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张掖郡的地理范围东达今金昌市永昌县一带。东汉将原显美县划属武威郡，《后汉书·郡国志》云：“献帝分（张掖郡）置西州。”《甘州府志》记：“以日勒、删丹等县隶之。”到晋代又将骊靬、番和这两县划归武威郡。《晋书·地理志》“西郡”下载“日勒、删丹、仙堤、万岁、兰池”五县，《旧唐书·地理志》曰：“晋分删丹置兰池、万岁、仙堤三县。”《山丹县地名资料汇编》及《永昌县地名资料汇编》均有记载：“日勒故址在今山丹东南古城洼滩，亦称泽索谷或十五里口。”《汉书·地理志》“日勒”下：“都尉治泽索谷。”删丹即今山丹，《后汉书·郡国志》曰：“删丹，弱水出。”弱水即今山丹河。因此，后汉所分之西郡辖区，相当于今山丹县东至永昌县西这一范围。
汉代张掖郡的地理范围西达今张掖市高台县一带。民国十年《新纂高台县志》“沿革”记：高台为“汉乐涫县地，属酒泉郡。晋因之，前凉张氏置建康郡”（今骆驼城）。又《说文》“弱水”“自张掖删丹至酒泉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合黎山在今高台、临泽县北侧）。
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在汉代也属于张掖郡，称居延县，居延县另设张掖居延属国，后改为西海郡。
晋代的张掖郡辖区，相当于今走廊腹地的山丹县以西、高台县以东这一段。
分置西郡以后的张掖郡所辖角乐得、昭武、氐池、屋兰四县至晋不变。
氐池：民国三十二年《重修民乐县志》云：民乐即“汉之氐池县地”，南依祁连山，东临删丹，前凉曾在氐池一带置祁连、临松二郡。《晋书·地理志》“凉州”部载：“永兴中置汉阳县以守牧地，张玄靓改为祁连郡。”《甘州府志·古迹》云：“祁连城”“在洪水堡南三十里。”《甘州府志·世纪》按：“汉阳，今永固城。”今永固城遗址位于民乐县东南十公里处；《晋书·地理志》又载：“张天锡又别置临松郡，天锡降于苻氏，其地寻为吕光所据。”《重修民乐县志》云：“南古城，晋之临松郡。”
即指今民乐县西北29公里处的南古城。
昭武：晋改名临泽，《晋书·地理志》注：“临泽，汉昭武县，避文帝讳也。”《辞源》“昭武”下曰：“县名，汉置，晋改临泽，北魏废，故城在今张掖县西北。”至今临泽县仍有“昭武”“故城”之地名。《通典》“张掖”条下云：“汉表是县故城在今县西北，又曰昭武县。”表明昭武为张掖郡最西一县，临近酒泉郡之表是县。无疑，汉晋之昭武县（临泽县）即今高台县并临泽县一带。
屋兰：《甘州府志·古迹》曰：“城东五十里，今仁寿驿，俗名‘古城’是也。汉张掖郡屋兰，东汉及晋作屋兰者即此。”汉之屋兰即清之仁寿驿，也即今张掖市碱滩乡的东古城村。东古城坐落于古弱水西岸，东毗山丹县东乐，南临民乐县六坝，目前仍有大量汉晋墓出土，附近有远古文化遗存及汉代布里纹绳纹瓦片，必汉晋之屋兰县无疑。
角乐得县至晋代改称永平县，后来称张掖县。《旧唐书·地理志》云：张掖为“故匈奴昆邪王地”。《元和郡县图志》云：“今甘州辖下张掖县，本匈奴角乐得县。”汉“角乐得县郡所治也，匈奴王号也。”角乐得王领地范围无从可考，但明确了分置西郡之后张掖郡及其他三县的地理范围之后，角乐得县的范围必然在临泽县和东古城的中间。《汉书·地理志》“角乐得”下云：“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就是说羌谷水（今黑河）出于角乐得县地。那么，角乐得县的辖区应以黑河为轴线，最西不能超过今临泽县昭武村，最东不能超过甘州区碱滩乡。
关于张掖郡城及角乐得县城具体位置的问题，张掖地方史志没有明确记载。
河西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政权迭变，语言各异，风俗不同，稍有运移，即佚其闻，加之兵戎战乱，致使许多历史档案被毁坏无遗。如顺治五年的米喇印、丁国栋回民起义中，使弘仁寺九百余卷《北藏》经籍遭受兵燹，“公署册案，悉被焚烧”，致使“上下数百年间，事有可采，人有可风，竞委之寒烟蔓草”。即使清代早期所纂的《甘镇志》和《甘州府志》，对明代若干历史地理问题也是含糊其辞。因此，对于张掖郡城及角乐得县城具体位置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代其他史料和考古资料。
汉张掖郡治于角乐得县，角乐得，匈奴王号，角乐得王概为昆邪王王子。霍去病两次征战河西后，汉以其地置角乐得县，张掖郡治于角乐得，晋更名为永平县，隋以后更名为张掖县，始终为郡治之所，历来为张掖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通过研究肯定：汉角乐得县辖区在两山夹一川的走廊内，以黑河为轴线，西至今临泽县昭武村以东，东达甘州区碱滩乡以西。
