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根据日记写了十多篇短文发表，作为这次出差的交代。以下选录几篇。
句号和省略号
格拉茨，奥地利东南部城市，施泰尔马克州首府，为奥地利第二大城，滨穆尔河。格拉茨一词源出斯拉夫语，即“小堡垒”的意思。约一二四〇年建镇。中世纪时成为施泰尔马克州中心。一三七九年为奥波德哈布斯堡皇家所在地。城防建立于十五至十六世纪，曾抵御匈牙利和土耳其人的围攻。约一五三〇年以基督教新教为正统。后来奥地利大公查理采取镇压措施，才恢复了天主教的权威。拿破仑时代，格拉茨于一七九七、一八〇五和一八〇九年三次被法军占领。一八五〇年建市。该市现为铁路枢纽和工业中心，有铁厂、酒厂和铁路修配厂。产品有精密仪器、光学仪器、机械、皮革、纸张、纺织品和化学药品。也是附近山区谷物、水果及葡萄酒的贸易中心，贸易极为活跃。旅游业很发达。人口二十四万八千五百（一九七一）。
以上是《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为格拉茨市勾勒的文字速写像，略有删节。
我访问了它，游览了它，在一个月中每天分明感受到它的呼吸、作息和脉搏，并且有意无意地处处与我所来的城市加以对照。最后形成的总印象，可以概括为两个标点符号：格拉茨是一个“。”，贵阳是一个“……”。句号表示一种基本完成，省略号则意味种种不确定和变迁发展。
格拉茨人对自己城市历史的钟爱，随处可见。著名的古建筑自不待言，一些不起眼的楼房、庭园、住宅、酒店等等，也常在大门两侧铭刻着创建的年代：“1894”“1725”之类。到任何单位参观，无不有介绍性的小册子或卡片相赠，小册子或卡片无不是从创建历史说起。就连菜谱封面，也用烫金花体字印着创店年份。格市郊区的一位葡萄园主兼酿酒厂厂长、酒店老板卡尔·特隆克，一个地道的乡下人，连他也有一本厚厚的书赠送给我们每人一本。这本由他口述、别人整理和拍照的书，也是从葡萄园的历史谈起。
老城是格拉茨的骄傲。它一二四〇年建镇，在中国为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三七九年成为哈布斯堡皇族所在地，为明太祖洪武十二年。一八五〇年建市，则是清道光三十年。论历史不能说多么久远，但毕竟曾是皇族所在地，又居全国第二大城，气度便自不凡。历史上它多次受到战火的洗劫。二次大战中更受过轰炸，但老城的破坏不很严重，战争结束后就着手修复，如今是了无痕迹了。我们住在玛琳（即马利亚）修道院的招待所，非常简朴和安静。每天用早餐经过的走道上，有一盏电灯永远照耀着一小幅圣母抱着圣子的画片。画下有几行文字，说的是二战中美军轰炸格拉茨，玛琳修道院全体人员躲避在地下室里，炸弹炸塌了近在咫尺的教堂双尖塔，地下室的人却一无损伤。这是圣母庇佑，所以在地下室口处供奉圣母像，以不灭的灯表示永远铭记的恩德。奥地利人百分之九十四是天主教徒。
兰德克蕾贝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导游员。态度亲切，城市历史谙熟于胸，问候和道别的语调跟唱歌似的。我们游览名胜古迹和老城市容，都是由她引导。她告诉我们，格拉茨老城的市管政策就是一条：不准改变外观。老宅主人可以在室内任意增加种种现代化设施，那是他个人的权利。但不得改变房屋外貌，老城的市容是属于公众的。房主修葺旧屋，如经济力量不足可以申请市政府部分补助或大部分补助，修整后的房屋有转让权，但无权改变外貌。在老城里徜徉，从整体感觉到种种细节，都使我相信这一市政政策执行得很好。老城里不仅没有新型建筑来破坏它的完整和特色，也看不见崭新打眼的材料或外粉刷。显然它的修复计划早已完成。它给我的感觉，像一户殷实家庭，既无浅薄的暴发户色彩，又无丝毫的衰飒气息。窄窄的街巷，结实的建筑，小巧的广场，缤纷的色泽，我们就像置身于茨威格的小说和电影《茜茜公主》之中。
穆瑙滑雪场的主人赫尔曼·里兹额先生赠送的中文版《奥地利巡礼》上说：“格拉茨这块土地上，各处建筑风格兼收并蓄。”第一幅图例就是“各阶层聚会的州府大楼，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阿尔卑斯山北端最重要的建筑”。我们对老城的观光也是从这里开始。它是一座曲尺形建筑。曲尺中空处是个很宽敞的院子，他们称之为广场了。曲尺的三面则是米黄色的三层楼房。宽大的走廊，圆拱形的廊沿一座接一座，如果广场上有什么演出集会，这就是一座座包厢。广场一角，有一座刻镂精美的青铜亭盖，护罩着一口古井。曲尺的第四面则通向古军械库，那是一个极其迷人的去处。
兰德克蕾贝带我们走向一个很普通的小门，像是去一个楼梯间或杂物间。谁知里面藏着一件绝妙的艺术品：一座古代的石雕双旋楼梯。很难用文字把它的造型和结构说明白。它外观像一只竖立着的海螺。但如果两个人一起从这只海螺的狭缝走进去，就会发现石梯一分为二，可供两个人一左一右盘旋而上；但在中途又会有几次相遇于共用的石台。石栏杆雕满花纹，像花边一样薄薄地卷曲着，沿石梯画出一段一段弧线。不论站在哪个位置，都不可能看到这架匪夷所思的双旋楼梯的全貌，因此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氛。站在这架复杂的暗沉沉的石梯上，我联想许多文学名著中的窃国阴谋、罪恶恋情、血腥仇恨、飘浮的幽灵，比如《基度山恩仇记》《红与黑》《哈姆雷特》等等。导游说，这架石梯有五百年历史了。肉眼看不到它的全貌，照相机更无能为力。我们刚到时，有两位女孩在此捧着照相机左瞄右瞄，选不到角度。我们勉强照了几张，都不理想。后来德查克送给我一张这座石梯的明信片，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效果自然好得多，但还是没法传达它的妙处。算不定这正是设计大师的意图。
老城很集中，结构完整，我们很多活动都要经过城门。新建筑则分散在四面八方，因此没听他们说什么新城。我们住所附近，便有成群的新公寓。还参观过一些现代化的建筑，比如广播电视台、蒸汽发电厂、贸易中心等。但它们也都是早已建成完工了的。一个月中，走过格拉茨这么多大街小巷近郊远郊，没有看到一座脚手架或一处基建工程。这种现象，加上市民们那种悠闲的生活方式，有条不紊的社会步伐，使我产生了句号和省略号的比喻。
句号和省略号，什么更好些呢？
句号对他们很愜意，省略号对我们很必要；句号带来安定感，省略号带来希望。
他们人口稀疏，城建基础好，战后曲折少，恢复工作起步早，因而他们可以画句号。而我们这一切都处于另一个极端，所以正在加紧造句号。当然，比喻都是跛足的。所谓画了句号云云，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就此不再发展。在格市参观过的地方，都听到他们关于发展的介绍，并不满足于现状。只不过那是一种稳步渐进的发展，不是全面开花式的跳跃而已。
格拉茨许多新型建筑，采用浅色调的单纯而强烈的现代风格。而老城则保留着浓郁的欧洲乡镇的古老趣味，既鲜明又朴素，使城市非常富于人情味。我们曾从山头、高楼、塔顶等处俯瞰，最普遍也最典型的风光，就是一座高耸峭拔的教堂，或富丽巍峨，或庄严朴素，周围簇拥着密密层层的高矮房舍，红顶黄墙的、黑顶白墙的、橙红的、浅灰的、淡绿的、米黄的，错落隐现在绿坡绿树之中。整个城市像一个又一个家长，率领着自己的一群儿女，分别站在自己的领地上。《奥地利巡礼》里说：格拉茨人“比谁都热爱这座亲切的旧城，它地处充满奇幻色彩的丘陵地带。格拉茨人很自豪，他们认为自己的灵魂如同五彩缤纷的小天使”。
一个匆匆的过客，难以窥见人家的灵魂。但我真切感受到这是一个安静生活的好所在。
※※
附记：时隔二十五年，贵阳虽然还可见到许多脚手架，大型工地还不少，但市容市貌已大改观，并且在生态环境的改善方面，已走在全国的前列了。
三万甲胄
格拉茨拥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古代军械库，在欧洲首屈一指。库里的甲胄兜鍪，可以装备三万骑兵。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数目，须知格拉茨的人口还不到二十五万。
兰德克蕾贝带我们穿过州府广场，进军械库的侧门，室内有几个男子在分头绘制一些景片或装饰之类的东西。她向他们说了几句，就接过一串钥匙，带我们往里面走。一边告诉我们，这里冬季不开放，今天就我们三个人参观。
楼梯边立着一个跟真人同大的古代奥地利骑兵彩塑。铁甲铁盔，外披红色大氅，头插绿色羽饰，握着火枪，骑着一匹白马。我问明可以拍照，就分别与骑兵合影。上到二楼，见是一间很深很深的屋子，几行粗壮大木架作纵队式排列，架上摆满火炮和通条等器械。大木架前挨肩排列着全副的铁盔铁甲，跟一个个真人似的站得笔挺，一眼望不到头。天花板的大木枋上倒挂着一排排铁盔，像无数吸顶灯。因为不是正式开放，只亮着几盏普通电灯，我们三个老百姓在半明半暗中，检阅着一排又一排有躯壳无灵魂的古代甲士，真有点慑人。这些盔甲和兵器，全都滑腻锃亮，发出幽微的白光。我停步拍照。导游说上面有更好的。我等不得，连照了几张。到得楼上，果然盔甲的形制更精致。
