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社会功能
就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个社会维度来看，大俄罗斯主义在政治上能够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在经济上推动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在文化上担负起俄罗斯民族精神支柱的功能。
一 族内有效政治动员的工具
进行政治动员是民族主义的首要的最基本的功能，大俄罗斯主义也不例外。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实现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还是进行对外扩张，大俄罗斯主义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大俄罗斯主义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特别是在俄罗斯民族受到外来侵略的生死存亡之际，大俄罗斯主义以爱国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对俄罗斯民族具有号召力，而且对同一国家内的非俄罗斯民族也极富鼓舞性。历史上，俄罗斯民族尽管具有极强的扩张性，但也有过遭受异族统治以及多次外来侵略的经历。俄罗斯民族处于蒙古鞑靼人的统治时期，几任莫斯科大公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在积聚力量、动员民众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伊凡一世甘愿“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同时他还通过给予土地和收益的手法来收买各地领主，领主们受到莫斯科王公势力和富有的吸引而从斯摩梭斯克、契尔尼戈夫、基辅、沃伦、特维尔、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等地会集到莫斯科来，与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众多的侍役和亲兵队，甚至国外的封建主也从立陶宛、金帐汗国、“外洋”（意大利）前来为莫斯科王公效劳。在莫斯科公国与金帐汗国进行第一次大战时，大公德米特里在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下，成功地从自己的公国和下属封邑王公的公国召集了一支当时很庞大的10万人的军队，这支队伍除了各地王公的亲兵队外，还有应征的农民、手工业者等各行各业的居民。当时，“宣诏官跑遍了各个城市和村庄，并在教堂旁的广场上高声宣读王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关于同金帐汗国作战的诏书”。这样，“在遥远的‘乡村’和‘城市’，在森林和沼泽地带，兵力正在集结。普通百姓们在行进，一如他们的祖辈曾英勇地‘保卫’罗斯国土抵御敌人一样，现在他们也英勇地去保卫罗斯国土抵御‘敌人’”。[331]德米特里指挥的库利科沃会战是“可恨的金帐汗国遭受的第一个打击、惊人力量的打击，是全民反对鞑靼桎梏斗争的开端。它振作起罗斯人民的精神，加强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使人民产生了迅速摆脱金帐汗国桎梏的希望”。[332]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也都是贯穿着一条红线，即宣传俄罗斯民族的抗争精神，唤起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作品《伊戈尔远征记》针对俄罗斯王公贵族们就发出了这样的战斗口号：“兄弟们，武士们！与其投降，毋宁战死！”“侯爷们，踏上金蹬去为今天的耻辱，为罗斯国土，为勇敢的伊戈尔·斯托斯拉维奇的创伤复仇吧！”[333]
俄罗斯民族实现独立后，在走向扩张领土的道路上，也几次受到外来侵略。17世纪波兰军队侵占莫斯科后，具有救世精神、献身精神的俄罗斯各阶层居民自发行动起来，投入到抗击波兰军队的斗争中。下诺夫哥罗德的商人库茨马·米宁建立“全国会议”，并以农民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国民义勇军，担任国民义勇军总司令的波扎尔斯基将自己的财产捐献了1/3，并且提议工商业者将自己的财产捐献1/5，用于武装军队。最终，波兰军队在俄国覆灭。18世纪初，瑞典军队进攻俄国，同样以战败而告终。19世纪，拿破仑率领法国大军进攻俄国时，迎接侵略者的是莫斯科大火以及几十万军民的英勇反击，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败逃法国。20世纪法西斯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战争。在法西斯德国以190个师约550万人、3500辆坦克和4000架飞机的强敌入侵面前，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苏联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把广阔的苏联领土变成了埋葬德国法西斯的坟墓。在1941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德军已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情况下，苏联的阅兵式照常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斯大林登上列宁墓，发表演说。他向接受检阅的苏联红军指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之下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一崇高使命！……让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鼓舞我们！让伟大的列宁胜利的旗帜引导我们！”[334]10万名苏联红军通过红场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在“誓与祖国共存亡”誓言的激励下，苏联以2700万军民的死亡代价，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民族主义往往都以强烈的感情因素为基础，不仅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政治动员方面极具号召力，而且在发动侵略战争时也更具狂热的煽动性，大俄罗斯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俄罗斯民族全民信仰东正教的背景下，教会为取宠于上层统治者，附会基辅罗斯的缔造者留里克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之间的亲缘关系，编造“第三罗马”学说，传言“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选择的最优秀臣民”。东正教的教义解说不仅迎合了沙皇统治阶级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而且极大地调动了俄罗斯民族“救赎世界”“传播文明”的自觉性、积极性。对东正教徒而言，“救世”任务是上帝赐给的最好礼物。为此，沙皇俄国发出“维护正教”“从异教徒压迫下解放斯拉夫人”“收回世袭遗产”的战斗口号，掀起俄罗斯民族的宗教狂热，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侵占了一处又一处的所谓“世袭领地”。毫无疑问，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已经异化为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对此，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开明’是十八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十九世纪的‘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335]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响应。无论是世袭贵族、服役贵族、封建地主，还是商人、知识分子，都支持沙皇的对外侵略扩张，甚至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农民，都把沙皇看成是他们的救世主，盲目响应沙皇政府的扩张政策。可以说，沙皇俄国从独立之初的28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2280万平方公里，是与大俄罗斯主义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动员功能分不开的。
