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两极格局终结
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英、法两个世界强国的实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由于本土远离战场，美国不仅损失较小，而且还大发战争财，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强国”；苏联在二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的巨大贡献，充分显示了其作为大国、强国的实力，因而其国际影响力迅速攀升，成为拥有巨大实力、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社会主义大国。苏、美两国各自从世界霸权主义政策出发，构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大搞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大伤苏联元气，其经济实力消耗殆尽，而国内的大俄罗斯主义又消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苏维埃国家的凝聚力。在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内腐外蚀的双重夹击下，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
一 两大阵营对峙及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英三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就如何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等问题，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达成一系列谅解和协议，形成了雅尔塔体制。通过雅尔塔体制，苏、美两国根据各自的实力和利益划分了在欧洲和远东的势力范围，从而为战后世界形成的苏、美为首的两极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开了先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美国相继出台了各种措施，构建起帝国主义阵营。
一是“杜鲁门主义”政策的出台。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的咨文中提出，苏联是极权国家，希腊、土耳其作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正受到极权国家侵略的威胁，美国应承担“自由世界”守护神的使命，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向希腊、土耳其提供紧急援助。同年5月，杜鲁门签署了《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按照这一法案，到1950年时，美国共向希腊、土耳其提供了6.59亿美元的援助。“杜鲁门主义”提出和实施后，美苏关系由战时盟友变为战后敌手，这标志着美国对苏实行遏制战略和冷战政策的开始。
二是提出“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他提出，欧洲面临的经济危机，如果没有外部援助，就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为此，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定一项经济复兴计划，尔后美国将提供经济援助。同年7月至9月，英、法、意等16国代表在巴黎开会后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224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1948年4月，德国西部占领区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也宣布接受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从1948年到1950年，共有16个国家接受了美国130多亿美元的援助，其中90％是赠予，10％是贷款。基于此，丘吉尔把“马歇尔计划”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慷慨的举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国加强了对西欧国家的控制，为建立统一的西方军事政治集团奠定了基础。
三是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4月4日，美、英、法、加等12国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决定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年8月24日，各国完成批准手续，正式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希腊、土耳其于1952年2月18日、联邦德国于1955年5月6日正式加入该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缔约国实行协商共同行动和集体防御的原则，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其他缔约国必须给予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援助。北约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军事同盟，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西欧国家的控制，并在欧洲大陆形成了旨在遏制苏联和东欧的弧形包围圈，同时也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形成。
四是签订《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51年9月8日，美、日两国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并于1952年4月28日开始生效。《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签订后，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威胁日趋加重。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加强联系和合作，通过签订双边、多边和共同的协定和条约加以应对。先是于1947年组成了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随后针对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49年1月，苏联与保、匈、波、罗、捷等5个东欧国家在莫斯科建立了“经济合作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相继于1949年2月、1950年9月加入。“经互会”的建立，加强了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于1950年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5年5月5日，当西方不顾苏联的抗议，批准了联邦德国参加“北约”组织的“巴黎协定”后，苏联在5月14日同东欧各国在华沙召开会议，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同年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成立。华约组织是与北约组织相抗衡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一，它的成立，是苏联对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公开做出的反应。从此，苏联与东欧各国形成了正式的军事集团，社会主义阵营也得以形成。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以苏、美为首的两极格局也相应形成。