许多古代史书中都提到“角乐得故城”，但是应该排除“角乐得县即匈奴角乐得县”的说法。如《元和郡县图志》云：“今甘州辖下张掖县，本匈取角乐得县。”许多地方史家均认为角乐得故城首先是匈奴角乐得王城，然后是张掖郡角乐得县城。其实《史记》、《汉书》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逐水草而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封地。显然，匈奴是以游牧为主，虽然存在农耕经济，但没有城郭；各有分地，但无郡县之置。匈奴角乐得王在河西的封地中，应该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定居地，并占据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具备相当完善的居住或防御设施，汉代在此基础上置角乐得县。
角乐得有故城之说，最早见于唐代史家之笔下，杜佑《通典》“张掖”条下云：
“汉表是县故城在今县西北，汉张掖郡城亦在西北。”汉张掖郡城与角乐得县城同治一地，显然不在唐代的张掖县城或甘州城内，也就是说，角乐得另有故城，具体在甘州城西北什么地方，没有明确记载。至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指出：“故城在今城西北四十里。”按直线距离计算，应该在黑水国之西侧。《甘州府志》记为“角乐得古城”，没有说明具体地点，从有关章节的记载来看，因为当时对张掖郡及角乐得县有无故城说法不一，有人认为甘州城即古张掖郡城，而民间却一直传说，黑水国就是张掖旧城——“老甘州”。
从目前张掖市东古城（汉屋兰县）至小河乡东五（西侧为汉昭武故城）之间的走廊腹地汉墓群分布状况来看，有3个墓葬较多的大墓群——黑水国墓群、党寨墓群、双墩子墓群，其余墓群主要是沿河、沿渠墓群，如大满马均墓群、兔儿坝滩墓群、甘浚一带的墓群等，数量少，不集中。大墓群是引证汉代郡县城址的有力依据。党寨墓群位于张掖市区南7公里处，南距大满马均墓群较近，或许是随古代水渠、古河道而出现的墓群，将它看作是角乐得县随渠屯田的某里墓群是较为适当的。党寨墓群位于市区之南、黑河之东，与史书记载张掖郡城的位置相牾。当然也有可能是汉代城市的墓葬区，这个城址只能在今张掖市区范围内，张掖市区出土较多的魏晋陶片和砖头，西北侧的五个墩也发现较多的墓葬，张掖市区在汉代已经发展了起来，但是没有形成较大的活动中心，到了晋代，张掖郡城已经确定在这里了。双墩子墓群东距张掖市区约25公里，墓群面积约1.5平方公里，墓葬分布不甚密集，且西距昭武故城极近，很有可能在汉代属昭武县地墓。黑水国墓群是本区最大的汉墓群，其规模之大，墓葬分布之密集，在甘肃省罕有。这是将黑水国断定为汉张掖郡及角乐得县故城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另外，作为汉代郡县故城址，必然存在高规格的建筑材料——绳纹瓦，这种建筑材料一般不在贫民居室上使用，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张掖郡，在酒泉市内、氐池县故城、屋兰县故城等地均有发现，笔者在黑水国遗址面粉厂农场东侧发现汉代大量建筑瓦件遗物，可以肯定只有大城址才能留下如此规模的建筑物碎片。黑水国发现了大量成堆的绳纹瓦，其他地方并不存在。可以这么讲，汉砖残了也可以收集使用，所以许多地方均有汉砖出土，张掖市区也无例外，而汉瓦残了是不能重新利用的，这就是说汉城必有汉瓦，汉张掖郡及角乐得县故城在黑水国区域内。
北城筑城时间较晚，作为故城的可能性极小，北城无疑是作为张掖郡的一个重要城址形成的，具体是什么，我们目前无法断定。因为在汉代，河西军政建置以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为主导思想，城址不一定很大，但必须相互接应，形成链锁状，这是一个明鲜的特征。今板桥北的古城遗址、沙井乡的古城遗址、平原堡古城遗址以及黑水国北城遗址、汉代大型建筑遗址等，都是比较靠得住的汉代城址，它们在汉代张掖郡军事防御体系中具体处于什么位置，我们目前还不能妄加评论，例如角乐得城、郡城（太守府）、郡都尉城等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汉代大型建筑遗址这样有巨大汉代遗物堆积的城址在黑水国区域内是惟一的。其他城址中甚至找不到一块汉代绳纹瓦片，因此，可以肯定汉张掖郡的早期政治中心即在于此地。
从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已》中分析，陈子昂从西疆返回至张掖某“边亭”时听到“东军告捷”的喜讯，但为什么要写“还至张掖古城”呢？其实，“边亭”就是巩笔驿，即黑水国南城，“张掖古城”也即“张掖故城”，是黑水国内某城，这说明唐代所特指的张掖故城还存在，一种可能是指北城，另一种可能是指今天已不存在的某座城，但这座古城必定存在城垣，因为诗人写到“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如果诗人回到张掖城，则不会写成“张掖古城”，更不会是“仲月旅边亭”，而是返回旅居在边亭之后（即驿站），得到此新闻，悲喜交感，遂登巩笔驿附近的张掖故城舒展情怀，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由此可知，唐代的张掖故城仍然存在，但至于是否就是角乐得故城，我们无法确定。张掖郡最初奠定之际，将郡太守城、角乐得县城、郡都尉城分别而置的可能性很小，随着人口增加，军事防御体系的需求，分城而置则成必然，黑水国北城应该属于这种情况。
