

    周一良先生岳父邓镕（1872~？），成都人，律师、诗人，寒斋藏有其所著线装《荃察余斋诗存》（收诗从1903~1918年）、《荃察余斋诗续存》（收诗1919~1926年，此书为史学家李思莼旧藏）。后一种诗集印于1927年春，周一良在《钻石婚杂忆》里说他1933年春在燕京大学开始与同学邓懿往来，得知其父邓镕已去世，故其卒年当在1927~1932年间，但未得其卒年确期，故从疑阙如。据从舍侄们所购藏的邓镕1897年丁酉科优贡朱卷来看，他原籍湖广永州府东安县人，其始祖邓义物康熙六年（亦即1666年）自楚入蜀，到他已历九世。父名邓友智、母为金堂饶氏，老师中著名者有王闿运学生宋育仁。1897年会考优贡他考取第二名，由学政吴树棻拟取，巡抚鹿传霖会取。优贡虽只相当于举人副榜，但在重中举的时代也算是一种难得的荣耀，否则就没有作为“四川优贡朱卷”传布的必要。会考题为《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一上来就谈变法，自然是切合彼时世情，从代圣立言的角度看是出色的。因此会考的批语为：“援据经义，诂题既确；驱遣乙部，树论亦伟；经文渊懿，策对明通。”虽属套话，但“驱遣乙部”的能力，自然不只在邓镕的考试中能看到，在诸多诗作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二十四史（咏史、怀古之作不少，对此易顺鼎有“金狄铜驼写泪痕”之赞）的熟悉程度。

    优贡考试后，邓镕的科举道路有何等经历，我并不知晓，只知其1905年与吴虞一起于日本短期同学政法。吴虞在《荃察余斋诗存》的序中说他自己习政法，但后来所讲学术却与之“划然悬绝”。而邓镕以后则以律师为业，算是“专业对口”。但专业对口又没有操成大律师，家中生齿日繁，故生计亦靠吃瓦片（做房东）之助。几乎在给邓镕写序的同时，《吴虞日记》里记载了一条相当有趣且可以佐证其“吃瓦片”的证据：“守瑕买一大房，一万二千元，准于四、五月迁入。此君爱钱成癖，致与少夫人、公子反目，朋友因此亦与不协。此寒士起家现象，不足怪也。”（1919年3月27日）若邓镕买房诸多不协，是“寒士起家现象”，且在堂弟吴君毅写信透露邓镕将邀其至彼家参观新居时，吴虞在日记中写道：“邓守瑕请君毅夫妇二十二日往瞻新居，盖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1919年10月30日），不知熟读《吴虞日记》的人做何感想？吴虞多年积累，中年买房后，以此傲人，并在日记里多年记录买房纪念日，其情状与邓镕相比，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一万二千元”（或许是“一千二百元”之误）买一大房之说属实的话，那么这一大房绝对足够大。1921年的《吴虞日记》记载了史学家朱希祖花2200元买下20余间房，其他史料载同年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花4000余元买了24间房。我曾在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里面说，115万字的《吴虞日记》里，因为要找被他人批评和社会压力的心理平衡，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载了所有人包括好友的不堪事。那么这条关于邓镕买房因致“少夫人、公子反目，朋友因此亦不协”的记载，是否如此，恐怕不能轻信。少夫人是不是邓懿的母亲孙娟则难以确定，“反目”的公子里大概应包括嫡出长公子邓宝名。据周一良的《钻石婚杂忆》里说，邓宝名及其家人在邓镕去世后依旧以“吃瓦片”为生，可以反过来证明邓镕所置房产之大，有不小的养家能力。

    邓镕并非幼抱捷才，早享诗名，正如他《荃察余斋诗存》自序里自谦道：“其不知者，直以为项籍足记名姓，萧公可作骑兵；即相识者，亦但称李悝能造法经，蒯彻号为辩士，盖未有以能文相许者，余以不敢以文自见也。”邓镕的朋友多记其剧谈好辩，与其律师职业也是相称的。虽然开始不敢以诗文示人，但与其多有诗文往还或给其诗集题词者亦有不少彼时名人：樊增祥、陈衍、陈宝琛、林纾、罗瘿公、江翰、黄秋岳、易顺鼎、乔树、徐树铮、劳乃宣、吴昌绶、傅增湘、姚茫父、罗纶、吴虞等。易顺鼎盛赞邓镕的诗：“蜀才惟我独能言，垂老惊君峡浪翻”，而以收杨锐、刘光第之尸而义动天下的乡贤华阳人乔树（书家、词家乔大壮之祖父）也有推托不过的褒扬：“才分甚高，读书亦当。出蜀以后，尤多杰作。工部所云‘庾信文章老更成’也。作者既周知当世之务，近益潜心内典，知其所造者远，诗其余事也。老病手僵，妄加各签，皆口授孙辈所书，聊供一笑粲耳。”孙辈所书，或为乔大壮先生手笔，只怕早已消息于天壤间。

