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族际关系中的大民族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在继承沙俄帝国辽阔地域遗产的同时，也继承了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份遗产。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无疑是苏维埃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民族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历史上沙皇政府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高举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旗帜，与“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决死战”。但列宁逝世之后，大俄罗斯主义的言行在苏联领导人身上公然出现，这就使原有伤口尚未修复的民族关系再添新伤。
一 宣扬俄罗斯中心论
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是统治民族，曾经在沙皇大俄罗斯主义的蛊惑下给广大非俄罗斯民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地位被废除，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在法律上都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但大俄罗斯主义作为具有久远影响的传统思想文化，却难以在短期内肃清。尽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大俄罗斯主义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强调“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坚决斗争就是铲除民族主义残余的最可靠的手段”，[271]但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在俄罗斯民族中根深蒂固，即便许多共产党员也有着浓郁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结，就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272]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大俄罗斯主义的幽灵就会借尸还魂。斯大林等许多党政领导干部的俄罗斯主义情绪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复发，他们无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一再宣扬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和伟大，突出俄罗斯民族的中心地位，无形之中把非俄罗斯民族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俄罗斯民族优秀论”曾是沙皇政府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之一，其鲜明的种族主义立场，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格格不入的，但这种论调在苏联仍旧大有市场，特别是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或默认这一理论，突出俄罗斯民族的中心地位。如斯大林于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所发表的祝酒词中，盛赞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他举杯“祝贺俄罗斯人民健康”，[273]而对非俄罗斯各民族在卫国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却只字未提，原因就在于他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结，就是他对“俄罗斯民族优秀论”的情有独钟。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也是“俄罗斯民族优秀论”的秉持者。1957年8月27日，赫鲁晓夫在《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的讲话中宣称，俄罗斯有资格受到苏联各族人民的尊重，各族人民应高呼“俄罗斯母亲”，因为俄罗斯工人阶级领导其他各民族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63年，他又宣称，“俄罗斯灭亡了，那么其他一切斯拉夫人也要灭亡”，[274]因为在他看来，俄罗斯民族是“救世主”，是所有斯拉夫人的依靠力量。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大肆宣扬“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具有“伟大的人类性格”“清醒的头脑”“慷慨的心怀”，是“伟大的天才”，当之无愧地博得了“各民族人民真诚的敬意”。他毫不掩饰地说：俄罗斯“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共和国，在各个平等的共和国中被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恰当地称为老大”。[275]1978年3月31日《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亚美尼亚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150年的决议》认为：俄罗斯是亚美尼亚人及外高加索其他民族“摆脱伊朗和土耳其压迫的希望和救星”。[276]更为甚者，1965年莫斯科市团委负责人B.斯库尔拉多夫在所著的小册子《风俗守则》中竟然提出，伟大的“俄罗斯种族”担负着“人民的宇宙使命”和对“祖先的责任”，强调要保持俄罗斯种族的纯洁，提出要对“委身于外国人的俄罗斯妇女做绝育手术”。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B.斯库尔拉多夫等人的活动实际上得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等权威机关的公开支持。[277]
正是“俄罗斯民族优秀论”的存在，斯大林等党政领导人把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归功于俄罗斯民族。如上所述，斯大林盛赞俄罗斯民族在卫国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把卫国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俄罗斯民族，实际是对其他民族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否定。事实上，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联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结果，各族人民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亲临前线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德列别德涅夫，以乌德穆尔特人洛日金、沙基罗夫，塔吉克人伊斯哈克科夫，巴什基尔人哈米杜林，哈萨克人阿布杜扎巴罗夫，鞑靼人巴达古特季诺夫，亚美尼亚人姆克尔昌，乌兹别克人巴哈鲍夫等人的英勇事迹为例，明确向上级汇报：“在1944年6-7月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部队的进攻战斗中许多非俄罗斯族军人为把我们祖国从法西斯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做出了英勇的斗争榜样”，[278]卫国战争胜利的功劳簿里，应该有他们的名字，后人应该记住他们。另外，雅洛斯拉夫斯基在其所著的《二十五年的苏维埃政权》一书中也列举出诸多实例：“根据1942年10月5日为止的材料，在185113个为反对德国侵略者建有卓越战功而荣获苏联勋章和奖章的人们中间，俄罗斯人128732人，乌克兰人33191人，白俄罗斯人5411人，阿塞拜疆人302人，格鲁吉亚人976人，亚美尼亚人913人，土库曼人59人，乌兹别克人419人，塔吉克人69人，哥萨克人1035人，吉尔吉斯人84人，卡累利阿芬兰人93人，卡列里人391人，摩尔达维亚人150人，立陶宛人25人，拉脱维亚人488人，爱沙尼亚人56人，鞑靼人2883人，犹太人5163人，巴什基尔人451人，马里人232人，莫尔多瓦人1116人，乌德摩尔特人236人，楚瓦什人363人，布里亚特人132人，科米人250人，卡尔梅克人71人，雅库特人17人，阿尔泰人18人，蒙古人6人，科米—彼尔姆人4人，卡拉卡尔帕克人8人，沃伊洛特人4人，哈卡斯人26人，沃舍梯人338人，达吉斯坦人2人，卡巴丁人73人，萨尔克斯人38人，印古什人9人，卡拉恰伊人31人，彻金人44人，阿布哈兹人28人，阿迪盖人49人，阿瓦尔人27人，列兹金人38人，达尔吉涅尔8人，拉克人10人，卡拉依木人2人，民格里亚人1人，维吾尔人6人，塔把萨朗人1人，库梅克人14人，塔尔吉尔人4人，伊若尔人3人，古尔德人3人，土耳克人13人，汉回人6人，那乃人10人，维卜斯人14人，萨阿姆人4人，阿斯哈克人1人，索尔人1人，兹干人14人，捷克人10人，西班牙人9人，波兰人230人，亚西利亚人7人，保加利亚人37人，希腊人98人。”[279]雅洛斯拉夫斯基所统计的为反对德国侵略者建有卓越战功而荣获苏联勋章和奖章者的数据再次说明：卫国战争的胜利并非是俄罗斯民族一族之力而是各民族的合力而得。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苏联领导人及理论界也总是大讲特讲俄罗斯民族而鲜及非俄罗斯民族的贡献。如米哈伊洛夫在他所著的《伟大的苏联》一书中写道：“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是所有加入苏联的各民族中特别卓越的民族。它把我国一切民族团结在它的周围，领导着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俄罗斯民族在苏联其他民族中表现着领导力量，俄罗斯民族对其他民族给以兄弟般的援助。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日子里，俄罗斯民族以它那英勇顽强的斗争，以它那对于祖国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忠实，把苏联各民族更加坚固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280]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说，苏联共产党采取了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方针，这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对其他各民族给予大量和全面援助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实现，俄罗斯人为“国际主义树立了光辉的功勋”，苏联其他民族人民要永远记住俄罗斯人的这一功绩。[281]苏共中央在《关于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的决议》中又指出，俄罗斯在建立统一联邦制国家苏联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俄罗斯民族不顾重重艰难困苦，在保卫其他民族人民革命成果方面给予无私援助，在克服从前民族边陲的落后状况方面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282]
二 偏向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使其享有特权地位
