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精髓是自由

    写散文时我心情偷悦，尽管我写得很少；写论文时我心情痛苦，可是我却写了很多。感到愉悦是由于前者可以随心所欲，感到痛苦是由于后者受制于人。我私心羡慕甚至嫉妒那些散文作家，为他们所拥有的自由。

    在文学这个领域，自由对散文的恩惠比任何文体都多。它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写，又可以行云流水最无定式，散文的体式先天地拒绝规则。散文的精魂是自由，散文的天敌却是规范一不论这规范来自朱自淸还是徐志摩，来自丰子恺还是周作人。假若说散文是天国，这里却不存在一体遵从的神圣。

    散文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也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惟一不可的是大家都这么写。一旦散文创作出现了一种或几种范式，散文的灾难便不可避免。

    文体的自由意味着写作的并不自由。正因为散文创作可以各行其是，它也潜伏着不得其门而入的危机。无规则可循的创作好比是海上的冲浪运动，那里的每一个浪头都可能是陷阱，也都可能是机会。散文的品味有雅俗，境界有高低，意韵有浮浅，却没有人告知你将如何登堂入室。散文们臻于佳塊有赖于独特的风格和成熟的技巧，但这并非散文所独然。对散文而言，决定胜负的还有比这更具实质的因素。

    这是一种面对自身的文体，它的近于纯粹个人化的性质，使它比任何文体都更重视诚实而摒弃虚假。散文的第一主人公是作家自己，第一读者也是作家自己，它往往是作家心灵的私语和倾诉，因此它厌恶并弃绝矫情一人不能对自己都不真实。

    散文总是从我说起，它感到兴趣的是与我有关的事件、经历、情绪和感受。但这不是说散文与世隔绝，它和世界的联系有它的特殊通道。好的散文必然融进了作家独有的人生感悟和思索，它抒写一己的欢愉和悲哀并非有意地而是自然而然地感动他人。在文学诸文体中惟有散文（也许还有诗）被允许通过这条个人心灵的“窄径”到达社会。这样，作家的品格、情操、文化积蓮，甚至是个人的性格魅力，便成为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文体运作的成败。

    两栖的文体

    在文学这个天地里，散文诗扮演了特殊角色。它拥有双重身份可以自由进出于诗和散文两个领域，诗和散文都不怀疑它的这种“特殊公民”的资格。在文学中像散文诗这样严格的两栖文体可说是绝无仅有。各种文学体式的互相渗透是有的，散文可以进入小说，小说可以进入诗，诗也可以进入戏剧文学。至于艺术的各个门类相互间的影响则更为频繁和普遍。但这些现象都是作为某一文体的某种特性而被另一文体所借用或吸收，溶解成为被接受文体的风格或情趣或叙述方式的一种特殊录观，但又不失原来特定文学体式的特征。

    散文诗不同，它一身而兼有诗和散文的品质，诗和散文在这里交融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当散文诗在诗或散文的队列中出现，谁也不曾把它看做“异族”，而当然地视之为一个“平等的伙伴”。文学中能够获得这种待遇的，可能惟有散文诗这一家。

    历来对散文诗的特性有诸多探讨和界定，一般认为它是诗其神而散文其形。这样说并不周密，据此推论，则散文诗只是诗的一种，至多不过是不分行的诗，而散文的品格便被无声地勾掉了。其实散文诗是综合和汲取了诗的集中、凝练、隽永以及散文的灵动、潇洒、自由的各自优长汇聚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当它在诗中出现，它以具备散文的特性而为诗生色；当它在散文中出现，它又以特异的诗质而丰富了散文。散文诗这个狡黠的精灵，它就这样嬉游并炫耀于两种文体而显示它的魅力。

    认为散文诗是新文学开始后从域外引进的近代文体，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但不可否认，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些兼具诗与散文特点的作品，为中国散文诗提供了历史承传的艺术参照。这使散文诗这一具有现代特征的文体获得了其它地域罕有的历史深厚性。

    中国散文诗的发展中，自从鲁迅撒播了一批“野草”之后，似乎并未出现过什么划时代的作品。散文诗的辉煌以《野草》为起点，几乎也是终点，这是中国散文诗的历史遗憾。当然，五四之后的一个长时期，散文诗受到了艰难的环境通迫，在某一个时期，这种逼迫甚至断绝了它的生机。但这种社会性戕害是普遍的覆盖，并不为散文诗这一文体所专有。恶劣环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即使在80年代开始的散文诗空前繁荣期也并未产生惊人突破的原因。

    散文诗观念的偏狭也许可以部分地对这一现象做出回答。有一种看法把散文诗束缚在某种假想的恒定模式之中。这种看法认定散文诗只是一种专写小场面和小感受的纤巧的文学品类一这一类作品是存在的，也有若干位大家为此作出贡献，但它不能定为散文诗的普遍范式。事实是，即使是鲁迅的《野草》使中国散文诗一下子登到峰顶，但《野草》也只能是散文诗的一种形态，而不能是所有创作的形态。幸而中国没有出现过一批同样的“野草”——《野萆》成了范式同样也是灾难。

    散文诗应当是多味的，甚至也包括怪味的。它可是南国的红豆，也町能是北方的板栗；可能是橄榄，也可能是神秘果；可能是江南女子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也町能是黄土高原的蔑天腰鼓。中国现今的散文诗，自欺欺人的甜蜜太多，少男少女的柔情太多，缺乏的是那些能够装填大时代的思考的雄浑博大的内涵，以及与这种内涵相适应的有别于纤细柔婉的风格。充斥创作界的有过多无病呻吟式的娇弱，以及轻浅的感兴。迄今为止，那种与中国现实的厚重感相联系的沉甸甸的作品，也仍然是严重的匮缺。

    以上这些话要是说在散文诗处境艰难的时刻也许不太适宜，眼下是散文诗空前昌盛并继续发展的时期，说这些而让人冷静和清醒也许不无好处。散文诗巳经度过它最困难的阶段，对自身进行反思特别是观念上的调整，无疑将促进它在历史转型期的生长。

    散文诗随想

    散文诗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不少中外的文学大师都写下许多不朽的名篇。鲁迅的《野草》里有不少是中国散文诗的经典之作。但散文诗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似乎并不髙，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大概是由于它是“两栖文体”吧，散文不肯“收留”它，诗通常也不把它当作自己家族的当然成员。这样“无依无靠”的散文诗只能“自强自立”，依靠自己的奋斗以求发展。