两极格局形成后，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双方间进行冷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以反苏反共为旗号，在全世界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反侵略战争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封锁与反封锁。1947年，美国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物资禁运。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15个西方国家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在美国控制下，长期对社会主义各国实行封锁禁运。社会主义各国加强相互合作，与西方开展民间贸易，力图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在军事上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全面“冷战”和局部热战。美国加强“北约”力量，援助各反共政府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包围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加剧紧张局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加强“华约”及亚欧国家间的联系，援助各国革命斗争来反击帝国主义的挑衅。其间，还爆发了朝鲜战争和越南人民抗法战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主要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即西方国家期望通过和平演变的战略，实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社会主义国家则针锋相对，采取各种措施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
二 苏美对世界霸权的争夺
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使社会主义阵营走向瓦解，两大阵营的对立逐步演变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军事上，美国不但垄断了原子弹，还拥有1200多万军队，30艘航空母舰和1000多艘其他战舰，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近500个军事基地。经济上，美国拥有最雄厚的工业实力和最丰富的黄金储备，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基于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美国企图实现独霸世界的梦想，因而处处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攻势。战后初期，苏联总兵力接近美国，建立有强大的军事工业，仅作战飞机的年产量就达40000架，苏军驻扎在欧亚许多地区。通过战争，苏联大大扩展了疆土，解放了大片东欧领土。苏联成为战后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通过“四五”计划，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实力得到迅猛增长。1953年赫鲁晓夫执政后，他逐步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政策，提出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三和”理论作为苏联内外政策的战略指导思想，认为苏联凭借其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完全可以同美国展开“和平竞赛”并最终能把美国赛垮。由此，苏美争霸格局开始出现。然而，与美国相比，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上，苏联仍是略逊一筹，这在1962年的古巴事件中美国迫使苏联不得不从古巴撤退的结果中就可表现出来。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苏联尚处于攻势。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同美国力量衰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有了明显的增强，苏联的对外战略由守势转变为攻势，推行全球性进攻战略，展开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全球进攻战略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理论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对其进行严加控制和无理干涉，直至派兵镇压和武装入侵。二是在“经援”和“军援”的幌子下，极力向第三世界渗透扩张。苏联利用缓和时期这一时机，打着国际主义旗号，通过经济军事援助、搞友好外交、签订友好条约、借助代理人战争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抢占了一些战略要地。苏联加强同古巴的联系，在美国后院培植反美势力；苏联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渗透和扩张的力度；苏联通过支持越南加强了在印度支那的地位；苏联积极介入非洲内部的争端，插手安哥拉内战和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冲突，在南部非洲和非洲之角扩大了影响；苏联在1979年还出兵占领了阿富汗。三是对西方国家推行“缓和”政策，尽量避免同美国等国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以养精蓄锐，为未来的决战做好准备。四是推行积极进攻的军事战略，强调“苏联的军事学说具有进攻性”“苏联的军事战略将是坚决的、积极的、进攻的”。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苏联与美国展开了无休止的、一轮高过一轮的军备竞赛。战后初期，美国奉行核垄断和核讹诈政策，对苏联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挥舞核大棒进行威胁和恫吓。面对美国的核威胁，苏联下决心要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自己的原子武器及其运载工具。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个试验性原子装置，1953年8月先于美国进行氢弹试验。苏联在不到10年时间里解决了原子武器的有无问题，但原子武器的数量远不及美国。1954-1961年，苏联与美国展开了第二轮核军备竞赛，竞赛的项目是研制洲际弹道导弹。1957年8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961年10月，苏联宣布“用导弹核技术重新装备苏联军队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1962-1972年，苏联与美国展开了第三轮核军备竞赛，竞赛的项目是扩大核武库，夺取核均势。在此十年间，苏联倾尽全国资财，研制出30多种型号的核武器，导弹数量猛增。到1972年，苏、美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大体达成均势，但苏联战略核武器的质量还不如美国。1973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与美国展开了第四轮核军备竞赛，竞赛的项目是维持核武器数量，提高其质量，争夺核优势。在此期间，苏联研制成功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并且导弹的打击精度明显提高，导弹质量全面接近美国。80年代，苏联与美国展开第五轮军备竞赛，竞赛的项目主要是研制太空武器。然而，在这轮军备竞赛还未见分晓之时，苏联自己却在一夜间分崩离析。
三 两极格局终结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作用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战后几十年的激烈对抗，特别是他们之间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不但没有打败对方，反而给各自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极大地妨碍了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1985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对外政策新思维的理论，苏美对抗逐步走向缓和。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理论的影响下，东欧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迅速刮起政治变革风暴，波兰、匈牙利共产党在和平变革的进程中失去了执政地位；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与群众的激烈冲突中丧失了领导权；1990年德共失去执政党地位，随后两德实现统一；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先后发生类似的政局大变动，原执政的共产党或改变党的性质，或在多党选举中下台，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剧变后的东欧各国普遍向西方靠拢，冷战时互为敌手的两大军事集团——华约和北约，其相互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1年7月，华约首脑正式签署了解散华约组织的议定书。紧随其后的便是苏联解体。苏联解体，表明苏美两极对峙格局中的一极不复存在，两极格局归于终结。