各加盟共和国在法律上的权力和地位应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在大俄罗斯主义的习惯性思维下，斯大林等党政领导人在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时，往往采取偏向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的原则和做法，这样就使俄罗斯联邦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拥有更多的权力，而俄罗斯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也就拥有较高的地位。
第一，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是大俄罗斯主义的产物。苏联成立前，斯大林受中央委托研究苏联成立方案。在大俄罗斯主义的驱使下，他提出的方案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的各个机关从属于俄罗斯联邦中央各部门。这个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的“自治化方案”在列宁的批判下进行了修改，但修改后的苏联成立新草案让乌克兰、白俄罗斯在法律上获得了与俄罗斯联邦相等的地位，而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3国却是先联合成为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再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结成联盟。由于没有得到与俄罗斯联邦同等的地位，这3个国家反对这一方案，特别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强烈要求他们也要像乌克兰、白俄罗斯那样作为平等的独立共和国联合成立苏联。格鲁吉亚领导人的要求不仅没有引起重视，他们反而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并受到党纪处分。
第二，俄罗斯共产党享有特权。从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来看，按照权力和地位平等的原则，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地位和权力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各非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都设有自己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唯独俄罗斯联邦没有设立。俄罗斯联邦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地方党组织均由苏共中央俄罗斯局直接领导，并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俄罗斯局主席。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苏联共产党就是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就是苏联共产党。
第三，苏联的国家机构设置使俄罗斯联邦拥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各非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都设有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同时设有共和国政府的管理机关。但俄罗斯联邦只设立了最高权力机关即最高苏维埃，却没有设立专门的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的管理机关。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国家管理职能是由苏联中央政府直接行使，也就是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地方政府机关直属于苏联中央政府。这一状况表明，苏联中央政府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也就是苏联的中央政府。无形之中，其他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地位下降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自治共和国或边疆区的地方一级政府。
第四，俄罗斯族在苏联中央权力机关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苏联成立之初的苏维埃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2215名代表来看，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为1727名，乌克兰代表为364名，高加索联邦代表为91名，白俄罗斯代表为33名，[283]俄罗斯联邦代表占到代表总数的78％，而其他三个加盟共和国代表仅占22％。在组成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50名成员中，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为280名，占80％，而其他三个加盟共和国代表仅占20％左右。[284]
从苏联的党政主要领导人来看，自1917年到1991年8月的时间里，担任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14个人[285]中，只有两个是非俄罗斯族，即乌克兰人波德戈尔内和亚美尼亚人米高扬。在担任苏联历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起，苏联人民委员会改名为苏联部长会议）的12个人[286]中，只有斯大林一人属于非俄罗斯族的格鲁吉亚人。苏联是党政合一的体制，苏联共产党也是苏联政治领导力量的核心，苏共中央总书记[287]不仅是党的最高领袖，而且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1922年到1991年8月期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6个人[288]中，也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是非俄罗斯族。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根据美国学者迪娜·罗姆·施佩奇勒1972年的统计数字，俄罗斯族领导人占了62.5％。[289]
从俄罗斯共产党员及俄罗斯族干部的比例来看，俄罗斯族在苏联占据着主导地位。据苏共1976年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俄罗斯族的党员占了整个苏联党员总数的60.63％，这一数字超过了俄罗斯族在全国居民总数中的比例53.37％。俄罗斯人不仅在苏联国内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即便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内，也有相当多的俄罗斯族干部担任了从中央到基层的重要党政领导的职务。1917年11月28日召开的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会中有7名是布尔什维克，8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他们全都是俄罗斯人。另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71年，俄罗斯族干部在中亚五国中担任部长的人数占该国政府部长总数的比例分别为：哈萨克斯坦占36.6％，乌兹别克斯坦占38.2％，吉尔吉斯斯坦占48％，塔吉克斯坦占30.8％，土库曼斯坦占29.2％。[290]苏联取消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代之以总统作为国家最高元首时，俄罗斯族出身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当选。在他任命的总统委员会的16名成员[291]中，只有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族）、列文科（乌克兰族）、考尔斯（立陶宛族）为非俄罗斯族。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不仅俄罗斯联邦在苏联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民族事实上也享有较多的权力。
三 歪曲沙俄侵略历史，美化沙皇侵略行径
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292]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尽管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已经废除，但许多人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结依然如旧，他们崇拜沙皇，把历代沙皇的侵略恶行视为英雄壮举，歪曲殖民侵略史，散布“兼并进步论”，这在斯大林等苏共最高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第一，把沙皇美化为非俄罗斯民族的“解放者”和“救星”，鼓吹“兼并进步论”。1953-1955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指出，18世纪末沙皇征服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民族，是把这些民族从波兰的民族和宗教压迫与奴役下解放出来，促进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有很大历史进步意义的，加速了同俄罗斯的接近”。苏联科学院院士安·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认为，19世纪20-90年代，沙皇政府征服中亚各民族“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因为俄罗斯帝国为中亚各民族带来了“进步和文明”，哈萨克由于并入俄国，才“消除了哈萨克人民遭受落后的封建国家——希瓦、浩罕和布哈拉汗国奴役的危险”；土库曼“过去曾不止一次地把俄国看成自己可能的救星和保护者”；1801年格鲁吉亚等民族归属于俄罗斯帝国，使他们“从伊朗和土耳其的奴役下获得解放”。1954年12月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帝国合并300年宣传提纲认为，沙皇政府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民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1978年3月3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亚美尼亚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150年的决议强调指出，亚美尼亚人及外高加索其他民族之所以归并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是“他们摆脱伊朗和土耳其压迫的希望和救星”。[293]