二 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器
大俄罗斯主义加快了沙皇俄国所属地区经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
第一，沙俄时期大规模的扩张、兼并，使隶属不同管理体制下的人口和领土纳入到统一的国家管理体制之下。在大举吞并之前，伏尔加河流域建有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诺盖汗国；西伯利亚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直处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统治之下；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属于瑞典的统治范围；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乌苏里江一带，以及巴尔喀什湖等地区都隶属中国清王朝的统治区域；中亚地区及高加索一带被许多汗国所统治；克里米亚地区处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管辖之下。沙皇俄国侵占这些地区后，在这些地区派驻军队，建立封建专制机关，征收名目繁多的赋税，统一的封建专制管理体制在这些地区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经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政治基础。
第二，社会发展形态趋向一体化。随着沙皇俄国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扩张，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的大量民族地区并入俄国版图之内，政治上的统一为经济贸易活动扫清了障碍，尚处于封建经济前期的民族地区在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下，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仅俄罗斯民族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许多仍处于原始的自然经济、游牧经济和渔猎经济形态的民族，如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土库曼族和雅库特人、楚克奇人、布里亚特人以及北方与西伯利亚的一些部族等，都跨越几个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突变的根源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其前提，客观上讲，则是由于沙皇俄国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通过扩张兼并，把这些民族地区纳入到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所致。
第三，俄罗斯化政策的推行，加快了社会文化的一体化进程。沙俄时期，政府当局极力阻碍、限制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教育事业的传播和发展，强制推行“义务国语制”（即俄罗斯语）政策，禁止在学校用非俄罗斯语言教学，禁止非俄罗斯语言出版物发行，禁止用非俄罗斯语言演出戏剧。在沙皇俄罗斯化政策的大力推行下，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和排挤。苏联时期，尽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有所收敛，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强制推行俄语政策方面仍是乐此不疲。1938年7月，《真理报》发表《俄语——苏联各族人民的财富》的社论，为推广俄语大造舆论声势。苏联教育部也出台大量的制度，强制学校推广俄语。苏联政府对各行各业也做出了使用俄语的具体规定。在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下，非俄罗斯民族人口中掌握俄语的人在1970年为55.7％，1979年达到58.3％，1989年则上升到68.4％。对于这一发展趋势，苏联学者认为，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到20世纪末可能所有苏联人都掌握了俄语。[336]宗教信仰上，作为国教的东正教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信仰东正教的居民数量迅速增加。为了推广东正教，沙俄政府在被征服地区强迫非俄罗斯民族改变原来的宗教信仰，皈依东正教。由于政府当局的强力干预，大量的信徒被迫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改信东正教。
总之，在沙俄政府的沙文主义扩张政策下，大量的领土被兼并，这些地区原有的管理体制、经济模式以及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等都在俄罗斯化政策的推行下而改变，社会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
三 俄罗斯民众的精神支柱
由于“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337]因而大俄罗斯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起精神庇护所的功能，不仅慰藉、充实着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心灵，而且还为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俄罗斯民众因“救世”理论而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救世论”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东正教一再宣扬的观点。“罗斯受礼”确立了东正教的国教地位，东正教的救世学说也随之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东正教假上帝之名而赋予俄罗斯民族以救世使命，对于笃信宗教的俄罗斯人而言，无疑是上帝对他们的恩赐，因而他们在精神上获得了巨大的鼓舞，伟大的救世使命感也就油然而生。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民众正是怀着强烈的救世使命感而冲锋陷阵，先是打败了蒙古鞑靼人，实现了民族独立，尔后又听从沙皇召唤，南征黑海地带，西进波罗的海东岸，东侵整个西伯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民族不仅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入侵，而且直抵法西斯老巢，攻克柏林，为彻底打败法西斯，解放整个欧洲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自卫战争还是对外侵略扩张，俄罗斯民众的救世精神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他们所引以为豪的。苏联历史学家马夫罗金在1951年出版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一书中指出：“只因为罗斯把剩余的全部欧洲从‘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中拯救出来，但丁和莱奥纳多·达·芬奇，马可波罗和瓦斯科·达·伽马，哥白尼和哥伦布，麦哲伦和乔叟，古滕贝格和胡斯才有可能创作自己的出色作品，创造出伟大的事业和做出惊人的丰功伟绩。如果不考虑到罗斯人在拔都入侵时期所做的贡献，那就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代和原始积累时代的伟大发现和发明。”[338]对于向外侵略扩张，用救世理论来解释，那就是送去“文明”。