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故事听起来让人总是感到心里有些沉重，可它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甚至有的故事和我们正息息相关。
在这个秋天里，我仿佛长大了好几岁。
校园里由于服装的变化，在时时提醒着我们一种更大的差别。我们正是处在爱美的年龄，每到星期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把自己认为最好看的衣服拿出来，穿着这样的衣服去上专业课或者去琴房里练声练琴都觉得特别有精神。
那天，我帮林小雨收拾完她的衣服箱子之后，林小雨指着她的那些衣服说，我的衣服你随便挑，你喜欢穿你就可以穿，反正我也穿不完。
说心里话，看着她那些衣服真是有些眼馋，毕竟都是同龄人，谁不想把自己打扮得更阳光更彩虹一些呢。但是我没有穿林小雨的衣服，在我的想象里，林小雨的妈妈正在她的小吃部忙里忙外，满脸的汗水，满头的雾气。
相互了解得更深了，才知道各自的家庭条件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在这些日子里，来自各自家乡的各种消息在不断地包围着我们，冲击着我们。
我们也正是在这样的消息和故事里成熟了、长大了。
不知怎么的，我又想起了那天刚入学时的情景。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开着自己的奔驰车领着孩子来到学校，手里拿着一只密码箱，打开箱子，里面摆满了一捆又一捆崭新的钞票。当时他就对胡校长说，我家的孩子考试成绩是差了一些，可是学校如果能收下她，这二十万元就算我给学校的赞助，如果不够我可以回去再拿。那说话的神情似乎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只要是有钱，什么事情都不在话下。
听说学校收了他的钱，我们对留下的那个学生一直对不上号，不知道哪个是，大家在谈论起来时，常常说，就是那个上初三的小姑娘，用钱买来的。
自从走进这所学校之后，我们也每时每刻和钱发生着关系。在家时很少从我们手里花出大笔的钱，最多也就是到商店买支笔或者买个本什么的，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一切花销都由我们自己支配，从吃的到用的。
我们平时曾议论过，能来到这样的学校，家里的条件没有太差的，现在我才知道，事实并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
虽然这里的同学的家庭条件不像电影《凤凰琴》和《一个都不能少》中所描写的那样，可是互相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大到了什么程度，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天203室的马悦对我说，从入学以后，每天吃饭的时候她们屋里的“菊子”总是躲着大家，自己悄悄地到旁边吃。
她所说的“菊子”就是袁素，家住湖南长沙市郊区的一个乡镇。后来我们也感到挺奇怪，就偷偷地观察过，原来袁素每天所吃的东西不仅量少，而且很少买菜。
袁素是学大提琴的，那天她刚练完大提琴，往回走的时候我追上了她，对她说，你能跟我说一下吗，你为什么在食堂很少买菜吃？
袁素躲躲闪闪地说，我觉得咱们食堂的菜做得太不好吃了，我一吃就拉肚子。
可是我们也不在食堂买菜，但是大家常常到食品店去买些火腿肠什么的，听你们的“妈妈”说，你从来没有买过这些东西，这又是怎么回事？
她一看我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就慢吞吞地说，我说了，你可要替我保密，我不想让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相信我，就跟我说说，我真诚地对袁素说。
我家在长沙的市郊，原来家里过日子靠父亲进城卖菜，在我上学之前父亲被车撞了，家里的收入来源就没有了。我考上这个艺校之后，真是不想来了，可是我父母说什么也必须让我来学习，就向亲朋好友借了学费。对了，这个从家里带来的大提琴是厂家赞助的，而且和那个厂家已经签订了协约，让我将来回长沙时为他们拍一次广告。
原来是这样，我深深地体会了袁素为什么平时舍不得花钱买菜，就问，那你平时一天的伙食费是多少钱呀？
三元。袁素说的声音很小，就像她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头也深深地低下了，我看见有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滴落下来。
我的鼻子也是一阵发酸，三元，还不够我们平时买一盘好菜或者是一个汉堡呢，而她却要把这三元钱分到一天三顿饭上，这怎么能受得了呢。
虽然我答应了袁素的要求，为她保密，但还是把她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范玲，范玲也深深地感叹着，说要找冯老师商量一下，必要时，给这样的特困生搞一搞捐助。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家里生活困难的并不是袁素一个人。
后来我又接二连三地听到了这样的情况，“西班牙女郎”的父亲来信说，他们已经把家里现在住的楼房卖掉了，换成了一间小平房，说余下的钱准备交下一个学年的学费。那天，“西班牙女郎”拿着那封信哭了好长时间，她甚至起了退学的念头，并一再说，如果自己将来考不上一所好大学，真是没有脸回家去见为她遭罪受苦的父母。