正是以“解放者”和“救星”的姿态看待沙皇到处侵略扩张的历史，斯大林难以接受恩格斯关于沙皇侵略扩张政策的观点，极力为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行为辩护。1934年，有人建议把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的俄文译稿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时，斯大林不仅不同意，而且还撰写了《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从三个方面来反驳恩格斯的观点。其一，斯大林认为实行对外侵略政策是一种普遍现象，决非沙皇政府独有。他指出，恩格斯抨击沙皇政府时有点“兴奋”，以至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这就是“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甚至是在较大的程度上——欧洲各国国王和外交家所具有的”。其二，恩格斯忽略了英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及其矛盾，过高估计了沙皇政权的反动作用。斯大林认为，“问题在于，自从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19世纪50年代）以来，沙皇政府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独立作用就开始显著地下降，而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沙皇俄国实质上起着欧洲主要大国的辅助的后备军的作用”。其三，恩格斯认为沙皇政权是全欧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的话语使人怀疑，这种思考过程导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际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宣布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免受沙皇俄国的侵略，这就“不可能有产生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的余地”。[294]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斯大林认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不合适、不值得的。
第二，为沙皇歌功颂德，恢复帝俄时期的军队传统。1937年的一天，斯大林把红军最高将领们召集到一起，给他们看一张立伊凡雷帝为沙皇的印有铅字的羊皮纸，羊皮纸下端是东正教大牧首、各主教的签字。斯大林给他们讲述伊凡雷帝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代表者。在根据他的指示所拍摄的史诗故事片《彼得大帝》情况汇报会上，他指出：“我们将宣传沙皇的思想，并且首先宣传最进步的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思想，他们为俄国、为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做了许多事情。”[295]斯大林在1947年接见电影《伊凡雷帝》的创作人员时又说道：“沙皇伊凡是个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他始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彼得一世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296]为了继承沙皇的衣钵，斯大林在二战中恢复了帝俄时期的军队传统：用“白卫军”的肩章取代了“红军”的领章；恢复了俄国传统中的中士、中尉、大尉、少校、上校军衔，指挥员变成了军官，红军战士成了士兵；废除了军事委员的设置，实行单一首长制；一战时的老兵获准佩戴自己在沙皇时代获得的军功章——乔治十字勋章，并设立了新的俄罗斯勋章，包括卫国战争勋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纳希莫夫勋章。还为乌克兰军人设立了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勋章。[297]
第三，掩盖沙俄侵略本质，把殖民侵略史篡改为“自愿归并史”。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在苏联的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界就弥漫着一种极其不健康的气氛，即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出发，不尊重历史事实，唯心主义地曲解历史，无视沙俄野蛮侵略和武力征服非俄罗斯民族的殖民事实，而将其看作这些民族“自愿归并”沙皇俄国的历史。1949年由苏联出版的曾获得斯大林奖金的《我们伟大的祖国》一书公然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过去沙皇武力征服过的领土重新划归苏联是最符合苏联历史发展要求的。书中写道：“在北方，芬兰把巴伦支海沿岸的古代俄罗斯地区贝辰加退还给了苏联。在西方，被希特勒匪徒在1939年所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退还给了苏维埃立陶宛加盟共和国。根据与波兰缔结的条约，规定了新的苏波国界，结果是，白俄罗斯人居住的一切领土完全并入了统一的苏维埃白俄罗斯。以前在我国国境以外的乌克兰西部土地也重新合并过来。根据与捷克斯洛伐克订立的条约，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归入我国版图。……在西南部，罗马尼亚把比萨拉比亚退还给苏联。……以前属于德国的哥尼斯堡地区划归苏联……我们获得了波罗的海南部优良的不冻港。……在远东方面，有南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归并于苏联。……由伟大的斯大林所领导的苏维埃人民在西方和东方恢复了我们祖国历史上的国境线。”在书中，“吞并”“侵占”“占领”“夺取”等字眼完全被“退还”“归还”“归入”“划归”“归并”等字眼所代替。[298]赫鲁晓夫上台后，殖民侵略被改为“自愿归并”，苏联的书刊到处兜售“自愿归并”的谎言：提出“1552年西巴什基尔人上禀呈请求接纳他们加入俄国国籍”，“1557年巴什基尔大部分自愿加入俄国版图”；认为东格鲁吉亚是1801年“自愿归并于俄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部分“归并俄国”是19世纪俄伊战争的结果，西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另一部分“归并俄国”是俄土战争的结果；而摩尔达维亚也是向沙皇俄国提出了“许多申请书”，“要求接纳她加入俄国国籍”；卡尔梅克人也是“自愿接受俄国国籍”；等等。[299]
四 推行俄罗斯化
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在世时，斯大林从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实现民族平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苏维埃机关民族化”的政策，要求在各民族共和国的学校、党政机关中使用当地群众所懂得的民族语言，在适合本民族生活习惯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把苏维埃政权从俄罗斯的政权变成各民族的政权，变成所有共和国特别是那些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落后的共和国的劳动群众所亲近、了解和爱戴的政权”。[300]这一政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贯彻执行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民族化政策悄悄地被俄罗斯化政策代替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指示把一些民族使用的拉丁字母改为俄文字母，用俄语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一些民族创造新文字，要求各民族一律学习俄语。随后，苏维埃政府又发布了《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规定俄语是非俄罗斯各民族必须学习的第二本族语，规定在各民族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要求中小学生在口头和书面上能自由运用俄语，独立阅读俄文报刊和书籍，通过掌握俄语来熟悉和了解俄罗斯文化。1936年，斯大林在对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判断的基础上，认为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这些制造民族纠纷、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因素已经被消灭，工人阶级已经完全掌握了政权，“苏联各族人民的面貌已经根本改变，他们中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失，而相互友爱的感情已经发展，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301]苏联已形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还要巩固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由此，打着促进民族融合的旗号，全力推进俄罗斯化运动。
斯大林的俄罗斯化政策被其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继承下来。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俄语实际上已经成为非俄罗斯民族第二民族语言。1972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指出，俄语的作用日益增长，已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言。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指示下，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以及各加盟共和国颁布决议，要求在各民族地区普遍开展学习俄语，如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通过的《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联系和发展国民教育制度提纲》规定，各共和国的中等学校要认真学习俄语，开设俄语课程；1972-1981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兹别克等共和国先后颁布了关于改进俄语教学的决议，规定在普通中小学校、中等和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等。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有意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共和国多次举行全苏俄语学术会议，为加快推广俄语制造理论根据。由于以上种种对俄语强制推广措施的实行，各民族语言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引起了少数民族的普遍不满。
在宗教政策上，苏联政府也是厚此薄彼，推行俄罗斯化，对俄罗斯族信仰的东正教大力扶持，而对其他宗教却予以打击。1943年9月，苏联实施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完全合法化。数千名被囚禁在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东正教神甫被大赦、释放。然而，这种大赦并没有波及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乌克兰的天主教神甫，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神职人员也同样没有享受到大赦和释放的待遇。1943年9月4日，斯大林把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都主教都邀请到克里姆林宫，与他们一起草拟了恢复俄罗斯教会所必需的各项决议，做出了恢复1935年被解散的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选举大牧首、出版莫斯科总主教区的杂志、开设神学课程以及有关很多其他措施的决议。[302]
五 排犹反犹之风盛行