两极格局终结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从苏联解体来看，大俄罗斯主义因素“功”不可没，其内腐外蚀的作用力十分巨大。就苏联国内而言，在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下，苏联党和政府自斯大林执政后期，就开始背离列宁制定的民族平等原则，用大俄罗斯主义的习惯性思维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使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一种“潜规则”，而大俄罗斯主义的公然发作又不断激发地方民族主义情绪，进而衍生出民族分离主义浪潮。1972年5月14日，立陶宛考纳斯市一名青年为抗议苏联的民族政策而自焚，数千名群众为其举行葬礼，并高呼“给立陶宛自由”等口号进行示威游行。同年6月，1万多名乌克兰人在第聂伯捷尔任斯克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占领。1986年12月17日，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发生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游行示威事件，伤亡200多人。1987年8月23日，波罗的海地区数千名群众举行抗议活动，提出3国退出苏联、成立独立国家的政治主张。1988年8月23日，波罗的海地区15万名群众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苏德非法签订的苏德秘密议定书。1989年4月8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流血事件，示威者要求格鲁吉亚从苏联分离出去。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3国的民族主义阵线举行大规模游行，200多万名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了跨越3国的“波罗的海之路”的人链，公开打出了“脱离苏联”的旗号。
长期以来，苏联政府对国内如此严重的民族问题视而不见，总是宣称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362]然而，“这种说法帮不了它的忙”。[363]尽管苏联以举国之力，凭借军事力量优势与美国展开世界霸权之争，甚至在许多时候占据上风，但“后院起火”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民族主义浪潮的不断高涨，联盟凝聚力日趋消解，苏联解体已是为时不远。对此，法国政治学家爱莲娜·唐科斯指出：“在它（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364]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在1989年出版的《新现实——走向21世纪》一书中更是直言：“在未来的25年间，苏俄帝国也将重蹈覆灭的命运……发生这种转变的条件都已成熟。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它是否会导致苏俄帝国的解体，还是重新改组。无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成功与否，这一过程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无论苏联的经济崩溃有多么严重，这只是戈尔巴乔夫先生面临的重要问题。核心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帝国所面临的分崩离析的威胁。”[365]
就苏联外部政策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驱使下，逐步走上了霸权主义之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苏联与美国之间持续了46年的军备竞赛，使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军费成倍增长。据统计，1960年苏联实际军费总额为211.4亿美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3.1％，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26％，而到1988年这三项指标分别上升到2133.9亿美元、20.7％和28.5％。这样高的军费比重，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承受的。在苏联军费每年以2％-4％的幅度不断增长之时，苏联经济增长率却呈逐年下降趋势：1966-1970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7.7％，1971-1975年为5.7％，1976-1980年为3.7％。80年代末接近零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另有专家认为，苏联经济增长情况是，1966-1970年年均增长7.4％，1971-1975年年均增长6.4％，1976-1980年年均增长4.3％，1981-1985年年均增长3.6％，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时已负增长2％，1991年负增长17％。[366]尽管统计数据略有差异，但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造成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原因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弊病外，军费负担过重恐怕是最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以说，是战后40多年的军备竞赛把苏联拖垮了。
总之，国内的大俄罗斯主义吞噬了民族凝聚力，造就了国家离心力，而在国际上推行的霸权主义耗尽了苏联的经济实力，在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崩溃之际，苏联也就走向了坟墓。苏联一解体，苏美对抗的两极格局也就不复存在。
第二节 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东欧易旗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苏联的援助密不可分；而东欧各国的改弦易旗，也与苏联息息相关。东欧各国社会制度剧变的根源是苏联推行的大俄罗斯主义政策，是大国沙文主义窒息了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仅逼使东欧各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且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震撼性影响。
一 苏联模式在东欧各国的形成
东欧8国，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民主德国、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基础上，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东欧各国在实现解放以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得到苏联的指导和帮助，如民主德国是在苏联一手扶植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都是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获得解放的，因而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采用了苏联的模式。
第一，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集权体制表现为一党制、党政不分、个人崇拜、中央集权、机构重叠、干部任命、缺乏民主、监督无力等。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都存在着多个党派，建立起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如在罗马尼亚，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国家自由党、国家农民党和其他政治组织；在匈牙利，存在着小农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公民民主党等政党；在波兰，有工人党、社会党、农民党和民主党等众多政党。然而，随着东欧各国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和联合政府的解体，共产党的一党制开始确立起来，原先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党纷纷瓦解，有的被取缔或解散，有的宣布改组，其领导人或被捕入狱，或逃往国外。与此同时，各国又都把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合二为一，向一党制靠拢。1946年，民主德国的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的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波兰的工人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除此之外，有些东欧国家还取缔其他的小政党，如匈牙利取缔了小农党、罗马尼亚取缔了非共产主义的其他政党。当然，有些国家仍然保留了一些小党，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如波兰有统一农民党、民主党；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民党、复兴党、自由党、民主德国有民主农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党、国家民主党；保加利亚有农民联盟；等等。但从这几个国家的政权结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各国的小党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多党合作制只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