    其实，散文诗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体。它兼有诗和散文的优点，而摒除了二者的缺憾。写散文固然不可“散”，但一般散文却易流于“散”。散文诗吸收了散文行文自由的长处，但对于散文作者通常容易犯的拖沓、冗长、琐碎的毛病，又有大的节制和规避。可以说，散文诗摄取了散文的精魂，而又摒弃了散文可能有的散溲无章的缺憾。

    至于说到散文诗与诗的差别，诗是一种相当严格的文体（目下的诗“自由”得有点失去节制了，肯定不是好的倾向）。正因为严格，就难免拘谨，而拘谨则是行文的大忌。加上诗讲究节律音韵，限制就更大了。因此，除了那些特别高明的妙手，诗往往因雕饰过甚而失去它的灵动自然。在这一点上，散文诗就显现出它的优势来：散文诗能取诗的包括精练、含蓄在内的所有长处，而弃绝可能给它的从容活泼的表达带来损害的一切短处。

    好的散文诗往往能在诗的精约蕴藉和散文的自由流动之间，表现出它的独有之美。凝练的表达，飘逸的思绪，大自悠远的历史、壮美的山川，小至阶前草绿、窗间月明，动可表现满野飓风，瀚海沙暴，静可抒写松针落地、鸟鸣山幽。大凡文学能够到达的地方，散文诗皆可涉足其间。不过是，需要紧紧把握它的既是诗的、又是散文的文体特征。散文诗是自由的，但又是有着无形的规约的。这点也如一切文体，可以创新，但始终受到文体本身特点的约定和规范。不然就不是散文诗了。

    现在说说《散文诗》和它的诞生地益阳。益阳地方不大，和全国一些名城相比，也不箅有名。但益阳却以《散文诗》闻名于世。人们可以不知道益阳这地方的风物人情，但文学中人很少有不知道益阳有个刊物叫《散文诗》的。以一个并不十分出名的城市，而办了一个相当出名的刊物，这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散文诗》自1985年开始试刊发行，直至今日，已经坚持了将近十五个年头。刊物越办越好，走出了益阳，走出了湖南，走向了全国。现在，它在散文诗这个领域里，已是一份非常有代表性的刊物了这其间，主编邹岳汉先生韧性的坚持和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以及地方有关部门的明智而坚定的支持，是事业有成的关键。

    但散文诗的成功还有更多的让人思考的东西。它给人的启示绝不仅限于《散文诗》这份刊物、或者散文诗这一文学样式。世间的事物有大小，意义有轻重。有的人做大事情，有的人做“小”事情。做这些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说，所要求的条件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却是“同”的道理：即人们不论做什么事，也不论事大事小，都要认真地、全力以赴地去做。人首先不能因为事“小”而轻忽它，须知做一件大事和做一件小事，为取得成功都须付出同样的心力一毅力、智慧、坚定、持恒。

    这样，当人们把“小”事情做好的时候，那意义便超出了事情本身，即“小事情”因此便获得了“大意义”。那么，这事情本身就不是“小”所能概括的了。我以为益阳和邹岳汉的办《散文诗》便是这样的一件意义很大的“小事情”。他们为一件“小事”而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做出了大的努力，因成功而获得了荣脊。人们从这里看到的，岂止是为文的道理，我以为更是为人、为事的道理。

    人生在世，总要做事。事无分大小，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价值。认定了目标，不匸自弃、不自卑、审时度势，估计到各种可能，义无反顾地、持之以恒地向前走去。每一个细小环节、每一个可能性都考虑到，愈是艰难，愈要坚持，始终燃烧着争取到达预定目标的、信念的火炬。

    我本人曾经是散文诗的习作者，也是《散文诗》的忠实读者。《散文诗》不仅给了我写作上的帮助，给了我精神上的享受，《散文诗》的整个诞生、坚持、成长的全过程，更给了我处世为人的深刻的启示。为此，我要诚挚地向《散文诗》、向它的主编邹岳汉先生道一声：谢谢！

    1999年5月1日于北京大学

    追梦的巴金

    要是我的记忆没有错误，这一本《天堂“炼狱，人间》已是陈丹晨关于巴金先生生平历史研究的第三部著作了。他的《巴金评传》写于二十年前。这本书对巴金前半生的事迹写得颇为详尽，但对进人新中国以后的经历未曾详加论述，只用了两个章节（仅占全书七分之一的文字）的篇幅作了交代。作者想弥补这个缺憾，于六年前重写《巴金的梦》，“希望它成为一本比较完备而有一定深度的巴金传记”。

    但据作者自述，他想补正先前缺憾的目标，在第二本著作中依然没有实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新著的《后记》中，他对第二本书的写作有一番追述：那一次，“当我重写完巴金的前半生后，再要继续写他的后半生时，却又跨晓起来，感到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他说，“我也因怯慊而深感犹疑”，于是，这部关于巴金先生的第二本传记，仍然只写了他的前半生。作者再一次为此留下了遗憾。

    久远的追求只是在这第三次的写作中才得到实现。所以，他把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加上了“《巴金的梦——续篇》”的副题。作为读者，我祝贺陈丹晨最后的成功，同时又对这种写作的难以预料的艰辛，不免心生感慨。

    巴金的前半生好写，巴金的后半生难写。在前半生中，巴金身处国难频仍的岁月，面对社会的动荡，生民的流离失所，他也有满腔的悲愤和抗议。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旧日社会的被奴役和被损害的经历和故事，写起来尚且不难，而面对我们通常说的新时代、新生活、新经历，写起来却难了，究竞是何原因？这也许就是关于巴金三本著作的这位作者，一而再地把笔踌躇，难以下笔也难以卒篇的症结所在吧！

    文学是诱人梦想的。因为人世有许多的缺憾，需要文学的梦去充填或“实现”它。不想做梦或不会做梦的人，不是真正的文学家。巴金一生都在做梦。他追求的是理想的、美好的梦境。把梦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连接起来的是信仰，巴金是一位有信仰的作家。梦想给他快乐，梦想也令他痛苦。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毕生的成就和挫折都和这种梦境有关。

    但梦又是虚幻的。实现梦想依赖的是真实的我的实践。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在腿梦中，现实的苦难使美好的梦想成为天边的虹霓，它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悬浮。那时，理想与现实同样地渺茫，彻底的无望没有成为创作上的障碍。现实中的苦难无边，而梦中的世界依然灿烂地在前边导引。人们需要的是漫长的等待。从道理上说，现实与梦想并没有构成不可忍受的矛盾。