犹太民族命运多舛，历史上长期遭受异族统治，被放逐到世界各地。流落到欧洲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有600万被德国纳粹杀害，其中包括150万儿童；而生活在苏联的犹太人也因大俄罗斯主义的盛行而受到迫害。
沙俄时期，犹太人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深受沙皇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大批犹太人积极投身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如托洛茨基（L.Trotsky）、斯维尔德洛夫（Y.M.Sverdlov）、加米涅夫（L.B.Kamenev）、季诺维也夫（G.Zinoviev）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在首届苏维埃党政24名领导人中，有16名犹太人，因而当时的反犹主义者以此为据，炮制出“犹太—布尔什维克”理论，说苏维埃政府就是犹太政府。然而，历史终究要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犹太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在列宁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的指引下，犹太人从沙皇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在国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的氛围下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积极投身于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及政权的巩固。但是，斯大林执政后，由于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的影响，苏联犹太人并没有完全享受到民族平等政策，歧视与迫害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斯大林执政后期，排犹反犹之风甚为盛行。
斯大林在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一职时就对犹太教采取限制政策，如宗教学校只能有限制地开放，宗教出版物只能限量发行，犹太会堂和教职人员的数量也都受到限制，犹太人的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也被取缔或禁止。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歧视倾向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反犹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借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富裕起来的大批犹太人遭到无情打击，许多人不仅受到严格监督并课以重税，而且还被剥夺了诸如雇佣、公共医疗、使孩子接受初高级教育等基本的公民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的反宗教运动中，许多犹太会堂被关闭或改作他用，大批犹太人被无端地从党政机关中清洗掉，一批有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也被以“反革命”“间谍”等罪名遭到判刑或处决。成立于1918年的苏共犹太局也于1930年被撤销，犹太事务由内务部直接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的反犹倾向愈加显著。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批判运动到“克里米亚事件”“医生谋杀案”，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压制达到了顶点。根据张倩红等人对1948-1953年苏联21种报刊报道的统计，在思想批判运动中，犹太人在被点名批判的作家、艺术家中占70％，在被点名批判的经济和体育工作者中占85％，在被攻击3次以上的人中占80％。许多大学、企业也限制招收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有专为犹太人设立的学校1100所、剧院18个，但到了40年代末均被取消。1952年11月，反对犹太“骗子和挪用公款者”事件席卷全苏联，许多担任工厂负责人、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律师、工程师等的犹太人受到攻击，扣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是：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产、浪费资金和原料、行贿受贿、欺诈等。1953年的“医生谋杀案”公布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专家被从各医疗机构、医学研究机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清除出去，犹太人撰写的书籍禁止发行，甚至犹太人医学专家研制的药品也被禁止使用。3月1日，斯大林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将国内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的计划。对犹太人的迫害直到斯大林逝世才得以终止。“对于犹太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抹去了他们被驱逐以及荼毒他们生活的邪恶的反犹主义的威胁。恐惧和紧张仍在，但却存有一丝轻松和希望。”[303]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较斯大林时期有所松动和缓和，不再像过去那样进行疾风暴雨式的迫害。如赫鲁晓夫一上台就为“医生谋杀案”中被捕的以及因此案而受到牵连的犹太人平反，后来又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放宽了对国内犹太人入学受教育、犹太会堂、刊物出版等方面的政策；勃列日涅夫进一步放宽了对犹太人就业政策的限制等。但从总体上看，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压制政策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改变，苏联国内的反犹排犹情绪依然存在，犹太人在宗教、文化、教育、就业等方面仍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在宗教方面，犹太教徒不能像其他宗教信徒那样制作自己的会堂饰章及纪念品（如光明节使用的灯、大卫盾等），也不能像其他宗教团体那样拥有印刷厂，印刷宗教礼仪及神学书籍和文章。在教育方面，犹太人自一入学就受到许多限制，如在一些政治-社科专业的招生中，犹太人被禁止报考。对于一些“敏感”的领域，如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培养高层领导的两个机构——高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更是犹太学生的禁区。一些学校流行选课制，如果犹太学生与非犹太学生同时申请选修某个科目，通常这种机会只会给非犹太人。犹太学生毕业后也不能进入外事机构及商贸学院。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国内又出现了反犹运动，犹太人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人数进一步减少，在党、政、军部门中的地位日益下降。种种限制使得这一时期苏联犹太人受教育的人数锐减，据统计，1967年到1973年间，苏联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1万人下降到8.85万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从4.6万人下降到3.71万人。[304]
总之，列宁之后的几届政府对犹太人实行的不同程度的限制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及直接或间接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助长了沙皇以来的排犹反犹之风，给犹太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刺激了苏联犹太人向国外移民的强烈欲望。同时也造成了其他少数民族民众心理上的不安，激发起他们的移民愿望，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从而潜伏下苏联后期的社会大动荡以及最终解体的危机。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政策被废止，但大俄罗斯主义的文化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05]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苏联到处扩张领土，干涉他国内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以“老大哥”身份“关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是沙俄帝国意识的延续，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帝国主义。
一 秉承帝国遗风，大肆扩张领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为确保西部边境安全而背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签订了《秘密补充议定书》。根据此议定书，两国划定了在波罗的海沿岸、东欧、中欧和东南欧等地区的势力范围，把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立陶宛确定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东部，占领了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11月，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版图，并入苏联的波兰领土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同年，苏联出兵芬兰，攫取了芬兰4.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地区在第二年成立了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同时还强行租借汉科半岛及附近岛屿，为期30年。1940年，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属的《秘密补充议定书》的规定，苏联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入苏联势力范围。不久，苏联政府又强迫三国并入苏联。1940年6月，苏联又强行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北部领土。8月，苏联把比萨拉比亚并入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成立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布科维纳北部并入乌克兰。苏联在1939-1940年的一年间，在大国沙文主义的驱使下，边界向西推进了200-300公里，面积增加了约47万平方公里。在二战时期召开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以大国霸主的身份，参与了同英、美等国对战后世界的瓜分。为了掩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张领土的沙文主义行径，斯大林辩解道：“这场战争跟过去的战争不同，谁解放了一块领土，谁就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306]