再上四楼，目瞪口呆了。巅儿顶儿的在这里！最考究的一袭，从头顶到脚腕，包括护颈、面罩，是一套嵌银浮雕甲胄，凸出的花叶银白，凹下的底子黝黑。兰德克蕾贝说，这是最高统帅检阅三军或庆祝凯旋时穿戴的礼服，当然是没法穿着它打仗的。在它左前方，立着一副银光闪闪的马甲，从马头到马臀都遮盖起来。导游说这副马甲净重二百公斤。穿着那副礼甲，跨着这匹甲马，统帅得是承重好手，这匹马的负担更不得了。我心里有点怀疑它们的实用性。
从小看演义小说，对什么黄金锁子甲、烂银盔、拐子马之类无限神往。但戏曲舞台上的盔甲、故宫玻橱里康熙大帝的战袍，都离想象甚远。只有从欧洲历史电影的战争场面中，庶几得之。今日亲眼得见，望之灿然，叩之铿然，想象之俨乎其然，不禁欢喜赞叹，大感餍足。
库中还陈列有古代农民用以抵御入侵者的自制武器，都是长柄镰刀、草叉、斧头之类农具的加长磨利。
在幽暗神秘的氛围中，沉沉三万兜鍪和镰刀、草叉在我眼前活动起来，铿铿锵锵一拥而出，去抗击入侵的土耳其人。
在格拉茨大教堂的墙上，有一幅漫漶的古壁画，画着格拉茨历史上的三次大灾难：蝗灾、瘟疫和土耳其入侵。维也纳大学汉语博士生罗曼斯基用标准普通话对我说：土耳其人比蝗灾、瘟疫更可怕。
后来我们在市博物馆看见一个土耳其侵略军的半身彩塑像。短袖红袍，瓦盆式的帽盔；左手挽着太阳新月盾牌护心，右手直挺挺地握住一柄短刀；两撇浓髭，一双大眼呆呆地瞪着：一副凶残狡诈的神态，漫画味很浓。没有见有关蝗虫的雕塑。街头有一座高高的纪念柱，上面的塑像是在瘟疫流行时救人无数的一位医学家。
音乐金字塔
知道我将远行的人异口同声说：奥地利，音乐之国，去得。确实，我们待下来的地方尽管不是音乐之都维也纳，但在格拉茨也真感受到了他们的音乐风气之盛。
抵达格市第二天，与东道主施托罗伯尔先生（格市文化局长，明星式的美男子）及全程陪同我们的德查克先生和施蒂格女士商定日程安排。我们说希望看看歌剧，施局长莞尔笑道，那当然。
议罢，同去一家很气派的饭店吃午饭。入乡随俗，喝了些当地人很喜欢的微酸的葡萄酒。到了施蒂格家里小憩，中国病发作起来，只想午睡。强撑着挨到两点半钟，想着可以回寓所歇歇了，忽然听说这就要出发看歌剧去。瞌睡吓飞了，我慌忙问，是不是要回去换换衣服？德查克说，看歌剧必须穿礼服的习惯，如今已不严格了，你们看我不是也很随便么。确实他穿的是牛仔衫。于是如释重负，一起驱车前往歌剧院。后来才发现，他根本没有进剧场。
格拉茨歌剧院是帝国时期一位伯爵所建，一九八〇年全面整修过。大理石大厅、宽阔楼梯、红地毯大走廊，金碧辉煌的装饰，紫红金丝绒的座位，穹隆式包厢，像走进了欧洲古装电影里。
我们被安置在高悬于舞台右侧的第一个包厢里。这个包厢属于市长先生，但他今天不来，就让我们享受。其实从观戏的角度看，这座位太偏、太高、太近，而且坐在里面成了半个演员。大概这个座位的价值正在于此罢。
坐定，施蒂格女士说，演的是一出童话剧《汉斯和琼妮》。因为今天是“三王节”，特别为孩子们安排的日场演出。难怪堂座里只有一多半观众，许多人带着子女。“三王节”来源于《圣经》故事，说是耶稣在十二月廿五号降生于马槽后，有三位东方国王得到神谕，前来探望，于当日抵达，见到耶稣。剧情很单纯：两兄妹被继母赶到森林中，遇妖遇仙，逢凶化吉。音乐明快流畅，看起来很轻松。我们的座位，俯瞰乐池最为方便，恰好我对乐队的演奏更感兴趣些，便看了个够。最使我佩服的是剧场里安静的气氛。这么多小观众，除了幕间和大段咏叹调唱完时的鼓掌，没有一点嘈杂声响。
三天后又坐进这个包厢，看罗西尼的《塞维尔的理发师》。这可是名剧了。情节早已知道，序曲和几首有名的咏叹调也听过磁带，但这回可是见识“原装货”，颇为兴奋。留在那天日记中的印象是四个词：地道、浑成、自然、和谐。
次日听女高音歌唱家加布里·蕾西妮的独唱音乐会。她就是格市人，二十七岁，学成于维也纳，曾献演欧洲各国和智利，与维也纳歌剧院签订了演出合同。这样的独唱会，就不在巨大的舞台上了，而是在加了盖的乐池上，大大接近听众。台上除左侧的琴外，还在右侧摆了张古式方桌，一张高靠背椅。桌上有一盏古式台灯，一瓶花，一本摊开的书。想是要造出一种家庭式的亲切气氛吧。她确实唱得很好。
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则是在音乐厅。比歌剧院狭长一些，两侧楼座整个敞开，没有包厢。整个大厅是高色调，白底金饰。演奏台只比听众席略高一点，尽头呈弧形，台后没有天幕，是一座巨型管风琴。
主人事先声明，票不好弄，只有三张，就无人作陪了，并且三张票还是分成两处的。小徐说音乐不需翻译，他坐到后面去。于是我和蒋就沦陷在一片老外包围之中。在这种处境里才知道语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同样是不需说话的场合，有小徐在心里很松弛；他一离开，窘迫的感觉就从四面逼来裹住，像一件紧身衣。
法文节目单小徐看不懂，不知道曲目，就傻坐着。好不容易盼到演奏家各就其位，壮实谢顶的指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鞠躬致意。只知道是一位著名法国指挥家（后来知道他的姓名是约尔席·卜留特里）。掌声终于停歇。指挥棒举起。幸好是两位熟朋友：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两曲中间还夹了个陌生人，就不管它了。
对于我这种“好听曲不求甚解”的听众，演奏水平高低悬殊的还能勉强分辨，同属高水平之间的微妙差别可就说不清了。只能说当时的感觉：那田园的旋律出来时，就像微风刮来那样自然，与听音响大不一样。
德查克问我们，愿不愿意听听爵士乐。我们说，当然。他说，那好，正有一个颇有名气的美国爵士乐队在格拉茨演出。
爵士音乐会在市青年宫演出，比较接近我们的剧场，平民化多了。
我小时候是电影迷，几乎不放过一部新片。新中国成立前后那几年，看过不少的好莱坞歌舞片，对爵士乐不算陌生，但没听过现场演奏。乐队共十九人，乐器有五支小号、五只拉管、五只萨克斯管，钢琴、电吉他、低音提琴各一。打爵士鼓的老头就是团长，在介绍演员和曲目时，常说些诙谐的话引得哄堂大笑。在乐曲间隙，听众随意地小声交谈和出进，气氛很松弛。
一段一段的合奏之间，技艺超群的号手、萨克斯手、钢琴手们一个个站起来作即兴的华彩独奏，如怨如慕，非常好听，激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不料半场休息时，蒋和小徐提出回寓了。我很想听完，但离了小徐无法生存，只好怏怏而返。今晚灯下记此，还深感遗憾。
元月廿七日，参观施泰尔马克州议会时，正在开会的州议员克鲁伯、海丁格两位先生认出小徐是他们不久前访问贵州时的翻译，非常惊喜，当时就约请我们吃晚饭，德查克和施蒂格作陪。饭毕握别主人后，德查克说，早就约定听摇滚乐，今晚是时候了。恰好离此不远，于是同往。路上他介绍，这个乐队在英国有些名气，这次是沿着多瑙河，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奏将过来，一周以后，就要去维也纳了。
我们走进一间极狭窄的地下室，见是一爿酒吧。四五个年轻人靠着吧柜就有点挤不开了。德查克拉开一道小门，立刻冲出来一阵鼓乐声浪。他很快又钻出来，说是没座位，得等主人安排。他为我们要啤酒，我们辞谢了，刚才吃饭喝过，他便自要一大杯，施蒂格要了一小杯。我们局促着，忽然进来一个年轻人，脸上涂满深蓝颜色，披肩长发。他显然是常客，马上有几个人和他问候开玩笑，别人都做出见惯不惊的表情，反而他自己显得不大自在，匆匆沿着墙角的小梯上去了。我这才发现沿墙搭了一曲窄小的楼座，两三对青年隔着栏杆坐在小桌边喝啤酒。这时一位敦笃的年轻人来邀我们入内。德查克介绍，这就是店主，他的熟朋友。
这摇滚乐实在节奏太强烈，音量太大了，大鼓打得人心惊肉跳。何况又是在这样小的空间里。我抵御着沉重打击，观察环境。这是个拱顶石室，狭而长的一条，像一座飞机客舱，又像我们的“人防工程”改装的茶座。演奏台很矮。听众席是坡形的，摆着简陋的长木凳。我们站在进口附近望出去，借着舞台强光，只见黑糊糊一片脑袋，个个脑袋都在晃动。德查克手舞足蹈起来。弗朗西斯卡优雅地摆动脑袋。听这种音乐，确实没有人能抗拒四肢五官都想活动的欲求，只除了我。惭愧之至。
影影绰绰看出乐队只有五六个人。为首的又是一个老头，蓄着俏皮的小胡子，吹萨克斯管。他也不时说几句俏皮话，使全场乐不可支，掌声和顿脚声齐飞。
德查克端来几杯啤酒，说是听摇滚乐不喝啤酒可不行。我们确也有此需要了。蒋一直用两手保护着双耳和额头一带，这时提出有点不舒服，到外边去等我们，说完就匆匆逃走。
店主人嚷着问我觉得摇滚乐怎么样。我嚷着回答，这是火的音乐，是音乐里的熊熊大火，这不是乐队奏听众听的音乐，是乐队和听众一起演奏的音乐。他嚷道，完全正确。我问，这支英国乐队这么受欢迎，为什么不换一个大些的场子呢？他说，他的常客中八成以上是大学生，都成朋友了，换场地会让他们不习惯。德查克插话说，就是要在这里演奏起来才带劲。
胡子老头放下萨克斯管，走到话筒前逗乐一阵，掏出一只口琴，吹出一大段十分奇妙的旋律。可是，小徐也提出告退了。我们退到外间，又闲聊了一会。德查克说，他从四岁开始接触摇滚乐，便嗜爱至今，每周都要到这儿来听一两次；今晚就准备听到四点钟。我说，听摇滚乐像参加拳击运动。首先要体魄健壮；其次，胜利者固然是全力以搏，痛快淋漓，失败者同样是全力以搏，痛快淋漓。他想了一会，耸耸肩，扬扬眉毛。他是实在人，不像我爱乱联想，瞎比喻。德查克说，他不喜欢进音乐厅听古典音乐。音乐本身是好的，那种氛围他受不了。穿礼服，不能说话不能笑，处处做出温文尔雅的样子，甚至鼓掌也是刻板式的。那是一种社交，不是欣赏艺术。听爵士乐、摇滚乐才是精神的解脱。