东欧各国尽管存在着多党合作制，但国家的权力却高度集中于共产党，党的权力也像苏共一样，高度集中于中央，而党中央的权力集中于政治局尤其是书记处，最终形成总书记个人专权以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严重局面。国家行政机关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都由党中央决定，然后交由国家行政机关去举手通过坚决照办。党中央成为凌驾于国家行政权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人事制度上，党中央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体制，保证了党对干部的集中统一管理，但这种制度削弱了自下而上以及同级监察机关的有效监督力量，因而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十分乏力。
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各国也大搞个人崇拜，全面模仿苏联。一方面，为了讨好斯大林，他们大搞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搞对本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由于苏共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东欧各国大力颂扬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同时还把本国领导人置于圣人的地位。如匈牙利的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排斥异己，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处理匈苏关系方面，对苏联唯命是从，全面效仿，他擅自把匈牙利人民引以为豪的1948年革命纪念日取消，而把苏军解放全国的日子定为国庆日，军队也完全仿效苏军建制，甚至把军服也改为苏式的。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也同样大搞个人崇拜，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加于别人身上，并残酷无情地打击和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第二，东欧各国基本上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也是高度集权。其主要表现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过度集权的部门管理、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等。如匈牙利，照搬苏联国有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模式，在1949年把凡是雇佣工人在10人以上的企业一律收归国有，使社会主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在工业中达到91.1％，在批发业中占93％。1948年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0年，全国共计建立起2200多个农业合作社和3600多个拖拉机站，使近12万农户走上集体化道路。[367]不顾本国缺煤缺铁的实际情况，提出要把匈牙利建成“钢铁国家”，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
第三，照搬苏联“大清洗”的做法，在本国内开展“大清洗”运动。东欧各国都有苏联派来的安全顾问，他们把苏联“大清洗”的做法也带到了东欧各国。1948年，波兰工人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被苏联指责为“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及同情铁托，因而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51年又被作为“间谍”被捕入狱。1949年6月，匈牙利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拉伊克等人被冠以“铁托分子”的罪名而被捕入狱，随后被处决，受此牵连的有一大批人。阿尔巴尼亚的内务部长科奇·佐治在1949年因“叛徒”“铁托代理人”的罪名被处决。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保共政治局委员科斯托夫在1949年被撤职，随后被逮捕并处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在1951年被逮捕，一年后因“托洛茨基——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罪名被处决。罗马尼亚的司法部长亚卢·波特拉什卡在1949年因“铁托分子”之罪名遭到逮捕，随后被处决。东欧各国通过大清洗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而每个案件都牵连到许多人。如在波兰，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贝鲁特在1948年至1949年间搞了3次“大清洗”，全国有1/4的党员受到牵连。在匈牙利，法院在1949年至1953年3月间对39万人判处了徒刑，而当时全国人口仅为1000万。[368]
第四，东欧各国在对外关系上与苏联保持一致。由于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对峙，东欧各国在战后的对外关系中，同苏联的关系占主要地位，特别是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与苏联同属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处在同一个同盟关系中，所以他们都把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作为自己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同西方国家、中国还是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都受制于同苏联的关系，与苏联保持一致，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总之，在背离本国基本国情的情况下，东欧各国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各方面都普遍照搬苏联模式，必然导致体制僵化，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由此，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试图通过改革，突破这种僵化模式，但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思维理念是绝不允许的。
二 苏联对东欧各国改革的控制
针对苏联模式日益显露的弊端，东欧各国力图从自己本国国情出发，改革苏联模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遭到苏联大党大国沙文主义的严厉控制和干预。
（一）借助社会主义阵营来控制东欧各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建了帝国主义阵营，高举反苏反共的旗帜，通过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思想文化渗透等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冷战对抗。为了保住东欧这块社会主义阵地，以此作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带，苏联带头组建了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经互会，签订了《华沙条约》并成立华约组织，在东欧各国驻守苏联军队。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成为苏联控制东欧各国的工具。