    二十世纪后半期，巴金终于在长久的期待中，看到理想的曙光的降临。梦想与现实在他的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得到重叠。他热爱他此刻所面临的一切，真诚地做若他的天堂之梦，梦想过要在人间建立天堂。但那毕竟仍是虚幻的。他从绚烂的梦境一下子跌到了炼狱之中。在经历了屈辱与苦难之后他满身伤痕地回到了人间。在人间，他做着切切实实的人间之梦，例如，他写《随想录》，他忏悔自己，他建议建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尽管他依然意气如虹，可是，他也已走到了人生的晚景。这是追梦的巴金的人生悲剧。

    陈丹晨写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巴金悲剧史。他原先感到祷唐和犹疑的，只是面对这个矛盾重重的巴金的悲剧，深恐对他“伤害”而产生的“怯懦”。我此刻要祝贺作者的是，他终于获得了“说真话”的勇气——不为尊者讳。

    就这样，一个伟大而有弱点、成熟却又天真、真实而又平凡的巴金站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写过批判胡风文章的巴金，陈丹展对此写道：“这是巴金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的坠失和对自己信念的背叛”；这是迫于压力在报端发表“反右”文章和在会上发言揭发“右派”的巴金，对此，陈丹晨也有不留情面的言说：“他不能不扔掉独立思考、大胆、为真理而敢想夂敢说……违背自己的信念，走上一条苦难的泥疗的路”。巴金几次想重振雄风，把《激流三部曲》的续篇《群》写出来。但他犹豫再三，顾虑重重，认为“若照从前的计划写出来，―定会犯错误”，终于使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陈丹晨不仅不回避巴金的人生遗憾，而且深入探讨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创作不及前期的根源。他例举从最早写《灭亡》，到写最后一部长篇《寒夜》的巴金的创作经验之后，十分尖锐地指出，“这样一些经验今天已完全不再出现。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已被主流意识形态牢牢束缚，他的艺术思维的翅膀已被折断，不会自由飞翔了，作品也就不再是富有激情、灵气和神韵了”。

    但不论怎么说，巴金毕竞是巴金。——“梦中的我”越过了生死的界限，将人世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去探讨那赤裸裸的真理；“真实的我”对于一切都是十分执着，却又陷在烦琐和苦恼里而不能自拔。他在现实中追梦，他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满身伤痕地跋涉。他有平常人的弱点，他的理想使他轻信，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而怯懦。但当他从天上跌进炼狱，经历苦难而重返人间，他的第一声呼喊便是：忏悔。这是巴金的伟大，这是伟大的巴金。这一点，应当感谢陈丹晨的坦诚和勇气，是他的《天堂，炼狱，人间》告诉我们这一切的。

    2001年6月20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天堂，炼狱，人间》推荐书

    巴金研究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成熟的学问，国内外许多专家已在这个领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内关于巴金先生的传记或评传已出过多种，陈丹晨先生是诸多此类研究者中坚持最久、致力最多、也是成就最著的作者之一。

    陈丹晨这本《天堂，炼狱，人间》是继作者的《巴金评传》和《巴金的梦》关于巴金生平创作研究的两部著作之后的第三部著作。从写第一部《巴金评传》开始，迄今已是二十年过去。他的研究锲而不舍、层层深入，一直进行到写出现实和历史处境中的矛盾重重而又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内在冲突的这位文化巨人。作者秉承了巴金先生“说真话”的倡导，不为贤者讳，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巴金。

    陈丹晨这部新作着眼于揭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巴金的后半生经历。他从“真实的我”和“梦中的我”两个层面写出了巴金的人生悲剧一他在现实中追梦，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满身伤痕地跋涉。他有平常人的弱点，他因理想而轻信，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而怯懦，直至人生最后的忏悔。

    可以说，陈丹晨先生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关于巴金传论的最深切、也最全面的一本书。谨作如上推荐。

    2002年4月3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流光溢彩的追逐

    ——析思慕《红色的辣椒，褐色的葡萄酒，无谱的音乐和漆黑的女人眸子……》

    思慕的文章开头便提到他对匈京布达佩斯风景的仰慕。他知道那里有著名的宫殿，教堂和温泉。因为他身处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同在多瑙河上，只有盈盈一水之隔，于是便生了一种把在心目中想象的“艳异的图画”变成现实的渴望。

    游记文字难免有关于行旅准备以及始末的记载。思慕关于入境签证等等叙述，保留了三十年代中匈两国关系一些真实史实。并由此引出了后来充当作者匈京之游的东道主和导游的中文教授某君。这段交待是他们布达佩斯三日游的背景材料，是不可缺的简约文字。

    他们一行是由维也纳乘舟驶往布达佩斯的。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夹岸山野楼台淸翠飞扬。他只用“时而广野平芜，时而长条绿荫，晴洲白渚之后，忽见危岩翠壑，而僧寺古堡雉堞飞桥复点缀其间，更不寂寞”数句概括。以东方传统笔法写欧陆风情，古雅而有新趣^其间引述同伴老柳的诗兴，以中国旧诗章句穿插文中，以情托景，生动有趣。不觉间“我们已出了奥国，越过捷克边界，而人了匈境了”这种过程的叙述角度新颖自然。

    在布达佩斯的三日，他逐日顺序而记。头一日黄昏时节在佩斯码头靠岸，为四周动人，风物惊叹，横跨布达和佩斯两城的数道长桥，无疑是最为瑰丽的匈京风光。布达山上髙高低低的楼台，繁灯如宝石闪亮。他写布达佩斯的夜景非常出色：岸和桥，陆上和河中，“烂漫的灯光，融成金银似的夜气，而远处的长桥，在这夜色中若隐若现”。传神地写出了这座美丽的多瑙河穿越的都城的夜间美景。

    此后的叙述自然而近白描。酒和风味食品，音乐茶座，吉卜赛人以及他们的悲哀幽怨的音乐，河上的岛屿，博物馆和小戏园，以及多次出现的对于匈牙利女人的赞美。第一次是在一家著名的餐馆用餐，对所见的匈牙利女人的美丽有如下的记叙：“那副漆黑而深邈流动，像野猫似的眼睛和那因此而富于表情的聲笑，却有摄人的力量”。因此，作者生发了对于马加人历史的追述。由他们游牧生活的形态而推测女人流动的眸子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这些随意的发挥，显示了作者知识的渊博。