我们步行回寓所。街上阒无人迹，我们三个人的脚步声很清脆。大玻璃橱窗一个接一个立着，灯光通明，照出五光十色的商品。但大门锁着，不仅没有顾客，也不见看守人。夜风在脸上，非常凉爽舒服。这个冬季过得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一位音乐大学学生的探索性作品值得说说。这是个非常腼腆的青年，脸蛋胖嘟嘟的，气质像个农家小伙子。他的尝试，就是用多次复沓的简单乐句来写音乐。这大概也是对他们古典作曲家那些辉煌旋律的一种逆反吧。地点在亚非学会的小厅里，演奏者都是他的男女同学。听众大约有三十余人。演出曲目五个，除一组女声歌曲外，其余的都是器乐曲。这种音乐，难免显得单调，催人入梦。但一支为三只小提琴和三只大提琴写的曲子，完全没有旋律的，我却真的觉得好听。
一只小提琴奏出一个很长的单音。第二只小提琴加进另一个单音，构成一个和弦。慢慢地，那几只大小提琴陆续进入，分别以不同的音阶、不同的长短，但同样是一个单音进入。这时，先奏的琴又陆续休止，陆续变换另外的音阶进入。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作曲家使用最基本的材料——单音，但调动和声对位的技巧，编织出一片又单一又和谐、又呆板又变化的乐音。由于没有旋律的进展，这片音响成了一块空白地带，容许听众无界限地浮想联翩。我就在这种催眠状态中，联想起我生活过七八年的那块高原：亘古沉默的群山，终年流淌的山涧，漫天飞扬的野棉花，倏来倏去的山雾，那些黄土中匍匐一生的寡言少笑的山民……
演奏会结束后，腼腆的青年作曲家感谢我们来听他的音乐，问我们能不能接受他的这种探索。我告诉他，中国古琵琶曲《霸王卸甲》也是以极简单的乐句反复变奏，有点接近他这些作品的手法。但像六只提琴这样全无旋律的曲子，第一次听到，我喜欢这支曲子。
在格拉茨听音乐的大轴戏，是看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指环》第一部《莱茵河的黄金》。
念中学时，每天中午到镇上新华书店站着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知道了瓦格纳，特别记住了《尼伯龙根指环》。那正是神往英雄和神话的年龄。瓦格纳生前就享尽殊荣；而这部取材于神话传说的音乐剧，因舞台装置太复杂，直到他亲手建成他的剧院后，才得以上演。这些传奇式的描述，令少年人心向往之。但后来接触他的音乐，总有点格格不入，觉得沉闷。到了格拉茨，得知可以亲眼看到这部歌剧的演出，很激动了一阵子。
于是我全神贯注地、虔诚地接收着他的艺术。遗憾之至，我还是感到深奥沉闷，理念太重。满当当无停歇的音乐使我迟钝，只是不时出现非常美妙的一个片段，“佳处时一遭”而已。故事情节对于歌剧来说也太复杂了些。就连那些靠现代化舞台装置（演出前我们参观了高达七十余米、繁复得像个大工厂的前后台装置）而造成的天渊神魔效果，也觉得有笨重之感。我庆幸能在史诗故土的奥地利亲见《尼伯龙根指环》演出，同时惭愧自己对领略这部作品的修养和准备还很欠缺。
回来后为补课，浏览了一些资料。有权威专家说瓦格纳的歌剧改革计划“是以对戏剧艺术的本质的根本错解为依据的”，说他的“综合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一种失败，但也没有一部不包含着极其美丽、极其伟大的瞬间”。
我们还在一个农家听过一次迷人的乡村音乐。
在格拉茨，各个层次、各种样式的音乐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构成了一个“音乐金字塔”。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极广泛极扎实的音乐教育。我们参观过格市的音乐幼儿园、音乐小学、音乐专科学校和音乐表演大学。人人从这个音乐教育体系中走出来，只有极少数成为音乐家，而绝大多数则成为具有音乐文化教养的欣赏者，与音乐相伴一生。
※※
附记：时过境迁，如今音乐在我国的普及程度，比他们已不多让；宏大的音乐演唱场面，肯定更大大超越。过去认为汉民族是不善歌舞的“暖瓶”，正在明显地发生变化。
美术万花筒
真记不清在格拉茨看了多少次美展和画廊。我怀疑这个小小城市平均每天得有一个美展开幕。某晚，我们曾马不停蹄地一连看了三个展览。
到后第三天，参观五位现代派艺术家的联展。展名“没有界限的界限”，因五人分属五个接壤国家：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西德和意大利；国有边界，艺术无国界。台阶边插着五杆国旗。上午经过，我以为里面在开国际会议。
展厅又宽敞又漂亮。但没看见美术作品，只见空落落的几张柜子，上面摆着电视机、电脑之类。一位戴金丝眼镜留唇髭的男士微笑着向我们走来。他就是五位作者中的奥地人理查德·克里士。他介绍说，这些电器就是作品。五位艺术家认为，艺术品的创作方式和材料，应当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当代既然出现了电视、电脑这样的技术，当代艺术家就应当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表现手段。我们在他的带领下，依序参观了这些作品。
在一台电视机的屏幕上，两个不很老的老头对坐在沙发上交谈。他们絮絮不休地讲，做出种种手势，但是没有声音。克里士先生解释：谈话在消耗着他们的生命；而谈话的内容却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台电视上，一只手捏着一根圆柄在玩电子游戏机，不停地旋来旋去，旁边挂一张黑白照片：一只手掌，掌心有个圆形伤口。克里士先生解释：这人为了一种无聊的游戏，受了伤仍不能休止。
悬挂墙上的一排照片：一个秃顶老头。一个中年人。又是这个中年人。一只长毛狗。解说：中年人的头发比老头多；狗的头发又比中年人多。
我意趣索然——未免太肤浅了些。但小徐在那边同艺术家大开讨论，半天不顾我们，我只好继续看。又一台电视，屏幕上是变幻无穷的各种几何图案。一座参差不齐的木柱，装着些灯泡，施蒂格伸手揿了两下，灯泡五颜六色地亮起来，伴以音乐声。一张台子上置洗相机、显影盘、定影盘，清漂盘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这几件展品，我就偷懒不去询问含义了。
展品参观完了，小徐还在那儿讨论。我过去说，可不可以让我们也参加？小徐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就讨论起来。记得我提到了中国的谚语“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艺术家听了解释后很赞赏。但怎么又提到庄子梦见变成蝴蝶，醒来不知是庄周变蝴蝶还是蝴蝶变庄周的故事，他就无论如何不理解了。实在也是，要一位西方人两分钟之内领略这纯粹东方式的理趣，是不可能的。我本想告诉他，玩电子游戏磨破手掌的那件电视艺术作品，中国有相近的七个字：“非人磨墨墨磨人。”但想到他不知墨是什么，就没说。
艺术家又带我们去看那台微型电脑。一揿就出现彩屏，乐声大作。原来荧屏上出现的是作者的姓名。作者认为，过去的文学艺术总是替伟人英雄树碑立传，其实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也有权成为文艺表现的对象。难怪普通人姓名出现时这么有声有色。
临别，克里士先生赠给我们每人一本展览说明。厚厚的一大本，重磅铜版纸，印刷非常精美；除了那几件展品和照片，绝大部分是文字。可惜一字不识，回国时留在了房间里。
这是一个需要做哲学阐述的展览。不久，我们欣赏了一个绝对无法解说的展览。
一个艺术家办的商业性画廊。二楼，一排三间小巧的展厅，灯光明亮而又柔和，非常舒适。墙上悬挂着展品，都只像一版小报那么大小。看了一圈，全是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永远说不清怎么回事的作品。略举数例，附录售价。
一块矩形木板，整整齐齐按贴满了相同的火柴盒。一万六千五百先令。
一块矩形木板，整整齐齐拼贴着相同的分币。三万三千先令。
一块矩形木板，红色，上面钉满了铁钉，看得出中央呈两个螺旋形。七万零四百先令。
一张白纸，剪成两个角，贴在另一张矩形白纸上。一万一千先令。
一张白纸，上面凸起两个从反面顶刺出来的圆点。二万四千二百先令。
一张纸，全部被木炭笔烘成黑色。一万九千八百先令。
这些定价是非常昂贵的。如那幅木板上钉铁钉，折合人民币就是两万元左右。
我一边看一边寻思，这么贵，真有人买？但立即憬悟：这种作品，宁肯卖不掉，也得把身价往天上靠拢。一降就露馅了。接着又想，如果我确实喜爱其中哪一幅，看仔细了，回家就可以复制出一张毫厘不爽的，成本呢，大约只需千分之一。