从黑水国墓葬分布状况也可以对故城址作一些推断，因为古城址与古墓葬虽然有关，但同时代的墓葬不会与城址相交合。黑水国古寺院遗址周围及北城周围很大一片地段内不存在汉墓，自然，北城为汉城。古寺院遗址一带极少见有汉代绳纹瓦片，也不见类似城垣或其他汉代建筑遗迹，这里是汉代的农户居住区或耕种区。古寺院遗址及北城以北的较大范围内亦少见古墓，也没有任何典型的遗物遗迹，只能说是屯耕区。黑水国南城内发现有魏晋墓，墓道回填物为较纯净的沙土，证明该城址更晚，不会为汉城址。南城东北200米之地有一宽阔的平地，地面较多的史前至汉魏遗物，但不见有大量的汉代瓦片，这里作为居住区的可能性较大，也不会为张掖或角乐得故城址。南城西、面粉厂农场东侧的大型汉代建筑遗址，其周围有较多的古墓，但遗址内及东侧、南侧一大片土地中亦未发现有古墓的迹象，这无疑是一座较大的汉代城址，遗物集中分布区为巨大的汉代绳纹瓦堆，这明显不是一般居住区所具有的。遗址南侧有大面积受河水冲刷形成的群冢状地貌，说明该遗址曾遭受洪水破坏，而地面上却有较多的宋元遗物，可证洪水冲刷在宋元之前。宋元之前的某个时候，这里曾遭受洪水之灾，使汉代城址彻底破坏。唐代以后，恢复开垦利用，遗址东侧数座汉砖瓦堆应该就是宋元之际堆积而成，这是耕作的标志。遗址南侧集中出现有宋元遗物，这是居住的标志。据老年人讲，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仍有残垣断壁，可能是宋元遗址。遗址东侧有一处古屯庄遗址，约20米见方，今已被开垦耕种。
关于张掖郡及角乐得故城具体城址和其他相关问题，我们目前只能是通过地面遗物泛泛而谈，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掘去全面揭示。
黑水国北城是本区域内建造时间最早的城址，东临黑水沟，南距312国道1公里，与南城相距3公里，在地图上，南北二城联线与地图经线相交成30度夹角。
北城平面呈正方形，南墙正中辟门，方向为180度，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20米，墙基厚3米—3.3米，残高2米—6.3米。门宽4米，门外无护门墩台及瓮城门，城门两侧作向内曲壁，南墙无修复加筑痕迹。夯土层厚度有以下规律：20、15、14，20、15、19，20、11、13厘米，3层出现一个变化周期。夯土层中有索草缩绳，缩绳不与墙体另一面连接，而是用大木钉钉在墙体之内，筑完一层之后砍断缩绳，从墙体部分断裂处可见木钉。东城墙南段为后来补修，夯土层中曾见有汉砖块和白釉瓷片，夯土层较厚，未见有缩绳痕迹。东墙北段无加固补修痕迹，夯土层厚度11厘米—16厘米，缩绳孔距52、55、69、73、89厘米不等，东北角通高6.3米，外侧角下夯土层中夹有汉代绳纹陶片。北墙东段近东北角处为后来补修，夯土层厚度18厘米—21厘米，补修墙体长度为6米，夯土层中无缩绳孔。北墙中段无修复痕迹，夯土层厚度15厘米—17厘米，有缩绳孔，西南角自外侧观察，夯土层厚度13厘米—14厘米，缩绳孔如东北角。
北城四角无外伸之敌角墩台，西南内侧筑有敌角，边宽8米，高6米，台顶边宽7米，墩台夯土层厚度为20厘米—27厘米，无缩绳孔，夯土层中发现宋元白釉、黑釉瓷片各一块。敌角顶四边有围墙，围墙分内外两层合成，外层为版筑墙，厚度为48厘米，内贴土坯层，厚度为22厘米，有土坯标本，规格为34×17×9厘米（按比例应为36×18×9厘米，仅得一块，估计测量有误）。敌角未发现有木任木，东南角有自内向外引出的小槽痕迹。敌角东12米处有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南与南墙接触，北伸入沙丘，大概敌角之北沙丘内也有同样的隔墙，隔墙夯土层厚度为20厘米，无缩绳孔。
城门内有东西向的高台，可能为护门设施，东南角有较大的建筑遗址，北墙内侧直对城门有一个14米见方的台地，这是古代庙宇建筑。北城内沙土淤积较厚，原有建筑物遗址不清，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是元明时期的青花瓷片、黑釉瓷片和粗缸瓷片，也有少量的汉晋陶片。西南角及西墙被沙丘掩埋，东南角也有巨大的沙丘。南墙及东墙处有沟壕痕迹，出城门有一条向南伸去的沟壕，大概为引水渠。北城西南侧有密集的居住遗址，遗物均为宋、元、明时期的瓷片。
北城之筑应早在东汉，理由有以下几点：从夯土层厚度来看，应为汉代特点，但缩绳以木钉固定的方法在西汉其他城障的筑造中尚未遇到，是一种创新的做法。北城内未见有汉代早期的绳纹瓦片，而绳纹瓦片在黑水国汉代建筑遗址却极多，夯土层中见有汉代绳纹陶片。从北城方向来看，这种门朝南开的城在汉晋一般作为郡县城的特征，如居延城、高台建康郡故城（今骆驼城）等，而南城城门朝东开，直对张掖城，显然是驿站的特征。北城筑于东汉，当时可能预做郡县城或驻军之城，但从城内遗址情况来看，使用的时间不会太长，废弃也应该在魏晋，魏晋之际的城一般比较大。北城的恢复使用最早在宋元之际，加筑、修补是在明代做的，从遗址及遗物分析，明代北城曾作为民堡来使用。总之，北城内地面遗物较单纯，主要为汉代和元明陶片、瓷片，未见有隋唐遗物。20世纪40年代阎文儒先生曾于此拣到一枚开元通宝，可能在唐代已开始利用。至于详细情况，还有待考古发掘来证实。北城的利用时间短，维修次数少，筑成之后直到明代才做了加筑城墙和添筑敌角，不同于南城的是它保留了多次加筑和补修的痕迹。唐代史家、诗人笔下的张掖故城所指有可能是黑水国北城。北城东临黑水沟，俗称月牙湖，再东为沼泽草地，北城居高临下，风光异常秀美。