    匈京三日之游，紧张匆忙而丰富，从饮食到娱乐，从博物馆到音乐厅，从浴场到教堂，从吉卜赛浪人到匈牙利美女，这是一种闪电式的访问，时间紧凑，浅尝辄止，谈不上深入，却是流光溢彩生动美妙。这种印象式的访问，不能以深刻全面独特论成败，而要考察它是否在倏忽即逝的浏览中，把握住所见所闻的精髓，是否对所经历的一切有传神的记忆。从这点看，思慕的游记是成功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红色的辣椒，褐色的葡萄酒，无谱的音乐和漆黑的女人眸子……》便是对于布达佩斯光影闪烁的美丽的把握。红色、褐色、黑色的美目，吉卜赛女人的花裙，这种色彩斑斓喧闹地烘托出这座欧陆名城让人目不暇接的繁盛。思慕在旅行结束时有一段总结性的文字——

    虽只匆匆三日，然那里有名的景物我们都已鉴赏过，红色的辣椒，褐色的葡菊酒，草原流浪人的音乐，浅石绿色的溫泉，漆黑的女人眸子，色中有香，声中有色，色中有味……官能的音乐差不多达到饱和的程度……

    这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匆匆的行旅。抓住特点顾及全面。于灯影离乱之中，能够把握这座城市的如梦如幻的绮丽和绰约动人的风姿。思慕在行色匆匆的观赏中，注意突出布达佩斯黄昏景色和夜间灯火以及它所具有的绚丽的色彩，这是一种传神而精彩的概括。最后以游伴的诗作与开头的文字相照应，于是在通篇貌似散乱之中最后归结于收缩的谨严。

    所有的赞辞对他都不过分

    《陈嘉庚的故事》是一本文学性的传记。全书由四十九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相对独立。事件经过择选，文字优美简洁，是一本深人浅出的适宜于各种层次的人阅读的好书。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愉悦心情来读这本书的。打开书，首读“痛失亲娘”奔丧一节，又读“信义无价”一节，我就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事件典型感人，文字又精美明晰，读起来就放不下来，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少有的，可见此书极有魅力。

    陈嘉庚出身于我国闽南乡间的一个平民家庭，经过一生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了万人景仰的一代伟人。这有赖于他那勤苦劳作的本色，勤勉而又精明的经营才能，加上毕生坚持正义与进步，这些因素把他推向了人生的至境。其间最核心和最动人的地方，则是他在处理大小事务中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而铸成他的伟大人格的，则是源自几千年文明的中华道德传统中的最精华的那些部分。传统的美德，加上长期在海外生活身受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二者的结合在他的身上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陈嘉庚事母至孝，待人至诚，在乡里中讲究宽厚，在社交中首重信义。前面我说到的首读二章，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和一个信字。有孝则家和，有信则事兴。世间万象，看起来复杂，实际上简单，而能达到这简单的，则非常人了。以陈嘉庚在父亲身后代还欠款而言，这债务在法律上是不成立当然也不被追究的，陈嘉庚承担了，而且言出行果，其实全在一种信念。当他经过多年积攒，带着巨资出现在已经破落的债主面前的时候，不仅是当事人，而且也令我们这些读者眼为之湿！

    当然，陈嘉庚一生行止，他生前的受人崇敬，以及他身后所享有的殊荣，究其因，远非孝、信二端所能概括，他的精神深厚而博大，细小处严谨而襟怀能容万物，他严于律己而宽于待人，但是事关大局则绝不含糊。每次来到废门，我总要到集美瞻仰鳌园，瞻仰陈先生的陈列馆。陈先生可谓富甲天下，而日常生活却极为节俭。平生所用器皿，一顶凉帽，一支手杖，一个旧手电简，还有简陋得令人心酸的床榻，都使人为之深思：什么是平凡的伟大？他的财产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挣来的，他生财有道。但他几乎倾其所有而贡献于教育事业。当他经过亲身的观察认识了真理，他又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了正义的事业。

    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在他的身上化为了一种足以战胜一切艰难，度过一切苦厄的神奇力量。但他的一切言行却显得极其平凡和普通，他可以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派来迎接他的豪华轿车的泥痕中看到腐败，他不止一次不顾主人的尴尬拒绝乘坐轿子和人力车。陈荔庚是传统的，怛他又很现代。他主张服饰改革，反对穿长袍马褂，他不遗余力地推进教育事业，为了办学，他可以变卖自己的房产。尽管他身上浓缩了中国儒家的精神传统，但他又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思想开放的人，他行为有节却毫不古板。

    本书改变了传统的传记写法，以说故事的形式为伟人立传，分节细致而不琐碎，不求首尾衔接而又前后有序。作者写伟人的平凡又能凸显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在我们的心目中，陈熬庚始终都是一位和民众忧乐息息相通的人，但又总让人感到他的巨大而崇高的崇山大海般的存在。作者笔下的陈嘉庚是普通人，是平常人，但总把他放置在一个宏大壮阔的背景中展开他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里有二次世界大战的万里风烟，这里有国共两党的恩仇离分，从重庆到延安，从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作家为他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广阔高远的活动场景。同盟国的全球战略，东南亚的惊天风雷，在书中都成为展示人物风采的舞台。从蒋介石、汪精卫，到毛泽东、周恩来，陈嘉庚周旋于这些显赫人物之间，不卑不亢，有节有度。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人，陈嘉庚臧否人物也不怀偏见，如对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则赞誉有加，对宋子文办宾馆则严加驳斥。

    在充满硝烟的动荡年代里，行走着一个始终让人感到亲切的伟大身影，这就是陈嘉庚。我们应当感谢这一支朴素的笔。《陈嘉庚的故事》的作者再现了这个伟大的形象，他是二十世纪人物画廊中我们始终不会忘记的人。他一生行善，他一生向上，他一生持正，他一生以正义抗恶。都说人无完人，这话不错。依我看，这话用在陈嘉庚先生身上就有点不切。考察陈先生一生行状，从修身，持家，到贡献于社会，从家事到国事，我们真的要破一下例了——他是一个千古完人。所有的赞辞对他都不过分！

    2003年7月22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大地的怀念

    去年秋天在温州，从一位年轻朋友手中接过《夜行者独语》。她没有多作介绍，只是希望我读这本她喜欢的书。书带到了北京，一直放在我的案头。在静谧的灯下，它默默地望着我，期待着我能倾听这位白天忙于政务、惟有夜晚厲于写作的“夜行者”的心灵诉说。我至今还没有见到刘长春，只是从资料中知道作者的一些经历。刘长春的散文很有影响，已有诸多名家评论在先。我这里谈的，只能是阅读后的一点随想。