展厅两端各有一间打横的屋子，一间办公室，一间是画室。画廊主人像我们接触到的所有格拉茨人一样热情礼貌。我们在办公室喝了咖啡，又到画室看了一些现代派油画和雕塑。他介绍画廊的经营方式：艺术家把作品带来给他看，他选中的，陈列一个月，价也由他定，如能卖掉，与作者按协定分成，画家可得六成至七成。如卖不出，收展后还给作者，也不收陈列费。那间画室也常提供给需创作场地的艺术家使用。因为画廊主人自己也是画家，并不把经营画廊当作纯粹的商业活动。
格市的美展开幕式，处处与我们的大异其趣。我们的隆重，他们的写意；我们的热闹，他们的清淡；我们一定在白天，他们大多在晚上；我们看展览就是看展览，他们外带喝酒吃点心。统而言之，我们可称庙堂式，他们属于沙龙型。
这种开幕式我们参加过多次。晚饭以后，华灯灿烂。女士先生陆续步入，在门厅脱下大衣帽子，或三五聚谈，或走向角落里必不可少的大台子随意取用饮料和小点心，或自行浏览展品。时刻到了，便会集一堆举行仪式。多者四五十人，少者二三十人。主持人介绍画家，观众鼓掌致敬，画家鞠躬致谢。再介绍一下背景情况：发起者、资助者等等。礼毕，观众鼓掌而散。大多数人看展品，少数已看过的转移前厅。展厅内渐渐稀疏，门厅内渐渐热闹。葡萄酒取代了展品。性急的观众开始退席，大多数端着酒杯聊天，可以谈上一两个小时。这类小型展览频繁举行，似乎更多是作为一种社交活动，一种文化生活项目。作品本身倒是次要的了。
为匈牙利画家阿可思·比尔卡斯举办的个展最为别致：作品别致，开幕式也别致。三十多张油画，画面上全是一个椭圆形的物体，区别唯在颜色或蓝或绿或褐或黑，形体或规整或残缺或中分交错，周围或空白或衬以横竖线条。这套作品题为“格拉茨系列”，因为画家在格拉茨居住过，这组油画就是为格市创作的。我看着这些或像红宝石、蓝宝石项坠，或像古式椅背，或像盾牌，或像破为两半的树叶，或像一个黑窟窿的众多椭圆物，实在猜不出它们与格拉茨的联系，也没敢去请教，怕人家也为难。开幕式的别致，则是先听一位白发婆娑的老先生弹钢琴，一连弹了好几支曲子，听众（二三十人）逐支鼓掌。然后施托罗伯尔先生致词，介绍画家，鼓掌。再奏钢琴，再鼓掌而散。这才开始看画。这么安排，估计表示对画家特为格市作画的感谢吧。
还有一次画展，是一位维也纳青年画家的作品。是一种五彩云烟状的油画，类近张大千、赵无极的泼彩。联系标题如“火焰”“夜”等，还是易于领会的。但我想说的不是画展本身。主持人私下向我们介绍，这位青年的父亲是一位全国著名的画家，这位青年画家为此以母姓为姓，不愿意世人把他的创作与父亲联想到一起。这又与敝国大异其趣了。老外是要比咱们傻些。
我们也参加过人数多、气氛热烈、兴趣在于作品本身的展览。一次是某画廊经过一年的整修后首次开展。这是一个群展，三十多位画家，每人一张作品。其中有好些张我看得懂的。又在地上放一只大筐子，里面插着许多小幅版画作品，当场出售。这种小版画是奥地利人的拿手好戏，非常精美。选购的人不少，但当然不包括我们。
那天参加了带钢琴演奏的开幕式，接着被带到一家临街画店，参观两位女艺术家的展览。一个是创作小偶人的。用玻璃管做成僵直四肢和葡萄形脑袋，穿上黑色的男女小衣裳，呈现各种姿态，趣味很不俗。手掌用极细的铅丝拗出直伸的五指，真亏了她的巧手。另一位是在玻璃板上绘出彩色的格拉茨街区风景，翻面装框。画面以层层叠叠的红色陡峭屋顶为主体，配上白墙绿树，电车小人。笔触工细中透出稚拙的韵味，非常可爱。小偶人和镜画都当场出售，价格仅及木板上钉钉的二十分之一。半小时之内，插上被选购小标志的便达二十多件。
这些万花筒式的展览，大多得到市政当局的赞助。有好几个开展式就是市文化局长施托罗伯尔先生到场致词的。
谁的月亮
活动计划中有一项是参观农村。但一晃多日，眼看快开路了，没见动静。我心里嘀咕，城市里这么多方面都见识了，可别落下农村，抱个大缺憾回去。
元月廿七号，在施托罗伯尔的妹夫家做客，那是修在小山上的一幢木屋。归途中，小徐说，恐怕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访问农家了吧。这句话逗得我发笑。因为那不是农民，而是想复归自然的贵族。我们在格拉茨接触到的人，数他家最有气派，客厅里陈列着猎枪柜。山脚下一幢古式府邸就是他的老宅。没想到在寓所大门外道别时，弗朗西斯卡告知，明天去访问农家。真正的农民家庭，她说。
次日午后两点，她开车把我们送到一个陌生地方，介绍给一位留着两撇宽宽胡子的年轻人，说今天就由他陪我们到乡下去。交代完毕，就匆匆走了。我们已习惯他们这种接力赛跑式的接待方式。不像我们的前呼后拥，甚至跟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新朋友叫赫尔曼·赫尔特，一对滚圆的棕色眼睛，眼神非常活泼，在施泰尔马克州民间音乐研究中心工作。穿过院子，来到一幢单独的平房，让我们看看他的工作环境。一里一外两间小屋，交接处嵌着一只灰蓝色大瓷砖壁炉，给两个房间供暖。外间有办公桌、椅子和陈放书刊的架子；里间是资料库，矗满相距很近的滚动书架，资料如山。我们随意翻翻，感叹了一句。他耸耸肩说：“写的多，唱的少。”我说，都一样，难免。他说，他用这句话做标题写了篇文章，招来好多人的痛骂。我说那当然。后来我发觉他说话很简练，有幽默感，说时眼里常闪过锐利调皮的光芒。
另一个院子里停着一辆溅了不少泥斑的轿车，车里钻出一位皮肤雪白、下巴颏尖尖的青年女子。赫特尔说了声这是司机，又跑进大楼去了。小徐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礼品——蜡染小手绢给女司机挑一张。她认真选了一条，抖开反复地看，很喜欢的样子，连声道谢，耳垂上的条形耳坠不停地跳动，一闪一闪。
脚开始僵疼起来，我们钻进汽车等候。女子用清婉的声音回答着小徐的问话。那神态，那举止，那讲话的表情，使我觉得她不像我们接触过的格市妇女，更不像专业司机。后来，小徐回头告诉我们，她是赫特尔妻子的表妹，叫赫尔卡·施鲁尔，住在村子里，不时来民间音乐研究中心干些临时的事。
赫特尔出来，钻进汽车，坐上前座。女孩展开蜡染手绢给他看。他不动声色地掏出刚才见面时得到的那一块晃晃。
施鲁尔车开得很好。我们的交谈也渐渐松弛。小徐对赫特尔说，你说她是司机，原来她是你的小姨子，对吗？赫特尔拍拍女司机的肩，扭头说，弗朗西斯卡请他带我们去听乡村音乐，这不是他的工作，而是接受朋友的委托。我们说明白，既谢他，也谢弗朗西斯卡。
车在高速公路上走了一段，转入普通公路。二十分钟后到达目的地。不在市镇上，而是一片小丘陵地，疏朗地安置着十来栋各自分开的小屋，五颜六色，很洁净悦目。
汽车停在一幢小木楼前面。一位高大的老太太和一个也留着小胡子的矮瘦青年站在木阶上欢迎我们。赫特尔介绍，这是他岳母和内弟，今晚我们就在这儿听音乐。又指给我们看他的家，相距不过二三十米，地势更高一些，耸着一个崭新的红色陡峭屋顶。他道声再见走了。我们随主人进屋，围着一张大方桌坐下。屋里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长得都很好看。施鲁尔说，是赫特尔的老二和老三。
母子俩和我们寒暄：听说是中国客人，对吗？真是远客啊！到格拉茨多少日子了？过得好吗？想不想念家里的妻子儿女？他们那恭谨而拘束的神态，提出的问话，让我感到有一种与我所熟悉的中国农民极其神似的东西。两个孩子把小下巴搁在桌子边上，肆无忌惮地打量我们，也像是我们的农家小孩。我趁老太太起身去弄咖啡时，对小徐说：土改时有一句口号“天下农民是一家”，看来真是这样。
施鲁尔起身告辞，说晚上再见，把接力棒交给了老太太和她儿子。喝着咖啡闲谈，老太太说，她上过一次中国饭店。“那年我五十岁。我觉得确实和奥地利的菜不一样，但又觉得恐怕不是真正的中国菜的味道。”我听了小徐的翻译笑起来。我说，老太太，你虽然只上了一次中国馆，但你的这个直觉再中肯不过了。这时我们已经常在格拉茨的中国馆吃饭，知道为适应当地人口味而作的许多改变。
说话间，老太太抬头望房门，笑着说什么。小徐说门外有个小孩。老太太唤了几声，才逡巡走进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长得高大壮实。跨进来就一本正经地向我们鞠躬问好，胖脸涨得红红的，又老成，又害臊。赫特尔的大儿子。按习俗，长子跟爸爸同名，也叫赫尔曼。已在接受严格的小提琴训练了，所以不能跟弟妹一起玩。
喝完咖啡，尝了狂欢节面包，小伙子驾驶他的汽车，带我们去看他的产业。途中告诉我们，他的产业是五十亩森林牧场，在村里属中等家庭，富裕的有一百五十亩森林牧场。路程共七公里，道路窄而泥泞。右边是平缓的山坡，左边是小河。过了桥他说，以河为界，这边每年冬季都积雪，那边却从来无雪，谁也不知道原因。我们看看，果然如此。他又指左岸斜坡上的一间木屋，说因为他住家远，不能每天来牧场，特别是冬季，奶牛全靠关养越冬，得请人经管，就住在那里。
山腰有一幢黑沉沉的敝旧老屋。他说这是祖业，百年以上了。过去既住家，也是村民聚乐消磨长夜的场所。几时废弃的，他也不清楚了。我们沿着半朽的屋外木梯上二楼，地板摇摇颤颤，吱吱叹息。房间的格局和家具使我联想起狄更斯小说电影中那些场面。一只更窄的木梯通向顶楼，是主人的卧室。小心翼翼下到平地，又看木屋的底层，贮满奶牛过冬的干草。过去则是牛栏。这种房屋格局，与我们一些少数民族农舍很相近。
我们在残雪里站了很久。小徐和小伙子谈话，蒋摆弄照相机，我看对岸景致。我的眼睛从左面的天边横扫向右面的天边，像一个极长的横摇镜头。镜头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连绵不断的山峦，全都不高，全都平缓，全都满布黑苍苍的杉林。空隙处露出草坪，有的地方积着雪。这样的黑苍苍的山峦一直没有缺口，不见头尾。我心中生起一缕强烈的妒忌。