黑水国汉代建筑遗址有4处，均在国道南。
明永砖厂南80米处有遗址一处，遗址作高台，南北宽15米，东西长30米，南侧正中有土墩，高2.2米，底阔3.7×2.8米，夯土层厚度为13厘米，遗址散存有大量的汉代建筑汉砖残块和灰陶片。
沙窝漩有汉建筑遗址一处，露出沙丘部分有堆积的汉砖块和陶片，汉遗址之下为马厂文化遗址堆积层。
面粉厂农场东200米处有遗址一处，亦作方台形，范围约80米见方，遗址被沙土和砾石掩埋，散存有较多的汉砖汉陶片，20世纪90年代后被开垦为农田。
面粉厂农场大门东100米处有大型汉代建筑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50米。遗址北段有一条宽5米、长80米的汉代绳纹瓦堆，南北向堆积，厚度约1米，遗址南段也有零星汉绳纹瓦堆积。绳纹瓦堆中发现有汉代云纹瓦当，南段多见有宋元瓷片，如均窑、龙泉窑、越窑瓷片，并发现少数汉晋青瓷片。遗址东200米的范围内，有数座汉砖瓦堆，可能为后来堆积，该遗址西侧有北向的水沟通过，水沟淤满沙土。这处汉代遗址规模之大，汉瓦堆积之大，在河西绝无仅有，遗址西侧面粉厂农场内也多见有绳纹瓦片，黑水国北城、古寺院遗址也少见有绳纹瓦片。
我们在寻找汉代城址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有无城垣遗迹。黑水国发现的桓表门画像砖表明，汉代张掖郡某城城门部分是用木料套成的，因为只有木构框架才能形成这样的形式，由此可以推断，其城门、城墙也不可能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高大、厚实。有人认为汉代有以椽栽成的城垣，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初创时的张掖郡及角乐得县城，由于劳动力极为贫乏，也不可能筑造出宏伟的城池。酒泉市内多见有汉墓，说明汉代酒泉郡城也很小，小而链状分布的城址布局是汉代边陲军事防御的需要，河西诸郡筑造较大的城堡晚到东汉时期，至东晋五凉时才纷纷出现大型的城池。
上述汉代大型遗址南部有较多的宋元瓷片，说明在宋元乃至明代仍有人居住利用，同时大面积开垦耕种，原有旧小的城墙可能在这个时期被毁坏一空，遗址东侧有较多的汉砖瓦堆，很明显是宋元时期人们在开垦过程中堆积而成。
黑水国区域内有古代屯庄遗址7处，面积均为40米见方，大多数墙垣不存，只能看出大致轮廓，我们曾称之为障或坞，即汉代边防机构之一，这里应称之为屯庄。遗址内均有较多的汉代砖块和陶片，也有宋元瓷片。南城北郊及北城西南郊各有一屯庄遗址，墙体残存，夯土层厚度为17厘米，有大量汉砖块及元明时期的青花瓷片、白瓷片和黑釉瓷片等，显然是元明屯庄遗址，未经考古发掘，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黑水国以其密集的古墓葬著称于世，最密集分布区东起下崖村耕地，西到市殡仪馆约5公里，北至北城南200米一带，南至明永乡一带，约3公里。黑水国南城即在墓群之上，北城与古寺院遗址中间也有古墓分布，北城和古寺院周围未见有古墓葬分布，平原堡周围也曾发现有较多的古墓葬。黑水国区域以外，南至明永孙家闸、武家闸一带，甘浚乡新墩滩、八号北滩、西洼滩、四角墩滩一带有大面积古墓分布，西至沙井乡五个墩村亦见有古墓葬分布，就是说，渠道经过之处多有屯田和居住，墓葬随之出现。这些墓群也有可能与汉代屯田、渠道有关系。
四角墩滩西至孙家闸、武家闸一带的墓群中，曾出土迄今所知甘肃省最大的铜马以及四灵神兽画像砖，大多属大型墓葬用品，这均不像普通屯田居民的墓葬及随葬品，很有可能是张掖郡及角乐得县军政官员的墓葬。黑水国区域西至明永乡燎烟村、五个墩一带，西南方向的沙井乡上寨子村均有大面积墓群分布。粗略估计，黑水国及周边墓葬区的古墓藏量不少于1万座。
从时代上看，主要为东汉至魏晋墓，迄今未发现有西汉墓，从小篆文字砖推测，应该有西汉墓葬。黑水国南城东北侧曾发现一座石板砌筑的墓葬，未发现有任何遗物，其时代估计在唐以后，但未发现有其他时代的任何墓葬。因此说，黑水国墓葬从时代上看比较单一。
黑水国墓葬与张掖平川地带的其他汉晋古墓一样，均为砖室墓。张掖汉晋古墓多，但完整的较少，也从未进行过大规模正规发掘，所以，掌握的科学资料更少，在本书中也就无法全面系统地介绍，有待于将来考古发掘去逐步揭示和研究。
黑水国古墓葬及汉砖介绍
一切物质文化形式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诞生，最初主要体现的是实用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日益讲求其艺术性。作为建筑材料的砖，出现于西周时期，至汉代已普遍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黑水国的汉代砖尤其引人注目。
（一）分类、用途
张掖及黑水国汉砖至目前所见，有画像砖、条砖、楔形砖、榫卯砖等几种类型。