救世精神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民族优秀论”激发了俄罗斯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俄罗斯民众认为，俄罗斯民族之所以具有救世使命，就在于俄罗斯作为上帝选中的臣民，具有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东正教宣扬的“俄罗斯民族优秀论”使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再加上统治阶级赋予他们各种非俄罗斯人所不能享有的特权，俄罗斯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也就溢于言表。如沙皇俄国时期，俄罗斯人非常瞧不起少数民族，认为他们是“下等民族”，给他们起各种各样的绰号，把波兰人叫作“波兰棒子”，嘲笑鞑靼人为“王爷”，把乌克兰人称作“鸡冠头”，称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为“蛮子”。对于这种优越感，列宁指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养成了一种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339]不仅如此，他们对彼得、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俄罗斯开疆拓土而立下的汗马功劳也总是津津乐道。如斯大林，作为一个“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而普通的俄罗斯民众对彼得大帝等人更是崇拜不已。
总之，在以“救世论”和“民族优秀论”为核心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熏陶下，俄罗斯民众头脑中充斥着救世使命感、作为俄罗斯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他们甘愿为救世而牺牲，为大俄罗斯民族而奉献。大俄罗斯主义对俄罗斯民众心理、思想的这种整合，凝聚了俄罗斯民众的精神，统一了俄罗斯民族思想，为俄罗斯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节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危害
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捍卫了民族尊严，保卫了国家领土；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这把利刃在无形之中也指向了利刃的使用者。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一方面倡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政策，另一方面又纵容大俄罗斯主义情绪，甚至把大俄罗斯主义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潜规则。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苏联时期的肆虐，不仅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引发了地方民族主义的迅速反弹，而且腐蚀了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最终的结局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
一 肢解民族平等政策的利器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以及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旗帜，不仅从理论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而且在实践上沉重地打击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在建党之初，就把实现民族平等原则写进党纲，并把它作为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确定下来。1895年，列宁在他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一文中提出：“凡年满21岁的俄国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都有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消灭等级，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340]后来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又指出：“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以民主宪法为基础的共和国，民主宪法应保证：……种族一律平等；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341]1913年6月26日，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它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享有任何特权。”[34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立即签署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废除任何民族和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1918年7月颁布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全体公民不分种族和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任何容许民族特权或对于少数民族施行的任何压迫或对其平等权利的任何限制都是违反宪法的，必须加以禁止。1919年3月，列宁在第三份党纲草案《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强调指出：“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343]民族平等在政治法律形式上得以确立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消除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现象。经济上，中央政府在财政状况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将资金优先用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还实行财政补贴、信贷优惠政策，并派遣了数以万计的专家、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上，为一些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培养非俄罗斯学校的师资队伍，开展扫盲运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打败了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乱。1922年12月30日，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合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然而，与民族平等原则格格不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尽管在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制度和政策支柱，在表面上销声匿迹，但由于它与民族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因而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甚至许多俄罗斯共产党员都对大俄罗斯主义恋恋不舍。就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344]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大俄罗斯主义的幽灵就会借尸还魂。1924年，作为誓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的主将——列宁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此后，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打压势头趋于减弱，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开始公然发作，甚至成为苏联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的潜规则。列宁倡导制定的民族平等政策，虽然在理论上和形式上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在大俄罗斯主义的疯狂发作下，也一步步走向被肢解的境地。