在很长的岁月里，我喜欢险怪奇绝的山水，视秀丽明媚的风景为甜俗。这是文人画、隐逸诗加神怪小说熏陶出来的趣味，以遁世、隐居、简古、荒寒为尚。后来严峻的生活开导了我，知道这种与人们的温饱、富裕和文明相关联的景物更加可爱和珍贵。
我暗中觊觎着别人的财富，小徐忽然翻译了主人的一番感叹。他说，农民很艰难！牛肉价二十年没变，但种种新开支却闯了进来，如像保险、电气、税收等等。“农民很艰难！”他叹息，眼神忧郁地收敛起来。
我问，完全没有森林牧场或虽有而不足以养家的农户有没有？他说，这种情况不会有的。一个人既以农为业，就必定拥有自己的一份产业。我问，这连绵不见尽头的森林，全是私有的吗？他说，当然。我们奥地利木材使用量很大，因此森林虽分属私人，砍伐和营造却都是按照国家的指导和祖辈的管理习惯来进行。我想起见到过的那些乡镇木房屋，那些结实考究的家具，以及参观过的部门和个人无不向我们赠送的印刷资料，确信他说的没有虚夸。
回到他家台阶前，下车去看他的牛舍。一开门，一阵热烘烘的气浪袭来，差点使我窒息。天下牛圈一个味，但这次更浓烈十倍。因为牛多，二十来条一字儿排开；又因为是严冬，门窗紧闭。一个人这么关一冬也得关出异味，何况这一大屋子奶牛。主人摸它们湿润的鼻子，掰蠕动的嘴唇，拍毛茸茸的额头，亲热一番。又让我们看发酵室的草料。那草是真好，又干净，气味又正。
牛舍隔壁是车棚。一辆崭新的西门子牌履带式拖拉机，在好几件半新农机具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亮着相。几种鲜亮的颜色配搭协调，造型雄壮。我们连声称赞，主人小胡子里藏着微笑，说是这台七十五匹马力的拖拉机，是三天前才买回来的。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我们身后，笑默默地听着我们称赞。转身离开车棚时，忽然说，很贵！很贵！九万多法郎哩。但不能不买。母子俩用眼光抚爱着拖拉机，连连说，很贵！但不能没有！
小伙子把我们送到姐夫家，匆匆道别，自去干活。我们这支接力棒，这次交到了一间空房间里，主人还没有回来。
赫特尔的新屋是此行看到的最美丽的民居。又高又大又陡的红屋顶，本色原木的方柱和墙壁，拱形的花窗，纯粹的欧洲传统农舍式样。我们像白雪公主闯进了七个小矮人的小屋。
在主人未归的房间里待着很尴尬，但小徐居然真发现了小矮人，只有一个。屋子中央有一张四面栏杆的小床，床上有个婴儿，听见人声，就呼呼喘气，手足乱蹬。小徐过去抱起来，是个其胖无比的小子。脑袋像只排球，脸蛋像两只乒乓球，下巴像粒猫眼珠，全都圆鼓鼓的。一点不怕生，瞪着淡蓝色的眼睛看定小徐，伸出肉滚滚的小手摸小徐的鼻子、脸。我们忆起老太太的介绍，知道这是赫特尔的小儿子。小徐又惊又喜地逗弄着这个特大号的婴儿，不到十分钟便叫吃不消了，轻轻放回小床上去。胖子一骨碌翻过来，抓着栏杆，抬起大脑袋望着我们。小徐不忍，又抱起来。这下再放不回去了，紧紧抓住小徐，小腿乱蹬。小徐央我换换手。我接过来，像搂着一袋面粉，又沉重又软和。胖子专心致志地观察我，眼神非常严肃，动手扒拉我的鼻子、脸，像五根肉蚕似的。我坚持大约三分钟就办移交。小徐皱着眉头苦笑，脸上泛出汗光。
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稳重地走进来，径直走向胖子，一脸认真地说了一长句话，双手递上一个小纸盒。小徐翻译，他对胖子说，某某，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祝你生日快乐！一岁的寿星翁对礼物和祝词无动于衷，由小徐代为接过。这个男孩皮肤雪白，眉目如画，穿着蓝格小衬衫，可爱极了。这时，女司机施鲁尔走进来。原来男孩是她的儿子雅可普。
雅可普开口说了一大串，又用双手提弯弯的金黄眉毛。小徐翻译，他问妈妈，客人是哪儿的。妈妈说客人是中国的，雅可普把眼角往鬓角拉：中国人的眼睛不是这样的吗？我们大笑。我在格拉茨见过好几种介绍中国的画册，少不了京剧演员剧照；街上书店橱窗里的一本大书，封面就是京剧旦角的特写。那眉目可不就是入鬓的丹凤眼么。我小时候，中国人还说洋鬼子没有膝关节哩。
施鲁尔非常单纯天真，不像妈妈，像是姐姐，和雅可普一道举出许多名词，让小徐教读中国话，又写阿拉伯数字和汉文数字的对照，还注上读音。特别令小徐高兴的是她把大胖小子接过去一直抱着。
赫特尔终于飘然而至，给我们看他的婚礼照片。不论是在教堂外面，围着排成长队的木桌喝酒，还是围着圈子跳舞，旁边都是一支乐队。他说，乡村音乐永远是与舞蹈和酒连在一起的。又让我们看墙上挂着的几张小风景画，一张他爷爷画的，一张他爸爸画的，一张他画的。我想，若干年后，那个手脚乱蹬的胖子也会让客人看这些画，并且已加上了他的一张。
不一会，他夫人也回来了。我们已从相册中熟悉了这位长得很端庄的青年女子。额头很开阔，笑容很亲切。她是教师。同来的还有一位女青年，是受托来陪着胖子看家的。夫妇俩拎起琴盒，带着我们去老太太家。
晚餐已摆好在等我们。入座后，我见成人面前都是一只体制古老的木盘子，而不是在格市常用的瓷盘；孩子们面前则是一块窄木板。我们到后第三天去边境访问一家葡萄园，在园主开设的小饭店中，就是用的这种小木板。摆上来时，我不知是什么东西，见上面刀痕累累，才明白是当盘子用的。桌子中央的大食盘里摆着香肠、奶酪、很大很厚的牛肉片和猪肉片。瓶装的白葡萄酒。大陶罐里是家酿的红葡萄酒。开始进餐，我观察到主人都没有碰肉食，直到见我们取食得差不多了，才动手取给孩子们，然后往自己盘子里叉。这又很像我们农村“忍嘴待客”的淳厚风习。刚动刀叉不久，进来两位中老年汉子。老太太介绍是家里的老朋友，常来串门的。后来知道是特地约来为我们唱民歌的。虽然主人一再相劝，他俩只肯喝酒，而谢绝菜肴，表情很拘谨。
但气氛很快就轻松起来。我们酒足饭饱，他们意气正豪。家酿酒一罐又一罐地添，汉子们大杯大杯地喝。狂欢节面包一盘又一盘地上，孩子们一个又一个地消灭。狂欢节面包其实就是常见的果子面包，上面撒着结晶状的糖粒。他们平时的主食面包是淡的，节日期间才做这种甜面包。那个秀美的小姑娘吃得吃不下了，用小手指蘸碟子底的糖粒进嘴吮吸。两位来客也开始洒脱地随意吃东西了。就在这样的气氛里，小提琴调弦声响起来。三只提琴：赫特尔夫妇和施鲁尔；一架手风琴抱在小伙子胸前。赫特尔告诉我们，只差一只大提琴，这支乡村乐队就齐全了。
他们开始演奏。音乐轻松明快，节奏很鲜明。热烈处齐声吆喝。后来连在学提琴的小赫尔曼也参加进来。四个演奏者经常相互眼光交流，赫特尔的夫人则双手拉琴，双眼一直看着丈夫。最使我惊异的是拉手风琴的小伙子。脸上洋溢机智的微笑，眼神锐利，顾盼自如，俨然是乐队的灵魂。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说肉价摸牛鼻的那个淳厚牧民。他们边演奏边喝酒。我们边听边小声闲谈。
老太太邀请两位客人唱歌，说其中一位唱得特别好。那几位也搁下琴，坐拢来，一起唱起一种没有歌词的多声部无伴奏民歌，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中间也夹杂着吆喝。我从电影电视中知道这种阿尔卑斯山系的山民牧唱。好听极了。单纯得直扣心灵，叫人感到个体生命极其短暂，而群体生命无比悠远，人确实是永生的。
小徐平常就喜欢唱歌，这种场合当然不甘后人，也唱起德语歌曲来。一唱再唱，逸兴遄飞。最后唱了一支其长无比的歌，嗓门很大，十分认真，虽是唱的德语，我听去很像是日本歌舞伎的《劝进帐》。
主人们又奏起乡村舞曲。奏到热烈处，几个孩子忍不住在屋角空隙处跳起舞来。小姑娘双手叉腰，优雅地旋转，旋进厨房又旋出来；小男孩顿足拍腿，吆喝喊叫，围着姑娘打圈子。完全是一派大人味道，非常逗人。雅可普和赫尔曼碰撞了几下，干脆倒在地板上撕滚，等音乐一变，又跳起来顿足拍胯。小姑娘视而不见，自顾优雅地旋进旋出。后来，三只提琴也全都搁下了，一齐在手风琴声中跳起舞来，施鲁尔和老太太都走到我面前邀舞，使我这个舞盲大窘，假装忙拍照。蒋和那位唱得很好的山民特别搭着肩膀照了一张，饭后闲谈时，偶然发现两人同龄。但他看去比蒋要小十岁。
这种舞会可以跳到天亮，但我们不能不告辞了。我们感谢主人让我们度过了一个如此亲切和愉快的夜晚。老太太说，客人们真的过得好么？我们说，就像在自己家中，在老朋友中间一样。这是实话。老太太一再嘱咐我们，再来格拉茨时，一定要来做客。她说得好像我们就居住在五十公里以外似的。但我们领了这份心意，答应说只要有这个机会。
步下宽宽的台阶，一阵清凉，一派清光。抬头望见一个皎洁的月亮，将圆未圆，忽地想起那句陈年典故，就开玩笑道：“外国月亮确实并不比我们的圆。”
没想到施鲁尔同时开口问小徐：“中国有没有月亮？”
小徐译出来，大家哈哈笑。我指着天上逗她：“这就是中国的月亮。”
天真的施鲁尔着急争辩：“不，这是我们的。”
我笑道：“没错，这是我们共同的。我们一起享有它。”
她也笑了，点着头，长长的耳坠在月光下一闪一闪。
老太太和儿子还有那两位客人，一直站在台阶上送我们，再一次嘱咐再来，俨然又是我熟知的那些山乡房东老大娘。表姐妹俩在月光照耀的小路上与我们告别。几个孩子握了手又鞠躬，说再见，问晚安。施鲁尔还按古老乡俗，伸长脖子与我们一一挨挨脸，然后挽着雅可普走去，像姐弟俩。