画像砖有模印和刻画两种，画像砖的代表作品是四灵神兽画像砖，一般镶嵌在建筑物内壁上，用来避邪祈福。黑水国南侧的孙家闸、张掖市靖安乡、张掖市小河乡的个别墓室内，发现有四灵神兽画像砖，在墓室内铺地或覆斗墓室封顶，张掖画像砖不以装饰建筑物或墓室为目的，是宗教或民间俗信活动的产物。
砖和画像砖均为大方砖，其边长在40厘米左右，厚度为5厘米—6厘米。
条砖是建筑用砖，也普遍用于墓室铺地，条砖代表汉代砖工艺的主流。黑水国及张掖其他地方的汉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出土，最大的长度为42厘米，宽为21厘米，厚为6厘米；最小的长为25厘米，宽为12厘米，厚为4厘米；最普通的长为34厘米，宽为17厘米，厚为6厘米。由于建筑垒砌的需要，汉代条砖规格已趋向定型化，存在大、中、小不同砖样。
楔形砖为一侧厚、一侧薄的砖型，这种砖完全是为了营造墓室起券所制，大小规格与条砖相同，两侧厚度相差约5毫米左右。
榫卯砖也称子母砖，是营建墓室的专用砖，它以榫卯相啮合，是采取了木作结构的方法，其规格与条砖相同，黑水国有相当一部分子母砖同时具备楔形砖特点：一侧薄、一侧厚。由于子母砖的形制并不科学，随着拱券技术的进步，东汉以后便不再制造。张掖市党寨墓群曾见到扇面砖，这类砖是用来横券墓室的，在黑水国区域内未曾发现。
（二）制作
黑水国汉砖均为脱坯法制成。脱坯法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根据所需要的砖型制作模框，模框四边可灵活地合拢或开启，制砖时，将模框平置于沙坪之上，合拢并卡死，将黏土和细沙泥浆填入模框内，抹平砖面。若制造画像砖时，则以形似巨印的金属模子在软坯面上强压出花纹图案。铺地砖和模印文字砖是以小型图案印章连续在软坯砖面上压印而成，黑水国“千金”铺地砖便是以这种方式制成的。在张掖其他地方见有同一块砖面上出现连续两个相同的模印文字，可见模印文字亦非砖范自带，而是另有印具，这种印具类似“玺”或“封泥”印，用金属模制或刻制文字作凹槽阴文，在软砖面上一次压印效果不好时，可重新压印，古代称作“钤”。刻划文字或图案也同样是这样进行。砖面工序结束后，移开模框一端的卡栓，脱去模框再制下一块。如此脱坯制成的砖，接触沙坪的一面较粗糙，夹沙、夹杂物者常见，脱模后，待砖坯干透垒起，再入窑烧制。
张掖市汉代砖窑在甲子墩墓群有一处，砖窑以大块土坯垒砌，四周用泥土加固，窑体平面作长方形，宽约3米，长约5米，窑温估计可达摄氏1200度左右。个别砖坯因炉温过高而严重变形，砖面出现流珠，砖质坚硬。砖坯出窑前灌水还原，由于窑内砖块受热不均，灌水后颜色有浅灰、青灰、青黑等几种，砖体比重较大，扣之发叮当声，民间或称之为“铁砖”。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量的提高，东汉以后的砖质适中，颜色匀称，均作青灰色，可能由于极力追求产量、窑体加大等原因，砖型加大，少部分砖还原不足，发红色，绝大多数砖质较为疏松，承受压力远不如早期砖。
由于金属材料的贫乏，张掖汉砖中的铺地砖、模制画像砖在类型和数量上都比较少，于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画像砖——用硬笔在条砖软坯正面上刻划图案而成简易的画像砖。最初也是宗教迷信活动的需要，内容以四灵神兽和马为主，张掖甲子墩汉墓群的一座墓室后壁，镶有刻划马和符箓的条砖，可见当时马也被看作神物或图腾象征膜拜。后来，刻划画像砖的这种艺术手法进而随意和通俗化，可以用来描绘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题材广泛，黑水国“驱驴急行”
画像砖便是典型的例子。因此说，刻划图案也是画像砖的一种类型，是发展了的画像砖，这也是黑水国画像砖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画像砖的特色。汉代文字砖中模印文字砖和刻划文字砖，也是由避邪祈福到随意通俗这样一个过程演变的，这里不再赘述。
（三）汉砖方位关系
由于阴阳五行学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广泛渗透，汉砖在制作和应用过程中也有正反、方位、左右、上下和前后之区别，这一点我们不可忽视。正反面关系：制作时接触沙坪一面（底面）为反面，相对的抹光面（上面）为正面，反面较粗糙，正面经过抹面工序，比较平整光滑，模印、作画或书写文字均在此面。方位关系：方位只存在于四灵神兽画像砖上，白虎代表西方，青龙代表东方，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方形铺地砖由于资料不足，暂时无法断定其方位关系。上下关系：四灵砖朱雀居上，玄武居下；楔形砖厚边为上，薄边为下；凡正面书写文字的砖，必须以一端为上，另一端为下，纵摆砖书写，未见有横摆砖体书写文字者；黑水国及张掖其他汉代子母砖，若书写文字，必自凹口端起笔，凸榫端落笔，可见子母砖子端为下，母端为上；条砖无上下之区别。前后关系：以人面对实物相对应，左为前，右为后。覆置四灵画像砖白虎为前，青龙为后；仰置四灵画像砖则青龙为前，白虎为后。凡正面刻划图案的楔形砖或条砖，横摆砖体，以左端为前，右端为后，如黑水国奔马画像砖，马头朝左，马尾朝后。凡在子母砖正面刻划图案作画像时，横摆砖体，子端朝右，母口朝左，如黑水国“驱驴急行”画像砖，面朝左，尾朝右。张掖其他地方子母砖画像者，方向相同，可见作画子母砖，母口端为前，子端（凸榫）为后，子母砖用于墓室券顶时，前后关系相同。普通条砖无前后关系。