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9月，1956年4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解散。情报局存在期间召开的3次全体会议中，除第一次是讨论并决定成立情报局的波兰会议（1947年9月）外，其余两次都是在苏联操纵下，以批判、声讨南斯拉夫为议题的。南斯拉夫之所以受到苏联的打压，根源就在于南共反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主张在党际交往、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中遵循平等原则，并要求按照自己的国情设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无疑使苏联领导人恼羞成怒。1948年6月召开的罗马尼亚会议以及1949年11月召开的匈牙利会议，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批判、打压，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东欧其他各国纷纷与南共划清界限，大规模地清洗所谓的“铁托分子”。
经互会和华约是苏联与东欧国家作为对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组织的回应而成立的，但自成立后一直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完全按照苏联同美国进行争夺霸权的需要来协调活动，成为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工具。经互会在促进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方面尽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苏联总是以领导党自居，借助经互会，垄断东欧各国的重要资源，要求各国按照苏联经济发展的需要规划产业布局。东欧各国也曾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但与苏联相比，其工业产品多是初加工，东欧各国在总体上属于苏联的工业原料基地，而苏联则把本国工业品以高价出售给东欧各国，实行不平等贸易。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与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原则面前，苏联选择的永远是后者。
苏联成立华约组织、组建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苏联自身利益和安全的需要。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及控制，实际上是实施战略纵深防御，在苏联国土周围建立“缓冲区”或者是“安全网”，通过牺牲东欧各国的利益来为确保苏联安全服务。为此，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在东欧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场建设，修建了数量可观的军事设施，分别在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组建了驻德国苏军集群（后改称西部军队集群）、北部军队集群、南部军队集群和中央军队集群。华约组织的主要机构均设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其主要领导职务都由苏军将领担任。苏联常以华约组织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向各成员国军事机关和部队派“代表”“顾问”“观察员”，甚至直接干涉别国内政。1968年8月，苏联就以华约组织的名义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随后苏联同东欧成员国签订驻军协定。据资料统计，苏联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驻军达30个陆军师和4个航空集团军，配备有主战坦克、火炮、飞机和核弹头导弹等武器。
（二）干预各国的改革
苏联在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驱使下，把自己的模式和经验强加给东欧各国，导致了一些东欧国家的不满，因而在苏东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最早起来冲破苏联模式束缚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获得了解放，南共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和干部队伍，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随后又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在苏联组建社会主义阵营过程中，南共领导人铁托不满于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反对强加于南斯拉夫的苏联模式，反对苏联企图垄断南斯拉夫矿产资源的做法，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此导致苏南冲突爆发。1948年，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随后苏联又把苏南冲突提交情报局讨论。为了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亲南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威慑东欧各党领导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响，在情报局会议的筹备过程中，苏共对外政策部就起草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情报分析报告，而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罗各党，甚至已经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准备好了“组织结论”。在苏联的控制下，情报局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对铁托及南共施加压力，苏联与东欧各国相继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撕毁签订的友好条约和各种经济贸易协定，对其实施政治围攻、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同时还在东欧各国掀起了大规模地清洗所谓“铁托分子”运动。1949年1月苏联建立的经互会，其宗旨除了对抗马歇尔计划，就是对南斯拉夫实行禁运。苏南冲突虽然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南斯拉夫摆脱苏联模式，并走上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及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多种道路的认可，东欧各国掀起了反对苏联控制、打破苏联模式的改革浪潮。波兰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后，在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的带领下，曾有过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但苏南冲突事件发生后，哥穆尔卡被苏联指责为“民族主义倾向”而遭到撤职，随后波兰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加之历史上沙皇俄国对波兰的瓜分，强烈激发着波兰人民的独立自主意识。1956年，波兰政府对群众要求改革及提高生活水平的情绪因处理失当，导致了波兹南事件。波共领导人以波兹南事件为契机，确立了走“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路线，尽管受到赫鲁晓夫的直接干预甚至苏军包围华沙的威胁，但波共在哥穆尔卡的领导下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波兰挫败了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干预，开始走上改革道路。
紧随波兰之后，匈牙利人民群众对照搬苏联模式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改革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按平等原则调整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1956年10月，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人民奋起争取独立自由的流血事件，最后苏联出兵，平息了这一事件。十月流血事件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认识到，只有走适合本国特色的道路才能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开始酝酿改革。