    在各种文体中，散文的特性是“散”，不散就不是散文了。这种文体的考验人，在于看他是否能把握这个“散”字。人们也许要说，文章写严密不易，写散又有何难？殊不知散文的难处就在一个“散”字上。刘长春认为散文就是“散开之文”这话说的很机智。散开就不是收拢，也许最后要收拢，但基本的行文特点是散开。刘长春解释他的“散开”说：“散开的是作者的性情、襟抱、领悟、才华“。他没忘了强调“散只是表象”，“不散的是思想、是内核”这就是说，我们在强调散文的“散”的同时，时刻也不应忘记它的“不散”。又要散，又要不散：这真的难为了所有的散文作者。

    散文的基本稍神是自由，它的表现形态是行云流水。内容愈是整饬、严谨的散文，其外在形态愈是流动的，便愈佳。所以，我很赞同刘长春对于散文文体特性的界说，是哲由了，而非别的，是在写法、题材、思想、心态、乃至风格、表现空间上的自由。但话说回来，无节制的自由，就容易流于散溲。若是以为散文是“散溲之文”，那就大错了。所以散文写好是极难的。

    刘长春在这点上，不仅是一种体认，而且更是有效的实践。《白鹤翔集的地方》是一篇短文，不过千字左右。开头是“一条弯弯扭扭很窄的路，牵引着我们走进山中”。山中极静“抬头望山，四围皆松，它们都很寂寞”。先写发现一洞，次写洞中探幽，再次写出洞见有鹤飞翔一

    忽地，惊起一池白鹤。一只鸟儿自水中腾空而起，白的；又一只，也是白的。然后聚集在池边的，休憩于树间的，站立于岩上的，成千上万的白鹤飞舞而起，遮掩了一角蓝天……却看见它们悠闲地拍打若翅膀，恍若千万双生命之手，饱蘸着浓墨，以行云流水般的笔画在天空的大纸上书写着逆入、平出、左倾、右斜、重叠、穿插与回锋……鹤鸣于天，几声呖呖……滴下来的几点墨汁，洒落在我的心头，又在另一张宣纸上渗透开去。

    读这文字，以为他写的是现时景，再由现时景转入绘画景。其实，我们被作者“骗”过了。这文章文字极曲折，布局甚奇幻，峰回路转，乱花迷眼，我们只能随着他的笔走。直至文章的后部，他才狡黠地点出：“这是四十年前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与记忆”。原来他一开始就没打箅老老实实地按着时序写，整篇文章是一个大倒笔，从过去往现在写。到了末了，他才点明：委羽山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郊外。紧接着，引用了两句诗：“淮筑孤亭望瑶鹤，至今不见一归来”，留下的是缠绵的思绪。

    四十年沧海桑田，那鹤是再也不来了丨毁林烧荒，开山种粮，树没有了，水也没有了。这里早已失去方志上写的“长林郁郁，幽涧泠泠”的景象，那白鹤翔集的地方，只能是旧时景了。作者最后说，“假如我能像以前一样，看到原来的景色，我也会像普里什文笔下的別连杰耶娃那样：就会跪下来……，”。绕了这么多围子，这才归结到他所重视的文章的“思想”与“内核”上面来。这原是一篇有关生态环境的文字。文章很短，也就是千字光景，可却是九曲回转，风情万种。你说散文好写吗？好散文写来真是不易。你说这里没有运思，没有技巧，而只是一味地散溲开去，那能是一篇好散文吗？

    刘长春的散文写作，在艺术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聚散、开合、舒缓有度的成熟性，给人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散文充满了灵思，在不经意中见机巧，见缜密。这无疑是刘长春散文的价值所在。他有很漂亮的文笔，许多文字让人感动。一处写：“山一高，云就缠绵”，又一处写：“到了半山腰，止步四望，白云牵衣，迷漫一色”，这是何等幽深的景象！

    “石为铜壶，水为滴漏，那瀑声飘向远处松林的更远处，落在枕边，落在人的无尽思念中”，这又是何等细腻的笔墨！

    但我似乎更重视他的文章所传达的那种坚定的精神。他的许多文化性散文，通过特定的人物，传达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精神关怀，是很感人的。《晚年的跋涉》写唐代那位被莫名其妙地从长安远谪台州的郑虔。郑虔是一位名士，时称诗、书、画三绝。但他的书法早失传，画则是“传世绝少”、而诗在《全唐诗》中也仅存一首五言绝句。他以布衣终老台州，应该说是功名无所就的悲剧性的寂寞一生。但刘长春看重的是此人身上体现的“文化人格”，他深情地说：“不该寂寞的是精神，一种历久而弥深可以影响后世百代的文化精神入《文人风骨》更是饱蘸着情感写方孝儒感天动地的悲情故事。数百年后，作者寻到了方孝儒的故里宁海溪下庄，在桃花溪的雨点中望见了、并听到了“生命的放达与不羁”，即所谓的“台州人的硬气”。

    若是说，刘长春在文化散文中更多地关注传统精神的话，那么，他在许多写景抒情的短文中却鲜明地体现着现代人的情怀。作者走一路，写一路，也思考一路。《走进兰色的黄河》发出了黄河首曲是什么颜色的问话，“是的，蓝色、蔚蓝色、让人简直惊骇莫迓而又不能不相信的蓝色。就像梦幻似的，从轻微微颤音开始，与小提琴上奏响的蓝色的多瑙河，一样的蓝。”对此，作家要问的是，黄河是怎么变黄的？问苍天，问大地，问人间！这里有一种亘古的哀愁。《雁荡无荡》，但看题目，便知不是寻欢之文。旧时雁荡山巅有湖十里，水草丛生，雁群来归。乱砍滥伐的结果，水荡没有了，雁当然不来，雁荡徒具空名！这里同样有深重的忧患。

    刘长春写山水，极幽、极美、极壮丽，深得山水的精糖。但他不是一般地怡情和陶醉，而是思忖，甚至是痛苦地思忖。他是在无的时候，想起曾经的有，他为如今失落的生态而悲哀，他有无限的忧思。这种忧思不属于昨日，而厲于现代化的今天，人类为了今天的利益，正在毁灭它的昨天，而昨天是不再有的。《找不到田野》、《哭泣而又忧愁的小河》，单看这题目，就知道作家的哀愁有多深。每当触及这些，刘长春就非常地动情，而他的文敢：也就格外地感人。可以给他的散文一个总题目，叫做“大地的怀念”。