张掖汉砖侧面（古代称肋面）及两端（丁面）不做模印图案或文字，到北魏时始有。汉砖正面均为素面，至唐代始有绳纹砖。
由于采集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对黑水国汉砖文化内涵略窥一斑，下面我们将采集到的汉砖概括为文字砖和画像砖两个部分进行介绍，并对部分内容做必要的考证，以助读者参考。
（四）文字砖
在砖上模印文字始于秦代，至东汉盛行，并出现大量刻划文字砖，国内多有出土，其中以洛阳最多。汉代模印文字砖内容通常为吉语，如“大利”、“大吉”、“万年”、“宜钱”、“大富昌乐未央”；文字较少，也有个别模印文字多达十余字的；另有一种文字砖是将多字合成一字。模印文字字体一般为小篆，也有隶书的，多出现在砖体侧面（肋面）。刻划文字砖内容较为广泛，有随意书写的，也有作墓志铭的，还有记事抒怀的等，如洛阳刑徒墓文字砖，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文字砖就是这种情况。刻划文字砖字体多为隶书、行书、草隶，并有不少简化字和错字。汉代文字砖历来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成为搜集、收藏的对象。
甘肃汉代文字砖极少见，惟张掖的角乐得（黑水国）、屋兰（东古城）及其附属地区多有发现。1942年，于右任到黑水国考察时，曾发现“日利”模印文字砖（于称作“铭文”砖）和草隶（刻划）文字砖。20世纪90年代经详细调查、翻览，采集到各种文字砖数十块，其中模印文字内容多为“日利”、“大利”，有个别“金钱”、“千”字砖和合文砖。刻划文字砖较多，内容有随意书写的，如“风雨……”“甘”，也有写姓名的，还有记事砖等。下面逐一介绍。
“千”字砖：东汉，模印，残长16厘米，宽15厘米，厚4.5厘米，字体近楷书。“千”字砖在黑水国发现两块，另一块“千”字砖笔画较粗，此字可能与城名、地名或渠名有关。
“日利”砖：东汉，模印，字体兼有隶书和篆书写法，笔画方折，按字形结构分两种形式，即黑水国南城采集的“日利”文砖，文字规矩，结构紧凑，合乎章法。标本残长25厘米，宽17厘米，厚4厘米—5厘米。南城西北郊采集的大“日利”印文砖，文字结构较松散。两种砖颜色均为青黑色，质地坚硬，应为同时代物。
“大利”砖：黑水国明永砖厂南侧采集，“利”字未能全部印出，字体作小篆，其时代应早于“日利”文字砖，残长27厘米，宽17厘米，厚5.5厘米，黑灰色，质地坚硬。黑水国另有“大”字残砖，字体为隶书，笔画硬直，可能同为“大利”砖。
永元十四年纪事砖：黑水国北城南郊采集，残长32厘米，宽14.5厘米，厚4厘米，黑灰色，质地坚硬，刻划文字。砖面自右至左书写四行草隶文字：
（永）元十四年二十五日壬寅三月……
少为王民好……
为得（或徂）仲道以任之日付仲成……
任人月色好不好色徂仲……
由于下端残缺，无法全面了解内容，部分文字由于书写不清，或过于简化、创新，加之烧制时的变形，所以现存文字也颇难识读。但可以肯定这是一则叙事砖文，首行纪年，第一字虽然清晰，但字形奇怪，查两汉作“×元”年号的有五个，分别为“后元”、“前元”、“中元”、“初元”、“永元”，前四个年号在西汉，均不足十四年，惟永元有十七年，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砖文先写年号，再写年代，年代后写日期，日期后写于支纪年，最后写月份。干支纪年为我们考证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永元元年为己丑年，即公元89年，以此推算，永元十四年正好为壬寅年，即公元102年。因此，砖文首字为“永”无疑。这块砖为我们对汉墓及相关文物的断代提供了难得的证据。
另见刻划的“甘”字砖一块，“圣”
字砖一块，不可识读的文字砖一块。
（五）画像砖
从黑水国采集到画像砖8块，其中模制画像砖两块，刻画画像砖5块，铺地砖1块。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其规律性问题作一点说明。
画像砖流行于东汉晚期，大致有宗教迷信画像砖和生产、生活场面砖两大类，是当时艺术价值高、使用地域广的一种砖艺类型，它集民间俗信和艺术为一体，兼实用、装饰而共有。制作模印画像砖工序较多，而且必须用金属（铜）模具才能制作出理想的画像砖，因此，金属材料的多少直接决定着画像砖的质量、类型和数量。河南是帝都所在地，自然模制画像砖较多；四川富有铜料来源，所以画像砖也较多；山东则以画像石为主流；地处边陲地区的张掖，金属材料的贫乏是很自然的，所以，画像砖的数量和类型均极少。四灵神兽像砖在其他地区均为一砖一兽，惟独张掖作一砖四兽，显然是为了节约金属材料在艺术手法及形式上的体现和发展。铺地砖早在先秦时代兴起，到汉代广泛使用，但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铺地砖均为整块模具制成，惟张掖发现的一块铺地砖是用小块印具连续压印而成，虽然制作时间加大了，但的确节约了不少金属材料，同样，促使汉砖艺术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