我对开着车的赫特尔说：你的孩子们真可爱。他说：我也很可爱呀。握别时感谢他，今天过得非常高兴。他说，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也高兴。
赫特尔送给我们每人一张乡村音乐唱片。封面上的五人乐队照片中，就有他夫妇俩。他俩和施鲁尔、小伙子都在封套上签了名。回来后，放在唱机上听了听，纹路太密，机子不对路，有的地方有点跳。我常翻开相册，看这个淳朴厚道的音乐家庭，回想那个亲切的夜间音乐会。不久后，德查克回访贵阳，我托他给赫特尔一家捎去了一点小礼物。
狂欢之节
原想既是非得年前动身，就干脆早一些，去看看人家过圣诞节。但因各种复杂手续，拖到新年头一天才成行。只是在维也纳至格拉茨的火车上，沿途见到一些圣诞树还在暮色中闪烁。后来在格市参观一些教堂和单位，见到在沙盘里、壁龛中、屋角落布置着马槽、圣婴，羊倌仰望景星，听从神谕前来探望的东方三王等彩塑，让我回忆起小时候老师教的圣诞夜歌曲：“圣善夜，平安夜，众星烂，在旷野。圣母怀中抱圣婴，景星天上放光明。”但安徒生、狄更斯故事里那种晚祷钟声响彻城镇、烤鹅香味弥漫上空的节日气氛早已不见了。
但我们意外地赶上了另一个节——狂欢节。似乎许多欧洲国家都有，而日期和内容又因国而异。写到这儿，顺便翻翻《辞海》。得知狂欢节即谢肉节，又译作“嘉年华会”，是欧洲民间的一个节期。在封斋期之前举行，一般为封斋开始前三天。因封斋期间教会禁止肉食，故人们在此节期间举行各种宴饮跳舞，称为“谢肉”云云。原来是用精神会餐转移肉馋的举措，近乎我们的三年饥馑中提倡大学生和机关职工办舞会。元月廿三号头一次参加狂欢节活动时，市长告诉我们，此间的狂欢节从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一点整开始，跨过年头，延续两三个月都是节期。但我不知道这是实话还是笑话。因为我们这是第三次见到这位政治活动家了，他常常一本正经地开玩笑。
那天傍晚是施托罗伯尔来接我们。在门厅一见面，他就介绍，在狂欢节舞会上，男女都要穿民族服装。一看他的装束：小背心、外套和长裤都是墨绿色，外套领口很小，胸前有小袋，敞开不扣，露出紧身背心。雪白的衬衣领口，不是他平时爱用的领结，而是一根极窄极长的丝带，挽成蝴蝶扣，两端垂到前胸。他本就魁梧英俊，这身衣服使他更好看了。
到了会场，见到弗朗西斯卡和德查克。德查克立刻介绍他的宝贝女儿莱娜。皮肤雪白，金色头发，穿一袭纯白的衣裙。她才十三岁，跟我女儿一般大，但个子高得多，神态也像个大姑娘般端庄娴静，沉着地与我们握手问候，不慌不忙地回答小徐的大串问题。顺便说说，我们在格拉茨接触到无数的小孩，虽男女有别，个性各异，但在见人讲礼貌，神态天真纯朴，有问必答这几点上，是没有碰到过例外的。那种见生人或呆如木鸡，或撒娇作态，或骄横粗野的孩子，一个没碰到过。
德查克没穿民族服装，淡蓝衬衣外面罩着黑西服，没有打领带。这在他就够隆重的了，他平时只穿牛仔服或花衬衫。弗朗西斯卡的棕黑色大衣下摆很长，左边宽领上爬着一只尾巴朝上的闪闪发光的壁虎。这只用若干粒钻石镶成的别针，有真壁虎那么大。钻石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我不知道，只觉得很好看。用壁虎做胸饰，在中国女子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在格拉茨，我多次发现这种美学习惯上的民族差异。在假面舞会上，这种印象最集中最强烈。
我们被引入一座极宽敞的大厅。一端安放桌椅，大约只占四分之一的面积，空旷部分自然是舞场。这时已座无虚席。中间首端，坐着市长夫妇，都换上了民族服装。头一次在歌剧院见到市长夫人时，她一身的晚礼服，银发高梳，像直接从古代肖像画金框里走下来的贵妇人；今天一身村姑的花裙，又像是风俗画中的角色了。女性的民族服装就是带花边的连衣裙，比男装差劲多了。
在熙攘轻松的节日气氛中，市长端着金黄透明的葡萄酒，对我们说了一句话，还向人群晃了晃手指。小徐翻译他说的是：我的政策就是喝、吃、跳。我说，这样的政策，市民们一定乐于接受。他笑着摇头：不，可不能都这样，市民们得做许多工作，不然谁也不能喝、吃、跳了。
空荡荡的舞场中央，立着一个小小高台，台上摆三把椅子。这时上去三个人，拿出乐器，单簧管、手风琴、低音号各一，开始奏轻快的音乐。沿两侧墙壁伫候的男女各一队，在乐曲中缓缓入场，到中央会合成对。为首男子手持节杖，杖头是一个绿叶结成的圆球。绕场一周后，面对列坐者，持节杖者开始致词，大约是诗句或铿锵的韵文吧。大家肃然听着，忽然间他忘了词，惶然停顿，全场哄然大笑。他窘迫之下，干脆从口袋里掏出底稿朗读，全场报以又一阵大笑和鼓掌。致词完毕，音乐转为热烈，绕场队伍立即带头下场跳舞。那几个身着传统盛装的姑娘，起先应记者的要求和我们一起照过相的，现在过来邀我们这几个客人跳舞。原来这种民间型的舞会，是男女都可以主动邀舞的。但这是后来才得到的知识了，当时我只是不胜窘迫地手足无措，因为我彻头彻尾盲于舞。我一面示歉，一面把小徐推向第一线。他和蒋欣然下场。后来弗朗西斯卡几次称赞老蒋舞跳得好。场中很快就火炽起来，几乎到了转身都困难的程度。我举着相机，想等蒋或徐转到适当位置时，给他们拍两张在老外群中起舞的照片。但人口密度太大，始终按不了快门。忽然发现德查克和莱娜也安静地坐着没动，就向场子指指：为什么不跳舞？他举举啤酒杯作为答复：还是这个好。我以为他是要陪女儿，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跳舞。
不一会，施托罗伯尔带着我们匆匆离开，又说待会儿还要回来。出门上了车，才知道这是去另一个场地，那里有民族歌舞演出。狂欢节期间，逢周末或假日就有多处活动同时举行，内容各有特点，任人选择。
这个场地略小些，低矮和朴素些，也早已高朋满座。在门厅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在左胸别一条半白半绿的纸条，导入无数条长桌之一隅。经营这个舞厅的南斯拉夫老先生，白衬衣外面罩黑色长背心，一长串小纽扣有二十多粒。左胸除了绿白纸条，还佩戴着几枚勋章和宝星。这老先生非常热情，在极为冗长的开场白中三次提到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客人，以及施泰尔马克州和贵州省的友好关系。我们在小徐的导演下，三次起立迎着掌声致意。接着他又一一介绍到场知名人士，数量比他的小纽扣还多。被介绍者也一一起身低头致意。空气闷热。我整整喝了两大杯冰凉的啤酒，平常是一杯为限的。这是坐在我们对面的副市长先生请的客（后来我亲眼看见他掏出皮夹为我们和他自己的啤酒付账）。这在格拉茨叫“小啤酒”，更大杯的“大啤酒”唯德查克能胜任。他和女儿以及施托罗伯尔，干脆要了晚餐吃起来。
致词结束后，开始表演昔瓦本民间舞蹈。小徐介绍，昔瓦本人原来居住在德国境内多瑙河畔，后来迁徙到罗马尼亚，许多传统文化渐渐淡忘了。于是一些有志之士便着手于这些传统文化的复兴。今天做表演的这个团体，就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
舞蹈队在掌声中上场。男队的服装，就是主持人穿着的那种黑长背心白衬衣，女队则是白色长裙加一块黑色长围腰，上衣从两肩向腰部围着一块带红绿花链的白毛巾，毛边像流苏一样飘动在腰际。乐手走在前面，提琴、板笛、手风琴等等。先是成人队跳了几分钟，主要是少年队的表演。这些眉清目秀、皮肤洁白、暗金色头发的男孩女孩们，穿着跟成人队一模一样的衣裳，跳着一模一样的对舞，又羞涩又矜持，又严肃又忍俊不禁，非常可爱。这舞蹈在我们看来，跟前几天在音乐小学见到的奥地利民间舞也差不多，当地人自会发现差异。跳完了，在掌声中参差地提着小裙子行礼，一窝蜂跑过来，向我们这些观众鞠躬、握手、赠送卡片资料。
接着又是舞会。南斯拉夫老先生告诉我们，正在矮矮的音乐台上演奏的是一支匈牙利乐队，因为受欢迎，所以又续订了演出合同。一个歌手走到乐队前面，唱起《鸽子》，场内轰然相和者数十人。附近有一个女声特别突出，我用眼睛寻找，竟是位年岁很大的老太太。
几支曲子跳罢，老蒋说又热又挤，不想动弹了；小徐呢，已从刚才的舞伴那儿听了一大堆有关她身世的故事，要向我传达。嗓子很好的老太太也和我们交谈起来，原来她是教堂唱诗班的领唱人，这就不奇怪了。小徐当然就与她谈音乐，舒伯特、莫扎特、施特劳施。谈歌曲当然就要唱，《鳟鱼》《费加罗的婚礼》《蓝色多瑙河》……一发不可收。小徐把在外语学院学到的德语歌曲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一首一首又一首。老太太两眼闪光，眉毛高扬，一首首紧紧应和。开始小声哼唱，后来索性可着嗓子大唱，反正大厅里早已是一片乐队的宏大旋律和自由笑语的模糊声浪，不在乎增加两个喉咙。小徐兴会无前，边唱边喝葡萄酒，以致次日放弃了早餐。施托罗伯尔和弗朗西斯卡跳舞归座，老太太惊喜地对他说：这年轻人竟会唱这么多的欧洲歌曲！施局长得意地挤挤眼睛说，要不怎么是艺术家访问小组呢。