    刘长春写散文的状态甚好，有点随意，也有点闲适，但在轻松中见厚重，在展开中见缜密。他的文章有文人气，但从不故作髙雅；有书卷气，但绝不故弄玄奥。行文清新，，^洁端正，最动人的是那种深切的关怀，从自然到人文的关怀。有点感伤，有点悲凉，^种浅浅的、淡淡的、但又是深深的、浓浓的忧愁一为着人类的明天，为着我们的后代。他发自内心，却不事张扬。

    2004年2月20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序《说字写文》

    这本书由“说”字而“写”文。从书名看，它让人联想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那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正如作者自述的那样，这本《说字写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它只是一本随笔集。虽说只是散文一类的文学写作，但却是一本让人看了喜欢的、别开生面的随笔的合集。

    读到这本书的清样，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陈章汉先生的文章越写越活泼、越写越漂亮7。前些年我曾为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江口风流》写过评论，那时就对他把握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精致深刻的文字功夫有过很深的印象。从那以后，只要碰到他新发表的文字，我一般都不会放过阅读的机会。

    陈章汉先生文思如涌，笔墨丰采，且各种文体都写。除了用白话写作之外，他还有用文言写作的文字。近读他的《闽都賦》，不觉眼睛一亮，那真是一篇文釆飞扬的美文：“中原士族，数度南奔。文化交汇，俊彩星驰。唐宋以降，文风日炽。书声盈巷，科甲联芳。刻书成业，闽学蔚起。路遇十客九青衿，海滨邹鲁，誉之当矣！”这样的文字，在当今年轻一代的作家中，已经很少有人会写了。作为闽人同里，除了钦佩，读之更感亲切。

    这本《说字写文》的书名，是从《说文解宇》谐音引申而来。作者声明，它基本无关训诂，甚至也无涉考据，即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书。它只是“虚虚说字，泛泛写文”的一本随笔集。但细读此书的读者，一定会在作者这些自谦的文字背后，发现他深刻的人生思考和严肃的治学精神（他自己也说过，“旁征博引的材料，必得重新检索；记忆中的东西，没有确证亦不敢滥用”）。

    说此书是随笔集，这点我是同意的。但我对此要加以补充，即它不是一般意义的随笔集，作者有自己独特的总体构思以及有异于常的写作向度和切人点，这就构成了本书在同类书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本书写作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每一篇文章都由一个汉字命名，围绕这个字展开一个有趣的基本上属于历史文化范畴的话题。约有六千年古老历史的汉字，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史实就非常丰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形声表意，自成一个系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每一个汉字的背后，都寓含着一个悠远的历史，可以演绎出一串有趣的故事。这种写作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挑战性。作者本人也由于这种写作而获得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一由这个汉字的引领，他可以汪洋恣肆地遨游在这个浩瀚的世界里。

    从总体上说，此书说五十个汉宇，写五十篇文章。至于说哪些字，写什么文，作者并无特别用意，自述只是“随机取样”，有很大的随意性。但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在作者的这些“随意”中，不难看到他的认真的用心和严肃的态度。一题既定，他的写作灵感顿时便活跃了起来，他一心一意地调动着平日的知识积累着意于发挥：峰回路转，信马由缗，柳暗花明，海阔天空。谈古论今，溯流讨源，纵横捭阖，看似东拉西扯，却是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如好友谈心，又如长者话旧，虽语多警策，却涉笔成趣。往往是，言说活泛而有序，文理整饬而不滞，在轻松愉悦中见精神。

    本书虽优点多多，然细究亦有不足。从总体上看，“写文”的部分较充分，而“说字”的部分相对要弱。虽然不是意在考订辨证，从已有的写作来看，对所涉及的汉字的有关史实是有所论述的，但还是有不满足之感。文章若能就这些字历史沿变，对它的形义声训消长推衍作必要的推介，使读者不仅了解这些字在当下的所拥有的新意（关于这点，本书有很大的贡献，如对“发”、“酷”、“泡”、“炒”等字的解释），而且也了解这些字义的历史变迁，岂不更好！当然，我的这些意见可能是超出了作者写作的初衷，有些勉人之难的“：味道。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我想陈章汉先生是会宽待我这些意见的。

    2002年7月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邓荫柯随笔短评

    许多看来平常的往事，却是记忆中闪亮的珍珠。生命就是这样被一颗一颗的珠子串接起来的。未必都是辉煌，却有真切而平实的鲜明；也许并不甜蜜，却在淡淡的酸楚中依稀留下了当日的单纯与热情。这一切，跳动着，在阴沉的夜，或者明亮的晨。

    我常把记忆视为财富，常感有记忆的人是幸福的。邓荫柯文笔清丽，叙事平实，是平常事，见平常心。最可贵的是亲切、自然、真实。是诗人心肠，能以细节体现情怀，即使沦入地狱，也有天堂的高洁。

    2004年6月9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这是一篇思考生命和时间的长长的文字。这是一篇融文采和哲理于一体的、才情并茂的文字。作者说，他写《飞箭》，是“试图在已逝的生活中寻找自己的见证”。文章以《千家诗》中十八首绝句的重新解读为切入点，驱动这些诗中所有的意象，用来传示作家关于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时间的永恒以及人的内心世界与周围环境间互为依存、又互为矛盾的状态的思考。他读出了这些诗中那些隐没在视线之外的时间里的“不朽的灵魂”这篇散文的全部意旨，可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们曾在昨日存在。

    把这篇《飞箭》看成是单一主题、即旨在揭示时间之秘未必妥切，它同时启示着我们的阅读，甚至也启示着我们的写作。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散文文体的试验上，而且体现在如何阅读古人的作品、如何从那些耳熟能详中重新发现最潜深、最内在的意蕴上。

    1998年2月18日于北京大学

    林轩鹤的散文

    我知道，在崇武半岛的古城里，飞翔着两只文学的“鹤”：林凌鹤和林轩鹤兄弟。他们和蒋维新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在遥远的海疆一隅，推进着充满生气的、而且是雄心勃勃的文学运动。使那里原先是颇为寂寞的地方，充盈着文学和诗歌的热烈。这是让我无论在什么时候想起，都会肃然起敬的。