刻画画像砖完全脱开金属模具的束缚，最初主要画神兽和马，后来发展成形式多样的写意，这是以黑水国为代表的张掖汉砖迈向经济、快捷和创新的领域，和酒泉彩绘砖一样，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地方砖。刻画画像砖是传统模制画像砖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灵活性和创意性。
四灵神兽画像砖：东汉，采集于黑水国南城西郊农田中，下半部残失，边长41厘米，厚5厘米。同类遗物在黑水国、张掖市靖安、小河等地均有出土，张掖市博物馆有完整藏品。
四灵神兽画像砖平面为正方形，模印，四边有两条平行凸线作外廓线，砖面正中以凸线方框将砖面划分为中心画区和四边画区两部分，然后以四条凸线将中心方框四角与外廓线四角相连，使四边画区形成四个单独的梯形画区。中心画区饰以柿蒂纹或称五行图，柿蒂纹中心及四瓣饰以五个圆钉，四个梯形画区内分别为玄武、朱雀、青龙、白虎。玄武为龟蛇合体，两头相对，三足前迈，一足后蹬，作前行状。古人云：“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朱雀为凤形，振翅欲飞，鸟首后部有一根翎毛，尾上有三根翎毛上翘。青龙形象与白虎相似，三肢前迈，一肢后蹬，粗尾扬起，背部有两条飘起的梢状物，头部较长，脑后直拖三齿龙角。白虎圆头小耳，腹部以数条斜线表示毛斑，其余身体形象与青龙相同。砖面图案均以单凸线构成，青龙、白虎、朱雀足立中心方框，背临砖面边线，青龙、白虎头朝朱雀，朱雀头朝白虎，玄武足立边框，背朝中心方框，头亦朝白虎。
汉代推崇五行谶纬学说，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所以四灵神兽也称四方神兽。另一种四灵神兽画像砖只有覆置仰视才能使四神兽与实际方位相对应，将四神兽集于一个砖面，其先后次序、头向及背向很值得探讨和研究。
四灵神兽画像砖异型：东汉，模印，残长25厘米，残宽22厘米，厚4厘米，灰色质软，采集于黑水国医药站农场。砖面残余十字格纹、柿蒂纹一瓣及青龙头部，柿蒂瓣以盘肠纹装饰。这块画像砖不同于张掖出土的四灵神兽画像砖，推敲分析，砖面盖以“井”字格划分为九个画区，中心画区饰以柿蒂纹，柿蒂纹以盘肠饰瓣，四边四个画区依次为四灵神兽，四角画区则饰以其他图案。柿蒂纹作为汉代流行的装饰（吉祥）图案，在这块砖上已出现了新的变化，该砖应该晚于上述四灵神兽画像砖。
千金纹铺地砖：东汉，模印方砖，残长36厘米，残宽28厘米，厚4厘米，灰色质软，采集于黑水国明永砖厂。周边饰以菱纹，每个菱纹中心套一“田”字纹。边饰之内印有若干行椭圆形图案，图案以四个“金”字对座复合而成。汉代在河西设置四郡之后，积极推行屯耕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田灌溉，西汉之际就在角乐得县修通了千金渠，这块以“千金”
为主题，廓套“田”菱纹的铺地砖很有可能是对屯田及千金渠的艺术表现，因为这种纹饰在其他地方的同时代文化遗存中还未曾见到过。
青龙纹砖：东汉，软坯刻划，残长25厘米，宽20厘米，厚5厘米，黑灰色，质地坚硬，采集于黑水国南城西郊。正面刻划一青龙，尾朝右端，头部残失，弓背作行走状，线条刚烈粗犷，遒劲有力。
“桓表门”砖：东汉软坯刻划，黑水国南城内采集，残长14.5厘米，宽14.5厘米，厚4厘米，黑灰色，质密坚硬。画面有一个畅开的双扇大门，门道正中有一个方形门钉石，门上有两层重檐庑殿顶建筑物，第二层以上残失，屋面以斜方格纹表示瓦件。建筑物以独木柱（都柱）支撑全部负荷。
显然，这描绘的是某城门的建筑形式。门上重檐建筑物也明显不是用来居住或登临观望的，它只能是一种装饰，是一种名为“桓”的建筑标志物。在汉代，凡驿站、宫署等建筑门旁均要树立作标志的木柱，称之为“桓”或“桓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桓”下注释为：“亭邮表也。”后来称作“华表”。桓是否必须立在门的一旁呢？《汉书·尹赏传》有“瘗寺门桓东”之说。看来，这里说的门与桓紧密联系，很有可能为了显赫其见，将桓树于门上。再看画像砖上的门与桓，其桓表的作法与重檐阙的形制颇为相似。阙，亦称阙门，是设在城门两旁的高规格建筑物，阙成双，桓作单。汉代也有将桓表树于阙顶之上的例证，如沂南画像石中的阙表，砖上的桓应该是揉进了阙的做法，或者说是采取了阙的建筑形式，直接树于城门之上，是桓立于门上的实物证据。在传统的桓表上附加数层重檐屋面，目的是为了更加突出并富有装饰效果，使桓表形似阙或门楼，即实用，又美观，的确是一个奇妙的构想。根据普通汉砖长宽2∶1的比例推测，该砖所绘的桓表，应作四层重檐式，国内另有四层重檐的例证，因此，推断为四层重檐桓表的把握比较大。
这块画像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料：汉代黑水国区域内的张掖郡城，或角乐得县城，或某亭邮城树表于城门之上，而且打破了传统桓表的单调模式，将独木表做成多层重檐，一都柱门楼式或阙式建筑，我们可以称之为“桓门”