阿尔巴尼亚于1961年退出“经互会”，随后又于1968年退出华约，完全割断了与苏联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于1965年开始实行体制改革，1968年达到高潮，出现了“布拉格之春”，但因遭到苏联等华约国的军事干预而夭折。民主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罗马尼亚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总体而言，尽管东欧各国都进行了突破苏联模式束缚的改革探索，但由于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严加控制与干预，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欧各国都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这就为东欧剧变埋下了伏笔。
三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东欧各国造成的严重后果
苏联模式的全盘移植以及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在东欧国家培育了两对矛盾，一是长期以来困扰东欧国家的苏联模式的弊端和要求冲破旧体制的改革潮流所构成的矛盾，二是苏联用强制手段对东欧实行霸权统治和东欧要求民族独立自主所构成的矛盾。两对矛盾通过不断积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临界点，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号角中，上述两对矛盾所蕴含的能量迅速释放出来，加上西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推波助澜，由此引发了东欧诸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大地震”。
东欧各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后，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全面移植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创造了巨大成就，是世界上唯一可供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苏共对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支配和苏联红军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迫使东欧国家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毋庸置疑，战后东欧国家通过借鉴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苏联模式的全盘照搬，脱离国情，致使政治上一党高度集权、经济上全面计划管理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东欧各国尽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下进行冲破旧体制的改革尝试，但由于国内保守力量和苏联保守势力的反对而难以作为，这就使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在苏联的压力和干预下强加给东欧国家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各国人民从感情上难以接受，因而他们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但其结果适得其反，出于防止东欧国家变质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考虑，苏联不断加强控制和干预的力度。由此，控制和反控制、霸权统治和民族独立自主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增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在强权压力下得以维持的脱离东欧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应有的优越性，因而社会危机四伏，人民群众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各国反对派趁机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向执政的共产党施加压力。在两对矛盾积聚起巨大能量时，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改革，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引爆了两对矛盾积聚的“火药桶”，东欧国家迅速实现了“颜色革命”。
第三节 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中苏关系
大俄罗斯主义一直是影响中苏关系良性发展的障碍。新中国成立前，不仅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大肆侵略制约着中苏关系的发展，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沉重的历史负担，而且苏联政府带有大国沙文主义因素的对华政策也阻碍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共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社会制度，中苏两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结成了兄弟般的情谊，但大国沙文主义的日益膨胀，对中苏两国关系又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苏关系
中国在历史上深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之害。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不仅从中国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还让中国支付巨额赔款，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先后3次发表对华宣言，决定放弃沙皇俄国时期不平等的对华政策，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平等对待中国。中华民国政府通过与苏俄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中国与沙皇俄国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公约、条约、协定书及合同等一律废除，本着平等、相互公平的原则及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订条约、协定；前俄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的一切条约、协定等，有妨碍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一律无效；前俄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国的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的主权；苏俄政府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租界及其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及其领事裁判权等。《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使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列宁去世后，在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下，苏联政府不愿意放弃在沙俄时期获得的权利，因此苏联政府当初的承诺以及协定中的条款多数并没有兑现，加之蒋介石开始实行反苏反共的政策，中苏关系又走向恶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苏联远东地区面临日本侵略的现实威胁，为了牵制日本，保障远东地区的安全，避免在东西两个方向陷入两线作战，使苏联能够把主要精力用于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苏联政府除了在“精神上”“道义上”给予中国声援外，开始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中国进行援助。1937年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支援和军事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从1938年至194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5亿美元的贷款，并在贷款利息、偿还品种、物资价格和偿还时间等方面给予了优惠，大大低于国际和英美标准。同时，苏联还在基础设施建设、军事顾问、空军志愿队等方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帮助。在苏联支援中国抗日的对华政策中，我们仍能看到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行径。如苏联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中，以中国的主权做交易，允诺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苏、美、英3国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相关中国外蒙古、旅顺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大连等问题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在这一事件中，苏联尽管身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其违背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热衷大国沙文主义的图谋却是昭然若揭。