    与邓镕相交较深且时间较久的，至今亦能找到不少史料的，非“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莫属。吴虞除给邓镕诗作序外，还给其《灯赋》写序，并寄刊于彼时成都颇有影响的《娱闲录》上。吴虞所出诗集《秋水集》曾寄多部与邓镕（所编之《西川道文牍要刊》、《骈文读本》等亦时寄其阅读）让其送予京城名流。与此同时，邓镕寄《荃察余斋诗存》40部给吴虞，以分赠友好。由于邓镕热衷内典——他对内典之热爱到了不避战乱的地步：“邓守瑕来信（八月九日发），言北京七月十三日段芝泉檄三路国军入都讨逆，张勋踞守天坛、天安门等处，自早三时开始攻击，枪炮声不绝，流弹蔽空如飞蝗。守瑕竟未避地，照常趺坐持咒。”（1917年8月28日）——曾寄《起信论直解》、《华严原人论》、《佛教初学课本》多部予吴虞并让其捐赠佛学社、寄赠译印之《入阿毗达磨论通解》60部分赠宝光寺、龙藏寺、草堂寺、志古堂等处，充分表现了老友之间的频繁交往。

    但诸位须知吴虞之做人，当面和背后是颇有不同的，尤其是对别人超过他的地方，颇为贬抑。在1921~1925年于北大教书的四年间，吴虞常参加在京四川同乡会的活动，但他因遭受四川守旧势力的打压，颇看不惯四川人的保守，自然连累到对彼时可能在当议员的邓镕的评价。“守瑕虚骄之气太重，盖承旧历史富贵贫贱之观念，而又混沌于官僚已久，宜其然也。予每值四川大会，必有一种特别臭味之感触，今日亦然。”（1921年10月12日）以至于后来老友身处危局，亦仅是一句不痛不痒之记载，其寡情也如此。“今日当局大捕贿选议员，已被捕者，有陈家鼎十余人，如此则刘甫周危矣。邓守瑕未知何如耳？凡侥幸不义之事，不可妄作，皆类此也。”（1924年11月30日）

    吴虞与邓镕均好诗，且写作不辍，互相间自然有诗作酬和。邓镕在吴虞于成都颇受打压时，不弃老友，常有诗作和书信往来，如1914年8月25日《答邓寿遐》中前四句，就反衬了邓对吴虞的“力挺”：“孔雀文章毒有余，终知腐鼠愧雏（寿遐昔年曾余诗有”衔来腐鼠休相吓，知尔雏已早翔“之句）。歌呼杨恽方行乐，诗案苏髯竟被诬。”诗中含《庄子》典和李义山《安定城楼》意，对那些毁谤与打压他的人极尽嘲讽和愤怒之能事。而邓镕最值得说的是一首《老友吴幼陵女（若膺、辟）游学至京赋寄幼陵》前四句：“贱息舒祺恐不堪，多君弱女胜强男。纵饶长命阿迁在（幼陵诗有”阿迁长命未曾镌“，盖20年前悼殇之作也），未必真能预太玄。”吴虞一生唯一的儿子阿迁在他20岁时死于缺医少药的乡下，故没有儿子延续香火是吴虞一生的痛。1920年初，吴虞的女儿吴楷、吴桓，正准备一留法一留美，在京城请胡适等人做担保、写介绍信，自然也见到了父执邓镕。邓镕深知吴虞心病，故有此宽慰劝解诗。但在香火心旺盛的吴虞看来，这诗固然夸奖了自己的女儿，但女儿在他眼中只不过是“赔钱货”，因此他一定不买“纵饶长命阿迁在，未必真能预太玄”的账。即便阿迁真的不能“预太玄”，在吴虞看来，一个长命而平庸的阿迁在，能续香火，也胜过两位出国留学的“赔钱货”啊。

    2011年1月19~20日重感冒及腰椎间盘突出双重困扰下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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