这个秋天仿佛显得特别冷，住在这里的人都说，往年的气温在这个时候都是很高的，今年有些特殊。
我毕竟是从北方来的，觉得还是比我住的冰城气温要高多了，我想象家里现在肯定是冰天雪地了。那天收到父亲的来信，才使我从心里感到了那种彻骨的寒冷。平时打电话也算比较方便，虽然每次都要排上一阵，但毕竟可以经常通话，我没有想到父亲给我写来了一封长信，整整写满了五页信纸，还给我抄来了一首他写的诗。
我读着那封信的时候，才彻底感到自己心里的那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
信里父亲说得很平静，可在我的心里却是翻江倒海。父亲说最近母亲单位的效益更差了，企业要裁员，母亲是在上个月下的岗，每月只发给二百元的生活费。如果我不来北京上学，靠父亲的工资，我们一家三口人生活度日也不成问题，可我来这里上学就不同了，所要花的钱比五个高中生还要多，甚至比大学生还要多。于是母亲为了能给我攒一些学费，便到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每天都要四五点钟起床，赶到蔬菜批发市场去上菜。
外面的风一阵比一阵紧，就像我读着这封信的时候，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着，从信的字里行间我所看到的是父母慈爱和期待的眼神，因为信上再三嘱咐我不要为家里的事情分心，一定要好好学，学好了，便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
在我的想象中，母亲每天都要顶着天上的寒星踏着地上的冰雪，推着吱吱呀呀的三轮车，走过长长的街道，昏黄的路灯把她的身影投在雪地上。当她把那些蔬菜摆到自己的摊位前，仔细地洗净擦干之后，还要热情地向来往的人们叫卖，快来买吧，新鲜的蔬菜。
我的眼泪在心里滚滚地流动着，我知道，我的身后已经没有退路，为了能让父亲和母亲的心愿变成理想的现实，我必须加倍努力。
我把信悄悄地放在了我的箱子的最底层，信上的内容我连黄玉玉也没有告诉。只是从那一天起，我也降低了伙食标准，我暗下决心，最近已经写到购物本上的那些项目，很多都该划掉。
那天晚上，宿舍里又开始讨论服装，说着说着大家又说到了袁素的身上。
范玲说，我已经和冯老师说了，准备下周在全班为袁素搞一次捐助，我们也不能解决太大的问题，但是必须做到能保证她最低的生活标准，因为老不吃菜，人的身体会受不了的。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一看我不说话，林小雨就说，怎么，你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
我抬起头来，很真诚地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勤工俭学，自己去挣伙食费，去挣零花钱。
哎呀，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大的进步，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变化真大呀。程珊在旁边敲着边鼓。
这时，林小雨正一条一条地看着自己手机上收到的短信息，还一边说着，现在是第三十八条，一条是我爸的，一条是我妈的，剩下的四十六条，都是同学和朋友的。
那些短信息都是什么内容？我很平静地问。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老爸老妈的是问我零花钱够不够，再一条问我那件衣服收到之后穿着效果怎么样，其他同学的，多数是原来我们青岛那些同学最近组织了一次秋游，我的几个哥们儿把他们去过的地方都给我传来了，再就是咱们班同学的，也就是让我帮着占琴房，或者是买鸡腿之类的。
你的手机费一个月需要多少钱？我的问话像是无意的，可我的心里知道是有意的，我想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每个月才二百多块钱，不算多，咱们班男同学的手机听说有的一个月要花四五百呢。
哦，真没想到一个月的手机费，快顶上袁素一个学期的伙食费了。
那天在松林里，我又遇到了“拜尔”，我看她眼睛有些发红，可能是刚刚哭过的关系，就走过去对她说，怎么，是不是失恋了？你平时不是想得很开的人吗？
她望了望我，语调沉沉地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谈到那样的话题，再说咱们也不是那个年龄，只是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就想方设法帮助我，让我有些过意不去。昨天我又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父亲的病又加重了，正住在医院里，家里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原来那些钱是准备给我交学费的，看来我的这个学能不能继续上下去还真是问题呢。
她接着便给我讲了她的身世和家庭情况。她父亲是个孤儿，在南京城里长大，中学刚毕业，就赶上了上山下乡的运动，去了宁夏的山区，就是他们现在的家乡。在那里认识了她的母亲，是一个长得很漂亮心地很善良的维吾尔族姑娘，两个人在劳动中接触了熟悉了相爱了，但始终过着很穷困的日子，这几年虽然生活好了一些，但毕竟是在山区，条件也不是很好。“拜尔”从小就愿意唱愿意跳，从小学到中学，只要学校组织文艺联欢活动，她总是上台演出，这次报考北京的艺术学校，家里也是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在“拜尔”临走的时候都给拿了不少钱。