二 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中苏结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因而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就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一边倒”政策是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一边倒”政策不仅表明了新中国的政治方针、政治路线不是倒向资本主义一边，而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而且还表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倒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369]因而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370]“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提出前后，特别是通过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访苏和同年12月毛泽东访苏，中共中央按照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互相协商的原则，解决了中苏两国间的许多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立即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并与新中国建交，同时带动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还使包括英国在内的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相继表示正式承认新中国，从而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孤立新中国的“共同阵线”阴谋。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在这一时期，基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以对抗帝国主义阵营的需要，苏联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建立同盟关系，总体上能够平等相待，竭力扶持，因而两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首先，在中苏两国共同努力下，通过谈判，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有关文件，取代了在1945年签订的作为《雅尔塔协定》之产物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条约规定：中苏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与措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此后，中苏两国在反对对日单独媾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方面加强合作，使中苏关系不断得到持续发展。
其次，苏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援助，促进了中苏关系发展。一是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包括用于抗美援朝的军事贷款，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共向中国提供了大约60亿卢布的贷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是向中国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和顾问。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刘少奇携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18000人。[371]三是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科学技术资料。1950年至1959年，苏联无偿地（只收取复印费）向中国提供了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4261个教学大纲、4587项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以及按优惠出口价格为中国设计和制造了221个仪器、设施、设备样品。[372]四是接收中国留学生，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各方面人才。1949-1966年，苏联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11000人。[373]五是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和期刊。1951年，苏联科学院、各省共和国科学院和苏联其他科学机构向中国提供了32000册书刊。1952年，苏联向中国免费提供了近5000种书籍，其中许多列入了中国出版社的翻译和出版计划。同年，中国出版了756种、860万册苏联书籍的中文译本。1952年再版的书籍中，苏联书籍占了78％。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2年底，中国出版了3414种苏联书籍。在以后的几年里，苏联书籍更是大规模地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374]可以说，正是在苏联的援助和中国人民的努力下，到1956年，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大部分开始投产，中国才得以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使新中国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
再次，中苏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以及台湾问题上相互支持，加强合作，巩固了中苏同盟关系。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苏联一贯采取支持的态度。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苏联代表团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要求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并声明，如果国民党代表未被逐出安理会，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在苏联的带动下，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代表先后从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中退出，以示抗议。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苏之间紧密合作，反对安理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当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苏联向志愿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空军支援。在台湾问题上，苏联政府也一贯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反对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在这一时期，尽管中苏关系十分密切，苏联与中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但苏联在一些方面仍旧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因素。如有关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港的协定中仍然保留了《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某些特权，在新疆也保留着大量特权；在朝鲜战争中采取自利政策，在武器装备方面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并非是无偿的，实质是卖军火给中国，让中国单独承担打美国和援助朝鲜的费用；等等。