对苏联疯狂扩张领土的行为，莫洛托夫曾经非常自豪地说：“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307]二战之后，斯大林曾经指着一张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说道：“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儿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308]1952年苏共十九大的总结报告也公然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收复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强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归并苏联，收复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这样的边界才最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的实际。[309]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在占领波兰后，为了永久霸占波兰，竟采取“斩尽杀绝”式的残忍手段，秘密处决了投降的2万多名波兰军官。当时这些军官投降后，分别关押在苏联西部的3个集中营。但自1940年4月之后，这些军官便杳无音信。苏德战争爆发后，波兰流亡政府曾多次向苏联查询波兰被俘军官的下落，但苏方不是避而不答，就是答复“他们跑到了德占区或是满洲里”。当波兰红十字会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的森林中找到上千人的“公墓”，并且现场物件证明死者系波兰军官时，苏联仍不给予答复。不久，德国广播报道德军在卡廷森林中发现几千人尸体，并经几个国家红十字会专家调查证明，这些死者正是波兰军官。但苏联指责德国是“贼喊捉贼”，嫁祸于人，同时还批评波兰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在卡廷森林的8个墓穴处立下“纪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杀害的波兰军官”的石碑。1989年10月，《莫斯科新闻》发表承认卡廷事件系斯大林时期的内务部所为的文章。1990年4月，塔斯社正式发表声明，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戈尔巴乔夫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及死亡名单，至此，这一疑案才大白于天下。卡廷事件以鲜血和生命揭示了苏联在领土扩张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残忍行径。苏联政府在50年时间中屡屡掩盖真相、拒不承认的历史事实也再次表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同一般。
二 纵容并参与沙文主义行为，抢占势力范围
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唆使下，苏联对领土和势力范围的贪婪可以说是欲壑难填。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补充议定书》的签订过程中，除了已经确定的领土和势力范围外，斯大林还力图把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朗、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纳入其掌控之中。为此，他指示与德国谈判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谈判中争取将以下地区纳入苏联的利益范围”，一是“芬兰——以1939年苏德协议为基础”；二是“多瑙河的近海部分”；三是“保加利亚——这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按照德意协议，应该属于苏联利益范围，根据同一协议苏联方面应当对保加利亚给予保障，像德国和意大利对罗马尼亚所为一样，让苏联部队进驻保加利亚”，如果“没有我国保障保加利亚，不允许我们的军队进入保加利亚以作为对土耳其的施压手段，和平解决是不现实的”；四是土耳其及其命运问题，“没有我们参加便不能解决，因为我们在土耳其的利益至关重要”；五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我们对与苏联毗邻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未来的命运极为关注，希望就此与我们达到协议”；六是伊朗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便不能解决，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利益也至关紧要”，但“不暴露我们对波斯的过多兴趣”；七是希腊和南斯拉夫；八是瑞典；九是波罗的海国家；十是“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应保证我们的煤炭企业正常工作”。[31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英、苏3国暗中协商，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的同意在欧洲战场结束后2-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签订了苏、美、英3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根据该协定，美国强迫国民党政府接受外蒙古现状，从而使外蒙古在事实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和战略缓冲区；萨哈林岛南部及附属岛屿、千岛群岛纳入苏联版图；苏联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控制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在大连享有优惠权。在获得英美对其大国沙文主义要求支持的同时，苏联也对英美的沙文主义行径给予了纵容和支持。如对待希腊问题，英国丘吉尔为了把战后的希腊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用武力粉碎了自1944年底到1945年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希腊的人民解放阵线，然后在希腊扶持亲英政权。对英军在希腊的残酷镇压及英国对希腊的贪求，斯大林给予充分“谅解”，并理解“希腊对于英国的安全保障的意义”，从而表明了其容忍大国间交易决定别国人民命运、瓜分势力范围的态度。
三 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为由，粗暴干涉东欧各国内政
“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别称和表述，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的实践始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总结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概念，后经勃列日涅夫发展，将其概念确定为“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自愿联盟”，其成员国有：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越南、老挝、蒙古、古巴。其宗旨是：严格尊重成员国的独立和主权，不断发展它们的经济；在本国不搞剥削，也不剥削其他国家；各成员国具有一致的国家利益、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目标——共产主义。
勃列日涅夫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不允许其他势力将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出去。为了进一步为其大国沙文主义行为辩护，勃列日涅夫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大国特殊责任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利益相关论”等论调。所谓“大国特殊责任论”，就是苏联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大国，应当承担大国的责任。显而易见，其意在于强调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家长的地位。“有限主权论”，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除苏联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国际专政论”，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超过了一国范围，可以跨国实行专政。“利益相关论”，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中任何一国，都会涉及苏联的利益。总之，“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家长，家长对家庭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且有理由“关照”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更有理由教训“不听话”的叛逆者。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上，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一脉相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帮助东欧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们，使其成为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成员。
首先，为了巩固并强化苏联在东欧各国中的“家长”地位，苏联在东欧各国长期大规模驻军。据斯大林说：“在西方，即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苏联现在共驻有60个师（步兵师和装甲师都在内）。……再经过两个月……将在上述国家留下苏军40个师。”[311]此后，苏联驻军一直保持在42个师的水平，总人数超过60万。这一方面是同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战略对抗的需要，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控制东欧各国，使这些国家能够俯首称臣，听命于苏联。
其次，在东欧各国组建亲苏政权，在经济、政治上不断加强对东欧诸国的控制。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3国原属法西斯阵营，战后成为战败国，盟国根据停战协定在这些国家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由苏联代表担任主席。当时3国建立的临时政府都是由各民主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政府总理都不是共产党人。为了控制这些国家，苏联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渗透苏联的势力。苏联派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到布加勒斯特，要求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以未能“维护秩序”为由解散拉德斯库内阁，并任命亲苏政治家彼·格罗扎为政府总理。维辛斯基特别提醒国王在罗马尼亚驻有数万苏军，限令他在125分钟之内做出决定，否则，“罗马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能就不复存在了”。这样，在苏联强力逼迫下，罗马尼亚改组了政府，建立了忠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大体与罗马尼亚相似，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下，通过发动政变，推翻了联合政府，建立起亲苏的政权。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家也都是由苏联插手，建立起亲苏政府。