    这次林轩鹤要出散文集了，蒋维新写信来，要我写点什么。别的事我可以推脱，又是崇武，义是蒋维新，又是“两只鹤”，就不能不做了一尽管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有许多艰难的工作等着我来做。

    林轩鹤上过大学，当过中学老师，如今又是报社的记者，业余从事文学写作。作品写过不少，在东南海滨那一带很有文名。这次送来的一些作品，我读了，突出的感觉是：朴素。朴素得如同作者诞生并劳作于斯的那一片乡土，那一座摇曳在万顷波浪中的古老的石头城。在古城墙的掩映下，那些密密麻麻的石材垒成的坚强的房舍，房舍下辛苦地劳动着的人，他们是大海平凡的儿子。

    《享受寂寞》是一个乡村普通教师的清寂生活的记述。那里有一架被书籍占去三分之一的床，有一盏看书用的床头灯。在那里，他写道：“把寂寞当成一种享受，不也是人生之大悟吗？”《书缘》写的是这个“书痴”静夜里读书的情趣。从那里我知道，作者虽身处僻壤，却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让人真不敢小看崇武这个“小地方”。《一生何求》写的是一个平凡的大学生求职的苦辛，最后他又回到自己的中学母校，继承了师辈的事业。《求职》的内容与前文相近，是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在那个偏僻的校舍里，在一批质朴的学生中间，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无怨无悔无愧”的人生。

    还有袓父，还有母亲，还有朋友，还有不眠的灯塔，还有满山遍野的石头一崇武的风骨！这里的每一篇文字，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生，都是人生的真情：艰难中的寻找，困厄中的坚守，寂寞中的奋斗一…透过那些文字的间隙，我们不难看到有一种崇高的光耀在闪烁。那是稍神，那是超越了物质的、特别是超越了物质的贫困的精神。

    写文章需要技巧，但首先不是技巧，首先是文章要有意思。散文立意要髙。而这却非“想”髙就高得起来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决定文章的成败得失呢？是人，是人的素质和境界。这些活，是由本術鹤的散文引起的，我的所有意思都在这里了，读者诸君定有明察。

    1999年7月24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余树森的散文报告文学研究

    余树森以毕生的心力贡献于中国散文的研究和创作，愈到晚近，他的观念愈开放、判断愈准确、论析愈精警。可惜，他还来不及把他所已达到的充分显示出来便中断了。这部余树森生前瞩望甚重、用力至勤，不乏开创性意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未能写完，对他来说乃是永恒的遗憾。所幸者，这书毕竞以后代学者智性的接力而终于告成。这对于余树森、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学术界都是一个安慰。

    中国现代文学，以四十年代的结束为界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环境变动的因素的影响）而有了巨大的变异。通常的文学史研究，注意到了这种决定的社会因素，但多采取硬性的切割，而很少注意到二者内在的关联，质的延续及转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而言，不充分重视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定会产生迷误，但若无视处身其中的文学自身的呈现，它为顺应形势而作的坚持或扭曲，特别是若无视在环境的挤压下自律性的文学流变，必定会造成学术质最的重大缺失。文学史的分析，到底是文学规律的探讨和把握，并以此与其它学科区别开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不注重“当代”会失去时代感；不注意“文学”会失去学术性，二者均备，虽然难度甚大，实为必须。余树森这本著作的鲜明的独创性，也首先集中地体现在这一点上，即他非常注^文学现象的考察置放于中国这一特定社会时期充满复杂性的广阔宏大的背景中，他不仅非常注意文学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的那些部分，而且也非常注意在大的涵盖下造成的文学本身的特性的发展衍化。如本书第一编提出，“延安散文”和“战地报告”造成的散文“倾斜”以及这种“倾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展，这命题来自文学的实际，而文学的实际又受约并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实际。由此不难看到余树森宏阔而富有历史感的学术视野和切实严谨的学术风格。

    在学术研究中，倡导对实际状况和资料的了解和把握并不是鼓励对于材料的堆积和复述，更不是鼓励平面化的现象罗列。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可责的通过现象对于规律性和本质的概括和归纳。不面对具体的文学实际的夸夸其谈是研究者的陋习，而仅仅满足于材料的铺排的研究者与创造性无缘。学术的水平和品质的检验，往往是在是否能够通过对具体现象的综合揭示出它运行的规律和独特性上。本书虽处理的是“当代”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散文文类史，然处处让人体味到一个现代散文艺术传统之潜在参照系的存在。

    从“五四”散文传统的“断流”、“有限继承”、“五四，散文审美风范的再现”等精到论述中，均反映出作者这种开放的史观和自觉的史识。本书把散文在当代的发展，直接上溯其与根据地文学实践的承传关系，揭示了“延安散文”对当代散文之巨大影响的事实，并就此提出由“记者文学”趋向作家文学，由新闻性向文学性，由“战地报告”到“工地报告”等新鲜命题，均是从实际出发的对于规律性的认识和提炼。这样的例子不仅见于此处，可以说，它的精神贯穿于整部著作中。如第三编用“散文的诗化”和“报告文学的小说倾向”来概括六十年代初期这两种文体的大倾向，也是出发于实际的准确而新鲜的提炼。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最近十余年有了重大的进展，其标准就是它业已改变了八十年代初期那种表象性的描述而进人到对于本学科内在规律的深入探讨上。在涉及这种非表象而重实质的揭示时，研究者是否具有敢于冷静客观地面对文学自身的扭曲和痼弊的勇气，则是检验一本著作或一个作者学术品格的一个尺度。本书的写作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它的优长之处。如它注意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复兴散文”运动的存在以及指出它难以超越具体环境的制约而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只是蠃得了审美特征的部分回归，并未能深入散文与个性这一核心主题”，表现出作者的机智和锐气。这种论述，在第三编中也有表现，如讲六十年代初期的“诗化追求”的结果是：“散文由寻求意境，而走入困境”；报告文学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与进展，基本上保持着写真实的“好人好事”的“小报告”的格局。这些论述绵里藏针、含而不露，没有喧哗的描写，却有着内敛的锋芒。