三 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与中苏同盟破裂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他克服了斯大林时期对待中国的一些大国沙文主义做法，收回苏联在中国的特权，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因而中苏关系持续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蜜月时期。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赫鲁晓夫在国内权力地位的日益巩固，其大国主义也开始膨胀起来。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支配下，自1958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破裂并最终走向武装对峙。
中苏关系的破裂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中共赞成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一些严重错误进行批判，但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持的全面否定态度。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总路线问题，中苏两党也存在分歧。随后的1958年，在大国沙文主义驱使下，苏联向中国提出了涉及中国主权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在台湾问题上，当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时，苏联一改以往态度，对中国做法大加指责，认为这是中国对苏联对美缓和战略的挑战。1959年，苏联以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进行有关禁止试验核武器的谈判为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其实质是苏联利用手中的核武器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在同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不听“吩咐”“不合作”态度，赫鲁晓夫难以容忍，为此，苏联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中国施压，迫使中国走到与苏联合作的道路上来。1960年，苏联政府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不仅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友好感情。赫鲁晓夫的毁约与撤走专家并没有使中国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在当年9月份中苏两党的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375]1962年，苏联又煽动、策反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区的6万多边民外逃至苏联，造成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动荡局势。
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使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并走向了武装对抗，这不仅表现在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上，更是表现在苏联对中国实施的军事战略包围上：一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压力。原来苏联在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只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经达到了40多个师。1978年勃列日涅夫视察远东，3次观看军事演习，向中国示威，炫耀武力。二是不断加强对蒙古的控制，将蒙古视为包围中国的重要环节。1963年，苏联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根据这个协定进入了蒙古，对中国北部边界构成威胁。1966年，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蒙古大规模驻军。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进驻蒙古的军队数量急剧增加。三是挑拨印度反对中国，大量向印度提供各种武器。1969年苏联提出了“亚安体系”，旨在孤立和包围中国，从而得到了印度的支持。1971年苏联与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使用条约》，确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者受到进攻威胁时，缔约国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和安全。四是扶持越南反对中国。为了策动越南反对中国，苏联向越南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78年，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规定一旦一方成为进攻的目标或者受到威胁的目标，缔约国双方将立即相互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和采取相应的有效的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该条约的签订使越南成为苏联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和反华前哨。五是直接出兵阿富汗，从西北部地区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割裂了中苏同盟，使中苏关系从“蜜月”期进入了“严冬”期，对中苏关系所造成的危害十分巨大，影响也极其深远。自1958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苏关系一步步走向恶化，直至1979年9月，两国才开始就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展开谈判，但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断。进入80年代后，在两国政府特使进行的多轮磋商中，中国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3大障碍问题，即苏联停止侵略阿富汗、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裁减并撤除部署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的百万驻军，但苏联一直回避这些实质性问题，双方磋商难有进展。直到1986年，苏联才开始在3大问题上出现松动，苏联政府表示将就柬埔寨问题同中国讨论，戈尔巴乔夫宣布将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同时还宣布苏联同蒙古领导人研究从蒙古撤出大部分军队的问题。随着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被消除，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好转。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中苏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确立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新的原则基础。此后，双方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开始全面恢复，一些长期制约两国关系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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