东欧各国亲苏政权建立后，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力图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内阁关于参加马歇尔计划决定的通过，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苏联在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取消这一决定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大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力。在经济上，苏联禁止东欧各国参加西方的马歇尔计划，与各国签订贸易协定。与此同时，苏联筹建地区性的经济组织，由苏、波、捷、保、匈、罗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来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也加入进来。经互会设在莫斯科，其主席、秘书长及其他主要负责人都由苏联人担任。加入经互会的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而在经济上被迫紧紧依附于苏联，经互会成为苏联从经济上控制东欧的工具。在政治上，苏联政府向东欧各国派出大批苏联专家、支援人员担任各国政府部门和军队的顾问，在各国布下克格勃网点，支持各国排挤政府中的亲西方势力。另外，还通过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来控制各国党和政府。
再次，对“不听话”的国家进行武力管制。1956年，在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哥穆尔卡在群众的要求下，重新主持波兰工人党中央工作。苏联政府获知派到波兰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将在波兰党中央八中全会上失去波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情报后，赫鲁晓夫立即做出决策，对波兰党中央施加压力，阻止波兰脱离苏联。在对波兰党中央劝说无果的情况下，驻扎于波兰的苏军在坦克配合下，于10月17日对波兰首都实行了包围。随后，赫鲁晓夫又率领庞大的苏联党政代表团飞抵波兰首都，要求参加波兰党的八中全会。在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党中央以及广大群众的斗争下，苏联政府被迫做出让步，撤走包围华沙的苏军，接受波兰党中央的建议，双方发表联合公报。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将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建人库恩·贝拉处决后，把尚在匈牙利监狱中的拉科西·马加斯解救出来并扶持他担任了匈牙利党的领袖，这使得拉科西具有了浓厚的苏联情结。匈牙利解放后，拉科西回国主持工作，把苏联那一套“左”的模式搬到匈牙利，对苏联亦步亦趋。苏联大反“铁托分子”时，匈牙利也逮捕了大批“铁托分子”，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拉科西不仅在政治上同苏联“保持一致”，而且在经济上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拉科西的做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缓和紧张局面，赫鲁晓夫把拉科西召到莫斯科进行“训话”，要求他修改经济政策，改变领导班子，把党的第一把手的称呼由“总书记”改为党的“第一书记”，以便与苏联保持一致；必须将政府总理一职让给当时的副总理纳吉，更换匈牙利的国防部长和文化部长等。尽管拉科西回国后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落实苏联的指示，但赫鲁晓夫还是以对待加盟共和国的态度，几次打电话督促匈牙利领导人按照苏联的指示精神去办。由于不满于纳吉担任政府总理一职后的改革措施，拉科西采取了极端做法，进一步加强国内控制，不仅解除了纳吉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且还把纳吉开除出党。1956年，匈牙利人民提出的改革要求被拉科西集团拒绝后，国内动荡局势进一步发展。赫鲁晓夫派米高扬参与匈牙利党的最高领袖的更换过程，强迫拉科西离职并去苏联生活。接替拉科西职务的格罗仍不接受人民的改革要求，因而在波兰波兹南事件的影响下，1956年10月，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为了保住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军开进布达佩斯进行了镇压，在危急时刻接管匈牙利党和政府领导权的纳吉由于改革宣言过分激进，遭到苏军逮捕而被判处死刑。对于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基辛格认为：“匈牙利的反抗苏联霸权，出自掺杂在一起的三大爆炸性因素：俄罗斯传统上的大国主义，苏维埃的意识形态，以及匈牙利人强烈的民族主义。”[312]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上任后，领导捷共开始了改革苏联模式的试验。1968年4月，捷共中央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系统地提出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设想，批判了捷共在决策上照搬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宣布走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随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全面展开，出现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布拉格之春”的局面。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令苏联极为不满，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多次访捷，对捷施加压力，苏联还多次召开苏、波、匈和民主德国领导人会议，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围攻。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执著，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我们已经照管了其他小国，为什么就管不着你们？”[313]“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安全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是不能放弃它的……苏领导人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滑向独立的方向……苏联要以武力来改变其方向”。[314]因此，为了保证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不可分离，在多次试图阻止改革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苏、波、匈、保和民主德国出兵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并把杜布切克及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等领导人挟持到莫斯科，粗暴地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随后签署的《苏捷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约》规定，苏军及其家属进入、留驻和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均“免受护照和签证检查”，通过捷境时“不征税，不受海关检查和国境检查”，苏军在“执行任务”时违法，也不受司法机关审理，而由苏有关机关处置。[315]
由上述种种情况可知，苏联对东欧各国内政外交的控制和干涉，是沙皇时期沙文主义行径的全面复活。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霸权主义逻辑。
四 疯狂发展军事力量，推行世界霸权主义
“苏联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政策，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但是，拼命搞霸权主义，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316]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国家财力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军费支出上。“1963-1973年，苏联军费平均每年增长3％，总额达到6740亿美元，其中1971年的军费支出就达740亿美元。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每年的军费开支大概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0％到25％。80年代初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大约有500万到800万人在军工企业中工作，而美国只有220万人左右。”[317]因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军事力量上达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苏联的军事优先原则一方面是出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军事对抗的战略需要，但另一方面在于，大国沙文主义迫使它不仅要控制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推行世界霸权，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
在美洲，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苏联无论在核弹头还是在运载工具导弹方面，都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但为了与美国在战略上达到平衡，苏联于1962年在古巴部署安装导弹核武器，由此引发了苏美间的军事对抗，最后在美国的强硬态度面前，苏联不得不做出了让步。苏联在加勒比危机中丢脸后，便疯狂地发展和扩充新式的军事装备。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为其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在欧洲，苏联在1968年闪电式地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公然绑架了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逼迫他们签订屈辱的协定，更换了领导。在非洲，苏联向各国输出军火，以军火贸易为主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这些国家，同时还向这些国家派遣军事顾问，并通过这些军事人员利用代理国挑起战争。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先后对埃及进行渗透、控制和干涉；1975年，派遣古巴雇佣军，插手刚刚获得独立的安哥拉内战；支持雇佣军人入侵扎伊尔；1977年，在非洲之角，支持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进行战争。