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在列宁离世后的短暂时间里，还与大俄罗斯主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维护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权力的扩大，斯大林这个被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其自身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首先开始复发，在许多时候主动为俄罗斯主义辩解，否认沙皇政府的侵略历史，把沙皇的侵略行为奉为“英雄壮举”，用来教育和激励苏联红军；把俄罗斯联邦视为苏联的嫡系，让俄罗斯人拥有更多权利，对非俄罗斯民族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对一些非俄罗斯民族实行特殊的移民政策，等等。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影响了整个苏联的民族政策，成为列宁之后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导向。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尽管对斯大林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纠正，但在大俄罗斯主义问题上，他们基本上传承斯大林之衣钵，对大俄罗斯主义采取默许甚至暗中支持的态度。他们在国内喋喋不休地宣扬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伟大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民族”，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同时，还把大俄罗斯主义推至国际，继续控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把这些国家作为苏联的“卫星国”看待，把东欧各国的共产党视为苏共的“党支部”，干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内政，出兵阿富汗，建立亲苏政权，等等。
几十年来，大俄罗斯主义这一潜规则的实行，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受到了严峻挑战，而且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从而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 引发地方民族主义反弹的催化剂
万物相生而又相克，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地方民族主义是缘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产生，它的消亡无疑取决于大俄罗斯主义之消亡。苏联时期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死之势，决定了地方民族主义作为矛盾的另一方面也必然相随相伴。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列宁主张要区分为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俄罗斯民族过去是压迫民族，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服务于沙皇专制制度，鼓吹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对内实行俄罗斯化和民族同化政策，扼杀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主要求，因而是一种特别有害和特别危险的民族主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基于压迫民族的大民族沙文主义而产生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由于遭受俄罗斯民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产生民族耻辱感，对俄罗斯民族不信任，要求民族独立和分离，因而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一种反抗大俄罗斯主义的特殊防御形式，地方民族主义不可与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同日而语，因为“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345]因此，“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346]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列宁认为，“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加了无数暴力，尤其是不知不觉地施加了无数暴力和侮辱”；“压迫民族即所谓‘伟大’民族（这种民族不过因为实行暴力才伟大，不过是像杰尔治摩尔达那样伟大）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于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在实际上抱着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随时都会滚到资产阶级观点的泥坑里去”。[347]为此，为了真正赢得非俄罗斯民族的信任，处于强势地位的俄罗斯民族应该采取让步态度，以实际生活中的不平等而对少数民族采取一些特殊优惠措施，从而消除非俄罗斯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不信任、猜疑和抵制情绪。
在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一对矛盾中，大俄罗斯主义无疑是主要矛盾。然而，由于大俄罗斯主义的长期腐蚀作用，使得许多苏共领导人在这对矛盾的认识上陷入了这样的判断误区，即一提民族主义就是指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就等同于民族主义。在这样的错误理念驱使下，他们在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打击中，往往放弃对主要矛盾即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而把矛头对准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这种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苏共十二大召开后，以“米尔赛义德—苏丹—加里耶夫事件”为开端，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开始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分子，但很少有人被指责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分子。对此现象，乌克兰作家麦斯特连柯就指出：“在贯彻执行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整个时期内，从未谴责过哪怕是俄罗斯大国民族主义的一个代表。