或“桓表门”，这是汉代张掖建筑的一大创举。
驱驴急行画像砖：东汉，软坯刻划，采集于张掖市黑水国墓群，长37厘米，宽17厘米，厚4.5里米，榫卯砖型，灰色，质软。正面刻划人物驱赶毛驴急行之情景，人物体形魁伟，头戴草笠，长衣迎风撩起，左手按右臂作捋袖状，右手执鞭，鞭稍作骀后收回状，人物身体前倾，回首顾盼。驴身硕圆，颈部突细，双身高竖稍前探，前肢向前伸展，后肢向后舒蹬，张口扬尾，作疾行姿。
本砖画面人物头戴草笠，即所谓“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礼记·郊特牲》）。
草笠可用于御暑御雨，为夏帽。汉代称上衣为“衣”，称下衣为“裳”，画面人物上身以形如“乃”字的两划勾出一个与现代坎肩相似的服装，这在汉晋称作“裲裆”，中国南北方均有。结构为胸背两片，以扣带相连，肩部以褡襟联缀，有棉有夹，棉褳裲裆用于春秋或冬季作内衣，夹裲裆用于夏季，或穿于内，或穿于外，一般男子穿用多于女子。本画面柄裆肩部平直，两端回折，褡襟形象明显。汉代衣袖较宽，甚宽者有下垂的“胡”，砖画人物两臂细长，未见有表现袖或“胡”的线条，只能是袒臂，所服者为裲裆无疑。
考古资料证实，早在魏晋之际，裲裆衣便广泛流行，我国最早的实物例证是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9号墓出土的前凉时期的绣裲裆，而这块画像砖却向我们展示了东汉之际张掖郡角乐得县的裲裆衣形象。我们可以肯定，裲裆衣流行于魏晋，而它的出现起码在东汉或者更早，就是说汉代，尤其是接近于魏晋的东汉人着裲裆完全合乎情理。至于裲裆衣的起源，是否由河西一带的汉族人从西域某国或某少数民族袒臂的生活习惯得到启发而设计出的一种新款服装呢？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工作来揭示。
汉代服装没有合裆的双管裤，下身一般穿不合裆的袴，当然，这只能是内衣。也有用一块布缠于腰股之间，称为“裈”，与今之裤衩相当。袴与裈之上，罩以长襦或袍作外衣。砖面人物腰部以下着内窄外宽、内长外短的形似裙子的两层衣服，这在其他文字与文物资料中还未曾见过。《说文解字》并无“裙”字，说明汉代不存在“裙”的这种服装，至少在中原地区是如此。《说文解字》中可以找到与“裙”有相关意义的字——“裔”，注释为“衣裾也”，“裾”之释义为“衣袍也”，徐中舒《说文解字段注》关于“裔”的解释比较全面——“衣裾也……按帔曰裠，裳曰下裠，此衣裠谓下衣，故方言、《离骚》注皆曰：‘裔，末也。’方言又曰：‘裔，祖也。’亦谓其远也，方言又曰：‘裔，夷狄之总名。’郭云：‘边地为裔。’……若言衣裾，则何以解焉？”裔就是衣裙，衣服的下边，或下垂部分，只指的是衣服的部位，而不是衣服的名称。由于服装款式的逐步发展，形成能够适应各个阶层、各个季节和环境的服装结构，简化长衣之上半部，自然成裙，裙是由裔发展演变而成独立的衣服名称，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袖套，将衣服的袖子作为独立的衣饰。汉代人上身只着裲裆，下身非裤则裙，无疑，裙在汉代的张掖等地作为“野服”已经出现。
如此，该砖向我们展示了汉代张掖郡、角乐得县居民全新的夏季服饰结构：头戴草笠，上身穿裲裆，下身穿複裙，《说文解字·複》条云：“重衣也。”故作此称。至于这种複裙是否与河西或西域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关，均有待于以后的研究来证实，不论怎么讲，驱驴急行画像砖为研究我国服饰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史料价值外，该砖也称为一件绝好的艺术作品，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线条简练。作者以三条直线、一条折线迅速地勾出顶戴草笠、回首顾盼的人物头部形象，用形似“乃”字的两笔勾画出裲裆衣的外形，用两条曲线概括了内外複裙的服饰，全幅画面仅用了还不到三十笔，一气呵成，线条极为简练，自然流畅，刚劲有力，果断清晰，可谓早期速写的佳作。
其二，生动传神。作者在创作时，极为注重动感与气氛的渲染，驴耳前竖，尾巴扬起，表现了在被主人驱赶急行时，时刻警惕前方路途等情况，全身处于紧张状态。为了有意夸张和侧重整个人体的力感，省略了对面部的描绘，画面人物左手按右臂，右手执鞭，身体前倾，回首顾盼，外衣被风撩起，生动体现了人物在急行中的动态和人物迫切专注的心理状态，驴警其前，人惕其后，合情合理，急行中紧张的气氛跃然画面。东汉中后期，羌人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经常袭击张掖郡县，河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刻面临严重的威胁，驱驴急行画像砖很有可能是当时这种历史和社会环境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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