早先有一位女士拎着小篮，让每人从中取一个纸团，主人们一边看纸片，一边就掏笔往上写。我问小徐，知道是知识游戏，写三个首字母为A的州名之类。我们是文盲，顺手交给施托罗伯尔。他一看就掏笔。现在，陆续见人捧着些小玩意儿经过，手制布囡囡、袖珍盆花之类，原来是答卷颁奖了。我们把桌上的小纸片拢在一起，让莱娜去领。这个娴静的小姑娘征得父亲同意去了，捧回一大抱奖品，很有礼貌地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喧宾夺主地作了分配：啤酒杯给德查克，小盆花给弗朗西斯卡，其余的全部归莱娜。她含羞微笑，向我们这几个交白卷的道谢。
南斯拉夫老先生过来和我们谈了很久，反复强调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亲密感情。德查克因为女儿要早睡，十点过就走了。我们一直待到十一点，施托罗伯尔向我们微笑眨眼，劝阻老先生的谈话。老先生歉然跟着我们，一直说到门口。邻座纷纷与我们道别，经过音乐台时乐手们也伸手与我们握别，误导全场热烈鼓掌，令我们大惶愧。在门口与热情可爱的南斯拉夫老先生握别，又驱车回到第一个场地。舞会还在热烈进行。我们已觉疲倦，稍坐片刻便告辞了。施托罗伯尔说，舞会要进行到四点钟。我多次听他们说“四点”，似乎不是准时刻，只是一句形容性的成语，类似我们的“通宵达旦”。
外面非常凉爽舒服，我们就步行而归。沿途进行着中奥节日之比较的学术讨论。他们以玩为主，我们以吃为主；他们偏重同乐（人人跳舞），我们偏重欣赏（看演出看电视）。但这个“中”字太笼统，应缩小到汉族甚至汉族中老年这类范围。少数民族过节有点接近欧洲人。如今的年轻人过节也喜欢跳舞。近几年汉族也渐渐离开饭桌子酒瓶子，渐渐有趣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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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如今国人过节以旅游为主了。整理这篇旧文时，正值国庆长假，电视报道旅游名景爆满情景，令人哭笑不得。这种赶集式、疯狂式的旅游真到了可怕的程度。参与者为什么不算个粗略的账：加入这种“抢购”活动，花费大量财力、时间和精力，换回来些什么？得不偿失还是失不偿得？明知年年这种状况，仍然年年趋之若鹜。怪哉。
假面舞会
格拉茨人喜欢雪。夏季玩湖，冬季滑雪，是一年中两大乐事。很多小汽车顶上装着放滑雪板的架子。街上有滑雪用具专卖店，五色的衣裤鞋帽，各式的滑雪板。高档者昂贵惊人。
但我们碰上一个罕见的少雪之冬。兰德克蕾贝头一次见面就说，格拉茨人盼雪盼穿了眼，总也盼不来。后来下过两三场，我们觉得够意思了，对他们根本不作数。我们是看雪，他们要玩雪。施女士一再说如果我们不到穆瑙去玩一次，就太遗憾了。穆瑙是距格市最近的滑雪胜地。
我们想象笨手笨脚置身冰天雪地的那份尴尬，一再表示不用费心，三个人都不会滑雪；要说看的话，每天电视里播的都是滑雪运动。我暗暗祈祷这项内容会因故精简。但临近结束时，忽然每人收到一块滑雪板，并听说穆瑙之行就是大轴戏，从那儿径赴维也纳了。
我们三人加上施女士和德查克，乘了一辆大面包车，全部行李放在后面。这就告别格拉茨了。施女士的侄子施得方，一个又爱说又爱笑的一年级学生，原本说好一起去穆瑙的，临时不能践约，使我很觉遗憾。
车行一个半小时。途中经过一个隧洞，长达十公里。洞中干燥整洁，灯光明亮，也不觉得气闷。最后一段沿着一条河，逶迤伸进鳞次栉比的街市中。汽车在窄窄的街头停下，已有几个人在等候。匆匆介绍，记不真切，只知道为首的是赫尔曼·里茨额先生，一位很和蔼健谈的老头，曾经几次到过中国。相跟进了旅馆，先到餐厅，坐在一面大玻璃墙后面。这里地势高，举眼一望，就是穆瑙的市容，小河，对岸远方的雪山。我紧靠窗口，见窗台上栽的一排花开得正好。而窗台下就是暖气，摸摸那土，暖乎乎的，这些花草竟就长在这热烘烘的土里。虽说是热带植物，耐温到如此程度也难以想象。
喝着啤酒闲谈，里茨额先生历数他游览过的中国城市，江南塞北，西藏沿海，比我们三个中国人多出几倍。其间他几次拿起袖珍对讲机，凑近嘴边同什么人通话。小徐告诉我，里茨额先生原是州议员，退休后回到穆瑙，建了一座滑雪场，成为穆瑙旅游方面的代表人物。里茨额先生历数他在穆瑙接待过的中国客人。除一些政治家，还有一些艺术家。小徐跟着一一读出来。说到刘德海，我做弹琵琶的手势，他点头说就是，非常好听。有一个姓名读音奇怪，说是歌唱家，留学意大利的。第二天在他的留言簿上看到签名，原来是施鸿鄂。
午餐快吃完，向导来了，是位五十多岁的女士，戴一顶老式的墨绿色呢礼帽。她带我们首先去看古码头，一路说着穆瑙的历史。这里原是一个极小的山村，几户人家，因木材、皮毛、铁器等物产吸引商人往来，逐渐发展为乡镇、城市。接着攀上陡峭的小山，参观一座古教堂。这回可真是踩在比棉絮还松软的厚雪上了。
这座教堂不大，外表很朴素，里面却相当华丽。导游介绍，这座教堂在全国也是很古老的。十七世纪因争夺王位而导致的宗教战争中，很多新教徒被迫出走，这所教堂曾经庇护过他们免遭灾难。恩人是一位公爵夫人，这座教堂就属于她。但还是有许多人被杀害了。她的语调和神色带着极大的悲悯。我们站在外面的平台上，凭栏眺望脚下的市镇，对面的山峦杉林。一切都载负着很厚的雪，一片洁白。几只相机忙着找背景、选角度，把平台的晶莹雪毯踩出凌乱的浅黑色脚印。小徐唱起《欢乐颂》来：“在您仁慈的翼下，四海之内都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我想起导游讲述的血腥惨剧。信仰本应是自由的选择，精神的依托，过度虔诚的信仰却会失去理性，变为狂热的排他性，最终沦为权势的工具，演出惨烈的悲剧。人区别于动物在有思想，极端的思想却把人变得比动物还愚蠢。在权势面前，诗人艺术家高唱入云的理想，只是美丽而缥缈的梦。
下山，横穿街市，去桥对岸看市民们的狂欢节游戏。
河边小树林里，有些人在投掷一种巨型木陀螺，极力使它在冰雪上滑得远而准。正式比赛尚未开始，这是到得早的人在热身。人们渐次来到。其中有些人戴面具，或是僵笑的绅士，或是圆红鼻头的黄发太太，等等，在人群中晃来晃去。我想起在很多地方见过的一个女像，眉目妖冶，帽子和衣裳接近马戏小丑的服装，面作微笑，一只眼角却吊着一粒大泪珠。这似乎是圣诞节期间最普遍不可少的饰物，我们在幼儿园、音乐小学、女孩之家、个人家庭、许多商店橱窗都见到过，而且多为手绘的。我曾问过兰德克蕾贝，她说，人生就是有乐有苦，所以人用一只眼笑，一只眼哭。这就有点近乎我们的济公脸了。这种女像似乎限于室内装饰，不见有做成面具戴在脸上的。
忽然响起了耳熟的劈劈啪啪。果真有人在放炮仗，还有人悄悄把爆竹放在人多的地方，大响一声，惊得人们笑骂。刹那间，我似乎是在我们小县城里过春节。
几个人抬着一只热气腾腾的大桶过来，放在条桌上，又摆上十多只啤酒杯。不少人过去舀喝，看去像酽茶的颜色，滚烫的，很诱人。主人说这是狂欢节户外活动特有的饮料，劝我们尝尝。我和小徐过去舀了一些，原来是一种“糖酒茶”。又烈，又甜，又烫，没法下咽。
远处响起更大的爆炸声。过来五六个人，身穿黄绿斑驳的迷彩军服，头戴钢盔，画得花眉湿眼，挎着冲锋枪。有两个挎着火箭筒，一摆弄，就发出爆米花排气那样的巨响。不知他扮的是反政府游击队呢，还是镇压游击队的政府军，反正很褴褛，确像在丛林中摔打出来的。他们走进人丛，不断发射火箭，引起阵阵惊笑。我们脚又僵，耳鼓又震得疼，口渴而又不敢喝烫酒，就到附近小馆喝了杯红茶，坐到浑身暖和过来。再到小树林边，甩冰陀的比赛已开始。看了一阵，不得要领，就与主持人握别，回到旅舍小憩。
经过小桥时，流连了好一阵，互相拍照片。从桥上望穆瑙街市，这个袖珍型的小城背山面水，五颜六色的尖房顶，错落散布在山麓，层层叠叠。河面不很宽，但看去很深，很清亮，从丛林对峙的山峦间蜿蜒而来，映着天光的部分亮闪闪，其余黑黝黝的了。这里天黑得真早，其实还不到五点钟。
七点在餐厅会齐，步行到一个舞厅里看化装舞会。
小城的舞厅规模自然小些，但同样整洁和有气度。进门这一面安置桌椅，面对音乐台，已经坐了不少男士女士。我们入座，要了饮料。客人络绎进入，开始热闹起来。
从小说电影里见过许多假面舞会场面。那些面具是根据构思的需要安排的。真正见到生活中的假面舞会，看到人们各自选择的假面目，这是头一回。我惊奇地发现他们总是往丑里化装自己。诡异的巫婆，伪善的绅士，假笑的夫人，狗熊，乌鸦等等。但都还不算什么，最吓人的是三个身材伟岸的人，戴着披头散发、狞恶面目的假面，配着颜色污浊的扫地长道袍，腰束粗糙绳子，简直是地府深处逃出来的恶鬼。其中一位尤其诡异：面具的右颊是溃烂淋漓的，而凹凹凸凸的溃疡又形成第二张狰狞小脸。我对小徐说：看那三个人，如果在半明半暗的小巷里邂逅，能活活把人吓死。他用眼睛寻找着看了片刻，骇然失声说：真的！真的！
无表情的脸难看，一种表情永远不变的脸更难看。这些面具戴在活人身上，走来走去，使人群熙攘的大厅弥漫着神秘氛围。难怪浪漫主义作家和恐怖文学作家偏爱假面舞会。
入口处响起鼓掌声。一个英俊王子飘然而入，身后是七个小矮人，抬着戴金冠的白雪公主。我们总算遇见熟人了。他们的出现，冲淡了鬼雾妖氛。他们在一片掌声中绕场一周，使节日气氛达到高潮。然后舞会就开始了。
音乐台上只有五个年轻人，四男一女，轮换着奏几种乐器，又娴熟又从容，显示出奥国音乐教育的水平。那姑娘高挑身材，腿长手长，穿一身牛仔服，金发披肩，不施脂粉。她弹了吉他又吹萨克斯管，打了鼓又对着话筒唱歌。这样又俊俏又朴素、端庄大方的女孩子，我们来后见到过很多。