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及其具体代表者的斗争在所有的民族共和国内都汇成了一股洪流。”[348]20世纪30年代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加剧。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提出，地方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对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问题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空泛议论，因为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表现，如果放弃同乌克兰民族主义做斗争，那么“乌克兰民族主义……就成了主要危险”。[349]30年代后半期，苏联当局以民族主义的罪名逮捕、流放和杀害了数百万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强制迁移一些少数民族，不断掀起排犹反犹之风。据统计，苏联的“国事犯”中，约有3/4是因“民族主义”的罪名而入狱的。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尽管为遭受斯大林迫害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平反，但头脑中仍旧持有地方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的错误思想。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要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1972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指出，“民族主义是同地方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其主要表现是“夸大本民族的特点和本民族的特殊利益”，因而要同“政治上不成熟的人的民族主义表现”[350]进行坚决斗争。在这种错误理念主导下，他们多次清洗各民族共和国的干部，镇压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活动。
苏联领导人对地方民族主义的严厉打击，事实上造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即越把火力集中于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也就越是纵容大俄罗斯主义；越发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就越是不断地催生地方民族主义。几十年来，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不断地进行着量的积累，积累的结果，就是20世纪80年代，地方民族主义的分离浪潮迅速爆发出来，最终使联盟大厦在一夜间分崩离析。
三 吞噬苏共肌体的恶性肿瘤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具有不完全不同步性，它既可以超前，也可滞后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并不等于这种压迫的长期统治所产生的社会意识也被一起埋入了棺材”。[351]事实上，虽然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但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许多俄罗斯人心目中仍是根深蒂固，特别是党政干部身上存在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还比较普遍。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阿兰·贝桑松在谈到苏维埃政府中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时就指出：“……（俄罗斯）在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之后，没有中间过渡，便进入重整军队、改造传统政治机构的阶段，不少旧军队的军官怀着各自的动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他们有的抱着民族主义的态度，以期拯救统一、不可分割的俄国，即俄罗斯帝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为这种动机提供了理由。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够恢复单一政权对旧帝国内部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统治，这足以满足民族主义倡导者的最低要求。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盟就这样形成了。”[352]
对苏维埃政府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结，列宁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353]如在1923年的俄共（布）十二大上，当谈到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时，会场上掌声如雷，而提到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时，鼓掌的人则寥寥无几。再如在学校教育问题上，由于大俄罗斯主义的思维习惯，俄共（布）党内和教育人民委员会内的一些干部主张成立统一的学校，提出将俄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在学校教育中禁止使用其他民族语言。这一提议受到列宁的批驳。他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它的周围，有一些共产党员说，要成立统一的学校，因此，除俄语外，不能用别的语言讲课。在我看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必须同他们做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告诉其他民族说，我们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力争实现一切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自愿联盟。”[354]如果党政干部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不及时加以克服和消除，它势必影响党的形象，影响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为此，列宁提出，必须从促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长远角度出发，与大俄罗斯主义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只要发现共产党员“稍微有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就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会带来很大的害处”。[355]