    本书对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考察一直延伸到九十年代。它的考察的范围捕捉了近期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实践。这种难度颇大的“近距离”的考察，使本书的“当代”性更名副其实。如对新时期初始阶段在诸种文类新潮迭起之际散文领域的相对停滞的评析，对它“在一片忆旧，和招青，的筑围中沉寂和萧条”的揭示，便是独特而敏锐的。它还及时传达了“新散文”、“女性散文”、“文化散文”或散文的“新生代”这些最新的散文信息，使本书新意迭出，迎面吹来一阵阵清新的气息。这当然有赖于陈旭光生气勃勃的接续。作为学生，陈旭光没有辜负他的老师的临终嘱托。他在博士生课程繁忙的间隙里日夜兼程，终于使这本书能以完整的面目出现。陈旭光近年来在新诗研究领域用力甚勤，颇有新见。但从诗歌到散文，如其自述，面临着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问题，然就这本《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续写看，这种“转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他把多年来研究先锋诗歌养成的理论锐气，带进了他的散文研究领域，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新生代”散文等具有某种“先锋性”的散文现象的探讨中。总之，本书后半部分的文字体现了青年学者的朝气和机敏，他以与时代同步的感知，概括了嵌近这一时期散文的多元共生状态以及散文文体变革、艺术思维的“向内转”趋势、散文主体人格重构等新意向。

    这篇序言是余树森于他弥留之际对我的要求，在他去世两年之后把笔临摹难免有一种感慨。人生太过短暂，余树森病逝于盛年也未免匆匆。他一生勤奋、专注、认真，作为充满创造力的学者，他已做了很多事，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是，他的工作不得不猝然中断。我们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强暴，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剩下的，也就是如今这样两代学人接力赛般的与生命抗争的纪念。

    1995年闰八月中秋于畅春园家中

    序《二十世纪中外报告文学论略》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中国的诞生和兴起，与中国新文学大体同步。它是新文学的一个品类，有时也被归入广义的散文中。但我以为报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单列更为适宜，因为它毕竟与一般的散文有较大的区别。一般的散文只需遵从文学的规律，而报告文学除了受到文学的某些限定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新闻的限定。

    中国的报告文学既与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变革性的新生有关，更与近代以来新闻传媒手段的兴盛和发达有关。“报告”是新闻的行为，除了一般篇幅稍长之外，与通常我们熟悉的新闻报导实质上并无区别。不同的是，此种报告在这里被赋予文学的性质。它从新闻中剥离开来，成了隶诚于文学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既是“报告”，又是文学，它是一种两栖的文体。作为文学的一种，我们当然更为关切它的文学性。

    需要判明的是，文学在多大规模和多大程度上“限定”了“报告”，从而使原先作为新闻的文体被赋予了文学的性质的。文学对于“报告”的施加，首先是它的形象性的表达、相当广泛的文学手段的有节制的应用以及受到鼓励的抒情性的充分加入、语言的生动优美的要求等。正是这些文学元素的进入，使原先较为纯粹的新闻品类变得不那么”纯粹”了。也正是这种不“纯粹”因素的加入，使此一原先的新闻文体具有了美文的性质。

    当今学界对于报告文学是否允许虚构存在着分歧的看法。但我个人坚定地认为，尽管文学对于报告文学的浸润可以非常宽容，惟一的一个例外，是对于文学至关重要的虚构，在这里受到了排斥，是绝对不可通融的。报告文学的生命是对于人物事件的绝对真实，而虚构完全有可能伤害此一根本。除此而外，也许还有传统文学的典型化手段，在报告文学中也需要慎重对待。

    报告文学也有区别于一般的新闻写作的地方，上面讲到的“篇幅稍长”，只是表象性的说法。其实，就一般而言，这一文体往往用来集中报导较为重大的新闻题材。内容的丰富，事件的复杂，决定着要以较长的篇幅来装载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只是用来写“大”题材的，其实，“小”题材也可以做大文章。有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界兴起了“文学大报告”、“报告大文学”的热潮，以为非“大”无以成文学的“报告”，实在是认识上的偏离。当然，这些“大”报告文学的普遍忽视文学性，也是不可原谅的缺失。

    中国的报告文学伴随着新文学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它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各个重大转折时期都留下了鲜明的文学性的记载。从早期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夏衍的《包身工》到宋之的《一九三六畚在太原》，这些前辈作家的劳作，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坚实基础。随后又有华山等杰出的记者一一作家，通过他们文学之笔，生动地报道了在战场、农村、矿山、工厂发生的诸多动人故事。华山的《踏破辽河千里雪》、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以及徐迟的《祁连山下》，均是辉煌的接续。新时期以来，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更是创造了报告文学空前的繁荣期。

    与创作的繁荣相比较，学界对于报告文学的研究，就显得相对地滞后。就是说，创作报告文学的作者很多，写作的成就也很大，但对它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工作却很少。专门的研究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正是在这种期待之下，我欣喜地读到了龚举善先生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外报告文学论略》，这种欣喜，首先是一种毕竟有人一特别是像龚举善先生这样的年轻学人一未曾忘却并积极关注和投人这一文体研究的慰藉。更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关注是非常专业化的。

    龚举善先生长期从事文艺学和报告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指导老师尹均生教授对他的治学和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我的印象中，赛举善对报告文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的研究视野非常开阔，论述的范围也相当地广泛深人。他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在叙述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他对此做出了阶段性的归纳：三十年代的救亡型，五十年代的建设型和八十年代的改革型。这种归纳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从中表现了作者知识“积累的丰富，和宏观概括的能力。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划分大体仅停留在外在现象的把握上，未能深入到文体自身的建设方面，诸如风格的成立和演变，个人的和整体的审美风尚的把握和总结等。对比前者而言，后者可能更为主要。

    这种缺憾也表现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上，即是对比他的整体概括能力而言，他在文体自身的研究方面相对地要弱一些。但即使如此，他所做的工作已是相当地有成效的了。例如关于左联与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他取向于文化发生学方位的考察，就是很有新意的。再如在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考察方面，他取向于主题学方位的研究，也都别开生面。龚举善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的报告文学，而且涉及世界领域的报告文学。他围绕斯诺创作所进行的研究颇为深人。关于世纪之交的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态势的同望与前贍，也多有创见。

    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更为欣赏他对报告文学的“良知与正义”、“批判性的文化品格”这些品质的强调。他的这种强调表现了作为年轻学者非常可贵的信仰与追求。还有一点，也是我要着重指出的，这就是，学问的范围很大，以一个人毕生的精力去做，也难以尽善尽美地做到。也许天才是个例外，但我并不迷信天才。因此，认定一点，坚定地、锲而不舍地、一点一滴地做去，如现在袭举善在报告文学领域所做的那样。我以为，这就是值得提倡的学术品格和治学态度。

    2001年6月6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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