原来是这样，自从我第一眼看见铁曼之后，就觉得她和正常的汉族人长得有点儿不一样，可又说不出她究竟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原来是个混血儿。
班里的募捐活动是在一次早自习的时候进行的，先是由班长介绍了一下袁素的基本情况，然后希望大家都能伸出热情援助的手，先帮她解决这个学期的伙食费，接着班主任冯老师也动情地讲了一番话，但说的也就是大家平时所熟知的那些话，什么要学习雷锋呀，互相帮助呀。
大家表现得都极其踊跃，有的拿多一点儿，有的拿少一点儿。方琳和铁曼家里的情况虽然比袁素要稍好一些，但毕竟也是在贫困线上，范玲说，她们这次就不用捐了，等有机会的时候，咱们还可以为她们两个搞一次募捐。
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捐了二十元钱，林小雨和程珊这次表现得不错，每个人拿出一百元钱。
袁素当着大家的面，就掉下了眼泪，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就深深地给大家鞠了一个躬。
在我和黄玉玉的建议下，由班长范玲通知大家，同学们可以自己命题写一篇文章，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谈一谈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具体点儿说，在我们的这个年龄上，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上所流行的名牌服装，等等。
一个星期之后，多数同学都把自己写的文章交到了班长的手上。大家写得都非常认真，都把这一个时期生活和思考的成果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刻的表达。
大家互相传阅着这些文章，最后由我们几个人把这些文章都贴到了在教室后面墙上新开辟的一个名叫校园生活的栏目里。
在这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我在图书馆里看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关于当年一个美国记者写延安时期共产党领袖们的生活的，我看了之后，感触非常深。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那延安窑洞所传递给我们的一种信息一种精神还像阳光一样普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了长途跋涉，只有两万多人到达了贫困的陕北，高高的黄土坡，满目都是贫困，领袖和普通人一样，都住在窑洞里，吃着最普通的粗粮。就连这样的标准后来都达不到了，因为敌人进行了长期的经济封锁，于是那些拿枪的手开始拿起了镐头，开始摇起了纺车，那支从南泥湾起飞的歌，“花篮里花儿香……”今天听来还异常优美，可当时那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劳动的汗水。当时的延安日子比现在可是苦多了，可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信心百倍，他们的精神田园是富饶的，哪怕是在山坡上遇到一个放羊的老汉，那老汉都会告诉你，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将来就是过不完的好日子，就是处处阳光的新中国。正是这样，这些吃着小米饭，喝着南瓜汤，穿着粗布衣的队伍终于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让劳苦大众成了大地山川真正的主人……
如果是放在以前，第一我不会看这样的书，第二我看完之后也不会有这么多想法。现在不同了，面对着书中所描写的那些艰苦岁月，我感受到了当年的号角声正从远方向这里传来，我觉得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不管怎样落后和贫穷，都必须有一种精神，只要心里的自信不被打倒，这世间便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
我知道，在我今天的生活里，真正的敌人不是生活的困难，而是我自己。
要拥抱属于自己的明天，我要先战胜自己，打掉我自己身上的那些不该有的虚荣和懒惰。
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无比灿烂的明天。
我把上面这些读书的成果详细地写在了我的日记里，“钢牙妹”看完之后，把我紧紧地抱了一下。我知道，这是她在高兴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一个特有动作，她对着我的耳朵说，“四眼儿”，我真为你高兴，也为你自豪，你成熟了。
别的同学不会笑我太糗吧？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谁要是说你糗，那他才真是糗得无药可治了呢。黄玉玉倒是说得一本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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