在亚洲，为了给控制中国武装力量创造条件，赫鲁晓夫以为同航行于太平洋的苏联潜艇部队保持更好的联络为借口而专程跑到中国，提出要在中国沿海港口修建一个长波电台，接着又向中方提出组建联合舰队。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要求被拒绝，苏联政府于1959年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签署的国防技术协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发表指责中国的官方声明。随后，苏联撤走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书和合同补充书，停止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中国在1961-1963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时，苏联又趁机向中国逼债。1962年4-5月，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地区策动了数万中国公民逃往苏联的事件，造成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动荡局势。1963年7月，苏联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苏军进入蒙古，在我国边境上陈兵百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9月，苏联诬蔑中国好战，指责中国准备用战争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说什么中国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318]1969年，苏联政府公然违背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准则，把中国的珍宝岛说成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苏军入侵珍宝岛，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除干涉中国外，1979年，为了打开南下波斯湾、印度洋的通道，苏联政府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当以塔拉基为首的阿富汗亲苏政权倒台后，苏联以接受“邀请”为幌子，集结大批苏军长驱直入阿富汗，在一周之内实行了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苏联这种赤裸裸的霸权行为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苏联几乎遍布全球的霸权行径，映现的是“第三罗马帝国”的影子。
综上所述，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置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于不顾，全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世界霸权主义政策，干涉各国内政，肆意扩大领土和势力范围。这深刻表明，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在苏联时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头。苏联在国际上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世界霸权主义政策，无疑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走势。
第三节 党际关系中的大党主义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将苏共视为“老大哥”，诚心诚意地接受苏共的指导和帮助。苏共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过程中也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主义腐蚀了苏联共产党，从而使苏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原则，居功自傲，在党际关系中推行大党主义，把无产阶级政党间的“兄弟党”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父子党”关系。
一 “住在苏联的所有德国人都是间谍”
共产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成立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苏共一度利用共产国际，控制和干涉他党、他国内政，破坏党际平等关系，推行大党主义。
斯大林是苏共控制共产国际的肇始者。在他看来，苏联工人阶级是世界革命工人“公认的领袖”，[319]苏联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苏联的利益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是检验各种集团、派别和政党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的“分水岭”。[320]1925年，他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共产国际（实指苏共）“不能不干涉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就否认了“它的干预权力”，“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321]
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是斯大林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党主义的典型表现。在“大清洗”运动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不仅大肆镇压、逮捕本国的非俄罗斯族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的他国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在大俄罗斯主义制造的恐怖气氛下，苏联当局把寓居于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一律视为敌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苏联一个军工厂的党委书记宣称：“住在苏联的所有德国人都是间谍”，“他们是法西斯派到苏联的间谍分子……如果将他们全部逮捕起来，那么，在发生战争时，他们就不会带来危害”。《莫斯科报》也认为，“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322]基于这种荒谬的逻辑，苏联政府对境内的德国共产党员和侨民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据统计，1937年初，在列宁格勒市的德国共产党员小组有103人，而到1938年2月只剩下12名同志。1937年初，向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交纳党费的德国共产党党员有1300人，而到1938年4月只剩下378人交纳党费，其余的842人都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在他们中间有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和其他许多德共著名的活动家、反法西斯战士。“可以说，有70％以上的德国共产党员都被逮捕。如果逮捕仍以1938年3月的那种规模继续下去的话，那么3个月之内将不再有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存在。”[323]
除德国共产党外，许多其他国家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几乎都遭到了清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如波兰共产党，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与斯大林的看法有出入，共产国际就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做出了解散波兰共产党的错误决定。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在苏联的波共领导人、活动家和党员被逮捕、枪决，甚至波共在法国、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成员也被召到莫斯科予以处决。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建人库恩·贝拉被苏联指控为“暗藏的敌人”，于1939年被处死。除此之外，被镇压的还有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苏联的全部领导人（铁托因秘密回国而幸免），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以及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国、法国、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在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32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共产国际曾针对严峻的德国形势，积极探讨应对之策。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倡议建立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得到了包括苏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响应，苏联奉行了争取建立民主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政策。但苏联的外交政策却在1939年出现了大转弯，与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大大削弱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力量，而且使各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斗争处于进退维谷之中。苏联在与德国希特勒政权亲近的同时，还要求共产国际的政策要与苏联保持一致，并让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共产国际背弃了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由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转变为反英和反法，即便法国共产党在战争初期提出的一些救国反侵略的措施，共产国际也竟然阻挠其实施。共产国际成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工具。鉴于共产国际削弱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因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43年决定，正式宣告共产国际解散。