蒋和徐都下场去了，还有弗朗西斯卡。又剩下我和德查克对着啤酒杯。我又开始拍照片。这次可真的得了一张有趣的：蒋抱着一只大乌鸦起舞。小徐的镜头没有抢到：一个永远歪脖低头皮笑肉不笑的老绅士一直陪着小徐在音乐台前旋转，没转到我这边来。老绅士面具下，是一副娇小苗条的女孩身材。
穆瑙看滑雪
次日清晨，吃罢早点，就装束上车，离小城去看雪。
昨晚在旅舍，就见有全家出来滑雪的旅客，今天沿路又见装着滑雪板的小车在行驶，后来还见到专门为滑雪者开的大客车。路两边白茫茫软茸茸的一片，亮得不可逼视。从路沿草地上的积雪看，足有两尺厚。
车行半小时左右，从一个很小的乡镇外面掠过，转个急弯，驶进一处有栅栏的停车场。斜坡上有片黑森森的杉林，林子前面有两幢很大的木房子，一幢楼房，一幢平房。我们走向平房，脚像踩着海绵毯，着不得力，那雪咕叽咕叽地响。走进屋子，里茨额老先生迎过来握手问候。这里就是他的滑雪场办公室。他夫人也过来寒暄，并很快煮了咖啡为我们驱寒。看了留言簿，里面有各国客人的签名和题词，包括中国的许多名人。还看到张洁送给里茨额先生的小说德译本，很厚的精装本，纸张和装帧都非常悦目。里茨额先生见多识广，谈锋又健，娓娓讲述在中国见到的人和事，特别钦佩乔冠华。我们在奥地利三次听见不同的人说起乔冠华，并且都表示钦佩。
一个穿红白滑雪衫的壮实小伙子进来说了句话，里茨额先生说这就上山。门外停着一辆巨大的履带车，像载重汽车，又像拖拉机，车顶上装着弧光灯和旋转指示器，车头前面有宽出两倍的活动齿耙。小徐问了，说这是清理滑雪场的专用机车，司机就是里茨额先生的儿子。
我和蒋被让进离地很高的驾驶室，小徐和另外几个人只能站在后面的车厢里。引擎不知是多少匹马力，极轻松地在大雪中向山顶稳稳驶去。
我暗自庆幸没白来穆瑙，这幅壮观的雪景，真是难描难画。
满世界的白雪。除此别无他物。天作蔚蓝，阳光灿烂，阳光给白雪世界以飞动的灵魂。雪山雪谷的每一个跌宕起伏和细微皱襞、滑雪板留下的千万辙痕，以至难以觉察的石块草叶顶出来的微凸，都被阳光用丰富的蓝调子烘染出阴影来。大片的暗蓝，纵横的浅蓝，摇曳的淡蓝，斑斑点点的灰蓝，直到一抹若有若无的鱼肚白。而主体则是一片明艳至极的白雪。它过于璀璨，我只能把眼皮眯成一条窄缝来觑它，仍然晃得眼球疼痛。
推雪车在山顶停住，我们攀出驾驶室，立刻觉得厚墩墩的冬衣被剥掉了，透骨的冷。小徐从车厢上爬下来，几乎不能说话了。他幸好穿上了司机借给他的厚长衣和棉手套。如果还是他那件潇洒的薄呢半长大衣，我们此刻就要赶赴急救站了。
山顶被大雪裹得圆滚滚的。随着峭劲的天风，这里那里飞卷起一片雪雾。然后又是岑寂。我忽然觉得我们成了黏附在一只地球仪上的小甲壳虫。开车小伙子告诉我们，今天只有七十厘米厚的雪。而大雪之年，厚度达三米多。
已经有人在滑雪。三五成群，鱼贯而下，很快分散开来，沿着陡峭的雪谷冲下去，像一粒粒在白毯上翻滚跳掷的彩色弹丸。滑雪衫滑雪帽都是鲜亮的颜色：大红、群青、柠檬黄、粉红。前些日子在橱窗里看见这类衣服，觉得颜色有点俗气。站在雪场上才明白，在这个莹白世界里，只有这些颜色才相配，才悦目，才有相得益彰之妙。行家告诉我，更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强烈的色差便于施救。
那些小男孩小女孩最可爱。穿着那样小巧的鲜艳衣裳，拄着那样小巧的雪杖，无依无傍地慢慢滑行在伟大的雪谷中。笨手笨脚，可毫不畏缩。他们的父母，总是远远跟着，绝不搀扶。我望着这些招人怜爱的小身影，想起一位友人给我看她姑母从美国写来的信，信上说她儿子摆弄汽车厌倦了，又在摆弄小飞机。这相当危险，但她无可奈何。信上说：两国母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母亲唯恐孩子遇到危险，西方母亲却听任甚至鼓励孩子去冒险。这位姑母是四十年前就远嫁美国的。她不知道不让孩子冒险的传统，如今更加发扬光大了。教室扫地抹桌的活儿让父母顶工；考上大学由家长填报到单、找宿舍、铺被褥。母亲们就一边扫地抹桌铺被褥，一边高谈现代社会的优胜劣汰规律。
一小幢更衣室外，缆绳把一队队滑雪者从山脚缓缓送上来。我们原车下山，从车窗里看到四面八方雪沟中的那些滑雪者，像许多彩色飞梭一样交织而下。
回到滑雪站，见人群涌动，达到高潮了。里茨额先生带我们穿过人群，去参观一所滑雪学校。一幢非常整洁的小楼房，专门为集体来滑雪的中小学生提供食宿和教学场地，每一批一个星期。在我们应当叫滑雪冬令营吧。参观了寝室、教师单间、带电教设备的教室和舒适的餐厅，并且在餐厅里用了午餐。德查克说，他女儿最近也要跟同学们一起来这儿住一周。
随身带来的滑雪板该派用场了。从纸套里取出来，是块厚塑料板，形状像牛肩胛骨，但要大一两倍。宽的一面有个凹痕，一看就懂了它的用法。把它放在雪坡上，坐在凹痕里，把小端从两腿之间拉起来，握住顶端的拉手，就可以往雪坡下滑了。这无疑是为开始学滑雪以前的低幼儿童准备的。我们不禁大笑。但就连这样的滑雪板也不敢轻易尝试。小徐在一个很小的雪坡上试了一下，滑得很不顺畅，废然而止。我和蒋干脆没动。后来三块板一起被小徐遗忘在滑雪学校的门厅了。
下午的内容是看跳台滑雪比赛。到了地方，得知是全州性的盛会。我们来后看到人数最多的场面，就要算今天了。远远望着运动员从跳台上方滑下，奋力一跳，落在陡峭的滑道上，渐缓渐止，与电视里毫无二致，颇觉乏味。我们被邀上一辆面包车，随几个运动员一道上山。车尾密密挂着他们的滑雪板。上了山，车停在跳台附近，我们下车，刚好站在跳台下面。
赛手们一个接一个跳，是赛前的练习。我站在这个角度看出去，一切都改变了。把脸仰到极限，看选手从两旁的阶梯跨上简直是笔立的滑道，飞速下坠，到了跳台，也就是我头顶上空，呼地弹出跳台，挟着强烈的长啸，箭一样破空飞掠而去，身体前俯，折成一个锐角，额角几乎碰到脚尖。那强啸的劲风直到降落时才消失。
实在是惊心动魄。我看得入了迷。
四个身穿墨绿色民间服装，呢帽上插羽毛的号手，走到陡坡缘，吹起号角。主持者致词。比赛开始。我被叫到侧面的看台，可以看见起滑、起跳和落地全过程。但那惊心动魄的响箭离弦的气势不足了。我又踏着溜滑的坡路回到跳台之下。几辆面包车不停上下，把参赛的运动员送上来。从程序单知道参赛选手有五十八人之多。看到一多半，我们下山，走到场子里，发现赛事忽然中断了。观众们各行其是。我这才发现这些跳台高低大小都不相同，显然是为各种程度的人准备的。比赛恢复了，成绩却显著下降，听说是因选手太多，水平相近，落顿那一段的雪薄而不平滑了。为防止意外事故，将跳台调整成另一种规格。
我们看得够了，脚也僵得疼痛，回到汽车里。等德查克拍完照回来，就离开了。车从穆瑙的对岸驶过，小城市容又倒着一一依次出现，与我们告别。一小时半以后，到了另一个城镇，不知其名。在火车站下来，买了去维也纳的票。德查克说，还有一点时间喝杯啤酒。在小小的餐厅喝了啤酒，与这两位最密切的朋友话别，逐一托他们向格拉茨的朋友致意。
上了车，请他们回去。弗朗西斯卡说，当然得等到火车开车。列车启动，他们还在暮色中频频挥手。
（一九八九年五月至十月）
※※
附记：有两件未写入文中的小趣事，顺便在此写下。
一次与德查克和施蒂格晚餐时闲聊，施女士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很遗憾今年雪少，明年夏季可不能错过玩湖，要趁玩得动的时候好好享受生活，可别老了后悔。我就顺口说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小徐一翻译，她忽然激动起来，叫小徐重复一遍；又要我写中文原句，我说回家后用毛笔写，她等不及，取过一张纸片让我用钢笔先写下来。她显然很喜欢这两句诗，小徐也很得意，说他的翻译也是很美的德语诗。过了一天，施女士带我们去访问一位刚从喜马拉雅山回来的女画家，说她的画风受到了这趟旅行的影响，而且带回了笔墨，正好供我写那两句诗。这位女画家总有五十多岁了，独身，画不怎么样，笔墨也是似是而非的地摊货，纸干脆是洋纸。原来她是从尼泊尔进出，没有进中国。我写了一张，声明这只是代用品。二月初回家，三月份德查克来回访，我把这两句写出来，请张以世妹制成个蜡染小条幅，蓝底白字，装裱成轴，很是漂亮。托他转交施女士。那晚我见她喜欢李商隐这两句，乘机弘扬中国文化，说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她听了小徐翻译，大叫道：“我不做小虫！”我说这是比喻，她双手乱摇：“反正我讨厌做小虫！”中国人喜欢打比喻，诗经楚辞、庄生孟子的老传统。欧洲人喜欢直截实说。这是很明显的文化差异。
另一次也是晚上，施局长请喝啤酒。那酒单印得很精美，啤酒一栏还带简笔画，大杯、中杯、小杯，一望而知，但一只靴子可就不明其意了，价格也最贵。我猜是出堂外卖，靴子代表走路送货。施局长在对面问我们议论什么，听了回答说，这是指一种最大的靴形杯，源于前人在战场上或节日狂欢时用真靴装酒的民俗。随即让服务员取来给我们看。好家伙！真是一只厚玻璃靴子。施局长表演怎么使：用整支手臂挽着，抵着胸口，举上来喝。我接过来试试，空的也有好几斤重，装满酒肯定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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