斯大林在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执政初期，也对共产党员中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现象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在1921年俄共（布）十大所做的报告中，以粮食人民委员部按摊派方式要求柯尔柯斯伊斯兰教居民交猪为例，批判了俄罗斯共产党员中存在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还指出：“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在我们这里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它竭力排斥一切非俄罗斯的东西，竭力使一切管理机关都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如果我们大家不武装起来反对这种新的——再说一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反对这种正在扩展蔓延，正在一点一滴地渗入我们工作人员的耳目，一步一步地腐蚀我们工作人员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我们就会把当时（反对白卫军将军们的国内战争时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所取得的信任丧失无遗。同志们，这种危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它铲除掉。”他告诫广大共产党员，我们之所以能举着展开的大旗反对克伦斯基并推翻临时政府，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取得了广大被压迫民族人民的信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广大被压迫民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虽然他们沉默着，但这些民族活着、存在着，决不能把他们忘记。如果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和尤登尼奇的后方没有这些所谓的“异族人”，如果没有过去被压迫民族用他们对俄罗斯无产者的默默同情和支持来破坏这些叛乱将军的后方，布尔什维克党就不能取得胜利，就不能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必须对沙皇时期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残余势力保持高度的警觉，“如果听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力量蓬勃发展，猖獗横行，我们就得不到过去被压迫民族的任何信任，就不能在统一的联盟内建立起任何合作，也就没有任何共和国联盟”。[356]因此，广大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必须身体力行，带头同大俄罗斯主义做斗争。
然而，作为一种影响整个民族几百年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大俄罗斯主义已深深熔铸于俄罗斯民族的脑髓之中，就连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也完全被俄罗斯化，从一个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者转变为大俄罗斯主义的支持者，更不用说普通的俄罗斯党员和群众。同时，由于与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决死战”的主将——列宁又英年早逝，这就使打击大俄罗斯主义的力度逐步减弱，一些党员干部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再度复兴。从中央到地方，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及领导干部，把列宁关于与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决死战”的叮咛置于脑后，默认、纵容大俄罗斯主义的发作，甚至成为大俄罗斯主义的直接推动者。如一些历史学家无视历史现实，篡改苏联历史，对沙俄征服非俄罗斯民族的侵略历史极力美化，为沙皇的侵略扩张立下“汗马功劳”的匪徒头目叶尔马克、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穆拉维约夫、哥尔察科夫之流树碑立传，把这些侵略者的头目誉为“最能体现俄罗斯性格鲜明特点的人”；苏联理论界不顾及非俄罗斯族人的心理感受，对俄罗斯族的功劳极尽渲染，千方百计地论证沙皇的侵略扩张活动是合理、合法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是非俄罗斯民族的“自愿归并”；苏联的广播电影电视界大力宣扬伊凡雷帝、彼得一世等沙皇的“丰功伟绩”，鼓吹“俄罗斯民族优秀论”；苏联教育界强制推行俄语，限制非俄罗斯民族语言的使用；等等。
因此，虽然从表面上和理论上来看，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铲除和唾弃，但从苏联民族政策的实践层面来看，大俄罗斯主义作为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潜规则，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以一种巨大的惯性思维力量支配着俄罗斯民族的干部和群众，腐蚀着苏联共产党，从而使党的领导干部能够堂而皇之地在民族平等原则的指导下，把大俄罗斯主义“贯彻”于民族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无形之中。然而，尽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具有强大的隐身功能，但没有逃过一个美国人的眼睛。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无疑是美国关注的对象。但美国前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则认为，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苏联的俄罗斯色彩比共产党色彩浓得多”，“他们受到俄罗斯民族的影响以及他们通过历史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胜过我真正看到的他们在1917年革命后苏维埃的影响”。[357]
由此可见，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广泛存在，而且由于相当数量的所谓大俄罗斯主义的“坚决批判者”（如斯大林等）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大俄罗斯主义者，这就使得苏共大厦不断产生裂缝，离心力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宣言的发布，身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也走向了灭亡。
四 摧毁联盟大厦的致命武器
民族主义是火，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引火烧身；民族主义是刀，如果持刀乱舞，必然伤及自己与家人。毋庸讳言，在14个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军事围剿时，在希特勒接连突破斯大林的防线，即将攻入莫斯科时，俄罗斯民族正是高举民族主义的利剑，用爱国主义的正义之火，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然而，纵观苏联70余年的历史就会发现，把玩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一火魔者大有人在，持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之利刃而乱舞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如前所述，沙皇政府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在国内各民族间植下了仇恨的种子，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当沙皇制度被推翻后，各少数民族纷纷谋求独立，以求摆脱俄罗斯族的统治，致使整个国家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局面。为建立尽可能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和破坏，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高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旗帜，用俄罗斯民族的让步、“对自己的不平等”，甚至赋予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赢得了各非俄罗斯民族的信任，从而建立起苏维埃联盟。应该说，列宁倡导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是各民族聚合在一起的黏合剂，也是苏维埃联盟成立的基础和支柱，一旦民族平等原则遭到破坏，苏联各民族之间就会迅速出现离心倾向。