二 斯大林：“只要我动一下小拇指，铁托就要完蛋”[325]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的目的在于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在必要时采取共同的协调行动，但它自成立后一直为苏联所控制，成为斯大林推行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工具。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斯大林利用情报局进行惩治的重点对象。在苏共与南共关系上，苏联以领导党自居，要求南斯拉夫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国内建设，按照苏联经济发展的需要规划其产业布局，反对南斯拉夫结合国情走自己的路，并力图垄断南斯拉夫的重要资源。在合营公司中，苏联采取对苏有益而对南有损的措施。以铁托为核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苏共的过分干预表示强烈不满，因此没有对苏联唯命是从，而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南共的行为引致斯大林极为不悦，认为南斯拉夫是“不听话”的国家。为了惩处对苏联“不友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按照苏联的旨意，在1948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做出决议，认为南共中央执行了一条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其错误的路线；在对外政策上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来对付苏联和联共（布）；在对内政策上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否认阶级斗争在农村的加剧，修改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把党溶解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之中；在党内组织生活方面，南共领导人实行官僚主义的统治。决议号召南共党内“健康分子”起来推翻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委员会，选出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由于南共领导“反苏”“脱离反帝统一战线”“叛卖劳动人民国际团结事业”“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因此，会议决定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11月，情报局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会议认为，南共领导层已经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出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已经“和帝国主义完全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侵略者政策的工具”，使南斯拉夫“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南共领导机关已完全落在一群间谍和杀人犯即帝国主义佣仆掌握中了”。[326]会议再次号召推翻铁托集团。
在苏联主导下情报局做出的开除和批判南斯拉夫的决议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东欧各国共产党自觉地与“铁托路线”划清界限，大规模地清洗所谓“铁托分子”，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尔巴尼亚内政部长科奇·佐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拉伊克等均因被指责为“铁托分子”而被处死，同拉伊克一起被处死的还有其他5名高级干部。波兰总书记哥穆尔卡也因反对情报局对南共领导人的批评而被解职。
苏联利用情报局不仅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等成员党进行不恰当的干涉和控制，而且还对没有加入该组织的共产党也大加批判和干涉。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点名批评印度共产党有走议会道路的思想倾向，批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批评瑞士劳动党支持本国中立政策是丧失阶级立场，等等。情报局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变成了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手中挥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头上的大棒。情报局尽管在争取和团结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保卫世界和平、支持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在苏联大党主义操纵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造成了巨大损害。
三 赫鲁晓夫：“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1959年11月，中苏两党在进行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会谈时，中方代表陈毅质问赫鲁晓夫，“苏联政府为什么发表一个支援印度的政府声明”，并对他所解释的“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口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等迁就主义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赫鲁晓夫在无理可辩的情况下，耍起沙文主义的作风，蛮横地对陈毅说道：“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327]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苏联既然是家长，那么苏共也理所当然地是党内的“第一书记”，拥有绝对的权力，其他共产党只能是“委员”，谁不听从苏共的摆布和指挥，不赞同苏共的意见，谁就是罪人，谁就是“侮辱”苏联党。这不仅仅是赫鲁晓夫的大党主义观点，而且也是整个苏共在党际关系方面的逻辑。
苏联在中苏两党关系上推行大党主义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初露端倪。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期间以及一些协定的谈判中，苏联就以其一贯的大国沙文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如关于中长铁路问题，苏方坚持中苏双方轮流任铁路局长，不同意我方提出的由中方任铁路局长的建议；苏联主张苏联专家在中国犯错误由苏方审理和处理；要求兴办几个以苏联为主的中苏合营企业；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和在这些地区居留；等等。
赫鲁晓夫上台后的执政初期，基于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共产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就日渐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一，1958年，苏联向中共提出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的要求。毛泽东对此向苏联大使尤金愤怒地指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两个问题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的关系。[328]由于这两个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赫鲁晓夫对此极为不满，他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指责中国共产党说：“连一个电台都达不成协议，还算是共产党啊！”在他心目中，只要是共产党，就应该牺牲民族国家利益，服从于苏联需要。其二，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指责中共，要求中共在这一问题上向印度妥协。他还替美国人说情，要求中国释放5名美国犯人。他还批评中共没有很好地组织进攻金门岛和马祖岛的战斗，认为中共打了一场“有始无终”的战役。其三，在1960年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团团长卡博因不同意赫鲁晓夫围攻中共的做法，受到赫鲁晓夫大党主义的批评。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借攻击阿尔巴尼亚以影射中国，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予以驳斥并退出会场，提前回国。随后，苏共在东欧5国党代会上又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为了惩罚阿共的“不同意见”，苏共领导人不断对阿共施加压力，于1961年撕毁两国间的所有协定，撤走全部援阿专家，中断贷款和经济、军事援助，断绝贸易、科技和文化联系。阿尔巴尼亚不肯屈服，于当年退出经互会。苏联则把阿尔巴尼亚排斥于华约政治协商会议之外，1962年又断绝了外交关系。其四，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方发表告苏共党员公开信，对中共进行诽谤责难，公开论战正式展开。中共连续发表9篇评论，对时代、战争与和平、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党之间的关系、斯大林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其五，1964年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做反华报告，提议对中国共产党采取集体措施。随后赫鲁晓夫在不与中共协商的情况下，宣布召开由26国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筹备所谓“国际会议”，实际上是作为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的组织手段。
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仍然秉承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政策，继续坚持赫鲁晓夫时期确定下来的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主张，而且在1965年单方面地召开只有19个党参加的会议，从而使中苏两党关系完全破裂。由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苏共长期垄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被打破，苏联的大党主义受到中共的坚决抵制。此后，在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识进一步增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不断消除苏联模式影响的同时，逐步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国家建设模式，不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而且也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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