列宁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力主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防止这一火魔失控而烧毁联盟大厦的支柱——民族平等政策。在列宁时期以及斯大林执政的初期，尽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也有发作，但总体而言，民族平等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一直受到严厉打击和控制。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俄罗斯人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开始复发。斯大林过去主张的“用75％的注意力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用25％的注意力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358]的原则失效，地方民族主义被升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受到严厉打击。在“大清洗”运动中，苏联当局以民族主义之罪名而逮捕、流放和杀害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达数百万之多。作为苏联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公开为彼得大帝及一些侵略者头目大唱赞歌，赞美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和“优秀”而不考虑其他民族的感受，强行迁移十几个少数民族，等等。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本身就是俄罗斯人，因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更是情有独钟。他们继续不厌其烦地宣扬“伟大”而“光荣”的俄罗斯民族，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限制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学习和传播，把提倡学习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视为地方民族主义者而大加批判、迫害。其中，勃列日涅夫更为突出。如在1980年，苏联隆重集会纪念苏沃洛夫诞辰250周年，吹捧像苏沃诺夫和乌沙科夫这类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的侵略扩张干将的“战斗传统与苏维埃战士的伟大功勋”是“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的”，把他们视为人民的英雄顶礼膜拜。
尤为甚者，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明目张胆地大行领土扩张兼并之举。恩格斯早就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359]然而，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置恩格斯的忠告于不顾，在二战前后，与德国签订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打着保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旗号，用武力威胁方式强迫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加入苏联，用“武力解放”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芬兰的部分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北部领土等民族地区，并将这些地区划归苏联版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种沙皇式的民族殖民扩张行径不仅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反而反复强调其正确性、合理性。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把玩弄大俄罗斯主义火魔作为一种乐趣，不断地逗弄它，却不曾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果真引燃起地方民族主义的烈焰。
1965年，苏联历史学家涅克里奇撰写的《1941年6月22日》一书，尖锐地批评了苏联领导人在苏德战争前夕所奉行的沙文主义政策。10年之后，即1975年，针对愈发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肆虐之势，他在其所著的《被流放的民族》一书中严厉告诫政府当局：“每一项鼓励沙文主义和必然引起民族隔阂的措施，即使是最小的措施，也都会在多民族国家的大厦中造成裂痕，哪怕是几乎看不出的、极其微小的裂痕，但仍旧是裂痕。裂痕积累得太多的时候，就可能引起意外的大灾难。”[360]涅克里奇几年来的逆耳忠言，无疑激怒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被开除党籍，后来被迫移居美国。但他基于苏联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的分析而得出的“大灾难”之结论，却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真实的验证。
玩火必自焚，玩刀必自伤。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以来，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接连不断，民族分离和独立意识日趋强烈。1989年8月23日，200多万名波罗的海沿岸的三国居民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手拉手”所组成的600公里长的人链，把苏联领导人的扩张兼并所种下的恶果推向了极致。对此，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其新作《大国的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中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国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带有地区性，但它们却成了几年后造成雪崩式毁灭性发展过程的推动力。在这些事件中，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加盟共和国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的作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率先宣布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提出要退出苏联。而中央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对策上的平庸无能，却向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表明，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其组织者实际上都不必承担什么后果。”“这些政治势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掀起了猛烈的风暴。其最终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八九月间签署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命令。”[361]
综上所述，如果说民族平等政策是建构苏维埃联盟大厦的支柱，那么苏共就是这座大厦的主人。当沙文主义的烈火烧向大厦的支柱时，身为主人的苏共不仅没有救火，反而继续煽风点火。其结果是，不仅引燃起地方民族主义的火焰，而且还引火烧身，先是苏共亡党，随后便是联盟大厦在民族主义的烈火中坍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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